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内退市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意义
国内退市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意义
退市制度是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基于市场化建设思路发展我国创业板市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总体来看,海外成熟证券市场关于公司退市标准的规定较为宽松,但其证券市场并未因此而被劣质股大量充斥,原因在于这些市场拥有发达、便捷的公司购并机制,绩差公司很容易就成为被廉价收购的目标,无需管理部门执行退市制度就因被收购而退市。这也是退市标准与上市标准相统一使得退市制度得以顺利执行的结果。
我国股市成立以来，退市公司仅占上市总数的1.82%。一些劣质上市公司因有重组预期和“壳价值”而被高估并炒作，破坏了股市功能。据统计，自2001年初实行“第一版”退市标准后，A股退市公司总计40余家，占目前A股挂牌家数的1.8%，差不多可以算作一种“零淘汰”的退市制度。而美国纳斯达克每年大约8%的公司退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退市率为6%；英国AIM的退市率更高，大约12%。
对于困难重重的改革，改革中最困难的一步是因为“利益阶层”，新股发行利益太大，已成为很多人的生财捷径。此外地方政府将此视作政绩。公司与政府就以此找到源源不断的资金管道。在国际成熟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建立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建立上市公司下市制度是各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保持证券市场的总体质量，把不合格的上市公司淘汰出局。通过吐故纳新的动态调整过程，为证券市场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促使资源从低效率的劣质公司流向高效率的优质公司，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世界主要证券市场如纽约、纳斯达克、东京、香港等，都有关于上市公司除牌的规定。对世界上成熟证券市场关于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具体规定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有助于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成功经验及有益做法,健全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
在海外创业板市场上，退市是一种十分普遍和正常的市场行为，大多数的退市制度都和上市标准相一致。而且，退市与否除了与上市条件相对应的量化标准外，往往更多取决于股价、成交量等与市场表现直接有关的非业绩量化因素，从而更多地体现出市场化的退市理念。
完善退市制度，业界一直在呼吁。从目前监管层的消息来看，创业板退市制度或将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曾在投资者教育中心发布新闻稿指出，目前创业板退市制度已似开弓之箭，提醒那些热衷于“炒作”二字的投资者，在面对退市风险这种终极市场风险时，要以良好的心态迎接理性投资时代的到来。当然，A股退市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财务类退市标准的完善，必将还原股价信号的真实性；当股价信号能够正常发挥作用时，市场化的退市标准就会自然走向前台，成为主角。当然，在法制不健全，尤其是企业法制意识不强的情况下，行政性退市标准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惩罚性手段。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股市是一个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的竞争市场。为了保证股市资源配置功能的正常发挥，我们不应该允许超级垃圾股卖壳重组，以免浪费社会资源，因为无数事实已经反复证明：超级垃圾股重组后仍是垃圾。一个垃圾股之所以能被第N次重组，因为它每一次被重组后，结果仍是垃圾！快速扩容的中国股市，尤其需要高效率的退市制度，让垃圾股有尊严地退市，一方面有利于震慑垃圾股的疯狂炒作投机与炒壳重组游戏，另一方面，更有利于
恢复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还原股价信号的真实性和本来面目。
有关股市的改革讨论很多。最近市场的一个改革方向就是新股发审制度，包括郭主席抛出疑问“IPO不审行不行”，以及最近市场盛传发审委不再对发行人盈利能力等问题作实质性判断。但实行注册制需要很多基础制度或环境支撑，这其中就包括退市制度。在笔者看来，改革发审制度固然重要，但完善退市制度比推行注册制或许更现实、更紧迫。
概括来说，在主板退市制度改革问题上，目前市场流行着三大疑虑。一是退市制度会成为中小股民的“绞肉机”；二是我国司法机制不健全，投资者利益受损难追究；三是壳资源价格居高不下，难以平稳退市。目前，主板、中小板有退市制度，但是，长期以来，“连续三年亏损”这一制度被业界认为是形同虚设，导致ST类个股借壳重组甚嚣尘上，大量连年巨亏、资不抵债的垃圾公司依然被反复爆炒，股价高烧不退。大量ST板块上市公司在四季度通过资产处置、债务重组和政府补贴等种种手段进行利润操纵，轻松规避了退市制度的相关惩处成为“僵尸”，因此主板退市制度改革也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创业板退市制度，自创业板推出以来，业内就一直在呼吁，要求及早出台创业板退市制度。期间，尽管监管层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及要推出创业板退市制度，但一直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对监管层下一步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思路上，要把目前是“改革"放在首位，同时也不会一步到位，时间会很长。
作为资本市场优胜劣汰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退市制度是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一个最佳体现。因此，我们在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时候，不妨把退市制度也一起推进，真正的做到“有进有出”，而不是让退市制度形同虚设。
第二篇：浅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
浅析中国公务员 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
学院：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班级：政治学与行政学0902班姓名：尚王锁学号：091301020
3浅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
摘要
21世纪已来临，我国将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主体——公务员，只有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公务员素质是一国公务员角色意识的彰显,是国家“吏治”的基础。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也建立起公务员制度。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改革势所必然。关键词
公务员制度改革创新途径监督机制公务员素质
健全法制干部考核公平公正科学决策官僚制
正文
一、公务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结构的非理性。1.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使得“家长式”
人物层出不穷。同时，管人与治事相脱节，造成业务部门与组织部门在干部管理问题上出现矛盾，用人部门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党政关系尚未根本理顺，政治侵夺行政，行政机关难以自主发展其自身的合理结构和管理能力。3.职能分化和分工不明晰，结构和功能交叉重叠。而专业化分工的欠缺又造成了我国公务员系统普遍缺乏专业化人才，更多的是“万金油”式人物。
（2）法治化管理不足。法律体系不完备。现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只是行政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强制性、权威性不强。在法制不完善而导致“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同时，又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严重现象。个别行政组织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依据稳定性较差的政策和长官意志来进行管理，呈现出浓重的人治色彩。
（3）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以往的干部管理模式都采用管理党政干部的单一
模式，强调思想工作，注重政治管理，没有考虑具体工作性质、社会责任和职业特点，这种没有针对性的传统管理，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此社会上还逐渐形成了职业套用行政级别的问题。由于工作和生活待遇都要与行政职级挂钩，无形中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从而造成“千军万马奔官来，百万雄师争挤独木桥”这样一种不良局面，非常不利于干部管理工作的开展。
（4）管理制度很不健全。近年来国家虽然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也建立了一些制度，但总的来看，还缺乏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责任制。主要表现在：A在录用工作中，只有笼统定性的政治考察，没有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B在干部使用上，缺少严格的任期规定，造成能上不能下，死抱铁饭碗的问题。C在干部调配上，只有计划机制，没有流动机制，强调“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D缺乏岗位责任制。职责不清，权力交叉，相互推诿，办事拖拉的问题普遍存在。E在干部的考核、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退职、退休、教育、培训等方面缺少明确的规章制度，由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因而用人缺乏法制，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表现出浓重的人治色彩。
(5)监督机制不完善。长期以来，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人治问题的存在，使监督机制受到忽视。监督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监督工作显得软弱无力。一种权力一旦失去监督与约束，其发展就必然会走向腐化与堕落。缺少监督机制，权力就会异化，腐败就难以避免。
