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去中国化” 习近平有何指向

第一篇：批评“去中国化” 习近平有何指向

批评“去中国化”习近平有何指向

9月9日，习近平同正在北师大参加“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贵州小学骨干语文教师交流。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师大主楼参观“尊师重教、筑梦未来——庆祝第30个教师节主题展”时，从展台上拿起一本课标书翻看。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短短数语，寄托了总书记对复兴传统文化的希冀。“很不赞成”、“很悲哀”的字眼，让第30个教师节多了一丝反思的味道。

“很不赞成”，说的是对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拿掉的态度；“很悲哀”，评价“去中国化”。

寥寥七字，典型的习式话语风格。但就如巨石入湖，激起的是涟漪与波浪。

就事件看，这不过是对当前教育领域一些做法的评价。但事实远没这么简单，当习近平在谈“去中国化”的时候，他究竟在谈什么？

他的问题意识，显然不局限在教育上。有所言者，必有所感。有所破者，必有所立。事情还没有结束。

11日下午，万米高空，前往塔吉克斯坦的专机起飞后，习近平主席就来到后舱看望工作人员，同大家一一握手。一位记者说：“***好！您前天在北师大说语文不能„去中国化‟，反响很热烈。”习近平很有感触地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有人问：从课本里拿掉几篇古诗词，就是在“去中国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在搞“去中国化”的地方都是怎么做的。目光先回到70年前，二战结束之时。

1945年，刚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朝鲜半岛，在美国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而今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则在韩国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全面禁止韩国公共机关使用汉字。

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日本与越南。日本战败后，中学课本中开始很少出现汉文诗文，同时日语中开始出现大量的英语音译假名；同时，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则由知识分子主导地普及拉丁化文字，直至汉字在越南被彻底废除。

而从1990年后期起，尤其是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中国台湾地区推行的“本土化运动”、“台独运动”及“正名运动”等，也大多被冠之以“去中国化”之名。虽然其中复杂纷纭不可一概而论，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都有“减少古汉文书面语文言文的教学时数”一举。

由是观之，去中国化，无不从中小学教材入之。毕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总是千秋大计。

如果说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推行“去中国化”，还有其民族主义的成分在其中的话，那么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和母国，“去中国化”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化态势了。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鸦片战争起就成了一个争论不止的命题。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从清末开眼看世界的进步人士到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从维新派到五四爱国学生的数代有识之士，无不开始思考一个残酷到惨痛的命题：曾经绵延和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究竟还能不能挽民族于亡国灭种之境地，是否依然能保持其伦理纲纪的地位？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传统文化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浮沉起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三个自信”被打倒、被迫反思又被迫建立的历史。诸如1988年《河殇》一般断言“蓝色文明”必将战胜“黄色文明”的论调，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的“去中国化”变种。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有言：“今天有种有趣现象：连一行马克思著作都没读过的人都敢嘲笑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今天也有相似的现象。

对传统文化的判断和评价，需要结合其历史条件与处境。批判传统力度最大的鲁迅、周作人、胡适和毛泽东，同时也是浸淫最深、收益最大的人。这足以令人深思。

可以说，在今天，重谈传统文化，又不仅是一个对待传统资源的问题。

2010年，同样是教师节前，《红旗文稿》用连续三期的篇幅，刊发了一篇署名“云杉”的文章：《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文章写道：“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是文化版的“三个自信”。

而在习近平看来，传统文化代表的“中国化”，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文明自信”，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

在今年2月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而在9月5日人大60周年的纪念讲话中，习近平则称，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上，“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

如何对待历史，就是如何选择道路；如何对待传统，就是如何对待明天。对“去中国化”的批判，事实上是对“全盘西化”的批判，是对“中国”的自觉与自信，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的挣脱与重建。从这个角度看，“去中国化”问题就远不是一本教材的增删可以涵盖。

第二篇：春节民俗文化何去何

“舞春牛”的衰落

据查，“舞春牛”本是广西邕宁县等地春节游艺活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通过“舞春牛”，一方面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丰衣足食，另一方面感谢牛的辛苦，满怀深情地赞颂一起辛勤劳作的耕牛。村民也借“舞春牛”交流一年收成、生产技术、农业知识。牛身用竹片编织而成，黑布或灰布做套，绵纸做头和角，画上中眼。两人一头一尾钻入布套中，边唱边舞。一人头包毛巾，手扶犁架跟在后面，做犁田状。其他人或提灯笼，或敲锣鼓，或领唱春牛歌。每到一村，先在土地庙前表演，叫做“老虎入村投土地”。然后挨家挨户预祝人寿年丰。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笑声。

