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士》与日本银行的诞生

第一篇：《最后的武士》与日本银行的诞生

电影《最后的武士》中，从战争中退下来的美国老兵纳森（汤姆·克鲁斯扮演）受雇于日本政府，参与了政府军与武士之间的战争，最后在战斗中重新找到了作为战士应有的忠诚、勇气与荣誉。影片中精彩的打斗场面，令众多影迷大呼过瘾，阿汤哥的帅气演出，也吸引了无数粉丝的眼球。不过各位又是否了解，作为影片背景的西南战争，如何间接导致了日本近代的币制改革乃至日本银行的诞生呢？

《最后的武士》剧照

明治维新后，在推翻幕府封建统治中起主导作用的武士阶层，却在随后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中被剥夺了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随着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的出台，武士失去了政治权利；废刀令和征兵制的实施，取消了武士的军事特权；金禄公债制度的实行，用赎买的方式剥夺了武士的经济来源。最后，心怀不满的武士们于1877年在日本西南的鹿儿岛县发动了反对维新政府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是为日本最后的内战——西南战争。

叛乱武士的领导者西乡隆盛，生于下级武士家庭，曾在推翻幕府的倒幕维新运动中立下卓著的功勋，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1873年，西乡隆盛由于在“征韩论”之争中与其他人政见不合而辞职返乡。在武士与明治政府的冲突愈演愈烈之时，被武士们推为领袖的西乡隆盛毅然“但以此身付众人”，决心与武士们共进退。最终，武士们的叛乱被明治政府平定，西乡隆盛兵败自杀，但其在死后仍然深受日本民众的尊敬和爱戴。

西乡隆盛

西南战争历时八个月，双方伤亡惨重，政府耗资巨大。明治政府平叛共花费了各项相关费用近4200万日元，要知道，1877年日本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预算规模也不过5100万日元。为了筹集军费，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填补财政赤字，数额高达2700万日元。加上此前发行的各类政府纸币，截至1878年12月，日本政府发行的不兑换纸币总额达到了11980万日元。此外，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还有为了暂时应付财政支出而发行的可兑换政府纸币和大量由国立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另一方面，日本当时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导致正币（即金银币等商品货币）外流，纸币进一步贬值，国内物价飞涨。因西南战争爆发而被激化的通货膨胀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财政困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日本发行的政府纸币——太政金札

日本发行的政府纸币——壹圆纸币

1881年10月，松方正义出任大藏卿（相当于财政部长）。他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滥发纸币，应当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来整顿当时的财政与货币状况。

松方正义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回收市场上流通的过量纸币。一方面，松方正义通过加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其大力推进出售经营不善的官营企业，减少财政支出。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就是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由此，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挤出700万日元，用于回收纸币、购买正币。此外，松方正义还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增加金银储备，以实行平抑通货膨胀的目标。从1881年到1885年，市场上流通的各类纸币总额减少3480万日元，而官方储备的硬通货则增长了五倍多。在此期间，纸币的价值开始回升。1日元银币兑换1日元纸币的比价在1881年4月时达到最高点1:1.795，到1886年时银币与纸币之间已经几乎不存在差价，纸币的信用得以恢复，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持续五年的贸易逆差也开始转为顺差。

一圆银币

松方正义在整理纸币的同时，也在着手建立日本近代的货币制度和信用体系，健全财政与金融体系，以求彻底遏制通货膨胀。1882年3月1日，松方正义提出创立中央银行的建议。1882年6月27日，日本政府（此时日本国会尚未成立）颁布《日本银行条例》，决定设立中央银行。1884年5月，政府又公布了《兑换银行券条例》，规定日本银行垄断银行券发行权，从根本上结束了银行券分散发行的混乱局面。此外，日本银行还负责代理政府各项收支，同时对各银行进行监督以及中介融通（之所以强调对各银行的监督和中介融通作用，是为了对应“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银行的银行”这三大职能）。日本银行的设立成为了日本确立近代银行体制的重要标志。

日本银行券——贰百圆

松方正义的财政改革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制度，确立了现代的中央银行制度，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虽然加重了日本政府的财政危机，却也间接促进了日本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这比甲午战争的爆发早了12年，比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早了15年，使得日本成为亚洲最早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

第二篇：军刀VS火枪,不可错过的日本战争电影《最后的武士》

军刀VS火枪,不可错过的日本战争电影《最后的武士》

想必看过军武次位面第四期《火力时代》的观众都对节目开始时加特林机枪扫射骑兵的这个画面记忆深刻，画面中武士们身披铠甲手持武士刀，冒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子弹无畏冲锋，英勇献身的场面既悲壮又令人感觉奇怪。为什么骑兵吃饱了撑的要对机枪阵地发起冲锋呢？这还要以一部讲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武士的电影《最后的武士》讲起。《最后的武士》海报

武士道在日本文化中有非常深远的地位，其地位甚至可以相当于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你以为武士道仅仅是对主子的愚忠和不惧死亡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武士道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以仁义礼智信为自己的信条，以战胜为荣以失败为耻，严格遵守自己的武士操守绝不枉杀无辜也绝不畏惧强敌是一个优秀武士的处事原则，在《最后的武士》中森胜元敢于以少数武士起兵对抗天皇的现代化军队就可以说是把这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影片中森胜元对天皇的忠诚绝对不是二战中日本鬼子对天皇的愚忠和滥杀无辜，而是一种对天皇对国家不合理的做法敢于挺身而出，敢于谏言，甚至敢于牺牲的无畏而理智的精神。本片主要角色之一武士首领森胜元

影片主角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好莱坞大牌影星“阿汤哥”，阿汤哥在本片中饰演一名退役的美国上尉纳森.阿尔格兰，这位美国上尉不仅参加过南北战争，也参加过对印第安土著的镇压。退役的他怀着对战争的无限创伤决定远离战争，于是他成为了一名表演滑稽戏的马戏团演员正在表演喜剧的退役军官纳森上尉

然而我们的纳森上尉并不是一个好演员，在一次喜剧表演中，他再次回想起了以前自己参加战争的种种经历，创伤再次席卷了他的脑海，使他在一次戏剧表演中做了一次十分“精彩”的表演，纳森上尉高超的枪法也在这次表演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纳森上尉在剧院上为大家展示了自己高超的枪法

值得一提的是纳森手里的这把枪，他使用的正是美国南北战争中为联邦军立下汗马功劳的温彻斯特连发式步枪，这种步枪跟以往的步枪不一样，是可以连发的武器，这种武器一经使用之后便把南方军队打的七零八落，并为结束这场漫长的内战节省了时间，温彻斯特连发式步枪由于结构复杂，制造困难，所以只有进行工厂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北方联邦军队能在战争中大量装备。温彻斯特连珠枪

