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

第一篇：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

英国从“中间区域”突围

—— 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一)徐瑾 10月3日 14:55

中央银行大概是最神秘的银行，中央银行家也往往成为报纸头条主角或者阴谋论的核心。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之以“堡垒中的堡垒”，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革命，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

今天谈起中央银行运作规范，往往言必及英格兰银行以及美联储如何如何，以至于《xx战争》中大喝一声：“你知道中央银行是私人银行么”，不少人顿时傻眼，马上以为知道惊天秘闻，随即对于阴谋论之流五体投地。事实如何？历史犹如化石，永远是层层叠叠而就，真相总是比有的人想的单纯，也比另一部分人想的曲折。英格兰银行在17世纪诞生，其成立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条，战争。

聪明不过希腊人，他们早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而一切战争的母体则是金钱。作为大陆强国的法国和海洋强国的英国，在欧洲历史上一直斗争不断。法国在西欧面积最大，人口又是英国三倍，这些因素在冷兵器时代都非常重要，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应对甚至在18世纪压倒法国，其背后离不开制度的作用，尤其金融体系的支撑与财产权的保护。

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如此评价17世纪英国的处境，“法国的规模和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使这两个国家都成了欧洲的强国。尼德兰的效率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三个国家都向英国提出了不断的挑战……英国必须寻找一个中间的领域。”

所谓“中间领域”，对于英国而言就是开拓新市场，学习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纪完全看不出冠军样的英国在18世纪领跑，成为一个“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事实上，历史上的欧洲的地理分割纵然使得各类冲突绵延不断，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竞争以及国家演化，谁占优，引来效仿，谁落后，难免淘汰。

依赖商业和贸易，英国面貌开始变化。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数据，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大概4倍，同期法国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国人均寿命以及城市化也高于法国，伦敦人口增加了13倍，伦敦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业影响渗透入政治，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发轫更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变革。比起欧洲的其他同侪，英国银行业起初委实不起眼。意大利人13世纪已经开展城邦债券，其北部城市热那亚的作用一度被历史学家认为比肩今日的国际结算银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已经孕育了现代期货期权交易，相形之下，17世纪末的英国的金融业远远谈不上繁荣。伦敦城的金匠们刚刚开始学习利用个人信用经营银行业务，比如保留一部分储户的现金，同时将剩余部分借贷出去，金匠的收据也开始作为银行本票的雏形大行其道。《利率史》中如是吐槽当时的伦敦，“没有货币市场，没有实质性的银行，没有组织有序的国家债务”，其运作模式被视为难以脱离中世纪君主贷款窠臼。

不仅因此，国王之手始终不时染指金融。1640年，国王查理一世曾经因为财政枯竭而通知铸币厂不许支付，这使得商人们已经放入铸币厂的金银强行被国王“借走”。

当时，铸币厂的地位比起今天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当年艾萨克·牛顿晚年就一直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并且因为督办得力被封为爵士。如此所在，理所应当应该被视为安全的托管所在，但类似的事却发生过不止一次。1666年英国就规定了铸币自由，意味着只要付出一定熔铸费用，人人都将金银送去铸币厂换来足额货币。然而，查理二世在1672年再次犯规，让财政部汇票赎回暂停，此举令不少颇具声望的金匠破产，对公众打击不小——须知，英格兰早期的银行业与金匠业渊源甚深，不少人认为银行家主要来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学家认为银行起源不仅甚至不是主要来自金匠，还有商人、公证人、实业家、包税商。

类似事件使得英国民众充满了不安全感，一方面促使他们把现金存入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手中（如前所说，他们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面日渐充盈的社会资本此刻非常需要可靠的储蓄之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银行。可以说，历史已经准备好了舞台，等待英格兰率先从中世纪突围，开启银行业新时代。（待续）

英国国王的信用原本在欧洲不差，尤其对比后来经过约翰.劳事件折腾的法国，但上述一连串铸币厂和财政部“停摆”、“出借”事件则让商人们人人自危，使得继任的英国国王信用降到谷底，陷入借钱困难的窘迫境地，也为民间商业力量有了更有利谈判条件埋下伏笔。

国王永远缺钱，中世纪银行很大一块主顾就是各国君主，主权信用不高在十七世纪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错的英国国王信用的暂时低落大赚利息，对于投资人是个可以善加利用的“优势”，但也得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私人产权的保护。换而言之，投资人必须免于被政府随意掠夺的恐惧，避免1640年与1672年那样状况重演，这意味着必须依赖对君权甚至公权的有力约束，这一前提条件随着光荣革命而成为现实。

光荣革命于1688年爆发，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成为第一位立宪意义上的英国国王。他同时也是荷兰总督，随他而来也有荷兰商人的财富以及金融理念。通过君主立宪制，国王的权力进一步被“关进笼子”，财产的胜利则逐步使政府定位由压迫者变为保护者：与此同时，从阿姆斯特丹涌入的创新金融风潮也迅速被伦敦同行们学习领会。

从麦迪逊数据可知，在17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增长超过英国并且达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兰，而伴随着威廉登基英国，使得英国经济制度以及金融创新都追随了荷兰的脚步，就像英国的追赶着学习英国那样亦步亦趋，当时英国媒体曾经如是抱怨荷兰对于英国的入侵，“我国的所有商人都正在变成荷兰的代理人。”

更大图景地看待，英国不仅有效学习了荷兰这一最佳版样，而且也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民族国家的复兴。伴随着工业发轫，历史的潮流开始变化。历史的风向在转变，以往城邦领风气之先的趋势不再，历史学家把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几乎成为最后一个城邦的传说，一度因战乱、黑死病而陨落的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现代经济的扩张背后需要强大国家的支撑，国家力量与市场利益形成合力，“国家在为别人和为金钱出力的同时，也为自己效劳。”

