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西方福利制度
论西方福利制度
会计学院 甘丹
摘要：福利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一种实现全国范围内普遍社会保障的国家体制。西方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就通过立法确定并扩大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并于20世纪中期建成了“福利国家”，福利制度也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体制的局限，福利国家面临重重危机。关键字：福利国家
社会保障
危机
西方主要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建成福利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福利国家”是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等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目标的总称。“
“混合经济”即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并存；“充分就业”即把失业率控制在3%以下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福利国家的核心内容，其基本形式又分为三种：社会保险、社会扶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而社会福利资金一般由个人缴纳、企业缴纳和国家补贴三部分组成。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作为资源配置方式之一的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中的作用，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来临，西方“福利国家”为了迎接挑战、缓解危机，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改革、调整，虽然改革取得了缓解财政压力、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导致诸如贫富分化悬殊等严重的问题，甚至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根本制度，更不可能改变其社会制度的本质。这说明西方“福利国家”对其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部调整和自我完善，是由政府统一组织管理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制度。同时，也说明了这一制度暂时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
“福利制度”确实为各国社会成员谋得了许多福祉，基本上保障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既缓解了社会矛盾，扩大了消费，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平等，又缩短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杜绝了因贫困而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展示出西方民主 的价值和普遍的社会关怀，成为战后发达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它又是一把“双刃剑”，福利制度也存在着弊端，过多过滥的社会福利，给经济增加了太重的负荷。它培植了社会惰性，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效率，并成为西方国家沉重的财政经济负担，造成财政赤字。
以英国为例：1934年，英国在保险救济金之外设计出了一个全国统一的收入审查救济金计划，由失业救助委员会(Unemployment Assistance Board，UAB)管理。至此开始了合理化进程。这个新机构就是1948年国家补助委员会的前身。1934年，为失业者提供收入审查救济金的责任被转移到这个全国性的组织。1940年，又在原有责任的基础上增加了为老年人提供的类似救济金。1941年，又把多数由资力审查决定的现金援助纳入其责任范围。至1948年，维持收入的责任落到了国家补助委员会(Nati6nal Asmstance Board)。入院照顾问题和其他福利服务的问题归地方福利部门负责。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着手进行福利国家建设。首先，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1946年，英国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法》。1948年颁布了《国民救济法》。这三个法律的实施标志着英国已经建成了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统一了社会保障事务的管理体制。
虽然从模式上看是起源于英国，但事实上英国在战后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一性原则。
当这一福利国家理念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时，北欧国家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一瑞典为例：孕妇产假有工资补贴，16岁前的公民每周有补助，失业有保险达原工资的70%，退休依原纳税情况有不同数额的退休金.......简直从摇篮到坟墓！在西方国家福利制度中，社会公正这一概念始终包含着两重涵义：一是机会的平等，即制度的平等问题，二是国家保护人的转移支付，即再分配作用问题。前者强调“社会权利”，后者强调“削减贫困”。
总而言之，福利制度有利也有弊，当务之急是各国政府在试图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同时，从全国大局出发，在建立有效的福利制度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平和效率，这样才能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发挥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
从对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我国得到的启示是：必须尊重我国的国情，在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英国社会保障的主体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看，随着保障程度提高和保障范围扩大，基金收支业已出现赤字。
表2: 1996-97年度国民保险基金收支
收入项目
收入额 % 支出项目
支出额 %
（亿英镑）
（亿英镑）国民保险捐
418.75 贡献给付
417.20 国库补助 19.01 个人年金
19.98 投资收益
4.74 管理费用
10.38
0.26 保险基金
0.75 其他收入
0.82
1.32 SMP 5.24 其他支付
0.17
(赤字)(0.98)合计
448.82 合计
449.80 资料来源：根据社会保障统计资料有关数据计算；
参考文献：《郑秉文：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福利制度》,中国报刊杂志大全，《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
第二篇：西方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现代远程教育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题目西方社会福利体系探究及借鉴意义
英文题目
学生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2012年4月
中文摘要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着经济停滞局面,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了重重困境。西欧发生“福利国家危机”,美国出现“福利困境”,日本惊呼21世纪年金制度将要“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出了“福利国家在危机中”的警告。不仅是国外，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形势严峻，各种医疗、养老、社保等诸多问题引起社会矛盾加深，针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发现，西方社会福利结构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在各西方“福利国家”中,社会福利的各项开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使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严重的失衡。另外,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都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开始考虑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道路，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全面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西方社会； 社会福利制度；借鉴研究
目录
引言·······························································5 第一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6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演变······························6
（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6 1.社会保险制度·················································6 2.社会补助制度·················································6 3.教育、培训、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6
（三）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的基本关系······················6 第二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长处及存在的问题·························8
（一）西方国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8 1.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8 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8 3.福利依赖严重··················································8（1）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8（2）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8（3）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减少公共开支·························8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9
1、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9
2、增收节支······················································9
3、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9
4、改善社会福利管理··············································9
5、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9 第三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11(一)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11(二)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11(三)增收节支···················································11(四)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12
(五)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12 结论······························································13 致谢······························································15 参考文献··························································15
引言
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或社会为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在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无疑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但西方国家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社会福利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象征。社会福利的水平、构成和分配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模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福利体制或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尽相同。在全球化的今天，理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关的福利体制，对深化理解国家间的社会政策模式和经验有着重要的价值。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过去20多年来，它对社会政策领域和福利制度的比较研究有着显著的影响。社会福利既是人类干预社会问题和改善公民生活质量实践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特定文化和价值观发展的历史产物。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福利发展的不同形态，昭示了国家干预社会问题行动的理念，也显示出社会发展的某种普遍规律。
本论文分析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西方福利制度的现实意义和对我国福利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选定的题目属于西方社会学研究课题，研究方向是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利弊双方的分析，从而得出对我国福利体制建设的有利的改革措施。
本论文的重点：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福利体系探究，探讨我国福利体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及相关的改革措施，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本论文的难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长处以及其不足之处需要如何改进，以避免我国福利体制完善过程中重蹈覆辙。
第一章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演变
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或社会为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早期的社会福利与慈善几乎是同义的。提供者首先多为教会或教区,社会福利主要是以“专为社会弱者服务”的面目出现,对于无依靠的老人、残疾者以及孤儿等提供援助,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日趋恶化的贫困问题。
19世纪末,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鼎盛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显著增加,现代国家功能日趋完备,这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及政治基础。于是,政府便把济贫转化为经常性的社会福利项目,并逐步纳入政府的正常职能范围。社会福利制度就慢慢地成为了一项不是专为穷人而设计,而是具有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个人基本生活的制度。二战结束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立即着手进行福利国家建设。