俗话说的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的纳森上尉由于其卓越的军功被一名日本政客看上了，虽然纳森不想再参与任何战争，但是日本政客高额的工资和待遇再次让纳森上尉好了伤疤忘了疼，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之下，纳森上尉果不其然上了钩，很快两人一拍即合，我们的阿汤哥便孤身一人远赴重洋帮助本子训练军队，并镇压叛乱去了。在高高官厚禄利诱下决定为日本训练新式军队的纳森上尉

战争总是残酷的，而训练有素的士兵往往可以在残酷战场中更具生存能力也更能使人畏惧，纳森上尉训练的所谓“现代化日本军队”实际上就是一群拿着前膛霰弹枪的农民，这些农民面对身披铠甲手持武士刀的职业武士瞬间丧失了抵抗意志，很快被日本武士的骑兵冲的七零八落，阿汤哥所扮演的美军上尉森那也因此被俘。被叛乱武士起兵冲散的日本新式军队

看到影片中提到的前膛枪战列线战术，小编免不了又要多嘴两句了。在18世纪末火枪盛行的时候，西方国家总是以横排的战斗队形最大程度的提高火枪的杀伤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时的火枪准度不高射速也慢，排成横排射击可以大大提高火枪的命中力度和对敌人造成面杀伤。这样的做法在准度更高射击速度更快的线膛枪出现以后逐渐就被取消了。然而《最后的武士》的历史背景是日本的西南战争时期，那个时候线膛枪已经基本代替了火枪，影片中日本新式军队还排成队列进行射击的战术实在是有些过时了。紧张而又缺乏训练队形混乱的日本步兵

阿汤哥被俘之后并没有被杀害也没有被虐待，他不仅获得了叛军武士头目森胜元的信任，更是跟自己杀死的武士的老婆搞上了关系。好吧，小编在这里对好莱坞导演的想象力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当然这还不算完，在经历了一番武士道有没有必要存在的论证和与日本政客撕逼的老套剧情之后，我们的阿汤哥饰演的美国上尉纳森终于跟随日本武士领袖森胜元一起背叛了他的老东家——日本政府。背叛东家的纳森上尉与武士头目森胜元

日本政府军队首先对反叛武士部队发起了进攻，此时的日本军队已经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并且手持射速更快，射击精度更好的后膛枪。不过在我们想象力超强的好莱坞导演眼里，再强的武器在主角光环面前也都是渣渣，在电影里手持弓箭长矛和长刀的反叛武士军队很快便把训练有素并配备了后膛枪的日本新式军队杀的片甲不留。被打的落花流水的政府军先头部队

虽然消灭了日本政府军的先头部队，但是森胜元的人马也在这次遭遇战中所剩无几了，于是乎这群最后的武士进行了一场最傻最天真的死亡大冲锋，不过在平射炮和后膛枪的狂轰乱炸之下这群日本武士很快被干掉一大半。最后的武士们将为自己的“荣誉”进行最后的冲锋

值得一提，日本政府配备的这种平射野战炮是当时欧洲军队常用的制式武器，除了发射实心炮弹攻击堡垒以外，这种火炮还可以发射开花炮弹对敌方人员进行有效杀伤，实力不可说是不恐怖。日本新式军队装配的平射炮 然而对森胜元进行最后一击的则是这个时代杀人效率最高，射速最快的武器加特林机枪，这种人类历史上第一款机枪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被一位医生研制出来，这种武器之所以被制造出来是因为医生希望速射武器可以更好的节省人力并减少战场上士兵的死伤，然而事与愿违，这种武器的出现为人们找到了一种更有效更快速的杀敌方法，加特林机枪射速虽然快，但是却很容易出现故障，以至于后来没什么人使用这种武器。直到现代战争中电动加特林机枪才使这种过时的武器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上，在电影最后一幕中，日军使用加特林机枪把冲过第二道防线后所剩无几的几名日本武士打成了筛子。日军装配的加特林机枪以及被击毙的武士们 电影结束时，阿汤哥拿着阵亡武士森胜元的剑交给天皇，告诉天皇：一个国家可以学习别人也可以变革图强，但是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的传统而失去自己的特性。这也可以说是本片的核心观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不管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的近代化日本还是二战后经过民主改造的现代日本，仍然有其未抛弃的文化和传统习俗，一个国家必须根据时代进行适合自己的学习和变革，但与此同时绝不能丢弃自己民族的灵魂，这便是《最后的武士》给我们的时代借鉴意义。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最后的武士》、以及相关军事史战争史的朋友们欢迎在各大视频网站观看《军武次位面》旭日攻略系列节目，在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搜狐视频、凤凰网、土豆网、乐视网、ACfun、Bilibili、风行网、开迅、阡陌等视频网站，每期有数百万观众，和你一同收看！

第三篇：南京体育学院--最后的武士观后感

《最后的武士》观后感

5114125孙磊

看完《最后的武士》，得知背景产于1877年明治维新时代，那是一个**的时代，日本天皇急于向西方现代国家学习，想改变本国经济落后的状况，西方的先进枪炮无疑要替代原始的武士道冷兵器作战，于是就引发了一场武士与枪炮之间的矛盾。

历史的的前进车轮是朝着现代化科技发展，最后无疑是冷兵器失败了，但是，武士道精神却一直延续着，这就是日本人的聪明所在，他们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甚至拿其他民族的文化融合成自己民族的文化。影片中，那个女的忍着自己丈夫被杀之痛，把仇人养在家里，着需要多大的宽容与忍耐，同时，也反应了他们民族把战死沙场看做是很荣耀的事情，也很尊重敌人。武士已死，但是道这种文化却一直还保留着，如二战时候日本的神风突击队，即使飞机快要炸了，也要落到美国人的军舰的爆炸，以及效忠天皇切腹自杀，再到现代的相扑，剑道，柔道，茶道，和服等等，日本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精华部分永远的得到保留，这一点，是我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

想想我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近60年来发展的突飞猛进，但是，发展的同时，本民族的精髓却丢失的一干二净，孔子的儒家文化现在只能在嘴头上说说而已，人们都在金钱、利益、权利全面露出狰狞的面孔，从小月月事件到老人摔倒讹钱演变成摔倒没人扶，再演

变到校长开房事件，这是仲么了，我天朝5000年的文化根基演变成这个模样。

希特勒曾经说过：要毁掉一个国家，先毁掉他的文化，要毁掉文化，就先毁掉他的民族，要毁掉他的民族，就要先毁掉他的学校，要毁掉他的学校，就要先毁掉他的语言。

因此，中国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中国现在大力在全球贫穷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教他们学习汉语以及武术，大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此乃一石二鸟，又能得到那些国家的支持，又得到联合国的认可。

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待挖掘，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复兴之路，我很喜欢。现在不少中小学校以开展武术课，以及学习《弟子规》等传统礼数。

日本人选择了一条保留传统但学习西方经济科技的道路，打出了自己的民族更具有特色，而我们的国家在新民族主义时期，率先打到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味的求知效仿西方国家，后来又引进了马克思，很好，新中国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也来了，5000年的文化根基只能依靠现存的古籍来摸索。