舞罢上村又到下村，从初一闹到元宵节。“舞春牛”的人们为农家带来了节日的欢乐，同时，也寄托着对农家丰收、祥和的祝愿。可是，遍寻南粤大地，今天的“舞春牛”再不复往日光景，竟已到无人可舞、无牛可舞的境地，仿佛只有老人们昏暗的记忆中，还留存着那么一缕亮丽的影子。

一位曾赫赫有名的“舞春牛”表演者叶圣罗老人，不无伤悲地吐露，现在已经没有人愿学这种“土得掉渣”的玩意儿。80多岁的叶圣罗老人回忆：“过去我们一边舞春牛，一边报春、打春、赞春，边舞边唱赞春词，挨家挨户送春牛图和写着迎春接福、春到家兴、春到福临之类的小红幅。每到一处，总是人头涌动、万人空巷。”

确实，作为一门古老而传统的技艺，“舞春牛”实在比不上现代网络、电视、KTV等高科技的通俗有趣、便利舒适。可是，传承了2000多年的民俗文化却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隐没，这些文化有着深刻的民族特色，地土风情，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文化的最直观的形态，是团结一个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纽带。

春节文化的民俗习惯

不仅只是“舞春牛”，春节的种种民俗活动多如繁星，喜庆而各具特色，往往表达着人民对来年的祝福与祈祷。例如转糖饼、滚灯、皮影、斗鸡、跳房、踩高跷、滚铁环、舞龙灯、竹麻号子等的民间绝活表演，可谓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精髓所在，历来都在中国的春节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宵，大年初一去拜年。”这首民谣道出了北方的传统年俗，记载了文化、生活历史，更反映了中华民族春节文化的世俗性、广泛性。这段表明如何忙碌操办春节的民谣，多少年来传唱至今，表达着迎接春节的喜悦心情。

普遍流传于大众中的贴春联、贴门神、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守岁、祭财神等“春节必备”，是每年春节家家户户必定会遵守的习惯，有了这些，才算是有了“年味”。“爆仗”、“炮仗”、“鞭炮”，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中、南部地区，都会在过年前的一段时间内熏好大量的腊肉腊鱼，作为过年的信号。还有舞龙灯，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活动，各民族都有舞龙灯的习俗，寓意请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般在农历正月初三出灯，十五结束。“灯龙”由九节组成，舞龙灯时非常热闹，前有二至四对排灯开道，排灯后还有鱼、虾和蚌壳、灯笼等，在锣鼓、号角声中晃头摆尾，畅游各街头巷尾。

春节民俗充分体现了我国5000年来悠久的文化以及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春节民俗更是文化遗产的精华部分。

民俗文化的流失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的春节民俗，犹如浩瀚烟波中的微尘，逐渐被淹埋在了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往日辉煌。传统春节正在日渐式微，《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的一份联合调查显示，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春节民俗文化已经不那么熟悉了。近半数的人表示自己过节期间会“放鞭炮”和“给晚辈压岁钱”，只有两成不到的人会“烧纸摆供祭奠祖宗”以及“写对联、福字”。春节活动日益趋向简单，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传统民俗文化的进一步流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教授罗红光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复杂的祭祖仪式由于难以操作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古时候人们可以通过祭祀的仪式来展示自己的家族兴旺，在现代，大

家同样需要寻找一种对外显示自己经济水平和家庭状况的方式，所以压岁钱就越给越多，烟花爆竹也越放越奢侈。他认为“过年方式的变化是由社会的变化决定的。民俗的流失是年轻人对文化的重新选择。有一部分民俗文化可能是流失了，但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精髓，而且必须在当时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生存。年轻人在传统的节日中加入了现代元素，其实是中国民俗文化对现代生活的一种适应。我倒觉得这是文化的一种进步”。一位网友却提出“春节过年回家只是一种形式，对家人的团聚之情不一定要通过过年回家来体现。很多商家在春节前后大卖各种商品赚钱，很多人在春节暴食暴饮住院，很多人在春节放烟花引起伤人火灾事故，而且因为春运更导致全国交通超负荷运转，现在的春节晚会也一年比一年烂。”可是，我们以此为由，就可以要求取消春节过年回家团圆的风俗习惯了吗？

春节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再现，是民族特征与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是巩固情感、维系亲情的纽带。可是，日益失去传统文化内涵的春节还有多少年味，没有年味的春节还算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吗？

