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篇：国外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国外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巩英洲*(中共白银市委党校 甘肃白银 730900)【内容摘要】文章介绍了国外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历程、运作模式,探讨了对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启示和借鉴主义。

【关键词】民间环保组织 国外 启示

中图分类号:C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6)06-0069-03

一、国外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历程 1.精英人士的发起阶段

18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 和城市化飞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环境问题。但此时的 济学界尚未提出“外部不经济性”学说,环境问题仅被视 为工程问题而非社会政治问题。而此时的西方政府奉行 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是一个万能的 效的市场,政府应予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允许市场无约束 发挥功能,而不是健康的管理或环境保护。在此理论的 导下,西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反应极为冷漠,普通民众也 乎毫无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意识。所以,这时的环境保护 动和民间环保组织基本上都是由社会精英人士倡导和发 的。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社会精英人士为了保护环境走到 一起,确定了共同的目标,形成了自己的心理结构和技术 构,开始组建了各种民间环保组织。

1824年,爱尔兰政治家马丁和上层社会的人道主义者 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间动物保护组织:禁止残害动物协。1845年法国成立了动物保护协会。1865年英国成立了 共用地及乡间小路保护协会,英国在1867年成立了世界 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团体———东区保护海鸟协会, 1889 成立了鸟类保护协会, 1895年成立了历史古迹和自然风 区国家信托社(简称国家信托社)。美国在1866年由外

家贝佛成立了“禁止残害动物美国协会”,发表了《动物权 宣言》。1868年2月22日,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两匹最 壮的马分别载着两个人在崎岖的道路上比赛,它们跑了 0英里。这两人谁也没有赢,但两匹马却都累死了。第二 ,读到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后,波士顿杰出的律师乔治·安 尔被激怒了。他召集几十位关系密切的朋友成立了禁止 害动物马萨诸塞州协会。该协会四处发送宣传通讯,为 畜修建了公共饮水池,还推动与看管、运输、宰杀动物有 的仁慈立法。1882年,安吉尔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儿童 慈团。7年后,在安吉尔的领导下美国仁慈教育协会成。该协会的宗旨是:“荣显上帝,热爱和平,友好、公正、仁 地对待所有的动物。”正是在这些社会上层的精英人士的 导和发起下,民间环保组织在二战前就得到了充分的发。

这期间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民间环保 织在成立之初,就是某些贵族富人茶余饭后为改善本地 益恶化环境的产物,不论是从其成员还是其领导者都表 出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比如英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它 多不敢大胆地游说议员、大臣和文官,也很少公开针砭时 弊,惟恐招致政府报复性措施,在策略上主要是通过“正式” 的政治渠道进行院外活动,遵循着传统的非暴力和守法的 原则,不敢向国家的有关政策提出挑战。2.公众参与的成熟阶段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市场相对于环境 保护无效性以及政府环境行政局限性的日益明显,西方民 间环保组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它突破了精英主义的阶段, 走向了公众参与的成熟阶段。

二战后在英国,民众环保呼声日甚的情况下,环境民间

环保组织在输入民众主张的同时,从1967年至1980年,国 家信托社由当初的15万9千人发展到100万人,皇家鸟类 保护协会的成员由3万8千人扩充到30万人。此时的环境 民间环保组织不仅表现在数量的骤增,而且还出现了初步 联合的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保护野生动物联 盟、保护乡村联盟、苏格兰野生动物及乡村保护联盟和北爱 尔兰的环境保护联盟等。1978年还成立了旨在提高民间环 保组织在议会中影响水平的绿色联盟。经过长期的发展, 使英国有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组织最好、支 持极其广泛的民间环保组织。3.全球网络化的发展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 性的问题,全球环境危机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史无前例的 挑战,环境保护需要全人类共同行动。但是,各国政府的主 权有限性同环境问题的跨国性之间以及各国政府的民族利 己主义与环境的国际公益性之间的矛盾。这为民间环保组 织走向世界的网络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

民间环保组织在全球网络化的发展中,出现了几个较

大的著名的跨国组织。它们组织良好、经费多,在许多国家 开展活动,有较多和较好的机会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会 议和其它决策过程。这些组织是:世界保护联盟(TheWorld ConservationUnion),其成员组织有450个,遍布世界大多数 国家。世界野生物基金(TheWorld W ildlife Fund)是1962 年成立的,它在保护野生植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世界野 生物基金美国分部的资金收入1983年是900万美元,到 1991年增加到5300万美元,其成员从94000人增加到100 多万人,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为世界各国的2000多 个项目提供了6250万美元的资助。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的成员1985年有140万人, 1990年增加到675万人, 在30多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其年资金收入也从2400万美元 增加到1亿美元。世界自然基金(WorldW ide Fund forNa-ture)有300万成员,在20多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年预算约 69 *作者简介:巩英洲,中共白银市委党校副教授。

1.7亿美元。地球之友国际(Friends ofThe Earth In terna-ional)最初是1969年在美国建立的国内组织, 1992年,这一 织已发展为在40多个国家有51个成员组织和50余万成 的国际网络。

