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福利制度

第一篇：西方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现代远程教育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题目西方社会福利体系探究及借鉴意义

英文题目

学生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2012年4月

中文摘要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着经济停滞局面,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了重重困境。西欧发生“福利国家危机”,美国出现“福利困境”,日本惊呼21世纪年金制度将要“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出了“福利国家在危机中”的警告。不仅是国外，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形势严峻，各种医疗、养老、社保等诸多问题引起社会矛盾加深，针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发现，西方社会福利结构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在各西方“福利国家”中,社会福利的各项开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使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严重的失衡。另外,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都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开始考虑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道路，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全面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西方社会； 社会福利制度；借鉴研究

目录

引言·······························································5 第一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6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演变······························6

（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6 1.社会保险制度·················································6 2.社会补助制度·················································6 3.教育、培训、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6

（三）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的基本关系······················6 第二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长处及存在的问题·························8

（一）西方国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8 1.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8 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8 3.福利依赖严重··················································8（1）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8（2）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8（3）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减少公共开支·························8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9

1、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9

2、增收节支······················································9

3、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9

4、改善社会福利管理··············································9

5、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9 第三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11(一)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11(二)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11(三)增收节支···················································11(四)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12

(五)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12 结论······························································13 致谢······························································15 参考文献··························································15

引言

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或社会为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在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无疑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但西方国家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社会福利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象征。社会福利的水平、构成和分配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模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福利体制或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尽相同。在全球化的今天，理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关的福利体制，对深化理解国家间的社会政策模式和经验有着重要的价值。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过去20多年来，它对社会政策领域和福利制度的比较研究有着显著的影响。社会福利既是人类干预社会问题和改善公民生活质量实践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特定文化和价值观发展的历史产物。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福利发展的不同形态，昭示了国家干预社会问题行动的理念，也显示出社会发展的某种普遍规律。

本论文分析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西方福利制度的现实意义和对我国福利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选定的题目属于西方社会学研究课题，研究方向是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利弊双方的分析，从而得出对我国福利体制建设的有利的改革措施。

本论文的重点：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福利体系探究，探讨我国福利体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及相关的改革措施，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本论文的难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长处以及其不足之处需要如何改进，以避免我国福利体制完善过程中重蹈覆辙。

第一章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演变

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或社会为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早期的社会福利与慈善几乎是同义的。提供者首先多为教会或教区,社会福利主要是以“专为社会弱者服务”的面目出现,对于无依靠的老人、残疾者以及孤儿等提供援助,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日趋恶化的贫困问题。

19世纪末,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鼎盛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显著增加,现代国家功能日趋完备,这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及政治基础。于是,政府便把济贫转化为经常性的社会福利项目,并逐步纳入政府的正常职能范围。社会福利制度就慢慢地成为了一项不是专为穷人而设计,而是具有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个人基本生活的制度。二战结束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立即着手进行福利国家建设。

20世纪50～70年代,北欧等发达国家,仿效英国的做法,完善了其社会福利制度,使社会福利涉及到大多数人,甚至是社会全体成员。

（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

这里,我们所说的社会福利是广义的社会福利,也就是说包含社会保障在内。西方国家广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就其内容来看,是非常丰富的。例如：

1.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是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第一大支柱”。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即必须根据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立法规定,由劳动者、企业或社区、国家三方共同筹资来开展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劳动者及其家属在遇到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或丧偶等风险导致收入减少、中断或丧失时,提供收入补充,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2.社会补助制度

社会补助与社会救助不同,社会救助强调针对性和个案性,社会补助则包含“普遍性”的意义。西方国家社会补助项目较多,如在英国,主要包括子女津贴、住房补贴、家庭补贴、病残看护补助等。在法国,家庭及儿童补贴就包括多子女补贴、家庭收入补贴、单亲补贴、孤儿补贴和最低家庭收入补贴等。

3.教育、培训、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

公共教育是一项比较重要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一般都实行有年限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如美国,初级、中级公共教育都是作为市民权益的基础部分而由政府免费提供。在德国,免费教育是人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住房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借助国家和社会力量来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发放住房补贴来实现。也有建造公房并以低价租给穷人居住的,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意义的国家是美国。医疗卫生福利制度,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是作为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而存在。

（三）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的基本关系

社会福利服务在各个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而在社会福利理论的构建当中，其知识体系与其他学科有着广泛的渊源。它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的关系由来已久，而与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理论等交叉学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厘清其中的基本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社会福利理论的认识、理解和评述。

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福利而存在。因此，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三者都具有相同的目的性。无论是社会福利、社会政策还是社会保障其目标都是为了提升社会全员的福利，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国家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秩序。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是社会政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的主要服务内容为“边际服务”和“补残服务”。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是社会特殊群体和家庭而并非社会总体。这些服务给付的形式往往是非现金或实物的，例如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文化娱乐等。所谓“边际服务”是指相对于社会需求而言，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只是提供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诸如生活照料的社会福利服务是由家庭、亲朋好友和邻舍提供的。例如在英国，任何时候地方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只包括：三分之一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不到4%的救助家庭儿童、不到2%的体障儿童以及不到10%的居住在社区中的精神残障人士。而所谓的“残补服务”则指的是社会福利帮助不仅所涉及的规模小，而且往往是作为最后的被动性救助手段，只有当诸如家庭、社会等服务手段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给予社会福利的帮助。而在社会保障领域，其服务的基本方式则是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津贴组成，覆盖绝大多数社会群体和个人，向他们提供例如失业保险、紧急救助金和津贴等以现金或者实物为主的帮助，这与社会福利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二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长处及存在的问题

（一）西方国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

福利国家的理念在英国形成之后,便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与北美国家。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无疑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但这并非表明,现行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十全十美。其实,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

1.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自2000年以来,欧洲国家原先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负。如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在60年代为81亿英镑左右,到1980年上升为221.5亿英镑,1999年更高达1000亿英镑。又如瑞典,自1991年开始连续3年经济衰退,退休金还要照付,各种社会保障开支也不能减少,这使得福利体制捉襟见肘。为了维持高额福利开支,政府只得大举借债,从而导致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目前,瑞典政府的债务共有1.43 万亿瑞典克朗, 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价的84%。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沉重是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

虽说西方国家公共开支比重大,但社会福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福利收益水平却偏低,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贫困化现象相对严重。如英国是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但目前英国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和略高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1700万,约占其总人口的30%。在欧盟组织的其他国家中,贫困问题也同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福利依赖严重

高福利损害了人们的就业动机,并导致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在西方国家,由于政府对失业者有较好的福利待遇,因此一些失业者不再积极地寻求新的就业岗位,而长期依赖社会福利的救助。虽西方各国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各国改革举措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具体到反福利依赖方面的举措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

使社会福利切实流向最需要的人群。莫雷托教授曾把20世纪80年代各国普遍使用的反贫困方法归纳为,“传统的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像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困的穷人却无法从中受益。正因如此,西方国家为了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社会福利的效率,大多采取了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的办法,让社会福利真正发挥帮助穷人的作用,而不是平均分配的。

（2）.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

为了达到反福利依赖的目的,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并制定了有关的制度。“以工作替代福利”项目的实施,在1985年一年,就使13万原来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找到了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来社会福利领取者的工作收入,抑制了美国公共财政开支增长的势头。由此看来,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在反福利依赖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减少公共开支

为了减少公共开支,西方国家通过扩大家庭服务,培养家庭护理员,建立保健医疗和社区服务体系等途径来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个人如何利用自身资源为同学的成长服务,越具体越好。培训对个人今后生活观念与学习有什么影响。个人的其他感受和最突出的体会是什么等内容以总结的形式上交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籍此检验学员的个人成长与进

步。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随着高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在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力不从心,政府财政无力供给庞大的福利支出需要,因此,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为了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各国都在努力让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逐渐向私营部门转移,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私人化”、“资本化”。“资本化”即鼓励私营部门以职业年金与私人养老计划、医疗计划形式参与福利资源的配置,导致福利管理中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兴起②。“私人化”,即政府尽量缩小干预社会福利的范围和项目,把这些项目交由非政府志愿机关、工人合作社和其它社会团体承担。以瑞典为例,社会福利一直是以国家福利为主,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开始提倡和支持企业在国家福利的基础上开展补充保险、经营保险和行业保险,提倡和鼓励社会保险向“私有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发展。

2、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各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上限,甚至取消上限;提高社会保险费率,包括提高职工的保险费率和雇主的保险费率;征收社会保障所得税,对退休金、疾病保险金、残疾补贴、失业救济金都收取一定的税。修订社会保障金的调整办法,过去普遍实行“社会保障金自动指数化”制度,即社会福利待遇标准自动随着物价、工资或生活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现在改为限制保障金的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保障金的支出。各国增收节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退休年龄。例如,美国规定67 岁退休,法国、意大利规定65 岁退休,瑞典将原退休年龄6067 岁。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来延长社会福利的缴费期限,对社会福利计划产生潜在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工作年限的

延长又会减少受保人领取年金的期限,从而减少社会福利计划的日常支出,增加社会福利基金储备。

3、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工作福利”是指凡接受政府福利补助者,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例如,澳大利亚规定,失业救助金领取人必须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并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训计划,否则剥夺救助金领取资格。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后,社会福利金就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4、改善社会福利管理

