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 清 代 的 社 会 福 利
目 录
内容摘要 ························· 1 关键词 ·························· 1 引言 ··························· 1 一、清代前期的社会福利机构 ···············
（一）社会福利机构种类 ··················
1、官办福利机构 ······················
2、官民合办机构 ······················
（二）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 ·················
（三）福利机构经费来源 ··················
（四）社会福利机构的评价 ·················
二、清代特殊的福利政策 ··················(一)养老政策 ·······················
1、平民养老政策 ······················
2、对致仕官员的生活保障 ··················
（二）存留养亲制度 ····················
三、传教士对清代社会福利的影响 ··············
四、晚清时期近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兴起 结语 ···························参考文献 ························· 2 2 3 4 5 6 8 8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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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清 代 的 社 会 福 利
孙 乐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摘要：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社会福利。其继承并发展了历代王朝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尊老养老、抚育弃婴、救助鳏寡孤独等社会弱者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颁布了许多制度与法令，设立了福利机构。清代的社会福利事业也有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使清代的社会福利措施较为系统全面，收到的效果也比较显著。清朝后期，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清政府不断修正着社会福利政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也同样对中国的社会福利产生着影响，其对于中国社会福利的贡献是要值得肯定的。关键词：清代；社会福利；政策
引 言
清朝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管理水平都达到了顶峰。在尊孔崇儒、秉承汉族统治者传统制度理念的同时，在国家政策制定、制度实施等方面往往都有所创新。这种情况也同样表现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然而，从一个盛世的封建王朝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具体而言，清代继承并发展了历代王朝推行的传统社会福利政策，设立了福利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收到的效果也比较显著。本文拟从福利机构的种类、救助对象等方面讨论清代的社会福利政策。
一、清代前期的社会福利机构
清代是社会福利活动比较发达的一个时期，清朝政府在继承明代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同时，由于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社会上鳏寡孤独残疾贫民的救助，大量福利机构纷纷设立。从救助主体的角度来看，清代福利机构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完 1 全由政府办理，如养济院；一类由民间力量主导，官府监督协助，包括育婴堂、普济堂、综合性善堂；另一类则完全发自民间力量，如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和宗族义庄等。在福利事业发展过程中，各类福利机构为保证福利活动的顺利开展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本文主要介绍政府办理和民间力量主导、官府监督协助这两类福利机构。完全发自民间力量这一类笔者认为属于慈善活动，只是社会福利的补充，篇幅所限，本文不做讨论。
（一）社会福利机构种类
1、官办福利机构（1）养济院
在官办的福利机构中，养济院是重要的官办社会福利机构。它最早出现在南宋，而真正制度化始于元代。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诏“各路立养济院一所”。明洪武五年(1372年)，“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立者，许入院，官为赡养，„„寻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①，进一步将养济院推广到州县一级。由于明末农民战争，养济院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清统治者将明代的福利政策继承下来，随着清政府对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养济院制度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因为清代的养济院是在明代养济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各州县大都有现成的设施。但相较于明代，清代的规模有所扩大，组织更完善，制度更健全。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之初，清政府即以顺治帝的名义下诏：“穷民鳏寡孤独废残疾不能自存者，在京许两县申文户部，告给养济；在外听州县申详府、按，动支预备仓粮给养，多使人沾实惠，昭朝廷恤民至意。”②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下诏“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发给，无致失所。应用钱粮，察明旧例，在京于户部、在外于存留项下动支”③。由于清代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边疆一些地区也被纳入这一救济体系。
清代养济院制度的救济对象，在《大清律例》中有明确规定：“鳏寡孤独及 ①②郑大进：《正定府志》卷十四，养济院，乾隆二十七年刻本，第37页。《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③《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版，第7页。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这种规定是说，申请救济的人条件必须满足是鳏寡孤独废疾等丧失劳动力，没有亲属赡养同时自身贫困不能单独生存。这个群体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同时失去了生存能力，最需要外来帮助，在政府实施的有限救助活动中，是必须得到优先考虑的。从规模上看清代的养济院是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然而由于地方官事务繁忙，疏于管理，在加上各养济院的甲长侵蚀、横领口粮，他们“传领则需索茶酒，病故则隐匿不报。甚至顶名冒领，克扣散给。”①而使真正该养恤者得不到养恤，留下了很多应当救济的人得不到救济。
（2）留养局
乾隆十三年，直隶总督方观奏请乾隆帝，提倡在直隶省各地普遍建立留养局，以便“冬日留养贫民，春融遣散，其有笃疾、废疾及年过七十者，则常留在局”。并劝捐地方官和乡绅。这一提议取得的明显效果“自乾隆十三年发业，通省设局五百六十一处„„通计一百四十州、县、卫、厅，交商生息之银共四万五千五百余两，收租土地一百四十三顷九亩。”②这样看来，如果记载属实的话,清代则有平均每县都设有个留养局，其普及程度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笔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表面上看，留养局并没有似养济院等官办福利机构等有很明显的特定对象救助，但对于其有笃疾、废疾及年过七十者，则常留在局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留养局承担了养济院的部分职能，即对特定的年老残疾人士的救助。在这一点上是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救助站这一类福利机构的。直隶省的留养局是系统最为完备的，甚至成了与养济院同样普及但数量多于养济院的社会福利机构。乾隆年间直隶全省共设立留养局561所。
2、官民合办机构（1）普济堂
普济堂是清代新出现的社会福利机构，最初只是由民间自发创立的以救助鳏寡孤独贫病之人为对象的民间慈善机构，后来由于政府对社会福利的重视，养济院最终被纳入到政府社会福利政策之中。普济堂的出现与养济院的逐渐衰败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养济院所奉行的定额主义(收养对象的名额限制)，使得不少孤贫 ①②《光绪•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页。胡岳主修：《元氏县志·艺文志》，清光绪元年刻本影印本，第22页。之人被排除在院外，最终导致了养济院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普济堂是养济院的补充。
普济堂最早出现，同时最早受到政府嘉奖的普济堂出现于康熙年间的北京。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69“收穷”载：“康熙四十五年，京师广宁门外，士民公建普济堂，颁发御制碑文，及‘膏泽回春’匾额”。
普济堂主要收养孤贫，即鳏寡孤独贫病之人。但它与养济院不同，养济院收养的是有着本地户籍的鳏寡孤独残疾贫病之人，而普济堂则不管本籍、外来，一概收容。同时普济堂以收养贫病老人为主，而养济院则比较强调贫困的残疾之人。也就是说，普济堂的救济对象和救济范围都是比养济院灵活的。
（2）育婴堂
育婴堂作为专门收养弃婴的福利机构，开始于南宋的慈幼局，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到清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自顺治16年颁严禁“溺女恶俗”的诏令后又颁布了禁止遗弃婴孩的法令，历代皇帝均十分重视育婴的收养问题。但终清一代弃婴，溺婴禁而未止，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民生计的不断贫困化，社会上的无依童幼有增无减。这些原因都使得在清代的民间福利事业中，育婴堂发生最早且最受政府和地方社会重视。
早期的育婴堂都是由民间自发办理，并且也数量不多，但雍正二年颁布诏书，“再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若可以照京师(育婴堂)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亦可感发而兴起矣”。从此以后，育婴堂的设立日趋兴盛，并开始由城市向乡村普及，乾隆年间江南各府县的育婴堂普及率不低于62.5%①。同时，育婴堂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官府的指导和扶助，逐渐演变成官督民办的福利机构。而在道光十七年之后，更有一部分育婴堂转为官办。在育婴堂的建设过程中，清政府不但下旨嘉奖，更多次拨专款给育婴堂。无论是普及率还是重要性，育婴堂都是仅次于养济院的社会福利机构的。
（二）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
社会福利作为清政府的内政事务，尽管不同的福利机构内部不同的规定，各 ①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载《清史研究》 2000年第3期。个机构的管理也不尽相同，但总地来说，清代的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在中央有户部主理，在基层，如最基层的官员即知县，则“掌一县治理，诀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①这就表明官办福利机构的管理人员主要是各级政府官员，而清末新政时度支部下的民治司新设保息科，专“掌官绅所办育婴抚恤、济民、栖流等局，所及善事”。
在机构管理方面，清政府还将社会福利的政策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固定下来。主要集中在《大清律例》中的有关条文和《钦定户部则例》中的各种事例。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的千变万化，很多社会福利的机构管理仅靠这两项法律法规是不足的，因此，清代的统治者还经常以诏谕的形式对福利机构进行管理。如清代的养济院可以说，基本上承袭了明代养济院的性格。所不同的在于管理更加严格，不仅要求地方官时时督促，更把养济院的经营与地方官的业绩挂钩，对经营管理不善者加以处罚。
