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之路（最终定稿）

第一篇：浅谈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之路

浅谈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之路

摘要公务用车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为方便工作、提高效率而准备的。然而，现行的管理制度存在许多弊端，破坏了领导在群众中的形象。所以，公务用车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尤为迫切。

关键词公务用车 制度 问题 改革

公务用车制度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方便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出现了公务用车费用畸高、公车私用、效率低下、超标准超编制配备、驾驶员管理混乱等现象，弊端诸多。

一、现行公务用车制度的形成

公务车，一般是指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用于工作、业务、接待等公务活动的各类汽车。我国的公务用车制度参照了前苏联相关规定，按照干部级别和干部编制配备公车。建国之后逐步改用吉普和小汽车。现行的公务用车制度基本上沿袭了解放初期的供给制。1979年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1981年中央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汽车配备和用油定量包干的暂行办法》，1983年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任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生活待遇的几项暂行规定》，对领导干部汽车配备作了相应规定。1984年以后，对公务用车配备有所放松，各机关事业、社会团体等单位竞相购买公车。为了解决公车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994年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的质量档次逐步提高，车种车型不断增加。为了进一步规范党政机关汽车配备标准，减少国家财政支出，1999年中办和国办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

二、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述制度在规范公务用车使用、降低财政支出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等级观念、攀比心理、监督乏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现行公务用车制度存在很多弊端。一是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随着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购房支出大幅增加，经常性支出总额大幅增加，但公车费用所占比例还在提高。高昂的公务用车消费影响了行政事业单位其他正常公务的开展，有的甚至影响了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正常发放，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减少了其他建设和社会事业经费的投入。

二是公务用车私用现象严重。按规定，公务用车不得用于办私事，但由于公私界限难以区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公务用车私用现象极为普遍。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三个1／3”，即在公务用车使用中，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这句话也正是反映了公务用车私用现象是很普遍的。

三是公务用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有资料表明，每辆出租车的使用效率为公务用车的5倍，而运营成本仅为公务用车的13%左右。由于缺乏公车管理的具体规定或虽有规定却执行不力，也存在车辆修理费用、燃油费用畸高等现象。利用效率高低不同，存在浪费却是事实。

四是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有些部门的领导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而是把公务用车看成是一种“待遇”，是“地位”与“权利”的象征。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有些部门不管条件是否许可、车辆是否超编、有无购买能力，都要购车。

五是驾驶员管理混乱。目前，驾驶人员有正式在编的机关工人、招聘的合同工，但大多数是临时工身份。由于用人权在各单位，缺乏相应的驾驶员管理制度，对驾驶员的招聘、使用、待遇等，各单位要求不一，导致了驾驶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另外，驾驶人员流动性大，对公务用车的维护和使用缺乏责任心，也是造成公车私用、费用畸高的原因。

三、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

现行公务用车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弊端，破坏了公务用车者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迫切需要对现行公务用车制度进行改革。

1．公务用车分配货币化。取消或保留少量公务用车；公务人员（省部级领导除外）彻底取消公务用车待遇，按级别、岗位发放交通补贴。从目前情况看，已进行车改的地方，大多数采取了此类方法。交通补贴的发放又分为按月发放（以现金的形式随工资发放）、一次性发放、包干使用等形式。(1)按月发放交通补贴。对公务用车实行货币化改革，即以货币形式发给公务员交通补贴。其具体的做法是：车辆向社会公开拍卖。领导干部、司机均可参加竞拍。领导干部、司机可享受拍卖价一定的优惠。行政、事业编制的司机进行转岗或适当安置。干部按照职务、岗位发放交通补贴。(2)一次性发放交通补贴。一次性发放，即给车改对象一定数额的购车补贴，并由公家负责车辆保险、养路、年审等固定性费用，其他如汽油、维护、路桥、停车等日常费用均由个人支付，单位不再发给其交通补贴。具体做法是：一次性给车改对象每人发购车补贴，明确个人享有使用权期限，产权依然归单位所有，期限满后产权归个人，公家不再负担任何费用。(3)包干使用交通经费。包干使用，即对用车费用限额包干，超支自负，节余按比例给予奖励。这种费用补贴方式整个过程不出现货币，避免了一些矛盾，也被称为“准货币化模式”。