改变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福利的依法运行机制,使社会福利的行政管理、事务经办、监督控制三者分开,这是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共同取向。另外,各国还严格审查福利资金发放的资格条件,缩小覆盖面。比如,养老金支付的年限要求,疾病、失业的天数要求等。例如,荷兰、比例时等国采取对申领福利补助的公民规定一些附加条件,以促进相关人员的劳动愿望,减少非正常失业人口。

5、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

各国为了使社会福利基金保值增殖,并更好地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纷纷通过立法对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和运营管理采取新的措施。转变社会福利资金支出,如削减公共福利

支出,限制国家退休金发放量等。虽然各国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旨在改革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是对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修补,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手段之一。另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体系是经过去100 多年的发展演化而形成的,其基本框架的合理性与完备性勿庸置疑。这是各国保持原有福利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另一重要原因。

第三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一)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

虽然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福利困境”,进行了很多福利制度方面的改革,但并未触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些国家坚持原有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框架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福利体系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刚刚起步,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现存社会福利体系中的精髓部分,为我所用。西方福利国家正式社会福利体系是由收入保障服务、医疗服务、教育、住房、社会工作服务和对个人的社会服务以及就业等六大制度项目共同组成。

我国当前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四大项目,即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狭义)和社会优抚涵盖了西方福利体系六大制度项目中的一部分。例如,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所涵盖的福利项目与西方福利体系中的收入保障服务项目基本一致;社会福利(狭义)项目涉及到了西方福利体系中的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部分福利项目。但西方福利体系的六大基本项目中,还有许多内容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未涉及到的,如就业福利方面、社会工作服务方面、教育福利方面等。今后,我们应该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努力借鉴西方福利体系基本框架,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搭建起适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基本框架。

(二)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趋势。

我国同样也存在社会福利资金供给不足、财政支出压力过大的问题,因此,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这一改革趋势也值得我国借鉴。怎样弱化? 首先,我国应该选择合作体制,将各种社会福利的供给部分地转移给私人部门来经营,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来供给和运营福利基金;其次,社会福利制度管理要引入市场经营原则和相应的利润导向、价格调节、成本控制等观念,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提高福利制度的供给效率;第三,政府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为社会制订和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和政策法规以及监督评价体系。

(三)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当今西方国家福利改革的另一普遍取向。由于社会福利供给具有很强的向下刚性,升来容易降来难。

我国近年来,由于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在不断深化,公众对社会福利的需求越来越强。虽然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GDP 总量、人均GDP水平)还是相适应的。但是,受当前我国公众对社会福利需求的强劲压力,我国未来社会福利支出扩大的预期很强。因此,我国政府在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总量的同时,应该适当控制福利支出的规模与增长幅度,使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千万不能放任福利支出的过分膨胀,否则,今后我国也会陷入西方福利国家正在经历的“福利困境”之中。

在节支的同时,我国还应该注意增收。福利基金方面的收不抵支也是我国近年来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从当前的国情看,我国增加福利收入的途径主要有:征收社会保障税、提高社会保障方面的税费率、尝试发行社会福利债券、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作、提高基金投资收益率等。

(四)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

我国也可以尝试引入“工作福利”制度,让福利享受者在接受政府福利补助的同时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接受相关的就业培训、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等,使社会福利金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五)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

我国也应该像近年来西方国家福利一样,努力将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立法基础上,使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会福利真正成为呵护社会的“安全网络”。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有关社会福利的基本立法不足,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现有的福利保障法规调整范围较窄;社会福利体制运行不符合法律要求,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如颁发通知、规定等来进行调控和管理,等等。由此可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尽快改变我国社会福利立法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加快社会福利法制建设,是完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律保证。

总结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克服传统福利制度的内在缺陷，矫正职业福利的异化，使社会福利能够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现实社会，并沿着体系规范、水平较高、社会化实施、多层次发展的道路实现自我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得到对我国福利体制建设有益的几点结论：

1、在体系建设目标方面，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符合社会成员的群体需求，福利事业的发展规律并具有中国特色，从传统模式下的板块状、封闭式和奇特的混合结构转变为融洽式、开放式、关系清晰、结构合理的完整体系。它应当以社区服务为基础，以各种社会化福利（包括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社会津贴等）为主体，以职业福利为补充。与传统福利体系相比较，新型体系将产生如下变化：一是三个层次取代了层次不分；二是摒弃了传统福利项目设置不规范，考虑了福利项目的分工与内在规律性，并适应了群体对象的需求，如将教育福利纳入新的社会福利体系，将职业福利界定为由企业或用人单位自主开办，以及设置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等项目以适应老年人、儿童、妇女等社会群体对社会福利的需求，等等，从而体现了福利项目设置的规范性。三是使福利项目的地位由主次颠倒走向合理，即职业福利项目被严格界定为由企业或用人单位自主开办，社会成员将主要依靠社会化的7 大福利项目和社区化的社区服务来获取社会福利保障，将来是由国家和社会而不再是由企业或用人单位来承担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的责任。四是项目体系由不完整走向完整，三个层次及所属若干具体项目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完整的社会福利子系统。因此，社会福利体系结构的创新并走向规范、定型，是其最终走向健康发展的基本依据，使社会福利制度能够从整体上加以推进并得到协调发展。

2、在保障目标方面，社会福利应当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追求目标。换言之，社会福利在发展中要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子系统相区别，它提供的不是社会成员的生存保障，也不是基本的生活水平保障，而是侧重于满足社会成员较高水平或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包括服务需求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等；与此相适应，社会福利事业就不能只是无偿提供，也应包括有偿服务或低收费服务，当然，有偿与收费不能以赢利为目的。

3、在实施方式方面，社会福利应当社会化。一是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应当走出板块状的自我封闭，对整个社会开放，并采取社会化的手段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二是福利机构应当社

会化，即社会福利既不能由官方包办，也不能由企业或用人单位包办，而是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公共组织或社团机构来具体实施，因此，应当逐步缩小官办福利和职业福利的规模，通过加快各种社会公共组织（或社团机构）的建设及其规范化管理、运作来使其承担起实施各种社会福利事务的主要职责。福利机构的公共化、非官方化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实施方式的发展方向。

4、在服务水平结构方面，社会福利应当实现多层次化。即应当根据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结构的多层次化，以便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需求；同时给家庭、社区留有余地，以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目前一些有退休金保障即经济承受能力的老年人即使有进福利院的欲望，也往往因政府现有福利院的条件较差而止步。这就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等来建设有差别的福利设施，否则，官办福利院就永远只能是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福利院而非真正社会化意义上的福利院，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

在建设新型社会福利制度进程中，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某些传统特色，如物质保障与服务保障相结合、国家教授与群众互助相结合、救助生活与发展生产相结合、发展社会福利与巩固家庭保障相结合等，仍然应当得到体现。

致谢

XX老师在我完成本论文期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精心的指导，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在此，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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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社会福利制度

234.022.1

社会福利制度

（Institution of Social Welfare）

学分数 3 周学时 3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课程性质：社会工作一年级学生的专业基础课。

基本要求：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入门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把握社会福利的基本架构和重要主题、培养他们对社会福利的分析能力。具体而言，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领悟社会福利中的需求、贫穷及其关系，把握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分析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了解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

二、教学方式：

教师对社会福利主要内容的讲解，福利对象的经验分享，福利机构的考察；学生结合讲课内容、现实福利议题或考察结果进行讨论，完成专业论文。

三、主要参考文献：

王卓祺、Alan Walker（1998）。西方社会政策概念的转变及对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启示。载「社会学研究」 第5期，44－50。

王思斌（1999）。「社会工作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险研究所（2000）。「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构架」。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

张世雄（1996）。「社会福利的理念和社会安全制度」。台北：国顺图书公司。周永新 著（1990）。「社会福利的观念和制度」。香港：中华书局。周永新（1994）。「社会保障和福利争议」。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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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