官民合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其制度规定则更为详细。各地的普济堂，育婴堂等则有明确而详细的堂规，详细规定堂内的运作，更是实行财务透明制，使外界可以详细知道其运营状况。而育婴堂在各地的管理主要采用两种模式：轮值制和董事制。所谓轮值制管理，是由数人组成一个管理集团，分月轮值，彼此互相监督。管理人多为绅士、邑商，或当地贡监生员。管理人员只是尽义务，不拿薪俸。所谓董事制管理，即选“孝廉方正”、“老成有德”的一人或数人管理堂务，任期不定，大都一至三载，届期会议公举，由正派士绅接办。这些董事往往“视官事如家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惨淡经营，扮演了“家长”的角色②。
（三）福利机构经费来源
官办福利机构经费通常都是靠政府拨款。如日常口粮是养济院制度最主要的开支，它完全来源于政府拨款，所以养济院的用粮都是有定额的。收养名额按省确立，各省从数百到数千不等。由于名额限制，符合条件的救济对象大多只能挨次递补。
而民办的福利机构其经费来源就比较复杂。有皇帝赏赐，有政府拨款，有地方捐款。如乾隆年以后创设的普济堂，官营的机构由官方出资创建，民营的机构 ①②李鹏平：《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万朝林：《清代育婴堂的经营实态探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则由地方社会自行筹措费用，而更多的官督民办机构，既接受官方财政支助，也接受民间捐款。如育婴堂经费，初创时主要由地方有力者捐助集资而来。同治7年，经丝业同行公议，规定每丝1包捐助1元、每经1包捐助半元。而同治12年，助款减半，13年停捐。面对经费不支的情况，光绪元年，董事公呈地方官府，要求丝业继续助捐。
总的来说，福利机构的经费来源虽多，但却有三点重要来源，第一，政府拨款。第二，通过官府向各同业行会劝募收取之诸多名目的捐款，第三，福利机构设施自身拥有的资产所产生的孳息等，以及直接取自于民间带有集资性质的“更捐”等，但这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
（四）社会福利机构的评价
清前期，虽说社会较稳定，经济较发展，但各种自然灾害不断。清入主中原，凡二百九十六年，其间灾害就达一千一百二十一次①。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动了各类福利机构的建立。通过各类福利机构的救济，使许多急须得到救助的人得以喘息生存，对于推动社会稳定、维护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社会能完全靠政府来完美地解决其所有成员的民生问题。社会福利工作理所当然的应由政府起主导作用，但是民间力量——例如民间自发的慈善活动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因此，慈善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社会自助形式的福利事业。
笔者看来，以民间为主导的社会福利事业，虽然制度管理，资金筹措等方式与官办机构不尽相同，甚至一些机构到了晚清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衰败，官府无力投入更大的精力经营而逐渐转至民间控制。这并不意味着晚清时期的育婴堂和普济堂等已经可以真正独立于官府之外，可以脱离官府的干预和协助。即使是单纯民办慈善组织，民办慈善组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而一些善堂，更由于其中接受了官府的财物支持而被政府要求“其动用官发生息银及存公银者，均每岁报部覆销”②。如果遇到各种问题不能靠自身力量解决的，还要借助于官府的力量。总体上看，对民办福利机构的监督最有特色，带有较强的近代色彩。它的监督覆盖了筹集善款、经费管理、实施救助等各个环节。因此 ①②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局，1984年版，第276页。刘宗志：《财务公开的清代民间慈善活动》，载《中国改革》2007年第11期。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方面，政府的介入使民办机构受吏治腐败的影响，另一方面，受物质条件影响，官府的监督是不能很到位的。
频繁的灾荒加剧着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贫困程度，社会救济事业也就显得越加必要，在更多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不能像江南地区和徽州地区依靠家族的力量，而只有依靠官府和地方势力的一致参与，依靠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协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干预体制之下，官方与民间的角色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而又复杂多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社会福利事业的兴盛，其背后是必须要有政府的影子的。政府在促进民间福利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将其弊端带了进来。由于政府的介入，福利机构仍然会出现疏于管理、贪污腐化的行为从而削弱了救济功能的发挥。而晚清对善举士绅进行强制性徭役勒派掠夺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
福利机构的经费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力参与，对一些行业商家劝募而来，从事和主持其事的绅董们也或“自愿”或被迫地捐赠贴补，成为了一种“徭役”性质的负担，这显然有失公平，从而出现很难可持续发展、甚至连基本维持都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清代地方育婴事业中甚至出现了官方思想与实践的背离。一方面，以崇尚道德伦理的儒家理论为治国思想的清朝帝国，地方官吏应当视为百姓子民的父母官，而作为父母官，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妥善解决好老百姓生活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尤其是要肩负起关系到人生之始的“保民”的责任。而另一方面，清朝的地方政府又面临着许多在现实的体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对这些“保民”问题互相推诿，弊端百出，使很多好的政策法规形同虚设。
由于在经费等方面严重依赖官府，这些社会福利组织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管理善堂的“绅董”们对此有着清楚认识。约在光绪八年，当育婴堂遭遇经费困难时，曾有人向董事程肇清建议，可将育婴堂的为难情形刊登于《申报》，以便劝募资金，但程肇清认为此举不妥，此事必须请示官府定夺①。
清代是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经费来源有官捐、绅捐、商捐、民捐等，且救济项目繁多，涉及到收养孤老节妇及其子女、义学、施衣、施医、施药、施棺、育婴等。康乾时期，官府在社会福利事业中占主导地位，①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4月版。嘉庆以后，随着官府财政紧张以及基层士绅势力的增长，由士绅倡率的福利事业不断兴起，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府、宗族和民间社会分别从事救济，三者各有侧重，但又非截然分开，而是有很多重合之处，互为补充。许多社会福利机构的创立是由官府出面，而资金的筹措及机构的管理均由地方人士负责，官民两种力量相互扶持，推动了社会福利机构有效地运作与发展。清代社会福利机构发展给了现代社会以有益的启示。
二、清代特殊的福利政策
(一)养老政策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孝道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孝经》中即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儒家又根据“己欲达而达于人”的原则，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将孝道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封建统治者也尤为关注孝的作用，认为可“求忠臣于孝门”，历来标榜“以孝治天下”。作为孝道的具体表现，养老事业备受国家和社会重视。而为稳定社会秩序起见，各朝统治者也屡有推行“仁政”、养恤贫苦孤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行为。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此相应，其在养老敬老的措施也最为周详。
清代养老政策的对象可分为三个部分：孤老、普通老人和致仕官员。因针对孤老的政策有养济院等实施，这里不做讨论。
1、平民养老政策
清代普通民众的养老以家庭为主体，但是国家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怀嘉奖赏赐高寿老人
在古代社会，高寿不仅为个人之福，也常被视为国泰民安的祥瑞之兆，为此，历代政府往往对高寿者有特别照顾，清代当然也不例外。清朝要求地方官应不时“存问”9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老人系孤寡或因其子孙贫困而不能得到赡养的话，地方官应对其采取赈恤措施①。因百岁老人尤为难得，清政府下令予以嘉奖。康熙九年即规定：“命妇女孀居，寿至百岁者，题明给予‘贞寿之门’匾额，建 ①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卷37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坊银三十两”。康熙四十二年后，旌表的对象有所扩大，无论男女，只要年过百岁，“照例给予建坊银，并给‘升平人瑞’匾额”。
顺治元年规定，“八十以上者，给与丝帛米肉。”①顺治四年又规定，“民年七十以上，给绢米有差，加锡粟帛。”每逢朝廷庆典时，清政府也通常会对老人有所赏赐，如康熙60大寿时，即“凡兵民男妇自65岁以上者，赐缎匹衣服及银两有差。”
(2)免除一子徭役，奖励老农
康熙二十七年，为使家庭能充分照顾老人生活，清政府诏“军民70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奖励老农政策始于雍正帝，是有州、县官从辖区内选定一两个勤劳的老农，给与八品顶戴，以示鼓励。到乾隆年间这一政策发展的更为完善并形成一种定制，同时规定了三年一次的考核。是为“奖勤劳做苦者，以容其身”。
(3)法律等方面的优待
清代法律对老人犯罪作了特别的规定：如年过70以上者犯流罪以下，罪行并不严重者，可以钱赎罪； 80以上老人犯罪，罪行严重须判死刑者，应由皇帝亲自裁决； 90以上者，则“虽有死罪不加刑” ②。
在其他方面，老人也享有特殊待遇。如在科举考试中，清政府对坚持参加考试的老年应试者往往格外开恩③。为提高老人地位，提倡敬老风气。康熙、乾隆两朝还举行了”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为了庆祝康熙60寿辰，邀请了全国65岁以上在职和退休的文武官员以及全国各地推举的贤德长者共二三千人进京赴宴。乾隆50大寿时也曾仿行“千叟宴”，与宴者达3000人。
2、对致仕官员的生活保障
顺治十六年规定，“凡满洲、蒙古、汉军大小各官致仕”，“致仕之官有世袭者照品给俸”，顺治十八年又规定：“无世职之官，年至60致仕者，仍给半俸，未及60岁，因疾辞仕者，不准给。”致仕领半俸从此成为定例。康熙五年谕曰：“年老解任官员，其历任几年及效力情由，俱著明白开列，应否给与半俸，请旨 ①②《世祖本纪一》，清史稿，卷四，中华书局，第22页。《大清律例》卷五《名律例下》，第276页。③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9，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26页。具奏。”乾隆二年，又规定：“老病乞休各官，核明曾经出征临阵受伤得有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致，给以全俸，以养天年。其出征并未御敌及无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致，给以半俸。”
（二）存留养亲制度
存留养亲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是指在死、流、徒罪犯人父母老疾而又无人侍养的情况下，对符合条件者准许缓刑、换刑(有时免刑)，令犯人奉养父母的一种制度。此制始见于北魏，之后，唐宋元明清的法典都明确地将存留养亲制度规定于律典之中(只有金世宗时期曾予废除)，直至清末修律，此制才被废除。存留养亲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一千四百多年。在实行存留养亲制度的诸朝法律中，清朝的存留养亲制度可以说是形式多样、较为完备、且卓有成效的一项法律制度。此制度在《清朝通志》卷七十九《刑法略五》，《大清律例》卷四《名例律上》等法律文件都有记载。
关于存留养亲，清律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笃废)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养)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军犯准此)①”