对比之下，历史学家大多公认英国和法国虽然同为西欧大国，但在17世纪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作为早熟政治成果的民族国家很晚才过渡到作为经济成果的民族市场，而民族市场则预示着领土国家在物质方面的胜利”——这两句话各有指代，法国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现代国家，但由于各种国内分割和牵制，却迟迟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英国不同，与欧洲大陆的地理隔绝，加上与苏格兰等地并入，英国成为首个形成民族市场的领土国家，并且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迅速转入商人统治之下”。

世代如落叶，城邦与国家的命运随着经济趋势的变化而流转。“在经济世界的中心，总有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和享有特权的国家，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充满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钦佩。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就是如此，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美国，都是如此。”伴随着英国命运的变化，历史的舞台已经搭就，英格兰银行呼之欲出。

1694年，对抗法国的“九年战争”已经打了5年，英国每年开支由200万英镑上升到500万英镑至600万英镑，政府的财力已经山穷水尽。

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几乎是英国对抗法国一个缩影，他的一生也都在对抗强大的太阳路易十四。他一方面以自己的名义四处举债，主要对象是支持他的辉格党商人，根据《利率史》记载，某些贷款利息甚至高达30%，另一方面政府也出面发放贷款，成本同样不菲，折算下来也高达14%，对比之下，荷兰等地的贷款利率仅为3%到4%，且无需贷款担保。面对如此沉重的财务成本，即使国王，也不堪重负。他甚至给属下的信中埋怨道“看在上帝的名义上，赶快决定为这里的军队找到一些信贷”，如果不能获得资金，国王自认将打败仗，“我必须去印度”。旷日持久的战事，孤注一掷的国王，资本丰厚的公众，有贷款的需求，有投资的需要……数项因素组合在一起，作为救命稻草，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一种筹资方法出现了，其首要目的就是为政府募集军事军费，以对抗强大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数月之内，千余家商家以私人合股公司方式组建，股本120万镑，以年息8%贷款给政府，与之对应，还款由轮船、酒类等税收和关税作为担保，英格兰银行获得4000英镑作为管理费，国王也授予其有期限的特许经营权，也永久性地免去每年缴纳十万英镑的义务。

回望英格兰银行的组建，今天不少观察家往往将其与为英国国王“分忧”等爱国主义情结直接联系在一起，其实究其根源，或许首要目的正是为了将国家目的与君王野心有所切割，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由国家预算代替国王的荷包，由国债代替皇债”。

为什么股东（甚至公众）愿意做出这样的盘算？利益是人的本性，当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包含各色人等，主要源自金融城的商业人士，也包含一些阿姆斯特丹人以及犹太人。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指出，除了为战争筹资，英格兰银行的私下目的是贷出银行券牟利；也有学者认为因为战争积累不少现金的商人急需投资机会。

无论何种具体动机，最终的结果促成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机构诞生：“既不是金匠的金匠作坊演变为银行家的银行，也不是商人中的精英为了私人目的而创立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支付机制”。

从更大格局来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对于英国的权力重新划分以及国家秩序重整也至关重要。当时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与国王共舞是件微妙的生意，如果国王过分贫穷，那么可能国家不安全，国民不安生；如果国王过分富裕，那么难免浪费。如此情况之下，一旦引入英格兰银行的制度安排，国王的收入归国王，而军事以及其他费用归议会，这些费用由有产者提供，同时通过借款，也切切实实让当时积累财富的有产者获得稳定回报的渠道。一切安排背后仍旧权力与商业的勾兑与交换，正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中央银行首先是权力与国际统治的工具，“我帮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听我摆布。”

回看历史，当时银行业最为先进的银行业诞生于荷兰和英国，与其制度环境紧密联系。专制主义仍旧是当时欧洲（甚至世界）的主流，英国略好于其他国家，毕竟13世纪就有约束国王的《大宪章》，而光荣革命的产物之一就是君主立宪制，《权利法案》开始有了个人自由等字眼，其精髓也被世人认为是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资本竞争的时代，谁最能克服专制体制对于经济行为的阻碍，自然金融业也最为发达。尽管生来和政府需求挂钩，也算拯救王国军队于水火，但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可没有什么稳定之类的央行义务，“最后一种方法”和“最后的贷款人”还扯不上关系，这家机构看起来仍旧只是一家对股东负责的私人机构。

作为一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如果非要说起特别之处，仍旧是在于客户。毕竟和所有银行一样，客户始终是银行经营的关键，和当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找了教皇作为主要客户一样，英格兰银行从成立开始就使得政府成为其首要客户。

尽管如此，在设立初期，为了避免人们的担忧，政府贷款局限于议会授权贷款之内，同时英格兰银行被禁止购买公有土地。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权的经营时间和延长，并非容易得来，期间也经过多次讨论博弈，这又是另一段长长的故事了。学者塞耶斯在《英格兰银行1981~1944年》曾无不打趣地表述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责为三项：其法定任务是确保钞票可以转换为金币，其政治任务是顾及政府的金融需要，其商业任务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收入。

在近日流行的《美联储》一书中，一位终身反对美联储的众议员曾经宣称“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书中接着援引供职美联储近30年、担任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及美联储委员的菲利普·E.科德韦尔（PhilipE.Coldwell）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美联储会把自己看做是美国政府。但有些时候，避过某阵风头之后它又不把自己当做是政府。”

所谓怪胎，就在于是其官方与非官方的模糊与暧昧。作为美联储模板之一的英格兰银行，在其历史也一直面临类似纠结，从诞生之初种下的“特别”，也为日后英格兰银行的命运打上了烙印，中间的暧昧以及扭曲也造成了一连串故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特别”可以带来好处，但有时候则也意味着责任。

也正因此，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金融编辑白芝浩就在其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英格兰银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还是一家由辉格党创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时也承认，英格兰银行在他的时代可谓世界上离党派政治最远的机构。

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日起，出售银行券牟利就被视为一个重大动机，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19世纪英格兰银行发出的银行券不仅没有改善货币供应，反而使得货币供应更差。