PART A / 第一讲

社会福利的基本概念（Basic Concepts of Social Welfare）（第1、2周）

PART B PART C A 定义 B 功能

C 要素 D 类型 E 社会福利制度 F 分析架构

主题讲座（第3周）

人类需要和贫穷（Human Needs & Poverty）

第二讲

人类需要（Human Needs）（第4、5周）

A 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

B 需要不足的社会前提

第三讲

贫穷（Poverty）（第6、7周）

A 不同定义

B 社会问题 C 原因 D 对策

讨论（I）：长期病患者的个人需要和贫穷（第8周）

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Dynamic Factors）

第四讲

动机（Motivation）（第9、10周）

A 个人原因

B 政治原因 C 经济原因

第五讲

资源（Resources）（第10、11周）

A 个人资源

B 组织资源 C 社会资源 D 市场资源

第六讲

历史（Development）（第12周）

A 西方社会福利的发展

B 影响社会福利发展的因素

C 社会福利的策略 D福利国家和福利改革

第七讲

意识形态（Ideology）（第13周）

A 马克思主义

B 新右派 C 中间路线

D 民主社会主义

实地考察福利机构（第14周）PART D / 第八讲

中国的社会保障（Social Welfare in PRC）（第15周）

A 分析架构

B 主要内容

讨论（II）：中国社会保障的动机和资源（第16周）

PART E / 第九讲

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第17周）

A 社会工作的定义

B 社会工作的组成： C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机动（第18周）

五、评分标准：

学生成绩由四部分合成：讨论表现20分，学术论文20分，期末考试60分。

六、学生参与部分：

目标：通过讲座、考察、讨论和论文的形式，帮助学生弄清社会福利的主要概念及相关内容，加深理解，并对与课程有关的某一议题有系统深入的把握。

形式：采用四种形式：（1）校外人员主题讲座一次，（2）实地考察福利机构一次，（3）讨论两次，（4）每个同学完成小论文一篇。

讨论：本学期有两次讨论，分小组进行。讨论必须结合讲座或参观的内容，弄清讲授中的重点和疑点，由学生自行决定所需分析的案例。第一次讨论由小组中大约一半同学共同主持，其余同学负责主持第二次讨论。讨论内容由该几位同学自行分工，但每个同学必须至少主持其中一个部分。每个同学通过阅读课外资料，对资料及讲课中主要内容有所把握。主持同学应该说明讨论内容的重点所在，对供讨论的问题有充分准备，相互配合并推吸引和推动其他同学参加，并借助临场发挥促使讨论顺利进行。其他同学也必须有所准备并积极参与整个讨论过程。每次讨论须递交讨论记录。

论文：选题须与本课程的概念、理论及议题有关，论文题目及大纲必须经各小组的导师同意。论文须言之有物，正文字数2000字左右，打印与手写均可。

评分：讨论和论文在本课程总分中占40分。（1）讨论参与20分，每次10分。基于公平原则，某学生的讨论得分主要由本组其他学生对其贡献、主持、回应等多方面表现予以评分，但导师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作适当调整。（2）论文20分，由各组导师评判。论文早交者不加分；迟交一星期之内者，每迟交一天扣除论文分1分；迟交超过一星期者，论文部分不得分。

第三篇：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内容提要】如果以社会福利的体制转变和发展趋势作为新的视角，来透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过程，我们将获得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和新图景。这个文本和图景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条主线：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从最初的个人命运和家庭义务，逐渐成为了政府责任和国家行动，而且，这一责任和行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终，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与个人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尽管迄至今日，这种匹配还远未达到和谐的水平。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体制发展过程的追溯和寻访，把握牵动这一演变过程和未来走向的主线索，深入总结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显然是一项兼具学术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大约300多年来，“走向现代”成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条红线，它贯通在“现代史诗”璀璨多彩的图景之中，连缀起了“现代叙事”数不清道不尽的情节，也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谜团。在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以民生为重的社会福利事业越来越成为了当代中国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从西方社会福利体制发展和演变的视角重新寻访历史的足印，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我国民生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的根本实质、实际需要、价值取向等，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

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这一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观察视角中，既可以理解这项制度产生的早期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所面对的诸多困境的现实根源。这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把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

(一)从济贫到保障：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期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与“走向现代”和资本主义文明相联系的，而且，这项制度的后续演变也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紧张和冲突的一种直接回应。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文明”，“从物质上看，不仅冲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额报偿，而且，顶部和底层之间物质报偿的差异很大，并在整个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①历史的轨迹也显示，经历了“双元革命”——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当一个“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新社会得以建立之时，也营造出了一个前景未卜、充满危机的年代。“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离乡背井、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②事实上，正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将社会福利制度推向了西方历史的前台。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往往要溯源至英国的《济贫法》(160l)这项社会保障措施。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和家园而破产和流浪，导致了城市贫民和流民的激增，酿成了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1572年，英国都铎政府通过了强制征收济贫税的条例。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政府颁布《济贫法》，试图通过行政救济和收容措施来缓解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1723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各教区可设立“济贫院”。一般认为，《济贫法》规定了国家以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实施社会救助，在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③

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正式建立的。面对经济衰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工人运动兴起，俾斯麦政府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社会保障的三部法律——《疾病保险法》(1883)、《工人赔偿法》(1884)和《伤残、死亡和养老保险法》(1889)。这三部法律被视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的标志性文献。继德国之后，欧美各国也先后推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法律。如法国的《工伤保险法》(1898)、《养老保险法》(1910)，意大利的工伤保险及老年和残废保险的法案(1898)，荷兰的《工伤保险法》(1901)和《疾病保险法》(1913)，挪威的《疾病保险法》(1890)、《养老保险法》(1892)和《工伤保险法》(1894)，丹麦的《疾病保险法》(1892)、《工伤保险法》(1898)及《失业保险法》(1907)，瑞典的《养老和残疾保险法》(1913)，《职业损伤保险法》和《年金法》(1916)。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与欧洲各国相似的措施，通过了《济贫法》的修正法案，即新《济贫法》(1834)。至1929年，英国《济贫法》中止，为现代社会福利政策所替代。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颁布了社会保险和保障的相关法律。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确立。④

(二)贝弗里奇报告：“福利国家”的第一步

1929年至1933年，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大萧条”，史称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次人类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经济大地震，几乎“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⑤通货膨胀、股市崩溃、企业倒闭、失业率、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户破产都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记录。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30％甚至40％以上。

在1929-1933年危机过后，西方国家曾经普遍出现过特种萧条时期。在大危机、大萧条期间，大批工人被解雇，抛向街头，成为产业后备军。英国工人失业人数曾接近30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22％以上；德国失业人数竟一度达到700至800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法国失业者也曾达到半数。⑥

失去生活保障的劳工阶层面对着最为艰难的时世，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心头大患。然而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德国的失业参保率在40％以上；欧洲其他地区失业保险的人数多则不过四分之一，最少有低到零的。⑦大量的失业人群带来的负面结果，对欧美工业国家的政局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打击——资本主义世界这次似乎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社会崩溃却并未发生。有学者认为“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⑧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社会福利制度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资本主义。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事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需要进一步激励士气和增强社会团结，这也推动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1941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的社会保障计划。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受英国政府委托，出任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行的国家社会保险方案及相关服务进行调查，并就战后重建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构思设计，提出具体方案和建议。第二年，部际协调委员会提交了工作成果，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贝弗里奇报告》(1942)——全称是《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被视为这项制度的奠基性文献。从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也可看出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剧烈社会冲突的柔化功能：“社会主义组织对报告的反应并不一致，社会主义组织的右派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已经走到了通往莫斯科的半路上。左派则批评报告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革命的实质问题上引开。”⑨

报告分析了英国贫困的成因，探讨了“摆脱贫困之路”，指出，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才能摆脱贫困。首先要改进国家保险，以使失业者和生活遇到困难的人能够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改进的三个方面是：扩大覆盖对象范围、扩大覆盖风险范围、提高待遇标准。⑩报告力求既要充分运用又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超越以往部门利益的限制和驱动，把社会保险作为提供收入保障、消除贫困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国家提供福利的原则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某些群体的局部利益。社会保障必须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通过国家和个人共同的合作来实现。报告亦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宜过高，应给个人参加自愿保险和储蓄留出一定的空间。(11)报告涉及了全方位的社会福利问题，着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许多新的福利项目是福利制度发展过程的根本性突破。对于报告设计的福利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扶养职能，由国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承担部分扶养责任，更为有的学者视为福利国家的核心。

英国政府基本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于1944年发布了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贝弗里奇也因此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此后，社会福利成为了英国的一项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开启了欧洲各国建设福利国家的制度发展里程。迄至今日，报告仍被视为“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也是现代从事社会保障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必读书，它对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2)(三)另一个进程：作为权利的社会福利

也有人认为，贝弗里奇报告中的另一个划时代贡献，还在于勾勒了社会福利的权利形态，为社会福利成为一种权利和制度范畴开辟了一条进路。事实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所作的演讲《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1873)中，当这样的念头——“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稳步地变为体面的绅士”——萦绕其中之时，他就已经涉及了社会权利这一问题。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工人阶级在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方面的极度不平等、不体面甚至非人道的待遇，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使A.马歇尔十分纠结和痛心的一个问题。他问道：“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有其无法超越的界限?”对此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实现平等——他们当然不会；而在于进步能否稳步、哪怕是很慢地取得，直到每一个人都成为绅士为止，至少在职业上如此。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并且必将实现。”(13)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A.马歇尔明白，在私有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正当的(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所谴责的是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不平等，用他本人的表达也就是，“一个绅士”与非绅士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或差异。(14)

75年以后，另一个马歇尔——托马斯·马歇尔——接过了A.马歇尔的主题，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1950)一书中，他指出了“蕴含在马歇尔论文中的社会学假设”，即一种基本的人类平等，这种平等是与共同体完全成员身份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进而说：“所有人要求享受这些条件的权利(claim)实际上就是要求分享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的权利；进而就是要求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full member)的权利，即成为公民(citizen)的权利。”(15)作为社会学家的T.马歇尔也明白，社会阶级体系(social class system)的不平等事实上是难以抹平的，但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认可，阶级体系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T.马歇尔指出，基本的人类平等或言公民身份的平等与各经济阶层的不平等并不是不相容的，“这种公民身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在其之上可以建立一种不平等的结构。”(16)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限度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断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享有的公民权利是没有缺陷的，或者说人人平等在实践上就像在原则上宣称的那样，“显然就荒谬了”。他的告诫发人深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存在。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17)