清初，由于存留养亲制度条件的苛刻，犯罪存留养亲很少见诸实践。然而，到了康熙时期，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巩固，清王朝逐渐放宽了对留养的限制，并在处理个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例文与成案。
作为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存留养亲在我国存在了一千四百多年，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存留养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是一种国家社会福利政策来理解。存留养亲可以说是一项涉及到老人养老问题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规定。虽然有养济院等福利设施机构，但养老的主体应该是家庭，家庭养老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从而可以使有限的钱用到更多的地方去。它是为了保证罪犯家中的老人不至孤苦无依，甚至威胁生存，从而加重养济院等福利机构的负担的一项措施。同时，这样的做法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鼓励家庭养老的推行。从而达到，政府鼓励亲养，促使社会参与养老的目的。它维系了家庭的安宁从而也就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
①《大清律例》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三、传教士对清代社会福利的影响
随着鸦片战争后传教的合法化，西方教会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洋教势力也得以进入内陆，为了顺利传教，融入中国社会生活，传教士还兴办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如兴办医院、学校、孤儿院慈善机构。
伯驾教士在被授予教士时曾被指示“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 你也可随时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①伯驾带着这指示来到广州，广州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街上乞丐成群，吸食鸦片者甚众，许多人栖居在船上，无衣无食。”②这更坚定了伯驾行医传教的决心。1835 年 11 月经英美各方支持由伯驾创立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在广州开业。这是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医院。并尽可能记录南方各种常见病和传染病的发病数据。1847 年伯驾还运用美国于 1846 年采用乙醚作镇痛剂的先进医药技术为中国病人做手术，成为中美医学交流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③。
在1900年以前教会在华医疗事业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数量也不多，通常常都是附设在教堂里的诊疗所即使是正式医院，收容能力也是很有限的。属于法国天主教系统的一所最早设立的医院是天津的法国医院，创建于1845年。由基督教医药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及诊所在1900年以前共约四十余所，大部分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其中最著名是广州博济医院。
为教育后代，建立和巩固教徒的信仰，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教会教育也就应运而生。据不完全材料统计：乾隆六十年(1795)，四川天主教会开办15所经言学校(男校5所、女校10所)：嘉庆八年(1803)，发展到64校(男校35所、女校29所)；嘉庆十五年(1810)，再增至107所(男校50所、女校57所)④。基督教会则发展世俗教育办有大学1所(华西协合大学)、中学巧所、高小59所、初小百余所，教学层次完整规模较大，培养各类世俗人材⑤。
慈幼是外国教会致力的一项重要的慈善活动，包括育婴堂，孤儿院和盲童学 ①②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第44页。③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22页。④秦和平：《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01期。⑤秦和平：《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01期。校、聋哑学校，其中育婴堂和孤儿院常常是合而为一的。
教会举办的慈幼机构遍布大半个中国，而且数量众多。据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对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事业的统计，天主教会在中国办有150～200所孤儿院，共收容着15000～20000个孩子。上海徐家汇附近的土山湾孤儿院是外国传教士创办最早的孤儿院，而规模较大的育婴堂是1867年创办的上海圣母院育婴堂，到1935年该堂累计收容婴儿1700余名。外国传教士创办盲人学校和聋哑学校的同时制定了官话布莱叶点字法并予以推广。教会所办福利机构的救助方式大异与此前中国官民所办的福利机构。他们采用“养”、“教”、“工”三者并举的方式①。
传教是西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传人中国的主渠道，由于国策的封闭性而出现的禁教政策，基本上断绝清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自广西西林县知县张鸣凤处死法国马神甫事件后，冲突事件不时发生。同治之后，各省仇教事件层出不穷。传教一方面有着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使命，另一方面，传教过程不免带有文化、科学等方面交流的作用②。
随着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的封闭与保守，教徒对教会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这样做固然稳定了教徒群体，但也派生教徒对教会的强烈依赖情绪，成为依靠教会而生存的“吃教者”。为解决供给问题，教会或利用教案勒索赔款，购置大量土地，租给教徒，解决其生计；或利用其特殊地位，劝贡献或抢占民财等事件也屡屡发生。文化的冲突，利益的纠缠使得民众滋生出越来越多的反感情绪，以至矛盾和冲突不断。
但不能因为这些冲突就完全将外国教会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当成是出于传教事业和教会本身的经济利益。甚至提出，教会热衷慈幼活动是为了好上报教徒增加的数字，获得免费劳动力，让那些孩子充当教堂的摇钱树，以致于婴儿死亡的数量惊人是不公平的。诚然教会设立的慈善机构根本目的是借行善事以搏得中国人的好感，以扩大教会影响，从而推行文化侵略政策作，但在客观上对当地贫苦百姓的救世主济匡扶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应予以肯定。
笔者认为，不排除有个别传教士利用兴办福利事业牟取暴利，或是不顾婴儿的死活只为了骗取受洗人数等。但看待事物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①②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85页。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页。第一，“劝人为善”是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时所标榜的宗旨，在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也都写上了这一条，如此行为是违背教义的，深信上帝，传播教义的传教士是不可能在此作茧自缚的。同时，宗教这种靠教徒捐献，或依靠自身教会产业维持运转的机构，要想生存收敛财富是必然的。不然，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的灭佛政策就不会被统治者提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数千年，屡次在土地兼并悲剧中的都扮演了元凶的角色。从这一点看来，教会在中国土地兼并或侵占民众财产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解释。但似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传教士以此来致富是不可能的，毕竟大部分的吃教者还是中国人。
第二，初生婴儿经过长途跋涉被送入育婴堂才是导致育婴堂婴儿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政府官办的福利机构尚且如此，更何况在当时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孤儿院等处。在当时的中国医疗条件落后的情况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是很正常的。依靠少部分善款维持的教会育婴院，是不可能拥有很好的医疗卫生条件的。况且，被抛弃的婴儿有很大一部分是身患疾病的患儿，抵抗力差，死亡可以说对他们是如影随形的。
第三，兴办福利事业耗资巨大，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光是靠募集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逐步长大的孤儿们为孤儿院工作，在学习生活技能的同时，能够贴补孤儿院的日常开销是很需要的。更何况，在当时如此廉价的劳动力，孤儿们所作之工作恐怕连自己都是无法养活的，更遑论使传教士致富。至于，孤儿们的工作条件很差等问题,当时的中国所有的作坊，工厂的工作条件都是很差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孤儿院的孤儿们如此。
传教士兴办福利事业，将中国的传统福利事业发展带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并为后世中国发展近现代福利事业提供了模式，其积极作用是必须要得到肯定的。
四、晚清时期近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兴起
中国近代福利事业的兴起，是从晚清光绪初年民间大规模兴起的义赈开始的，尔后又有戊戌时期各地的社会福利公益事业以及清末新政期间地方自治中的慈善活动。同时，由于传教士兴办的孤儿院，特殊学校等社会福利机构的影响，晚清时期的社会福利事业出了大范围的向民间倾斜外，还出现了“养”、“教”、“工”相结合的形式。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巨大进步。
中国近代的民间善行义举已从传统慈善事业的狭窄范围，逐渐向活动内容更为广泛的近代福利公益事业过渡。如上海在各处增设了义塾，让适龄的男女孩童“随其质性各予以生业，或令攻金，或令攻木，凡业之可以谋生计者，皆可令习之”。
随着自治运动的不断深入，清政府于1909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这些自治事宜共计八项，其中前六项均涉及到地方福利公益事业：(1)学务：中小学堂、劝学堂、阅报社、图书馆等；(2)卫生：清洁街道、清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戒烟会等；(3)道路工程：修缮道路、建筑桥梁、疏通沟渠等；(4)农工商务：劝工厂、工艺学堂等；(5)善举：救贫、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施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等；(6)公共营业：电车、电灯、自来水等。同时，他们在实业、教育、卫生和慈善事业方面也有十分突出的成就。特别是清末新政期间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公益性活动的广泛开展，充分展现了传统社会福利事业向近代社会福利事业转型过渡的某些特征和标志。社会福利事业的近代化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的变迁、进步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结 语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保障政策较多地吸取、继承了历朝历代的有效经验。但与前代相比，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也不无进步之处。可以说，清代社会保障政策已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它仍不能跳出封建窠臼，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如保障措施带有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保障的层次较低，集中在保障人们最低生活需要的社会救济层次上；加上人治社会的局限，各种保障措施不能得到长久有效的运行，往往时兴时废。清代也是我国近代化的发端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潮的冲击和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开始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动向。但由于此时的清政府已腐朽不堪、摇摇欲坠，没有能力完成近代化的历史使命，制定并实施现代社会保障政策的任务只好留待后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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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宗志：《财务公开的清代民间慈善活动》，载《中国改革》2007年第11期。