20世纪50～70年代,北欧等发达国家,仿效英国的做法,完善了其社会福利制度,使社会福利涉及到大多数人,甚至是社会全体成员。
（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
这里,我们所说的社会福利是广义的社会福利,也就是说包含社会保障在内。西方国家广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就其内容来看,是非常丰富的。例如：
1.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是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第一大支柱”。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即必须根据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立法规定,由劳动者、企业或社区、国家三方共同筹资来开展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劳动者及其家属在遇到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或丧偶等风险导致收入减少、中断或丧失时,提供收入补充,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2.社会补助制度
社会补助与社会救助不同,社会救助强调针对性和个案性,社会补助则包含“普遍性”的意义。西方国家社会补助项目较多,如在英国,主要包括子女津贴、住房补贴、家庭补贴、病残看护补助等。在法国,家庭及儿童补贴就包括多子女补贴、家庭收入补贴、单亲补贴、孤儿补贴和最低家庭收入补贴等。
3.教育、培训、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
公共教育是一项比较重要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一般都实行有年限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如美国,初级、中级公共教育都是作为市民权益的基础部分而由政府免费提供。在德国,免费教育是人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住房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借助国家和社会力量来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发放住房补贴来实现。也有建造公房并以低价租给穷人居住的,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意义的国家是美国。医疗卫生福利制度,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是作为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而存在。
（三）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的基本关系
社会福利服务在各个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而在社会福利理论的构建当中，其知识体系与其他学科有着广泛的渊源。它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的关系由来已久，而与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理论等交叉学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厘清其中的基本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社会福利理论的认识、理解和评述。
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福利而存在。因此，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三者都具有相同的目的性。无论是社会福利、社会政策还是社会保障其目标都是为了提升社会全员的福利，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国家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秩序。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是社会政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的主要服务内容为“边际服务”和“补残服务”。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是社会特殊群体和家庭而并非社会总体。这些服务给付的形式往往是非现金或实物的，例如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文化娱乐等。所谓“边际服务”是指相对于社会需求而言，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只是提供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诸如生活照料的社会福利服务是由家庭、亲朋好友和邻舍提供的。例如在英国，任何时候地方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只包括：三分之一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不到4%的救助家庭儿童、不到2%的体障儿童以及不到10%的居住在社区中的精神残障人士。而所谓的“残补服务”则指的是社会福利帮助不仅所涉及的规模小，而且往往是作为最后的被动性救助手段，只有当诸如家庭、社会等服务手段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给予社会福利的帮助。而在社会保障领域，其服务的基本方式则是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津贴组成，覆盖绝大多数社会群体和个人，向他们提供例如失业保险、紧急救助金和津贴等以现金或者实物为主的帮助，这与社会福利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二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长处及存在的问题
（一）西方国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
福利国家的理念在英国形成之后,便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与北美国家。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无疑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但这并非表明,现行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十全十美。其实,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
1.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自2000年以来,欧洲国家原先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负。如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在60年代为81亿英镑左右,到1980年上升为221.5亿英镑,1999年更高达1000亿英镑。又如瑞典,自1991年开始连续3年经济衰退,退休金还要照付,各种社会保障开支也不能减少,这使得福利体制捉襟见肘。为了维持高额福利开支,政府只得大举借债,从而导致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目前,瑞典政府的债务共有1.43 万亿瑞典克朗, 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价的84%。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沉重是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
虽说西方国家公共开支比重大,但社会福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福利收益水平却偏低,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贫困化现象相对严重。如英国是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但目前英国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和略高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1700万,约占其总人口的30%。在欧盟组织的其他国家中,贫困问题也同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福利依赖严重
高福利损害了人们的就业动机,并导致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在西方国家,由于政府对失业者有较好的福利待遇,因此一些失业者不再积极地寻求新的就业岗位,而长期依赖社会福利的救助。虽西方各国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各国改革举措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具体到反福利依赖方面的举措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
使社会福利切实流向最需要的人群。莫雷托教授曾把20世纪80年代各国普遍使用的反贫困方法归纳为,“传统的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像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困的穷人却无法从中受益。正因如此,西方国家为了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社会福利的效率,大多采取了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的办法,让社会福利真正发挥帮助穷人的作用,而不是平均分配的。
（2）.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
为了达到反福利依赖的目的,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并制定了有关的制度。“以工作替代福利”项目的实施,在1985年一年,就使13万原来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找到了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来社会福利领取者的工作收入,抑制了美国公共财政开支增长的势头。由此看来,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在反福利依赖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减少公共开支
为了减少公共开支,西方国家通过扩大家庭服务,培养家庭护理员,建立保健医疗和社区服务体系等途径来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个人如何利用自身资源为同学的成长服务,越具体越好。培训对个人今后生活观念与学习有什么影响。个人的其他感受和最突出的体会是什么等内容以总结的形式上交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籍此检验学员的个人成长与进
步。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随着高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在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力不从心,政府财政无力供给庞大的福利支出需要,因此,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为了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各国都在努力让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逐渐向私营部门转移,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私人化”、“资本化”。“资本化”即鼓励私营部门以职业年金与私人养老计划、医疗计划形式参与福利资源的配置,导致福利管理中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兴起②。“私人化”,即政府尽量缩小干预社会福利的范围和项目,把这些项目交由非政府志愿机关、工人合作社和其它社会团体承担。以瑞典为例,社会福利一直是以国家福利为主,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开始提倡和支持企业在国家福利的基础上开展补充保险、经营保险和行业保险,提倡和鼓励社会保险向“私有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发展。
2、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各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上限,甚至取消上限;提高社会保险费率,包括提高职工的保险费率和雇主的保险费率;征收社会保障所得税,对退休金、疾病保险金、残疾补贴、失业救济金都收取一定的税。修订社会保障金的调整办法,过去普遍实行“社会保障金自动指数化”制度,即社会福利待遇标准自动随着物价、工资或生活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现在改为限制保障金的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保障金的支出。各国增收节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退休年龄。例如,美国规定67 岁退休,法国、意大利规定65 岁退休,瑞典将原退休年龄6067 岁。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来延长社会福利的缴费期限,对社会福利计划产生潜在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工作年限的
延长又会减少受保人领取年金的期限,从而减少社会福利计划的日常支出,增加社会福利基金储备。
3、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工作福利”是指凡接受政府福利补助者,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例如,澳大利亚规定,失业救助金领取人必须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并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训计划,否则剥夺救助金领取资格。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后,社会福利金就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4、改善社会福利管理
改变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福利的依法运行机制,使社会福利的行政管理、事务经办、监督控制三者分开,这是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共同取向。另外,各国还严格审查福利资金发放的资格条件,缩小覆盖面。比如,养老金支付的年限要求,疾病、失业的天数要求等。例如,荷兰、比例时等国采取对申领福利补助的公民规定一些附加条件,以促进相关人员的劳动愿望,减少非正常失业人口。
5、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
各国为了使社会福利基金保值增殖,并更好地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纷纷通过立法对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和运营管理采取新的措施。转变社会福利资金支出,如削减公共福利
支出,限制国家退休金发放量等。虽然各国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旨在改革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是对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修补,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手段之一。另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体系是经过去100 多年的发展演化而形成的,其基本框架的合理性与完备性勿庸置疑。这是各国保持原有福利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另一重要原因。
第三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一)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