上述线索使我们得以探明社会权利理论的核心问题：既然阶级阶层结构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那么如何使其变得具有合理性从而是可被接受的——这一思路才是更为现实可行的。也有学者说得更加透彻：19世纪后期的欧洲各国政府，都全神贯注于那些通常称作“社会性问题”的事情。其核心问题基本上是“国家怎样才能控制由工业化释放出来的种种社会力量，尤其是怎样才能控制对现存政权构成威胁的那个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兴起”上面。“把刚刚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来”十足是一个大问题，对它的解决足以同时衍生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18)这里应当把社会权利理论也包括在内。

必须承认，社会权利理论的思考是现实的，实际功效也是显著的，如吉登斯所言：“马歇尔说道，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公民身份与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但是，胜利的是前者，尽管这种胜利可能并不全面，但阶级斗争的威胁已经不再足于瓦解资本主义秩序了。”(19)但吉登斯也发出了如此告诫：“不管怎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场景中，公民身份权利不但没有也无法消解阶级分化，尽管它们确实弱化了阶级冲突所带来的张力。公民权与资本主义阶级体系之间的遭遇导致了协议休战，导致了‘阶级妥协’而不是其中一方无条件的胜利。”(20)这些经验和教训无疑被收进了社会的记忆。与市场化经济和劳动商品化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的剧烈分化导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公，以及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等等，对于弱化社会冲突、柔化阶级阶层关系、避免社会震荡，始终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历史的背影毕竟渐行渐远。当年的风雷已然散去、喧啸归于沉寂，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说，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得以平息，不共戴天的社会怨恨终于释怀。社会福利作为一项权利，其初始内容得到了丰富，其原始形态也发生了蜕变，社会包容的底线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社会权利的普遍意义也在日益扩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谨记T.马歇尔、吉登斯等人的明智——在实践上，社会权利能够带来的实际能够享有的保障和福利，远远不会达到绝对平等、绝对全面、绝对普遍的范畴。因此，对于社会权利理论的有所保留的清醒姿态是必要的。这里所谓“有所保留”，即指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加以甄别，使不合理因素得以剥离和滤除，吸取其合理因素为我所用。

(四)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历史的迂回

福利国家一度曾经功勋卓著：这项制度设置在不平等的雇佣结构中添加了调和剂，使社会阶级阶层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冲，从而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在控制社会张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保证了生产活力和市场繁荣的持续，也应归功于福利国家。有学者如此认为，“社会权利”就应该定义为：它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生产性投资”。(21)鉴于社会权利对于福利国家的核心意义，上述定义对于福利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功能，也是很好的注释。

然而，二战后的西方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结构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风险化等等趋势，福利国家曾经的盛景渐渐消损。于是，“资本主义改变了吗?”成为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20世纪大约最后的20年中，西方社会饱受福利危机的折磨：高水平的福利开支越来越难以为继，已有的“福利共识”出现了瓦解，而这又对社会认同和共享价值观造成了动摇，社会因此再次面对新的冲突和动荡。总而言之，曾经解救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福利国家自己遇到了麻烦，左翼和右翼的夹击不仅令其难堪，而且双方的评判截然相反，这又让福利国家的任何改革尝试都左右为难。

如左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国家增强对资本的监管，调整社会再分配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在他们看来，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社会弊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可以使之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向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公共物品、实施社会救助等，这些是市场无法做到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与之相反，右派阵营的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收缩国家干预、保护个人自由和竞争原则，更加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他们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认为恰恰是福利国家对它的受益者(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造成了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他们甚至认为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22)不过，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看法可能更加切中要害：他们都在担忧“以我为中心”的社会和“自我优先”的一代，这种趋势对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造成的瓦解，以及对社会团结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归因、回答和解决方案方面仍然难以形成共同的立场。

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唤起了一些持中间道路的改革声音。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他力主不能简单地放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因为其中一些是“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应当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提出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23)必须超越左派与右派——前者“认国家为答案”而后者则“把国家当敌人”。为此，需要一种“新平等主义”，这种平等观关注的是拓展人们的各种机会，而不是收入再分配(即结果平等)。具体地，在经济上，通过创造有弹性的、有活力的经济作为再分配的前提条件；政治上，不是关注消除阶级差别、追求地位平等，而是使生活机会达到平等；在社会权利上，在大范围内有条件地限制各种权利，使权利与责任紧密地结合起来。(24)其他如“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性福利主义”等，在中间道路的改革主张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围绕福利国家的各种争论和建议呈现了一个历史性线索：伴随经济市场化而来的劳动商品化，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社会冲突、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秩序在风雨飘摇中做出了一个选择：以社会保障和福利对劳动力收入给予“非商品化”的补偿，这一社会权利催生了福利国家。(25)但是，在不断加剧的经济低增长、人口老龄化、社会风险化等打击下，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我们争取的真正的社会进步受经济资料限制”，需要“进行某些巧灵的社会手术”(26)，西方国家似乎重新走上了“再商品化”的轨道。福利国家的兴盛、危机、改革显示了历史的迂回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常态。

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内在悖理

当我们将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现代故事”中，作为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讨论时，即是从现代意义来理解和解释这一制度性设计。这也意味着，作为一种体制和制度的社会福利，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变迁的产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福利从前现代的适合于权力集团的政治统治和利益需要的一种选择性行为，逐渐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要求，从而演变为了与共同生活中的多元化、个性化趋势相联系的正式体制，并被视为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而且通过政制的设计、政策的制定、发展的规划、财政的预算等，对其稳定的供给给予了制度化的保证。

上述演变也展现了这样的过程：社会保障和福利发生了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扩展，从某些群体的特殊待遇逐渐发展到惠及全民的普遍权利。伴随着社会成员应当享有这项权利的观念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进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观察和探究的范畴也得以形成，譬如，传统福利与现代福利，小福利与大福利，特殊福利与普遍福利，补缺福利与普惠福利，剩余性福利与充裕性福利，排斥性福利与包容性福利，选择性福利与非选择性福利，道义性社会福利与制度性社会福利……等等，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学术和实践领域。在这些范畴表达的二元辩证关系中，也处处显露出学术与实践面对的两难窘境。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都会提供某种深刻的启发。

(一)效率还是公平：市场经济始终的困扰

从欧美国家的发展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之所以发生和确立，正是源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巨变——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利益结构的重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等等，这场现代性变迁导致了深刻的困境。伴随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必然是空前未有的阶级矛盾、对立和冲突，一定时期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其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面临瓦解，统治阶级的权力支配地位也为之动摇。为此，必须使势不两立的阶级冲突得到调节和柔化，达成“阶级妥协”而避免同归于尽，社会问题也有望得到一定的缓冲和化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正是在这个转变中应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政治统治的需要而生的。譬如，德国俾斯麦执政下的社会保障就被“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作为赢得工人阶级对威廉独裁统治的忠诚的手段”。(27)同样，福利国家也被视为解决西方社会棘手问题的一副良药。

尽管如此，作为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的具体表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财富与正义之间的矛盾和纠结，以及它们表达的资本与劳动的不同诉求、斗争、博弈，始终贯穿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之中，对其政策的权衡和选择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从而牵动了这一制度的自我调节、应时修改和基本走向。如美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为里根准备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称：“无论在生产或者在消费方面，在重新安排资源时，要做到既可改善某个人的地位，又不损害其他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种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报告继续说，“有效的经济制度是关心个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奔波，这才算是有效率”。(28)看得出，效率与公平的绝对协调和平衡更多地是一种想象，并未真正实现过。

类似的困扰也反映在其他范畴之中，譬如，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言，平等与个人自由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自由地竞争是至高无上的市场原则，但事实表明，当社会中的阶层、群体和个人在市场制度下自由地进行货币交易，精英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巨大差别就是在所难免的逻辑。所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坚信：“这个问题不是所有人是否最终平等——他们一定是不平等的”，而是使“至少在职业上每个人都是绅士”成为可能。(29)面对不平等的社会事实，吉登斯对“胜者通赢”(winner-take-all)的现象发出警告：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30)以至于官员和学者不得不郑重思考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分野，以避免过度的理想化使人遭受“仁心善举的伤害”。

这些困境中包含了两面启示：如果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现代社会秩序的正常维持是不太可能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也并不是万能的，仅靠这项制度尚不足以使社会生活获得免于一切困扰的保证。我们须避免以其作为一劳永逸的答案，不断在社会的动态运行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二)不平等的合理化：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分层结构

社会分层对于把握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进而深入体察其中内含的不平等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对于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以及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分层现象的显著作用，这一传导过程使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具有了合理化效果。

工业化早期及其后的一定时期，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引发了两大工业阶级的对抗和冲突，针对国家权力的“解放政治”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目标，整个社会陷入了暴风骤雨般的震荡。伴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其对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释放出的调节和缓冲功能，使社会的不平等性被控制在可容忍、可接受的限度内，避免了任何一方无条件的完胜，社会的强烈波动因此而逐渐衰减和抚平。最终，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生活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构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仅变为了“茶杯里的风暴”，而且柔化、精细化和“制度化”了，成为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中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一演变过程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的的不平等性趋向于合理化了。