[20]王卫平、黄鸿山：《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 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第二篇：清代名人轶事
篇一：2011年----《清代名人轶事_将略篇》 罗 提 督
东乡罗提督战功，见于《圣武记》者详矣。其智能亦自可韬，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晨必发火器惊之。公问故，令获一猴来，剃其毛，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皆惊走。后不复至。
还没有到，众人认为要等待禧恩来了再进攻。罗提督说：“包围时间长了我方军队会懈怠，叛军必定会逃跑。”于是违背众人的意见马上进攻，叛军几乎全部被消灭。
译：东乡人罗提督的战功在《圣武记》中记载得很详细了。他的智慧也足可以谋划大事，不是只凭借武力称雄一时。罗提督曾经率领军队进入南山，搜捕残余的贼寇，村民深受猴群偷吃田里的粮食之苦，早晨必须用火器才能惊跑猴群。罗提督问明原因，让人捕来一只猴子，剃除猴子身上的毛，在这只猴子的脸上画上大眼睛等又丑又怪的形状。第二早晨等群猴来时，把那只猴子放回去，猴群都惊吓跑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不少（稍）讳，并请文人历叙其事，洵奇男子也。改行后，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过门曰：“有方可救，但得钱三十千乃能配药。”罗自念贫窭，安得三十千钱，语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苟鬻汝，得钱买药，则两活矣。”妻泣而从之，病果瘳。
译：罗提督常向别人讲述自己年轻时做贼时的事，一点都不忌讳，并且请读书人详细地记 载他做贼的事，真的是不一般的男子汉啊！（罗提督）改变品行后，才娶了妻子，他忽然患上了怪病，各种方法都治不好。一个道人路过门前说：“我有办法可以救你，只是要拿三万钱才能给你配药。”罗提督自忖家里贫穷，哪里拿得出三万钱，就对他的妻子说：“我病得就要死了，你也会饿死。如果卖掉你，得到钱去买药，那么我们俩都可以活了。”妻子哭泣着听从他，后来他的病果然好了。
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山水迅急，瞬息千里，盐枭至则鸣金叫呼，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两旁系大竹，弯如弓，他船追及，断系发之，船必覆，人莫敢撄。公募善泅者，持利锯匿上流水中，俟船过，附而锯其舵，抵关适断，船不能行，触石破，尽获之。译：（罗提督）官至夔州游击时，夔州关靠近夔州峡，山水迅猛湍急，瞬间千里。贩卖私 盐的船到了（往往）就敲锣呐喊，越过夔州关走了，他们的船都配备大炮器械，船两旁绑着大毛竹，像弓一样弯着。有别的船要追上时，就吹断绳子将毛竹发射出去，追的船一定翻倒，没人敢触犯（他们）。罗提督招募擅长游泳的人，拿着锋利的锯子事先藏匿在上游的水中，等盐船经过时，靠近船用锯子锯盐船的舵。盐船抵达夔州关时舵正好断掉，盐船不能前行，触碰礁石被撞破，贩卖私盐的人就全部被抓获。
罗 既 官 游 击，乃 遣 人 访 其 妻，以 重 金 赎 还。为 夫 妇 如 初，报 其 鬻 身 救 夫 之 义 也。此 事 不 足 训，然 以（之）视（那些）少 共 艰 苦，既 贵而 厌 弃 其 糟 糠 者，其 厚 薄 之 区，殆 不 可 以 道 里 计。天 生 豪 杰，磊 磊 落 落，安 得 以 道 学 家 之 律 绳 之？
译：罗提督做游击官后，就派人寻访他的妻子，用重金将妻子赎回，还像当初那样做夫 妻，报答妻子当年卖身救自己的恩情。这事不值得效法，然而拿这与年轻时共同经历艰苦、富贵后厌恶嫌弃糟糠之妻的人比较，这当中的重情与薄情的差别，几乎不能用里来计算。罗提督天生豪杰，光明磊落，怎么能用道学家的法则来衡量呢？（选自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将略篇》，有删改）
罗少亡赖，数行窃，令捕之杖毙，弃诸野。中夜而苏，匍匐（púfú）至一老妪（yù）家，周之，乃改行，投身军营，骁勇冠绝侪（chái等辈、婚配）辈。当赵金龙之乱，罗受命，与总督卢公坤往平之，贼已困，将擒矣。时宣宗以尚书宗室禧恩来督军，未至，诸公议待禧至，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译：罗提督年轻时是无赖之徒，多次行窃，县令抓捕到他，用棍杖将他打晕，将他抛弃在 荒野。（罗提督）半夜苏醒过来，艰难地爬到一老婆婆家，老婆婆救了他。于是他改变品行，投身行伍，在同辈中是最骁勇善战的。当赵金龙发动叛乱时，罗提督接受任命，和总督卢坤前往平叛。叛军已经疲困，就要被擒获了。当时宣宗皇帝命令尚书宗室禧恩前来监督军队，（禧恩）注释 韬：（韜）tāo
1、弓或剑的套子。
2、隐藏，隐蔽：～光养晦（隐藏才能，收敛锋芒，不 使外露。亦作“韬晦”）。
3、用兵的谋略：～钤。～略。
夔：kuí
1、〔～～〕敬谨恐惧的样子。
2、〔～立〕肃立。
3、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形异兽。撄：（攖）yīng
1、接触，触犯：～怒。～其锋。
2、扰乱，纠缠：“不以人物利害相～”。～ 宁（道家所追求的一种修养境界，指心神宁静，不被外界事物所扰）。
洵：xún
1、诚实，实在：～美。《诗·邶风·静女》：“洵美且异。”
2、疏远。
3、流泪：～涕（默默流泪）。窭：（窶）jù
1、〔～数〕用茅草结成的圆圈。放在头上做顶东西的垫子。
2、贫穷，贫寒：～家子（贫穷人家的子弟）。瘳： chōu
1、病愈。
2、损害，减损。
鬻： 本义为“粥”，引申为“卖”。鬻文（为人撰写文章而接受酬劳，即“卖文”），鬻技（出卖技
艺以谋生），鬻歌（卖歌，以歌唱谋生），鬻爵（出卖官爵）。成语“卖官鬻爵”，形容政治 腐败，统治阶级靠出卖官职来搜刮财富。训： 典式，法则。成语“不足为训”，不值得作为效法的准则或榜样。
糟糠：酒糟糠皮，是穷人赖以生活的食物。后常用“糟糠”形容穷困共患难。“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富贵时不要忘记贫贱时的知心朋友，不要抛弃共同患难过的妻子）。道里：指道学家主张的法则、规律。
磊磊落落：分明的样子，也形容胸怀坦荡。
绳： 木工用的墨线，引申为标准、法则，又引申为按一定的标准去衡量、纠正。绳墨，准绳，绳正，绳之以法。
【答案】c（a．为„„所苦，苦于„„，使困苦，困于。例：《列子·汤问》：“何苦而不平？”（苦于山挖不平）《史记·陈涉世家》：“天下苦秦久矣。” b．释放；放走。例：纵火，纵虎归山，七擒七纵。d．到达，抵达。例：抵京，抵临，平安抵达。）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不相同的一组是（）a、其智能亦自可韬语其妻曰„„ ．．b、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 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 ．．c、令捕之杖毙，弃诸野 妻泣而从之，病果瘳 ．．d、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 ．． 【答案】b（凭，介词/相当于“而”，表顺承。a．他的，代词。c．他，代罗提督。d．将，将近，副词。）
7、下列各组词语，都能表现罗提督“足智多谋”的一组是（）①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 ②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 ③俟船过，附而锯其舵④乃改行，投身军营 ⑤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 ⑥得钱买药，则两活矣。
a．①③⑥ b．②③⑤ c．②④⑤ d．②④⑥ 【答案】b（①叙述他曾经率兵到南山。④叙述他投身行伍。⑥叙述他跟妻子商量卖身以求钱治病事，这点勉强可算是。）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南山的一个村子里，群猴偷吃庄稼，村民深受齐其害。罗提督巧用计策，帮助他解决了猴患。
b、为了对付盐枭，罗提督因地制宜，巧妙部署，他令下属避其锋芒，暗中袭击，取得了辉煌战果。
c、罗提督年轻时曾经误入歧途，后洗手不干，投身行伍，在平定赵金龙之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d、罗提督功成名就后，并不忌讳那段行窃经历，让他人提醒自己，引以为鉴，再也不做违法之事。【答案】d（“让他人提醒自己，引以为鉴，再也不做违法之事”无依据。）考 题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正确的一项是（）a、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 痛苦 ．
b、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腾跃 ．c、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做官 ．d、抵关适断，船不能行 碰到 ．篇二：古代名人轶事 古代名人轶事
古代名人轶事<茶墨之争> 宋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苏东坡既爱饮茶又擅长书法，一日司马光问他：“茶以白为贵，墨却以黑为贵;茶以身重为好，墨却以身轻为好;茶讲究在新，墨却讲究在陈。人们对茶与墨的追求正好相反，而您恰好喜好这两样东西，这是为何？”苏东坡巧妙答说：“上好之茶与妙品之墨都有陶然清香，这是他们共有的品德;茶与墨坚结实在，这是他们同具有的节操.贤哲和君子都有共同的品德和节操，一个长的皮肤黝黑，一个却长得白皙，这其实是同一个道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墨之争的故事。
纪晓岚对对联
清朝大学士纪晓岚一次奉旨巡查，乘船过一个河道。走到一处很窄的地方，正好与一大船相遇，互不相让。纪晓岚就呵斥对方让路。没想到对方是当朝的一员战功赫赫的老武将。对方也不示弱，正在僵持着。那个老武将听说是纪晓岚大学士，就提出了对对联的要求。武将出上联，纪晓岚对下联，如果对上了，老武将自己让路，对不上，他纪晓岚让路。纪晓岚一听连说行，没问题。武将的上联是：两船并行，橹速不如帆快。（橹速，暗含三国的文臣鲁肃。帆快，暗指刘邦手下的武将樊哙。整句话是说”文臣不如武将。）纪晓岚也看出来了这副对联的巧妙，就是一时对不上。急得一头汗也没对上，只好认输，给武将让路。纪晓岚闷闷不乐乘船到达了目的地。刚一下船，欢迎他的场面特别热闹。有锣鼓，有唢呐，有吹笛的，有吹箫的。他突然来了灵感，想到了下联：八音齐鸣，笛清哪如箫和。（笛清，暗指，西汉武将狄青。箫和，暗指刘邦手下的文官，有名的宰相萧何。整句话说武将不如文臣。）正好对上句，可惜纪大学士当时没对上，输了一回，总算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
东晋诗人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喜爱读书。他写了一首《杂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等人。”告诫人们要珍惜时光，好好读书。唐代文豪韩愈在一首读书诗中写道：“读书患不多，思人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指出在治学的过程中，要“多读、多思、虚心、躬行”。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写有一首留芳千古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他劝诫人们要勤奋学习，不要错过读书的好时光。
晚唐诗人杜荀鹤，酷爱学习，他写有一首优美的《闲居书事》诗：“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明惰寸功。”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对读书情有独钟，他写过多首关于读书的诗。其中有千古流传的《冬夜读书示子聿》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告诫儿子，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还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要亲身实践。宋代哲学家朱熹，写有一首富有哲理的《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把读书和人的知识更新比喻得非常形象生动。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著有《牡丹亭》，是我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他在《正觉寺示弟儒祖》诗中写道：“窗间白发催愁境，烛底苍头劝读书。”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写有劝人们读书要专一，切忌糊思乱想的《怜思诗》：“一个浑身有几何，学书不就学兵戈。南思北想无安着，明镜催人白发多。”明代诗人于谦喜爱读书，认为读书能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清代诗人袁枚，博学多才，他的一首读书诗提醒了人们，读书要求理解，切莫囫囵吞枣：“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 清代诗人萧抡谓写有《读书有所见作》诗：“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忠告人们要热爱读书，读书要持之以恒，并将其道理表达得淋漓尽致。篇三：名人轶事录 出版说明