二、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质的不同。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取决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因此，中国的公务员制度需要根据国情的不同，具备中国特色，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不搞“政治中立”。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为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制度保证。要求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坚持党管干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
3.不搞“两官分途”。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
4.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中国公务员没有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权。
总而言之，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需要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制度的一些积极内容，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系统化和制度化。
三。、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建议性措施
（一）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
1.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政府内部上下级关系。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方面，将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到地区或地方政府以及半公共组织中。在政府上下级关系的调整方面，实行决策与执行分离，政策部门和提供服务的部门实行职责分开，决策功能集中于主管部门，而将主要管理权转移到下级部门，使下级部门成为纯粹的执行机构。
2.授权。让低层员工和公民更多地参与决策。
3.弹性化。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撤销现有组织，设立“虚拟组织”，任务完成后，组织就将自行终结。
（二）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
1.解除规制。在职位分类方面，废除繁文缛节，实行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优势互补，使分类更具弹性和灵活性。报酬方面废除公式化的工资制度，实行个性化的绩效工资制。人事录用方面解除人事选拔的繁琐规则，赋予部门管理者录用、提升、奖励、辞退公务员的自主权。
2.取消职务常任制。一方面强制性地大规模裁员，另一方面则推行合同雇佣制和临时聘用制。
3.推行绩效管理。以追求顾客或公民满意为目标，以“三E”—经济（Economic）、效率（Efficiency）、效能（Effectiveness）为标准，建立可测量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务员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客观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公务员工资、晋升、奖惩的依据，从而形成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控制的新的机制。
4.以人为本。改变过去以事为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推行人力资源管理，将关注的重点从“制度”转向“人”，强调把人从规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人作为组织的最重要的资源，将人力资源（公务员）的使用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以激发公务员的潜能，提高其绩效。授权、分权、解除规制、取消职务常任制、推行绩效管理等等这些措施都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
（三）重塑组织文化。把管理主义理念引入政府管理，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以追求顾客或公民满意为组织目标。政府改革者常常使用三种途径来再造组织文化，即塑造组织习惯、心灵和心智。通过让雇员尝试新经历以形成新的行为方式；通过转变雇员的情感承诺来强化这些新行为；通过帮助雇员重新理解组织的共同远景来形成新的心智模式。
（四）加强创新。
从控制导向到服务导向的理论创新。充分回应民众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动的根本宗旨。从集权人治到民主法治的制度创新。从以事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到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管理方式创新。从机械封闭式到弹性开放式的组织结构创新。结束语
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必需的人才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全的立法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执法水平。建立公务员制度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提高政府执法的总体水平，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刘旭涛：《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战略与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周志忍：《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三篇：我国现行土地储备制度意义、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对策
沈阳农业大学
——文献综述
(2010—2011第1学期)
学院：土地与环境学院
专业班级：07级土地资源管理1班
学生姓名：
学号：
年月日
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意义、存在问题及完善措施
曹磊
（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沈阳 沈河区 110161）
摘 要：土地储备制度是我国城市土地管理的重要创新，是我国城市土地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完善我国城市土地市场具有重要
意义。它的建立，解决了城市土地长期供应不足、乱占耕地现象，缓解了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增加和耕地过度减少之间的矛盾，促进了
我国城市土地的健康有序的运转。我们肯定土地储备制度的积极作
用，但必须认识到我国土地储备制度才刚刚建立不久，存在着很多
问题，需要不断完善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拟分
析了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重要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几点完善措施。
关键词：城市土地储备 意义 问题 措施
一、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简述
所谓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指城市土地收购储备机构，通过征收、收购、置换、到期回收
等方式，将土地从分散的土地使用者手中集中起来，由土地收购储备机构统一进行土地整理后
纳入土地收购储备库，再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通过招
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有计划地将储备土地投入到市场，以供应和调控城市各类建设用需求的一种土地管理制度。
土地储备制度最早于1896年始于荷兰，称之为“土地银行”，后再德国、瑞典、英国、美
国等国家得到推广。国外土地储备制度设立的背景是：工业革命以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土
地和住房供给的压力增大，房地产投机现象严重，政府为了调控土地市场，抑制土地投机，为
居民创造良好的胜过环境，促进城市健康、有序的发展，开始实行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其基本
含义是：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以及城市建设的需要，预先由公共机构将城市发展用地获取，以
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用地。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初期，1996年上海成立了
我国第一家土地收购储备机构——上海土地发展中心；1997年，杭州成立了土地储备中心；随
后，南通、青岛、武汉等地相应成立了不同形式的土地储备机构。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经过
10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土地储备机构2000多个，大大的促进了城市土地市场的有序
运转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城市土地制度实施的背景
（一）“双轨供地”
在我国有偿出让的土地中，绝大部分采取的是有偿出让的方式，致使土地出让价格偏低，国有土地收益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寻租”现象严重，进一步损害了国家土地收益，破坏了土
地市场的有序运转。
（二）“多头供地”
由于过去我国实行的是“三无”土地制度，即无偿、无期限和不得流转的行政划拨土地制
度，致使我国城市存在土地大部分在用地者手中，许多单位和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我国
现行土地法律体制的不完善，绕开政府私自进行土地转让和出租，而国家法律法规对此行为时
认可的，我国法律规定：划拨土地使用者通过补办土地出让手续就可以转让、出租土地，成为
一个合法的土地供应者，这样，城市政府一直未能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供应。这一方
面造成了国有土地收益的大量流失，土地市场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土地，致使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降低，政府规划难以实施。