从西方福利国家的主要类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来看，其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分层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侧重于发挥市场配置机制、自由竞争原则，国家和政治权力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持不干预态度；对于市场化、商品化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政府主要采取补救式的保障救助政策，普救式的社会福利则是有限覆盖。在保守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中，市场机制相对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国家居于福利供给的主导地位，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民的社会权利是获得福利的前提，个人享有的实际权利与其工作和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是相互关联的。相应地，社会阶层的较大差别、等级制度和阶层特权是保守主义模式福利国家比较突出的制度现象。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追求平等，实行统一定额式的给付原则，而且给付慷慨。为避免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这类模式的一些国家努力将一般工人纳入到较高的福利制度阶梯之中，使其享有的福利达到中产阶级的福利水平，这些措施扩大了新中产阶级，这种福利制度又被称为“人民福利”。

但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可能消除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中的不平等性，只是使之合理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产生更大不平等的趋势，而福利国家则存在着创造更大平等的趋势和意图，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持续性的”(31)，这一判断仍然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中，对有限的福利资源只能“目标锁定”，采取选择性的配置，不同阶层、群体的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差别的，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所享”也是不同的，因而也就不能避免上层、中层、下层、底层群体的分离。一些学者认为，在现存的阶级体系内部，福利政策又产生出新的分层类型，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一定意义上加大了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增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体系。在大部分情况下，福利服务也没有能够消除贫穷——尽管瑞典和奥地利等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32)所以，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可以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某种调整，但并未脱离社会的不平等性及分层结构的合理化这样一个问题。

(三)社会福利制度的曲折演进：商品化—非商品化—再商品化

随着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经济摆脱了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共生状态，市场也从传统习俗经济中获得了“解放”，经济活动本身构成了一个特别的领域，效率、利润和剩余成为了追逐的目标，资本积累对于再生产的规模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由原本的经济“嵌入”在社会之中，转向了社会依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商品化作为基本线索，贯穿于社会福利的演进过程。前工业化时期的自然经济形态的终结，依赖土地等自然产出来维持的自给自足走上了终点，经济市场化、劳动商品化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保障方式，无论是家庭的自我防护，还是行会、教会的救助措施，或是领主、君主的仁慈善举，已不能形成抵御各种风险的屏蔽效果。特别是对于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的人们，其生计维持和福利开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和雇主。在此情形下，社会福利及其作用方式也发生了市场化、商品化的转变。

历史进程表明，当市场和交换关系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货币化收入，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和福利。而且，与其他市场现象相一致，劳动力市场也受到竞争原则和供求规律的支配，竞争中的不利者几乎难以避免贫困的威胁。如果说，市场经济和竞争原则提高了效率，使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成为趋势，那么也可以说，正是市场化和商品化使得一些个人和群体的保障和福利受到剥夺，生活陷于贫困甚至绝望。也因如此，如果要经济效率、企业竞争力和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就需要一种与之相悖的逆向过程，使之成为对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商品化的补充。这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发挥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的重要功能。显然，从更为实质的方面说，社会福利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

就劳动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而言，福利国家是最为典型的制度设计。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使劳动者免于贫困，使其能够不完全依赖于市场和出售劳动力而生存，这就确立了市场化、商品化的体制性保护机制。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过程引发了另一种后果，即高额的福利支出推高了税负，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金融、生产、物流、商业以及环保、教育、医疗等)越来越高，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抑制了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扩大能力。不仅如此，劳动者也失去了必须工作的理由和动机，社会的勤奋、进取和敬业精神也失去了动力。最终的结果是，福利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整个社会也陷入了各种问题的危机。福利国家于二战以后达到巅峰状态不久，就走上了危机重重的时期。如果从1948年英国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从兴盛到危机，前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自此，西方各福利国家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这一改革过程，用学界的表述来说，是社会保障“再商品化”的趋势。通俗地说，更像是一个不断打破福利津贴的“大锅饭”的过程。然而，越是改革却困境越深。这样，福利国家实际的轨迹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革与危机相互交叠的怪圈。

(四)所享与所得：福利的普惠承诺和国家的有限能力

当T.马歇尔表示“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实际上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福利的普惠承诺与国家的有限能力”这样一个问题。随着西方社会生活更深地走进现代的范畴，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显著——原本用于展示统治阶层的慷慨仁慈的接济和布施日渐失去了必要性，对社会贫困人群实施补救的国家责任和社会道义得以确立，而且，这一救助的最低保障原则逐渐成为了面向一般国民的普救主义原则，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普惠主义价值原则也得以形成和确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两者间的矛盾纠结。即使在上述转变的初期，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之间的两难困境已经开始显露。

为应对西方社会现代性持续转变中的实际问题，社会福利制度中包含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责任也日益明确和自觉化，这可以说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其普遍共享的福利目标隐含了一种理想：“一种健全的福利体制，它在某种相当高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欧洲福利制度的总体价值观：“全社会共担风险、共享机会；培育社会团结或凝聚力；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保护最弱势的社会成员；鼓励工业领域中的协商而不是对抗；为全部人口提供一个丰富的社会、经济公民权利框架。”(33)

然而，尽管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广受赞许，有时被称为“全民福利”、“人民福利”，在现实中，几乎无限的普救式共享福利并未真正实现过。因为，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状况下，社会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约也是刚性的，国家的实际能力总是使福利的真正变现不得不大打折扣，于是，“所享”与“所得”的实际距离是难以抹去的，这使得“全民福利”、“人民福利”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期待。相关研究指出，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和北欧国家，全民福利模式也没有完全实现。英国的“全民低保”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其相当的非缴费型给付都是针对一定的目标群体进行的。即使在北欧三国，许多非缴费型补贴也是家计调查式的。由此可见，在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关目标的定位、对象的遴选、福利的给付底线等，都是必须的程序。这也折射出了社会福利体制总会伴随着某种理想性特征：期待的“所享”与现实的“所得”总是有区别的，而且，即使是“所得”也并非是均等化的。事实上，如果对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简化地概括，那么，筛选福利目标群体，收缩福利支出，降低财政压力，进而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是这一过程脱离不了的题中之义。

因此，“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也是一种提醒——“所享”的承诺基于形式化的社会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所得”作为实质性的变现，其有限性也是难以超越的。(五)不等价交换的世界体系与社会福利的全球格局

从全球格局着眼，西方福利国家并不限于欧美社会系统自身，而是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状态更是与世界体系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等价交换”体系，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两个维度上运作：一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发生在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前一个维度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本身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不合理性；后一个维度则体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不均衡性。这样，以世界体系为观察点，我们能够通过这一体系的内外两维，观察到社会福利及其制度运作的全貌，进而对全球范围的福利资源的流向有所把握。

首先，“不等价交换”的内维。就西方福利国家不等价交换系统的内部运行而言，其秩序的保持有赖于两种重要制度——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普遍建立，使资本利益阶层与劳动工薪阶层的冲突被限制在制度性的框架内，确定了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方式，同时也对其利益诉求给予承认，从而“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34)另一方面，为了使国内各阶层和群体的财富占有、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节和拉平，西方福利国家在尽可能给付可分享的社会福利、提高可上升的社会机会的同时，政府也对高额福利支出的可承受性、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更有效地缩减财政赤字等，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与此相关的是，政府必须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不至于引发社会内部的反抗。

其次，“不等价交换”的外维。对于世界体系的秩序维持和福利国家的正常运转来说，“不等价交换”的外部维度也许更为重要。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35)世界经济是一个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分工体系，不同地区和不同产品被这一劳动分工的链条连缀在一起，各国按照“不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贸易转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利益”过程——各国的贸易利益所得是不同的。

商品链的地理方位不是随意分布的。如果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向心型。它们的产生点是多层次的，但目的地却汇合于少数几个地区。这就是说，它们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向中心或核心移动。人们很难否定这一经验观察。

尽管每隔50年左右商品链都经历一番重大调整，一个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商品链体系却被维持下来。(36)

边缘国家总是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之中：“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于核心地区所创造的这种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是一个损失，接受也是一个损失。”(37)因此，“不等价交换”的外维揭示了福利资源的全球流动态势，反映了核心地区(西方福利国家)与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结成的福利世界格局，由于前者在全球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从而能够从后者获得源源不断的超额经济收益。这就从实际操作层面确保了其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既能够满足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从而保证了“不等价交换”内维运行秩序。

可见，“不等价交换”的外维运行不仅与“不等价交换”的内维稳定是一体相联的，而且，“不等价交换”外维越是成功运行，西方国内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等也越是游刃有余。这就提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不再仅仅限于本国的内政范围，而是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有着复杂的关系。从20世纪西方经济体系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的国内社会和政治变化来看，从经济和市场领域、企业收益降低和劳动薪酬下降，到资本与劳动的雇佣结构出现新的紧张，再到国内财政和福利支出遇到麻烦等等——这类伴生性社会问题经过一定程度的内部发作，其后，随着外围经济剩余的输入，内维的福利资源又进入了新的丰盛期，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于是渐趋释放和缓解。