2．公务用车服务市场化。一是实行“公务用车租用”，即部门、单位相对集中的区域将车辆集中管理，成立车辆管理服务中心，将党政机关现有公务用车整建制转为经营性实体，模拟市场经营实行有偿服务。按市场租车计价方式，向部门、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偿用车服务。公务人员按照级别、岗位发放交通补贴或实行费用包干，需用公务用车时按里程、车型交纳费用。二是实行“私车公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车辆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机关工作人员。私车公用就是指当公务需要时，由单位指派干部驾驶自备车招待公务，补助标准以两人乘坐公交车及三轮车计算。其优点就是能有效解决派车难、节约经费开支、提高工作效率等问题。也能达到减少公务用车数量、方便工作的要求，针对目前的公务用车制度也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化。完善现有的公务用车制度，控制车辆的购置、使用和维修，是堵塞公务用车管理漏洞的有效办法。在完全取消公务用车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一些地区通过严格控制公务用车购买、规范公务用车使用、维修等制度，加强了对公务用车的监督和管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货币化、市场化方案实行的补贴政策，是现行公务用车制度的另一种方式，是以包干费用的方式代替公务用车的监督管理。但过高的补贴标准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不符合公务用车仅仅是以车代步工具的理念。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化方案则是现行公务用车制度的深化，难以摆脱“制度归制度，执行归执行”管理上的窠臼。从上述矛盾可以看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改革，没有一定的决心，没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第二篇：改革公务用车制度

公务消费问题上的腐败问题诸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公款报销私人费用等，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之所以屡禁不绝，其原因在于我国现行公务消费基本上仍是沿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套管理制度。

以公务用车为例，主要是按干部一定级别和机关单位在编干部人数配车，一般一个处级单位少则几台，多则上十台，有特殊公务的（如司法部门等）单位数十台，一个厅局机关少则十多台，多则几十台，不少单位不该配专车的配了，该配低档的配了豪华或超豪华的，各级财政每年用买新车、养车费用用越来越高，已成为各级财政的一笔沉重的负担。据对一些单位的调查，一部一般档次的公车，每年的折旧费约需2万元，维修费2万元，油料等消耗1万元，驾驶员工资、资金、福利等消费约1．5万元共计6．5万元，高档车一般开支则在7-8万元以上。某省某县财政全额拨款的40余个县直机关，共702人，每年工资总额为598万元，现有公车110台，每台6．5万元开支，一年耗费公款700多万元，大大超过机关工作人员一年的工资总额；某市市委、市政府机关21个单位共120辆公车，每年消耗840万元费用（这还不包括每年需要新购买的公车的费用在内），超过其900余名公职人员一年800万元的工资总额。节约几相机关单位的公车可以救活一个中小型企业。几乎所有车改实践都证明，改革公车制度一般可节约原有开支1/3以上，改革力度大的可节约开支1/2以上。不仅公车上的消费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更重要的是公车消费还成为财政支出的一个黑洞，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之一。据调查，公车私用已成为一个难以遏制的顽症，一般一辆公车真正公用的约占1/3，其余1/3分别为干部私用，或司机私用，以致不少地方公车钓鱼、公车迎亲、公车旅游、公车接送子女上学，虚报公车维修费用等问题成风。

此外，公车使用上相互攀比，“吃大锅饭”，还导致超支标准规模购买公车，没车不办事，违规使用专车，不合理用车，以及养车费用居高不下和干群关系紧张等诸多问题。因此，改革公务用车制度已势在必行。

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变计划经济的公务用车公共消费或“吃大锅饭”方式，为现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合理的个人消费方式。

