深化体制改革 选好领导干部

第一篇：深化体制改革 选好领导干部

深化体制改革 选好领导干部 是加快国家高新区发展的根本保证

——基于对34家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和195名 国家高新区党政一把手任职情况调研的思考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高新区自1991年3月创建以来，发展空间由小到大，经济规模由弱到强，队伍成员由少到多，业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面旗臶，为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了积极贡献，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区发展道路。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和党政正职任职情况的调研，探讨在新形势下，深化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选好高新区党政一把手，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国家高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调研主要内容

1、调研的目的

今年是国家高新区建区20周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家高新区经过“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五年艰苦卓越的创业与实践，在加快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国创新活动的重要基地，并在发展战略理念、开发建设模式、管理体制机制、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火炬模式”，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满执着信念、富有牺牲精神的高新人。常言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国家高新区之所以能在短短的20年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有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领导班子，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具有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德才兼备的综合素质。为此，本文以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和党政正职任职为主要内容，通过回顾高新区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干部任职等方面情况，分析上述要素影响高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和措施，从而为科技部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更好的指导和支持国家高新区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调研的设计

（1）调研的范围和对象。本次调研的范围主要是经国务院1991年、1992年期间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对象是上述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历任书记和管委会历任主任。

（2）调研的主要内容。本次调研采用“一表一卷”： “一表”——《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任职情况调研表》。对他们到高新区任职和离开高新区的不同阶段进行调研，一是到高新区任职时的年龄、学历、专业知识和工作单位部门；二是任职工作时间、职务安排等；三是离任后的安排（如提拔、重用、平调、退休或其他）。

“一卷”——《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及党政正职任职条件及对高新区综合影响问卷》。主要分为答卷人（高新区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到高新区工作背景、所在高新区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地方重视程度、党政正职的配备条件及其对高新区影响等有关内容。调研方式除发放调研表和问卷之外，还通过走访考察、查阅资料等途径收集相关信息，以尽量确保调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但因各种原因，本文所述内容难免有不当之处，仅供参考。

二、调研项目统计

1、“一表一卷”发放情况。

本次共向40家国家高新区发“一表一卷”，收回有效调研表31家，占发放总数的77.5%，占全国54家国家高新区的57.4%；收回有效问卷34份，占发放总数的85%。

2、关于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机构设臵和工作机制情况。（1）现行管理体制：属于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的28家，占82.3%；属于高新区与所在行政区“区区合一”的有6家，占17.7%。

（2）高新区行政级别：地市级有10家，占29.4%；副地市级的19家，占55.9%，正县级的5家，占14.7%。

（3）党政工作模式：党政合署办公的25家，占73.5%；党政分设的9家，占26.5%。

（4）市委、市政府对高新区的领导：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抓的7家，占20.6%；副市长分管的23家，占67.6%；其他分管（如市委常委）的4家，占11.8%。

（5）高新区党政正职兼职：由市委常委兼任的9家，占26.5%；由副市长或市长助理兼任的8家，占23.5%；专职的17家，占50%。

（6）高新区党政正职设臵：书记、主任一肩挑的16家，占47%；书记、主任分设的18家，占53%。

（7）高新区党政工作机制：实行工委领导下行政首长负责制的16家，占47%；重大决策党政合议制的15家，占44.1%；行政首长领导下工委负责制的3家，占8.9%。

3、关于高新区党政正职任职情况。

（1）党政正职人数及变动情况：本次调研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包括历任和在职）共195名。20年来，一把手变动最多的高新区有12人，最少的2人，平均变动率为6.3人/家。

（2）党政正职任期：任期在5年以内的124人，占总数63.6%；5-10年的62人，占31.8%；10年以上的9人，占4.6%。其中，任期最长的17年，最短的不足一年，平均任期为4.7年/人。

（3）党政正职到高新区任职年龄：40岁以下23人，占总数11.8%；40-45年的63人，占32.3%；45-50岁的67人，占34.4%；50岁以上的42人，21.5%。其是，任职年龄最小的为37岁，最大的58岁，平均任职年龄为45.4岁。

（4）党政正职学历和学历结构：大专学历24人，占12.3%；本科学历104人，占53.3%；硕士以上学历67人，占34.4%。其中，博士19人，占9.7%。理工科专业106人，占54.4%；经济管理专业56人，占28.7%；文科和法律专业33人，占16.9%。

（5）党政正职任职前工作部门：由市直部门选拔的110人，占56.4%；区（县）选拔的53人，占27.2%；高新区内部提拔的24人，占12.3%；企业选拔的6人，占3.1%；省直部门选拔的2人，占1%。

（6）党政正职任期职务安排：属于专职的104人，占53.3%；由市委常委兼任的23人，占11.8%；由副市长兼任的32人，占16.4%；由市长助理兼任的21人，占10.8%；其他（如副秘书长、科委主任等）15人，占7.7%。

（7）党政正职离任情况：195人中目前在职的45人，占23.1%；属于提拔重用的99人，占50.7%；平调的28人，占14.3%；退休的19人，占9.7%；因触犯法律受处理的3人，占1.5%；因病去世的1人。

三、调研分析结论

通过对上述195名高新区党政正职领导调研表和34份问卷统计分析，结合国家高新区20年发展情况，可以得出以下三条基本结论。

1、地方党委和政府对国家高新区重视程度越高，高新区发展得就越好，对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就越大，高新区带动效应就越强。

国家高新区20年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是高新区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首先，国家高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高层次的科学定位和高水准的发展战略规划。多年来，许多省市党委、政府高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旗，把建好国家高新区作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优先发展产业，并将其列入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规划之中，举全省、全市之力，营造局部良好环境，形成高新区“聚集效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断赋予高新区新的历史使命。如在全国领先的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西安、武汉东湖、成都等高新区，于2006年6月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目标。2009年以来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又先后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其次，大胆探索和建立新型的管理体制，高新区对所在城市经济贡献度越来越高。大部分省市将高新区作为“科技特区”，大胆地进行行政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改革，充分赋予高新区省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职能。从本次调研看，高新区作为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和行政级别在副地市级以上的有29家，均占到所调研高新区的82.3%，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2009年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报告，有23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到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30%以上；有16家高新区GDP占所在城市GDP的20%以上。第三、地方党委、政府对高新区的领导职位越来越高，力度也越来越大。从31家高新区来看，由市委、市政府一把手亲自抓的7家，占到五分之一；由市政府副市长分管的23家，占67.6%。从195名历任和现任党政正职情况看，由市委常委或副市长兼任的有55人，占总数的28.2%，如中关村先后有6位副市长兼主任，西安高新区5任领导中有4位是由市委常委兼书记（主任），杭州高新区曾经有3位副市长兼主任，成都高新区7任领导中有3任由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一把手。第四、高新区在国家实施新一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域战略中，带动作用优势突出。如上海张江对浦东新区、乃至上海市的影响力不断增大，覆盖面不断放大。天津滨海高新区在天津滨海新区中的领航作用日益凸显。成都高新区、重庆高新区在成渝经济区中挑大梁。武汉东湖、长沙高新区成为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产业支撑。西安、宝鸡、杨凌高新区成为加快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动力引擎。

