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非政府组织发展经验与借鉴

第一篇：国外非政府组织发展经验与借鉴

国外非政府组织发展经验与借鉴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但由于起步晚、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致使其存在诸多问题。对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及管理进行分析，总结其发展经验，分析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能够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国外 非政府组织 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非政府组织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它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表达民意、传递民声。然而，由于非政府组织成长环境、大政府小社会的政府职能模式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非政府组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外部的政策制约和自身治理机制制约，非政府组织发展现状还远远不能满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通过总结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经验，分析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现状，能够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国外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经验

登记管理制度方面。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登记制度主要包括自由成立和登记设立两种模式。自由成立模式下，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可以成立非政府组织，无需办理登记手续，如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联合其他人一起成立非政府组织，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服务，拥有自己的账户并接受社会的捐助，无需政府批准。登记设立模式，就是指非政府组织要想获得合法地位，必须向特定机构申请注册成立，在获得批准后，才具备筹立非政府组织的资格。如日本法律规定非政府组织可有认证、认可、许可三种方式来向有关机构申请成立非政府组织，主管机关审查材料后再决定是否批准其申请。总体来说，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审查门槛较低，登记注册程序较为简便。而在我国，多数非政府组织在登记之时便受到严格审查、程序繁琐。

资金来源途径方面。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主要是来自政府补助与服务经营收入，有研究表明，这两项收入分别占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的40%和49%。政府补助体现的非政府组织政府主导型的资金来源途径，大多数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都属于这一模式，如英国政府将每年博彩16.7%的收入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基金，此外，政府还直接为公益活动给予财政转移资金；在德国的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中，政府的资助占到了64%。服务经营收入体现了非政府组织市场主导型资金来源途径。这类非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经营活动或提供服务来获得收入，如美国非政府组织在1995年，其服务经营收入就占到总资金来源的57%，而政府资助只占30%。

国外政府在对非政府组织提供财政支持时，主要是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处于平等地位。而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也接受政府的资金补助，但其通常是政府的预算资金，而非购买其服务，这并非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利用税收优惠和外部资金注入的优势而为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这保证其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定的稳定经营性收入，而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官僚作风严重，缺乏经营服务的意识，因此其服务经营收入有限。

税收优惠制度方面。对于非政府组织，各国都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其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企业和个人的公益捐赠采取税收优惠，二是对非政府组织的服务经营性活动减免税费。在税收优惠模式上，一种是主管部门认定非政府组织资格后，其就自动获得了减免税收的优惠，另一种则是非政府组织需要获得税务部门的认定，之后才可以减免相关税费。如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只要其向慈善委员会申请慈善组织资格，并获得批准后，便自动获得税收优惠资格，无需向税务部门申请。在美国，一般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非政府组织是直接获取税收优惠资格的，而其他非政府组织则要向税务局提出税收优惠申请，经过审查后，才可能获得税收优惠资格。

国外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认定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这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在申请认定程序上获得便利，而我国虽然也将税务机关作为审查非政府组织是否具有税收优惠的认定机关，但其程序复杂，认定工作难以开展，而且在具体的税收减免规定上，我国也缺乏细致而详实的政策。

监管体制方面。目前来说，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主要有一元和多元两种监管模式。所谓一元监管模式是指由一个机构来监管非政府组织的运营管理，如英国的慈善委员会就独立监管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的营运。而多元监管模式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是由不同机构共同完成的，如日本的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构是与其业务相关的政府机构来完成，这种模式下，监督者分工明确且监督更加具体。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是“轻登记、重监管”，而我国却是“重登记、轻监管”，这使得许多非政府组织运营管理混乱，甚至出现腐败现象，引起社会不满，也不利于其发展壮大。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成就