银行券是当时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算是钞票的前身。早期的银行券往往可以随时兑换黄金，比起汇票更为便捷，都是私人银行发行，并且有多家银行加入发硬。与之对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也需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并不是如同今天的印刷钞票即可，因而资信良好的银行券也更受欢迎。马克思显然也是一位热衷谈论货币的狂热者，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对于英格兰银行以及银行券等的讨论，他曾经如此总结“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银行券日后被作为钞票、法币之类的衍生，也是在历史之中逐渐形成。18世纪的英国尚无如是认识，当时有超过200多家银行发行银行券，但是数额和面额甚至信用都无法和英格兰银行比肩——私人银行往往更为进取，但是银行券的初始发行往往难以克制，最终往往以挤兑破产收尾。

英格兰银行最开始主要是为政府债务，从事汇票、本票等普通银行业务，由于其资信良好，他们的银行券也大受欢迎。英格兰发行的银行券最初面额不菲，往往局限于伦敦地区，也不是寻常的零售方式，往往是作为大额交易中黄金的替代品。尽管英格兰银行资信良好，但它的利润和大多数银行一样，依赖于公众对于其发行银行券的自愿接受和流通，这意味着当有人需要兑换银行券时候必须给出回应，即使在危机时刻。

18世纪的历史仍旧波澜不断，无论是1720年南海泡沫还是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入侵事件，抑或1793年拿破仑的影响，伦敦都是**中心，政治事件都引发了金额危机。在面临挤兑时候，英格兰银行采用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1720年时还是1745年，面对兑换的要求，英格兰银行故意放慢支付行为，往往以较小面值的硬币支付银行券，同时又用“赢得的时间”召集伦敦商人表态愿意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到了1797年，形势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人即将登陆的传言令伦敦银行难以为继，不得不暂缓兑付，索性由政府出面决定，而皮特首相不得不出台法案，在忐忑之中禁止兑换，后果如何呢？按照布罗代尔的叙述，少年得志的皮特素来自信，但也深怕这一法令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结果却令人意外，不仅一天之内就有1140商人签署了愿意接受银行券的声明书，同时 《银行限制法》也由原定的六星期变为实施了近四分之一世纪，期间一切运行正常，“拿破仑战争期间居留英国的一名法国人甚至说，所有这些年头，他未见过一枚金畿尼。一场本身特别难以支持的危机就这样度过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银行券原则上没有任何但保，但照旧流通，与铸币的比价保持不变、至少直到1809至1810年间是如此。”

英格兰银行的一小步，最终造就了金融史的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仅恐慌在千钧一发之际停滞，同时英国人接受了纸币。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取代了硬币，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开始流通来看，这是金融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不可否认，纸币虽然是中国人最早发明，但是大范围的接纳却是始于英格兰银行的系列实验，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带来革命性的意义，正如亚当·斯密早在就认识到纸币对于经济远远不是方便那么简单，而是再造了经济的空间与要素，“在任何国家流通中的，并使土地和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给适当的消费者的金银货币，都是死的存量。货币是一个国家资本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银行明智地用货币代替大量金银，使得国家能将大量这种死的存量变为积极的生产性存量。在任何国家流通的金银可以恰当地比作公路……用一个极端的比喻，银行明智行动……提供了一种空中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进行的一切金融实验甚至不完全依赖权力强迫，很多程度上基于英国公众的自由选择。按照里瓦尔的见地，“货币的强行流通并不等于说是合法流通。没有人被迫接受这些纸币作为付款。但是，伦敦的商家，仍然不打折扣地继续接受这些纸币。”除了爱国之心以及公民责任，民众的支持更多源于他们对于政府以及国家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稳定经营，也基于政府议会的承诺的稳定性。

这是对整个英国体系的信任投票，而这种信任，反过来不仅促使了纸币的诞生，也为英国的称霸奠定了溢价；“银行券的保证金肯定不是金银，而是不列颠诸岛巨量的劳动产品。英国用它制造的工业品和它的转口贸易取得的收益向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数额惊人的资助，从而使他们能打败法国，维持一支在当时叹为观止的舰队以及庞大的陆军，从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扭转局势，使拿破仑陷于困境。在那个时代，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能力做同样的事。”

19世纪是欧洲全面迈入工业革命的大时代。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的数据，从1870到1913年，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都快于他们的收入增长，这说明那是一个贸易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当时的全球投资非常活跃。这样的时代事实上或许需要一个帝国为之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英国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虽然一直被诟病为帝国主义，但是似乎比起其他同侪干得出色。

19世纪的英国远非17世纪的英国可比，尤其在金融领域。根据《世界经济简史》的记录，19世纪的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而且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领先同侪，1870年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1880年，其面纱和布料的产量超过其余欧洲国家总和。

19世纪末世界经济已经达到高度一体化程度，这离不开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贡献，尤其是19世纪英国也一直坚持金本位制，而18世纪时虽然宣称是复本位，但实际金子仍旧受欢迎得多，伴随着新世纪银矿的发现，白银愈发贬值，金本位的地位更是得到空前的巩固。

由此可知，这也一个金融狂飙的年代，各种币制实验以及理论层出不穷。货币攫取了每个人的关注力，不仅诸多李嘉图等经济学家都参与论战，各类大师对此着迷不已。比如，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存在各种解读，最有趣的说法是其发明权最早可以追溯到哥白尼，对比后来牛顿对于黄金白银比价的关注，难怪经济学家惊呼“这两位天体力学的英雄并没有忽视货币力学。”

金融不是一张白纸，货币起源注定不同金属都在交换中存在重要地位，但也造成困扰，从比价稳定到数量，最常见就是刚刚谈到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也是在金银固定兑换比率之下，当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譬如银的市场价格比实际价值高，那么意味着银被高估，同时也表示金被低估，那么人们就会融化金币，同时将银币花出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的金币越来越少，反之亦然。

于是，在金银复本位制度之下，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成为常态，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