2、党政领导班子工作能力越强，高新区发展得就越快，政治地位和干部提拔重用的层次就越高，高新区的示范效应就越大。

国家高新区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运用而生，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先行先试。因此，培养和造就一支充满改革开拓精神、具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精通科技产业政策、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善于团结共事的管理队伍成为高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首先，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对高新区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从20年国家高新区发展情况来看，凡是发展得好的高新区，都有一批素质高、能力强、年纪轻、干劲足、阅历丰富的党政一把手。在他们的领导下，高新区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发展战略不断提升，超常举措不断推出，重大项目不断实施，创新能力不断强化，从而使高新区成为所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对外开放的视点和领导关注的重点。从国家高新区历年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情况来看，象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无锡、南京、成都、西安、武汉东湖、长春、苏州、广州、天津等高新区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都位列前20强。其次，一批曾在国家高新区担任过党政一把手的领导成为国家部委和省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本次调研195名党政领导中，有99人在高新区工作期间或离开高新区被提拔重用为所在市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和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占总数一半以上。不少领导已成为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如国家商务部陈德铭部长曾先后兼任过苏州工业园书记、杨凌示范区主任；国家旅游局邵伟琪局长曾于1992年兼任过昆明高新区书记、主任；中关村管委会先后有胡昭广、张茅、陆昊等主任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曾于1991年在西安高新区担任一把手的姚尹良同志现任陕西省常委、副省长；在西安高新区工作十四年、担任过党政一把手和市委常委的景俊海同志，于2008年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曾于1996年兼任过桂林高新区书记的李金早同志现已成为广西自治区区委常委、常务副主席；于2003年任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唐良智同志，2011年担任武汉市代市长。他们在新的领导岗位对高新区高度关注、更加关心、大力支持。第三，高新区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大。近几年来，国家高新区抓住国家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大好时机，在更好地发挥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作用中勇挑重担，争当先锋。不仅在新一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充分发挥主体功能区作用，而且还有一批高新人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成立于2005年的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园区成为其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形成创新驱动的主体功能区，张江高科园区开发公司总经理、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戴海波同志于2009年提拔为升格后的上海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高新区成为自主创新领航区，2009年天津滨海新区升格成为一级政府，曾任天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宗国英同志于2010年当选为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2007年5月深圳设立光明新区，并探索实行既不同于行政区，又不同深圳高新区的新型管理体制，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恒春同志于2009年9月被委任为光明新区管委会主任。

3、各级政府对高新区的管理体制越顺，高新区运行得就越活，创新驱动和引领发展的能力就越强，高新区聚集效应就越好。

20年的实践说明，良好的管理体制和市场化运作机制是高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先决条件。首先，国家高新区“小机构、大服务”、“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创新。从本次调研情况看，有28家高新区所在市委、市政府把高新区作为派出机制，占被调研高新区的82.3%。这种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惯例实行“封闭式管理、开放式运行”的新型政府管理体制，充分体现了机构精简、人员精干、依法行政、高效服务的特点。高新区管委会机构大都实行大部门制，一个机构一般要面对区外政府的5—8个机构，高新区管理人员的数量一般是相应政府机构的1/10或几十分之一。高新区为投资者、企业和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管理和“一条龙”服务，打造“高效率、零障碍、低成本”的良好环境，这种做法已经在全国各级政府得到推广。其次，国家高新区党政合署办公和重大决策合议的工作机制成为全国广受推崇、学习借鉴的新型模式。从问卷来看，34家高新区有25家实行党政合署办公，占73.5%；党工委书记、主任一肩挑和分设的为16家和18家，分别占47%和53%；实行重大决策党政合议制的有15家，占44.1%。这种新型模式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求，党委和政府组织的职能界定明确，工作分合有序，既能加强党对新经济组织的领导，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第一生产力发展需要。总体而言，书记、主任无论是一肩挑还是分设，都要符合各地高新区实际情况，都应有利于强化自主创新，有利于高效运作。第三，高新区高举“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大旗，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对各种资源要素形成强大的聚集效应。20年来高新区建立了吸引、聚集和培育人才的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运行机制，完善了包括就业、社保、人身安全、医疗等保险在内的新型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强化了包括官、产、学、研、资、介、贸等在内的科技创新网络和创新体系。高新区已经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科技产业、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培养现代企业家、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载体。

在调研中，笔者也发现一些值得引起科技部及相关部门领导、地方党委、政府重视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1）地方党委和政府对高新区发展业绩期望不宜太急。建设国家高新区的宗旨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研发投入多、技术更新快、人才要求高、经营风险大。一项重大的科技成果通常需要经过前期研发、实验室小试、车间中试等多个环节才能正式投入生产和被市场接受，加上资金保障、市场开发、社会认同等过程，往往需要一个较长周期。因此，高新区许多重大项目的实施、龙头骨干企业的培育和知名品牌的树立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一般需要3-5年，乃至10年才能见效。这与地方党政领导在任期内（一般五年）注重做大GDP、抓招商引资、推进新型城市化、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常常出现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2）国家对高新区的评估考核导向不宜太窄。为加强对国家高新区考核和管理，科技部制定和先后几次修改《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并于2008年出台新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总的来讲对加强高新区管理、指导高新区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考核实施上缺少权威性、考核指标取向上国家和地方存在差异性、考核主体上形成多重性、考核内容上缺乏约束性（尤其是对地方政府）、考核运用上没有激励性，考核结果没有与地方党政领导的升迁和高新区领导的提拔任用紧密挂钩。

(3)对高新区党政一把手任职要求不宜太低。一是任职年龄不能太大。调研中，任期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有42人，占所调研对象的四分之一，其中最大的已有58岁。二是任职时间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34份问卷中，有29人认为一把手以五年一任期交流为佳，占85.3%。

一、两年就调动时间太短，不利于高新区工作长远发展，但时间最长也不宜超过5—8年。三是照顾性安排不能太多。对地方而言，高新区行政级别比区（县）高，因而个别地方把高新区作为年纪大、资格老、不能进“四大家”（指市委、人大、政府、政协）担任实职而又需解决待遇的领导干部岗位，也有地方为安排干部，平衡关系，不从高新区实际出发，把能够实行一肩挑、有利开展工作的党政职务分设由两个人担任，从而给高新区党政合署办公机制和重大决策商议带来影响。

(4)高新区党政一把手综合素质不宜太弱。一是担任党政正职领导的社会工作阅历不能太浅。相比区（县）而言，高新区领导干部在抓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对外综合协调、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不能单看年纪轻、学历高等条件，把缺乏在区（县）、市直重要部门或大型企业主持过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安排到高新区担任一把手。二是选拔任用途径不能太偏。在195名领导中，从市直部门和区（县）领导岗位选拔任用的人员有169人，占86.7%，而从高新区内部干部中提拔的仅26人，占13.3%。这一方面说明各地高新区大部分实行“省市共管、以市为主”的管理方式，高新区一把手都由市里安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在高新区工作表现优秀的领导干部通过内部提拔重用得不够，不利于调动高新区干部队伍工作积极性。三是学历专业知识不能差得太远。高新区是产业发展和科技活动的结合点，与专家、高级知识分子、高层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打交道多，专业知识要求高。从问卷来看，有90%以上的高新人认为高新区党政领导学历至少应在本科以上，专业以理工科和经济管理为主，辅之以文科、法律等专业。

