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

第一篇：论我国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

试论我国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

摘要：前些年我国针对流转税和所得税进行了税制改革，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对财产税这方面的改革则相对滞后，相关课税制度还很不完善，地方税收缺乏主体税种，财政收入与事权不符，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符，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阐明了财产税的含义、特征和地位、作用，分析了目前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财产税制度改革的设想，建立我国以物业税为主的全新的财产税体系。

关键词：财产税；改革设想

财产税制是对纳税人所有的财产课征的税种总称。财产税可以为地方财政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财产收入水平，体现平等负担的原则。本文阐明财产税的含义、特征和地位、作用，根据现行财产课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财产税制度改革的设想，应在财产法律法规制度建立、税收管理权限分割及财产评估制度与评估机构建设方面进行相关配套改革。

一、财产税的含义和特征 对财产进行课税，是对纳税人拥有或支配的、税法规定的应税财产就其数量或价值额征收的一类税收的总称。财产税不是单一的税种名称，而是一个税收体系。我国现行的具有对财产课税性质的税种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和契税。当前，我国财产税在运行中表现出以下特征：

1．财产税收入比重较低，不能使其功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主要是我国对于财产课税体系重视不够，财产课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低。由于没有一定的收入作为基础，财产税无法确立在我国地方税收中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税收中，其筹集税收收入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财产税的收入调控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2．财产课税制度设计的不规范、计税依据及税额标准设计不科学。现行土地使用税采用分类分级的幅度定额税率（幅度为每年每平方米0．2～10元），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土地市场的开放，土地之间的级差收益日渐突出，这一税额标准显然过低，致使土地使用税的调节力度明显下降。

3．征税范围较小，税基较窄。房产税对城镇个人所有的非营业性的房产、广大农村的经营性房产及位于农村的企业房产均免税，征税范围较小，税基较窄。免除房产税实际上是国家放弃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车船使用税强调对使用的车船征收，而非对拥有的车船征收，既不符合财产税的性质，又缩小了税基。

4．税制改革相对滞后，与当前经济的发展相对脱节。1994年出台的税制改革，其侧重点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改革，而对财产税的触动不大。如现行房产税法是1986年颁布的 《房产税暂行条例》，现行车船使用税的基本规范也是于1986年颁布的 《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有的税种更是在50年代出台，但至今基本上仍按当时的税法执行，比如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另外，还有一些应该开征的财产税税种至今尚未开征，如遗产与赠与税。

5．内外有别、两套税制并存。目前我国对内资房产征收的是房产税、对土地征收的是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外资房产征收的是房地产税（土地除外），对土地征收的是土地使用费（不由税务机关征收）。两套制度在征收范围、税（费）率、计税（费）依据方面都有所不同。

二、财产税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开征财产税的历史悠远，但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其它税系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财产课税是以社会财富存量课税，能起到公平财富的作用。财产课税具有直接税的性质，税负较难转嫁，能起到调控作用。财产课税多是经常性税收，是政府一项经常性收入，财产课税在许多国家属于地方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三、我国现行财产课税存在的问题

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财产税未与主体税种一起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改革。而目前各个税种出台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原有的财产税制的弊端已经逐渐显露。

1．财产税制结构混乱，主体税种不突出，税种既有重叠又有缺位。一是税种设置重复与缺位并存。如现行房产税制，既有内资企业和个人征收的房产税（1986）年开征，也有对涉及企业和外籍个人征收的城市房产税。而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遗产税在我国却迟迟没有开征；二是不动产的主体税种不突出。对不动产流转环节课税的税种，其与一般的经营课税相同。不动产占有税类的税种，它们是对城市不动产征收的，不仅设置税率较低，而且都具有很大的免税范围（如对居民住宅不征税），使得房地产保有环节总体税负水平仅相当于房地产价值的1．5％～2％左右。

2．我国现行财产税内外有别、两套税制并存。目前我国对内资企事业单位所使用的房产征收的是房产税，对其使用的土地则执行1988年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土地使用税；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仍沿用1951年制定的 《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分别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和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费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内、外两套税（费）制度，在征收范围、税（费）率和计税（费）依据方面均有所不同，造成税负不公，也有违世贸组织一视同仁、国民待遇的

原则。

3．计税依据多种多样，但经济效率水平较低，课征方法不合理。目前房产税计税依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房产原值为计税依据而不是采用统一的市场价值，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的增值而增加，也无法反映房产的公允价值和时间价值；按照房产原值和房产租金两种计税依据造成了较大税收差距。不动产由于采用历史成本计税造成与市场价值脱节，产生了税收有失公平和效率的结果。此外，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从量计征使得该税的弹性几乎将为零。

4．税收优惠政策过宽过滥，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我国的不动产课税分散在不同的税种当中，因此，税收优惠政策显得比较复杂。比较各种所有制的税负，可以说是国有重于集体、集体重于私营、私营重于外资。据调查，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是外资企业的两倍左右，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税负也比国有企业低。

5．地租、税收、政府收费分配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不动产租税费概念混杂，相互错位，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以税代租、以费代租、以费挤税、诸税费交叉的局面。这导致了我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土地使用效率偏低、耕地保护力度不够。房地产在开发、销售过程中课征的税就多达8种，更有80～150种的收费，特别是一次性以土地出让等形式收取的40～70年的土地使用费。而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只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保有环节的财产税负偏低。不动产流通环节税费名目繁多既影响税收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滋生了乱收费的不良之风，又使税收宏观调控功能遭受极大的限制。

6．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财产税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在收入层面，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在消费层面，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调节贫富。但在财产保有层面，这一对贫富差距具有基础性效应的存量因素，却没有实施税收调节。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作为主要调节手段的税收始终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行税制体系中没有真正的财产税。

四、改革我国财产税制度的设想 随着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提上日程，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财产税改革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重构财产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1．财产税制度改革的目标。为了保障对财产课税的财政功能、调节功能，必须建立起一套少税种、多环节、宽税基、整体配合、功能协调、税制简明的财产课税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既包含对财产转让的课税，更包含对财产持有的课税。在财产转让环节，如果是有偿转让，可按一般商品交易课征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及其附加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有所得还应课征所得税；如果是遗赠，应课征遗产（赠与）税。在财产保有环节课征不动产税（或物业税）和车船税。适当加重财产保有环节的税收。