第一种方案为按标准发放个人乘车票，节约部分可提取一定比例发给个人以鼓励合理的节约行为，养车则实行成本核算费用包干。例如：湖南省长沙县人大机关自1999年7月开始成功进行的“车改”，将公务用车费用量化到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为2万元/年，副主任为1．5万元/年，其他工作人员为2000元/年不等；公务用车按一定里程或时间计算车费按章交票；因私用车按高于公务统一派车，对驾驶员和用车实行科学管

理。车改实行一年多，费用减少近1/3，车辆减少1/2，机关作风、干群关系大大改善，公车私用基本杜绝，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

第二种方案为公务用车社会化、货币化。这种方式改革的力度更大些，即成立专门为机关服务的公务用车公司，按干部职级和工作需要发交通费，公务用车自费租车。例如长沙市雨花区检察院的做法；该单位共有56名干警，56辆车（12辆汽车，44辆摩托车），车改前年均车耗近60万元（还不包括每年新购车的费用），自1998的1月起实行公开拍卖公车，发入公务用车交通费，公务用车自费租车，单位不再向财政申请购买新车。改革实行两年多，每年仅节约用车耗费就达15万元。

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公务用车改革的步伐必然加大，迟改不如早改，早改更利国利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的当务之急是应扫除改革的思想障碍，走出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要深刻认识公务车改革对从源头上治理“车轮下的腐败”改进机关作风，节约财政开支，减少不必要的公车浪费的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增强公车改革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二是要消除所谓“群众心理难承受”论，要大力宣传传车改利国利民的重大意义，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可将一部分车改节约的资金建立专门基金，用于补贴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

第三篇：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队伍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如牛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毕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笔者试图从制度层面上解剖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对法官职业化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对法官队伍现状的整体评价

说到对法官队伍的整体评价，笔者想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的话，他说，1998年以来，全国法院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秉公办案，为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法官队伍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值得信赖的。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相比而言，法官同行政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相比，从人员素质到工作效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法官队伍就不存在问题了，实际上，我们的法官队伍无论从人员素质还是管理制度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么，现阶段法官队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队伍素质上看，法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化程度不高

先从业务素质看。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法官还没有达到职业化的要求，有的还相距甚远。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从法官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国法官成分复杂，同质化程度严重不足

从各级法院法官的来源来看，我国法院法官的成分极为复杂。有的从行政机关调入，有的是教师改行调入，有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转业军人安排就业的，有的是经考试录用的，有的是“以工代干”转正的，简直是五花八门。这些人有的是大学或大专毕业，有的中专、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学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而普通高院校法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只占极小的比重。这么多成分如此复杂的人组合在一起，由于文化程度不同、所学专业不同、经历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的差异，最明显的是面对同一件案件，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或上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官队伍比较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等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不可避免地造成审判秩序的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法官的公信度不高，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从法官队伍的管理体制及管理手段来看，现阶段实行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

先从制度设计上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各级法院都是按标准的行政机关设计的，就是现在，各级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并无二致。如院长以下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下设若干业务庭室和综合处室，院长、副院长分管几个庭室或部门的工作，这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极为相似。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法官被人为的分成了三六九等，法官与领导之间、下级领导与上级领导之间事

实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领导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的升迁任用与奖惩，事实上形成了法官对领导、下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的依附必然导致意志的屈从，造成法官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权力结构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再从各级法院的运行机制来看，现在通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有悖于司法的规律。通行的做法是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研究才能下判，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些庭长、院长不办案却可以“唱主角”决定案件的结果，而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反而成了“跑龙套的”，可谓中国一“怪”。实际上，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个思维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脑力劳动，不需要他人的干扰。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实证过程会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而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特点，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的行使，实际上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四）从法官队伍的数量及工作效率来看，我国法官数量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不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官大约20多万人，平均每5、6千人就有一名法官，与发达国家每5—6万人有一名法官的比例相比，我们的法官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与数量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法院法官的审判效率并不高，每人每年结案只有三、四十件案件，只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效率如此之低？是不是一线法官办案的绝对数量很少？我看不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法官一年能办一二百件案件，一般的也能办百十件，效率并不低。造成平均结案率低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院存在相当数量的“脱产”或“半脱产”法官。在法院，办案最多的是审判员（包括助审员），副庭长次之，到了庭长一级办案就少了，当了院级领导就基本不办案了，再加上不办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科室的法官，不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占到了法官总人数的一半左右。这样平均下来，审判效率自然不会很高。