因此，当我们对本国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进行研究时，社会福利的世界格局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研究视角。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系统(国家、社会、文化以至群体、组织等)，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因而使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受到限制。这就使我们必须思考“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的改善”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过程和文化的比较视野来考察作为系统现象的中国社会，不难看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资源的单向汲取，而且是限于系统本身的单向‘内汲取’，如此，对系统需要的满足就难以形成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从而逐渐导致了系统更为深层的积弊和沉疴。这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所面对的重大困题。如果中国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就必须使这一状况得到根本转变。”(38)

三、发展的适度与从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与反思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我们，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其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该国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新诉求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应当蕴含一种意境、赋有一种伟力，对发展的方式、适度的波幅、前进的节律，能够保持自我调节和理性驾驭。

(一)积极和主动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的提高，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也一再出现调整，人民群众内心的参照尺度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本国的发展标尺也在不断刷新。中国应当成为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应当具有更高水平、更好品质、更加幸福。人们不再仅仅是从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和前30年比较、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而是更侧重于从横向上进行比较，与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较。参照系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乐观、昂扬、向上的指向。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这种变化，促使民生保障和福利事业必须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这种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主要在于民生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应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使民政和民生支出在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财政预算决算计划中得到体现。

相关研究显示，在2005年全国各项社会福利费用中，政府财政支付的部分与企业和个人负担的部分，占全国GDP比例不足9％，其中政府支出部分占GDP的比例仅为5％。而且，政府负担的社会福利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虽然已达到27％，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仍属于一个较低的比例。从几个主要OECD国家(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等)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到了2003年，几个主要OECD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5％，即使是一贯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捷克、匈牙利等也分别达到19.6％与16.4％。(30)

可见，我国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明显的不适应性，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明显的不适应性。所以，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主动发展的姿态，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适度的全覆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

(二)动态和可控的适度

考察综览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行，这一制度最终几乎都难逃一个宿命，这就是深陷危机并难以自拔。问题的形式也许多种多样，但问题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例如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其实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给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国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称羡。然而，这种制度也使过度的福利依赖成为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导致了政府给付能力的崩溃。于是，福利国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国家(如北欧诸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改革措施更为严厉，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限制给付条件，等等。在实行社会保险型的福利制度国家中(德国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所谓“温和私有化改革”，对养老保险支付采取了削减给付的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等措施。在一些实行强制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也被迫进行福利制度改革。智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实行了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私营化，以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运营效益。其他“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如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病”始终保持警惕，福利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倾向于采取高就业、低保护的谨慎福利政策。即便如此，“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也面临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

这就警示我们，以往各国福利制度都难逃痛苦的循环：危机—改革—危机—再改革，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挤压之下来回拉锯。这种痛苦还来自于社会的反应和压力，任何削减福利的企图都可能引发国民的不满而爆发社会抗议和抵制，社会动荡的危局使得各国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弃改革。

有鉴于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普惠民生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动态中保持适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能力，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亦如我们所认为的，也许社会福利制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拽着一条选择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阴影。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保持“适度的永恒性与普惠的适度性”。

(三)自我调节的节律从容

改革开放是不断应对各种困境的过程。几十年的艰辛逐渐涤去了稚气，也渐渐积淀了沉稳的社会心态。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和日本，领先全球。但是，对于此时的中国，淡定是最为珍贵的姿态。

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尚未脱离“靠天吃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比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知名品牌，中国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非常低，约为380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西部内陆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地区的1/10左右。中国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中国城乡贫困人口约2亿左右。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关专家认为，对21世纪而言，面临的挑战在于人们没有经历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老人。(40)

显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41)相关研究发出提醒：对社会福利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基于国家实力和政府财政的现实，“在很长的时期内，除了义务教育，免费性的福利项目的重点还是应该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对于城市与农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还要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导。”(42)因此，国家财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支撑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以及能够支持到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就对中国智慧提出了一个拷问。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民为政者应谨记：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公平和效率应当形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国民权利的社会福利应当有利于焕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开辟新的动力来源。社会福利一旦变为滋生依赖和惰性的土壤，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的创造力将为之摧毁。发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标，然而，如果失去了社会稳定和秩序保障，则将一事无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刚性困境从反面启示了我们，如何创制更为弹性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自我调节和节律从容成为可能，也使得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成为合理的权利和可持续的制度。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以及财政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在对社会福利的各项支出当年以及逐年增加所需要的财政资金等等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使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之间形成一个适宜的比率。同时，将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和社会负面影响减缩到最低限度，使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避免重蹈西式高社会福利的覆辙。

作者：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注释：

①(35)(36)(37)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42页，第8页，第13、17页，第12页。

②⑤⑦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导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第125-126页，第133-134页，第137页。

③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91-99页；汪华。

④汪华：《论“福利国家”产生的实践传统与理论渊源》，《改革与战略》2008第12期。

⑥(28)黄素庵：《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页，第7页。

⑨丁建定：《〈贝弗里奇报告〉评价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

⑩(11)(12)《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4页，第2页，第1页。

(13)(15)(16)(17)(29)(31)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第8页，第8页，第27页，第27页，第6页，第376页，第39页。

(18)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0、73页。

(19)(35)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0页，第24-25页。

(2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48页。

(21)郑秉文：《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2)(23)(30)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4、17页，第2、3页，第104页。

(24)帕特里克·戴蒙德、安东尼·吉登斯：《新平等主义：英国的经济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25)(27)参见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26)(2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编：《危机中的福利国家》，序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3)安东尼·吉登斯：《欧洲社会模式的反思与展望》，《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38)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39)(4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中国发展报告2008/09：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福利体系》，北京：中国发展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3页，第29页。

(40)《专家建言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新华网，2010-09-2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0314.htm

(41)吴邦国：《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求是》2010年第19期。

第四篇：我国社会福利制度

目录

中文摘要与关键词„„„„„„„„„„„„„„„„„„„„„„„„„„1

一、社会保障的起源和发展„„„„„„„„„„„„„„„„„„„„„„2

（一）我国的社会保障„„„„„„„„„„„„„„„„„„„„„„„„2

（二）社会保障的分类„„„„„„„„„„„„„„„„„„„„„„„„3 1.社会福利„„„„„„„„„„„„„„„„„„„„„„„„„„„3 2.社会保险„„„„„„„„„„„„„„„„„„„„„„„„„„„3 3.社会优抚安置„„„„„„„„„„„„„„„„„„„„„„„„„4

二、我国社会保障部分项目基金支付风险严重„„„„„„„„„„„„„„5

（一）社会保障基金存在支付风险„„„„„„„„„„„„„„„„„„„6

（二）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因素„„„„„„„„„„„„„„6 1.信用风险„„„„„„„„„„„„„„„„„„„„„„„„„„„6 2.流动性风险„„„„„„„„„„„„„„„„„„„„„„„„„„6 3.利率风险„„„„„„„„„„„„„„„„„„„„„„„„„„„6 4.操作风险„„„„„„„„„„„„„„„„„„„„„„„„„„„6 5.法律风险„„„„„„„„„„„„„„„„„„„„„„„„„„„6 6.通货膨胀风险„„„„„„„„„„„„„„„„„„„„„„„„„6 7.环境风险„„„„„„„„„„„„„„„„„„„„„„„„„„„6 8.政策风险„„„„„„„„„„„„„„„„„„„„„„„„„„„6 9.国家风险„„„„„„„„„„„„„„„„„„„„„„„„„„„6

（三）社会保险“系统老龄化”„„„„„„„„„„„„„„„„„„„„7

（四）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少„„„„„„„„„„„„„„„„„„„„„„7

（五）历史债务„„„„„„„„„„„„„„„„„„„„„„„„„„„7

（六）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7

（七）社会保险利差损严重„„„„„„„„„„„„„„„„„„„„„„7

（八）社会保险待遇的非理性调整„„„„„„„„„„„„„„„„„„„7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对策建议„„„„„„„„„„„„„„„„„8

（一）实行分权式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8

（二）创造第三方监督的有效实施机制„„„„„„„„„„„„„„„„„8

（三）加快法制建设，提高违法成本„„„„„„„„„„„„„„„„„„9

（四）推进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9 参考文献„„„„„„„„„„„„„„„„„„„„„„„„„„„„„„9

[摘要]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和谐稳定的大局。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顺利推进。

[关键词] 社会保障；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研究

一、社会保障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保障，来源于英文“social security”一词，其最早出现在美国1935年的《联邦社会保障法》中。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所通过的《费城宣言》的第6条中，使用“社会保障”代替了“社会保险”，自此之后，在国际社会及各国的法律文件中对“社会保障”一词的使用也逐渐频繁起来。1984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发布的《社会保障导言》中，将社会保障界定为“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对其成员提供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由于疾病、孕娠、工伤、失业、残疾、老年及死亡而导致的收入中断或收入锐减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困窘，对社会社会成员提供的医疗照顾，及对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的补贴。”我国是在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开始使用“社会保障”一词的。此后，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又将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支柱之一。