因此，《最后的武士》希望更多地对中国人起到反省借鉴的作用。

5114125

孙磊

第四篇：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点评电影《最后的武士》

对于《最后的武士》不可掩饰的失落情绪是在观看的最后一刻才变得彻底清晰的，因为此前影片搞混了我对它的定位：我一直在问自己，这究竟是纯粹的视觉商业大片，还是试图凸现历史悲情以及个人命运的细致的时代画卷？在那个煽情到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平庸到任何人都能看出电影编导妥协心态的结尾在2小时30分钟之后到来的时候，请允许我对亲爱的克鲁斯先生表达我的失望：尽管从影片的进程来看，汤姆的角色和全片宏大的视觉世界几乎注定会获得奥斯卡的垂青，因为在我们不远的记忆中，小金人对于此类古装“史诗”电影频频颔首，《武》辉煌的前身就是悲情史诗《勇敢的心》和罗马斗士宣言《角斗士》。但作为一个并非资深的观众，我不知道，好莱坞的古装“史诗”梦何时才会醒来。在蒙蔽我们双眼的流畅漂亮恢宏精致的画面当中，已经迷失了最初和最深的一些盼望，春花秋月如果仅仅代表表象的精致完美，而并非给我们带来遗落在历史角落里那些悠长的叹息，和本来应该关注的那些关于人类最本真的命题，“往事知多少”就会变成一个华丽空洞的姿态。

这也并不是说，《武》就此沦为一个没有看点的烂片。鉴于我在近期得到机会看了不少港台出产的娱乐片，于是在受到《武》的致命滥俗结尾的打击之后，我还是要说好莱坞在商业电影制作态度的认真上，为世界其他同行树立了优秀的范本（尤其是那些我认为只能给零蛋的台湾拍摄的所谓的偶像电影）。《武》一片无论在摄影画面的细致优美上，还是在动作的精益求精上，又或者是音乐的回肠荡气上，都称得上是目前好莱坞最顶级的商业古装动作片。这也是为什么我心态矛盾地为本片评分设立了观赏性的缘故，若论及感官冲击，《武》在今年已经露面的巨片当中，绝对可以排到前三名；然而视觉先行却牺牲了故事和人物刻画的深度，使得它和那些动荡人世间表现个人或者人群的变迁的史诗电影有了难以跨越的鸿沟，我甚至开始怀念《勇敢的心》那充沛的悲情和激昂的高潮。

丰满美丽的极致

数月前看《干掉比尔》，视觉上的凌厉风格可以说是本看到的最好的表现。而《武》则完全是对立的一种风格，为《燃情岁月》掌镜的摄影为我们再次带来唯美的意境。你或许还在怀念《燃》当中草原上沉沉的暮霭，森林中孤独的树影，《武》里面却有更动静皆宜的影像：当武士们马蹄飞扬进入宁静清幽的小村落，镜头里呈现出一种“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古意盎然；胜元站在古庙旁边，庙宇里的樱花树飘落下粉红宛如云霞的花瓣；狭窄的日式馆屋里面，武士和刺客的挥刀具有流畅同时紧迫的情景感；浩大全景式的平原战队，有宽广的视野和宏伟的气度。影片里面的很多镜头，看得出都是精雕细琢的结果，即使把他们独立出来，也不能破坏这些镜头完美的画面感。

同时影片的配乐非常优秀，时而清雅秀丽，时而金鼓齐鸣，在很多段落，具有东方韵味的日本乐音从银幕的深处传过来。特别是纳沙·艾尔格兰（汤姆·克鲁斯饰）在影片的中段由于被叛乱的武士俘虏，居住在属于胜元儿子的村庄，这一段镜头追求一种悠然清淡的风格，而那似有若无的日式叮咚的音乐声，在多丽子（加藤小雪饰）婉约转身的时候，在纳沙渐渐平和的心境里面，不经意间响起，使得影片的画面和声音的情绪如此和谐的交融在一起，东方音乐所具有的苍然辽远的意境也让多丽子唇边羞涩的微笑更加地秀丽。

形大于神？

这些优点的确很容易让我就投入到电影的画面中去，然而上面这些说的似乎都是形式外在，我始终无法在内心的情感上真正的被影片的叙事所打动。我惊诧自己在如此壮阔的战争场面和细微的个人感情皆有的影片中，竟然没有一次被影片的哪怕一个微小的细节由衷地深深感动。曾经在《干掉比尔》里面提到昆汀使用的雕饰主义经常会产生怪异的心理冲击力，而《武》片的整体则因为刻意的求工，人工雕饰的痕迹过浓，感受不到最原始的激情。不要提最后那个妥协的尾巴，即使影片的高潮戏最后决战，表现武士精神的壮烈，我仅仅是在感叹场面的宏伟，那拼尽后的殒命却丝毫引不起我的共鸣。这固然有决战戏节奏安排的不够好的缘故，大巧的形式后面情感的失落看来才是真正的原因，那些剪接流畅画面优美的镜头越看越象是好莱坞大作坊被磨得透亮圆润的精致瓷器，磨掉的棱角是锋芒毕露的创造力（这使得我异常地怀念《干掉比尔》和昆汀，当电影失去了吸引我们最初的新鲜创作冲动，不知道是不是影片自身的悲哀）。

是否圆熟流畅的商业片就要彻底丧失作品内在的激情？当我们在影院里随同美国上校纳沙来到一个陌生的东方国度，当我们看见他受伤、被俘、感受、同情、战斗、牺牲，不应为英雄的热血美人的眼泪孩子的笑颜而甘心的流泪吗？比较和《武》基调和题材都非常类似的《勇敢的心》，我记得每次在看到结尾华莱士用生命发出的自由的呼喊，仍然心潮澎湃地流泪不止。你说煽情也好，你说廉价的感动也好，你说缺乏对真实历史的理解也好，至少在和华莱士一起历经生死惨变、揭竿而起、浴血奋战之后，我为英雄的壮烈畅痛一哭。这种情绪在看《武》的时候却是没有的，也许激情丧失直接带来了故事的失真和感情的肤浅，这有可能是导致《武》在我这里失效的最根本的原因。

试图复述的历史

很多人对于《勇敢的心》都没有好感，尤其是西方的影评人，可能这里面渗透的宗教纠葛和人文历史细节的差异使我们东方人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并不能理解到西方人的挑剔；就好象对《卧虎藏龙》大唱赞歌的美国众多专业影评人也无法和痴迷武侠的中国普通影迷达成共识一样。不知道日本，这个在“菊花与刀”的文化千年而下脆弱而强横的水中岛国，会对《武》给予怎样的评价，那些表面的东方柔和的内蕴，穿素服的日本女子柔情似有还无的眼波，是想要动情描绘日本这个东方异域的努力。然而这一次《武》的编导们，挑选了一个在根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上比《勇》更陌生更容易犯错误的地域和历史，毕竟美国人在两百年前是坐着“五月花”从英国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所以《勇》里面还能看到对于宗教和民族矛盾的刻画，从而烘托了苏格兰英雄华莱士的心理背景。但《武》中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历史陈述和人文性格的描绘，则完全变成了为贴上商业标签的大场面一次完美的点缀，同时满足美国大多数观众对于东方那个小岛国神秘猎奇的心态。（当你在美国生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美国民众对世界各国的认识，完全停留在白痴级别，他们或许会认为印度是非洲的某个国家，新加坡境内都是沙漠，所以对于遥远东方文化的浅薄解读总是能换来大多数观众的青睐）。