2．新的财产课税体系。按照上述的总体设想，应当系统改选现行财产课税体系。第一，在财产交易环节，取消车辆购置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合并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代之以新的企业所得税、保留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交易的课税。第二，在保有环节，合并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代之以不动产现值为征税对象的物业税；合并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代之以新的车船税；开征遗产（赠与）税。

3．将地租和政府收费转化为物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规定，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及个人使用。按现行的做法，单位和个人兴建房产等不动产应当与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签订合同，支付相当于40～70年（居住用地70年）地租的土地出让金，并取得县以上人民政府发给的土地使用证。此种政策的实际执行，也就迫使购房者要以支付购房款的形式，向本届政府交40～70年的租金，导致房价居高不下，许多老百姓买不起房。要改变这种情况，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将本届政府一次性收取数十年的土地租金全部或大部分改为以房地产现值为计税依据的物业税，同时要严格限制本届政府对土地的各种一次性收费。将土地租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转化为税，在理论上不存在障碍。我国城镇土地属于国有，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单位和个人，既可以采取收取土地出让金，还可以采取收取物业税的方式。40～70年的土地出让金是否全部转化为以后按年收取的物业税值得认真研究。新的物业税将成为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它的收入比重相当于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年金（现行土地出让金大部分或全部的四十到七十分之一）之和的比重。当然物业税设计的很多细节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只有在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完善的基础上，物业税的实施才是有效的。

第二篇：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问题与改革

论文 关键词：价格；听证；价格听证制度

论文摘要：价格听证制度是确保价格决策民主、科学、合理的重要程序制度。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近几年在立法和实践层面都获得了很大 发展，但在很多方面仍存在不足。本文对价格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具体对策。

价格听证制度，又称价格决策听证制度，是指制定和调整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收费服务价格、自然 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请社会有关方面对其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的程序制度，是价格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消费者直接参与定价的重要形式。[1]价格决策听证是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是行政法治的基本内涵，是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趋势。它通过公开、合理的程序形式将价格决策行为建立在合法适当的基础上，有利于价格决策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公正化、科学化、法制化甚至高效化。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主要问题的反思

（一）价格听证适用范围存在漏洞

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确立了一些需要听证的行业目录，各地方政府也各自确定了这样的目录。但是目录采用列举的方式，难免有所漏洞，很多行业借此以公众要求听证的项目不在目录范围内予以推诿。随着实践的发展，目录已经滞后于现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应当考虑做出原则性的规定，依法科学界定听证范围，以克服单由列举式所造成的漏洞。

（二）听证主持人中立性不强 选任什么样的人作为价格听证的主持人对赢得公众对听证程序公正性的信心至关重要。所以听证主持人要有一定的中立性，要具有一定的 法律 素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公众形象。但考察我国的《价格法》和《听证办法》可以发现，有关听证主持人的制度设计恰恰没有考虑“中立”的价值取向。《价格法》第23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为听证的主持人。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往往也是价格决策部门的成员，由于价格决策部门同时包含有 企业 主管部门，如此千丝万缕的“政企不分”的联系，使得主持人成为潜在的利益相关人，何以保障主持人的中立与独立？何以保障听证笔录这一理应作为价格决策依据的材料客观全面？其独立、公正的可能性就会令人怀疑。

（三）价格听证代表机制尚需完善

听证会代表不是简单地代表个人，而应该是某一方相关利益群体的代理人。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复杂化，以及作为委托人的社会公众“民意人格主体”的虚化和缺位，民意代理人的选择非常困难；同时价格听证会代表从事的工作专业性很强，代表不仅要能够客观地表达自己代表的民意，还要对价格调整提出中肯的意见。因此，价格听证代表机制需要合理设计。《办法》第9条对价格听证代表的产生和运作机制做了粗线条的规定，对其实施的具体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就造成以下问题：①代表比例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一些地方选择的代表不具有广泛性，无法表达多数群众的呼声，影响了听证的公信力；②代表产生办法操作性不强，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代表产生的倾向性和随意性大，使人产生人人都能当代表的错觉；③代表选择标准不明确，代表选择不科学。非利益关系代表有被优惠政策“收买”的可能。以上制度设计中的粗糙和漏洞使得价格听证实践中听证代表的遴选不规范，随意性较大，造成许多与民主、公正要求相距甚远的问题。

（四）价格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不清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听证笔录具有多大的法律效力将直接决定着价格听证会的实际效果。价格听证制度的实践业已显示，听证案卷法律效力的不明确已经成为价格听证流于形式的‘罪魁祸首’。不从根本上解决听证笔录对价格决策机关的拘束作用，价格听证制度的困境也许永远都无法彻底摆脱”。[２]作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最高法律依据的《价格法》，仅规定了价格听证的适用范围，对价格听证笔录却只字未提，《办法》虽然有了突破性规定：“价格决策部门定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听证会代表多数不同意定价方案或者对于定价方案有较大分歧时，价格决策部门应当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必要时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再次组织听证”。[３]但办法没有就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现实过程中，很多组织者只保留有利于自己的记录。法定的记录缺失，甚至空置听证记录，势必使整个听证流于形式。这个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

（五）听证各方权利义务模糊

现行规定大多强调价格主管部门在价格听证中的主导地位：决定听证范围、选聘听证会代表、维持听证秩序等，然而对听证会代表以及其他受价格调整影响的相对人的听证权则规定较少。价格听证权究竟是谁的权利？价格听证权包含哪些具体内容？都没有明确规定，同时与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明确。如：听证会主持人应当享有哪些权利？应当承担哪些义务？听证会代表又有什么权利义务？普通公民在价格听证中应享有哪些权利，应承担哪些义务？听证办法都没有规定，实践中更是很模糊。