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馆长曾说：“100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或许还要到我的博物馆来。”还有许多源远流长的地方性民俗文化技艺，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黯淡，不复记忆。背装，又叫“背妆”、“背桩”，据说已有200多年历史，是河南省嵩县旧县镇西店村的民间艺人，在吸取戏剧、曲艺、舞蹈、雕塑等多种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民间造型艺术。可是如今，却很少有人会这门技艺了。“目前民间艺术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局面，在南京，过去家家户户都会扎花灯，如今只有几十个人在做这种工作；在江苏扬州，工艺厂艺人的工资只有500元，抵不上当地一个保姆的工资；一个雕刻象牙的艺人，目前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看门”。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室主任陈竟教授无奈地说：“从事民间艺术的人越来越少，这样下去，民间艺术最终将毁灭。”民俗文化存在断代危机。带有传统意味的春节往往不太受青少年的欢迎，另类的西方节日文化却虏获了绝大多数青少年的心，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种尴尬。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的价值经济化，大众媒体对“洋节”的猎奇与追捧，商家对“洋节”的有意炒作，恰好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的快节奏，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时尚追求。而传统春节习俗古老而繁琐，内涵深远却不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观，再加上并不明显甚至根本没有的经济价值，失宠自然难免。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断裂，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幸存的民俗文化，已经越来越脱离其存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生存状态中被抽取出来，成为一种戏剧化、仪式化、观赏性的文化商品，已然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仅剩空虚的外壳，供人赏玩。春节在法定假日的规定下，已经成为单纯的假期，是一年一度的“黄金周”的开始。

传承民俗从创新开始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延续至今，是中国人自己最渴望的一种自觉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节也是一种文化胎记，包含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价值。春节以其特有的乡土情结和亲情，形成了一种最为强大的精神同心力，成为中国传统节日中最普及、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高有鹏曾在2005年撰写了一份《保卫春节宣言》，向社会呼吁要对传统节日多一些关心，对“洋节日”少一点盲目的热情。这份宣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场“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孰重孰轻的辩论。《宣言》从开头就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春节会丢失吗？我们会过年吗？我们到哪里过年？《宣言》指出，中国传统节日之所以能流传千百年，是因为每个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然而在今天“全球化”和“商业经济”等新的文化语境下，以春节为代表的民俗文化节日正在遭受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应该“保卫”好我们的传统节日，决不能让它在“洋节日”的“围攻”中丧失魅力。

无独有偶，2008年12月25日，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先生表示：“洋节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自己。”冯骥才认为，“洋节”盛行还有一个历史原因：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淡化了民族民俗。随着人们生活富裕，需要用一个个节日掀起娱乐高潮，这时发现我们的传统节日“贫乏”，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于是，那些富于人情味的洋节便顺理成章地钻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国人普遍抱怨“年味”越来越淡，对“洋节”越来越重视的时候，“春节”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漂洋过海，在国外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放射出愈发璀璨的光彩。美国总统曾就我国农历新年发表贺词，美国纽约州于2004年11月将春节定为法定节日，纽约市旅游局在旅游手册中将唐人街迎新活动列为“不可错过的”观光项目。菲律宾政府也将中国农历大年初一确定为全国特别“工作假日”。

传承春节传统，不是口号上的喊喊，更是行动上的防微杜渐、勇于创新。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创新，任何事物都将是一潭死水。恢复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必须用有效的创新手段，改造春节传统的文化活动，为之注入现代文化的元素，使之既获得国民喜欢，又得到国际认同。也只有给春节传统赋予新的元素，才能让这一传统节日文化更好地得到继承、发扬和光大，才能增加春节文化的独特性和新颖性。

电话、短信等现代化的通信方式，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替代传统的团聚方式，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民俗文化而被普遍接受。经济的发展，也许冲淡传统节日的文化气息，但也为传统文化节日注入了新的元素，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

过节旅游成为春节人口流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正在改变过节的传统方式。春节期间全国众多旅游点都推出各种形式的民俗旅游。在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举办“游周村古城，过民俗大年”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包括赏花灯、猜灯谜、戏曲展演、民间杂耍等活动；在安徽乾县，则推出了可供游人参与的打食桃、裹粽子、写春联、辞岁、扎灯笼、拜祖宗、拜大年等系列民俗活动，还组织地方民间艺人表演极具特色的地方小唱、民间歌舞、民俗婚礼等。传统民俗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精神的外在风度与文化底色，而民俗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则为促进传统民俗的回归开辟了一条新路。