二、关于法官队伍存在问题成因的思考

关于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成因的探究，应当从分析问题入手，最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量。

（一）关于法官素质的思考

先从法官的选任看，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过低使得法官的整体素质先天不足。法官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不仅要具备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且要具备法官必须具备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然而建国以来，特别是法官法实施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了，对法官的选任几乎无任何诸如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很多人可以未经严格选拔而进入法官队伍。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一个人到了法院不论是否从事审判工作，不论素质是否符合审判工作的要求，只要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和干部级别，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可以平均分配的待遇。结果导致两个恶果，一是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而素质参差不齐的法官队伍。相当一部分人虽有法官职称但却不胜任法官职务。二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由于书记员逐渐被选任为法官，造成书记员严重缺乏，一些本应当由书记员承担的工作却由审判员来完成，造成法官与书记员分工不明，既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案件质量。

再从对法院、法官的管理制度看，制度的设计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把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进行管理（即使到了现在，法官仍然沿用公务员的考核办法，法院的干部任免仍沿用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法官队伍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已经造成，我们正在为忽视法官职业特殊性的制度设计付出代价，而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现在我们却过多地指责法官的素质低下，实际上，法官的素质是由法官制度决定的，既然你在制度设计上将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既然你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要求法官具备比公务员更高的素质。所以单纯指责法官素质低、不求上进是有失公正的。

（二）关于法官管理体制的思考

首先从领导干部的任免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法院的领导班子都是同级人大任免，实际上是由组织部门选任委派。这在行政机关并无不妥。关键在于法院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法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你从其他党政部门选配干部，很难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比如说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尽管他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行政机关他可能是一名称职的领导，但到了法院却未必。为什么，因为当法院的领导，不仅要具有行政机关领导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还要求你具备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党政机关的领导直接选派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对法律是个门外汉，尽管他一个案子也没办过，但到了法院就可以直接被任命为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而从事审判职业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法官却要听命于这些从来与法律无缘的人，这在法治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成了通行的做法，见怪不怪了！这种做法抹煞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它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不能低估的，它使法官认为，当法官不必研究法律，只要研究好“社会学”、学会为官之道就足够了！不懂法的人可以当管法官的官，享受一线办案法官无法享受的“尊荣”，那么法官还有什么必要劳心费神地学习法律？退一步说，学了法律，成了专家又能如何？

其次从法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上看，现行法官制度的激励机制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趋势。制度的导向和评价功能是巨大的，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既然你将法院设计了自上而下、由高到低的权力结构，既然享受尊荣的等级与官阶成正比，既然当了官能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体面生活，享受到普通法官无法享受到“尊荣”，那么法官必然形成以当官为荣、当兵为耻观念。可以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法官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当官”，而不鼓励在第一线办案的制度。所以说，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仅不能保证选拔出高素质的法官，更重要的是还造成了法官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一个人到了法院，当了书记员，想当审判员，当了审判员，想当庭长，当了庭长，想当院长，没有一个人甘愿一辈子当个书记员或审判员的。实际上，评价一个法官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变成了他实际享有的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倒在其次了。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想当官除了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有“道”，所以我们的有些法官不是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法律上，而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当官。那些当官无望的，则消极地对待工作混日子，那些真正高素质的法官由于年轻或社会经验不足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处于较低的等级，无法享受到法官职业应当给他们带来的尊荣，导致他们对前途、对事业悲观失望，而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整个法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现阶段各级法院的法官学习业务提高素质缺乏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的进修、培训而效果不理想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最大障碍。