影片试图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生而为何人，根在何处”（We cannot forget what we are, and where we come from)，这不仅放在19世纪末期纷乱社会变迁的日本社会意味深长，即使放在任何一个面临变革的国家和民族甚至个人面前，都是值得珍视的。虽然这个主题未必有多么深奥，但是在明治维新的早期，复杂的社会情态，颠覆性的阶层结构，剧变的经济模式，当对于传统的坚守与斩断和以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纠结在一起，应该会有矛盾非常集中的事件和人物出现。这里我又想到了《勇敢的心》，虽然我对于这段真实历史没有过多的了解，但至少从影片的最开头，就明显的从残忍专制带有极端侮辱性的“初夜权”情节，感受到此后一步步激化的矛盾，华莱士的形象也在冲突风暴的中心有了最为鲜明的体现。《武》却对于明治社会的矛盾速写，采取了简化的方式。从电影开头到影片的末尾，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武士群体武装暴动的原因，影片给我们的解释是胜元的话语和举动：他告诉纳沙自己起兵造反是为了效忠明治天皇，使天皇不至于受到身边维新激进势力的绝对控制；他在国会不肯让步的行为，也表现出他作为武士的忠义之血。对于《武》，我们不能要求出现黑泽明《七武士》中对于武士价值的人文思考，但是这种最大限度利用某种虚无的精神去解构历史的出发点，脱离了人物生活时代的现实基础，如此浅薄的武士观，造就了不折不扣的商业大片的视点，而不能引发观众深层次的共鸣。

另外影片选择了外国人纳沙的视角来完成对于武士精神的观察、理解和传承，也是一个颇有看点的立意，因为这中间纳沙个人经历反映出来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是矛盾的一个方面。纳沙在宁静的乡村中，通过与胜元和其他武士的朝夕相处，使他对于武士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东西方在观念上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纳沙和武士们最初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的语言冲突。但电影同时安排了通过人性中的共同之处使文化差异很大的两者之间最终相互接纳：纳沙内心在美国剿杀印地安人土著居民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强势种族的怀疑和个人痛苦，使得他在逐渐接纳反叛武士这个当时在明治社会中同样属于弱势群体的团体时，过程和情感的转变都比较自然。对于自我的怀疑是纳沙这个角色很利于汤姆·克鲁斯发挥的部分，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于印地安题材不敢涉入过深的缘故，在这一方面并没有更深入的刻画，而且纳沙同时还要冲锋陷阵和谈情说爱，为了商业目的，克鲁斯也缺乏更大的发挥余地。老实说，克鲁斯这次还是很敬业的，动作招式在我这样缺乏专业知识的观众看来，有利落凶猛的神韵，虽然人物的表演还是给人流于表面的印象，这一次恐怕剧本难辞其咎。

宏大的流行和低下的深情

史诗是什么？恐怕不只是浩瀚的战争场面或者社会画卷，更重要的是碌碌红尘辗转人间中，在人们心灵上下起落时传递、遗失或者毕生怀念的卑微低下的那份深情，这样的东西在历史浩浩殇殇的涌动里，是值得被我们反复书写、陈述、观看的。《武》在宏大的流行上面已经做到极致，但那些低下的深情在此处荡然无存，爱情只是为了建筑巨片的一个工整的要素。还记得大卫·里恩的《日瓦格医生》?那些偶然命运中不可逆转的深情，社会变迁肉体消亡都不能使之湮灭；《武》却在可以猜想的剧本中完成了一次对于人物命运在复杂历史中的简单化叙述。当然如果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假期找到完全的视觉享受，那么请你把我上面说的话都当作是一个观众对于《最后的武士》一次不怎么满意的呓语.

第五篇：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

英国从“中间区域”突围

—— 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一)徐瑾 10月3日 14:55

中央银行大概是最神秘的银行，中央银行家也往往成为报纸头条主角或者阴谋论的核心。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之以“堡垒中的堡垒”，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革命，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

今天谈起中央银行运作规范，往往言必及英格兰银行以及美联储如何如何，以至于《xx战争》中大喝一声：“你知道中央银行是私人银行么”，不少人顿时傻眼，马上以为知道惊天秘闻，随即对于阴谋论之流五体投地。事实如何？历史犹如化石，永远是层层叠叠而就，真相总是比有的人想的单纯，也比另一部分人想的曲折。英格兰银行在17世纪诞生，其成立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条，战争。

聪明不过希腊人，他们早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而一切战争的母体则是金钱。作为大陆强国的法国和海洋强国的英国，在欧洲历史上一直斗争不断。法国在西欧面积最大，人口又是英国三倍，这些因素在冷兵器时代都非常重要，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应对甚至在18世纪压倒法国，其背后离不开制度的作用，尤其金融体系的支撑与财产权的保护。

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如此评价17世纪英国的处境，“法国的规模和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使这两个国家都成了欧洲的强国。尼德兰的效率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三个国家都向英国提出了不断的挑战……英国必须寻找一个中间的领域。”

所谓“中间领域”，对于英国而言就是开拓新市场，学习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纪完全看不出冠军样的英国在18世纪领跑，成为一个“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事实上，历史上的欧洲的地理分割纵然使得各类冲突绵延不断，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竞争以及国家演化，谁占优，引来效仿，谁落后，难免淘汰。

依赖商业和贸易，英国面貌开始变化。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数据，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大概4倍，同期法国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国人均寿命以及城市化也高于法国，伦敦人口增加了13倍，伦敦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业影响渗透入政治，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发轫更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变革。比起欧洲的其他同侪，英国银行业起初委实不起眼。意大利人13世纪已经开展城邦债券，其北部城市热那亚的作用一度被历史学家认为比肩今日的国际结算银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已经孕育了现代期货期权交易，相形之下，17世纪末的英国的金融业远远谈不上繁荣。伦敦城的金匠们刚刚开始学习利用个人信用经营银行业务，比如保留一部分储户的现金，同时将剩余部分借贷出去，金匠的收据也开始作为银行本票的雏形大行其道。《利率史》中如是吐槽当时的伦敦，“没有货币市场，没有实质性的银行，没有组织有序的国家债务”，其运作模式被视为难以脱离中世纪君主贷款窠臼。