（三）城市盲目扩张，耕地大量浪费
由于政府未能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政府手中没有足量的存量土地，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只有通过征收耕地来满足城市土地的供应，这造成了在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度地下的同时城市盲目扩张，耕地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在城市边远地区，由于基层政府管理的疏松，一些村民及村委会也私下向用地者提供土地，从而进一步促使了城市用地规模的盲目扩张，耕
地大量减少。
三、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建立的意义
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作为土地市场管理中重要的的制度创新，具有其深刻而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通过将城市分散的存量土地通过收购、置换、到期回收等
方式集中到“城市土地储备库”，使政府手中有充足的土地，由过去的“多头供地”转变为
现在的“单头供地”，从而使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并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的将储备土
地投入到土地市场，以供应和调控土地市场。
（二）有利于盘活城市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政府未能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时，“多头供地”使城市存在“灰色土地一级市场”，城市存量土地盲目供应，造成了土地用途和布局的不合理及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通过城
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将城市布局和用途不合理、闲置、低效利用的存量建设用地纳入
到“土地储备库”，进行土地整理，然后以市场为导向，将储备土地重新投入到市场，重新
配置土地资源，既可以盘活城市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益，避免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又可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达到集约利用土地目的，减轻了城市建设对耕地的压力。
（三）有利于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城市土地基础上的，建立在政府手中
有充足土地的基础上，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使原来的低效、闲置的城市存量土地集中到
政府手中，这给政府进行土地市场宏观调控提供了物质基础，便于城市根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对土地市场进行调控，以促进城市土地市场的健康、稳定、有序的发展。
（四）有利于推进城市土地招拍挂制度，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土地市场
土地储备制度的运作将确保经营性用地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出让、出租，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原有土地的“双轨供地”，减少了一级市场交易中的个人因素，避免“寻
租”行为，保障交易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同时增加了政府土地收益，减少了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
四、当前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建立虽然作为土地市场的一项制度性创新，给我国土地市场管理
带来了积极意义，但需认清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属于刚刚起步阶段，各项理论和实践研究都缺乏
系统性的深入研究，现行土地储备制度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土地储备资金筹集困难
缺乏土地储备筹集资金是每个城市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时都会遇到的困难。这是因为在土地储备初期，土地储备中心由于要储备一定量的土地，必须启用城市大量的储备资金，而在此阶段，储备中心的土地是只进不出的，因而资金没有积累，造成资金紧缺是在所难
免的。由于资金匮乏，土地储备初期，土地储备中心不敢也没有能力去进一步扩大土地储
备量，致使城市土地储备有限，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受限。
(二)土地收购补偿标准不合理
在我国现行土地储备制度中，政府通过征收、购买、到期回收等方式将土地从分散的使用者手中集中起来，并给予一定的补偿。土地补偿金额的高低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技术
性，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需要严肃对待和处理，而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补偿标准的理论研
究还十分薄弱，土地补偿标准还不完善，缺口很大。一些城市的土地补偿标准只设立了3
到5个，且补偿标准普遍偏低。虽然这种补偿方法简单易行、操作方面，但它以损害了土
地使用者的利益为代价，当一些土地使用者搞到自己所接受的补偿没有达到土地该有的价
值时，就会对土地征收行为产生抵触，使得土地储备中心的谈判难度加大，谈判时间延长，征购、回收成本加大。
(三)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尚未垄断
虽然我国建立了土地储备制度，并通过土地储备过程，使我国城市存量闲置、低效土
地集中在“土地储备库”中，但是由于我国土地储备机制的不完善，土地储备中心任未能
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未能做到“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的土地储备模式，通常除
了土地储备中心外，能够对市区存量土地进行整理开发和制定供应计划的部门只要有旧城
改造办公室、建设委员会等部门。由于政府为了解决土地储备初期的资金问题，而采用以
土地换资金的政策，通过给相关部门一部分土地，由其先自筹资金进行建设，待可出让土
地出让后再回收资金。这种土地供应程序与土地管理体制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但
也有许多的弊端，如难以实现土地集中连片开发、土地规划布局的不合理、城市开发建设
资金的浪费、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以及各部门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没有考虑到全局和长
远利益，不利于政府宏观调控土地市场。
(四)土地储备机构职能的双重性带来的矛盾
由于我国城市土地储备机构主体是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在土地储备过程中同时担当土
地经营者和土地管理者双重角色，既承担着土地保值增值的义务，又肩负着调控土地市场，实施土地规划，确保城市各项公益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需求的责任。作为土地经营者，它
以取得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作为土地管理者，它以合理调控土地市场，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为目标。土地储备机构担当的这两种角色，在目前缺乏制
度和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使其很难找到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相一致的磨合点，对土地储备
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挑战。
五、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社会化资金循环机制
由于我国土地储备运作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显著等特点，决
定了我国土地储备必须建立一条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机制，改变以前单向通过银行筹借资金的做法。可以通过设立土地基金，实施土地债券化，发行股票等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建立
循环资金链，促进土地储备制度的健康运行。
（二）合理确定土地补偿标准，提高土地补偿额度
由于土地补偿标准直接关系到土地使用者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土地储备制度的顺
利实施和土地市场的健康稳定，因此必须对土地征购、回收等的补偿标准进行重新确定，通过增设土地补偿标准、提高土地补偿额度等，建立覆盖面更广的土地补偿体制，以完善
我国先行土地补偿标准。
（三）加强城市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功能，强化城市土地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城市土地经营的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政府建设和管理城市的任务越来越重，搞好土
地经营，对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必须加强政府的同意管理职能，城市的各项建设必须在土地利用总体和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由政府进行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
供地、统一管理的良性机制，真正的做到“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的土地储备管理模
式，避免将土地分配给各部门进行分别开发建设。
（四）明确政府的职能
要明确、摆正政府在土地管理中的作用和职能，政府不是土地管理中的运动员，而是
“裁判员”。政府的职能在于制定“游戏规则”，使土地市场都能在同一“规则”之下运行，以建立良好的土地市场秩序。要明确政府不是土地活动中的寻利者，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经营者，而是土地市场中的调控者、监督者和管理者。
The Brief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s,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land reserve system
Caolei
(college of land and environment,shenyang