在崛起的过程之中，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在历史上如何面对这些棘手问题呢？伴随着上篇所提及的英格兰银行券的广泛使用，也促成了英镑此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第一传奇，这是一个偶然。考察英镑在长时间的历史表现，或许也可以帮助理解英国的独特：为什么英格兰银行出现在伦敦？为什么伦敦公众可以接受纸币这一安排，以及英国后来的衍生金融制度设计。

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价格，据说是根据牛顿的建议将黄金固定为3英镑17先令，这个价格持续到1931年，这年被认为金本位元年。此外，银子虽然不那么受欢迎，仍旧在使用，其非货币化直到19世纪末才在主要国家完成，对比中国，迟至20世纪40年代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

可以想象，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政府、人民为之付出了相应代价，才使得英镑几乎以超然历史之外的姿态存在，但他们也收获了信用，英镑资信之佳，被认为接近黄金，因此四处被接纳，以至于学者不得不承认，金本位时期最通行的国际付款方式不是黄金，而是英镑的银行本票。

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不仅制定伦敦的利率，相当长的时期也内制定了世界的利率，对比之下，英国的其他跟随者的各种实验往往以通货膨胀收场，也使得法国之类的国家无法像英国那样借钱打仗，而只能以硬通货交易。

麦迪逊认为英国在十九世纪的优秀表现与金融体系相关，除了稳定健全的公共信用和货币体系、相当规模的资本市场和公债市场之外，从1821年保持下来的金本位制度也相当关键，而这为旨在稳定汇率提供了有利条件。

19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币制的不同也造就持续的争议和间或的混乱。金本位的英国和复本位的法国央行之间也有过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英国银行业期间针对贸易融资较多，大陆国家则有不少工业贷款，这或许展示两种银行业经营不同思路。

金融历史没有恒定不变的优势，即使是金本位制度，也不能永葆英国于繁荣，这也是20世纪一战以及大萧条之后的系列故事。二十世纪初时，大部分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发行货币以黄金为“锚”，意味着各国法币币值与一定重量的黄金挂钩，而黄金又受开采量以及黄金发现等意外因素影响，货币发行机械地受制于黄金储备，常规情况之下并无大错，但如果变动时代，那么最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动荡与危机，比如大萧条时期。

在刚刚成立的第一个一百年内，英格兰银行成功活下来。这并不容易，正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历史上的英格兰银行并非生来有垄断特权，也屡次遭遇挤兑，18世纪英格兰银行银行部也数次接受资助，上文提到1797年甚至直接停止兑付。

尽管如此，英格兰银行仍旧赢得信用。白芝浩（Bagehot）描述“英语世界的人都相信英格兰银行不会破产”，英格兰银行也被视为“伦敦各银行存放准备金最便捷、最安全的地方”。

民间中也有俗语“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as safe as the Bank of England），用来形容一个组织足够安全，也用来形容不用担心某事出错。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使用多少有点老套且不合时宜。不过，其“黄金”一样的信用背后，也离不开恐慌的推动，恐慌犹如大海中的鲜血，分分钟可能引来挤兑的鲨鱼，这对于银行业来说是强者恒强与排除竞争对手的机会，英格兰银行在其中屹立不倒。

进入十九世纪，英格兰银行的稳健经营使得其在国内继续获得特许权，在国外也赢得不少追随者。甚至法国学者让·里瓦尔（Jean Rivoi）也不得不承认“就像合众国和法国那样，整个世界在19世纪期间，开始慢慢遵循英国制度”。如此趋势之下，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也被世界拷贝，正是在19世纪，世界迎来第一波中央银行的热潮，期间设立了大概20余家央行，被视为几乎是英格兰银行翻版的法兰西银行于1814年成立，荷兰银行、日本银行、俄罗斯银行等也相续成立，其尾声是以美联储1913的设立告终，世界也追随英国的步伐开始拥抱金本位。

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方案，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成为全国唯一法定偿还的货币；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又《银行特许条例》，这也就是所谓《比尔条例》，事实上使得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垄断发行。该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为国家发行银行，同时其他银行不得增发钞票；同时规定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发行部限额为1400万英镑，这部分信用无需黄金准备；超出的部分必须保持足额准备。

这被历史学家们认为英格兰银行事实上是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不过直到接近一百年后的1928年，英格兰银行才算完全垄断银行券发行，而直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才收归国有。在19世纪这一百年间，英格兰银行对于自身作为中央银行的定位以及认知，仍旧是一场充满试错的探索。

英格兰银行地位不仅依赖于政府，更依赖于竞争的胜利。按照白芝浩的研究，直到1844年之前，伦敦私人银行如果有意，仍可以发行票据，但是在100年前，他们事实上已经被迫退出这个领域。也就是说，在相关法律的条款发布之前，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已经获得公认的垄断权。

至于1833年和1844年的法案变化，其背后也有众多原因。战争仍旧是一切的扳机。19世纪英法仍旧在学习之中继续敌对，拿破仑战争背后仍旧是金钱角力，英格兰银行负债剧增到8.5亿英镑，和成立之初的120万英镑成为云泥之别，随着英国政府开始转向资本市场筹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情况也开始稳定，而具体操作，就是我们稍后会介绍的英国特有“四角关系”。

英格兰银行逐渐成为银行中的翘楚，逐渐有了更多现代央行的角色功能，但这些都是在探索以及互动之中逐步促成。英格兰银行治理机构主要由理事会、行长及副行长组成，成员由政府推荐，英王任命，要求必须是英国国民，65岁以下，但下院议员、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理事会有轮流离任，往往选自金融城的商业精英，最开始本行往往是商人，不少是年轻人，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曾经担任过期董事会成员，从董事会成员行业背景也往一窥英国的工业变迁。

白芝浩考察过英格兰银行的治理机构，结论是这个委员会尽管表现“堪称优秀”，但仍旧“权力不确定”，因此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以后我有机会还会谈到，譬如英格兰银行如何应对十八世纪的“钱荒”。