不仅因此，国王之手始终不时染指金融。1640年，国王查理一世曾经因为财政枯竭而通知铸币厂不许支付，这使得商人们已经放入铸币厂的金银强行被国王“借走”。

当时，铸币厂的地位比起今天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当年艾萨克·牛顿晚年就一直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并且因为督办得力被封为爵士。如此所在，理所应当应该被视为安全的托管所在，但类似的事却发生过不止一次。1666年英国就规定了铸币自由，意味着只要付出一定熔铸费用，人人都将金银送去铸币厂换来足额货币。然而，查理二世在1672年再次犯规，让财政部汇票赎回暂停，此举令不少颇具声望的金匠破产，对公众打击不小——须知，英格兰早期的银行业与金匠业渊源甚深，不少人认为银行家主要来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学家认为银行起源不仅甚至不是主要来自金匠，还有商人、公证人、实业家、包税商。

类似事件使得英国民众充满了不安全感，一方面促使他们把现金存入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手中（如前所说，他们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面日渐充盈的社会资本此刻非常需要可靠的储蓄之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银行。可以说，历史已经准备好了舞台，等待英格兰率先从中世纪突围，开启银行业新时代。（待续）

英国国王的信用原本在欧洲不差，尤其对比后来经过约翰.劳事件折腾的法国，但上述一连串铸币厂和财政部“停摆”、“出借”事件则让商人们人人自危，使得继任的英国国王信用降到谷底，陷入借钱困难的窘迫境地，也为民间商业力量有了更有利谈判条件埋下伏笔。

国王永远缺钱，中世纪银行很大一块主顾就是各国君主，主权信用不高在十七世纪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错的英国国王信用的暂时低落大赚利息，对于投资人是个可以善加利用的“优势”，但也得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私人产权的保护。换而言之，投资人必须免于被政府随意掠夺的恐惧，避免1640年与1672年那样状况重演，这意味着必须依赖对君权甚至公权的有力约束，这一前提条件随着光荣革命而成为现实。

光荣革命于1688年爆发，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成为第一位立宪意义上的英国国王。他同时也是荷兰总督，随他而来也有荷兰商人的财富以及金融理念。通过君主立宪制，国王的权力进一步被“关进笼子”，财产的胜利则逐步使政府定位由压迫者变为保护者：与此同时，从阿姆斯特丹涌入的创新金融风潮也迅速被伦敦同行们学习领会。

从麦迪逊数据可知，在17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增长超过英国并且达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兰，而伴随着威廉登基英国，使得英国经济制度以及金融创新都追随了荷兰的脚步，就像英国的追赶着学习英国那样亦步亦趋，当时英国媒体曾经如是抱怨荷兰对于英国的入侵，“我国的所有商人都正在变成荷兰的代理人。”

更大图景地看待，英国不仅有效学习了荷兰这一最佳版样，而且也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民族国家的复兴。伴随着工业发轫，历史的潮流开始变化。历史的风向在转变，以往城邦领风气之先的趋势不再，历史学家把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几乎成为最后一个城邦的传说，一度因战乱、黑死病而陨落的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现代经济的扩张背后需要强大国家的支撑，国家力量与市场利益形成合力，“国家在为别人和为金钱出力的同时，也为自己效劳。”

对比之下，历史学家大多公认英国和法国虽然同为西欧大国，但在17世纪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作为早熟政治成果的民族国家很晚才过渡到作为经济成果的民族市场，而民族市场则预示着领土国家在物质方面的胜利”——这两句话各有指代，法国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现代国家，但由于各种国内分割和牵制，却迟迟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英国不同，与欧洲大陆的地理隔绝，加上与苏格兰等地并入，英国成为首个形成民族市场的领土国家，并且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迅速转入商人统治之下”。

世代如落叶，城邦与国家的命运随着经济趋势的变化而流转。“在经济世界的中心，总有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和享有特权的国家，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充满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钦佩。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就是如此，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美国，都是如此。”伴随着英国命运的变化，历史的舞台已经搭就，英格兰银行呼之欲出。

1694年，对抗法国的“九年战争”已经打了5年，英国每年开支由200万英镑上升到500万英镑至600万英镑，政府的财力已经山穷水尽。

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几乎是英国对抗法国一个缩影，他的一生也都在对抗强大的太阳路易十四。他一方面以自己的名义四处举债，主要对象是支持他的辉格党商人，根据《利率史》记载，某些贷款利息甚至高达30%，另一方面政府也出面发放贷款，成本同样不菲，折算下来也高达14%，对比之下，荷兰等地的贷款利率仅为3%到4%，且无需贷款担保。面对如此沉重的财务成本，即使国王，也不堪重负。他甚至给属下的信中埋怨道“看在上帝的名义上，赶快决定为这里的军队找到一些信贷”，如果不能获得资金，国王自认将打败仗，“我必须去印度”。旷日持久的战事，孤注一掷的国王，资本丰厚的公众，有贷款的需求，有投资的需要……数项因素组合在一起，作为救命稻草，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一种筹资方法出现了，其首要目的就是为政府募集军事军费，以对抗强大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数月之内，千余家商家以私人合股公司方式组建，股本120万镑，以年息8%贷款给政府，与之对应，还款由轮船、酒类等税收和关税作为担保，英格兰银行获得4000英镑作为管理费，国王也授予其有期限的特许经营权，也永久性地免去每年缴纳十万英镑的义务。

回望英格兰银行的组建，今天不少观察家往往将其与为英国国王“分忧”等爱国主义情结直接联系在一起，其实究其根源，或许首要目的正是为了将国家目的与君王野心有所切割，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由国家预算代替国王的荷包，由国债代替皇债”。

为什么股东（甚至公众）愿意做出这样的盘算？利益是人的本性，当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包含各色人等，主要源自金融城的商业人士，也包含一些阿姆斯特丹人以及犹太人。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指出，除了为战争筹资，英格兰银行的私下目的是贷出银行券牟利；也有学者认为因为战争积累不少现金的商人急需投资机会。

无论何种具体动机，最终的结果促成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机构诞生：“既不是金匠的金匠作坊演变为银行家的银行，也不是商人中的精英为了私人目的而创立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支付机制”。

从更大格局来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对于英国的权力重新划分以及国家秩序重整也至关重要。当时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与国王共舞是件微妙的生意，如果国王过分贫穷，那么可能国家不安全，国民不安生；如果国王过分富裕，那么难免浪费。如此情况之下，一旦引入英格兰银行的制度安排，国王的收入归国王，而军事以及其他费用归议会，这些费用由有产者提供，同时通过借款，也切切实实让当时积累财富的有产者获得稳定回报的渠道。一切安排背后仍旧权力与商业的勾兑与交换，正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中央银行首先是权力与国际统治的工具，“我帮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听我摆布。”