（六）听证信息披露制度缺失

行政主体拥有法律信息，企业事业单位拥有事实信息，但弱势的消费者一方既不具有法律信息也不具有事实信息。这样，在各方代表能否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就听证的主要议题进行深入且充分的辩论决定听证制度实施效果好坏的关键的前提下，价格决策难以达到公平和公正。信息上的不对称，致使双方话语权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价格听证既要求听证内容的公开，又要求听证程序的公开。保证听证的公开公正、消弭这种信息上的不平等，关键是确立听证信息披露制度。而这一制度在我国《价格法》和《办法》中却缺失，相当多的价格听证会存在着“秘密保护”、“信息隔离”的现象。如此，怎样才能做到透明、公开，使 现代 行政程序法的三大重要价值——公开、参与、公正得到落实？

（七）价格听证缺乏完备的救济和保障机制

价格听证是听证会各方利益的博弈，因而难免各种争议的发生。比如在价格听证范围、听证会代表选聘、听证会程序、听证笔录公开、价格决策结果及理由说明等方面都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争议。听证过程中的争议都应当适时纳入到行政救济的范围之中，无论是维护代表的合法权益还是确保听证的公开施行，都应当有适当的救济途径，代表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得不到任何救济是有悖于听证会初衷的。然而，价格听证的过程大多数属于决策的过程，即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不具有可诉性。失去了司法这一正义的最后保障线，人们的价格听证权如何救济？

二、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对策

良法善治是解决价格听证困境的根本之道。只有不断推进其制度规范，优化其制度实施，才能真正发挥其制度效应。从立法完善方面，当务之急是进一步细化价格听证程序，使之更加周密，增强其操作性、权威性。价格听证制度的设计应该符合法治，平衡不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的。要科学界定听证事项范围，应当不断调整价格目录，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目前的价格听证程序由价格主管部门自己规定，行政机关自己规范自己的权力，难以完全超脱自身利益，其公正性也就没有保障。因此有学者认为，应将中央价格听证程序的制定权交由国务院，将地方价格听证程序的制定权交由省级人大或省级地方政府行使。[４]笔者也赞同这种主张。除以上方面外，笔者还将从具体制度构建和保障机制方面探讨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

（一）重塑听证主持人制度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程序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是组织整个听证过程的核心人物。正如《美国行政法》中所述：“听证主持人头戴三顶帽子，一顶是当事人的帽子，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一顶是行政机关的帽子，听证官员必须注意对政府有利的证据，维护政府的利益；一顶是裁判官的帽子，听证官员必须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上，衡量各方面的利益，做出公正的裁决。综观世界各国的行政程序法，听证主持人制度大体包含以下几个要素：①职能分离制度；②选任制度；③回避制度；④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⑤听证主持人的权限和法律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制度，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稳定的、高素质的专业化价格听证主持人队伍。通过全国统一 考试 取得听证主持人资格证书，然后与其所在的行政机构脱钩，使他们具有独立地位。对听证主持人集中统一管理，根据听证事件的具体要求，统一选派主持人。另外，还应该依法赋予价格听证主持人明确的权限（主要是决定建议权和组织监督权），明确其法律责任，规定何种情况下应当回避，以及禁止单方面接触的制度，一方面确保其独立、中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保证充分发挥其作用。

第三篇：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队伍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如牛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毕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笔者试图从制度层面上解剖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对法官职业化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对法官队伍现状的整体评价

说到对法官队伍的整体评价，笔者想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的话，他说，1998年以来，全国法院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秉公办案，为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法官队伍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值得信赖的。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相比而言，法官同行政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相比，从人员素质到工作效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法官队伍就不存在问题了，实际上，我们的法官队伍无论从人员素质还是管理制度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么，现阶段法官队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队伍素质上看，法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化程度不高

先从业务素质看。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法官还没有达到职业化的要求，有的还相距甚远。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从法官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国法官成分复杂，同质化程度严重不足

从各级法院法官的来源来看，我国法院法官的成分极为复杂。有的从行政机关调入，有的是教师改行调入，有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转业军人安排就业的，有的是经考试录用的，有的是“以工代干”转正的，简直是五花八门。这些人有的是大学或大专毕业，有的中专、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学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而普通高院校法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只占极小的比重。这么多成分如此复杂的人组合在一起，由于文化程度不同、所学专业不同、经历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的差异，最明显的是面对同一件案件，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或上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官队伍比较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等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不可避免地造成审判秩序的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法官的公信度不高，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从法官队伍的管理体制及管理手段来看，现阶段实行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

先从制度设计上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各级法院都是按标准的行政机关设计的，就是现在，各级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并无二致。如院长以下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下设若干业务庭室和综合处室，院长、副院长分管几个庭室或部门的工作，这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极为相似。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法官被人为的分成了三六九等，法官与领导之间、下级领导与上级领导之间事

实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领导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的升迁任用与奖惩，事实上形成了法官对领导、下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的依附必然导致意志的屈从，造成法官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权力结构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再从各级法院的运行机制来看，现在通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有悖于司法的规律。通行的做法是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研究才能下判，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些庭长、院长不办案却可以“唱主角”决定案件的结果，而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反而成了“跑龙套的”，可谓中国一“怪”。实际上，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个思维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脑力劳动，不需要他人的干扰。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实证过程会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而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特点，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的行使，实际上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四）从法官队伍的数量及工作效率来看，我国法官数量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不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官大约20多万人，平均每5、6千人就有一名法官，与发达国家每5—6万人有一名法官的比例相比，我们的法官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与数量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法院法官的审判效率并不高，每人每年结案只有三、四十件案件，只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效率如此之低？是不是一线法官办案的绝对数量很少？我看不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法官一年能办一二百件案件，一般的也能办百十件，效率并不低。造成平均结案率低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院存在相当数量的“脱产”或“半脱产”法官。在法院，办案最多的是审判员（包括助审员），副庭长次之，到了庭长一级办案就少了，当了院级领导就基本不办案了，再加上不办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科室的法官，不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占到了法官总人数的一半左右。这样平均下来，审判效率自然不会很高。

二、关于法官队伍存在问题成因的思考

关于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成因的探究，应当从分析问题入手，最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量。