当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逐步从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退出，这给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主要表现在：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数量上有所增长。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据民政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非政府组织数量为28.8万，到2012年，这一数字增长为49.9万，增速达73.2%。我国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快速增长与我国政府的发展政策有密切联系，如2012年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比2011年增加了3.7万，增长率为8.1%，这比2011年高出4.4个百分点，之所以非政府组织的增长率大幅提高，主要是因为2012年我国民政部开启了非政府组织直接登记工作，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申请程序更加便利简洁。

我国非政府的民主功能日渐凸显。从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来看，其规模已经开始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就政治结构而言，主要是由不同的政治主体所构成的，之前我国的政治结构则主要由政府主体和经济主体组成，而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壮大正在改变这一现状，并开始作为独立的一极成为我国政治结构的组成主体之一，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断努力。而且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政府与个人往往处在一种对立状态，而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使二者之间出现缓冲地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还活跃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例如我国有6万多家行业协会，他们在行业标准的制定、行业资源整合、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贸易纠纷的调解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据统计，我国非政府组织在2012年实现收入1800 多亿元，从业人员达1218万人，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非政府组织治理机制日趋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其内在发展动力，若内在治理制度不完善，将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甚至会影响组织的公信力，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非政府组织发展模式的不断成熟，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内在治理机制上也日趋规范。如在选举制度方面，一些较大规模的非政府组织一般会建立会员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非政府组织中的最高权力机构，非政府组织通过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组织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管理机构。在执行机制上，非政府组织成立了理事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处理组织的日常事务。在监督机制方面，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特性之一便在于其公益性，因此我国在法律和政策上都要求非政府组织建立内部监督机构，为此我国非政府组织成立了监事会，监督理事会的运营与会员行为，保障其公益性。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不完善。我国对非政府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制度，即由民政部门主管其管理登记工作，政府主管部门则成为其具体业务的主管机关。我国双重管理体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明确各个机构的责任，以规范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但是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却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这种管理体制下遭遇准入门槛高、审批困难等问题，如在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方面，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性质的基金会其拥有的原始基金必须高于200万元，地方性的公募基金会注册资金不得低于400万元，而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注册门槛则更高，其原始基金不得低于800万元，高额的原始基金要求显然提高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申请注册的门槛，使得非政府组织难以获得合法地位，也就无法开展组织工作。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制度化程度不高。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是政府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要体现。我国政府虽然也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其更多的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近年来，随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配合度的提高，我国政府也逐步开始委托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社会服务，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这种互动并没有完善的制度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并没有将购买公共服务作为政府采购项目，而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也正因为这种制度的缺失，使得我国非政府组织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经验与能力，难以独立发展。

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不完善。各国政府都将税收减免政策作为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对非政府组织也有相关的优惠政策，但这种税收政策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我国虽然提高了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免税额度，但非政府组织的收入免税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其后，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非政府组织的免税收入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这一细则实际上是压缩了非政府组织收入的免税空间，这意味着一些捐赠给非政府组织的财物将会通过税收的形式向政府转移，这显然是减少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资金，也不利于调动捐款人的积极性。

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的局限。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早期大多脱胎于行政部门，这造成其官僚作风严重，有严重的行政依赖倾向，而且在运营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民主意识，也忽略了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因此其公信力受到社会的质疑。由于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的不规范，这使得一些非政府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而为自身谋利，如一些官办的协会往往通过资格考试、资质认证等方式来收取费用。此外，我国从事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人才缺乏，非政府组织因为其公益性而难以提供优厚的待遇，很难招到一般的专职人员，更无从谈起聘请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进行运营管理。在管理制度上，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也成立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以及监事会等机构，但往往流于形式，而没有在实际管理操作中发挥作用。