虽然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福利困境”,进行了很多福利制度方面的改革,但并未触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些国家坚持原有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框架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福利体系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刚刚起步,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现存社会福利体系中的精髓部分,为我所用。西方福利国家正式社会福利体系是由收入保障服务、医疗服务、教育、住房、社会工作服务和对个人的社会服务以及就业等六大制度项目共同组成。
我国当前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四大项目,即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狭义)和社会优抚涵盖了西方福利体系六大制度项目中的一部分。例如,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所涵盖的福利项目与西方福利体系中的收入保障服务项目基本一致;社会福利(狭义)项目涉及到了西方福利体系中的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部分福利项目。但西方福利体系的六大基本项目中,还有许多内容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未涉及到的,如就业福利方面、社会工作服务方面、教育福利方面等。今后,我们应该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努力借鉴西方福利体系基本框架,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搭建起适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基本框架。
(二)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趋势。
我国同样也存在社会福利资金供给不足、财政支出压力过大的问题,因此,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这一改革趋势也值得我国借鉴。怎样弱化? 首先,我国应该选择合作体制,将各种社会福利的供给部分地转移给私人部门来经营,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来供给和运营福利基金;其次,社会福利制度管理要引入市场经营原则和相应的利润导向、价格调节、成本控制等观念,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提高福利制度的供给效率;第三,政府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为社会制订和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和政策法规以及监督评价体系。
(三)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当今西方国家福利改革的另一普遍取向。由于社会福利供给具有很强的向下刚性,升来容易降来难。
我国近年来,由于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在不断深化,公众对社会福利的需求越来越强。虽然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GDP 总量、人均GDP水平)还是相适应的。但是,受当前我国公众对社会福利需求的强劲压力,我国未来社会福利支出扩大的预期很强。因此,我国政府在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总量的同时,应该适当控制福利支出的规模与增长幅度,使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千万不能放任福利支出的过分膨胀,否则,今后我国也会陷入西方福利国家正在经历的“福利困境”之中。
在节支的同时,我国还应该注意增收。福利基金方面的收不抵支也是我国近年来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从当前的国情看,我国增加福利收入的途径主要有:征收社会保障税、提高社会保障方面的税费率、尝试发行社会福利债券、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作、提高基金投资收益率等。
(四)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
我国也可以尝试引入“工作福利”制度,让福利享受者在接受政府福利补助的同时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接受相关的就业培训、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等,使社会福利金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五)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
我国也应该像近年来西方国家福利一样,努力将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立法基础上,使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会福利真正成为呵护社会的“安全网络”。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有关社会福利的基本立法不足,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现有的福利保障法规调整范围较窄;社会福利体制运行不符合法律要求,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如颁发通知、规定等来进行调控和管理,等等。由此可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尽快改变我国社会福利立法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加快社会福利法制建设,是完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律保证。
总结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克服传统福利制度的内在缺陷，矫正职业福利的异化，使社会福利能够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现实社会，并沿着体系规范、水平较高、社会化实施、多层次发展的道路实现自我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得到对我国福利体制建设有益的几点结论：
1、在体系建设目标方面，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符合社会成员的群体需求，福利事业的发展规律并具有中国特色，从传统模式下的板块状、封闭式和奇特的混合结构转变为融洽式、开放式、关系清晰、结构合理的完整体系。它应当以社区服务为基础，以各种社会化福利（包括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社会津贴等）为主体，以职业福利为补充。与传统福利体系相比较，新型体系将产生如下变化：一是三个层次取代了层次不分；二是摒弃了传统福利项目设置不规范，考虑了福利项目的分工与内在规律性，并适应了群体对象的需求，如将教育福利纳入新的社会福利体系，将职业福利界定为由企业或用人单位自主开办，以及设置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等项目以适应老年人、儿童、妇女等社会群体对社会福利的需求，等等，从而体现了福利项目设置的规范性。三是使福利项目的地位由主次颠倒走向合理，即职业福利项目被严格界定为由企业或用人单位自主开办，社会成员将主要依靠社会化的7 大福利项目和社区化的社区服务来获取社会福利保障，将来是由国家和社会而不再是由企业或用人单位来承担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的责任。四是项目体系由不完整走向完整，三个层次及所属若干具体项目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完整的社会福利子系统。因此，社会福利体系结构的创新并走向规范、定型，是其最终走向健康发展的基本依据，使社会福利制度能够从整体上加以推进并得到协调发展。
2、在保障目标方面，社会福利应当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追求目标。换言之，社会福利在发展中要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子系统相区别，它提供的不是社会成员的生存保障，也不是基本的生活水平保障，而是侧重于满足社会成员较高水平或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包括服务需求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等；与此相适应，社会福利事业就不能只是无偿提供，也应包括有偿服务或低收费服务，当然，有偿与收费不能以赢利为目的。
3、在实施方式方面，社会福利应当社会化。一是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应当走出板块状的自我封闭，对整个社会开放，并采取社会化的手段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二是福利机构应当社
会化，即社会福利既不能由官方包办，也不能由企业或用人单位包办，而是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公共组织或社团机构来具体实施，因此，应当逐步缩小官办福利和职业福利的规模，通过加快各种社会公共组织（或社团机构）的建设及其规范化管理、运作来使其承担起实施各种社会福利事务的主要职责。福利机构的公共化、非官方化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实施方式的发展方向。
4、在服务水平结构方面，社会福利应当实现多层次化。即应当根据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结构的多层次化，以便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需求；同时给家庭、社区留有余地，以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目前一些有退休金保障即经济承受能力的老年人即使有进福利院的欲望，也往往因政府现有福利院的条件较差而止步。这就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等来建设有差别的福利设施，否则，官办福利院就永远只能是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福利院而非真正社会化意义上的福利院，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
在建设新型社会福利制度进程中，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某些传统特色，如物质保障与服务保障相结合、国家教授与群众互助相结合、救助生活与发展生产相结合、发展社会福利与巩固家庭保障相结合等，仍然应当得到体现。
致谢
XX老师在我完成本论文期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精心的指导，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在此，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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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社会保障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并不是一件由来已久的事情，但它在西方国家所释放出的能量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果把整个社会经济比做一艘乘风破浪的舰船，社会保障就是遭遇风暴时的避风港，它消除了人们处于不确定社会中的恐惧，减少了社会成员面临的种种风险。可以认为，西方国家发达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最近几十年以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
市场经济的补充与法治精神的体现
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形成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英、法、瑞典、加拿大等国家中得到正式确立与发展。各国相继以社会保障形式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缓和随工业化的发展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通过政府干预解决市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障一贯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结果的合理修正，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
西方各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历程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1881年德国首次以“皇帝诏书”形式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开了世界各国通过法律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随后颁布了《事故保险法》、《伤残及养老保险法》、《职业介绍及失业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样，瑞典、法、英、美、加、日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构建过程中，无不伴随着大量详细的社会保障法规的颁布与实施，这成了西方国家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一大特色。
“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
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因国情不同而异。但不外忽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
社会保险是在国民遭遇疾病、受伤、生育、死亡、年老、残废、失业等情况，造成收入中断或丧失时，给予一定的补助及帮助以保障其生活来源的制度。它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互助式的保障制度，它是在个人与雇主缴费的基础上，由国家财政支持运作的，带有国家强制性。其中社会保险的四大支柱——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事故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基本部分。以瑞典为例，它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1994年支出能够占到当年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86%，其核心地位可见一斑。社会救济是国家为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提供的保障制度，一般由财政拨款。具体的救济标准随各国的生活水平不同而异。各国对于社会救济的项目及领受的条件都作了详细规定。如日本规定大城市一个4口之家的救济标准是每月14.3345万日元，这样受救济家庭的生活标准可以达到普通家庭消费支出的60%。而且领受社会救济的人和服刑者一般不能参加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是保证社会成员能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设施与服务的制度，主要体现在住房、医疗与教育等方面。也包括国家公务员的福利补助与休假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大多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其服务对象相对较窄。例如农民最初就没有被列入社会保险范围内，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职业不需要国家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走向完善，所服务的范围也日益扩大，目前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对象已扩大到全体国民。以日本为例，1961年日本实行“国民皆年金与国民皆保险“制度”（即全体国民都参加年金和保险），奠定了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基础。这也是继北欧诸国之后，世界上第12个建立“全民皆年金”的国家。又如法国，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既有覆盖80%人群的“共同制度”，又有农业人口、国营铁路工人、银行职员、海员、矿工、神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等20多个特殊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主要是西北欧国家，相继宣布自己已经建成了针对本国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虽然这种说法不免含有夸大之处，但足以表明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经济中去，涉及到的项目也几乎是无所不包。权利、责任和义务的统一