ar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he shenyang 110161)
Abstract: Land banking system is urban land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urban land management of important conte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land market.It's set up to address the long-term supply of urban land, farmland, the increased demand of urban land use and land conflicts between excessive reduction, the promotion of the urban land in a healthy and orderly operation.We affirm the land reserve system of positive effects, but you must realize that our land banking system has just set up soon, there are man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constantly improving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nalysis of China's land reserve system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some perfect measures proposed.Keywords：urban land bankingsignificanceproblems
measure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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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队伍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如牛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毕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笔者试图从制度层面上解剖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对法官职业化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对法官队伍现状的整体评价
说到对法官队伍的整体评价，笔者想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的话，他说，1998年以来，全国法院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秉公办案，为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法官队伍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值得信赖的。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相比而言，法官同行政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相比，从人员素质到工作效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法官队伍就不存在问题了，实际上，我们的法官队伍无论从人员素质还是管理制度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么，现阶段法官队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队伍素质上看，法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化程度不高
先从业务素质看。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法官还没有达到职业化的要求，有的还相距甚远。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从法官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国法官成分复杂，同质化程度严重不足
从各级法院法官的来源来看，我国法院法官的成分极为复杂。有的从行政机关调入，有的是教师改行调入，有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转业军人安排就业的，有的是经考试录用的，有的是“以工代干”转正的，简直是五花八门。这些人有的是大学或大专毕业，有的中专、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学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而普通高院校法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只占极小的比重。这么多成分如此复杂的人组合在一起，由于文化程度不同、所学专业不同、经历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的差异，最明显的是面对同一件案件，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或上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官队伍比较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等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不可避免地造成审判秩序的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法官的公信度不高，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从法官队伍的管理体制及管理手段来看，现阶段实行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
先从制度设计上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各级法院都是按标准的行政机关设计的，就是现在，各级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并无二致。如院长以下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下设若干业务庭室和综合处室，院长、副院长分管几个庭室或部门的工作，这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极为相似。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法官被人为的分成了三六九等，法官与领导之间、下级领导与上级领导之间事
实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领导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的升迁任用与奖惩，事实上形成了法官对领导、下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的依附必然导致意志的屈从，造成法官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权力结构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再从各级法院的运行机制来看，现在通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有悖于司法的规律。通行的做法是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研究才能下判，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些庭长、院长不办案却可以“唱主角”决定案件的结果，而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反而成了“跑龙套的”，可谓中国一“怪”。实际上，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个思维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脑力劳动，不需要他人的干扰。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实证过程会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而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特点，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的行使，实际上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四）从法官队伍的数量及工作效率来看，我国法官数量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不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官大约20多万人，平均每5、6千人就有一名法官，与发达国家每5—6万人有一名法官的比例相比，我们的法官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与数量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法院法官的审判效率并不高，每人每年结案只有三、四十件案件，只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效率如此之低？是不是一线法官办案的绝对数量很少？我看不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法官一年能办一二百件案件，一般的也能办百十件，效率并不低。造成平均结案率低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院存在相当数量的“脱产”或“半脱产”法官。在法院，办案最多的是审判员（包括助审员），副庭长次之，到了庭长一级办案就少了，当了院级领导就基本不办案了，再加上不办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科室的法官，不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占到了法官总人数的一半左右。这样平均下来，审判效率自然不会很高。
二、关于法官队伍存在问题成因的思考
关于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成因的探究，应当从分析问题入手，最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量。
（一）关于法官素质的思考