无论如何物换星移，中央银行家仍旧是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者，他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利率的定价者，甚至进而也决定在市场可以发多少钞票的人。因为英格兰银行的榜样力量，大部分时间内，中央银行的私有角色与公共力量仍旧并存，他们对于股东和国家同时负责——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仍旧如此，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家最重要的目标仍旧被定义为“维护币值的稳定”（更多细节可参见《金融之王》）。于是，这也注定了就业、增长、物价等衡量不被视为首要因素，中央银行举措也难以避免趋于保守，在对抗通胀方面或许卓有成效，但在变动的时代难免力有不逮，就像中央银行在大萧条期间的表现令人不满。

也正因此，中央银行这套系统今天看起来好像运行畅顺、完整无缺，但任何制度不会凭空出生于虚空，正如白芝浩所言：“当我们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时，就不应该认为面对的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或者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人为状态中的时候，就不应该认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

中央银行并非设计的结果，却揭示了人类智慧的试错以及改进。中央银行的诸多行为原则以及最终目标，事实上也由一步步演化而来。从英格兰银行的模板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往往最早是私人设立，前身也往往是商业银行；这或许是对于习惯于一切国有化的国人难以理解，但却只是经济常识而已，就像货币的国家化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通过漫长的私人货币的演化而来，正如今天很多学人会对哈耶克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观点嗔目结舌一样——无他，多怪的原因，往往只是少见而已。

主要参考资料：

《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白芝浩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英美中央银行史》约翰.H.伍德 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1年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著 华夏出版社著 2009 《西欧金融史》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0 《利率史》悉尼.霍默 著 中信出版社 2010 《金钱关系》尼尔.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货币崛起》尼尔.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货币史》让• 里瓦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01 《资本主义的动力》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7第1版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3年第1版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s: new and old.John H.Wood 2006(http://www.xiexiebang.com/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cato-journal/2006/11/cj26n3-11.pdf)http://www.bankofengland.co.uk/

英国内在的“四角关系”

—— 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七)徐瑾 今天 21:08 分享

按照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的总结，人类在十七世纪见证了三种类型的金融创新：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开创了支票账户系统和直接转账过户，斯德哥尔摩的瑞典银行引入部分准备金体系做法，而应战争融资之需而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也贡献了极大的价值，那就是利用部分的货币垄断权，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形式促进付款。

支票账户、存款准备金、本票付款，这些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寻常物件，在不经意间其实改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看似银行业一小步，却促进了商业社会的一大步，其背后逻辑何在？

之所以强调英格兰银行的重要意义，原因在于其发挥的效应不仅局限于商业领域，它事实上改写了私权和公权之间的运作关系，其背后也隐含以金融对抗专制的逻辑，商业以自己的力量实现了自身目的及政治诉求。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偏偏诞生在英国，并不纯粹是运气，而是英国的制度传统有关，据说即使在英国君权最为嚣张的时代，国王亨利七世也被要求靠自己过活。

（雨中的英格兰银行。图片来自网络。）

弗格森是苏格兰人，被视为一个彻底的“帝国主义者”，他毫不掩饰对于大英帝国昔日荣光的缅怀。他的研究中多次强调英国制度设计中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的优越性：首先，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使得国家财政征收得力，优于法国的包税人制度，这也衍生了优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换取立法权，介入了国家预算各个环节，这无疑促进了私人产权的保护；第三，国债体系使国家开支稳定，不会因为战争而骤然变化、甚至掠夺民间，债市的活跃最终也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最后则是中央银行，通过管理国债发行、征收铸币税，中央银行衍生出汇率管理、最终贷款人职能。

维持这一体系的核心要点在于什么呢？弗格森指出，维持纸币和黄金的可兑换性虽然是这个体制的关键，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回顾此前历史，例如当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2月和1821年5月被迫中止“现金付款”时，它并没有对这个体系产生致命的后果，这受益于大规模、自由管理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尽管这一整套机制日后被认为卓越，当时英国国债体系曾经引发很多讨论以及抨击，“英国公众认为这些新花样与股票投机是一码事，是奥伦治的威廉从荷兰的行李中带来的外国招数”。多少和今日美国国债的情况类似，19世纪英国国债也遭遇很多批判，有人计算1824年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到400亿法郎，英国超过四分之三，而当时法国大概40亿公债，经济学家萨伊对英国债务制度持严历的批评态度。

根据布罗代尔研究，“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公债的优越性才为世人公认”。从税收变化可见一斑，18世纪英国税收比例高于法国，1715年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令人咋舌的24％，差不多时期的法国仅为10%；此后开始出现变化，到1850年降为10％，其背后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消化了政府赤字，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从1805年开始稳定。

到了19世纪初期，皮特首相甚至自信满满地在下院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的基础之上”，1774年的一条札记可谓道出英国崛起背后的本质“英国自身弱小，若无商业、工业及其仅存在帐面上的信贷、决不可能对几乎整个欧洲发号施令”。

英法数百年的争斗之中，法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却最终输掉了整个战役，英国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或许在下降，但是其经济的影响力却达到顶峰。很多学者都指出，与法国相比，英国在17世纪最大的突出成绩伴随着货币制度的现代化，英国设立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财税体系的变化，也源自政治模式变化，国王资金来源从17世纪起主要依赖于地主以及商人控制的众议员，因为国会的制衡，也使得税收的合法性得到保证。

法国的税收和债务都低于英国，但是民众的不满却最终引发了革命，原因也在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为民众让渡部分权力，给出了经济上的可信担保，使得英国政府成为一个可信任的政府。换而言之，英国国债机制的成功来得并不容易，是几代人的努力与契约的结晶，其基础仍旧在于稳定市场预期基础形成极高的国家信用，法治的保障是市场与社会运转的基石，其背后需要英格兰银行这样机构的作用，更需要公众与政治的保证，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因为源自所谓英国金融革命的这一体制不管多么巧妙，它必须对公债持有者按期还本付息。做到这一点与维持英镑的经久稳定同样是件费劲的事。”