本丛书从二十世纪中华浩瀚文海中精选中华名家巨擘的佳构杰作妙 笔精华汇为一秩其内容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蚊蝇之微举凡名人的涉笔成 趣之作诸如写山水名胜宠物雅品读书之乐名人趣事烟酒茶食鬼 鬼神神幽默调侃之精品尽收其中其可谓篇篇绝妙好辞字字玑珠华美 ●人有我有人无我有本丛书对二十世纪中华名人名作妙笔精华 收罗最广编选最精如当年林语堂几大弟子之作一些文名不让林语堂 梁实秋等人而至今鲜为人知的名人名作皆可在本丛书中一睹风采 ●体例得当规模宏大首推八卷编排新奇且每卷皆在二十万字左 右既精致又雅重改变了近年很多散文小品薄薄一册的旧貌 可忱畔夜读闲暇翻看可馈赠亲朋高雅庄重可藏之名山传之后 代可养性怡情增添品位
可为有志于散文小品创作者提供最佳范本亦可满足世纪末的中国人回
首往事的怀旧情绪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学宝库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名人智慧的流露是精 品更是经典
《名人笔》丛书八卷共收有100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篇散文其 中主要的名作家有
鲁 迅 林语堂 张爱玲李健吾
贾平凹 李大钊 端木蕻良
陈独秀 徐懋庸 海 戈叶圣陶
杨 朔 胡 适 秦 牧陈西滢
储安平柯 灵 周犁庵丰子恺
茅 盾 俞平伯 郁达夫臧克家
刘白羽 梁实秋 沈从文文载道
朱自清 老 舍 徐蔚南周楞伽 徐志摩钱歌川许地山梁启超 方令孺 周作人 许钦文 廖沫沙 郑振铎 陈子展谢冰莹 碧野 庐 隐 曹聚仁 吴伯萧郭沫若
夏丐尊 施蛰存李广田 沙 汀 钱钟书刘海栗
文洁若 朱 湘 章克标 吴组缃 张秀亚 王了一 台静农
冰 心 聂绀弩 梁遇春 陈从周 周瘦鹃 罗念生 钟敬文 孙犁 文载道 林 庚 苏雪林 靳 以 赵景深 吴秋山唐 弢 王任叔 夏 衍徐 訏 谢六逸 王鲁彦 祝秀侠
马国亮 陆侃如 王礼锡沈启无 陈衡哲林徽音马子华 吴 晗陈西滢 潘序祖 秋 翁 柳无忌 缪崇群 邵洵美阿 英苏 青 叶灵凤 老 向 1《且说中国人》
本辑收五四以来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三十余位文学文化大师的杂感 随笔和杂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抨击中国人的弱点揭示中国人性格描 画中国人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传神写照文笔或庄重或辛辣或 委婉或幽默或庄谐杂出或沉痛评说干姿百态中却皆显现出一颗拳 拳赤子之心 2幽默人生语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是春日里会心的微笑中国现代散文史曾出现一 批智商极高的幽默大师他们多以生花妙笔笑说人间百态从种种人生情 状中发现可笑可乐之事妙语连珠词采风趣读之令人忘忧令人喷饭 令人会心一笑或乐不可支如参禅悟道一样进入妙可不言的境界 3《雪夜话读书》
雪夜闭门读禁书向被视为读书人最大乐趣本书精选文化名人大师
近百篇美文看他们各以生花妙笔谈读书札记读书的习惯方法与乐趣爱书买书卖书乃至晒书焚书的苦乐书林书话及中外著名书店的种种
轶闻趣事从书里到书外娓娓述说中包含有人间百态人生甘苦 4《山水名胜游》
俗话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听风景不如读风景本书中的几十位名人大 家足迹遍布海内外一生好入名山游乘兴游尽山水名月生之后复以生 花生色之笔将人间美景移在纸上令读者在品味其游记美文的同时亦足 下出户而能遍游天下一举两得美不胜收且名人之笔往往为山水增色 读这类游记比亲游
山水名胜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5《烟酒茶食趣》
烟酒茶食为人生四乐不论伟人平民皆难以在割舍本书作者皆为文人 名人更与烟酒茶食为友为兄且比常人更能体味品尝出其中之味之趣看 他们谈烟之趣酒之味茶之品食之美 人生之乐尽在其中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6《宠物雅品迷》
第三篇：清代美术（模版）
清代美术 一、四王与吴恽：致力于摹古或在摹古中求变化（1）王时敏：《云山图》创“娄东派”
（2）王鉴：《夏山图》《梦境图》
（3）王原祁：“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山中早春图》
（4）王翚hui：《西山红树图》创“虞山派”
（5）吴力：《湖天春色图》
（6）恽yun寿平：《锦石秋花图》创“没骨”画法二、四僧：（1）朱耷：号“八大山人”，构思奇特，喜爱画白眼瞪天的怪鸟怪鱼，愤世嫉俗 《荷石水禽图》《孔雀牡丹图》
（2）石涛：号“苦瓜和尚” 《淮扬洁秋图》《山水清音图》《苦瓜和尚语录》“借古以开今”“笔墨当随时代”“搜尽起风打草稿”
（3）弘仁：号渐江，创“新安画派”画山水重笔墨
（4）髡kun残：“吾之天游”《层岩叠壑图》
三、（1）弘仁、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海阳四大家
（2）髡残与程正揆kui并称“金陵二谿xi”
（3）“金陵八家”：龚贤（成就最高，八家之首）《木叶丹黄图》《夏山过雨图》、樊析xi、吴宏、皱喆zhe、谢荪、叶欣、高岑、胡慥zao
四、扬州八怪：直抒胸臆，打破成规（1）郑燮xie：号板桥，其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艺术化《竹石图》《墨竹图》 创“六分半书”
（2）金农：创“漆书”
（3）罗聘：《鬼趣图》
五、宫廷绘画：郎世宁：《百骏图》《崇献英芝图》
六、人物画：（1）改琦：《红楼梦图咏》
（2）费丹旭：《东轩吟社图卷》
七、版画：（1）殿版版画：焦秉贞：《耕织图》
（2）民间版画：《芥子园画传》系统地介绍了传统绘画的基本画法和流派，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绘画教科书
八、建筑：中国四大名园：留园、拙政园、颐和园、避暑山庄
九、工艺美术：（1）清代康熙时期盛行“古彩”，即五彩瓷，到雍正时期，五彩逐渐被线条柔婉、色彩淡雅的“粉彩”所取代（2）明清时期瓷器的装饰手法，彩绘已成为主流，标志着中国陶瓷已由“青瓷时代”进入“彩瓷时代”
十、简述“扬州八怪”？
答：
1、“扬州八怪”是泛指清中期活动在扬州地区的一批画家，有郑燮、金农、黄慎等人
2、他们在商品社会的生产竞争中，恪守文人的文化情操和文人画传统，以梅、兰、竹、菊、松、石等为主要描绘对象，除了表现诸如清高、孤傲、绝俗等思想外，还通过题诗写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
3、在艺术上，扬州八怪发挥水墨特长，以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笔墨纵横，锋芒尽显，直抒胸臆，打破了成法约束，冲击了当时流行的恽寿平一派正统花鸟画风，被称之为“怪”，这些画家形成了反映时代变化的新风貌，发展了了文人写意画
十一、简述“四僧”？
答：与四王同时的僧人画家朱耷、石涛、髡残、弘仁，力主继古开今，革新创造，史称“四僧”，他们都是由明入清的移民，移绘画寄托亡国之痛，抒发内心强烈的情感，四僧重视感受生活，观察自然和抒发性情，创作时不限于临摹，不囿于挪用古法，以个性鲜明的艺术，突破了四王所表现的情感内容，以主客观结合、“尚意”又有法则的新手法突破了旧的程式，在发挥诗歌书法入画的效用并密切结合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上，发展了笔墨技法，艺术风貌虽各有不同，但在当时来说都是十分新颖大胆的创造。四僧以朱耷的艺术个性最鲜明，石涛的绘画思想影响最大，石涛有《苦瓜和尚画语录》传世。
朱耷，号八大山人，他的绘画极具个性，具有奇简冷逸的风格，强烈的抒发了遗民之情，达到了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空前水平，常画傲然屹立的荷花，白眼瞪天的怪鸟怪鱼，孤寂高傲，构思奇特，充分表达了他愤世嫉俗的个性特征，代表作有《荷石水禽图》等。
石涛，号苦瓜和尚，其山水画多写对自然观察体验之所得，极富创造性，作品构图新颖自然，笔墨纵横潇洒，意境生气勃勃，他在他的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提出了“借古以开今”“笔墨当随时代”“搜尽起风打草稿”等主张，对当时被摹古风气笼罩着的沉闷的画坛，起到振聋发聩的启示作用。
十二、简述故宫？ 答：
1、故宫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
2、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
3、建筑物个部分轮廓更加鲜明，色彩别具一格，从而使建筑物更加富丽堂皇，体现了极大的对称性，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4、故宫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经典之作。
第四篇：社会福利
中国传统福利制度和欧美福利制度及我国社会福利制
度改革方向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社会福利体系具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固有风险和运行机理，它具有局限性、民本性、剩余性、家族性和协同性的典型特征。在现代性的话语背景下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的可取点可以给中国福利社会制度的建立提供可取建议。
关键词：社会福利制度 改革 传统福利制度 欧美福利制度
一、中国传统福利制度
（一）、中国传统福利制度的特点
(1)以低级福利为救助实态，呈现出制度保障的局限性 传统的慈善救济不仅在救助水平上呈现出低级性，而且同时还具有选择性和区别对待的特征。传统社会福利的低级性主要表现为救助力度往往不能满足被资助对象的生活需求，选择性则表现为救济的对象局限于生活共同体的内部，特别是没有劳动能力和抚养对象的老弱病残者、孤儿，异乡人很难成为救济扶助的对象。(2)以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呈现出制度文化的民本性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以仁义、爱仁和民本为特征。孔孟之道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政府试图从仁政的角度来实现惠及万民的福利事业，但在资源缺乏、机构不完善、人权观念尚未发育的情境下，政府却只能在发生天灾人祸的特殊场合为民众提供有限的救济。
(3以宗族保障为社区单元，呈现出制度运作的家族性
传统的社会福利体系以血缘关系和家庭邻里为网络形成的社区福利与救助单元，传统的福利观念与家庭、家族和宗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社团、群体和邻里的互助网络中，福利观念强调以家庭为中心，先照顾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父母、兄弟、姊妹，然后才是别人。所谓“推己及人”的思想，主张和体现的就是明显的亲疏和远近的差别化对待。
（二）、中国传统福利制度的风险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否则人类就一天也无法生存。但自从人类出现以后，由于生产能力极其低下，社会抵御和防范风险的能力相当有限。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中心，社会成员自我防备的能力十分脆弱，因此难以凭借个人的力量来谋求安全独立的生活。只有依靠共同体下集团的相互扶助，才可能有社会的存续和每个人的生存。由于当时人类认识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社会生产力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人们不得不面对由于食物匾乏带来的生存风险，以及严酷的自然界侵害生命生存的风险。社会成员如果遭遇不测事故、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事故来袭，人们就需要最低限度的生存保护，但传统社会的流离失所和生活失去保障却成为常在的现象。私有制的发展，逐渐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保障后备手段，在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同时，不堪苛捐杂税重压的贫民为了争取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不断举起义旗进行抗争。周而复始的战争、起义和暴动毁灭着社会的财富和人口，自然灾害的侵袭又使人们赖以生存的、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粮食供给雪上加霜，社会底层贫民不能获取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成为生存风险的首要因素。