（一）关于法官素质的思考

先从法官的选任看，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过低使得法官的整体素质先天不足。法官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不仅要具备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且要具备法官必须具备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然而建国以来，特别是法官法实施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了，对法官的选任几乎无任何诸如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很多人可以未经严格选拔而进入法官队伍。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一个人到了法院不论是否从事审判工作，不论素质是否符合审判工作的要求，只要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和干部级别，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可以平均分配的待遇。结果导致两个恶果，一是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而素质参差不齐的法官队伍。相当一部分人虽有法官职称但却不胜任法官职务。二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由于书记员逐渐被选任为法官，造成书记员严重缺乏，一些本应当由书记员承担的工作却由审判员来完成，造成法官与书记员分工不明，既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案件质量。

再从对法院、法官的管理制度看，制度的设计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把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进行管理（即使到了现在，法官仍然沿用公务员的考核办法，法院的干部任免仍沿用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法官队伍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已经造成，我们正在为忽视法官职业特殊性的制度设计付出代价，而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现在我们却过多地指责法官的素质低下，实际上，法官的素质是由法官制度决定的，既然你在制度设计上将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既然你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要求法官具备比公务员更高的素质。所以单纯指责法官素质低、不求上进是有失公正的。

（二）关于法官管理体制的思考

首先从领导干部的任免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法院的领导班子都是同级人大任免，实际上是由组织部门选任委派。这在行政机关并无不妥。关键在于法院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法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你从其他党政部门选配干部，很难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比如说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尽管他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行政机关他可能是一名称职的领导，但到了法院却未必。为什么，因为当法院的领导，不仅要具有行政机关领导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还要求你具备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党政机关的领导直接选派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对法律是个门外汉，尽管他一个案子也没办过，但到了法院就可以直接被任命为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而从事审判职业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法官却要听命于这些从来与法律无缘的人，这在法治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成了通行的做法，见怪不怪了！这种做法抹煞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它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不能低估的，它使法官认为，当法官不必研究法律，只要研究好“社会学”、学会为官之道就足够了！不懂法的人可以当管法官的官，享受一线办案法官无法享受的“尊荣”，那么法官还有什么必要劳心费神地学习法律？退一步说，学了法律，成了专家又能如何？

其次从法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上看，现行法官制度的激励机制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趋势。制度的导向和评价功能是巨大的，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既然你将法院设计了自上而下、由高到低的权力结构，既然享受尊荣的等级与官阶成正比，既然当了官能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体面生活，享受到普通法官无法享受到“尊荣”，那么法官必然形成以当官为荣、当兵为耻观念。可以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法官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当官”，而不鼓励在第一线办案的制度。所以说，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仅不能保证选拔出高素质的法官，更重要的是还造成了法官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一个人到了法院，当了书记员，想当审判员，当了审判员，想当庭长，当了庭长，想当院长，没有一个人甘愿一辈子当个书记员或审判员的。实际上，评价一个法官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变成了他实际享有的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倒在其次了。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想当官除了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有“道”，所以我们的有些法官不是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法律上，而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当官。那些当官无望的，则消极地对待工作混日子，那些真正高素质的法官由于年轻或社会经验不足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处于较低的等级，无法享受到法官职业应当给他们带来的尊荣，导致他们对前途、对事业悲观失望，而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整个法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现阶段各级法院的法官学习业务提高素质缺乏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的进修、培训而效果不理想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最大障碍。

再次，从审判管理的运行模式上看，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即违背了审判规律，也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案件的层层审批把关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办案，一直提倡要还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案件审批是以领导的行政管理权力为前提的，我们的领导习惯于审批案件，实际上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只能审批案件，他们把审批案件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而不容他人染指和削弱。实际上案件审批不过是审判权在审批者和办案者之间的再分配，审批案件除了正常的掌握审判动态或案件把关之外，还存在一个案件的决定权问题，而这个决定权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多多少少地具有某种可交换的属性，能给审批者带来某种利益，所以作为法院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不可能把案件决定权真正还给办案法官。这才是案件审批制度存在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否任案件审批对保证案件质量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对法律知识的熟悉程度并不见得比一线办案法官高多少，尤其是从其它党政机关调入的没有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的领导，就是从优秀法官提拔起来的领导，由于他们不办案或很少办案而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其业务能力也未必比提拔前更高。实际上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并不能有效地发现和避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错误，相反我们的案件审批者或审判委员会对同一个案件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由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做法还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它容易使审判人员形成依赖和懒惰心理。由于审批把关制度的存在，使得审判人员遇到疑难问题不是自己寻找法律依据和运用法学理论进行解决，而习惯于将疑难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或案件审批者决定，久而久之他在心里会想，反正我说了也不算，还不如将问题上交，自己落个清闲。因而案件审批制度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已经成了素质不高的审判人员的“拐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素质的法官。二是不利于错案责任的追究。案件审批制度分散甚至模糊了案件承办者的责任，使得真正出了错案时责任无法追究。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种种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原因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看到，忽视了司法规律的法官制度造成了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和素质低下；而数量庞大的法官队伍和素质低下的现实又给行政化的管理手段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如案件审批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官的低素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了法官队伍目前的状况。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表象，而制度的设计才是根本。

笔者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进法官职业化，是靠领导的号召和要求，还是靠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必须同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没有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法官职业化就失去了动力和保障，最终也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三、关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法官要办案、法官愿办案、法官只办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标志是：法院里最大的“官”是法官，最高的“长”是审判长。这一官一长只管案件，而不管其他的法官。为此，必须重新构建能够体现司法特质的法官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下，造就一支高度职业化和高度自治的职业法官队伍。为此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法官职业的准入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官选任标准过低的问题，设立了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法官职业准入的“门坎”，但这只是解决了今后的普通法官的职业准入问题，领导干部的职业准入问题和实行员额制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仍未解决。

法官法规定，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而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此就有了“当院长容易，当法官难”的说法。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具有法官和领导双重身份，理应在业务素质上高于法官，但在选任的标准上却低于法官，为党政干部继续进入法院当领导留下了“后门”，实际上是对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的迁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后门”不及时予以堵塞，将严重影响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为此笔者建议，应当修改法官法，将这一“后门”堵住。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在全国法院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意图通过将在职法官划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达到“法官数量大大减少、法官素质大幅度提高、法官中心地位大大增强”的目的。这无疑是推进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定额后的法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在法官法修改以前，应在法官法确定的既有条件范围内从严要求，以真正体现法官的精英化、职业化。因而应当制定严格的担任法官的标准，而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院级领导、中层干部和一些素质较好的审判员直接过渡为法官。