(5)科技部对高新区党政一把手的管理不宜太少。一是对高新区党政一把手管理方式不能仅仅是停留在每年召开1-2次会议和对高新区的评价考核之上。二是地方党委、政府在提拔任用和调整党政一把手时没有听取国家高新区主管部委意见。三是对党政一把手的上岗教育培训工作不够多，对他们的表彰奖励力度也不够大。

四、调研思考与建议

1、国家高新区要成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先行区。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最终目的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高新区作为20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应当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先行区。首先，高新区20年的创新实践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20年来，高新区坚持“科技特区”的办区理念，积极探索，大胆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服务运行机制上勇于创新，从国情出发，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民主决策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和改革，从而为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高新区在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创造出的成功经验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加以推广。其次，通过高新区先行先试，率先实现国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三个根本转变”目标。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改革创新。”国家高新区作为改革试验区可以先行先试，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要求，打造高新区管委会良好形象；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转变高新区管委会职能；按照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臵要求，继续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制。经过5年努力，率先实现“三个根本转变”，在高新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第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进一步加快高新区管委会职能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高新区是国家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具有“小机构、大服务”、“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优势，要以解决“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进一步加快职能转变，要正确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科学而有效的调节科技与经济活动；要规范市场执法和行政执法，严格市场监管，建立“诚信园区”；要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打造人民满意的“平安园区”；要以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产业发展、有利于民主和谐为目标，强化公共服务，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议科技部会同中组部、国家编委等部门，允许和支持国家高新区在行政管理模式、开发建设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党政工作模式、社会管理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并加以总结推广。

2、国家高新区要成为培育全能型人才、为党和国家事业选拔和输送领导干部的大学校，国家高新区是我国改革开发的新生事物，从组织管理和工作机制上，既不同于一般区（县）——它属于地方党委、政府派出机构，又不同于一般开发区——它致力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因此，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对高新区党政领导干部和员工考核评价的标准应更高，给予提拔重用的机会应更多。首先，高新区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高地，党政一把手必须认真履行抓好第一生产力这个第一责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增长，重要原因就在于现代科技创新步伐不断加快，高新技术成果日新月异的变化。党政一把手特殊的岗位，决定了一把手是高新区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关键，是带领高新区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火车头”。一个不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的一把手，是一个不合格的一把手；一个不善于把握和发展科技创新资源优势的一把手，是一个不称职的一把手。因此，高新区党政一把手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抓科技就是抓经济发展、服务科技就是服务经济发展”的观念，着力为推进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工作环境、舆论环境、人际环境和生活环境，让一切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潜能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使高新区真正“高”起来和“新”起来。其次，高新区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基地，党政一把手必须具备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综合领导能力。国家高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旨在促进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的特定区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不仅是园区发展的领导者，还是园区内部创新价值的发现者；不仅是政策的设计者，还是实践创新过程和创新组织的参与者；不仅是园区社会交流的监管者，还是满足园区创新组织和创新需求的服务者。因此，高新区党政一把手要提高战略谋划发展、统筹协调发展、优化集约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的本领和善于做好基层工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等的工作能力。第三，高新区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前沿阵地，党政一把手必须配备符合新时期干部德才标准新要求的领导干部。加强党的建设、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确保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组织保障。党政一把手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影响着高新区的发展。本次问卷中，有85.3%的同志认为党政一把手对高新区开发、建设和管理的作用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严格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选拔任用高新区党政一把手。一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要把那些经受过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考验、党性修养好、政治素质高的领导干部选拔到高新区来。二是注重执政能力。要把那些善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能够带领高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领导干部选拔到高新区工作。三是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形成班长和班子成员年龄、经历、专长、性格互补的合理结构。据对34份问卷统计，有23人认为年龄在40-45岁之间为宜，占67.6%；有8人认为在45-50岁为宜，占23.5%。因此，党政一把手任职年龄以40-45岁为最佳，学历为本科或硕士以上，专业宜以理工科和经贸管理为主，任期最好在5年左右，并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同步起来。进一步强化“领导来自基层、干部出于一线”的用人理念，把那些曾在区（县）担任过党政主要负责人、又在市直重要部门主持过工作、具有丰富阅历的领导干部选拔到高新区，同时也应注重提拔高新区现有班子中的优秀领导干部担任一把手。本次问卷中有94.1%的同志认为，高新区党政一把手得到上级组织提拔重用，对高新区发展会产生直接和重大影响；有88.2%的同志认为，高新区一把手提拔重用，对高新区干部提拔任用有直接影响。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把高新区作为培养、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基地，不断把高新区领导干部选拔到党和国家事业更重要的岗位，更加充分的调动高新区干部员工积极性。

3、高新区要成为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

当今世界经济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过程，我国正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作为肩负国家重要使命的国家高新区也将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把高新区的发展摆到更加突出重要的位臵。要支持高新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以深化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让高新区像“车”一样勇往直前，像“马”一样与日俱进，像“炮”一样跨越发展，将其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实现创新驱动与引领发展的先行区。建议在国家层面上，成立由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挂帅的国家高新区工作领导小组，或由国家科技部牵头，协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税务局、国土、建设、人事编制等部委组成专门机构，对国家高新区加强指导和管理。其次，科技部作为国家高新区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家战略要求高新区始终不渝地以率先创新、持续创新为主题，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要抓紧做好对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顶层设计工作，以“科学决策、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效率优先”为目标，大力推动国家及地方高新区立法工作，形成“国家指导具有权威性、地方管理具有有效性”的新型体制，赋予国家高新区应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和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权限，充分发挥高新区管委会组织产业专业化、高端化、集群化和国际化的服务能力。要对国家高新区党政一把手实行“条块结合”的双重管理，国家高新区党政一把手采取由省市党委管理为主、科技部协助管理的办法，即省市党委在对国家高新区党政一把手进行选拔任用、调整交流前，应充分听取和征求国家科技部主管部门的意见。要进一步完善国家高新区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对高新区的管理和引导，对地方党委政府、高新区和党政一把手实行联动考核。要增强权威性，使地方党委、政府把国家高新区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把手工程”；要增强导向性，使高新区高举“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大旗，实现“率先创新、持续创新”的崇高价值；要增强激励性，使优秀的党政一把手能够得到提拔重用，受到表彰奖励。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国家高新区干部队伍教育，大力弘扬高新人敢于开拓、勇于创新、善于实践的精神。国家高新区经过二十年发展，已经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人员，形成了具有“自立自律，超越自我”、“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特色文化。建议科技部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抓好党政一把手教育，可以采取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干部学院、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举办“国家高新区党政领导干部高级培训班”的方式，对新上岗的党政一把手进行培训，并发上岗合格证书；对在高新区工作3年以上的党政一把手进行轮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高新区之间、国家高新区与科技部火炬中心及相关部门之间领导干部和人员互派机制，加强高新区干部队伍的培训和干部交流。要对为高新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地方党政领导和高新区党政一把手给予表彰奖励。要充分发挥高新人，尤其是曾经在高新区工作过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资源优势，一方面在高新区对他们事迹开展学习宣传，另一方面请他们在现有领导工作岗位一如既往地对国家高新区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更大支持。

（执笔：宋 捷）

第二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

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年。要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和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深入实施“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坚持以群众反映突出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深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一、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