先从法官的选任看，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过低使得法官的整体素质先天不足。法官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不仅要具备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且要具备法官必须具备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然而建国以来，特别是法官法实施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了，对法官的选任几乎无任何诸如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很多人可以未经严格选拔而进入法官队伍。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一个人到了法院不论是否从事审判工作，不论素质是否符合审判工作的要求，只要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和干部级别，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可以平均分配的待遇。结果导致两个恶果，一是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而素质参差不齐的法官队伍。相当一部分人虽有法官职称但却不胜任法官职务。二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由于书记员逐渐被选任为法官，造成书记员严重缺乏，一些本应当由书记员承担的工作却由审判员来完成，造成法官与书记员分工不明，既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案件质量。
再从对法院、法官的管理制度看，制度的设计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把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进行管理（即使到了现在，法官仍然沿用公务员的考核办法，法院的干部任免仍沿用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法官队伍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已经造成，我们正在为忽视法官职业特殊性的制度设计付出代价，而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现在我们却过多地指责法官的素质低下，实际上，法官的素质是由法官制度决定的，既然你在制度设计上将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既然你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要求法官具备比公务员更高的素质。所以单纯指责法官素质低、不求上进是有失公正的。
（二）关于法官管理体制的思考
首先从领导干部的任免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法院的领导班子都是同级人大任免，实际上是由组织部门选任委派。这在行政机关并无不妥。关键在于法院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法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你从其他党政部门选配干部，很难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比如说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尽管他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行政机关他可能是一名称职的领导，但到了法院却未必。为什么，因为当法院的领导，不仅要具有行政机关领导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还要求你具备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党政机关的领导直接选派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对法律是个门外汉，尽管他一个案子也没办过，但到了法院就可以直接被任命为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而从事审判职业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法官却要听命于这些从来与法律无缘的人，这在法治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成了通行的做法，见怪不怪了！这种做法抹煞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它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不能低估的，它使法官认为，当法官不必研究法律，只要研究好“社会学”、学会为官之道就足够了！不懂法的人可以当管法官的官，享受一线办案法官无法享受的“尊荣”，那么法官还有什么必要劳心费神地学习法律？退一步说，学了法律，成了专家又能如何？
其次从法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上看，现行法官制度的激励机制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趋势。制度的导向和评价功能是巨大的，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既然你将法院设计了自上而下、由高到低的权力结构，既然享受尊荣的等级与官阶成正比，既然当了官能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体面生活，享受到普通法官无法享受到“尊荣”，那么法官必然形成以当官为荣、当兵为耻观念。可以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法官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当官”，而不鼓励在第一线办案的制度。所以说，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仅不能保证选拔出高素质的法官，更重要的是还造成了法官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一个人到了法院，当了书记员，想当审判员，当了审判员，想当庭长，当了庭长，想当院长，没有一个人甘愿一辈子当个书记员或审判员的。实际上，评价一个法官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变成了他实际享有的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倒在其次了。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想当官除了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有“道”，所以我们的有些法官不是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法律上，而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当官。那些当官无望的，则消极地对待工作混日子，那些真正高素质的法官由于年轻或社会经验不足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处于较低的等级，无法享受到法官职业应当给他们带来的尊荣，导致他们对前途、对事业悲观失望，而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整个法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现阶段各级法院的法官学习业务提高素质缺乏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的进修、培训而效果不理想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最大障碍。
再次，从审判管理的运行模式上看，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即违背了审判规律，也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案件的层层审批把关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办案，一直提倡要还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案件审批是以领导的行政管理权力为前提的，我们的领导习惯于审批案件，实际上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只能审批案件，他们把审批案件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而不容他人染指和削弱。实际上案件审批不过是审判权在审批者和办案者之间的再分配，审批案件除了正常的掌握审判动态或案件把关之外，还存在一个案件的决定权问题，而这个决定权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多多少少地具有某种可交换的属性，能给审批者带来某种利益，所以作为法院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不可能把案件决定权真正还给办案法官。这才是案件审批制度存在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否任案件审批对保证案件质量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对法律知识的熟悉程度并不见得比一线办案法官高多少，尤其是从其它党政机关调入的没有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的领导，就是从优秀法官提拔起来的领导，由于他们不办案或很少办案而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其业务能力也未必比提拔前更高。实际上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并不能有效地发现和避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错误，相反我们的案件审批者或审判委员会对同一个案件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由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做法还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它容易使审判人员形成依赖和懒惰心理。由于审批把关制度的存在，使得审判人员遇到疑难问题不是自己寻找法律依据和运用法学理论进行解决，而习惯于将疑难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或案件审批者决定，久而久之他在心里会想，反正我说了也不算，还不如将问题上交，自己落个清闲。因而案件审批制度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已经成了素质不高的审判人员的“拐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素质的法官。二是不利于错案责任的追究。案件审批制度分散甚至模糊了案件承办者的责任，使得真正出了错案时责任无法追究。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种种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原因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看到，忽视了司法规律的法官制度造成了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和素质低下；而数量庞大的法官队伍和素质低下的现实又给行政化的管理手段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如案件审批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官的低素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了法官队伍目前的状况。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表象，而制度的设计才是根本。