二、欧美的社会福利制度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 1.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是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第一大支柱”。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即必须根据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立法规定,由劳动者、企业或社区、国家三方共同筹资来开展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劳动者及其家属在遇到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或丧偶等风险导致收入减少、中断或丧失时,提供收入补充,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2.社会补助制度
社会补助与社会救助不同,社会救助强调针对性和个案性,社会补助则包含“普遍性”的意义。西方国家社会补助项目较多,如在英国,主要包括子女津贴、住房补贴、家庭补贴、病残看护补助等。在法国,家庭及儿童补贴就包括多子女补贴、家庭收入补贴、单亲补贴、孤儿补贴和最低家庭收入补贴等。3.教育、培训、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
公共教育是一项比较重要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一般都实行有年限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如美国,初级、中级公共教育都是作为市民权益的基础部分而由政府免费提供。在德国,免费教育是人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住房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借助国家和社会力量来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发放住房补贴来实现。也有建造公房并以低价租给穷人居住的,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意义的国家是美国。医疗卫生福利制度,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是作为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而存在。
（二）、西方国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 1.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为了维持高额福利开支,政府只得大举借债,从而导致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原因。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
虽说西方国家公共开支比重大,但社会福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福利收益水平却偏低,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贫困化现象相对严重。3.福利依赖严重
高福利损害了人们的就业动机,并导致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在西方国家,由于政府对失业者有较好的福利待遇,因此一些失业者不再积极地寻求新的就业岗位,而长期依赖社会福利的救助。
（四）、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
1、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随着高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在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力不从心,政府财政无力供给庞大的福利支出需要,因此,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
2、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各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上限,甚至取消上限;提高社会保险费率,包括提高职工的保险费率和雇主的保险费率;征收社会保障所得税,对退休金、疾病保险金、残疾补贴、失业救济金都收取一定的税。修订社会保障金的调整办法,过去普遍实行“社会保障金自动指数化”制度,即社会福利待遇标准自动随着物价、工资或生活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现在改为限制保障金的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保障金的支出。各国增收节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退休年龄。
3、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工作福利”是指凡接受政府福利补助者,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例如,澳大利亚规定,失业救助金领取人必须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并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训计划,否则剥夺救助金领取资格。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后,社会福利金就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4、改善社会福利管理
改变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福利的依法运行机制,使社会福利的行政管理、事务经办、监督控制三者分开,这是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共同取向。另外,各国还严格审查福利资金发放的资格条件,缩小覆盖面。比如,养老金支付的年限要求,疾病、失业的天数要求等。例如,荷兰、比例时等国采取对申领福利补助的公民规定一些附加条件,以促进相关人员的劳动愿望,减少非正常失业人口。
三、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与改革给我国福利制度改革的启示(1)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
我国当前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四大项目,即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狭义)和社会优抚涵盖了西方福利体系六大制度项目中的一部分。例如,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所涵盖的福利项目与西方福利体系中的收入保障服务项目基本一致;社会福利(狭义)项目涉及到了西方福利体系中的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部分福利项目。但西方福利体系的六大基本项目中,还有许多内容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未涉及到的,如就业福利方面、社会工作服务方面、教育福利方面等。今后,我们应该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努力借鉴西方福利体系基本框架,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搭建起适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基本框架。
(2)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趋势。
首先,我国应该选择合作体制,将各种社会福利的供给部分地转移给私人部门来经营,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来供给和运营福利基金;其次,社会福利制度管理要引入市场经营原则和相应的利润导向、价格调节、成本控制等观念,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提高福利制度的供给效率;第三,政府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为社会制订和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和政策法规以及监督评价体系。(3)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当今西方国家福利改革的另一普遍取向。由于社会福利供给具有很强的向下刚性,升来容易降来难。
我国近年来,由于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在不断深化,公众对社会福利的需求越来越强。虽然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GDP 总量、人均GDP水平)还是相适应的。但是,受当前我国公众对社会福利需求的强劲压力,我国未来社会福利支出扩大的预期很强。因此,我国政府在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总量的同时,应该适当控制福利支出的规模与增长幅度,使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千万不能放任福利支出的过分膨胀,否则,今后我国也会陷入西方福利国家正在经历的“福利困境”之中。
在节支的同时,我国还应该注意增收。福利基金方面的收不抵支也是我国近年来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从当前的国情看,我国增加福利收入的途径主要有:征收社会保障税、提高社会保障方面的税费率、尝试发行社会福利债券、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作、提高基金投资收益率等。(4)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
我国也可以尝试引入“工作福利”制度,让福利享受者在接受政府福利补助的同时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接受相关的就业培训、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等,使社会福利金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5)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
我国也应该像近年来西方国家福利一样,努力将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立法基础上,使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会福利真正成为呵护社会的“安全网络”。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有关社会福利的基本立法不足,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现有的福利保障法规调整范围较窄;社会福利体制运行不符合法律要求,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如颁发通知、规定等来进行调控和管理,等等。由此可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尽快改变我国社会福利立法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加快社会福利法制建设,是完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律保证。
参考文献：
（1）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林闽钢：《现代西方社会福利思想》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3）黄晨熹：《社会福利》，格致出版社
（4）彭华民：《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中国社会出版社
（5）王振辉《新时期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理论》，中国社会出版社
第五篇：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2011-10-24 14:46:44
王卫平黄鸿山 康丽跃
摘要：清代在灾荒救济、养老抚幼、救助鳏寡孤独等社会弱者诸多方面都颁布了制度法令，同时，其社会保障事业也得到了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清代的社会保障措施较为系统全面，收到了一定实际效果，可以说，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而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也开始出现某些近代转型的迹象。