重点解决公立医院规划布局不合理、公益性不强、管理制度不健全、就医秩序不规范以及综合改革不配套等问题。把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中之重，系统评估试点经验，梳理总结试点模式并加以推广。启动实施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新增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市)700个，使试点县(市)的数量覆盖50%以上的县(市)，覆盖农村5亿人口。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制订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14年每个省份都要有1个改革试点城市。重点任务是：

(一)推进公立医院规划布局调整。编制《全国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各地要按照国家卫生服务体系规划以及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制订区域卫生规划与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向社会公布。将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统一纳入规划，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4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医院规模。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保基本的职能，优化结构布局，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和建设标准。(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医药局负责。排在第一位的部门为牵头部门，分别负责为各部门分别牵头，下同)(二)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破除以药补医，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和增加政府投入，以及医院加强成本控制管理、节约运行成本等多方共担，由各省(区、市)制订具体的补偿办法。落实政府对县级公立医院符合规划和卫生资源配置要求的投入政策。落实对中医医院的投入倾斜政策。充分发挥医疗保险补偿作用，医保基金通过购买服务对医院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予以及时补偿。(卫生计生委、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别负责，中医药局参与)(三)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综合考虑取消药品加成、医保支付能力、群众就医负担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提高护理、手术、床位、诊疗和中医服务等项目价格，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价格，已贷款或集资购买的大型设备原则上由政府回购，回购有困难的限期降低价格。价格调整政策要与医保支付政策相衔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要制订价格调整的具体方案，明确时间表并组织实施。(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局负责)(四)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研究拟订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政策，建立健全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严禁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奖金、工资等收入与药品、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负责)(五)完善县级公立医院药品采购机制。县级公立医院使用的药品(不含中药饮片)要依托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以省(区、市)为单位，采取招采合一、量价挂钩等办法开展集中招标采购，同时允许地方根据实际进行不同形式的探索。进一步增强医疗机构在药品招标采购中的参与度。鼓励跨省联合招标采购，保证药品质量安全，切实降低药品价格，有条件的地区要建立与基层基本药物采购联动的机制。逐步规范集中采购药品的剂型、规格和包装。推进高值医用耗材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网上阳光采购。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采购数据实行部门和区域共享。(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局负责)(六)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管办分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公立医院法人主体地位。合理界定政府和公立医院在人事、资产、财务等方面的责权关系，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公立医院院长选拔任用制度，明确院长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推进院长职业化、专业化，强化院长任期目标管理，建立问责机制。推动公立医院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到2014年底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人一律不得兼任公立医院领导职务。严格执行医院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卫生计生委、中央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医药局负责)(七)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制订分级诊疗办法，综合运用医疗、医保、价格等手段引导患者在基层就医，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秩序。通过技术合作、人才流动、管理支持等多种方式推动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医院和城市大医院之间分工协作机制。各省(区、市)要按照分类指导、管理与技术并重的原则，统筹安排本省(区、市)内各项对口支援工作。国家选择部分城市开展基层首诊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工作。研究完善方便流动人口参保和就医的政策。(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中医药局负责)(八)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研究完善鼓励中医药服务提供和使用的政策，加强县中医院和县医院中医科基本条件和能力建设，积极引导医疗机构开展成本相对较低、疗效相对较好的中医药诊疗服务。继续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研究制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加快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医药局、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二、积极推动社会办医

重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投融资、服务能力等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努力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体系。重点任务是：

(九)放宽准入条件。修订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减少外资在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按照逐步放开、风险可控的原则，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市(地)级以上城市，其他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定区域设立独资医疗机构，逐步扩大试点。清理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相关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取消或合并，减少审批环节，公开审批程序和条件，提高审批效率。(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医药局负责)(十)优化社会办医政策环境。各地要集中清理不合理规定，加快落实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科研立项等方面同等对待的政策。研究制订在人才流动、土地、投融资、财税、产业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支持社会办医政策，并向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投向医疗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倾斜，放宽对营利性医院的数量、规模、布局以及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的限制。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完善按照经营性质分类的监管和评价政策，逐步建立符合卫生行业和医务人员执业特点的管理制度。依法加强行业监管。(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医药局负责)(十一)加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出台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意见，进一步简化程序，推动医务人员保障社会化管理，消除阻碍医师有序流动的不合理规定，完善鼓励多点执业的政策措施。(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中医药局负责)(十二)推动社会办医联系点和公立医院改制试点工作。创新社会资本办医机制，支持社会办医国家联系点在人才流动、土地、规划和投资补助等政策方面大胆探索创新，率先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健全与社会办医国家联系点的沟通联系评价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有益经验。推进政府办医院改制试点和国有企业医院改制试点，着力在调整存量、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分别负责，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中医药局参与)

三、扎实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

重点解决筹资机制不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不完善、医疗服务监管尚需加强、支付方式改革有待深化等问题，进一步巩固完善全民医保体系。2014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三项基本医保参保(合)率稳定在95%以上，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40元，达到320元；个人缴费同步新增20元。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70%以上和75%左右，进一步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适当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待遇水平。重点任务是：

(十三)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整合和完善筹资机制。指导地方进一步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整合，完善管理服务，确保保障水平不降低。完善政府、单位和个人合理分担的基本医保筹资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筹资标准，强化个人缴费责任和意识。研究建立稳定可持续、动态调整的筹资机制，在逐步提高整体筹资标准的同时，按照积极稳妥、逐步到位的原则，逐步提高个人缴费占整体筹资的比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分别负责)(十四)改革医保支付制度。总结地方开展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的经验，完善医保付费总额控制，加快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健全医保对医疗服务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重点配合试点县(市)和试点城市的公立医院改革完善支付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和购买服务的付费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分别负责)(十五)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在全国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规范委托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完善城镇职工补充医保政策。做好儿童白血病等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向大病保险过渡工作。加强城乡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各省(区、市)、市(地)政府都要通过财政投入和社会各界捐助等多渠道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操作细则。推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整合。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继续提高医疗救助水平，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住院自付医疗费用救助比例达到60%。全面推进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做好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和医疗救助等制度间的衔接，发挥好各项制度的整体合力。(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分别负责，财政部、保监会、全国总工会参与)(十六)推进异地就医结算管理和服务。加快提高基本医保的统筹层次，提高统筹质量，鼓励实行省级统筹。在规范省级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启动国家级结算平台建设试点。以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为重点，积极推进跨省(区、市)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服务。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也可以探索通过自主协商、委托商业保险经办等方式，解决跨省(区、市)异地就医结算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分别负责，保监会参与)(十七)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研究制订鼓励健康保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各类医保经办。加快发展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积极开发儿童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以及与健康管理、养老等服务相关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保监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负责)

四、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

重点解决基层医改政策落实不平衡、部分药物配送不及时和短缺、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全面抓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3〕14号)的贯彻落实。继续支持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加快乡镇卫生院周转宿舍建设。继续为中西部地区招录5000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重点任务是：