（一）我国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全体劳动者强制征缴保险基金，用以对其中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机会的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等，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管理。而商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按照自愿原则，根据保险合同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并实现损失补偿和人身给付的一种经济保障活动。其中人身保险是在社会保险覆盖不到的领域和社会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之上发挥作用的一种自愿性商业保险活动，包括人事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等四个部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共同发展，对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障职工群众生活，维持社会稳定和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关系亿万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按照国际标准，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或者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时，社会就进入了老龄化。经测算我国在2000年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10.7%，步入老龄型社会，在时间上比世界人口老龄化提前10年，在速度上比欧美国家快一倍。同时，按国际标准，退休金占工资总额比重达20%为警戒线，29%为社会承受的极限。据测算，我国在2015年左右达到警戒线，2025年前后达到极限，此后，15年时间维持在30%-40%之间，如果把乡镇和农村的养老问题一并考虑，任务更加艰巨。如何应付即将来临的老龄化问题，是对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次严峻考验，其改革已势在必行。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1986年为配合劳动合同制和企业破产法的实施而建立起来的。它在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保障群众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医疗制度是50年代初期建立和实施的，总体上分成两个部分，即行政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国有企业劳保医疗制度。由于缺乏内在的利益约束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导致国家负担的医疗费用呈现几何级数递增。

我国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期，在社会生活中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长期的实践也表明，它存在着覆盖面不广、待遇偏低、没有科学的工伤评定标准和健全的劳动鉴定制度、缺乏强制性等弊端。

人寿保险是为人的生老病故伤残和失业等风险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商业性保险业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的总水平还很低，通过大力发展人寿保险可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等内容。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社会保障各个有机构成部分系统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总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这几项社会保障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它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保障的分类

1．社会福利 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实现社会保障的最高纲领和目标。它的目的是增进群众福利，改善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它把社会保障推上最高阶段；社会福利基金的重要来源是国家和社会群体。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政府出资为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而建立的制度。为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权益，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城市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对农村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集中供养一般通过举办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疗养院、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进行；对于残疾人，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来兴办多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企业，帮助适合参加劳动的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

2．社会保险 就是社保，含五个险种；保障保护和配置劳动力功能。社会成员正常健康的生活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优胜劣汰的竞争又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岗位稀缺而就业人口多，这就必然会导致部分劳动者可能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其及家属失去收入而面临生存危机。此时，社会保障就可以通过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得以摆脱生存危机的困扰，维持最起码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样有利于保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还可以通过建立全社会的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及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解除社会成员因变换工作或家庭迁徒而带来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投融资功能。社会保障资金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如把经过几十年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合理地利用起来，其作用将不可忽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运用都是在保证投资安全的情况下，投向可获较高利润的项目上以使其增值，但客观上也确实成为国家调节投资的一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家建设。分配的差异、收入的悬殊等，这势必会导致部分社会成员收入下降，生活出现困难。这时，社会保障就可以对低收入阶层给予生活所必需的给付，或者在养老、失业、伤病、残废，生育等情况发生之时实施必要的所得给付，就会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进行再分配，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再调节，尽量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社会保障可以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对失业或没有生活来源者、贫者和一切工薪劳动者，在暂时或永远失去劳动能力以及暂时失去工作岗位者提供帮助，使其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其次，还具有社会稳定功能。众所周知，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很多，其中，社会成员生活无保障是重要的致因。我国古代就有“民贫则奸邪生”的观点。因此，社会保障已普遍被认为是稳定社会政治秩序、保障社会安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20世纪70年代盛行起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虽然在某一时期出现了很高的失业率，但其社会秩序却比较稳定，这即是社会保障在发挥“安全网”的作用时的一种表现。国际劳工组织在总结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时指出：“没有社会的安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安定。”这一概括充分说明了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功能。3．社会优抚安置 社会保障的特殊构成部分，属于特殊阶层的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特殊纲领。社会优抚安置目的是优待和抚恤；社会优抚的对象是军人及其家属；社会优抚的基本特征是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社会优抚的基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社会优抚制度的建立，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安全，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9月19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从2010年10月1日起，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烈属(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分别提高10%，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48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此次国家还将享受待遇的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200元提高至220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经费。

调整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为每人每年28690元、27780元、26870元，分别比2009年提高了2610元、2530元、2440元，一级因战残疾抚恤金标准达到了2009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89%。

居住在城镇的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8730元，达到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居住在农村的烈属提高到每人每年5240元，达到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2%。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及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19890元、19890元和8600元。

据介绍，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第17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准，第20次提高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此次提标共新增经费5.8亿元，全年共安排抚恤补助经费210.6亿元，惠及619万优抚对象。

二、我国社会保障部分项目基金支付风险严重

（一）社会保障基金存在支付风险

认为，“风险”就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一种不确定性状态，是指发生伤害、毁损、损失的可能性。社会保障基金则是指国家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法定程序，以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用于特定目的的资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风险就是发生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可能针对社会保障基金发生的毁损或损失。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在政府集中管理下由独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实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形成了两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基金的实际所有者（社保对象）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地方政府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关系实质是一种法律强制下的新型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体现 着行政权力，代理方和委托方的地位不平等，容易导致被代理方利益受损。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就是要消除这种管理关系中存在的风险。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社会统筹账户上的社保基金；二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个人账户上的社保基金；三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四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其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专门负责管理，有较高的透明度。文中的社会保障基金限定在第三大类以外的其他三类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事业的物质基础，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社保基金不能实现保值增殖，当出现支付危机的时候，社会保险基金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有可能落空，社会保险制度将无法正常运行，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团结。由此可以看出，投资并且获取较高的收益对于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若干重要项目，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基金长期平衡难以实现。根据作者长期的精算分析，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基金潜伏危机，影响制度持续健康运行。

（二）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因素

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属于一种金融投资活动，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金融风险，一般来说，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因素主要有：

1.信用风险 又称违约风险，指债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债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或是交易一方不履行义务而给交易对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信用风险存在于一切信用活动中，也存在于一切交易活动中。

2.流动性风险 指由于流动性不足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保持流动性对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说都至关重要，但并不是说流动性越高越好，因为流动性与盈利性是有矛盾的，因此，必须保持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平衡。

3.利率风险 指利率变动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只要其资产和负债的类型、数量及期限不一致，利率的变动就会对其资产、负债产生影响，使其资产的收益、负债的成本发生变动。

4.操作风险 又称运作风险，指由于企业或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不健全或失效、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的风险。

5.法律风险 指金融机构或其他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因法律方面的问题而引致的风险。

6.通货膨胀风险 又称购买力风险，指通货膨胀可能使经济主体的实际收益率下降，或使其筹资成本提高。

7.环境风险 指金融活动的参与者面临的自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风险。

8.政策风险 指因国家政策变化而给金融活动参与者带来的风险。国家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调整，有可能给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带来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

9.国家风险 指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而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这主要针对的是海外投资。

（三）社会保险“系统老龄化”

这是指在社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参保人群中，实际缴费人群相对减少、享受人群相对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显然与全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关，但是这还与我们的制度设计和运行环境有关。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一现象不仅发生于社会养老保险中，而且也会出现在社会医疗保险之中。因为老年人群的医疗消费支出高于其他群体，而且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通常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模式，因而参保人群的年龄结构对于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退休人员不缴费”的政策之下，社会医疗保险“系统老龄化”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还有一点，我们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过低，而不少地方实施提前退休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保险的“系统老龄化”。

（四）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少

以职工的社会保险为例，筹资主要依靠用人单位和参保者个人缴费，财政和其他渠道筹资较少，从而造成用人单位缴费的费率偏高。从长远看，用人单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偏高、负担过重，将影响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五）历史债务

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变，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债务显性化了。当时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是由新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运转过程中自行消化历史债务，而不采取其它处理措施。这就使得当代在职人员既要为自己未来养老和医疗费用储备资金，又要为原制度下的退休人员全额支付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形成双重负担。这也是现阶段用人单位缴费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

缴费基数是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是，近几年缴费基数不实的现象普遍存在，据地税部门的估计，目前各地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综合打折率在50－60%之间。因此，规范基金征缴行为，做实缴费基数对于改善基金状况，并营造公平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十分重要。

（七）社会保险利差损严重

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该项制度实施10多年来，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记账利率高于基金投资的实际回报率，这一严重的利差损必然导致未来的基金缺口。更有个别地区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做实个人账户后，统筹基金出现亏空，只好依靠贷款支付养老金，而贷款利率高于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八）社会保险待遇的非理性调整

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虽然该项制度中有一个养老金待遇自然增长机制，譬如，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已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相挂钩。但从近五年的实践看，连年大幅度调高基本养老金待遇标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养老金待遇过分悬殊的矛盾，但这种非理性的决策破坏了养老金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大大增加了基金的支付压力，造成了企业在职人员工资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倒挂现象，也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领域的城乡差距。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实行分权式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

分权式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一个好的选择。在该模式下，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管理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资产管理权与负债管理权相分离，统筹账户资产负债管理权和个人账户资产负债管理权相分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享有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管理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下属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除基金管理以外的其他事务，独立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享有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资产的经营权。

在中央设立统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委员会，其直接受国务院领导，对国务院负责；在各个统筹层次，分别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其直接受上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下，按照法律的规定经营社会保障基金，其不受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领导和干预，但要受其监督。该委员会的主任由上级委员会任命，其成员包括社保部门、雇员、企业主代表以及专家，实行委员会制度，委员会下设专业的经营机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派驻一个副厅（局）级领导监督委员会的工作。统筹账户的负债经营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直接在社保部门的指令下，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进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账户。