民俗文化张扬的表现形式，表面似乎是传统或怀旧的回归，实质上却是民族民众心中情感意愿和立场观念的展示，其内里往往蕴涵着文化观念的转变和价值的重估。春节的外延还可以扩大，内涵还可以挖掘，赋予更多的民俗活动以时代意义，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节日的“喜”和“庆”，会让这个古老的中国节日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NU1DA20100401

第三篇：学习习近平“四有”教师指向“四个导向”

学习习近平“四有”教师指向“四个导向”

精神心得体会

——刘珊珊

习近平指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广大教师要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

学习习近平“四有”教师指向“四个导向”，使我深刻认识到该如何做名合格教师。在于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的知识，有仁爱之心。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递者、学生人生道路的引路人。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梦想要以梦想去点燃，理想要用理想去唤醒。一个抱有理想信念的教师，才有可能在孩子、青年的心中播下梦想的种子。古人讲：“贤希圣，士希贤。”作为教师，我们要努力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帮助学生筑梦、追梦、圆梦，让学生成为实现我们民族梦想的正能量。

教师道德品质不仅是教师自身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是作用于学生的教育手段。其高尚与否，关系到到素质教育能否得以正确顺利地实施。教师必须有高尚的品德。教师职业的最大特点是培养、塑造新一代，自己的道德品质将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在教育活动过程中，教师既要把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又要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影响学生、感化学生，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地成长发展。因而教师必须要有高尚的思想境界，纯洁美好的心灵。在工作中，教师要安贫乐教，甘于奉献。既然我们选择了在偏远的山区，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受得住挫折，将自己的所有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实践中去，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的“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要成为当今合格的教师，就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充实自己的学识。博学多才对一位教师来说非常重要，苏霍姆林斯基曾提出：“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需要有一桶水。”然而，知识绝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它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量和质的变化，特别是在被称作“知识爆炸时代”、“数字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爱心是学生打开知识之门、启迪心智的开始，爱心能够滋润浇开学生美丽的心灵之花。我们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使学生充满自信、昂首挺胸，又通过尊重学生的言传身教教育学生尊重他人。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鲜活而稚嫩的生命，为他们的快乐成长而努力工作，用爱心去浇灌学生智慧的花朵，用真情去感化学生幼小的心灵，用智慧去启迪学生智慧的人生，用人格去熏陶影响学生美好的未来，用理想去塑造这一个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生命。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践行“筑梦人”的义务和责任。

第四篇：习近平批评同志不能心有余悸

习近平： 批评同志不能心有余悸

2013年09月28日04:19

来源：京华时报

据新华社电9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省份河北，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要求会议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年，自己沙发坐得多了、板凳坐得少了，一言堂搞得多了、群言堂搞得少了，高脚杯端得多了、大碗茶端得少了，作风上的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自己有时调研就像演一部下基层电视剧，事先有脚本，事中有导演，事后露露脸，自己就是一个演员。”

这些具体、实际、尖锐、针对性很强的话，是民主生活会上常委们的发言片断。13位常委在对照检查中深入查摆自己“四风”方面的问题，体现了揭短亮丑的勇气。

4个半天的民主生活会即将结束时，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不能把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

现场

常委们“真刀真枪”相互批评

在民主生活会上，省委常委们的相互批评是“真刀真枪”的。

周本顺作为省委书记首先接受了其他常委的批评。

“在工作摆布上，把扶贫工作放在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城建设这个攻坚战中，显得不突出，值得下一步引起注意。”省委副书记赵勇说。

“本顺同志作为省委书记，在干部问题上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应该尽快熟悉干部的总体情况，特别是注重保持干部政策的连续性。”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说。

“本顺同志要更加注重决策民主化。”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提出。

周本顺带头开展自我批评，也带头对其他常委提出批评意见。

说省长，他直言不讳：“庆伟同志听取意见不耐心，看似性格脾气问题，实质是一种官僚架子。不改，危害很大，容易造成决策失误。”

说赵勇：“最大特点是干事有激情、有思路、有办法，但急于求成、注重规模声势和形式也是一个明显缺点。”

说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臧胜业，他直指病根：“胜业同志说自己患了‘工作晚期综合征’，确实自我诊断很准，多栽花、少栽刺，‘好人症’是比较明显的。”