(十八)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年版)，严格规范地方增补药品。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提高二、三级医院基本药物使用比例。完善政策措施，有序推进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实行基本药物制度。进一步稳固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机制，把是否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GMP)认证作为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加强基本药物配送和回款管理，严格落实市场清退制度，对配送不及时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保障基层用药需求。(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负责)(十九)建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对临床必需但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物，通过招标采取定点生产等方式确保供应。完善短缺药品储备制度，重点做好传染病预防、治疗药品和急救药品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计生委负责)(二十)进一步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切实落实用人自主权。全面落实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性用人机制。在平稳实施绩效工资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办法，依托信息化手段加强量化考核和效果考核，鼓励引入第三方考核，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总量、财政补助、医保支付等挂钩，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分别负责)(二十一)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原则上将40%左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交由村卫生室承担，考核合格后将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拨付给村卫生室，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加快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定点，全面实施一般诊疗费政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聘用获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研究制订提高偏远、艰苦以及少数民族等特殊地区执业乡村医生待遇的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乡村医生养老政策，采取多种方式，妥善解决好老年乡村医生的养老保障和生活困难问题，同步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适时组织对乡村医生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充分发挥基层计生工作者在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中的积极作用。(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五、规范药品流通秩序

重点解决药品流通领域经营不规范、竞争失序、服务效率不高等问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药品流通新秩序。重点任务是：

(二十二)规范药品流通经营行为。针对药品购销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挂靠经营、租借证照、销售假劣药品、商业贿赂以及伪造、虚开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医药代表”非法销售药品行为，有效遏制药品流通领域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实施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生计生委分别负责，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参与)(二十三)提升药品流通服务水平和效率。加快清理和废止阻碍药品流通行业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构建全国统一市场。采取多种形式推进医药分开，鼓励零售药店发展和连锁经营，增强基层和边远地区的药品供应保障能力。(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负责)(二十四)改革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药品价格信息监测制度，推动建立药品零售价格、采购价格、医保支付标准信息共享机制，加强药品价格信息采集、分析和披露，引导形成药品合理价格。改进药品定价方法。完善进口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管理。(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负责)

六、统筹推进相关改革工作

针对部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效率不高、信息化建设滞后、医疗卫生行业监管能力不强、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加大相关领域改革力度，着力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重点任务是：

(二十五)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制度。继续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35元，细化、优化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健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间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强项目绩效考核和日常管理，规范资金管理和使用，注重服务效果。重点做好流动人口以及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优化整合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推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进一步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落实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和重大疾病防治设施建设。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人数分别达到8000万和2500万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达到65%以上。(卫生计生委、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中医药局负责)(二十六)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推进医疗卫生信息技术标准化，推行使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强面向基层、偏远地区的远程医疗服务。制订推进远程医疗服务的政策措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要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50%的区域信息平台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资源整合，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综合管理等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在15个省份、45所大型医院开展示范，逐步建立居民健康医疗信息跨机构、跨区域共享机制。(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医药局负责)(二十七)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机制。推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加强全科医生培养。政府对按规划建设和设置的培训基地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教学实践活动以及面向社会招收和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给予必要补助，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予以适当支持。各地在医学人才培养中要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继续安排中西部地区乡镇卫生院在职执业医师参加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继续推进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服务模式改革试点，启动试点监测评估。重点抓好第一批1000名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研究实施县级公立医院专科特设岗位计划，引进急需高层次人才。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建立医学人才培养规模和结构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求有效衔接的调控机制。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人才工程。(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医药局负责)(二十八)加强医疗卫生全行业监管。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均由所在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实行统一准入、统一监管。优化监管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手段，加强医疗卫生综合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提高综合监督能力，加大监督执法力度。进一步整顿医疗秩序，打击非法行医。落实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严格规范诊疗服务行为，纠正诊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收受“红包”、回扣和过度医疗等行为。加快发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等第三方调解机制，完善医疗纠纷处理和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依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努力构建平等、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管制度，主动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制订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过快增长的指导性文件。(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中医药局、保监会负责)(二十九)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开展“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中期评估和医改监测，抓好医改政策落实。制订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试点地区的监测、评估和指导。研究制订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价的指导性文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中医药局负责)(三十)加强科技和产业支撑。开展主要重大慢病防治研究网络的试点示范工作。进一步加大医药产品研发的组织推进力度，重点做好基本药物品质提升和基本医疗器械产品国产化工作。加强医疗卫生科技创新成果在基层的集成应用和示范推广。支持开展医改战略性、方向性、支撑性重大政策研究。制订支持老年人、残疾人专用保健品等自主研发制造和国产化的政策措施，推动一批量大面广、临床价值高的生物技术药物与疫苗、医疗器械提高产业化水平，扩大市场运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分别负责，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中医药局参与)(三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与省级医改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共同做好医改各项任务的组织实施工作。加强对医改中重点、难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做好顶层设计。及时评估和总结推广各地好的做法和经验，对成熟的改革举措要总结提炼、适时制订相应的制度法规。加强医改宣传，做好舆情监测，引导群众合理预期，回应社会关切。各地各部门要继续支持军队卫生系统参与深化医改。(卫生计生委、中央宣传部、国研室、法制办、总后勤部卫生部等负责)

第三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孟建柱：准确把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稳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相比,与民主法治的进步相比,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相比,我国司法体制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一)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宪法的明确规定,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关键。近年来,社会上反映比较多的是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影响法制统一,损害司法权威。为此,《决定》特别指出,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主要有两项内容:

一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考虑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先将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保障部分经费。

二是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司法管辖包括司法机关的地域管辖和案件管辖。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立,管辖所属行政区划内的案件,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同时,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各地司法机关承担的业务量也有较大差距,一些地方司法资源闲置。应该从现行宪法框架内着手,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通过提级管辖、集中管辖,审理行政案件或者跨地区民商事、环境保护案件。

(二)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

我国在司法人员的招录、遴选、培养、任用等方面,实行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模式。我国80%的案件在基层,80%的司法人员也在基层,加之司法队伍人数较多,导致基层司法机关人多职数少,基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级低、待遇差、发展空间有限,不利于提升专业素质,不利于保证办案质量。为此,《决定》要求,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主要有4项改革举措:

一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或技术职称)序列,完善执法勤务机构警员职务序列和警务技术职务序列,健全书记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管理制度,制定司法辅助人员的职数比例等配套措施,进一步提升司法队伍职业化水平。

二要完善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选任招录制度。建立初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集中培训、基层任职、有序流动、逐级遴选的机制。

建立预备法官、检察官训练制度,将完成预备法官、检察官职业训练并考核合格作为法官、检察官的法定任职条件。建立选拔律师、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制度机制。针对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不同级别检察院的检察官,设置不同的任职条件,实行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进一步改革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制度,加大警察院校毕业生入警的比例。

三要完善法官、检察官任免、惩戒制度。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体系和考核晋升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成立吸收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委员会、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选任、惩戒程序,确保政治素质高、职业操守好、业务能力强的优秀法律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确保法官、检察官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

四要强化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职业保障制度。从职业特点看,法官、检察官既要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只有通过国家司法资格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并从事一段时间的法律工作,才能被任命；从职业风险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矛盾的对抗性、敏感性增强,司法人员特别是人民警察的职业风险增大。现有的司法人员保障制度没有体现其职业特点和职业风险,不利于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在严格司法人员任职条件,强化司法人员办案责任的同时,要为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依法公正履职提供必要的职业保障。

(三)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的必要保障。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但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司法行政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判审分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工作内部层层审批,权责不明,错案责任追究难以落实；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报批,影响审级独立。必须遵循司法规律,着力健全司法责任制,理顺司法权与司法行政事务权、司法权与监督权的关系,健全权责统一、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探索建立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主要研究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推进完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或审判委员会直接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制度。