回看历史，当时银行业最为先进的银行业诞生于荷兰和英国，与其制度环境紧密联系。专制主义仍旧是当时欧洲（甚至世界）的主流，英国略好于其他国家，毕竟13世纪就有约束国王的《大宪章》，而光荣革命的产物之一就是君主立宪制，《权利法案》开始有了个人自由等字眼，其精髓也被世人认为是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资本竞争的时代，谁最能克服专制体制对于经济行为的阻碍，自然金融业也最为发达。尽管生来和政府需求挂钩，也算拯救王国军队于水火，但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可没有什么稳定之类的央行义务，“最后一种方法”和“最后的贷款人”还扯不上关系，这家机构看起来仍旧只是一家对股东负责的私人机构。

作为一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如果非要说起特别之处，仍旧是在于客户。毕竟和所有银行一样，客户始终是银行经营的关键，和当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找了教皇作为主要客户一样，英格兰银行从成立开始就使得政府成为其首要客户。

尽管如此，在设立初期，为了避免人们的担忧，政府贷款局限于议会授权贷款之内，同时英格兰银行被禁止购买公有土地。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权的经营时间和延长，并非容易得来，期间也经过多次讨论博弈，这又是另一段长长的故事了。学者塞耶斯在《英格兰银行1981~1944年》曾无不打趣地表述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责为三项：其法定任务是确保钞票可以转换为金币，其政治任务是顾及政府的金融需要，其商业任务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收入。

在近日流行的《美联储》一书中，一位终身反对美联储的众议员曾经宣称“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书中接着援引供职美联储近30年、担任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及美联储委员的菲利普·E.科德韦尔（PhilipE.Coldwell）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美联储会把自己看做是美国政府。但有些时候，避过某阵风头之后它又不把自己当做是政府。”

所谓怪胎，就在于是其官方与非官方的模糊与暧昧。作为美联储模板之一的英格兰银行，在其历史也一直面临类似纠结，从诞生之初种下的“特别”，也为日后英格兰银行的命运打上了烙印，中间的暧昧以及扭曲也造成了一连串故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特别”可以带来好处，但有时候则也意味着责任。

也正因此，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金融编辑白芝浩就在其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英格兰银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还是一家由辉格党创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时也承认，英格兰银行在他的时代可谓世界上离党派政治最远的机构。

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日起，出售银行券牟利就被视为一个重大动机，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19世纪英格兰银行发出的银行券不仅没有改善货币供应，反而使得货币供应更差。

银行券是当时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算是钞票的前身。早期的银行券往往可以随时兑换黄金，比起汇票更为便捷，都是私人银行发行，并且有多家银行加入发硬。与之对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也需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并不是如同今天的印刷钞票即可，因而资信良好的银行券也更受欢迎。马克思显然也是一位热衷谈论货币的狂热者，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对于英格兰银行以及银行券等的讨论，他曾经如此总结“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银行券日后被作为钞票、法币之类的衍生，也是在历史之中逐渐形成。18世纪的英国尚无如是认识，当时有超过200多家银行发行银行券，但是数额和面额甚至信用都无法和英格兰银行比肩——私人银行往往更为进取，但是银行券的初始发行往往难以克制，最终往往以挤兑破产收尾。

英格兰银行最开始主要是为政府债务，从事汇票、本票等普通银行业务，由于其资信良好，他们的银行券也大受欢迎。英格兰发行的银行券最初面额不菲，往往局限于伦敦地区，也不是寻常的零售方式，往往是作为大额交易中黄金的替代品。尽管英格兰银行资信良好，但它的利润和大多数银行一样，依赖于公众对于其发行银行券的自愿接受和流通，这意味着当有人需要兑换银行券时候必须给出回应，即使在危机时刻。

18世纪的历史仍旧波澜不断，无论是1720年南海泡沫还是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入侵事件，抑或1793年拿破仑的影响，伦敦都是**中心，政治事件都引发了金额危机。在面临挤兑时候，英格兰银行采用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1720年时还是1745年，面对兑换的要求，英格兰银行故意放慢支付行为，往往以较小面值的硬币支付银行券，同时又用“赢得的时间”召集伦敦商人表态愿意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到了1797年，形势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人即将登陆的传言令伦敦银行难以为继，不得不暂缓兑付，索性由政府出面决定，而皮特首相不得不出台法案，在忐忑之中禁止兑换，后果如何呢？按照布罗代尔的叙述，少年得志的皮特素来自信，但也深怕这一法令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结果却令人意外，不仅一天之内就有1140商人签署了愿意接受银行券的声明书，同时 《银行限制法》也由原定的六星期变为实施了近四分之一世纪，期间一切运行正常，“拿破仑战争期间居留英国的一名法国人甚至说，所有这些年头，他未见过一枚金畿尼。一场本身特别难以支持的危机就这样度过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银行券原则上没有任何但保，但照旧流通，与铸币的比价保持不变、至少直到1809至1810年间是如此。”

英格兰银行的一小步，最终造就了金融史的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仅恐慌在千钧一发之际停滞，同时英国人接受了纸币。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取代了硬币，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开始流通来看，这是金融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不可否认，纸币虽然是中国人最早发明，但是大范围的接纳却是始于英格兰银行的系列实验，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带来革命性的意义，正如亚当·斯密早在就认识到纸币对于经济远远不是方便那么简单，而是再造了经济的空间与要素，“在任何国家流通中的，并使土地和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给适当的消费者的金银货币，都是死的存量。货币是一个国家资本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银行明智地用货币代替大量金银，使得国家能将大量这种死的存量变为积极的生产性存量。在任何国家流通的金银可以恰当地比作公路……用一个极端的比喻，银行明智行动……提供了一种空中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进行的一切金融实验甚至不完全依赖权力强迫，很多程度上基于英国公众的自由选择。按照里瓦尔的见地，“货币的强行流通并不等于说是合法流通。没有人被迫接受这些纸币作为付款。但是，伦敦的商家，仍然不打折扣地继续接受这些纸币。”除了爱国之心以及公民责任，民众的支持更多源于他们对于政府以及国家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稳定经营，也基于政府议会的承诺的稳定性。

这是对整个英国体系的信任投票，而这种信任，反过来不仅促使了纸币的诞生，也为英国的称霸奠定了溢价；“银行券的保证金肯定不是金银，而是不列颠诸岛巨量的劳动产品。英国用它制造的工业品和它的转口贸易取得的收益向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数额惊人的资助，从而使他们能打败法国，维持一支在当时叹为观止的舰队以及庞大的陆军，从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扭转局势，使拿破仑陷于困境。在那个时代，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能力做同样的事。”

19世纪是欧洲全面迈入工业革命的大时代。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的数据，从1870到1913年，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都快于他们的收入增长，这说明那是一个贸易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当时的全球投资非常活跃。这样的时代事实上或许需要一个帝国为之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英国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虽然一直被诟病为帝国主义，但是似乎比起其他同侪干得出色。

19世纪的英国远非17世纪的英国可比，尤其在金融领域。根据《世界经济简史》的记录，19世纪的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而且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领先同侪，1870年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1880年，其面纱和布料的产量超过其余欧洲国家总和。