推进我国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的对策

降低非政府组织的登记门槛。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国需要降低其登记准入门槛。国外发达国家对于非政府组织登记的人数要求较低，一般5人以上便可以进行非政府组织的申请和登记，而我国目前还要求非政府组织必须有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或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才能够进行申请，这显然增加了非政府组织申请的难度。因此要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首先可以降低对其会员人数的要求。其次，我国应该取消对非政府组织资金注册的限制，保证其有一定的经费来源与合法资产即可，这有利于调动社会较多的分散资金进入社会公益领域，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再次，可以学习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经验，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并非决定于其登记与否。最后，我国可以适当下放非政府组织的审批权，简化审批程序。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这不仅能够在经济上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而且还能够培养其独立运营的能力。我国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这表明我国正在加大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但与此同时，我国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制度还不完善，因此，要想进一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国仍需要完善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

首先，政府应该对购买服务的种类有所规定，明确政府可以购买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而哪些公共服务不能购买，之后政府可以根据购买名录来进行资金预算，这有利于非政府组织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也能够保证其资金来源的稳定。其次，政府应该灵活选择购买模式，当辖区内的非政府组织没有能力承接其外包服务项目时，可以采取形式购买和指定购买的模式，但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成熟，竞争性购买模式应逐步成为主流，即非政府组织之间通过有序竞争，凭借自身实力获得承包政府项目的资格。最后，要建立监督评价体制，对政府的购买操作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指出其不足，以促进双方的发展。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税收优惠和对公益捐赠者实行税收优惠。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制定了一些法律条例，但总体上来说还存在政策空白，而且实践效果并不理想。要想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必须完善其税收优惠政策。首先要在免税主体的资格认定上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学习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免税政策，降低认定门槛，这能够激发非政府组织的活力。在捐赠者的税收优惠上，我国应该扩大税收优惠的对象，不能仅局限于对公益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和公益社团捐赠才能够享受税收优惠，这一方面限制了更多的非政府组织获取外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调动捐赠者的积极性。

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结构。我国非政府组织要想摆脱对政府机构的依赖，并在管理上去行政化，其必须增强自身的管理职能，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首先，其应该明确组织内部各个机构的权利与职能，并严格遵守部门规定，使得各个部门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管理的规范化。其次，要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要尽可能地听取更多会员的意见，形成交流渠道与遵循一定的议事原则，要改变原本一些具有官方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在决策时出现的一言堂现象，促进其内部在选举、议事、决策等方面的公平与民主。最后，应该建立公开透明的运行制度，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非政府组织具有公益性，且其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因此非政府组织必须对所获得的捐助以及资金去向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才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而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也正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保证。

（作者分别为河套大学经管系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张晓

第二篇：中国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可能性

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在政治层面，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反应百姓民意，直至监督政府的行为，这是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肩负的历史使命；在经济层面，随着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减少，以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的普遍存在，需要各类行业协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行业自律，避免过度无序竞争对整个经济活动的伤害。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预言，中国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前景广阔。但是必须看到，在这种可能性的后面，还存在诸多因素，会影响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对此应有充分认识。

1、政府执政理念左右中国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发展

严格意义上，我们的政府不是民选政府，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模式。所以各级政府有自己的诉求，或者说，政府本身存在凌驾于民众要求之上的追求，在目前，主要是对GDP政绩的近似偏执的热衷。政府热衷GDP数字，就会牺牲很多东西，比如环保和民生福利，没有主动地欲求来均衡改革成果的合理分配。而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存在的很大一个目标就是要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用专家的话说，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不是很长的战略发展机遇期，言下之意发展经济还是重中之重的任务。这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各级地方政府，没有很好地分清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将经济增长等同经济发展。印度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可取，以牺牲环境资源和社会内部矛盾激化为代价，随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所以，从大的方面看，这类组织能不能发展，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有没有转变观念。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有维持经济相当幅度的年增长率，才能延缓社会矛盾在就业、保障等发面的危机爆发。从这一点上看，此类组织近阶段发展的空间不会很大。尽管此类组织发展的好处在于她可能帮助政府解决一部分矛盾，但是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得不偿失。

2、政策法规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

中国政府在总结本国成绩，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建设一个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促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该政策法规体系将起到保护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权利和创新能力，并在机制上鼓励个人和企业对