从总体来看，各国社会保障资金基本来自雇主、雇员、财政三方。各个具体项目的资金来源又依各国具体情况而异。例如法国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交纳的保险费，财政补贴，其他特种税和利息收入。而美国的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由雇员和雇主共同交纳的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已成为美国财政收入中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税源。此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还从一般税收中划出一块用于社会保障项目。一般情况下，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方面的开支主要从政府的一般税收中安排。这种缴费方式，调动了劳动者、企业和国家三方面的积极性，各国财政部门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普遍承担以下职责：
1、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支持。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负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拨款。例如1997年德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约占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地25%。
2、参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制定，如德国养老保险采用现收现付制，全国实行统一的收费比例，该比例一年一定，费率的制定经测算后须提交由财政部和劳工部专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审定后方可执行。
3、采用灵活的财税政策促进社会保障制度良性发展，并对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进行调控监督。例如瑞典把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专项管理，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同时把社会保障收入纳入社会和议会监督范围，这些措施的推行，既全面、准确体现政府对社会保障所做的贡献，又能保证基金专款专用，避免被挤占和挪用。“福利社会”带来的烦恼
西方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但也并非尽善尽美，尤其在一些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社会保障支出过于庞大，加重了财政负担。
高福利政策造成政府开支过大，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例如1992—1995年，法国社会保障基金累计出现2300多亿法郎的赤字，1996年又有500多亿法郎的亏空。如不设法解决这个缺口，整个社会保障体制将无法继续运转。其次，过高的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惰性。在支付过高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环境中，少数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接受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就业职位；疾病保险中的小病大医、药品浪费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过高的累进税率，又造成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追求收入的积极性。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都会在客观上降低经济效率。
此外，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使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福利开支与工资水平的增长超过生产率的增幅，使产品成本率上升，服务质量下降，就会削弱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且造成了社会保障管理的效率低下。从国情出发：由西方国家的得失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正所谓“洋为中用”，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可谓有得有失。我们的优势就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正确地估计我们面临的形势，设计出发展与完善的正确步骤。具体说来，在巩固目前社会保障建设成果的基础上，至少还应做到以下几点：
1、以法律的形式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经济制度，要使其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顺利实施、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保证它的规范性与相对的稳定性。只有法制化能保证这一点。即通过法律的形式将社会保障制度确立下来，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严肃性，作到有法可依。这就迫切需要明确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方面关系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一些具体行为进行有效约束。
2、扩大社会保障的服务对象，健全保障的项目。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特别是机构改革的进程缓慢，这与我国缺乏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系。没有切实的保障措施，人们就无法免去后顾之忧，在处理就业问题及消费时自然会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这也是七次降息启动消费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顺利推进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首先应跟上。即建立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险，重点完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提高社会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率，提高服务质量，真正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可以考虑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内，尽量缩小城乡差别。
3、在资金的筹集上，可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办法，同时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管，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不能由国家或个人单独负担，各国的经验也证明这种模式行不通。在现阶段，我国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比较合适的办法是由个人、企业与国家共同负担，具体讲就是社会保险资金负担以个人和集体为主，国家作为补充；而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则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此外，还应将社会保障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作为一个独立项目进行核算与监督。强化对社会保障资金运作的监督力度，切实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用于社会保障目的，杜绝社会保障资金被挪用、浪费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性与严肃性，才能使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作用的认识，有效配合经济体制的调整。
一、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
二、美国：穷人医疗政府买单，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1%
三、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
四、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五、加拿大：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
六、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8.2%
七、挪威：带全薪休病假，社会福利占GDP的33.2%
八、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7.9%
九、澳大利亚：低收入者购药2.6澳元封顶，社会福利占GDP的22.5%
十、日本：医院不得盈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18.6%
十一、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肯尼亚等国还为所有中小学生免费提供营养午餐、免费住宿。
南非政府规定，所有公立医院无偿为穷人、老人、孤儿、残弱人员提供免费医疗，由卫生部统一结算费用。
埃及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无业人员可到公立医院免费就诊，农村每三四个村庄设有一个医疗中心，农民在医疗中心免费看病。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10年内还清政府“垫资”（4年约合8000元人民币），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
埃塞俄比亚还对穷人实行免费医疗，拿着“贫民证”就可以在村镇诊所享受免费医疗。喀麦隆从小学到大学也一路免费，在大学阶段只收取每年50000中非法郎的注册费（约合750元人民币）。
十二、拉美：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穷人
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使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穷人。拉美国家的福利由三部分构成：工人和雇主共同支付的社会保险，政府负担的穷人社会救助，劳动保护法规规定的福利。
拉美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特点是：有条件的货币转移支付，对需要救助的家庭直接给予现金；定位家庭户，在物价上涨期为使公民的生活水准不下降，对所有家庭户给予补贴；对极度贫穷的人给予一揽子全方位救济。
社会福利是给最需要的人的，也就是给穷人的，其目的是弥补第一次收入分配的差距，让所有国民生活得有尊严，增进社会和谐
第四篇：员工福利制度
员工福利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正式员工。
第二条员工福利是薪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以福 利的形式提供给员工的报酬，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除工资与奖金之外的一切物质待遇，是劳动的间接回报。第二章福利的种类和形式
第三条根据内容形式福利分为法定福利和公司福利。法定 福利是指政府要求企业为雇员提供的一系列保障计划。法定福利 的主要形式有五险一金、高温费、节假日等。公司福利是指公司为了保留和激励员工，采用的非现金形式的报酬。第四条法定福利的形式：
(一)五险一金：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二)高温费：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公司在夏季给员工发放高温费，发放标准参照当年当地政府的相关文件，以户外工作人员为主，室内工作人员酌情发放。第五条公司福利的形式：
(一)过节费：端午、中秋两大传统节日，公司工会给正式员工发放节日费或节日福利物品共800 元。三八节公司工会给正式女员工放假半天并发放节日费或福利物品100 元。试用员工减半。
(二)生日费：工会在员工生日时发放生日费或生日礼物100 元，并可领取生日餐券一张，可到公司食堂消费，由公司行政部统一办理，从工会会费中列支。
(三)结婚补助：公司正式员工满一年以上，凭结婚证复印件（一年内有效）给予结婚补助300 元，双职工家庭补助500 元。
(四)生育补助：公司正式员工满一年以上，员工生育，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凭子女出生证、准生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年内有效）公司工会给予员工生育补助300 元，双职工家庭补助500 元。
(五)丧葬补助：公司正式员工满一年以上，员工直系亲属去世（父母、子女、配偶及配偶父母）凭相关证明复印件给予补助300 元。
(六)生病慰问：员工因病住院，工会视病情给予200-500 元补助。
(七)午餐补贴：公司给员工午餐予以餐饮补贴。日常午餐补贴标准为：15人/天，每月按出勤天数发放，补贴每月随员工工资一起发放。
(八)交通补贴：根据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确定的补贴标准对员工进行补贴，补贴每月随员工工资一起发放。
(九)通讯补贴：因工作或业务需要，依据岗位工作内容和性质发放相应通讯补贴。标准为:一般员工50 元/月,外事接待人员、营销人员、外勤人员100 元/月-150 元/月,总经理200-400 元/月。
(十一)休假：a：法定休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公司员工可以带薪享受病（伤）假、婚假、丧假、产假、计划生育假、年休假等（详见公司考勤管理制度）。b：加班休假：长期出差在项目上的施工和维护的人员，如不发放加班工资，可以在项目空档期间选择集中调休，由其本人申请，总经理批准后报综合部备案。
(十二)继续教育和培训：为不断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和自 身发展，不定期提供和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十三)文体活动：公司定期组织员工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登山），以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本制度自修订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五篇：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内容提要】如果以社会福利的体制转变和发展趋势作为新的视角，来透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过程，我们将获得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和新图景。这个文本和图景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条主线：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从最初的个人命运和家庭义务，逐渐成为了政府责任和国家行动，而且，这一责任和行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终，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与个人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尽管迄至今日，这种匹配还远未达到和谐的水平。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体制发展过程的追溯和寻访，把握牵动这一演变过程和未来走向的主线索，深入总结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显然是一项兼具学术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大约300多年来，“走向现代”成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条红线，它贯通在“现代史诗”璀璨多彩的图景之中，连缀起了“现代叙事”数不清道不尽的情节，也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谜团。在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以民生为重的社会福利事业越来越成为了当代中国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从西方社会福利体制发展和演变的视角重新寻访历史的足印，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我国民生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的根本实质、实际需要、价值取向等，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