再次，从审判管理的运行模式上看，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即违背了审判规律，也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案件的层层审批把关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办案，一直提倡要还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案件审批是以领导的行政管理权力为前提的，我们的领导习惯于审批案件，实际上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只能审批案件，他们把审批案件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而不容他人染指和削弱。实际上案件审批不过是审判权在审批者和办案者之间的再分配，审批案件除了正常的掌握审判动态或案件把关之外，还存在一个案件的决定权问题，而这个决定权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多多少少地具有某种可交换的属性，能给审批者带来某种利益，所以作为法院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不可能把案件决定权真正还给办案法官。这才是案件审批制度存在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否任案件审批对保证案件质量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对法律知识的熟悉程度并不见得比一线办案法官高多少，尤其是从其它党政机关调入的没有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的领导，就是从优秀法官提拔起来的领导，由于他们不办案或很少办案而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其业务能力也未必比提拔前更高。实际上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并不能有效地发现和避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错误，相反我们的案件审批者或审判委员会对同一个案件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由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做法还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它容易使审判人员形成依赖和懒惰心理。由于审批把关制度的存在，使得审判人员遇到疑难问题不是自己寻找法律依据和运用法学理论进行解决，而习惯于将疑难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或案件审批者决定，久而久之他在心里会想，反正我说了也不算，还不如将问题上交，自己落个清闲。因而案件审批制度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已经成了素质不高的审判人员的“拐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素质的法官。二是不利于错案责任的追究。案件审批制度分散甚至模糊了案件承办者的责任，使得真正出了错案时责任无法追究。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种种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原因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看到，忽视了司法规律的法官制度造成了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和素质低下；而数量庞大的法官队伍和素质低下的现实又给行政化的管理手段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如案件审批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官的低素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了法官队伍目前的状况。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表象，而制度的设计才是根本。

笔者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进法官职业化，是靠领导的号召和要求，还是靠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必须同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没有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法官职业化就失去了动力和保障，最终也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三、关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法官要办案、法官愿办案、法官只办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标志是：法院里最大的“官”是法官，最高的“长”是审判长。这一官一长只管案件，而不管其他的法官。为此，必须重新构建能够体现司法特质的法官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下，造就一支高度职业化和高度自治的职业法官队伍。为此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法官职业的准入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官选任标准过低的问题，设立了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法官职业准入的“门坎”，但这只是解决了今后的普通法官的职业准入问题，领导干部的职业准入问题和实行员额制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仍未解决。

法官法规定，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而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此就有了“当院长容易，当法官难”的说法。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具有法官和领导双重身份，理应在业务素质上高于法官，但在选任的标准上却低于法官，为党政干部继续进入法院当领导留下了“后门”，实际上是对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的迁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后门”不及时予以堵塞，将严重影响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为此笔者建议，应当修改法官法，将这一“后门”堵住。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在全国法院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意图通过将在职法官划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达到“法官数量大大减少、法官素质大幅度提高、法官中心地位大大增强”的目的。这无疑是推进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定额后的法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在法官法修改以前，应在法官法确定的既有条件范围内从严要求，以真正体现法官的精英化、职业化。因而应当制定严格的担任法官的标准，而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院级领导、中层干部和一些素质较好的审判员直接过渡为法官。

关于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有的学者将定额后的法官任职条件限定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全国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有较高的审判专业水平，能独立承办复杂疑难案件，具有熟练的驾驭庭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法学基础理论深厚，有较强的调研能力，有一定数量的法学论文发表；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社会评价；身体健康，能够胜任繁重的审判工作；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值得考虑，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选任法官，那么选任出来的肯定是精英化的法官。这里面有几个硬性标准，一是学历条件，二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三是有一定数量法学论文发表，其中最难的就属通过司法考试了。笔者一直认为，法官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在职法官一律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继续担任法官职务，实际上是对在职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的一种妥协——大多数法官难以通过如此难度的考试，且不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连报考条件都不具备。司法考试对应试者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考察是极为严格的，也是其它考核考试无法替代的，法官员额确定后既然我们要选拔精英法官，理应通过司法考试。借司法考试的方式对法官队伍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既解决了员额确定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又很好地解决了在职法官的分流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行员额制的初期，为保持审判业务的延续性，可由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法官代行职责，以后逐渐由达到条件的人替换。