于此类组织的捐助。要设立标准和准则，确保组织运行的透明度，资金管理的安全、有效性。法制社会的建设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如诚信守信，较高的道德水准，较强的是非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现状相当不乐观。社会基础制度的崩塌源于社会信仰的缺失，而培养这种能力，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社会捐助，一方面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这类组织的行为受到的监督不够，屡屡爆出丑闻，另一方面，从业人员的素质低下，缺乏职业操守，在众多丑闻被揭露以后，引发民众不信任情绪，直接影响到此类组织的生存。道德失范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中国社会的现实是，道德水准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走下坡。即使有再多的法律法规，面临这样的局面也是无可奈何。

3、监督与权力再配置

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格局，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强敌环视的情况下，有着一定的优势。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有利于组织起社会的资源，优先着力解决某些突出问题。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的行为，这就牵涉到政府权力的出让和整个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问题。存在这种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

4、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互联网技术的普遍运用，使民众获得咨讯的方式彻底改观，迫使政府采用更科学合理的手段来治理社会。在以前的时代，政府可以通过管制舆论，封锁消息的手段来维护特定的利益。现在这样做的难度大大增加。全球视野和科技手段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这就为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集权体制下的存活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的很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人员、财务各方面由政府一手操办，但是必须承认，从无到有，至少也是很大的胜利。

所以，总结地说，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法制的因素，在近阶段还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约因素。

第三篇：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及启示

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及启示

摘要：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一直是众多学者和农村发展工作者们认同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中国目前农民合作组织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局面，但是由于地域差异，发展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其发展状况也是良莠不齐。本文通过不同的划分角度来介绍不同类型的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状况以及发展趋势，以此来为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一体化的局面已经逐步向世界打开，农业生产市场化、世界化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农民的合作也就成为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一条可选途径。

一、国外农民合作社组织的类型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各不相同，所以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性。目前，关于这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划分也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农民合作组织的性质进行划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性的合作组织，这类农民合作组织主要在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在那里，农业经营规模普遍较大，农业生 产发展的趋势带动农民对合作的需求；另外，发达的工业将大量的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就业，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民数量的减少，就为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并且也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保障。这类农民合作组织以德国和法国为主要代表。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专业性强，即以某项农产品或者某个功能为内容而组成联合体。如水稻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养牛合作社等；另一类是社区型合作组织，它是一种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组织，这类组织主要存在于东亚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较成功的是日本的农协和以色列的莫沙夫。另外，韩国、印度、泰国所组建的合作社都属于这种类型。如在日本，农协主要从事信用、贩卖、购买和共集这四种基本事业以及农业种植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病虫害防治、住宅改建、道路修建等与其生产生活服务相关的活动。它相当于一个综合性的平台，承载着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多项内容。

其次，从农民合作组织所涉及到的范围来划分，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区域内的合作组织，主要是指在同一个区域内，形成的农民之间的合作性组织；另外一种是跨区域合作组织。这类合作社主要是跨地区的合作和联合，以共同销售为主，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要代表。前面划分类型中所提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跨区域的合作，如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中，销售合作社的历史最长，数量多 且规模大，在牛奶、水果和蔬菜等领域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显著。这种划分方式主要是针对合作所涉及的范围来界定的，至于合作的性质方面还是存在着交叉的。

再次，根据农民合作组织产生的动因．还可以将其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这种类型的产生，主要是农民在共同的市场需求下，为了增强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组织起来，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获取利益。这种类型的主要的特点是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自由联合，在市场的驱动下，为了获取利益而走向联合，比较典型的有美国、法国、德国、丹麦等国家；第二种类型是以政府推动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这种类型主要指的是政府为了贯彻农业发展战略，利用政府行为号召农民联合起来，并且具体指导和帮助农民组成具有合作性质的农村经济组织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类型的合作社相关的功能和组织体系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的，政府的推动在这类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这就使得这类农民合作组织或多或少地带有官办的色彩。典型的例子有日本、印度、泰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第三种类型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它主要指的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是基于社区内出现的某些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能够依赖个人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农民通过联合来寻求解决问 题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这类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农民合作性组织。一般这类组织可能是由于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而产生的合作，也可能是由于社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产生的合作。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农村的发展所开展的活动中有关于这方面组织的一些尝试，如拉美地区的洪都拉斯，那里的农民为了解决当地农民生产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自我组织起来进行田间试验和评估活动，通过大家的合作来寻找解决他们生产中遇到难题的方法。