关 键 词：清代/社会保障/荒政/养老抚幼/鳏寡孤独
作者简介：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鸿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康丽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苏州215021）
清朝统治者虽出自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的满族，但在整个统治期间，于尊孔崇儒、秉承汉族统治者传统制度理念的同时，或出于自觉，或迫于无奈，在国家政策制定、制度实施等方面往往有所创新。这种情况同样表现在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具体而言，清代继承并发展了历代王朝推行的传统社会保障政策，并不乏创新建树，在灾荒救济、尊老养老、抚育弃婴、救助鳏寡孤独等社会弱者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收到的效果也比较显著。
学术界对清代社会保障的内容涉猎已多，在荒政、慈善事业等领域已有丰硕成果问世。但目前的研究存在比较严重的偏向，如重视研究慈善事业，忽略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保障事业；重视对荒政及其相关的仓储制度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历代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的政策性、制度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中的灾害救助、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等内容作专门探讨，限于篇幅，清代军人优抚制度留待另文论述。
一、灾害救助政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几乎无年不灾，而清代又是灾荒发生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据邓云特统计，从1616年清政权建立至1911年清政权灭亡的296年间，共发生灾害1121次，平均每三月一次[1]（P23）。按照成灾原因的不同，大致可把清代灾害分为水灾、旱灾、雹灾、虫灾、风灾、霜雪灾、地震和疾疫八类，其中以水、旱二灾最为常见。与前代相比，清代灾害具有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灾害地区分布广，成灾面积大；特大灾害继起迭至，交相并发等特点[2]。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无疑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政权的长治久安，为此，清政府在灾前预防、灾中救助乃至灾后补救等各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灾前预防
正如林则徐所言：“与其过荒补苴，何如未荒筹备”[3]，事先作好预防工作，救灾时才能事半功倍，清朝统治者对此已有认识，对防灾工作相当重视。
1.重视备荒仓储的建设。建仓积粮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备荒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仓储制度也在不断演化之中。沿至清代，已形成“省会以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建社仓，市镇则设义仓，而近边有营仓之制，所以预为之备者，无处不周矣”的局面[4]（卷88），备荒仓储体系较为完备。
（1）常平仓。清朝建立后，仿照历代旧制，推行常平仓建设。早在顺治十一年，清政府即令各府、州、县清查前代所设常平等仓，“稽查旧积，料理新储”[5]（卷28）。顺治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仓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6]（卷121）。后历代清帝也屡颁诏旨，要求各地推行常平仓，并采取劝谕官绅富民捐输、按亩摊征、截漕增补、拨帑银采买乃至开贡监捐纳例等多种措施充实仓廒，常平仓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及。
为使常平仓发挥应有的功能，清政府对其管理制度、营运方式、积谷规模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在管理上，清政府明确了地方官员的管理责任。雍正帝即规定，如发生因地方官失职而造成常平仓谷朽腐的情况，将依溺职例予以追究，情况严重者可革职查办；官员接任之时，也须将州县仓廒盘查清楚，方许交接[7]（卷189）。
在运营上，清代常平仓通常采用“存七粜三”的办法，即每年只准粜出三成积谷，七成留仓；仓谷粜出后，需趁谷价低廉之机买谷还仓；如被灾州县仓粮动用过多，以致所剩无几，须在秋收丰年之时，奏请上司拨银买补[8]（卷160）。虽然已有定制，但由于气候、米价、灾荒等原因，各地常平仓的实际存粜比例并不相同。不过，不管何种原因，决不允许出现粜空仓廒的情况[7]（卷189）。
在规模上，康熙四十年规定，大州县常平仓额定积谷一万石，中州县八千石，小州县六千石。到了雍正年间，标准有了提高，改为大县一万五千石，中县一万石，小县八千石[7]（卷189）。但因南北气候不同，北方干燥寒冷，更有利于粮食储存，各州县常平仓贮谷额数相对较高，多有超出标准者，而南方则多不足标准。康熙至乾隆初年，常平仓发展迅猛，全国额定储谷数达四千八百余万石。由于官仓积粮过多，甚至造成了全国米价上涨的情况，为此，乾隆十三年，中央政府不得不调低了各省的额定贮量。但全国实际积谷数仍达三千三百余万石[8]（卷159）。
不过，这种情况至乾隆晚期发生了变化。乾隆五十七年上谕指出：“不肖官吏平时任意侵挪亏缺，或以借陈易新为名，勒买勒卖，短价克扣，其弊不一而足。”以致造成积谷“所存无多、不敷散赈”，常平仓已显颓态[7]（卷189）；到了晚清，常平仓更是全面废弛，如苏州府常平仓在同治初年即处于“久已名存实亡”的状态[9]（卷1）。
（2）社仓。清代社仓建设始于康熙十八年，此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但终康熙一朝，社仓建设成效并不显著。
雍正时高度重视社仓建设，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仓”，雍正帝即位不久即谕令各省建立社仓，并要求“有司善为倡导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仓之宜，无社仓之害”[10]（卷35）。由于皇帝的重视，各地社仓建设捷报频传，雍正二年时，各省已“渐行社仓之法”[7]（卷193）。
清朝社仓奉南宋朱熹社仓法为圭臬，设于乡村，由民间推举社长管理，用春借秋还方法救济贫民。社仓的谷本来源有二：一是官府调拨；二是民间捐输。在社仓的创始阶段，官府调拨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鼓励民间捐输社仓的积极性，清政府于雍正二年制定了奖励措施：“有司劝捐，不得苛派，所捐之数，立册登注，不拘升斗，如有捐至十石以上者，给以花红，三十石以上者，给以匾额，五十石以上者递加奖励，其有年久不倦，捐至三四百石者给以八品顶戴带。”[4]（卷88）
由于政府的重视，清代社仓建设在雍正、乾隆年间曾出现繁荣的局面，但因制度本身存在着弊端，且受清中期后吏治腐败的影响，社仓由盛转衰，其作用自然受到很大影响[11]。
（3）义仓。清代义仓主要由民间捐建，其具体营运办法似未有定制，往往因时因地而异。
在早期的义仓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盐义仓。雍正四年，两淮众盐商捐银二十四万两，盐政缴公务银八万两。清政府以其中三十万两在扬州建仓积储，名曰盐义仓。由两淮巡盐御史交由商人经理，每年青黄不接时，照存七粜三例出陈易新。如地方遇灾则开仓平粜，秋成籴补[7]（卷193）。可见其运行方法乃仿照常平仓而来。
清朝晚期，由陶澍在道光年间创立的丰备义仓也流传颇广，江苏、安徽等地多有仿行者，但也没有统一的运营方法，如安徽丰备义仓多设立于乡村，规模较小，而道光十五年苏州创立的长元吴丰备义仓则设立于城市之中，一度发展到拥有田产上万亩、积谷十数万石、存银十几万两的规模，对苏州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起到了巨大作用[12]。
2.发展农业生产。仓储的意义在于“以丰年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采取的是以有余补不足的方法，但若有余不多，补不足自然无从谈起。可见，防灾还必须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清政府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鼓励垦荒。早在顺治元年，清政府即将各州县卫所的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荒地则官给牛种，免科3年。康熙年间，新垦荒地起科年限进一步放宽，规定“新荒者3年起科，积荒者5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民众垦荒的积极性。为了激励地方重视垦荒，清政府还将垦荒成效作为官员的考绩根据之一。由于政府的重视与民众的辛勤劳作，清代前期的垦荒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仅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不到40年时间中，耕地面积由607万顷骤增至723万余顷[13]（P206）。二是重视推广农业技术。为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乾隆年间，清政府组织力量，将旧文献中有关农业生产的资料汇编成《授时通考》一书，这是我国最后一部传统形式的大型农书。另外，清代还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注意选择耐旱、耐涝、耐盐碱、耐贫瘠和抗病虫以及其他各种抗逆高产作物品种[2]。三是重视水利兴修。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经费的开支、设施的管护、护水与用水关系处理等诸多方面作了明文规定，并在雍正、乾隆年间屡有增益，形成较为完备的水利法律体系，对清代水利工程兴修起了很大的促进与保障作用。
（二）临灾救助
防灾措施的实行并不能杜绝自然灾害的发生，当发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时，仓储等备荒设施往往无法满足救灾需要。因此，清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救灾政策，采取各种手段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论，清代的救荒程序已比较完备，对报灾、勘灾、救灾的程序作了严格规定，救荒手段也日趋多样化。
1.报灾。清代将报灾视为地方官的责任，发生灾荒时，地方官必须及时上报灾情。顺治六年，清朝政府已要求“地方督抚巡按即行详查顷亩情形具奏”[14]（卷190）。顺治十年，户部对报灾程序作了严格限定：“夏灾限六月终，秋灾限九月终。先将被灾情形驰奏，再于一月内，查核轻重分数，题请蠲免。”如有地方官逾期不报、延误救灾者，必须受到相应处罚。[15]（卷79）
2.勘灾。发生灾荒之后，地方官员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勘查地方受灾程度，作为采取救济措施的依据。在勘灾时，清代已有固定程序。受灾州县须预先刊刻“简明呈式”（即表格），开列受灾民众姓名、家口、住址、被灾田亩数量、坐落等内容，先由灾户自行填报部分内容，经地方官核实后按区图村庄装订存档，作为勘灾底册。查灾官员赴庄查灾时，需比照勘灾底册按田踏勘，将受灾情况登明册内，勘毕将底册上缴州县，由州县官员核造总册，绘出本地受灾地图，被灾之处，以色笔标示，最后附上州县的赈济意见一并上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便一县中各处受灾情况也未必相同，所以清代规定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确定灾情轻重，“不得以通县成熟田地统计分数”。
3.救灾。查勘灾情是为了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予以救助。清政府根据灾情轻重不等，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包括灾蠲和缓征、赈粥、散放棉衣、工赈等。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二、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政策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孝道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孝经》中即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儒家又根据“己欲达而达于人”的原则，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将孝道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封建统治者也尤为关注孝的作用，认为可“求忠臣于孝门”，历来标榜“以孝治天下”。作为孝道的具体表现，养老事业备受国家和社会重视。而为稳定社会秩序起见，各朝统治者也屡有推行“仁政”、养恤贫苦孤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行为。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此相应，其在养老和养恤贫苦孤残方面的措施也最为周详。