关于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有的学者将定额后的法官任职条件限定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全国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有较高的审判专业水平，能独立承办复杂疑难案件，具有熟练的驾驭庭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法学基础理论深厚，有较强的调研能力，有一定数量的法学论文发表；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社会评价；身体健康，能够胜任繁重的审判工作；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值得考虑，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选任法官，那么选任出来的肯定是精英化的法官。这里面有几个硬性标准，一是学历条件，二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三是有一定数量法学论文发表，其中最难的就属通过司法考试了。笔者一直认为，法官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在职法官一律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继续担任法官职务，实际上是对在职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的一种妥协——大多数法官难以通过如此难度的考试，且不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连报考条件都不具备。司法考试对应试者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考察是极为严格的，也是其它考核考试无法替代的，法官员额确定后既然我们要选拔精英法官，理应通过司法考试。借司法考试的方式对法官队伍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既解决了员额确定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又很好地解决了在职法官的分流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行员额制的初期，为保持审判业务的延续性，可由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法官代行职责，以后逐渐由达到条件的人替换。

（二）关于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领导干部过渡问题

目前各级法院内部均设有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务庭室和综合科室。各个审判庭既是审判业务分工的结果，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单位。审判庭设庭长、副庭长职务，院长、副院长（包括院长助理和副院级审判员）分管几个庭室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政管理网络。这样一个机构设置实际上成了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载体。但管理的对象却不是行政事务而是审判业务或具体的案件。法官审理案件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它在本质上具有排斥行政权力干预的属性，因而我们不能套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审判业务，因而审判庭的设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有学者建议，从长远看应当取消审判庭的设置，代之以专业合议庭或办案组，这个建议应当采纳。取消审判庭的内部机构改革应当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同时进行，不然新选任的法官又成了承担案件审批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管理者，改革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最高法院已经在《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里面涉及法官、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问题。应当明确规定，只有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案件的法官才具有审判职称，其他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专职行政人员、法警、书记员等一律不再具有审判职称，专职行政人员、书记员、法警不是法官，法官助理也不是法官，而是协助法官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员额制实行后，对于未被选任为法官的审判人员，应当免去审判员职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员额制还存在一个与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员额制实行以后，肯定会出现等级高的“法官”给等级低的法官当助理的现象，等级高的法官可能在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可能造成工作上的摩擦。实际上，法官的素质只能有审级上的差异，在同一级法院没有必要将法官分成三六九等。建议修改法官法，取消或修改关于法官等级的规定。

相对于法官等级设置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过渡可能更为棘手。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法官等级，但有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素质和工作性质的限制，其业务素质可能无法达到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坚持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还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网开一面”？如果坚持选任标准，就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现有的领导职务问题，如果“网开一面”就无法达到员额制后法官精英化的目的。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官等级、行政级别高而一律给予他们法官职称，可允许这些人做一次选择，达到定额后的法官选任标准的，可担任法官职务去办理案件，达不到的，可留任原职务。

（三）关于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监督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现行的审判业务运行方式完全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设计的，主要靠领导督促和案件审批管理审判业务，领导本身不办案或极少办案，但却成了法官的法官、裁判者的裁判者。这种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行使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干部办案，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领导已经习惯于审批案件和处理行政事务，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使他们不屑于繁杂琐碎的案件审理，他们不办案是因为他们有决定案件结果的行政权力。所以解决领导干部不办案的问题应当与改革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同步进行。

法官职业化必须解决领导不办案的问题。在法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领导不办案问题好像还不十分突出，将来员额制实行以后，法官的数量将减少到现在的一半或更少，那时候你再允许那么多的领导不办案而去审批案件，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一个法院现有60名法官，现有不办案的院级领导10人，审判工作运行基本正常，而实行员额制以后，法官只剩下30人或更少，假如这10名领导都过渡为法官，将出现10名领导为20名法官把关的现象，平均每个领导只审批两个法官办理的案件，管理手段与审判效率的矛盾就会立刻凸现出来。当然，改革行政化的管理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取消案件审批制之前是否可以将领导与法官的身份合二为一？即保留他们的领导身份但专门从事审判工作，以后逐渐将行政权力分离出去。

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立法上的支持。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和审判权分离，最终建立“判者审、审者判”的审判工作运行机制。或许有人会说，领导不审批案件都去办案了，出现问题怎么办？实际上领导审批案件的做法并不能保证案件不发生问题，取消案件审批并不是取消监督制约机制，相反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机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不需要的只是行政化的监督机制，对于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再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必须坚持，而且笔者还设想在人民法院之外设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这个机构应当独立于法院之外且不受各级法院司法辖区内党政机关的干涉，而且这个机构实行的只能是事后监督。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四）关于法官职业的保障问题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地位保障、物质保障、人身保障等内容。这里着重谈一谈地位保障和物质保障。

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的设立本意就是建立并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但不解决员额制所涉及的法官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员额制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法官的价值取向问题，其目标应当是从鼓励法官当官到鼓励并保障法官办案。因此必须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惹的祸。因为一个法官当了官会给他带来种种好处，所以他要当官而不愿意办案。所以制度的设计应当从剥夺当官带来的种种好处入手，最终使得一个法官不当官也能享受当种种优待，享受到法官职业给他带来的“尊荣”，这样他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审判中去而不挖空心思地想当官，这样才会真正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司法资源的分配要以法官为中心。司法资源包括对物质装备的支配权、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支配权等。应当优先保障法官办案经费的使用、车辆等装配的使用，优先保障法官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和支配。二是削弱并最终解除法官对领导的人身依附。现阶段法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决定的，法官与领导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法官的中心地位必须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至少不应当由本院的领导组织实施。这样法官才能不依附于领导的意志，独立审判才能真正实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比较丰厚。法官的收入高于公务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之所以这样，一是法官的职业及其审判行为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法官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报酬，二是高薪有助于养廉。法官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几乎是其惟一的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就必须保证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证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后顾之忧，从而不受金钱、物质利益的诱惑。现在法官的工资实在是微薄得可怜，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为此一些高素质的法官不满于菲薄的待遇而辞职当了律师，据笔者了解，参加司法考试的在职法官大多数都有辞职当律师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法官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连法院现有的人才也留不住，足以引起我们的反省。