二、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趋势

虽然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多样，但是基本特征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度，成员享有自愿参与和退出的权利，采取分红制。主要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即遵守罗奇代尔原则。在保持着这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农民合作组织不同类型的出现说明农民的需求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的。不同的时代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1．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趋于多元化

为了满足农民需求的多样化，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也趋于多元化发展，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就使得农民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开来，如有些国家的合作组织也开始从政治方面为农 民提供服务，并且以立法的方式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如税法、环境法等相关的立法，市场规则等，有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工作包括分析立法、为农民提供信息、明确农民在立法中的需求．并通过与国家政府或者国会的官员进行沟通，借以为国家的立法来提供参考。有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是提供技术支持，对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给予帮助和指导。如丹麦的农民联合会和小农场主协会，这些协会在技术上和职业技能等多方面为协会中的成员提供帮助和支持。2．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趋于多样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也异彩纷呈，这也是国际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另一个新趋势。目前，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中，还将其范围和内涵延伸到其他的领域，如消费、住宅、金融等领域。如在意大利的特伦蒂诺省，合作社的类型有5种，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劳务、服务类合作社，住房合作社等。这些不同形式合作社的存在表明了农民的需求也趋于多样化，也因此依靠丰富合作的形式才能够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

3．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力度的增加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其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而政府就是这个外部环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目前，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并 且从不同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政府的这些努力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国家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帮助体现在税收的减免、信贷提供的优惠政策、成立农民合作组织空间的扩大，以及立法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保护等。

4．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系统化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系统化主要体现在组织发展的层次性上。有些国家现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专业或综合的农民合作组织．并形成上下的体系。但是在体系中的各层次间经济上是相互独立的，虽然上级有对下级具有指导和管理的职能，但相互间不存在行政指挥关系和隶属关系。

三、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的不同，因此地域差异也比较大。正如不同国家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样，所以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也应考虑到不同的因素，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考虑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问题。总的来说，通过对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的了解，对于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具有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的农村发展需要农民的联合。

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世界大市场的发展趋势下，中国目前的小户经营模式已经不能再适应发 展需求。各国农民普遍建立合作组织，这主要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决定的，合作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第二，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从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实践来看，专业合作组织是农产品商品化、农业生产规模化的产物，尽管目前中国农业和农村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但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上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具备了发展专业性合作组织的条件。那么就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基础上，在那些地区大力发展专业性合作组织，使之能够为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有所促进，并且也能够通过联合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三，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条件来发展多种不同模式的农民合作组织。

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发展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类型，中国的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不能搞“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应该多注重本地的发展环境，注重农民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和需求，才能够使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和作用。

第四，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农民为中心。

其中包括两层含义：首先，以农民为中心，要本着农民 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农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原则，保证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所需要的，能够为农民服务：其次，以农民中心，要保证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自主地位，合作组织的准入制度对于社区内的每一个农民来说都是平等的，他们具有志愿加入和退出的权利，并且其成员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组织的决策中来，而外来者作为辅助者或者是推动者，而不是决策者和主导者。

第五，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同样离不开各方的支持。从国际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来看，不同动因发展起来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有其利弊。中国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汲取他们的教训，扬长避短。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固然不能动摇，但是一个组织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外部的环境，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支持，社会中介机构的帮助、外援项目的推动等重要因素。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还需要明确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利用它为农民组织的发展服务，而不是使之成为农民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四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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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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