笔者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进法官职业化，是靠领导的号召和要求，还是靠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必须同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没有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法官职业化就失去了动力和保障，最终也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三、关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法官要办案、法官愿办案、法官只办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标志是：法院里最大的“官”是法官，最高的“长”是审判长。这一官一长只管案件，而不管其他的法官。为此，必须重新构建能够体现司法特质的法官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下，造就一支高度职业化和高度自治的职业法官队伍。为此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法官职业的准入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官选任标准过低的问题，设立了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法官职业准入的“门坎”，但这只是解决了今后的普通法官的职业准入问题，领导干部的职业准入问题和实行员额制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仍未解决。
法官法规定，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而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此就有了“当院长容易，当法官难”的说法。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具有法官和领导双重身份，理应在业务素质上高于法官，但在选任的标准上却低于法官，为党政干部继续进入法院当领导留下了“后门”，实际上是对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的迁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后门”不及时予以堵塞，将严重影响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为此笔者建议，应当修改法官法，将这一“后门”堵住。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在全国法院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意图通过将在职法官划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达到“法官数量大大减少、法官素质大幅度提高、法官中心地位大大增强”的目的。这无疑是推进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定额后的法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在法官法修改以前，应在法官法确定的既有条件范围内从严要求，以真正体现法官的精英化、职业化。因而应当制定严格的担任法官的标准，而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院级领导、中层干部和一些素质较好的审判员直接过渡为法官。
关于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有的学者将定额后的法官任职条件限定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全国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有较高的审判专业水平，能独立承办复杂疑难案件，具有熟练的驾驭庭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法学基础理论深厚，有较强的调研能力，有一定数量的法学论文发表；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社会评价；身体健康，能够胜任繁重的审判工作；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值得考虑，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选任法官，那么选任出来的肯定是精英化的法官。这里面有几个硬性标准，一是学历条件，二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三是有一定数量法学论文发表，其中最难的就属通过司法考试了。笔者一直认为，法官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在职法官一律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继续担任法官职务，实际上是对在职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的一种妥协——大多数法官难以通过如此难度的考试，且不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连报考条件都不具备。司法考试对应试者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考察是极为严格的，也是其它考核考试无法替代的，法官员额确定后既然我们要选拔精英法官，理应通过司法考试。借司法考试的方式对法官队伍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既解决了员额确定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又很好地解决了在职法官的分流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行员额制的初期，为保持审判业务的延续性，可由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法官代行职责，以后逐渐由达到条件的人替换。
（二）关于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领导干部过渡问题
目前各级法院内部均设有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务庭室和综合科室。各个审判庭既是审判业务分工的结果，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单位。审判庭设庭长、副庭长职务，院长、副院长（包括院长助理和副院级审判员）分管几个庭室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政管理网络。这样一个机构设置实际上成了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载体。但管理的对象却不是行政事务而是审判业务或具体的案件。法官审理案件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它在本质上具有排斥行政权力干预的属性，因而我们不能套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审判业务，因而审判庭的设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有学者建议，从长远看应当取消审判庭的设置，代之以专业合议庭或办案组，这个建议应当采纳。取消审判庭的内部机构改革应当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同时进行，不然新选任的法官又成了承担案件审批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管理者，改革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最高法院已经在《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里面涉及法官、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问题。应当明确规定，只有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案件的法官才具有审判职称，其他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专职行政人员、法警、书记员等一律不再具有审判职称，专职行政人员、书记员、法警不是法官，法官助理也不是法官，而是协助法官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员额制实行后，对于未被选任为法官的审判人员，应当免去审判员职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员额制还存在一个与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员额制实行以后，肯定会出现等级高的“法官”给等级低的法官当助理的现象，等级高的法官可能在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可能造成工作上的摩擦。实际上，法官的素质只能有审级上的差异，在同一级法院没有必要将法官分成三六九等。建议修改法官法，取消或修改关于法官等级的规定。
相对于法官等级设置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过渡可能更为棘手。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法官等级，但有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素质和工作性质的限制，其业务素质可能无法达到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坚持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还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网开一面”？如果坚持选任标准，就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现有的领导职务问题，如果“网开一面”就无法达到员额制后法官精英化的目的。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官等级、行政级别高而一律给予他们法官职称，可允许这些人做一次选择，达到定额后的法官选任标准的，可担任法官职务去办理案件，达不到的，可留任原职务。