照镜子，正衣冠，其他常委之间毫不避讳。

曾在石家庄一起搭班子共事的艾文礼给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提意见：“有时工作急躁，批评同志有时不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同志们的干事积极性。”

孙瑞彬则对艾文礼表示：“工作热情高，经验丰富，但在抓工作落实上有时不够狠，有时工作没能一竿子插到底，也有官僚主义表现。”

其他常委也都听到了来自班子成员的直言批评。

对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崇勇，有人批评：对行政工作抓得紧，对保证行政工作顺利进行的工作没有下很大的力气抓。

对梁滨，有人提出：同干部接触交流得不普遍，对有些干部的情况了解掌握得不全面。

对景春华，有人批评：文山会海首先是办公厅把关不严。提高会议、文件质量，仍然是个大问题。„„

>>总书记点评

没有官话套话，很有分量

“班子成员相互提醒和批评，虽然言辞不多、语气温和，但抓住了关键，很有分量，不是那种官话套话，既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又有加加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从中可以看出诚恳帮助同志、维护班子团结的觉悟。”这是习近平对这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的评价。

北京市领导学习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

郭金龙：河北民主生活会“敞亮”

京华时报讯昨天下午，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进行第十次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河北省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锡文参加。

市领导学习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关于河北省委常委会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新闻报道和《焦点访谈》专题片，学习了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简报第70期《河北省委常委会召开高质量专题民主生活会》，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对本市开展活动的有关要求。

郭金龙在主持学习时说，总书记在河北省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对我们下一步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对我们进一步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市级领导干部，我们要带头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带头学习好河北省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的经验，进一步增强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整改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发挥好示范作用。

郭金龙指出，河北省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敞亮、深刻，为我们开展活动带了好头、树立了标杆，也使我们每位同志的思想深处受到了很大触动。相比之下，本市市级领导班子在自我剖析、撰写对照检查材料方面，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还有不小差距。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充实完善对照检查材料，提高查摆问题和聚焦“四风”的针对性，明确整改方向和措施，为开好高质量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准备。

第五篇：党媒解读习近平年前回延安有何深意

党媒解读习近平年前回延安有何深意

2015年02月15日

习近平赴延安梁家河村考察

习近平赴延安梁家河村考察

习近平赴延安梁家河村考察

人民日报客户端 董宇 岳小乔

2月13日，农历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陕西考察调研，向革命老区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

第一站，习近平到的是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而这里正是他迈出人生第一步的地方。

◎看望父老乡亲，不忘当年

众所周知，对习近平来说，延安有着特殊的意义。

习近平老家是陕西富平，距离延安不到三百公里。年轻时的习近平，还在延安的梁家河村插过队，延安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插队时，习近平跟社员们一起住土窑洞，跟同行的知青们一起吃玉米面窝头，时常要将一担七八十斤重的猪粪、牛粪，从家门口挑到几里外的山上。

据媒体报道，习近平回忆起这段日子时曾说：“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并表示“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

临近春节，习近平重回故地，这也是他担任总书记以来第一次来到延安。虽然曾经的“后生”已经是国家的掌舵人，但从报道中的各种细节来看，他看望乡亲们，给大家拜年，没有一点架子，就跟普通人过年回老家一样。

◎带着夫人拜年，人情味浓

许多人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这次习近平带着夫人彭丽媛一起回到了延安，跟乡亲们见面时，习近平专门用陕北方言介绍：“这是我的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彭丽媛也跟老乡们频繁互动交谈。

近年来，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彭丽媛很少陪同参加国内的参观考察。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彭丽媛出现在了网民的镜头之中。而山东，恰好也是彭丽媛的家乡。

过年带着老婆孩子回家，是中国人的传统。此番习近平和夫人一起回到第二故乡，使得此行更多了一层人情味。

彭丽媛曾有一首代表作《父老乡亲》，大家耳熟能详，歌中唱到“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此番旋律这个时候听起来尤为应景，回家过年，看望乡亲，正是远方游子的心愿。

◎春节前夕到老区，背后有深意

除了省亲，回到延安还有格外的深意。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做出了一系列的关键而及时的历史决策，成就了我党政治上的辉煌期；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形成了我党独特的风格。

习近平在年前专门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圣地，显然不是随意而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重温党史，必然能够汲取力量。

十八大后，习近平曾先后到河北阜平、西柏坡、山东沂蒙、福建古田等革命老区考察。

这一次专门挑在年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考察，总书记无疑是在用行动表示对革命老区的关心，表明我党不会忘本，不会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也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