回看历史，信用是金融业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多时候无需行动，仅仅是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就可以摧毁一家银行甚至一个国家的货币，建立信用往往比起摧毁信用艰难百倍，按照《英美中央银行史》的说法，政治革命造成“公共信用中的金融革命”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附，主要参考资料：

《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白芝浩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英美中央银行史》约翰.H.伍德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1年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著华夏出版社2009年 《西欧金融史》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 《利率史》悉尼·霍默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 《金钱关系》尼尔·弗格森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 《货币崛起》尼尔·弗格森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 《货币史》让·里瓦尔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 《资本主义的动力》费尔南·布罗代尔1997第1版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费尔南·布罗代尔1993年第1版 《Independentcentralbanks:newandold》JohnH.Wood著2006年

第二篇：战火中的诗

战火中的诗

《三国演义》开篇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

——从赤壁之战看《三国演义》写战争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长沟岁月无声，历史的喧嚣最终总是归于沉寂。然而那些描写的淋漓尽致的天算人谋、斗智斗勇，那些跨越了俗和雅的传奇故事、英雄人物却在时间的消逝中沉淀，酿成了一曲跨越时空的英雄战歌。

“政失治而乱而分，群雄逐鹿趋于三分，三国鼎立终于一统”，这就是《三国演义》分合话题的史实基础，而挣脱了史实的严密精深，演义用或实或虚，或详或略的战争将分与合相接，组成了这一幕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

围绕着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三国演义》共描写了大小数十次战争，各战斗之间因果相续，成败相连，作者也藉此巧妙串联起了三国的风云沉浮、势力变迁，但是，《三国演义》并没有把成败看得最重，用一句“是非成败转头空”将一百二十年的分分合合轻描淡写地带过，而与史实不同，它的永恒魅力，在于把握住了一触即发、瞬间万变的沙场上那一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玄机，将战争的阳刚与阴柔相结合，非但没把战场表现得惨烈可怕，反而在激扬高昂的格调中，谱写出一曲英雄的赞歌，洋溢出一份悠扬的诗意。毛宗岗曾评价说：“《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

首先，《三国演义》描写战争，不把主要笔墨放在单纯的实力与武艺的较量上，而是注重虚实结合所带来的艺术效果。第一回写黄巾军程远志统兵五万前来，刘、关、张只“统兵五百”，便大获全胜，“投降者不计其数”；同回写张角亲自领兵，“满山塞野”、“盖地而来”，刘备领兵一千五百多人，与之较量，结果是“角军大乱，败走五十馀里”；长板坡一役，赵云的左冲右突，固然与曹操要活捉赵云有一定的关系，但张飞的武艺声威，也带有明显的夸张，张飞一声大喝，“曹操身边的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并连几十万大军也“一齐望西逃奔”，“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如山崩，自相践踏”。比起战争的成败和对史实的取舍，艺术的虚构成分才是这些情节的关键与精华所在，可以说，建立在美学理想之上的艺术创造才真正造就了这些人物与故事。

实服从于虚的创作手法也突出了《三国演义》对战争的诗化这一特点。小说文本中把赤壁之战所有的光环都给了诸葛亮，为此，甚至不惜扭曲历史事实。“舌战群儒”是赤壁之战的序曲，这在正史之中没有记载；而“巧说孙权”、“智激周瑜”、“诸葛祭风”纯粹是子虚乌有；关于“草船借箭”，真正的主角是孙权，真正的时间是赤壁之战后的濡须之役；而“火烧曹营”事实上是黄盖提出来的。这些虚构、篡改的情节不仅塑造了一个政治、军事天才——诸葛亮，也将战争的诗意推向了极致。试想，如果《三国演义》舍弃了这些虚构的情节，赤壁之战除了以少胜多之外还有多少吸引力？反之，那些在帷屋中的神机妙算、决策千里，却总能让人读到如痴如醉。可以说，正是这些亦实亦虚、虚实交错的故事情节使战争也带上了一些国画的写意、诗歌的柔情。

其次，《三国演义》叙述战争，不直接把兵法计谋和得失成败传达给读者，而是利用情节的波折、悬念引人入胜。在“草船借箭”一回中，当周瑜提出需十日造十万支箭时，诸葛亮明知是有意刁难，却淡定从容的用“只消三日”有力地回击了周瑜，同时也给读者布下一个谜：“孔明究竟会用什么办法在三天造出十万支箭呢？”这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作者非但没有把谜底立马公布于众，反在情节的发展中，使这个谜不断变得扑朔迷离。“不用箭竹、翎毛、胶漆等物”，“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第二日亦只不动”，孔明如何造箭使人百思不得其解，读者的心也被紧紧揪起。“至第三日四更时分”，正是天将破晓的时候，孔明才终于密请鲁肃来到船中，而出口便是“特请子敬同往取箭”，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故事气氛也就此推向极致，这时，才娓娓道出一计绝妙的“草船借箭”。这样的布局结构，不仅将孔明作为军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才华也一展无余，也使读者在豁然开朗之中体味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不禁让人拍案叫绝。此外，这样的情节设置将诗歌“峰回路转”的写意性、“松弛有度”的节奏感也渲染了出来。

再次，对于对比手法的应用，也使《三国演义》诗化的战争描写这一特征增色不少。同样在“用奇谋孔明借箭”一回中，作者在曹操的奸诈紧张与孔明的机智从容之间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那一点传神的诗意，将一场战斗写得有浓有淡、有点有染。一边是雾、江、风、舟描画的宁静清幽的意境，成竹在胸的诸葛亮乘雾驾舟，与毫不知情的鲁肃在江中酌酒取乐，水墨画一般悠然自得、潇洒唯美；另一边却是兵、鼓、箭、雾汇成的紧张慌乱之境地，纵然曹操奸诈骁勇，无奈被一阵迷雾所隔，也只能“箭如雨发”，作者在细腻的环境描写中透出了曹操内心的慌乱与怀疑。这样的战争描写，有景有情、情景交融，并且景物描写与人物心境相辅相成，将人物心境物化，画面感极强。于是，当幽静正对喧嚣、从容正对慌乱，诗意便在双方的碰撞交错中油然而生。