（三）关于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监督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现行的审判业务运行方式完全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设计的，主要靠领导督促和案件审批管理审判业务，领导本身不办案或极少办案，但却成了法官的法官、裁判者的裁判者。这种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行使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干部办案，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领导已经习惯于审批案件和处理行政事务，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使他们不屑于繁杂琐碎的案件审理，他们不办案是因为他们有决定案件结果的行政权力。所以解决领导干部不办案的问题应当与改革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同步进行。
法官职业化必须解决领导不办案的问题。在法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领导不办案问题好像还不十分突出，将来员额制实行以后，法官的数量将减少到现在的一半或更少，那时候你再允许那么多的领导不办案而去审批案件，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一个法院现有60名法官，现有不办案的院级领导10人，审判工作运行基本正常，而实行员额制以后，法官只剩下30人或更少，假如这10名领导都过渡为法官，将出现10名领导为20名法官把关的现象，平均每个领导只审批两个法官办理的案件，管理手段与审判效率的矛盾就会立刻凸现出来。当然，改革行政化的管理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取消案件审批制之前是否可以将领导与法官的身份合二为一？即保留他们的领导身份但专门从事审判工作，以后逐渐将行政权力分离出去。
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立法上的支持。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和审判权分离，最终建立“判者审、审者判”的审判工作运行机制。或许有人会说，领导不审批案件都去办案了，出现问题怎么办？实际上领导审批案件的做法并不能保证案件不发生问题，取消案件审批并不是取消监督制约机制，相反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机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不需要的只是行政化的监督机制，对于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再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必须坚持，而且笔者还设想在人民法院之外设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这个机构应当独立于法院之外且不受各级法院司法辖区内党政机关的干涉，而且这个机构实行的只能是事后监督。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四）关于法官职业的保障问题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地位保障、物质保障、人身保障等内容。这里着重谈一谈地位保障和物质保障。
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的设立本意就是建立并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但不解决员额制所涉及的法官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员额制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法官的价值取向问题，其目标应当是从鼓励法官当官到鼓励并保障法官办案。因此必须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惹的祸。因为一个法官当了官会给他带来种种好处，所以他要当官而不愿意办案。所以制度的设计应当从剥夺当官带来的种种好处入手，最终使得一个法官不当官也能享受当种种优待，享受到法官职业给他带来的“尊荣”，这样他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审判中去而不挖空心思地想当官，这样才会真正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司法资源的分配要以法官为中心。司法资源包括对物质装备的支配权、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支配权等。应当优先保障法官办案经费的使用、车辆等装配的使用，优先保障法官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和支配。二是削弱并最终解除法官对领导的人身依附。现阶段法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决定的，法官与领导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法官的中心地位必须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至少不应当由本院的领导组织实施。这样法官才能不依附于领导的意志，独立审判才能真正实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比较丰厚。法官的收入高于公务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之所以这样，一是法官的职业及其审判行为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法官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报酬，二是高薪有助于养廉。法官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几乎是其惟一的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就必须保证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证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后顾之忧，从而不受金钱、物质利益的诱惑。现在法官的工资实在是微薄得可怜，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为此一些高素质的法官不满于菲薄的待遇而辞职当了律师，据笔者了解，参加司法考试的在职法官大多数都有辞职当律师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法官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连法院现有的人才也留不住，足以引起我们的反省。
为此，应当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留下来的法官数量大大减少，素质大大提高，没有理由不享受较高的待遇。实际上，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既可以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法官队伍，又可以有效地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现在由于法官待遇太低，一些法官或参与经营活动，或利用审判权牟取一些物质利益，将来法官待遇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提出更严的要求，杜绝法官参与经营性活动和利用审判权牟取私利，有助于提高法官队伍的社会评价。
另外我国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由地方财政拨付法官的工资，造成上下级法院和各地区法院法官工资标准相差太大。笔者所在的县级法院院长月工资不过千元，而中级法院一般的法官比县级法院的院长挣的都多，这是极不正常的。上级法院需要高素质的法官，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工资标准相差如此之悬殊，势必产生高素质的人材向上级法院和经济发达地区法院集中的趋势，不利于基层法院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吸引高素质的人材。所以应当统一法官的工资标准，使上下级法院、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法官的工资标准相差不致太多。
第五篇：论我国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
试论我国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
摘要：前些年我国针对流转税和所得税进行了税制改革，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对财产税这方面的改革则相对滞后，相关课税制度还很不完善，地方税收缺乏主体税种，财政收入与事权不符，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符，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阐明了财产税的含义、特征和地位、作用，分析了目前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财产税制度改革的设想，建立我国以物业税为主的全新的财产税体系。
关键词：财产税；改革设想
财产税制是对纳税人所有的财产课征的税种总称。财产税可以为地方财政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财产收入水平，体现平等负担的原则。本文阐明财产税的含义、特征和地位、作用，根据现行财产课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财产税制度改革的设想，应在财产法律法规制度建立、税收管理权限分割及财产评估制度与评估机构建设方面进行相关配套改革。
一、财产税的含义和特征 对财产进行课税，是对纳税人拥有或支配的、税法规定的应税财产就其数量或价值额征收的一类税收的总称。财产税不是单一的税种名称，而是一个税收体系。我国现行的具有对财产课税性质的税种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和契税。当前，我国财产税在运行中表现出以下特征：
1．财产税收入比重较低，不能使其功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主要是我国对于财产课税体系重视不够，财产课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低。由于没有一定的收入作为基础，财产税无法确立在我国地方税收中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税收中，其筹集税收收入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财产税的收入调控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2．财产课税制度设计的不规范、计税依据及税额标准设计不科学。现行土地使用税采用分类分级的幅度定额税率（幅度为每年每平方米0．2～10元），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土地市场的开放，土地之间的级差收益日渐突出，这一税额标准显然过低，致使土地使用税的调节力度明显下降。