19世纪末世界经济已经达到高度一体化程度，这离不开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贡献，尤其是19世纪英国也一直坚持金本位制，而18世纪时虽然宣称是复本位，但实际金子仍旧受欢迎得多，伴随着新世纪银矿的发现，白银愈发贬值，金本位的地位更是得到空前的巩固。

由此可知，这也一个金融狂飙的年代，各种币制实验以及理论层出不穷。货币攫取了每个人的关注力，不仅诸多李嘉图等经济学家都参与论战，各类大师对此着迷不已。比如，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存在各种解读，最有趣的说法是其发明权最早可以追溯到哥白尼，对比后来牛顿对于黄金白银比价的关注，难怪经济学家惊呼“这两位天体力学的英雄并没有忽视货币力学。”

金融不是一张白纸，货币起源注定不同金属都在交换中存在重要地位，但也造成困扰，从比价稳定到数量，最常见就是刚刚谈到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也是在金银固定兑换比率之下，当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譬如银的市场价格比实际价值高，那么意味着银被高估，同时也表示金被低估，那么人们就会融化金币，同时将银币花出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的金币越来越少，反之亦然。

于是，在金银复本位制度之下，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成为常态，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

在崛起的过程之中，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在历史上如何面对这些棘手问题呢？伴随着上篇所提及的英格兰银行券的广泛使用，也促成了英镑此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第一传奇，这是一个偶然。考察英镑在长时间的历史表现，或许也可以帮助理解英国的独特：为什么英格兰银行出现在伦敦？为什么伦敦公众可以接受纸币这一安排，以及英国后来的衍生金融制度设计。

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价格，据说是根据牛顿的建议将黄金固定为3英镑17先令，这个价格持续到1931年，这年被认为金本位元年。此外，银子虽然不那么受欢迎，仍旧在使用，其非货币化直到19世纪末才在主要国家完成，对比中国，迟至20世纪40年代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

可以想象，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政府、人民为之付出了相应代价，才使得英镑几乎以超然历史之外的姿态存在，但他们也收获了信用，英镑资信之佳，被认为接近黄金，因此四处被接纳，以至于学者不得不承认，金本位时期最通行的国际付款方式不是黄金，而是英镑的银行本票。

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不仅制定伦敦的利率，相当长的时期也内制定了世界的利率，对比之下，英国的其他跟随者的各种实验往往以通货膨胀收场，也使得法国之类的国家无法像英国那样借钱打仗，而只能以硬通货交易。

麦迪逊认为英国在十九世纪的优秀表现与金融体系相关，除了稳定健全的公共信用和货币体系、相当规模的资本市场和公债市场之外，从1821年保持下来的金本位制度也相当关键，而这为旨在稳定汇率提供了有利条件。

19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币制的不同也造就持续的争议和间或的混乱。金本位的英国和复本位的法国央行之间也有过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英国银行业期间针对贸易融资较多，大陆国家则有不少工业贷款，这或许展示两种银行业经营不同思路。

金融历史没有恒定不变的优势，即使是金本位制度，也不能永葆英国于繁荣，这也是20世纪一战以及大萧条之后的系列故事。二十世纪初时，大部分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发行货币以黄金为“锚”，意味着各国法币币值与一定重量的黄金挂钩，而黄金又受开采量以及黄金发现等意外因素影响，货币发行机械地受制于黄金储备，常规情况之下并无大错，但如果变动时代，那么最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动荡与危机，比如大萧条时期。

在刚刚成立的第一个一百年内，英格兰银行成功活下来。这并不容易，正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历史上的英格兰银行并非生来有垄断特权，也屡次遭遇挤兑，18世纪英格兰银行银行部也数次接受资助，上文提到1797年甚至直接停止兑付。

尽管如此，英格兰银行仍旧赢得信用。白芝浩（Bagehot）描述“英语世界的人都相信英格兰银行不会破产”，英格兰银行也被视为“伦敦各银行存放准备金最便捷、最安全的地方”。

民间中也有俗语“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as safe as the Bank of England），用来形容一个组织足够安全，也用来形容不用担心某事出错。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使用多少有点老套且不合时宜。不过，其“黄金”一样的信用背后，也离不开恐慌的推动，恐慌犹如大海中的鲜血，分分钟可能引来挤兑的鲨鱼，这对于银行业来说是强者恒强与排除竞争对手的机会，英格兰银行在其中屹立不倒。

进入十九世纪，英格兰银行的稳健经营使得其在国内继续获得特许权，在国外也赢得不少追随者。甚至法国学者让·里瓦尔（Jean Rivoi）也不得不承认“就像合众国和法国那样，整个世界在19世纪期间，开始慢慢遵循英国制度”。如此趋势之下，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也被世界拷贝，正是在19世纪，世界迎来第一波中央银行的热潮，期间设立了大概20余家央行，被视为几乎是英格兰银行翻版的法兰西银行于1814年成立，荷兰银行、日本银行、俄罗斯银行等也相续成立，其尾声是以美联储1913的设立告终，世界也追随英国的步伐开始拥抱金本位。

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方案，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成为全国唯一法定偿还的货币；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又《银行特许条例》，这也就是所谓《比尔条例》，事实上使得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垄断发行。该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为国家发行银行，同时其他银行不得增发钞票；同时规定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发行部限额为1400万英镑，这部分信用无需黄金准备；超出的部分必须保持足额准备。

这被历史学家们认为英格兰银行事实上是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不过直到接近一百年后的1928年，英格兰银行才算完全垄断银行券发行，而直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才收归国有。在19世纪这一百年间，英格兰银行对于自身作为中央银行的定位以及认知，仍旧是一场充满试错的探索。

英格兰银行地位不仅依赖于政府，更依赖于竞争的胜利。按照白芝浩的研究，直到1844年之前，伦敦私人银行如果有意，仍可以发行票据，但是在100年前，他们事实上已经被迫退出这个领域。也就是说，在相关法律的条款发布之前，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已经获得公认的垄断权。

至于1833年和1844年的法案变化，其背后也有众多原因。战争仍旧是一切的扳机。19世纪英法仍旧在学习之中继续敌对，拿破仑战争背后仍旧是金钱角力，英格兰银行负债剧增到8.5亿英镑，和成立之初的120万英镑成为云泥之别，随着英国政府开始转向资本市场筹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情况也开始稳定，而具体操作，就是我们稍后会介绍的英国特有“四角关系”。

英格兰银行逐渐成为银行中的翘楚，逐渐有了更多现代央行的角色功能，但这些都是在探索以及互动之中逐步促成。英格兰银行治理机构主要由理事会、行长及副行长组成，成员由政府推荐，英王任命，要求必须是英国国民，65岁以下，但下院议员、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理事会有轮流离任，往往选自金融城的商业精英，最开始本行往往是商人，不少是年轻人，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曾经担任过期董事会成员，从董事会成员行业背景也往一窥英国的工业变迁。