（二）创造第三方监督的有效实施机制

必须创造有利于第三方监督的实施机制，使监管起到实效。所谓第三方，是指社会公众，以及代表公众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机构。为避免分散性，社会公众必须借助组织和机构去行使集体监督；这些组织和机构应该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凝聚了社会分散的力量，使单个的社会意思，变成了统一的集体意思；并且，许多 研究社会保障，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金融、审计、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记者的加入，也为非政府组织履行监督的职能提供了条件。国家应在法律上给予这类组织以特定的法律地位，使其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法律应规定涉及社会保障管理和监督的行政机构，对于此种组织要求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的要求必须满足；对于此种组织提供的建议和意见，必须给予认真对待。如果对于该类组织指出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及时改正，该类组织则可以向上级监督机构提出举报，并代表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公共利益。

（三）加快法制建设，提高违法成本

与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制度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保障基本法，二是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专门法律，三是与社会保障基金相关的其他配套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基本法应该专章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的最高准则，包括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机构和体制的规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权限，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基金投资的比例和方向等内容。律是对社会保障基本法有关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内容的具体化和细化，它包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及其产生方式、职权、考核，专门的监督机构及其产生方式、职权，基金具体运营的机构（公司）及其选择、考核，以及对有损社会保障基金安全行为的具体规定和处罚等内容。

此外，提高违法成本，实行司法保护对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对“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的”给予定罪处罚，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挪用没有具体的规定，致使挪用的成本非常的低，因此，专门规定挪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罪，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制度监督的有效性。

（四）推进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社保基金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获取和传导机制，基金的所有者无法了解到基金管理的真实信息，上级监管部门不了解下级管理部门的真实情况，由于基金多样性和分散性，甚至一些管理部门对自己所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零散和不完整的数据使监督变得非常的困难。

为此，推进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起劳动与社会保障、财政、税收、企业和银行等之间横向以及上下级部门之间纵向的统一规范的信息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的终端设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每个下级部门按照当地的社会保障基金构成定期上传相关的信息，并由上级部门定时到相关的银行检查账户情况是否属实。该数据库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林义.社会保险[M].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2003 [2]李珍.社会保障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赵曼.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5]胡晓义.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第五篇：浅析中外社会福利制度

浅析中外社会福利制度

2012年11月份，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保障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将社会保障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就社会保障而言，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其地位是空前的。

会议内容中表明，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逐步做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工作，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做好优抚安置工作。

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对我国过去发展社会福利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也为继续、加强社会福利在中国的发展确立了方向、指明了道路。那什么是社会福利制度呢？

一．中外对社会福利的定义

社会福利，英文写作“Social Welfare”，是国家或社会为其成员提供某些物质或服务，以期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保证其生活质量的代名词。其目标是“抵消市场出于种种原因给那些难以满足基本需要的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种处理人们在一生中遇到的如生病、残疾、失业以及年老等危机的方法。

国际上，将社会福利的体系分成两大部分： 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安全体系）和其他社会福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中包括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其他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包括公共福利，地方公共福利和社区服务，职业福利，公司的集体福利和国际社会的捐助等。

美国著名的社会政策专家米几利把社会福利定义为：“在社会问题得到控制、人类需求得到满足和社会机会最大化时，人类正常存在的一种状态。”而国内学者基本上同意将社会福利做狭义和广义之分：“在中国，社会福利仅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狭义社会福利范畴，”“确切阐述社会福利是件非常困难的事。通常有广义、狭义和专指三种。”“广义的‘社会福利’制度指国家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福利’状态所做的各种制度安排……狭义的‘社会福利’则指为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针对社会病态而提供的社会服务。”

在中国，与国际化社会福利制度相比，中国的社会福利覆盖面有限，社会福利制度尚不成熟。经济决定政治，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还需自身慢慢去探索。目前我国的福利制度尚不成熟。

纵观中外诸家，可以说在学界，对社会福利的概念理解差别很大。但对于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即将社会福利限制在对不能依靠自己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而提供的收入和服务保障上。不仅因为这是社会所理解的民政部门的最主要职责，也是民政部门运用最多的一个含义，同时还因为社会福利产品总是相对的概念，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是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做出反应的制度安排。

二．数国福利制度的利弊

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而向公平靠拢的制度安排。凯恩斯曾写道：“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做那些私人已经正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或者更坏一些，而是去做那些根本没人做的事情。” 谈到社会福利制度就不得不先谈英国，在本文所定义的社会福利框架内，社会福利制度就相当于英国的社会服务制度，在对残疾人和有儿童的家庭进行帮助方面的基本政策是，尽可能帮助有工作能力的个人和家庭，通过就业来摆脱贫困，而对确实无能力的个人和家庭，则提供更为慷慨的福利救济，让他们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对于老年人尽可能把他们留在家里进行照顾，社会只是提供建议与帮助。政府还加大反歧视立法的力度等积极措施，鼓励和方便有能力者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英国非常重视对儿童的帮助。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结构与西欧国家不同。首先，社会保险项目与社会福利项目界限比较分明。保险开支完全采用基金化运作来支付，社会福利项目则完全由公共开支来负担，与社会保险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西欧国家，公共开支占社会保险开支的三成左右，所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之间的界限没有美国这么明确。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却是介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之间的一种制度。而西欧则是面向全民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多数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基本上覆盖全民，美国的覆盖面就要窄得多，与西欧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福利项目更加有针对性，为确保社会福利确实流向需要的人群，美国的社会福利项目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条件限制和资格审查制度，同时尽可能采用非现金支付形式，避免社会福利资源的流失。

日本的社会福利概念基本与本文相同，它是以不能进行正常生活的人们为对象的，主要是通过救济、保护、预防等援助，使那些人能维持一般的生活。在日本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主要社会福利对象都以立法形式加以保障。如在其儿童宪章里明确了儿童作为一个人应该受到尊重，儿童也有自己的权利，同时提出培养儿童不仅仅是其监护人的责任，而且也是国家的责任。对于残疾人其基本理念是要求残疾人克服自身的障碍，积极融入社会，同时要求社会为所有残疾人提供参与社会各个领域活动的机会。对老年人也是规定要尊敬老年人，促进和确保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机会。并且都明确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有义务使该理念具体化，并要求全体国民进行合作。其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或地方团体财政负担。

三．看中外实例，谋社会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

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都会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联的，认为经济水平越发达，社会福利和社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保障制度就越发达。这里面也涉及一个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社会福利的费用从哪里来的问题。穷国怎么拿得出钱来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实，这是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存在的常见认识误区。

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首先，经济发展未必和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必然的关联。并不存在这么一条相关曲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影响着着人均国民产值增加，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就会立即水涨船高，相应增加。比如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的人均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产值高于许多欧洲国家，但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却远远低于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美国常常被研究社会福利的专家称为“社会福利领域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日本也比一些欧洲国家更加富裕，但是社会福利水平也低于许多欧洲国家。

其次，经济发展可能与社会福利发展是同步的，但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好就行的，也可能是不同步的，甚至有时候双方的发展趋势相反，也就是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比如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由于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英国逐步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同一时候，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贫困人口特别是老年贫苦人口迅速上升。美国在里根政府的执政下也出现过同样的局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是一段时间在某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领域，却没有同步的发展，比如农村的合作医疗系统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初期覆盖90%以上的农业人口，但是在1989年却迅速下降到覆盖不足10%的农业人口，整个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几乎解体。90年代的教育产业化浪潮也让中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出现偏差。以上的事实说明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未必会让全民获利，或是未必能让最贫困阶层的百姓从中获利，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意愿和政府意志的问题。这意味着，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够不够的问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

四．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如何发展

1、改造政府福利。一方面，对政府举办的现有福利项目进行改造，使之与新型福利项目接轨。如保留残疾人福利项目，以原有的社会收养和相关福利待遇为基础分别设置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等项目，将相当规模的财政性价格补贴转化为社会津贴项目并补助上述福利项目；另一方面，打破封闭，将政府举办的各项福利设施向全社会开放，使之真正成为社会性的福利，以适应社会成员对福利的普遍性需求。通过类似改造，政府举办的现行福利通过发展壮大即会逐渐转化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化福利。

2、实现福利与就业分离。即遵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将劳动者与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关系简化为较为单纯的劳动工资关系，剥离国有单位等的绝大多数福利设施或相关福利项目，由社会公益事业团体或社会机构具体承办，使之成为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福利项目。这样，职工在付出劳动的同时，只从企业或用人单位获取相应的工资报酬，其对福利方面的要求主要通过社会化的福利设施或项目得到解决。

3、建立统一的管理与监督机构。社会福利事业需要统筹规划，而现阶段的福利事业却分别由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劳动部门、工会的有关部门、建设部门、教育部门等政府部门和一些半官方机构（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分别管理，各行其是。在政府统一管理、监督下，采取官办、民办、官助民办等多种方式，促进社会福利事业沿着有新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道路全面、健康地发展下去。

小结:

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满足人类需要提升人类福祉，它包含人类对美好，幸福，平等，公正的向往，是人类追求理想的产物。如何进一步完善，需要国外的借鉴，需要自身的改革，同时需要大众本身的自觉性，为未来的社会铺垫一条光明大道。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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