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探索充分发挥一审法院明断是非定分止争、二审法院案结事了、再审法院有错必究、最高人民法院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能。进一步规范和落实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确保审级独立。

(四)深化司法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深化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保障公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增强有效监督,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

要着力推进审判公开。除法律规定不宜公开的以外,都应公开审判。庭审是审判的中心环节,是诉讼双方通过举证、质证、辩论主张权利的平台。庭审全程应该同步录音录像,并入卷存档。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有利于约束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促进诉讼参与人员依法行使权利,有利于为上诉审、监督审评判案件是否公正审理提供原始资料和客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开设“中国裁判文书网”,逐步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全部上网,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

要大力推进检务公开。建立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不予提起抗诉决定书等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实现当事人通过网络实时查询举报、控告、申诉的受理、流转和办案流程信息。健全公开审查、公开答复制度,对于在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拟作不起诉、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检察机关主动或依申请组织开展公开审查、公开答复。

要不断推进警务公开、狱务公开。进一步完善公开机制,创新公开方式,畅通公开渠道,依托现代信息手段确保各项公开措施得到落实,实现以公开促公正。

(五)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和监督司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形式。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代表群众,具有通民情、知民意的优势,有助于与职业法官形成思维和知识上的优势互补,有效调处矛盾纠纷；有助于增强裁判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长期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驻庭陪审”、“编外法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要扩大人民陪审员数量和来源,建立随机抽选的机制,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提高陪审案件比例,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从群众最关注、监督较薄弱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入手,为确保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正确行使而建立的社会监督机制,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一种重要形式。2003年正式启动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目前已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要进一步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规范化,科学设置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拓展监督案件范围,规范和完善监督程序,增强监督实效,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六)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程序

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是刑罚变更执行的重要制度,减刑是对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将原判刑罚适当减轻；假释是对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附条件提前释放；保外就医是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分子,经有关机关批准,由保证人取保在监外医治,对其刑罚暂予在监外执行的形式。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于激励罪犯改造,促进罪犯回归和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刑罚变更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罪犯实际服刑时间过短,职务犯罪罪犯减刑时间间隔短、幅度大,假释和保外就医比例高等,引起了社会舆论关注和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必须进一步完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制度。

要从申请到裁定、决定各环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特别是强化对裁定、决定程序的监督制约,实行执行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网上协同办案,防止刑罚变更执行环节腐败现象的发生。健全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管理制度,强化管理责任,防止漏管、脱管和重新违法犯罪,提高矫治效果。

第四篇：深化征管体制改革

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其中明确，合理划分国税、地税征管职责，并将在纳税服务等环节实施国税、地税深度合作。

我国现行的征税体制确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行按税种把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并同时设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征管。

分税制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过20多年的时间，职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等问题也逐渐凸显。

方案中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理顺征管职责划分”，明确中央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税由地税部门征收，共享税的征管职责根据税种属性和方便征管的原则确定。

这份方案还从创新纳税服务机制、转变征收管理方式、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6大类30多项具体举措，很多与纳税人紧密相关。

例如，提出顺应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管理难的趋势，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

在建立促进诚信纳税机制方面，对进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当事人，将实施禁止高消费、限制融资授信、禁止参加政府采购、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和政府性资金支持、阻止出境等惩戒。

方案提出了2020年改革目标，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确保税收职能作用有效发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政策解读

改革大幕拉开 征税体制将“质变”

——解读《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今天，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我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这份方案于今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征税体制改革做出顶层设计。

改革直指“痛点” 征税体制将“质变”

这份改革方案开宗明义，直指目前我国税收征管体制中的“痛点”，包括职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办税不够便利等。

在问题导向下，改革方案共提出6大类30多项具体举措，包括“厘清国税与地税、地税与其他部门的税费征管职责划分”“最大限度便利纳税人、最大限度规范税务人”等。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军’，财税改革已经往纵深迈进，这需要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支撑，实现质变，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说。

刘剑文举例，改革方案中称“顺应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管理难的趋势，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正是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改革的基础。

根据方案，2020年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

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 深化国税地税合作

我国目前的征税体制确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行按税种把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并同时设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征管。

可以说，分税制对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过20多年的时间，税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一些瓶颈与问题也逐渐暴露。

2012年起，我国开始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由于营业税是地方税第一税种，改革后增值税由国税征收，虽然收入仍归属地方，但地税的功能就存在重新定位的问题，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更加迫切。

“营改增以来，的确出现了国税部门征管工作量加大而地税部门减少的现象，但随着环境保护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推进，地税部门征管工作量将会呈明显增加的态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说。

一些专家也指出，营改增是推进税收征管改革的一个契机，国税、地税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合作。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国税、地税机构分设的基础，分税制基础没有改变，机构分设也宜继续坚持。”王军说。

逐项细化改革 有路线图有时间表

当然，改革方案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纳税服务、征税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等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化的综合改革，细化了很多具体改革举措。

其中，加强纳税服务、促进诚信纳税是方案的一大重点，提出全国纳税服务将全国统一流程;将全面建立纳税人信用记录，对于被列入“黑名单”的当事人，禁止高消费、限制融资授信、阻止出境等一系列惩戒措施。

方案中还提出多份“时间表”--2016年，实现所有增值税发票网络化运行;2017年基本实现网上办税，分行业、分国别、分地区、分监控跨国企业利润水平变化;2018年将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统，并实现与其他征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等。

一些新举措也十分引人注意，例如研究探索推进在我国驻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走出去重点国家使领馆和国际组织派驻税务官员，承担开展涉税争端解决，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涉税服务等。

“这份改革方案不仅考虑到当前的实际需要，而且着眼于未来，立足于国内，而且放眼于国际，不仅有每一项具体改革的路线图，也有时间表，是一份推进改革的细化指南。”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说。

附：方案

《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我国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建立了分设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的征管体制，20多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我国税收征管体制还存在职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办税不够便利、管理不够科学、组织不够完善、环境不够优化等问题，必须加以改革完善。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有关要求，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法治引领、改革创新，发挥国税、地税各自优势，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着力解决现行征管体制中存在的突出和深层次问题，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体制和征管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增强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二)改革目标

到2020年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降低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确保税收职能作用有效发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三)基本原则

——依法治税。以法治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征管法律制度，增强税收执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便民办税。以纳税人为中心，坚持执法为民，加强国税、地税合作，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不断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让纳税人和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科学效能。以防范税收风险为导向，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转变税收征管方式，优化征管资源配置，加快税收征管科学化、信息化、国际化进程，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协同共治。以营造良好税收工作环境为重点，统筹税务部门与涉税各方力量，构建税收共治格局，形成全社会协税护税、综合治税的强大合力。

——有序推进。以加强顶层设计为前提，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积极回应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关切，统筹兼顾，稳步实施。

二、主要任务

(一)理顺征管职责划分

根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程，结合建立健全地方税费收入体系，厘清国税与地税、地税与其他部门的税费征管职责划分，着力解决国税、地税征管职责交叉以及部分税费征管职责不清等问题。

1.合理划分国税、地税征管职责。中央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税由地税部门征收，共享税的征管职责根据税种属性和方便征管的原则确定。