（一）养老政策
清代养老政策的对象可分为三个部分：孤老、普通老人和致仕官员。因针对孤老的政策将在后面部分论及，这里主要讨论后面两项。
1.平民养老政策。清代普通民众的养老以家庭为主体，但是国家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免除老人及其家庭成员差役负担。顺治元年清政府已作规定：“凡军民人等，年70以上者，免其丁夫杂差”。年过70即不必承担国家差役。至康熙二十七年，为使家庭能充分照顾老人生活，清政府又诏“军民70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16]（卷68），开始把免除差役的范围扩大到老人的家庭成员。
（2）对老人予以物质补助。顺治元年规定，军民80以上者，政府赏给绢一匹，棉花十斤，米一石，肉十斤；90以上，加倍给予。雍正四年，又遍赏全国70以上老人钱物，共费银八十九万余两、米一十六万五千余石。每逢朝廷庆典时，清政府也通常会对老人有所赏赐，如康熙60大寿时，即“凡兵民男妇自65岁以上者，赐缎匹衣服及银两有差”[16]（卷68）。
（3）存问、旌表高寿老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高寿极不易得，故而高寿不仅为个人之福，也常被视为国泰民安的祥瑞之兆，为此，历代政府往往对高寿者有特别照顾，清代自不例外。清朝要求地方官应不时“存问”9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老人系孤寡或因其子孙贫困而不能得到赡养的话，地方官应对其采取赈恤措施[14]（卷379）。因百岁老人尤为难得，清政府不仅赏给财物，还常予以旌表。康熙九年即规定：“命妇女孀居，寿至百岁者，题明给予‘贞寿之门’匾额，建坊银三十两”。康熙四十二年后，旌表的对象有所扩大，无论男女，只要年过百岁，“照例给予建坊银，并给‘升平人瑞’匾额”[8]（卷314）。
（4）法律等方面的优待。清代法律对老人犯罪作了特别的规定：如年过70以上者犯流罪以下，罪行并不严重者，可以钱赎罪；80以上老人犯罪，罪行严重须判死刑者，应由皇帝亲自裁决；90以上者，则“虽有死罪不加刑”。在其他方面，老人也享有特殊待遇。如在科举考试中，清政府对坚持参加考试的老年应试者往往格外开恩[17]（卷99）。
为提高老人地位，提倡敬老风气。康熙、乾隆两朝还举行了“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为了庆祝康熙60寿辰，邀请了全国65岁以上在职和退休的文武官员以及全国各地推举的贤德长者共二三千人进京赴宴。乾隆50大寿时也曾仿行“千叟宴”，与宴者达3000人。
2.对致仕官员的生活保障。致仕大致相当于今日的退休制度，但其适用面较窄，只是针对官员而言。官员作为统治阶级，在任期间领受厚禄，自然生活无忧。但如年事渐高，不再任职领禄的话，生活水平不免出现较大的落差。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清朝政府对致仕官员的生活待遇作了种种规定。
早在顺治年间，清朝政府就开始关注致仕官员的待遇问题，规定60以上正常致仕八旗武官发给原俸禄之半。后陆续对此有所增补，如顺治十六年规定，“凡满洲、蒙古、汉军大小各官致仕”，“致仕之官有世袭者照品给俸”，顺治十八年又规定：“无世职之官，年至60致仕者，仍给半俸，未及60岁，因疾辞仕者，不准给。”[18]（卷104）致仕领半俸始成定例。
至康熙、乾隆年间，为使在职官员实心任事，开始将致仕后的待遇与政绩战功挂钩。康熙五年谕曰：“年老解任官员，其历任几年及效力情由，俱著明白开列，应否给与半俸，请旨具奏。”[18]（卷104）这主要是针对文职官员的。乾隆二年，对武官也作了规定：“老病乞休各官，核明曾经出征临阵受伤得有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致，给以全俸，以养天年。其出征并未御敌及无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致，给以半俸。”[8]（卷519）即有战功者可得到格外优待。
（二）养恤贫苦孤残
清代在养恤贫苦孤残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其设立的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栖留所、工艺局等社会福利机构方面。
1.养济院。养济院是由官方设立的收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者的机构。清代养济院始立于顺治五年，此年顺治帝诏令“各处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此后诸帝多有复申，养济院设置渐趋普及，遍布全国县治以上城市，以每城一所的情况最为常见。各养济院的规模大小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等级愈高则规模大，反之亦然。如清初松江府城养济院有屋51间，其所属花亭、娄山二县养济院则各有屋25间[5]（卷16）。此外，养济院规模还受当地人口、财力及地方官员个人因素的制约。
清代早期养济院的收养对象以当地“鳏寡孤独残疾无告之人”为限，外来者需移送本籍养济院收养。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养济院也开始将部分外来者列入收养范围，如雍正十三年规定，“军流犯年逾60不能力食者，照例拨入养济院”[14]（卷379）。乾隆四年，清政府要求各地养济院收养流民中的残废人[14]（卷182）。
养济院收养孤贫时，必须遵照严格的程序。以清代广东省乐昌县养济院为例，在办理收养时，首先孤贫必须出示乡约及邻里的保状书，证明符合条件；入住养济院后，必须登记姓名、年龄、相貌、特征和入住原因，并注明原居村庄里图；最后按此内容，制作腰牌发给住院孤贫。养济院收养满额后，即暂停收养，待出现空额后按序顶补。为便于管理，养济院对入住孤贫进行编制，每10人设立一甲长，轮流担任，互相监督；遇人滋事，须报官府处理；如有孤贫沟通作弊，则“革粮另补”。
清代养济院在救助标准上也有章可循，但存在地区差异。乾隆二年时清政府曾统一标准，“每孤贫一名，岁给银一两二钱六分，米二石八斗三升各有奇。遇闰加银三分，加米二斗三升各有奇。”[14]（卷182）但因地方财力强弱不一，各地养济院的救济标准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大不同，大概而言，地方财力雄厚则救济标准高，财力窘迫则标准低。
由于养济院的举办经费来自政府，所以多由地方官员直接管理。为提高官员的重视程度，清政府将养济院的经营情况列为考绩内容，并具体规定了地方官员的管理责任。如地方官必须登记孤贫个人资料、发放银米、点验人员、维修设施[7]（卷602）。但制度完备并不能完全保障养济院的正常运行，在雍正年间，养济院已显弊端，如不法官吏欺蒙舞弊、任意克扣侵蚀，无赖混充冒入、真正孤贫难得养恤等情况屡见不鲜。为消除官营所带来的弊端，清朝晚期，地方社会也开始介入养济院的建设，养济院的官营色彩渐趋淡薄。
2.普济堂。因养济院的收养名额有限，且弊端众多，日渐衰败，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为补养济院不足，清代还出现了另一收养孤贫的机构——普济堂。
最早的普济堂由地方社会举办，“康熙四十五年，京师广宁门外，士民公建普济堂，颁发御制碑文及‘膏泽回春’匾额”。因其成效显著，且无需政府出资，可补养济院之不足，得到雍正帝的肯定，并要求地方政府“时加奖励，以鼓舞之”。在皇帝的号召下，普济堂建设盛行一时。如河东总督王士俊即命河南省“每一州县，必于境内建造普济堂一所，多置义田，以溥皇恩，以恤茕独。限文到一月内，鸠工庀材，先将兴工日期报查，再广置义产，续详查核。”以此为契机，河南省109个州县共建立了129所普济堂，山东省101个州县卫所中也设置了131所普济堂。这些普济堂“纤毫不需公项”，完全利用民间资金兴建。但乾隆以后，官方开始担负起创设、资助普济堂的责任。与此相应，普济堂在管理方面也出现了变化。早期普济堂由于开办经费来自地方捐助，所以通常由出资人轮流管理。在官方介入后，普济堂开始采取聘任制的方式，由官方延请地方绅士管理，如本为民间创立的的苏州普济堂转为官督民办后，在乾隆四十九年，因原管者“经理不善，堂务废弛”，遂仿照江宁普济堂的方法，延请绅士轮流经管。但因官营普济堂更易滋长弊端，因而太平天国战争后重建的普济堂一般都采取了官民合办的方式。
普济堂收养对象是鳏寡孤独贫病之人，但与养济院有所区别。普济堂以收养贫病老人为主，对收养对象的年龄有特别限定，一般要求至少在50岁以上，浙江省平湖县则规定为70岁以上，而养济院则比较强调贫困的残疾之人，平湖县《普济堂规条》中特别强调：“废疾目盲，例应归养济院者，无庸保呈（进入普济堂）”。可见普济堂与养济院虽都以孤贫为收养对象，却各有偏重。
3.育婴堂。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机构，在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中，它发生最早、且最受政府和地方社会重视。在顺治二年，太仓州出现了全国最早的育婴堂，10年以后，向扬州、杭州、高邮等地不断蔓延。早期的育婴堂皆由民间自发办理，数量不多，但雍正二年颁布诏书，“再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若可以照京师（育婴堂）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亦可感发而兴起矣”[7]（卷269）。以此劝谕诏书为契机，育婴堂的设立日趋兴盛，并开始由城市向乡村地区普及，乾隆年间江南各府县的育婴堂普及率不低于62.5％[19]。同时，育婴堂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官府的指导和扶助，逐渐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演变成官督民办的慈善机构。
4.栖流所与工艺局。流民可以说是最易引发**的社会群体，因此历代政府都格外重视。清代还先后设立了收养流民的机构——栖流所和工艺局。
早在顺治十年，清政府即在京师五城建造栖流所，每处建屋20间[7]（卷869），收养流民。至雍正年间，规制渐备，如雍正十三年议定：“凡外来无依及病卧街衢者，该坊总甲报官收入该司，坊官按名登记循环薄，每名日给小米一仓升，煤炭油菜制钱一十五文，隆冬无棉衣者给粗布棉袄一件，每所各募本城诚实民人一名，月给工食五钱，责令看管房屋照料在所流民。若流民患病报官拨医调治，有在所病故及沿途卧毙者，通令报官掩埋官给棺木，每口价银八钱，埋于义冢。”明确了栖流所的职责及救助措施。
除北京城外，清代各省城州县多设有栖流所，章程较为完备。栖流所除收养流民外，实际上还有限制流民人身自由的功能，在运营上得到了官府和地方善堂的共同参与，带有官督民办的色彩。
随着鸦片战争之后“西潮东渐”的历史进程，清政府和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善堂只事收养的不足，主张改革，重视对所收贫民的技能教育，教、养并重。为此，从光绪二十六年开始，各地开始陆续推行工艺局，就笔者所见，北京、直隶、河南、山东、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新疆、热河、吉林、黑龙江、奉天、陕西、山西、甘肃、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处皆有设立。工艺局的功能与栖流所有类似的一面，皆以流民为收容对象，但其与栖流所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注意收养，而且重视教给流民工艺，使之可自食其力。
三、结语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保障政策较多地吸取、继承了历朝历代的有效经验，其荒政、养老、养恤贫苦孤残政策大多为沿袭前代而来。但与前代相比，清代社会保障政策也不无进步之处。清代对流民问题格外重视，设立了专门收养流民的栖流所；清代各种社会保障、慈善机构的数量和普及程度大大超过前代，如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趋于兴盛，构成了城乡一体化的育婴网络；清代特别注意鼓励和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出现了多种官督民办的社会保障机构及民间慈善设施。可以说，清代社会保障政策已集历代之大成，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它仍不能跳出封建窠臼，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如保障措施带有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保障的层次较低，集中在保障人们最低生活需要的社会救济层次上；加上人治社会的局限，各种保障措施不能得到长久有效的运行，往往时兴时废。
清代也是我国近代化的发端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潮的冲击和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开始出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如晚清时期设立的工艺局，便开始对无业贫民采取就业培训的新方法，保障层次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此时的清政府已腐朽不堪、摇摇欲坠，没有能力完成近代化的历史使命，制定并实施现代社会保障政策的任务只好留待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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