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这一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观察视角中，既可以理解这项制度产生的早期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所面对的诸多困境的现实根源。这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把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
(一)从济贫到保障：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期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与“走向现代”和资本主义文明相联系的，而且，这项制度的后续演变也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紧张和冲突的一种直接回应。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文明”，“从物质上看，不仅冲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额报偿，而且，顶部和底层之间物质报偿的差异很大，并在整个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①历史的轨迹也显示，经历了“双元革命”——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当一个“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新社会得以建立之时，也营造出了一个前景未卜、充满危机的年代。“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离乡背井、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②事实上，正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将社会福利制度推向了西方历史的前台。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往往要溯源至英国的《济贫法》(160l)这项社会保障措施。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和家园而破产和流浪，导致了城市贫民和流民的激增，酿成了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1572年，英国都铎政府通过了强制征收济贫税的条例。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政府颁布《济贫法》，试图通过行政救济和收容措施来缓解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1723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各教区可设立“济贫院”。一般认为，《济贫法》规定了国家以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实施社会救助，在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③
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正式建立的。面对经济衰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工人运动兴起，俾斯麦政府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社会保障的三部法律——《疾病保险法》(1883)、《工人赔偿法》(1884)和《伤残、死亡和养老保险法》(1889)。这三部法律被视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的标志性文献。继德国之后，欧美各国也先后推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法律。如法国的《工伤保险法》(1898)、《养老保险法》(1910)，意大利的工伤保险及老年和残废保险的法案(1898)，荷兰的《工伤保险法》(1901)和《疾病保险法》(1913)，挪威的《疾病保险法》(1890)、《养老保险法》(1892)和《工伤保险法》(1894)，丹麦的《疾病保险法》(1892)、《工伤保险法》(1898)及《失业保险法》(1907)，瑞典的《养老和残疾保险法》(1913)，《职业损伤保险法》和《年金法》(1916)。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与欧洲各国相似的措施，通过了《济贫法》的修正法案，即新《济贫法》(1834)。至1929年，英国《济贫法》中止，为现代社会福利政策所替代。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颁布了社会保险和保障的相关法律。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确立。④
(二)贝弗里奇报告：“福利国家”的第一步
1929年至1933年，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大萧条”，史称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次人类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经济大地震，几乎“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⑤通货膨胀、股市崩溃、企业倒闭、失业率、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户破产都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记录。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30％甚至40％以上。
在1929-1933年危机过后，西方国家曾经普遍出现过特种萧条时期。在大危机、大萧条期间，大批工人被解雇，抛向街头，成为产业后备军。英国工人失业人数曾接近30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22％以上；德国失业人数竟一度达到700至800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法国失业者也曾达到半数。⑥
失去生活保障的劳工阶层面对着最为艰难的时世，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心头大患。然而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德国的失业参保率在40％以上；欧洲其他地区失业保险的人数多则不过四分之一，最少有低到零的。⑦大量的失业人群带来的负面结果，对欧美工业国家的政局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打击——资本主义世界这次似乎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社会崩溃却并未发生。有学者认为“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⑧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社会福利制度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资本主义。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事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需要进一步激励士气和增强社会团结，这也推动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1941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的社会保障计划。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受英国政府委托，出任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行的国家社会保险方案及相关服务进行调查，并就战后重建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构思设计，提出具体方案和建议。第二年，部际协调委员会提交了工作成果，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贝弗里奇报告》(1942)——全称是《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被视为这项制度的奠基性文献。从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也可看出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剧烈社会冲突的柔化功能：“社会主义组织对报告的反应并不一致，社会主义组织的右派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已经走到了通往莫斯科的半路上。左派则批评报告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革命的实质问题上引开。”⑨
报告分析了英国贫困的成因，探讨了“摆脱贫困之路”，指出，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才能摆脱贫困。首先要改进国家保险，以使失业者和生活遇到困难的人能够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改进的三个方面是：扩大覆盖对象范围、扩大覆盖风险范围、提高待遇标准。⑩报告力求既要充分运用又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超越以往部门利益的限制和驱动，把社会保险作为提供收入保障、消除贫困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国家提供福利的原则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某些群体的局部利益。社会保障必须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通过国家和个人共同的合作来实现。报告亦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宜过高，应给个人参加自愿保险和储蓄留出一定的空间。(11)报告涉及了全方位的社会福利问题，着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许多新的福利项目是福利制度发展过程的根本性突破。对于报告设计的福利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扶养职能，由国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承担部分扶养责任，更为有的学者视为福利国家的核心。
英国政府基本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于1944年发布了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贝弗里奇也因此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此后，社会福利成为了英国的一项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开启了欧洲各国建设福利国家的制度发展里程。迄至今日，报告仍被视为“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也是现代从事社会保障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必读书，它对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2)(三)另一个进程：作为权利的社会福利
也有人认为，贝弗里奇报告中的另一个划时代贡献，还在于勾勒了社会福利的权利形态，为社会福利成为一种权利和制度范畴开辟了一条进路。事实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所作的演讲《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1873)中，当这样的念头——“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稳步地变为体面的绅士”——萦绕其中之时，他就已经涉及了社会权利这一问题。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工人阶级在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方面的极度不平等、不体面甚至非人道的待遇，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使A.马歇尔十分纠结和痛心的一个问题。他问道：“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有其无法超越的界限?”对此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实现平等——他们当然不会；而在于进步能否稳步、哪怕是很慢地取得，直到每一个人都成为绅士为止，至少在职业上如此。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并且必将实现。”(13)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A.马歇尔明白，在私有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正当的(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所谴责的是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不平等，用他本人的表达也就是，“一个绅士”与非绅士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或差异。(14)
75年以后，另一个马歇尔——托马斯·马歇尔——接过了A.马歇尔的主题，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1950)一书中，他指出了“蕴含在马歇尔论文中的社会学假设”，即一种基本的人类平等，这种平等是与共同体完全成员身份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进而说：“所有人要求享受这些条件的权利(claim)实际上就是要求分享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的权利；进而就是要求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full member)的权利，即成为公民(citizen)的权利。”(15)作为社会学家的T.马歇尔也明白，社会阶级体系(social class system)的不平等事实上是难以抹平的，但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认可，阶级体系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T.马歇尔指出，基本的人类平等或言公民身份的平等与各经济阶层的不平等并不是不相容的，“这种公民身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在其之上可以建立一种不平等的结构。”(16)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限度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断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享有的公民权利是没有缺陷的，或者说人人平等在实践上就像在原则上宣称的那样，“显然就荒谬了”。他的告诫发人深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存在。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17)
上述线索使我们得以探明社会权利理论的核心问题：既然阶级阶层结构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那么如何使其变得具有合理性从而是可被接受的——这一思路才是更为现实可行的。也有学者说得更加透彻：19世纪后期的欧洲各国政府，都全神贯注于那些通常称作“社会性问题”的事情。其核心问题基本上是“国家怎样才能控制由工业化释放出来的种种社会力量，尤其是怎样才能控制对现存政权构成威胁的那个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兴起”上面。“把刚刚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来”十足是一个大问题，对它的解决足以同时衍生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18)这里应当把社会权利理论也包括在内。