按照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国税、地税部门可互相委托代征有关税收。

2.明确地税部门对收费基金等的征管职责。发挥税务部门税费统征效率高等优势，按照便利征管、节约行政资源的原则，将依法保留、适宜由税务部门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项目，改由地税部门统一征收。推进非税收入法治化建设，健全地方税费收入体系。

(二)创新纳税服务机制

按照加快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要求，围绕最大限度便利纳税人、最大限度规范税务人，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着力解决纳税人办税两头跑、纳税成本较高等问题。

3.推行税收规范化建设。实施纳税服务、税收征管规范化管理，推行税收执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并向社会进行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税、地税服务一个标准、征管一个流程、执法一把尺子，让纳税人享有更快捷、更经济、更规范的服务。

4.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加快推行办税事项同城通办，2016年基本实现省内通办，2017年基本实现跨区域经营企业全国通办。完善首问责任、限时办结、预约办税、延时服务、“二维码”一次性告知、24小时自助办税、财税库银联网缴税、出口退税分类管理等便民服务机制，缩短纳税人办税时间。合理简并纳税人申报缴税次数。实行审批事项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全面推行网上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推进涉税信息公开，方便纳税人查询缴税信息。规范、简并纳税人报表资料，实行纳税人涉税信息国税、地税一次采集、按户存储、共享共用。能够从信息系统提取的数据信息不得要求纳税人重复报送，加快推行办税无纸化、免填单，让纳税人少跑腿、少费时、少花费。

5.建立服务合作常态化机制。实施国税、地税合作规范化管理，全面提升合作水平。采取国税、地税互设窗口、共建办税服务厅、共驻政务服务中心等方式，2016年实现“前台一家受理、后台分别处理、限时办结反馈”的服务模式。完善全国12366纳税服务平台，2016年全面提供能听、能问、能看、能查、能约、能办的“六能”型服务。制定实施“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建设融合国税、地税业务，标识统一、流程统一、操作统一的电子税务局，2017年基本实现网上办税。推进跨区域国税、地税信息共享、资质互认、征管互助，不断扩大区域税收合作范围，进一步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税收服务举措，让纳税人享有优质、便捷、统一的纳税服务。6.建立促进诚信纳税机制。对纳税信用好的纳税人，开通办税绿色通道，在资料报送、发票领用、出口退税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减少税务检查频次或给予一定时期内的免检待遇，开展银税互动助力企业发展。对进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当事人，严格税收管理，与相关部门依法联合实施禁止高消费、限制融资授信、禁止参加政府采购、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和政府性资金支持、阻止出境等惩戒，让诚信守法者畅行无阻，让失信违法者寸步难行。

7.健全纳税服务投诉机制。建立纳税人以及第三方对纳税服务质量定期评价反馈的制度。畅通纳税人投诉渠道，对不依法履行职责、办事效率低、服务态度差等投诉事项，实行限时受理、处置和反馈，有效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

(三)转变征收管理方式

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适应纳税人特别是自然人数量不断增加以及企业经营多元化、跨区域、国际化的新趋势，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着力解决税收征管针对性、有效性不强问题。

8.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管理。大幅度取消和下放税务行政审批项目，实现税收管理由主要依靠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管理转变，推行纳税人自主申报，完善包括备案管理、发票管理、申报管理等在内的事中事后管理体系，出台相应管理办法，确保把该管的事项管住、管好，防范税收流失。

9.对纳税人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对企业纳税人按规模和行业，对自然人纳税人按收入和资产实行分类管理。2016年，以税务总局和省级税务局为主，集中开展行业风险分析和大企业、高收入高净值纳税人风险分析，运用第三方涉税信息对纳税申报情况进行比对，区分不同风险等级分别采取风险提示、约谈评估、税务稽查等方式进行差别化应对，有效防范和查处逃避税行为。10.提升大企业税收管理层级。对跨区域、跨国经营的大企业，在纳税申报等涉税基础事项实行属地管理、不改变税款入库级次的前提下，将其税收风险分析事项提升至税务总局、省级税务局集中进行，将分析结果推送相关税务机关做好应对。

11.建立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顺应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管理难的趋势，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税务总局、省级税务局集中开展对高收入纳税人的税收风险分析，将分析结果推送相关税务机关做好应对，不断提高自然人税收征管水平。

12.深化税务稽查改革。建立健全随机抽查制度和案源管理制度，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对重点税源企业每5年轮查一遍。2016年普遍推行先开展案头风险分析评估查找高风险纳税人再开展定向稽查的模式，增强稽查的精准性、震慑力。依法加大涉税违法犯罪行为查处力度，规范执法行为，坚决防止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定期曝光重大涉税违法犯罪案件，震慑不法分子。加强税警协作，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有机衔接，严厉打击税收违法犯罪行为。改革属地稽查方式，提升税务稽查管理层级，增强税务稽查的独立性，避免执法干扰。2017年实现国税、地税联合进户稽查，防止多头重复检查。

13.全面推行电子发票。推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健全发票管理制度，2016年实现所有发票的网络化运行，推行发票电子底账，逐一实时采集、存储、查验、比对发票全要素信息，从源头上有效防范逃骗税和腐败行为。

14.加快税收信息系统建设。2016年全面完成金税三期工程建设任务，形成覆盖所有税种及税收工作各环节、运行安全稳定、国内领先的信息系统。2018年实现征管数据向税务总局集中，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统，并实现与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到2020年使我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居于国际先进行列。15.发挥税收大数据服务国家治理的作用。推进数据标准化及质量管理，健全减免税核算体系，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加强数据增值应用，在提高征管效能和纳税服务水平的同时，使之更深刻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服务经济社会管理和宏观决策，为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四)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树立大国税务理念，用国际化视野谋划税收工作，加强对国际税收事项的统筹管理，着力解决对跨国纳税人监管和服务水平不高、国际税收影响力不强等问题。

16.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结合我国主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协同落实好二十国集团税制改革成果，广泛参加全球税收征管论坛、联合国国际税收合作专家委员会等国际税收组织活动，做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引领者，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17.不断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围绕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税收关系，推动完善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机制，执行好《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和《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加强税收信息交换，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积极开展对外税收援助，提供税收知识培训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

18.严厉打击国际逃避税。全面深入参与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构建反避税国际协作体系。建立健全跨境交易信息共享机制和跨境税源风险监管机制。完善全国联动联查机制，加大反避税调查力度。2017年建立健全跨国企业税收监控机制，分行业、分国别、分地区、分监控跨国企业利润水平变动情况，防范国际逃避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19.主动服务对外开放战略。以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支持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为重点，加快税收协定谈签和修订进程，全面加强国外税收政策咨询服务，建立与重点国家税务部门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协调解决走出去企业有关涉税争端。

(五)优化税务组织体系

与推进税收征管现代化相适应，进一步完善税务组织体系，着力解决机构设置、资源配置与税源状况、工作要求不匹配等问题。

20.切实加强税务系统党的领导。税务总局党组要切实加强国税系统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建设、税务文化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指导地税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协同省级党委和政府对省级地方税务局实行双重领导，加大对地税部门的指导和业务规范力度。