为此，应当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留下来的法官数量大大减少，素质大大提高，没有理由不享受较高的待遇。实际上，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既可以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法官队伍，又可以有效地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现在由于法官待遇太低，一些法官或参与经营活动，或利用审判权牟取一些物质利益，将来法官待遇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提出更严的要求，杜绝法官参与经营性活动和利用审判权牟取私利，有助于提高法官队伍的社会评价。

另外我国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由地方财政拨付法官的工资，造成上下级法院和各地区法院法官工资标准相差太大。笔者所在的县级法院院长月工资不过千元，而中级法院一般的法官比县级法院的院长挣的都多，这是极不正常的。上级法院需要高素质的法官，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工资标准相差如此之悬殊，势必产生高素质的人材向上级法院和经济发达地区法院集中的趋势，不利于基层法院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吸引高素质的人材。所以应当统一法官的工资标准，使上下级法院、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法官的工资标准相差不致太多。

第四篇：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

摘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保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客观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正确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这一制度得到全面坚持和不断完善。本文将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意义，以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建议等方面加以论述。【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到2013年9月15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走过了59年的风雨历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的要求也就更高。因此，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去完善它，让它的优越性和巨大作用能充分发挥出来。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及其历史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政权组织形式，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国家事务的制度。它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改革这一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起，至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全面坚持和不断完善。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坚持和改革这一制度的理论阐释更加系统和深刻，这些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民主是人类社会开化程度和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民主政治是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主流，民主政治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也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也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进行了科学总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结。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多次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摆在党和国家工作极端重要的位置”。“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因此，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保证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物和经济文化事物，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行依法治国，必然就要坚持和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权，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为依法治国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又能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通过行使监督权，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确保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确保行政和司法权力得到正确行使；通过行使决定权，对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通过行使任免权，依法组织国家机关，并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为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和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工作，是实行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客观需要

实现小康社会，一方面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同心同德、共同奋斗。而所有这些，都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息息相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所有监督中最有权威的监督，因为它们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通过它们的监督，能营造一个良好稳定的法制环境；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性质，符合我国国情，既能保障全体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有利于国家政权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组织社会主义建设。”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自1954年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至今已五十九年。这期间，宪法虽历经多次修改，但人大制度的基本架构却一直沿袭下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人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当前人大制度也存在的一定问题：

1、选举制度的具体规定和程序不够科学，不够完善。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并用原则，间接选举使得代表代表民意的可能性下降，尤其是县级人大选出地市级人大代表，地市级人大代表选出省级人大代表，省级人大代表选出全国人大代表，越往上，多层次。

2、人大制度在发扬民主方面还有待加强。人大是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主要渠道，人大发扬民主越广，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度越高。人大代表就是联系人大与人民的重要枢纽，现阶段代表还缺少切实深入地参与常委会工作的有效渠道，代表与选民和选举单位的联系还缺少制度保证和内在动力，代表在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督促政府解决群众困难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代表的作用不能真正发挥出来，推进人民当家作主方面的工作就无法推进。

3、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利的法律效力难以确定。例如在常委会不生产书面的法律文件的情况下，委员发表意见其法律效力如何。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否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是否必须作为司法判决或者行政决定的依据，是否存在着取代行政决定和司法判决的可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通过“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其生产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在现行法律中都无法找到答案。随着人大工作领域的逐步拓展，人大工作实践的日益丰富，缺乏行使权利的具体的法律规范给人大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首先，宪法赋予人大的许多权力因为没有法律具体规定而无法操作，并且人大行使的权力涉及太多的非法律因素，因此造成现在人大“作为不多”或者“作为有限”的局面。其次，就行使同一项权力，各地人大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不同的做法，因此行使权力的过程不统一，最后产生的法律效果可能也会不一样，影响了人大行使权力的严肃性。

4、人大代表构成不合理，人大代表作用发挥较差。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要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等，但人大代表本身有相当一部分，却是来自于行政机关，审判，检察机关的官员。全国人大由主席团来主持会议，但主席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领导人，他们主导了会议。所以，人大开会，成了国家领导人自己监督自己，在代表团中，成了地方领导人自己监督自己，整个人大的监督功能就落空了。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具体建议

（一）密切联系群众，提高人民群众对人大的认识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改革人民代表大会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前提。各级人大都是人民选举的，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提高人民对人大制度的了解有助于人大开展工作，实现其职能。由于封建专制的影响，建国后又加上对社会主义民主宣传的不够，人民群众的民主的意识还是很缺乏的，对人大的工作程序不了解，对于人大的活动并不热心，妨碍人民群众对人大的监督与支持。只有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人民群众能真正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调动激发人民群众投身参与这一伟大事业。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做到：

第一，广泛的开展教育，使人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参与人大的选举、监督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

第二，人大代表应广泛的接触选民，使选民了解最新政策的实施和自己本身的主张，维护选民的利益。第三，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使人民代表大会更加贴近人民群众，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橡皮章”。人民代表大会要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在真心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

（二）坚持和改革党对人大的领导

坚持和改革党对人大的领导，是充分发挥人大作用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证。但坚持和改革党对人大的领导，必须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受苏联模式影响加上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现在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党政不分的现象正逐步得到改善。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误区，一般所说的“党政不分”，很多人只理解为党委和政府职权不分，其实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被大家忽视了，那就是是党委和人大职权不分，党委的职权取代了人大的职权。由此造成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地位和它应有的法律地位并不相称。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善于不善于党的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要干预太多。”“干预太多，搞不好会削弱党的领导。”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增强法制观念，树立宪法权威，确保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制度，也不能以地位的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权力是无限的，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党的领导权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党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应强调依法治党。建立健全制度，实现党的职能的转化。针对政治体制中党的职能和国家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邓小平曾指出：“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委不能再包揽、干预一切。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所以党必须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实现职能转化。党委的领导干部要少兼任政权机关的职务，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党委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要精简，该放的就放。在这一职能转化过程中，要注意建立健全相应的各项制度加以保证。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才能使党委不致超越自身的职权去包揽一切，从而有利于人大独立地开展工作。