在“宴长江曹操赋诗”一回中，作者以一诗意如画的江上月夜，与数日后火光冲天的景象相对比，极喜极悲之间透出一丝诗意。同样，横槊赋诗骄盈自满的曹操，正包藏着他逐鹿中原事业的最大危机，这其间的强弱易位，也传达出小说最意味深长的寄寓。一切都在人谋，智略实可逆转劣势，尤其在从刘备阵营来看，贡献一个军师，打一场不费兵卒的移地战争，却分得天下的三分之一。而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有失水准的表现也可以看作一种对比，他每一次企图摆脱被动的努力都被周瑜顺手牵羊地加以利用，而周瑜的每一次得意之笔，都被诸葛亮冷眼看破，这就造就了“强中自有强中手”、“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深远意蕴。

当然，除了艺术手法和叙述技巧的加入，《三国演义》本身就擅于在战争描写中穿插入富有诗情画意的场面，给读者丰富的审美感受。赤壁之战足足用了八回的巨大篇幅，看来头绪纷繁，实则脉络分明、详略得当。曹操使用连环计可以说是赤壁之战高潮的开始，当以奸诈称奇的曹操始终没能逃过诸葛亮的重重计谋，而终于率领着八十三万大军，月夜横槊赋诗江上时，作者用细致的环境描写，刻画出一幅恢宏壮阔而富有诗情画意的场面。“（曹操）乘大船一只于中央，上建‘帅’字旗号，两傍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张”，“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数百人，皆锦衣绣袄，荷戈执戟。文武众官，各依次而坐”，“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四顾空阔”，景物如此壮阔而充满豪迈之气，这时曹操也不禁想起屡数“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的光荣事迹，满心期待收复东吴，与下属共享富贵太平，而作者也在此时把曹操的《短歌行》带出，将他踌躇满志的心境一泻而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整个画面的苍茫辽阔，与曹操的慷慨豪迈相融相承，诗意盎然。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究天人合一，认为天象的变化总是人世间变化的预兆。《三国演义》在纷乱的战争里，充斥着关于天命、天道、气数、定数的描写。在书的末尾，有《古风》一首，在历述了三国兴亡的历史之后，写下：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这是对三国兴亡历史的定命解释，也隐含着作者深深的慨叹。从开篇来，一路轻天命重人谋，而末了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命的主宰。茫茫天数、渺渺青天窥视着人间的起落，人事终究归上天决定。连算尽一切的诸葛亮都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当英雄的不甘与天命拼死对抗，而滚滚的战火硝烟还是一步步走向尘埃落定，《三国演义》流露出的一股悲壮之气，像一首苍劲的古诗，刚健恢宏之下透出一丝无奈的苍凉。

参考书目：《三国演义》 罗贯中著，岳麓书社出版；

《漫说三国》 张国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古老大地上的英雄史诗〈三国演义〉》 傅隆基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三篇：战火中的芭蕾观后感

战火中的芭蕾观后感

战火中的芭蕾>观后感

（一）电影《战火中的芭蕾》是一部在芭蕾舞的世界中极度唯美，充满浪漫，抒发情怀，在战争的硝烟下，中俄两国军民英勇无畏，携手并肩的誓死抗击负隅顽抗的日本军人的残酷战争的电影。电影中很巧妙的用芭蕾舞作为情感的纽带，来维系中俄两位年轻人的情感，用浪漫的舞姿去营造爱情的唯美。但最终的硝烟弥漫、血流成河的惨状，让观众从内心深处深深的感受到了何为敬畏，何为伟大的真正意义。

在中国东北边陲的一座小镇中，几千日本军人肆意横行，他们想残暴的利用毒气弹来摧毁这片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但在这座隶属于中俄边境的小镇中，在这样被战争的硝烟，被日本人占领的小镇中，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在利用着自己的方式与他们抗争，无论是心中充满责任感的中年大叔，还是不经世事的年轻女孩，又或是年幼的孩子，在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都把民族大义，保家卫国放在了首位。

电影《战火中的芭蕾》中再一次为大家讲述了爱情是没有国界的这一事实，当一位普通人家的中国女孩鹅儿（曹舒慈饰演）与一位执行秘密任务的苏联侦察兵安德烈（伊戈尔？克洛斯科夫饰演）相遇时，从最初的鹅儿的好心帮助，到经过慢慢的疗伤过程，再到最后他们相互之间产生的暧昧情愫，都成就了这对跨国恋情。在面对日军地毯式的疯狂搜查，到想方设法为安德烈拿回可口的食物，再到对他的伤势细微的照顾以及积极的找寻药品，这些都充分的体现了这位朴实的东北女孩，她内心中的善良，她的真情，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也深深地打动了安德烈对鹅儿深深的爱。

在镜头的表现下，东北的这座小镇是那样的富有魅力，冬天白雪皑皑，玉树银花，春天寸草春晖，玉树琼枝，到处都散发着如同油画般的美景，在自然界的美丽的氛围中，再加之鹅儿与安德烈浪漫唯美的爱情色彩的渲染，让这部电影《战火中的芭蕾》充满了和白色相互对冲的暖色调的明媚的色彩。

其实，电影中绝不仅仅光是有美人、美景演绎的舞蹈与爱情。这部电影最深刻的主题还是战争的残酷，被称作为抗日战争发生在黑土地山的'最后一站'的这场生死战役，在影片的结尾处演绎的是那样的真实。在抗战已经全面胜利，在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后居然还有几百的日本军队不愿意面对他们已经全面战败的现实，拒不投降，让东北抗联部队以及苏联红军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剿灭了这股日军。触目惊心的场面，深深地震撼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同样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的献礼片，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这部电影与其他主旋律电影的不同，以及作为导演在电影中想表达以及融入的全部心意。这部电影《战火中的芭蕾》是一部中俄两国的合拍片，正如电影中讲述的那样，它就是讲述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中俄两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变的战争电影，并且由有着'俄罗斯斯皮尔伯格'之称的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来出任监制。