21.优化各层级税务机关征管职责。税务总局重点加强税收制度和管理制度设计、工作标准制定、信息平台建设和数据集中处理应用、税收风险集中分析、大企业和国际税收管理、执法监督等方面职责。省级税务局重点加强数据管理应用、大企业税收管理、国际税收管理及税收风险分析推送等方面职责。市级税务局要精简机关行政管理职责，强化直接面对纳税人的一线征管和服务职责。市级、县级税务局重点加强税源管理和风险应对工作，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

22.完善税务稽查机构设置。强化税务系统稽查职责和工作力量，探索建立跨区域税务稽查机构，主要负责查处大案要案、指导系统稽查工作、协调国税局和地税局开展联合稽查。

23.完善督察内审机构设置。强化税务系统督察内审职责和工作力量，探索建立跨区域督察内审机构，增强独立性，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24.研究探索推进对外派驻税务官员。根据工作需要，按照现有模式，研究探索推进在我驻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走出去重点国家使领馆和国际组织派驻税务官员，承担开展国际税收协作、涉税争端解决、涉税信息收集、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境外涉税服务等任务。

25.合理配置资源。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优化税务系统编制结构，提高编制使用效益。调整完善与国税、地税征管职责相匹配、与提高税收治理能力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配置，实现力量向征管一线倾斜。税源规模较小的地区，可按照便利纳税人、集约化征管的要求，适度整合征管力量。逐步理顺和规范中央财政对国税系统经费管理体制，健全地方财政对地税系统经费的保障机制。

26.加强税务干部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税战略，实行税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深入推进绩效管理，加强对税务干部平时考核，完善日常化、累积化、可比化的数字管理制度体系。加大国税、地税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干部交流力度。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实施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在编制和工资经费限额内，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实行聘任制，解决专业人才不足问题。

27.深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明确国税系统党组主体责任和纪检机构监督责任，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履职要求，加大问责力度，完善纪检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内控机制信息化建设，2016年将内控制度和要求嵌入到税收征管和财务管理软件中，最大限度防范廉政风险、减少执法风险，促进干部廉洁从税。

(六)构建税收共治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领导、税务主责、部门合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税收共治格局，着力解决税收环境不够优、全社会诚信纳税意识不够强等问题。28.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和实施进程，依法规范涉税信息的提供，落实相关各方法定义务。建立统一规范的信息交换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保障国税、地税部门及时获取第三方涉税信息，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依法建立健全税务部门税收信息对外提供机制，保障各有关部门及时获取和使用税收信息，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全面建立纳税人信用记录，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依法向社会公开，充分发挥纳税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29.拓展跨部门税收合作。以“三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为契机，扩大与有关部门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实现信息共享、管理互助、信用互认。探索政府购买税收服务。规范和发挥涉税专业服务社会组织在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征管效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0.健全税收司法保障机制。司法部门要依法支持税务部门工作，确保税法得到严格实施。公安部门要加强涉税犯罪案件查处的力量，健全公安部派驻税务总局联络机制，指导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涉税犯罪案件查处工作。加强涉税案件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由相对固定的审判人员、合议庭审理涉税案件。推行税收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

31.加强税法普及教育。将税法作为国家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把税法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的税法宣传教育。开展经常性的税收宣传工作，增强全社会的税法意识。

三、组织实施

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稳妥推进。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深刻认识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工作，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二)强化组织协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健全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领导机制，明确和落实工作责任。税务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抓好具体方案的研究制定、贯彻推进和督促落实工作。各相关部门要结合职责分工，落实具体支持措施。

(三)稳步有序实施。结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程，明确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改革任务，2017年年底前努力把各项改革举措做实。具体安排是：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在上海市、江苏省、河南省、重庆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在北京市、湖北省、广东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深圳市进行专项改革试点;2016年下半年，总结经验，扩大试点，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推进改革;2017年，总结实施情况，完善具体措施，确保改革任务基本到位。执行中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四)加强舆论引导。重视和加强宣传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预期，最大限度凝聚共识，为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第五篇：浅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浅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摘要：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5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会议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会议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突出重点、务求实效。

关键词：科技体制改革国家创新体系建议

现今世界，科技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我国对科技越来越重视，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大国和创新大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且我国的市场导向的创新格局在发展中在日益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究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成效明显，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与此同时，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重点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一，创新理论研究不足，缺乏创新理论的指导，科技创新如同水中摸石头；

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创新者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保护创新者的积极性；

三、形成一个全社会尊重知识、重视创新的社会环境，这很重要，但真正做到有一定的难度。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现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一、充分认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作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制定实施科技规划纲要，科技投入持续快速增长，激励创新的政策法律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取得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形成一支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我国整体科技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明显提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中发挥了重要支撑引领作用。

二、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落实相关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落实和完善国有

企业研发投入的考核措施，加强对不同行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分类考核。提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加快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科研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完善科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机制。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完善科技促进农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发展，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注重发展关系民生的科学技术，加快推进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药品安全、防灾减灾、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满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科技需求。加快建设社会管理领域的科技支撑体系

三、加强统筹部署和协同创新，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推动创新体系协调发展。统筹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紧密结合、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区域创新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建立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开放科研设施的合理运行机制。整合各类科技资源，推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开放共享的运行服务管理模式和支持方式，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监督奖惩办法。完善国家财政资金购置科研仪器设备的查重机制和联合评议机制，防止重复购置和闲置浪费。对财政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和科研基础设施，加快建立统一的管理数据库和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并依法向社会开放。

四、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管理科学化和资源高效利用

加强科技宏观统筹。推进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建立健全科技项目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健全竞争性经费和稳定支持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制。深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改革。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制定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建立公开提名、科学评议、实践检验、公信度高的科技奖励机制。提高奖励质量，减少数量，适当延长报奖成果的应用年限。重点奖励重大科技贡献和杰出科技人才，强化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奖励导向。根据不同奖项的特点完善评审标准和办法，增加评审过程透明度，探索科技奖励的同行提名制，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设奖。

五、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专业优势，明确各类高等学校定位，突出办学特色，建立以服务需求和提升创新能力为导向的科技评价和科技服务体系。高等学校对学科专业实行动态调整，大力推动与产业需求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促进交叉学科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高等学校学科人才优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

技术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建立与产业、区域经济紧密结合的成果转化机制，鼓励支持高等学校教师转化和推广科研成果。以学科建设和协同创新为重点，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大力推进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的改革，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科研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教学团队，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提升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率。统筹各类创新人才发展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和政策，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支持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加强科研生产一线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支持创新人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支持3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主持科研项目，鼓励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鼓励在创新实践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成长和创业，重视工程实用人才、紧缺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

六、营造良好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完善和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实施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建立国家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分析和预警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政策措施，加强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加强科技开放合作。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科技国际合作，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科技交流合作。加大引进国际科技资源的力度，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鼓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主动提出或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强技术引进和合作，鼓励企业开展参股并购、联合研发、专利交叉许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开放合作力度，支持国际学术机构、跨国公司等来华设立研发机构，搭建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联合研究平台，吸引全球优秀科技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我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要学通学精专业技术知识，在课余时间多泡图书馆，博览群书，要抱着学知识丰富充实自己的态度来学习。

不要为了考试而学习，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也必须要经常关心时事，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盲从他人。另外要积极参加大学各种科技活动，提高实验动手能力，敢于大胆假设，锻炼自己的思维，要敢于打破常规，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参考书目：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