白芝浩考察过英格兰银行的治理机构，结论是这个委员会尽管表现“堪称优秀”，但仍旧“权力不确定”，因此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以后我有机会还会谈到，譬如英格兰银行如何应对十八世纪的“钱荒”。

无论如何物换星移，中央银行家仍旧是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者，他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利率的定价者，甚至进而也决定在市场可以发多少钞票的人。因为英格兰银行的榜样力量，大部分时间内，中央银行的私有角色与公共力量仍旧并存，他们对于股东和国家同时负责——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仍旧如此，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家最重要的目标仍旧被定义为“维护币值的稳定”（更多细节可参见《金融之王》）。于是，这也注定了就业、增长、物价等衡量不被视为首要因素，中央银行举措也难以避免趋于保守，在对抗通胀方面或许卓有成效，但在变动的时代难免力有不逮，就像中央银行在大萧条期间的表现令人不满。

也正因此，中央银行这套系统今天看起来好像运行畅顺、完整无缺，但任何制度不会凭空出生于虚空，正如白芝浩所言：“当我们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时，就不应该认为面对的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或者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人为状态中的时候，就不应该认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

中央银行并非设计的结果，却揭示了人类智慧的试错以及改进。中央银行的诸多行为原则以及最终目标，事实上也由一步步演化而来。从英格兰银行的模板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往往最早是私人设立，前身也往往是商业银行；这或许是对于习惯于一切国有化的国人难以理解，但却只是经济常识而已，就像货币的国家化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通过漫长的私人货币的演化而来，正如今天很多学人会对哈耶克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观点嗔目结舌一样——无他，多怪的原因，往往只是少见而已。

主要参考资料：

《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白芝浩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英美中央银行史》约翰.H.伍德 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1年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著 华夏出版社著 2009 《西欧金融史》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0 《利率史》悉尼.霍默 著 中信出版社 2010 《金钱关系》尼尔.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货币崛起》尼尔.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货币史》让• 里瓦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01 《资本主义的动力》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7第1版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3年第1版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s: new and old.John H.Wood 2006(http://www.xiexiebang.com/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cato-journal/2006/11/cj26n3-11.pdf)http://www.bankofengland.co.uk/

英国内在的“四角关系”

—— 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七)徐瑾 今天 21:08 分享

按照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的总结，人类在十七世纪见证了三种类型的金融创新：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开创了支票账户系统和直接转账过户，斯德哥尔摩的瑞典银行引入部分准备金体系做法，而应战争融资之需而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也贡献了极大的价值，那就是利用部分的货币垄断权，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形式促进付款。

支票账户、存款准备金、本票付款，这些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寻常物件，在不经意间其实改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看似银行业一小步，却促进了商业社会的一大步，其背后逻辑何在？

之所以强调英格兰银行的重要意义，原因在于其发挥的效应不仅局限于商业领域，它事实上改写了私权和公权之间的运作关系，其背后也隐含以金融对抗专制的逻辑，商业以自己的力量实现了自身目的及政治诉求。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偏偏诞生在英国，并不纯粹是运气，而是英国的制度传统有关，据说即使在英国君权最为嚣张的时代，国王亨利七世也被要求靠自己过活。

（雨中的英格兰银行。图片来自网络。）

弗格森是苏格兰人，被视为一个彻底的“帝国主义者”，他毫不掩饰对于大英帝国昔日荣光的缅怀。他的研究中多次强调英国制度设计中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的优越性：首先，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使得国家财政征收得力，优于法国的包税人制度，这也衍生了优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换取立法权，介入了国家预算各个环节，这无疑促进了私人产权的保护；第三，国债体系使国家开支稳定，不会因为战争而骤然变化、甚至掠夺民间，债市的活跃最终也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最后则是中央银行，通过管理国债发行、征收铸币税，中央银行衍生出汇率管理、最终贷款人职能。

维持这一体系的核心要点在于什么呢？弗格森指出，维持纸币和黄金的可兑换性虽然是这个体制的关键，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回顾此前历史，例如当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2月和1821年5月被迫中止“现金付款”时，它并没有对这个体系产生致命的后果，这受益于大规模、自由管理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尽管这一整套机制日后被认为卓越，当时英国国债体系曾经引发很多讨论以及抨击，“英国公众认为这些新花样与股票投机是一码事，是奥伦治的威廉从荷兰的行李中带来的外国招数”。多少和今日美国国债的情况类似，19世纪英国国债也遭遇很多批判，有人计算1824年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到400亿法郎，英国超过四分之三，而当时法国大概40亿公债，经济学家萨伊对英国债务制度持严历的批评态度。

根据布罗代尔研究，“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公债的优越性才为世人公认”。从税收变化可见一斑，18世纪英国税收比例高于法国，1715年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令人咋舌的24％，差不多时期的法国仅为10%；此后开始出现变化，到1850年降为10％，其背后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消化了政府赤字，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从1805年开始稳定。

到了19世纪初期，皮特首相甚至自信满满地在下院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的基础之上”，1774年的一条札记可谓道出英国崛起背后的本质“英国自身弱小，若无商业、工业及其仅存在帐面上的信贷、决不可能对几乎整个欧洲发号施令”。

英法数百年的争斗之中，法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却最终输掉了整个战役，英国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或许在下降，但是其经济的影响力却达到顶峰。很多学者都指出，与法国相比，英国在17世纪最大的突出成绩伴随着货币制度的现代化，英国设立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财税体系的变化，也源自政治模式变化，国王资金来源从17世纪起主要依赖于地主以及商人控制的众议员，因为国会的制衡，也使得税收的合法性得到保证。

法国的税收和债务都低于英国，但是民众的不满却最终引发了革命，原因也在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为民众让渡部分权力，给出了经济上的可信担保，使得英国政府成为一个可信任的政府。换而言之，英国国债机制的成功来得并不容易，是几代人的努力与契约的结晶，其基础仍旧在于稳定市场预期基础形成极高的国家信用，法治的保障是市场与社会运转的基石，其背后需要英格兰银行这样机构的作用，更需要公众与政治的保证，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因为源自所谓英国金融革命的这一体制不管多么巧妙，它必须对公债持有者按期还本付息。做到这一点与维持英镑的经久稳定同样是件费劲的事。”

回看历史，信用是金融业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多时候无需行动，仅仅是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就可以摧毁一家银行甚至一个国家的货币，建立信用往往比起摧毁信用艰难百倍，按照《英美中央银行史》的说法，政治革命造成“公共信用中的金融革命”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附，主要参考资料：

《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白芝浩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英美中央银行史》约翰.H.伍德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1年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著华夏出版社2009年 《西欧金融史》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 《利率史》悉尼·霍默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 《金钱关系》尼尔·弗格森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 《货币崛起》尼尔·弗格森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 《货币史》让·里瓦尔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 《资本主义的动力》费尔南·布罗代尔1997第1版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费尔南·布罗代尔1993年第1版 《Independentcentralbanks:newandold》JohnH.Wood著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