（二）关于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领导干部过渡问题

目前各级法院内部均设有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务庭室和综合科室。各个审判庭既是审判业务分工的结果，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单位。审判庭设庭长、副庭长职务，院长、副院长（包括院长助理和副院级审判员）分管几个庭室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政管理网络。这样一个机构设置实际上成了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载体。但管理的对象却不是行政事务而是审判业务或具体的案件。法官审理案件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它在本质上具有排斥行政权力干预的属性，因而我们不能套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审判业务，因而审判庭的设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有学者建议，从长远看应当取消审判庭的设置，代之以专业合议庭或办案组，这个建议应当采纳。取消审判庭的内部机构改革应当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同时进行，不然新选任的法官又成了承担案件审批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管理者，改革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最高法院已经在《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里面涉及法官、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问题。应当明确规定，只有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案件的法官才具有审判职称，其他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专职行政人员、法警、书记员等一律不再具有审判职称，专职行政人员、书记员、法警不是法官，法官助理也不是法官，而是协助法官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员额制实行后，对于未被选任为法官的审判人员，应当免去审判员职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员额制还存在一个与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员额制实行以后，肯定会出现等级高的“法官”给等级低的法官当助理的现象，等级高的法官可能在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可能造成工作上的摩擦。实际上，法官的素质只能有审级上的差异，在同一级法院没有必要将法官分成三六九等。建议修改法官法，取消或修改关于法官等级的规定。

相对于法官等级设置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过渡可能更为棘手。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法官等级，但有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素质和工作性质的限制，其业务素质可能无法达到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坚持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还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网开一面”？如果坚持选任标准，就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现有的领导职务问题，如果“网开一面”就无法达到员额制后法官精英化的目的。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官等级、行政级别高而一律给予他们法官职称，可允许这些人做一次选择，达到定额后的法官选任标准的，可担任法官职务去办理案件，达不到的，可留任原职务。

（三）关于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监督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现行的审判业务运行方式完全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设计的，主要靠领导督促和案件审批管理审判业务，领导本身不办案或极少办案，但却成了法官的法官、裁判者的裁判者。这种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行使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干部办案，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领导已经习惯于审批案件和处理行政事务，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使他们不屑于繁杂琐碎的案件审理，他们不办案是因为他们有决定案件结果的行政权力。所以解决领导干部不办案的问题应当与改革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同步进行。

法官职业化必须解决领导不办案的问题。在法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领导不办案问题好像还不十分突出，将来员额制实行以后，法官的数量将减少到现在的一半或更少，那时候你再允许那么多的领导不办案而去审批案件，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一个法院现有60名法官，现有不办案的院级领导10人，审判工作运行基本正常，而实行员额制以后，法官只剩下30人或更少，假如这10名领导都过渡为法官，将出现10名领导为20名法官把关的现象，平均每个领导只审批两个法官办理的案件，管理手段与审判效率的矛盾就会立刻凸现出来。当然，改革行政化的管理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取消案件审批制之前是否可以将领导与法官的身份合二为一？即保留他们的领导身份但专门从事审判工作，以后逐渐将行政权力分离出去。

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立法上的支持。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和审判权分离，最终建立“判者审、审者判”的审判工作运行机制。或许有人会说，领导不审批案件都去办案了，出现问题怎么办？实际上领导审批案件的做法并不能保证案件不发生问题，取消案件审批并不是取消监督制约机制，相反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机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不需要的只是行政化的监督机制，对于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再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必须坚持，而且笔者还设想在人民法院之外设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这个机构应当独立于法院之外且不受各级法院司法辖区内党政机关的干涉，而且这个机构实行的只能是事后监督。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四）关于法官职业的保障问题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地位保障、物质保障、人身保障等内容。这里着重谈一谈地位保障和物质保障。