必须承认，社会权利理论的思考是现实的，实际功效也是显著的，如吉登斯所言：“马歇尔说道，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公民身份与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但是，胜利的是前者，尽管这种胜利可能并不全面，但阶级斗争的威胁已经不再足于瓦解资本主义秩序了。”(19)但吉登斯也发出了如此告诫：“不管怎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场景中，公民身份权利不但没有也无法消解阶级分化，尽管它们确实弱化了阶级冲突所带来的张力。公民权与资本主义阶级体系之间的遭遇导致了协议休战，导致了‘阶级妥协’而不是其中一方无条件的胜利。”(20)这些经验和教训无疑被收进了社会的记忆。与市场化经济和劳动商品化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的剧烈分化导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公，以及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等等，对于弱化社会冲突、柔化阶级阶层关系、避免社会震荡，始终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历史的背影毕竟渐行渐远。当年的风雷已然散去、喧啸归于沉寂，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说，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得以平息，不共戴天的社会怨恨终于释怀。社会福利作为一项权利，其初始内容得到了丰富，其原始形态也发生了蜕变，社会包容的底线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社会权利的普遍意义也在日益扩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谨记T.马歇尔、吉登斯等人的明智——在实践上，社会权利能够带来的实际能够享有的保障和福利，远远不会达到绝对平等、绝对全面、绝对普遍的范畴。因此，对于社会权利理论的有所保留的清醒姿态是必要的。这里所谓“有所保留”，即指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加以甄别，使不合理因素得以剥离和滤除，吸取其合理因素为我所用。
(四)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历史的迂回
福利国家一度曾经功勋卓著：这项制度设置在不平等的雇佣结构中添加了调和剂，使社会阶级阶层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冲，从而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在控制社会张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保证了生产活力和市场繁荣的持续，也应归功于福利国家。有学者如此认为，“社会权利”就应该定义为：它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生产性投资”。(21)鉴于社会权利对于福利国家的核心意义，上述定义对于福利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功能，也是很好的注释。
然而，二战后的西方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结构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风险化等等趋势，福利国家曾经的盛景渐渐消损。于是，“资本主义改变了吗?”成为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20世纪大约最后的20年中，西方社会饱受福利危机的折磨：高水平的福利开支越来越难以为继，已有的“福利共识”出现了瓦解，而这又对社会认同和共享价值观造成了动摇，社会因此再次面对新的冲突和动荡。总而言之，曾经解救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福利国家自己遇到了麻烦，左翼和右翼的夹击不仅令其难堪，而且双方的评判截然相反，这又让福利国家的任何改革尝试都左右为难。
如左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国家增强对资本的监管，调整社会再分配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在他们看来，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社会弊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可以使之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向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公共物品、实施社会救助等，这些是市场无法做到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与之相反，右派阵营的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收缩国家干预、保护个人自由和竞争原则，更加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他们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认为恰恰是福利国家对它的受益者(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造成了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他们甚至认为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22)不过，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看法可能更加切中要害：他们都在担忧“以我为中心”的社会和“自我优先”的一代，这种趋势对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造成的瓦解，以及对社会团结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归因、回答和解决方案方面仍然难以形成共同的立场。
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唤起了一些持中间道路的改革声音。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他力主不能简单地放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因为其中一些是“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应当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提出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23)必须超越左派与右派——前者“认国家为答案”而后者则“把国家当敌人”。为此，需要一种“新平等主义”，这种平等观关注的是拓展人们的各种机会，而不是收入再分配(即结果平等)。具体地，在经济上，通过创造有弹性的、有活力的经济作为再分配的前提条件；政治上，不是关注消除阶级差别、追求地位平等，而是使生活机会达到平等；在社会权利上，在大范围内有条件地限制各种权利，使权利与责任紧密地结合起来。(24)其他如“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性福利主义”等，在中间道路的改革主张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围绕福利国家的各种争论和建议呈现了一个历史性线索：伴随经济市场化而来的劳动商品化，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社会冲突、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秩序在风雨飘摇中做出了一个选择：以社会保障和福利对劳动力收入给予“非商品化”的补偿，这一社会权利催生了福利国家。(25)但是，在不断加剧的经济低增长、人口老龄化、社会风险化等打击下，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我们争取的真正的社会进步受经济资料限制”，需要“进行某些巧灵的社会手术”(26)，西方国家似乎重新走上了“再商品化”的轨道。福利国家的兴盛、危机、改革显示了历史的迂回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常态。
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内在悖理
当我们将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现代故事”中，作为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讨论时，即是从现代意义来理解和解释这一制度性设计。这也意味着，作为一种体制和制度的社会福利，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变迁的产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福利从前现代的适合于权力集团的政治统治和利益需要的一种选择性行为，逐渐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要求，从而演变为了与共同生活中的多元化、个性化趋势相联系的正式体制，并被视为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而且通过政制的设计、政策的制定、发展的规划、财政的预算等，对其稳定的供给给予了制度化的保证。
上述演变也展现了这样的过程：社会保障和福利发生了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扩展，从某些群体的特殊待遇逐渐发展到惠及全民的普遍权利。伴随着社会成员应当享有这项权利的观念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进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观察和探究的范畴也得以形成，譬如，传统福利与现代福利，小福利与大福利，特殊福利与普遍福利，补缺福利与普惠福利，剩余性福利与充裕性福利，排斥性福利与包容性福利，选择性福利与非选择性福利，道义性社会福利与制度性社会福利……等等，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学术和实践领域。在这些范畴表达的二元辩证关系中，也处处显露出学术与实践面对的两难窘境。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都会提供某种深刻的启发。
(一)效率还是公平：市场经济始终的困扰
从欧美国家的发展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之所以发生和确立，正是源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巨变——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利益结构的重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等等，这场现代性变迁导致了深刻的困境。伴随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必然是空前未有的阶级矛盾、对立和冲突，一定时期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其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面临瓦解，统治阶级的权力支配地位也为之动摇。为此，必须使势不两立的阶级冲突得到调节和柔化，达成“阶级妥协”而避免同归于尽，社会问题也有望得到一定的缓冲和化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正是在这个转变中应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政治统治的需要而生的。譬如，德国俾斯麦执政下的社会保障就被“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作为赢得工人阶级对威廉独裁统治的忠诚的手段”。(27)同样，福利国家也被视为解决西方社会棘手问题的一副良药。
尽管如此，作为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的具体表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财富与正义之间的矛盾和纠结，以及它们表达的资本与劳动的不同诉求、斗争、博弈，始终贯穿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之中，对其政策的权衡和选择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从而牵动了这一制度的自我调节、应时修改和基本走向。如美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为里根准备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称：“无论在生产或者在消费方面，在重新安排资源时，要做到既可改善某个人的地位，又不损害其他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种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报告继续说，“有效的经济制度是关心个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奔波，这才算是有效率”。(28)看得出，效率与公平的绝对协调和平衡更多地是一种想象，并未真正实现过。
类似的困扰也反映在其他范畴之中，譬如，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言，平等与个人自由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自由地竞争是至高无上的市场原则，但事实表明，当社会中的阶层、群体和个人在市场制度下自由地进行货币交易，精英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巨大差别就是在所难免的逻辑。所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坚信：“这个问题不是所有人是否最终平等——他们一定是不平等的”，而是使“至少在职业上每个人都是绅士”成为可能。(29)面对不平等的社会事实，吉登斯对“胜者通赢”(winner-take-all)的现象发出警告：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30)以至于官员和学者不得不郑重思考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分野，以避免过度的理想化使人遭受“仁心善举的伤害”。
这些困境中包含了两面启示：如果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现代社会秩序的正常维持是不太可能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也并不是万能的，仅靠这项制度尚不足以使社会生活获得免于一切困扰的保证。我们须避免以其作为一劳永逸的答案，不断在社会的动态运行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二)不平等的合理化：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分层结构
社会分层对于把握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进而深入体察其中内含的不平等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对于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以及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分层现象的显著作用，这一传导过程使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具有了合理化效果。
工业化早期及其后的一定时期，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引发了两大工业阶级的对抗和冲突，针对国家权力的“解放政治”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目标，整个社会陷入了暴风骤雨般的震荡。伴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其对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释放出的调节和缓冲功能，使社会的不平等性被控制在可容忍、可接受的限度内，避免了任何一方无条件的完胜，社会的强烈波动因此而逐渐衰减和抚平。最终，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生活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构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仅变为了“茶杯里的风暴”，而且柔化、精细化和“制度化”了，成为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中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一演变过程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的的不平等性趋向于合理化了。