（三）明确规定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条件

从《宪法》、《选举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对代表资格并没有作过多的规定，而是追求选举权、被选举权的绝对平等。但实践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承担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任务，选民要使自己的权力得到真正的实现，就必须选举比自己素质更高的代表。因此，笔者主张对代表的基本条件作一些具体的规定。

第一，具备良好的品行代表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优良的思想作风，应敢于实事求是，与各种不良倾向和腐败现象斗争；不得利用职权图谋私利。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拥护并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二，提高代表候选人的年龄相当多的国家对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资格做了不同的要求。在实行两院制的国家，上院议员候选人的年龄通常比下院高些，如美国、法国、意大利三国选民的年龄均为18岁，而下院议员候选人年龄规定分制为美国25岁，法国23岁，意大利25岁；上院议员候选人的年龄美国为30岁，法国35岁，意大利40岁。我国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年龄资格都是18周岁。低年龄资格虽然扩大了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范围，但18周岁的公民一般缺乏丰富的知识和社会经验，缺乏社会活动能力，而这些经验和能力是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我国的选举实践中，除极个别情况外，几乎没有18周岁公民当选的情况，从而使这一低年龄资格的规定流于形式。我国法律对公民担任一定的社会公职的年龄曾作出相应的规定，如对担任审判员、检察员的法定年龄下限为23周岁。据此，对公民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年龄下限可提至23周岁，以保证其正确行使代表权力。

第三，要有社会活动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代表应具有审议工作报告、议案和参加调查、视察等活动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具有健康的体质，能身体力行地从事代表工作。代表参政议政能力水平的高低与其文化素质有密切的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联系。在十届全国人大2985名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代表达2760余名，占代表总数的92．46％。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达800余人，博士200余人，两院院士达46名。在广东代表团中，近九成代表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而5年前这一比例还不足七成。这是广东该届全国人大代表团的“最大特色”之一。笔者认为，明确规定代表应当具备相应的文化程度，应将各级人大代表的文化程度限制在大专毕业以上，以提高代表的整体文化素质。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借鉴世界西方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人大制度的主要原则之一，既是一种组织原则，又是一项活动原则。国家在决策过程中，国家机关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意见，然后贯彻下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充分发扬民主，不维护集中统一，我们就不可能干好事业，就容易造成独断专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避免独断专行、组织软弱涣散。要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就必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地关系。国家机关的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方面意见，既要少数服从多数，又要认真听取少数的意见，而且要适度的集中意见，注意把握好火候和时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例如以议会为中心的普选制、分权制和多党制等等。虽然以西方的民主理论为典范来讨论中国的民主发展不合适，但是在思考中国民主的问题时关注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民主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普遍适应的。换言之，只要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我们就应该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推进，党内民主逐步扩大，党的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人大选举透明度越来越高，依法治国取得明显成绩。但是，毕竟社会主义民主时间还不长，实践也不多，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它的制度化、法律化，尤其需要一个长期探索、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汲取西方和中国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泰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稳定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多数暴政。

五、小结

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按照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保持和发展和谐的利益关系，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总之，人大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我们坚信，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作指导，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59年人大制度积累的宝贵经验，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人大制度的改革一定会取得满意的成果。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人民出版社，2004．

【2】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A】．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C】．人民出版社，1997．

【3】3赵零．进一步深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识【J】．法学，2004（6）：22．

【4】江泽民．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A】．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C】．人民出版社，1991：941-942．

【5】林伯海．关于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的思考【J】．中国政治，2002(10)：10．

【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胡伟．政府过程【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05．

【8】周小梅．关于人大代表制度的反思和重构【J】．人大研究（兰州），2003，（2）：9-13．

【9】周叶中．宪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第五篇：论我国年休假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浅谈我国年休假制度的实行现状及其完善建议

法1102班 田旭 1104000230

【摘要】：随着近两年来国庆“黄金周”出现的交通拥堵、各大景区人流爆棚，社会各界对弹性休假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从2008年1月起开始正式施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赋予广大劳动者带薪休假的权利。该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依法享有的休假权。然而，这一制度在很多企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本文通过对年休假制度的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旨在让年休假制度能更好地惠及劳动者，让广大劳动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旅途上实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梦！【关键词】：带薪年休假 休息权 监督与完善

一、引言

我国的放假制度使得国庆“黄金周”成为人们选择出游的最佳时机。然而，近两年来拥堵在高速公路的焦灼与各大旅游景点的“人山人海”，令“黄金粥”诸多的“哀”与“稠”成为了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难题。无论是九寨沟的大规模游客滞留事件，还是北京故宫的超载奇观，都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如此多的人要选择在国庆长假出门旅行？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关注——年休假制度的实行。

年休假，是国家根据劳动者工作年限和劳动繁重紧张程度每年给予的一定期间的带薪连续休假。2008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据此可知，享受年休假是我国劳动者普遍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年休假制度的实施使得“弹性休假”成为可能，它既保障了人权又有利于缓解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的人流拥堵现象。那么为什么每年的“黄金周”期间，各地还是那么拥挤呢？笔者认为此现象从侧面说明带薪年休假制度在我国的落实还存在诸多不足。

二、我国带薪年休假的实施现状 带薪休假不仅是《劳动法》赋予职工的权利，同时也能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对社会、企业和个人都是具有好处的。然而这一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实施难、执行差”的尴尬局面。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和三资企业目前较好地实行带薪年休假外，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并未实行职工年休假制度。部分企业为了达到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通过绩效考核体制变相限制了职工自由休假的权利，职工如果选择了休假就可能因为完不成工作任务而降低绩效考核成绩。此外，还有一些企业为了激励员工不停劳动，规定如果职工放弃年休假而正常上班的，会加发额外工资，如此一来，职工为了能获得更多工资收益和竞争优势而放弃年休的不在少数。

三、阻碍年休假制度实施的原因分析

（一）从立法层面：

1.对违反者惩处力度太小

《条例》第五条规定“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条例》第六条规定：“对拒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的，属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所在单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根据条例的规定可以看出，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只有两种：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未将刑事责任纳入其中。笔者认为，为了加强该条例的实施力度，对恶意不让职工带薪休假的单位和有关个人，有必要规定相应的刑事处罚措施，提高社会对休假权的重视。