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的设立本意就是建立并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但不解决员额制所涉及的法官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员额制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法官的价值取向问题，其目标应当是从鼓励法官当官到鼓励并保障法官办案。因此必须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惹的祸。因为一个法官当了官会给他带来种种好处，所以他要当官而不愿意办案。所以制度的设计应当从剥夺当官带来的种种好处入手，最终使得一个法官不当官也能享受当种种优待，享受到法官职业给他带来的“尊荣”，这样他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审判中去而不挖空心思地想当官，这样才会真正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司法资源的分配要以法官为中心。司法资源包括对物质装备的支配权、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支配权等。应当优先保障法官办案经费的使用、车辆等装配的使用，优先保障法官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和支配。二是削弱并最终解除法官对领导的人身依附。现阶段法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决定的，法官与领导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法官的中心地位必须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至少不应当由本院的领导组织实施。这样法官才能不依附于领导的意志，独立审判才能真正实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比较丰厚。法官的收入高于公务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之所以这样，一是法官的职业及其审判行为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法官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报酬，二是高薪有助于养廉。法官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几乎是其惟一的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就必须保证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证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后顾之忧，从而不受金钱、物质利益的诱惑。现在法官的工资实在是微薄得可怜，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为此一些高素质的法官不满于菲薄的待遇而辞职当了律师，据笔者了解，参加司法考试的在职法官大多数都有辞职当律师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法官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连法院现有的人才也留不住，足以引起我们的反省。

为此，应当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留下来的法官数量大大减少，素质大大提高，没有理由不享受较高的待遇。实际上，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既可以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法官队伍，又可以有效地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现在由于法官待遇太低，一些法官或参与经营活动，或利用审判权牟取一些物质利益，将来法官待遇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提出更严的要求，杜绝法官参与经营性活动和利用审判权牟取私利，有助于提高法官队伍的社会评价。

另外我国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由地方财政拨付法官的工资，造成上下级法院和各地区法院法官工资标准相差太大。笔者所在的县级法院院长月工资不过千元，而中级法院一般的法官比县级法院的院长挣的都多，这是极不正常的。上级法院需要高素质的法官，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工资标准相差如此之悬殊，势必产生高素质的人材向上级法院和经济发达地区法院集中的趋势，不利于基层法院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吸引高素质的人材。所以应当统一法官的工资标准，使上下级法院、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法官的工资标准相差不致太多。

第四篇：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问题的探讨

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问题的探讨

一、当前公务用车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对车辆配置进行了严格控制，但在车辆维修、购置高档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从我县公务用车的情况来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公车费用成为“无底洞”，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一些单位和个人将各种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报销的费用放到公务用车维修、保养项目中，使公务用车的成本高出社会车辆的几倍。一些负责公务用车维修的人员收车辆修理公司的回扣，以及公务用车使用中严重浪费等，这些超额费用都算在了公务用车经费支出上，造成财政负担重。

（二）公车使用中存在一些不廉洁行为。公车私用现象严重，有的领导干部把公车当成了私车，不仅自己办私事，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办私事也用。有的单位配置公务用车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待遇”，一种“门面”，车的档次规格不断提高，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互相攀比的不正之风。

（三）公车使用中已出现党群、干群关系受损现象。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办事全是专车。其他干部根本就用不上，甚至是急事都不行，这样在单位内部就产生了领导干部与其他干部、主要领导干部与其他副职之间的矛盾，使单位内部班子不团结，工作不协调，效率低。其次，领导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车水马龙，浩浩荡荡的车队，在公路上一路春风，走马观花，只听汇报，不深入实际，不到群众中去体察民心、民情，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

（四）公务用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一些单位的一把手，把公车当成私有财产随意处置，行驶里程还未达到规定的一半就想方设法购新车，购豪华车，原车由一人做主，不经过集体研究，不经过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登记，办理有关手续，就作当人情送了，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二、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从目前来看，公务用车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现行体制所致；二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作怪；三是以修车、加油等形式侵吞国家资金；四是互相攀比的不正之风盛行。

三、改革的主要思路和方法

为了进一步规范职务消费行为，有效遏制公车使用与管理中发生的浪费违纪行为，积极探索从源头上、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提出以下改革的思路和方法。