从西方福利国家的主要类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来看，其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分层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侧重于发挥市场配置机制、自由竞争原则，国家和政治权力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持不干预态度；对于市场化、商品化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政府主要采取补救式的保障救助政策，普救式的社会福利则是有限覆盖。在保守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中，市场机制相对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国家居于福利供给的主导地位，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民的社会权利是获得福利的前提，个人享有的实际权利与其工作和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是相互关联的。相应地，社会阶层的较大差别、等级制度和阶层特权是保守主义模式福利国家比较突出的制度现象。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追求平等，实行统一定额式的给付原则，而且给付慷慨。为避免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这类模式的一些国家努力将一般工人纳入到较高的福利制度阶梯之中，使其享有的福利达到中产阶级的福利水平，这些措施扩大了新中产阶级，这种福利制度又被称为“人民福利”。
但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可能消除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中的不平等性，只是使之合理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产生更大不平等的趋势，而福利国家则存在着创造更大平等的趋势和意图，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持续性的”(31)，这一判断仍然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中，对有限的福利资源只能“目标锁定”，采取选择性的配置，不同阶层、群体的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差别的，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所享”也是不同的，因而也就不能避免上层、中层、下层、底层群体的分离。一些学者认为，在现存的阶级体系内部，福利政策又产生出新的分层类型，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一定意义上加大了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增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体系。在大部分情况下，福利服务也没有能够消除贫穷——尽管瑞典和奥地利等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32)所以，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可以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某种调整，但并未脱离社会的不平等性及分层结构的合理化这样一个问题。
(三)社会福利制度的曲折演进：商品化—非商品化—再商品化
随着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经济摆脱了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共生状态，市场也从传统习俗经济中获得了“解放”，经济活动本身构成了一个特别的领域，效率、利润和剩余成为了追逐的目标，资本积累对于再生产的规模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由原本的经济“嵌入”在社会之中，转向了社会依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商品化作为基本线索，贯穿于社会福利的演进过程。前工业化时期的自然经济形态的终结，依赖土地等自然产出来维持的自给自足走上了终点，经济市场化、劳动商品化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保障方式，无论是家庭的自我防护，还是行会、教会的救助措施，或是领主、君主的仁慈善举，已不能形成抵御各种风险的屏蔽效果。特别是对于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的人们，其生计维持和福利开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和雇主。在此情形下，社会福利及其作用方式也发生了市场化、商品化的转变。
历史进程表明，当市场和交换关系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货币化收入，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和福利。而且，与其他市场现象相一致，劳动力市场也受到竞争原则和供求规律的支配，竞争中的不利者几乎难以避免贫困的威胁。如果说，市场经济和竞争原则提高了效率，使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成为趋势，那么也可以说，正是市场化和商品化使得一些个人和群体的保障和福利受到剥夺，生活陷于贫困甚至绝望。也因如此，如果要经济效率、企业竞争力和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就需要一种与之相悖的逆向过程，使之成为对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商品化的补充。这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发挥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的重要功能。显然，从更为实质的方面说，社会福利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
就劳动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而言，福利国家是最为典型的制度设计。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使劳动者免于贫困，使其能够不完全依赖于市场和出售劳动力而生存，这就确立了市场化、商品化的体制性保护机制。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过程引发了另一种后果，即高额的福利支出推高了税负，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金融、生产、物流、商业以及环保、教育、医疗等)越来越高，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抑制了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扩大能力。不仅如此，劳动者也失去了必须工作的理由和动机，社会的勤奋、进取和敬业精神也失去了动力。最终的结果是，福利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整个社会也陷入了各种问题的危机。福利国家于二战以后达到巅峰状态不久，就走上了危机重重的时期。如果从1948年英国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从兴盛到危机，前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自此，西方各福利国家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这一改革过程，用学界的表述来说，是社会保障“再商品化”的趋势。通俗地说，更像是一个不断打破福利津贴的“大锅饭”的过程。然而，越是改革却困境越深。这样，福利国家实际的轨迹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革与危机相互交叠的怪圈。
(四)所享与所得：福利的普惠承诺和国家的有限能力
当T.马歇尔表示“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实际上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福利的普惠承诺与国家的有限能力”这样一个问题。随着西方社会生活更深地走进现代的范畴，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显著——原本用于展示统治阶层的慷慨仁慈的接济和布施日渐失去了必要性，对社会贫困人群实施补救的国家责任和社会道义得以确立，而且，这一救助的最低保障原则逐渐成为了面向一般国民的普救主义原则，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普惠主义价值原则也得以形成和确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两者间的矛盾纠结。即使在上述转变的初期，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之间的两难困境已经开始显露。
为应对西方社会现代性持续转变中的实际问题，社会福利制度中包含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责任也日益明确和自觉化，这可以说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其普遍共享的福利目标隐含了一种理想：“一种健全的福利体制，它在某种相当高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欧洲福利制度的总体价值观：“全社会共担风险、共享机会；培育社会团结或凝聚力；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保护最弱势的社会成员；鼓励工业领域中的协商而不是对抗；为全部人口提供一个丰富的社会、经济公民权利框架。”(33)
然而，尽管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广受赞许，有时被称为“全民福利”、“人民福利”，在现实中，几乎无限的普救式共享福利并未真正实现过。因为，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状况下，社会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约也是刚性的，国家的实际能力总是使福利的真正变现不得不大打折扣，于是，“所享”与“所得”的实际距离是难以抹去的，这使得“全民福利”、“人民福利”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期待。相关研究指出，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和北欧国家，全民福利模式也没有完全实现。英国的“全民低保”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其相当的非缴费型给付都是针对一定的目标群体进行的。即使在北欧三国，许多非缴费型补贴也是家计调查式的。由此可见，在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关目标的定位、对象的遴选、福利的给付底线等，都是必须的程序。这也折射出了社会福利体制总会伴随着某种理想性特征：期待的“所享”与现实的“所得”总是有区别的，而且，即使是“所得”也并非是均等化的。事实上，如果对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简化地概括，那么，筛选福利目标群体，收缩福利支出，降低财政压力，进而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是这一过程脱离不了的题中之义。
因此，“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也是一种提醒——“所享”的承诺基于形式化的社会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所得”作为实质性的变现，其有限性也是难以超越的。(五)不等价交换的世界体系与社会福利的全球格局
从全球格局着眼，西方福利国家并不限于欧美社会系统自身，而是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状态更是与世界体系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等价交换”体系，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两个维度上运作：一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发生在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前一个维度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本身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不合理性；后一个维度则体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不均衡性。这样，以世界体系为观察点，我们能够通过这一体系的内外两维，观察到社会福利及其制度运作的全貌，进而对全球范围的福利资源的流向有所把握。
首先，“不等价交换”的内维。就西方福利国家不等价交换系统的内部运行而言，其秩序的保持有赖于两种重要制度——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普遍建立，使资本利益阶层与劳动工薪阶层的冲突被限制在制度性的框架内，确定了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方式，同时也对其利益诉求给予承认，从而“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34)另一方面，为了使国内各阶层和群体的财富占有、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节和拉平，西方福利国家在尽可能给付可分享的社会福利、提高可上升的社会机会的同时，政府也对高额福利支出的可承受性、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更有效地缩减财政赤字等，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与此相关的是，政府必须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不至于引发社会内部的反抗。
其次，“不等价交换”的外维。对于世界体系的秩序维持和福利国家的正常运转来说，“不等价交换”的外部维度也许更为重要。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35)世界经济是一个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分工体系，不同地区和不同产品被这一劳动分工的链条连缀在一起，各国按照“不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贸易转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利益”过程——各国的贸易利益所得是不同的。
商品链的地理方位不是随意分布的。如果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向心型。它们的产生点是多层次的，但目的地却汇合于少数几个地区。这就是说，它们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向中心或核心移动。人们很难否定这一经验观察。
尽管每隔50年左右商品链都经历一番重大调整，一个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商品链体系却被维持下来。(36)
边缘国家总是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之中：“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于核心地区所创造的这种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是一个损失，接受也是一个损失。”(37)因此，“不等价交换”的外维揭示了福利资源的全球流动态势，反映了核心地区(西方福利国家)与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结成的福利世界格局，由于前者在全球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从而能够从后者获得源源不断的超额经济收益。这就从实际操作层面确保了其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既能够满足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从而保证了“不等价交换”内维运行秩序。
可见，“不等价交换”的外维运行不仅与“不等价交换”的内维稳定是一体相联的，而且，“不等价交换”外维越是成功运行，西方国内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等也越是游刃有余。这就提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不再仅仅限于本国的内政范围，而是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有着复杂的关系。从20世纪西方经济体系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的国内社会和政治变化来看，从经济和市场领域、企业收益降低和劳动薪酬下降，到资本与劳动的雇佣结构出现新的紧张，再到国内财政和福利支出遇到麻烦等等——这类伴生性社会问题经过一定程度的内部发作，其后，随着外围经济剩余的输入，内维的福利资源又进入了新的丰盛期，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于是渐趋释放和缓解。