3．征税范围较小，税基较窄。房产税对城镇个人所有的非营业性的房产、广大农村的经营性房产及位于农村的企业房产均免税，征税范围较小，税基较窄。免除房产税实际上是国家放弃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车船使用税强调对使用的车船征收，而非对拥有的车船征收，既不符合财产税的性质，又缩小了税基。
4．税制改革相对滞后，与当前经济的发展相对脱节。1994年出台的税制改革，其侧重点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改革，而对财产税的触动不大。如现行房产税法是1986年颁布的 《房产税暂行条例》，现行车船使用税的基本规范也是于1986年颁布的 《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有的税种更是在50年代出台，但至今基本上仍按当时的税法执行，比如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另外，还有一些应该开征的财产税税种至今尚未开征，如遗产与赠与税。
5．内外有别、两套税制并存。目前我国对内资房产征收的是房产税、对土地征收的是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外资房产征收的是房地产税（土地除外），对土地征收的是土地使用费（不由税务机关征收）。两套制度在征收范围、税（费）率、计税（费）依据方面都有所不同。
二、财产税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开征财产税的历史悠远，但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其它税系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财产课税是以社会财富存量课税，能起到公平财富的作用。财产课税具有直接税的性质，税负较难转嫁，能起到调控作用。财产课税多是经常性税收，是政府一项经常性收入，财产课税在许多国家属于地方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三、我国现行财产课税存在的问题
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财产税未与主体税种一起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改革。而目前各个税种出台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原有的财产税制的弊端已经逐渐显露。
1．财产税制结构混乱，主体税种不突出，税种既有重叠又有缺位。一是税种设置重复与缺位并存。如现行房产税制，既有内资企业和个人征收的房产税（1986）年开征，也有对涉及企业和外籍个人征收的城市房产税。而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遗产税在我国却迟迟没有开征；二是不动产的主体税种不突出。对不动产流转环节课税的税种，其与一般的经营课税相同。不动产占有税类的税种，它们是对城市不动产征收的，不仅设置税率较低，而且都具有很大的免税范围（如对居民住宅不征税），使得房地产保有环节总体税负水平仅相当于房地产价值的1．5％～2％左右。
2．我国现行财产税内外有别、两套税制并存。目前我国对内资企事业单位所使用的房产征收的是房产税，对其使用的土地则执行1988年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土地使用税；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仍沿用1951年制定的 《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分别征收城市房地产税和土地使用费（土地使用费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内、外两套税（费）制度，在征收范围、税（费）率和计税（费）依据方面均有所不同，造成税负不公，也有违世贸组织一视同仁、国民待遇的
原则。
3．计税依据多种多样，但经济效率水平较低，课征方法不合理。目前房产税计税依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以房产原值为计税依据而不是采用统一的市场价值，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的增值而增加，也无法反映房产的公允价值和时间价值；按照房产原值和房产租金两种计税依据造成了较大税收差距。不动产由于采用历史成本计税造成与市场价值脱节，产生了税收有失公平和效率的结果。此外，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从量计征使得该税的弹性几乎将为零。
4．税收优惠政策过宽过滥，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我国的不动产课税分散在不同的税种当中，因此，税收优惠政策显得比较复杂。比较各种所有制的税负，可以说是国有重于集体、集体重于私营、私营重于外资。据调查，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是外资企业的两倍左右，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税负也比国有企业低。
5．地租、税收、政府收费分配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不动产租税费概念混杂，相互错位，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以税代租、以费代租、以费挤税、诸税费交叉的局面。这导致了我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土地使用效率偏低、耕地保护力度不够。房地产在开发、销售过程中课征的税就多达8种，更有80～150种的收费，特别是一次性以土地出让等形式收取的40～70年的土地使用费。而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只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保有环节的财产税负偏低。不动产流通环节税费名目繁多既影响税收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滋生了乱收费的不良之风，又使税收宏观调控功能遭受极大的限制。
6．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财产税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在收入层面，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在消费层面，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调节贫富。但在财产保有层面，这一对贫富差距具有基础性效应的存量因素，却没有实施税收调节。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作为主要调节手段的税收始终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行税制体系中没有真正的财产税。
四、改革我国财产税制度的设想 随着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提上日程，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财产税改革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重构财产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1．财产税制度改革的目标。为了保障对财产课税的财政功能、调节功能，必须建立起一套少税种、多环节、宽税基、整体配合、功能协调、税制简明的财产课税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既包含对财产转让的课税，更包含对财产持有的课税。在财产转让环节，如果是有偿转让，可按一般商品交易课征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及其附加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有所得还应课征所得税；如果是遗赠，应课征遗产（赠与）税。在财产保有环节课征不动产税（或物业税）和车船税。适当加重财产保有环节的税收。
2．新的财产课税体系。按照上述的总体设想，应当系统改选现行财产课税体系。第一，在财产交易环节，取消车辆购置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合并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代之以新的企业所得税、保留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交易的课税。第二，在保有环节，合并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代之以不动产现值为征税对象的物业税；合并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代之以新的车船税；开征遗产（赠与）税。
3．将地租和政府收费转化为物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规定，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及个人使用。按现行的做法，单位和个人兴建房产等不动产应当与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签订合同，支付相当于40～70年（居住用地70年）地租的土地出让金，并取得县以上人民政府发给的土地使用证。此种政策的实际执行，也就迫使购房者要以支付购房款的形式，向本届政府交40～70年的租金，导致房价居高不下，许多老百姓买不起房。要改变这种情况，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将本届政府一次性收取数十年的土地租金全部或大部分改为以房地产现值为计税依据的物业税，同时要严格限制本届政府对土地的各种一次性收费。将土地租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转化为税，在理论上不存在障碍。我国城镇土地属于国有，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单位和个人，既可以采取收取土地出让金，还可以采取收取物业税的方式。40～70年的土地出让金是否全部转化为以后按年收取的物业税值得认真研究。新的物业税将成为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它的收入比重相当于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年金（现行土地出让金大部分或全部的四十到七十分之一）之和的比重。当然物业税设计的很多细节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只有在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完善的基础上，物业税的实施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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