（一）基本原则。在确保各项工作自身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压缩财政开支，逐步取消公务用车，按各人职务高低和工作量大小，兼顾干部职工福利，发放交通补贴费。

（二）费用包干。交通补助费从正、副处级，正、副科级到一般干部，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和工作量分档资补贴到人。领导干部县内公务用车和因私用车，均由个人负担费用，普通干部职工城区内交通费自理，下乡据实报销车费。

（三）成立公务小车出租公司，实行市场化企业管理，谁租车谁付钱，原有公务用车面向社会公开拍卖。

（四）外公务出差，原则上不论职务大小只限乘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费用据实报销，如确属需要经批准后可租用小车，租车费用由个人和单位按比例承担。

（五）做到“四不准”，即不准到下属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交通费用，不准到公检法等特需部门借用公车，不准拖欠或不缴纳个人应支付的出租车费，不准为节省交通费用而影响正常公务活动。

(六)落实改革措施.要搞好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首先要成立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政府部门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主要领导参加的公务用车改革领导成员。其次，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职务消费货币化、公务用车社会化”的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其三，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思想，起模范作用，带头执行公务用车改革方案。其四，强化监督检查，严肃党政纪律，建立单位内部监督、群众监督、定期检查、秘密查访的监督网络。

四、公车改革后将会产生的主要成效

公务用车改革能有效地降低公务用车管理的社会成本，能摆脱公车私用，公车私驾等方面的治理难度，同时能改善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有力地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一是能降低行政成本，减少财政开支。据调查，某单位一辆公车仅2003年各种费用近5万元左右，全县公务用车几百辆，改革后能给财政节约一大笔资金。

二是有利于进一步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杜绝出现“特权车”，有利于树立政府和公务员的良好形象。

三是有利于进一步营造团结干事谋改革的工作氛围，能有效地杜绝因公务用车引起的不愉快事情的发生。

四是有利于加强自身建设，推进公务用车改革，将以往隐形的权力消费公开化，模糊的职务消费标准具体化，使职务消费在阳光下运行，在群众面前树立透明、勤俭的良好形象。五是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公务用车进行改革，使干公务活动公开化，职务待遇货币化，并适于群众监督之下，堵住各种违纪违规虚假开支的报销途径，从制度上、源头上遏制腐败。六是通过改革，使公务用车从无序管理走向有序管理，有计划、有标准、有限额，能简化财务报支手续，规范财务管理制度。

第五篇：公务用车改革

【题目预测】

最新发布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并适度发放交通补贴，中央和国家机关补贴标准为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下500元，地方补贴标准一般地区不得高于130%。对于这一政策，你怎么看?

【理论剖析】

这一政策标志着我国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将我国的公车改革推向另一个高度。第一，这一政策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当前，车轮上的浪费日益严重，打着正常公务用车的旗号，公车私用、滥用。而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有效解决社会高度关注的车轮上的铺张浪费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有利于节约政府开支，降低行政成本。现在在我们的三公经费中，公车的购置和维护费用所占比例很大，而我们打造廉洁政府、缩减三公经费，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公务用车的改革;第三，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对各项改革的深化也有积极意义。因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社会关注度高、难度大，如果这项改革搞好对其他改革的推进将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此次公务交通补贴标准的确是综合考虑了公务出行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公务出行次数等多重因素，目的是保障基本公务出行需求。这种补贴是一种改革性补贴，它是公务用车保障方式的一种转换。

车辆的处置在改革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取消的公务车去哪儿，这个问题不容忽视，要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公开处置，防止甩卖和贱卖现象，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处置收益上缴财政。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去制定公车处置的相关制度，防止处置环节产生另一种腐败，而造成浪费。

因此，这一政策为进一步深化公车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社会改革提供了榜样，各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同时，公车问题的根源及难点在于公权私用，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公车改革，必须划清公私界限，把制度设计的重心放在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上、放在防止公权力私用和滥用上，要将公权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