因此，当我们对本国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进行研究时，社会福利的世界格局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研究视角。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系统(国家、社会、文化以至群体、组织等)，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因而使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受到限制。这就使我们必须思考“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的改善”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过程和文化的比较视野来考察作为系统现象的中国社会，不难看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资源的单向汲取，而且是限于系统本身的单向‘内汲取’，如此，对系统需要的满足就难以形成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从而逐渐导致了系统更为深层的积弊和沉疴。这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所面对的重大困题。如果中国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就必须使这一状况得到根本转变。”(38)
三、发展的适度与从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与反思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我们，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其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该国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新诉求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应当蕴含一种意境、赋有一种伟力，对发展的方式、适度的波幅、前进的节律，能够保持自我调节和理性驾驭。
(一)积极和主动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的提高，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也一再出现调整，人民群众内心的参照尺度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本国的发展标尺也在不断刷新。中国应当成为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应当具有更高水平、更好品质、更加幸福。人们不再仅仅是从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和前30年比较、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而是更侧重于从横向上进行比较，与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较。参照系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乐观、昂扬、向上的指向。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这种变化，促使民生保障和福利事业必须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这种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主要在于民生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应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使民政和民生支出在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财政预算决算计划中得到体现。
相关研究显示，在2005年全国各项社会福利费用中，政府财政支付的部分与企业和个人负担的部分，占全国GDP比例不足9％，其中政府支出部分占GDP的比例仅为5％。而且，政府负担的社会福利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虽然已达到27％，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仍属于一个较低的比例。从几个主要OECD国家(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等)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到了2003年，几个主要OECD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5％，即使是一贯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捷克、匈牙利等也分别达到19.6％与16.4％。(30)
可见，我国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明显的不适应性，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明显的不适应性。所以，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主动发展的姿态，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适度的全覆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
(二)动态和可控的适度
考察综览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行，这一制度最终几乎都难逃一个宿命，这就是深陷危机并难以自拔。问题的形式也许多种多样，但问题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例如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其实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给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国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称羡。然而，这种制度也使过度的福利依赖成为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导致了政府给付能力的崩溃。于是，福利国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国家(如北欧诸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改革措施更为严厉，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限制给付条件，等等。在实行社会保险型的福利制度国家中(德国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所谓“温和私有化改革”，对养老保险支付采取了削减给付的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等措施。在一些实行强制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也被迫进行福利制度改革。智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实行了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私营化，以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运营效益。其他“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如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病”始终保持警惕，福利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倾向于采取高就业、低保护的谨慎福利政策。即便如此，“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也面临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
这就警示我们，以往各国福利制度都难逃痛苦的循环：危机—改革—危机—再改革，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挤压之下来回拉锯。这种痛苦还来自于社会的反应和压力，任何削减福利的企图都可能引发国民的不满而爆发社会抗议和抵制，社会动荡的危局使得各国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弃改革。
有鉴于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普惠民生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动态中保持适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能力，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亦如我们所认为的，也许社会福利制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拽着一条选择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阴影。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保持“适度的永恒性与普惠的适度性”。
(三)自我调节的节律从容
改革开放是不断应对各种困境的过程。几十年的艰辛逐渐涤去了稚气，也渐渐积淀了沉稳的社会心态。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和日本，领先全球。但是，对于此时的中国，淡定是最为珍贵的姿态。
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尚未脱离“靠天吃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比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知名品牌，中国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非常低，约为380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西部内陆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地区的1/10左右。中国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中国城乡贫困人口约2亿左右。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关专家认为，对21世纪而言，面临的挑战在于人们没有经历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老人。(40)
显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41)相关研究发出提醒：对社会福利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基于国家实力和政府财政的现实，“在很长的时期内，除了义务教育，免费性的福利项目的重点还是应该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对于城市与农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还要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导。”(42)因此，国家财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支撑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以及能够支持到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就对中国智慧提出了一个拷问。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民为政者应谨记：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公平和效率应当形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国民权利的社会福利应当有利于焕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开辟新的动力来源。社会福利一旦变为滋生依赖和惰性的土壤，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的创造力将为之摧毁。发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标，然而，如果失去了社会稳定和秩序保障，则将一事无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刚性困境从反面启示了我们，如何创制更为弹性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自我调节和节律从容成为可能，也使得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成为合理的权利和可持续的制度。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以及财政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在对社会福利的各项支出当年以及逐年增加所需要的财政资金等等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使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之间形成一个适宜的比率。同时，将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和社会负面影响减缩到最低限度，使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避免重蹈西式高社会福利的覆辙。
作者：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注释：
①(35)(36)(37)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42页，第8页，第13、17页，第12页。
②⑤⑦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导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第125-126页，第133-134页，第137页。
③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91-99页；汪华。
④汪华：《论“福利国家”产生的实践传统与理论渊源》，《改革与战略》2008第12期。
⑥(28)黄素庵：《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页，第7页。
⑨丁建定：《〈贝弗里奇报告〉评价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
⑩(11)(12)《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4页，第2页，第1页。
(13)(15)(16)(17)(29)(31)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第8页，第8页，第27页，第27页，第6页，第376页，第39页。
(18)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0、73页。
(19)(35)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0页，第24-25页。
(2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48页。
(21)郑秉文：《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2)(23)(30)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4、17页，第2、3页，第104页。
(24)帕特里克·戴蒙德、安东尼·吉登斯：《新平等主义：英国的经济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25)(27)参见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26)(2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编：《危机中的福利国家》，序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3)安东尼·吉登斯：《欧洲社会模式的反思与展望》，《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38)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39)(4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中国发展报告2008/09：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福利体系》，北京：中国发展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3页，第29页。
(40)《专家建言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新华网，2010-09-2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0314.htm
(41)吴邦国：《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求是》201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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