2.缺乏有关配套保障措施的规定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职工与用人单位因年休假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劳动争议处理的规定处理。”这就是说，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能协商达成一致时，只能通过调节，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决，而以上方式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况且劳动者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往往缺乏与单位正面交锋的勇气。另外，《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应当依据职权对单位执行本条例的情况主动进行监督检查。工会组织依法维护职工的年休假权利。”立法只笼统地规定政府部门和工会履行监督职能，而对实际操作中到底怎么监督却缺乏配套的具体规定，导致法律规定容易流于形式。

（二）从执法层面：政府监管力度不足

《条例》实施五年多以来，鲜有听说企事业单位因为不落实这项制度而受到处罚的。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等职能部门发挥的作用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民营企业。在我国，职工的休息权与农民工工资拖欠、各种劳动纠纷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基本上属于民不举，官不究。

（三）从劳资双方来看：地位不对等

虽然《劳动法》强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地位平等，但实际上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今天更是如此。在就业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对于劳动者来说只要不丢“饭碗”就万事大吉，有谁会为了几天的休息而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与强大的用工单位对抗呢？对于资方来说，他们认为违反规定的机会成本小于让劳动者休假而减少企业生产效益的机会成本，于是作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四）从社会文化层面看：维权观念意识淡薄

中国人历来是勤劳的民族，在历代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意识里，辛勤耕耘、无悔无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人人追求的高尚人格。在这样的一种民族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对于休假权的观念意识淡薄，在人们心目中，休息显得似乎不那么重要。因此，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也很薄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打造新的劳动文化和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完善现行法规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国内外年休假制度比较

（一）从休假的激励方面：

澳大利亚公民在每年至少20天的带薪休假中间，还获得相当于平时工资17.5%的奖励工资，这必须是在扣除所得税以后的奖金，而且在休假之前就必须支付。法国的公司职员在带薪休假期间，旅行距离超过200公里，可以享受3/4往返车票和周游车票的优惠。我国规定职工在休假期间享有正常工作的工资。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经验，现阶段我国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鼓励休假。

（二）从休假时间方面：

德国最低年休假天数是二十四天，英国是四个星期，瑞典25天，日本10天，中国5天。相较之下，日本和我国年休假天数较少。由此看出，我国规定的年休假不多，各单位有义务保障劳动者为数不多的假日得到享受。

四、真正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对策研究

（一）从执法层面：

1.加强各种监督力度并实施相应的奖励与惩罚制度。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关键在于加强执法监督。当下我国的国情是社会就业压力增大，人才过剩。劳动者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在尽全力拓宽劳动者的诉求渠道的同时，加强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监督职能则是重中之重。劳动者既然面临着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政府相关部门仅仅把这个难题扔给劳动者自己去协商解决显然是不行的，在力量反差巨大时，公权力的介入往往比私权的斗争更有效率。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对企业进行监督，例如不定期进行调查，让员工填写匿名问卷、建立网上投诉机制等方式获取真实情况，打消职工“不敢说”“没法说”的顾虑。监督企业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职工年休假权。

2.采取适当强制措施，增加违法成本。对无法休假的补偿应当一定幅度地提高，有利于引起社会对带薪年休假的重视，使单位认识到不实行带薪休假会支付高昂的成本，同时政府应当加强对单位落实情况的监督，比如职工受领补偿书应当经政府审核等等，使惩罚至于监督之下。

（二）从立法层面：

我国对于带薪休假的立法不够完善，建议应当对带薪年休假的实行制定更加详细的实施办法。比如对政府和工会的监督职能规定更具体的实施要求，避免停留于口头层面。对违反带薪休假条例的单位和个人制定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和惩罚监督措施，对执行较好的单位可考虑通过具体的方式给予奖励，激烈各界共同遵守这一制度。同时还应当规定更具体和有效的争议解决途径，现行立法只是在相应实施办法中做了笼统规定，且解决问题成本过高，时间太长，途径有限。拓宽针对劳动者争议的诉求渠道，让广大劳动者“能说”“敢说”，这样老百姓才能感觉到法律就在身边。

（三）从社会层面：

1.加强工会的作用。工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是工人意志的代表，是为了维护工人利益。我们不能忽视“群体效应”的巨大能量，即一个职工不敢去争取自身利益，而一群人却敢去争取一群人的利益。而现今格局中，劳动者经常感觉到自己孤立无援，反映了工会并未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应加强其在劳资双方中的作用，使其有正当身份介入处理劳资双方的争议，真正帮助劳动者，获得劳动者的信任。

2.加大宣传力度。社会各界应当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宣传《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等在内的法律文件，使更多人对带薪年休假制度有所了解，通过对正面事例和反面事例的宣传加强用人单位对保障职工休假权的重视。

3.营造新的劳动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应当摈弃传统文化中一味强调埋头苦干，不辞辛劳的劳动文化，树立高效劳动，劳逸结合，注重人权的社会文化观念。我国与德国、瑞士等欧美发达国家在带薪休假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意识文化的差距。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年休假是他们关注的一项重要基本人权，同时也是衡量企业发展水平和待遇的重要组成因素。而在中国，这一项权利在劳动者心中还比较淡薄。意识文化决定表现形态，只有提高全民对休假权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劳动者权益。

（四）从劳动者自身层面

劳动者应当自觉增强法律维权意识，了解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应当明确带薪休假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不是单位的福利，树立正确的认识。同时要用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五、结语

自职工带薪休假权进入法律条文之后，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严格落实了这一制度。然而在很多用人单位由于各种原因执行仍不到位，导致很多劳动者的带薪休假权得不到保障，这必然导致劳动者寄希望与国庆“黄金周”出行旅游，于是出现了交通拥堵、人流爆满等问题。虽然这在一方面拉动了内需，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对国民休假权这一基本人权的保障。应当明确，拉动内需不应当牺牲全国人民对于的幸福指数为代价，这与“中国梦”的内涵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应该完善我国的带薪年休假制度，让公民真正享受到带薪年休假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