在影片最终，大家应该可以预测到，鹅儿与安德烈的命运，也可能猜得到鹅儿会完成自己的梦想在宽阔的舞台之上，翩翩起舞《天鹅湖》的样子。不管是电影中国东北的鹅儿一家，还是从苏联远赴中国小镇的安德烈母子，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的，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伟大代表。用一代人，一段历史，一支舞蹈，一场战役，一段情感，来铭记历史的过往，来传递着战场的残酷，也来展现了爱情与舞蹈的动人，这足以让人铭记于心。

战火中的芭蕾观后感

（二）《战火中的花蕾》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位战时儿童保育会派出的《大公报》战地女记者、国民党将门之后的千金小姐沈君怡和第五战区上尉连长、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方鉴明，在1937年沦陷的徐州城邂逅，方鉴明从侵华日军的枪口下救出了沈君怡，两个人一起开始了拯救孤儿并掩护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危险行动。剧中的沈君怡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与战争孤儿打成一片。在她身上处处散发着母性光环。她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母亲，除了管吃住，更要全力保护这些战地孤儿们的安全，孩子们也都亲切地唤她'沈妈妈'.由于该剧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剧中很多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因为真实，所以可信。剧中，孩子们命运多舛、经历枪林弹雨、跨越千山万水却依然乐观，努力求生，使这部电视剧在抗战题材电视剧中独树一帜。

剧中除了对落难孤儿的主线描写和宏大的战争场景以外，对男女主角沈君怡与方鉴明之间的感情线的描写也是该剧的亮点。方鉴明原是在徐州守城的国民党青年军官，为了护送沈君怡和孩子们冲出日军的封锁，擅自做主带领20多个兄弟出城。不想很多兄弟都牺牲在路上，他也因为违反军纪不能重回军队。身为地下党员的他听从上级的指示留在保育院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保护孩子们。两位年轻人在日常相处中、在上千公里的艰难路途中、在穿越敌军的火线中互相帮助，共同保护孩子，并且相知相爱。两人既是亲密爱人，又是革命伴侣，也是这群孩子的爸妈，这样的爱情让人感动，而他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感情更是坚不可摧。最终方鉴明为国捐躯，两人永远分离，敢爱敢恨的沈君怡因为方鉴明的去世终身不嫁，其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让人敬佩不已。

除了刚正不阿的方鉴明，小姐脾气的沈君怡外，《战火中的花蕾》还塑造了一个个真实、鲜活，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无赖狡诈的高自尊，纯洁透明的文香，一根筋的董家祥，调皮聪明的路遥、马力……通过他们透视了那一段独特的历史。

一段时间以来，抗日题材影视剧数量泛滥，内容娱乐化等问题凸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制作出反映历史精神的抗战剧成为许多制片方考虑的问题。《战火中的花蕾》展现了真实的历史画面，表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面临的残酷命运，对抗日题材影视剧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第四篇：《战火中的青春》观后感

《战火中的青春》观后感

为进一步推动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1月9日上午，高一党支部全体党员同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集体观看了由市委组织部和市红军荣军休养院联合拍摄的纪录片《战火中的青春》。

《战火中的青春》讲述的是晋中市红军荣军休养院一位九十三岁的革命英雄高晋文的传奇故事，他参加过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战役、西南剿匪等重大战事，在战火中成长为炮兵连著名的“神炮手”。抗美援朝时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率领连队坚守8个月，战斗中他多次负伤，血染沙场，至今仍有十多枚弹片留在他的头颅里和身体各处。历经铁血淬炼和生死洗礼的他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

通过学习观看，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革命传统再教育，大家表示，革命前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他们的奋斗历史是我们年轻一代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积极投入到高一年级的教学和管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实践中去。

观看后，党员纷纷发表观后感，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查不足，进一步增强做合格党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以老英雄的先进 事迹为引领，激励自己，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服务，做到爱岗敬业、尽职尽责、扎实工作、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彰显一名共产党员的风采和本色！

第五篇：战火中的青春4

《战火中的青春》心得体会

《战火中的青春》聆听老英雄讲诉自己随部队参加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战役、西南剿匪等重大战事，并成为炮兵连著名的“神炮手”，在朝鲜战场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中，他率领连队坚守8个月，战斗中多次负伤，血染沙场的先进事迹。2017年12月28日，产业规划与创新发展部全体人员观看由晋中市委组织部和市红军荣军休养院联合拍摄的纪录片老英雄的先进事迹深深地震撼着大家的心灵。学习革命先辈晋中市红军荣军休养院93岁特等功臣高晋文的英雄事迹，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崇高理想信念，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感悟英雄的力量，提升英雄的内涵。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人民团结起来，集中智慧和力量，勇敢地面比较自己武装力量强大的敌人，即便一开始不会打，但是在战争中学习，在战争中进步的思想是可贵的，是值得敬佩的，我们就应好好学习这种勇敢应对的思想和勇气。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一盏指明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艰苦奋斗是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艰苦奋斗，玉汝于成。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是万里长征留给后人的一个重要启示。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衣食住行样样不缺，很少品尝到寒冷饥饿的滋味，我们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辛酸，但是我们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光环下，不能只享受于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安逸生活中。我们不仅.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遇到困难时也不要轻易说放弃。想一想红军的长征!可能有人会说，现在也不需要长征了，这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有坚定的信仰，学习当年老英雄高晋文团结进取、勤奋敬业的团队精神。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习红军同心协力的团结作风，就是要在处理一切相互关系的时候，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然一个团体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的，只有把自己的整体素养提高到一定的层次那团队的力量就会壮大，自然就会对工作带来高效率。

作为一名综改区产业规划与创新发展部一名工作人员一定要自强、自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学习老英雄的顽强拼搏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用高晋文老英雄的精神激励鼓舞自己。

产业规划与创新发展部

王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