民间环保组织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数百个全球性的网 体系,它们从事着大量操作性的活动,并且还广泛参与国 社会的活动。在非洲, 1982年21个非政府组织建立起了 洲非政府组织环境网络,到1992年其成员组织达到了 30个,分布在45个国家。在西非,有一个叫第三世界环境 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网络,是1972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的网络伸展到拉美、欧洲 及印度洋沿岸诸国,它的活动得到西欧各国政府的资助。欧洲, 1991年欧洲环境组织有126个非政府组织成员,它 来自21个国家。这一非政府组织网络可以直接参与欧 委员会的活动,它在许多国际场所代表欧洲的非政府组。在北美,大湖联盟围绕着五大湖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其 从事的活动涉及环境、贸易、工会、体育以及土著居民等 务。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南极和南洋联盟有来自33个国 的非政府组织盟员, 1989年,来自22个国家的63个非政 组织建立了气候行动网络。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有亚 农业改革与农村发展非政府组织联盟。在印尼,印尼环 论坛是在1980年由79个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到1992年 成员达到了500个,其成员组织来自许多国家,如印尼、菲 宾、泰国以及荷兰、美国、日本和德国等,这一组织网络自 985年以来每年举行年会讨论协商发达国家对印尼的援助 题。

二、国外民间环保组织的运作模式 1.英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运作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会员大约有 50万~3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到80年代,这两项 据分别变为约450万和8%。从1987到1989的三年间, 使是增长最慢的民间环保组织———保护乡村英格兰协会 会员也增加了25%。英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功发展在于 的良好的运作模式。

首先,是抓住政治变化的契机。1987年6月,撒切尔夫 再次当选为首相,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撒切尔 人在环境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转折性的调整,放弃了政府 民间环保组织的政治参与所长期奉行的低调政策,对志 性部门的支持构成他们削减政府开支的战略的核心部。以此为契机,英国民间环保组织呈现出逐步走出政治 缘之势。其次,是加强自身建设。面对英国民众环境意识的高 ,它们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招募方法,建立起了全国性的 业化会员招募体系,通过广收会员来保证自己能将民众 要求转化为政治输入。面对着民众对环境保护日益增强 愿望,大多数民间环保组织都调整了组织结构,加强本组 的领导力量,以便能更好地将这些愿望转换为要求,再经 自己的集中和综合形成对整个政治系统的某种压力。为 应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英国的民间环保组织都在其内 抽调出大批精兵强将,八方募集资金,夯实资源基础。再次,是采取合适的方式改进政治参与。许多民间环 组织一改昔日之态,主动地担当起国家环境政策的监督 和促进者的社会角色,积极运用一切合法渠道施加政治 力,上升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压力集团。间环保组织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采取些“营销学”的办法, 保护环境兜售给人们,为民众提供他们所想要的环境服 ,营造一个有环境意识的消费者群体,通过人们的消费倾 来影响企业的生产以及政府的决策。它们同官方下属环 机构和团体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两者之间的信 感有所加强。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广大环境NGO不再 官方下属的环保机构以辛辣的批评,反而给予它们应有 支持,以促使其在环保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实践 中它们却已经运用到一些现代商业和市场的方法,它们逐 渐学会了运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对决策层施加压力的能力, 较好地实现了政治、社会和技术的组织化,对政治生活的影 响也日益深远。

2.意大利环境联盟的运作模式

意大利环境联盟诞生于1980年,是由一些主张不仅要 关注能源危机,更要关注全局性的环境保护问题的小组织 联合组建的一个民间组织,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有会员 约12万人,各地的地方组织1000多个,是意大利最大的民 间环保组织。

首先,它的活动范围很广。它们认为,环保不仅仅是同 污染作斗争,一切有利于环境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环保活 动。为此,它们不仅进行环保宣传和环保教育,动员群众反 对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还开展了诸如反对乱倒垃圾、制止 违章建筑、同“生态黑手党”进行斗争等多种活动。宣传铁 路运输优于汽车运输,普及节省能源的知识;推广可持续发 展农业;统计各种环境污染数据;争取建立更多的自然保护 公园;推进生态旅游;保护消费者利益等等。

其次,积极进行环境政治参与。它们认为政治参与的

意义远远大于任何一项具体的环境清扫活动。在多年活动 所积累的经验及数据的基础上,环境联盟积极就环保政策、城市建设政策、环保目标等向议会和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并 通过各种活动使国家采纳、实施这些建议。政治活动中的 另外一项重要内容是同“生态黑手党”作斗争,“生态黑手 党”,是指那些利用大量有毒有害工业垃圾或有毒废料等大 赚黑心钱的犯罪团伙。环境联盟的200多名专业人员对这 种犯罪活动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取样、调查和分析化验,仅 在那不勒斯海岸就发现几百个有害固体垃圾非法掩埋场, 发现数万辆非法油罐车。1998年该联盟揭发的这类违法事 件达26万起,被起诉的人达9392人。

再次,定期组织大型活动进行环保宣传。一是“世界清

洁日”活动。比如去1999年9月底,在1300多个市镇组织 “世界清洁日”活动,共有50多万人在3500处清扫现场参 加了清扫活动。这一活动的目的不仅仅只是打扫一下卫 生,而主要在于进行环保宣传和环保教育。二是“绿色帆 船”活动。每年夏初,三艘装备有各种测量仪器的帆船沿意 大利海岸缓缓航行,边走边在近海取样化验,了解海洋污染 情况,挑选出污染少、符合环保要求的海滨浴场向社会公 布,便于夏季休假的人选择。同时将这些数据送交有关部 门,供这些部门在制定保护海洋环境政策和采取保护措施 时参考。三是“绿色火车”活动。即每年春天与国家铁路公 司联合举办的“绿色火车”横穿全国活动。“绿色火车”由六 节车厢组成,车内配有各种仪器,可以测量铁路附近的空 气、噪音污染状况。列车在各个城市停留,当地居民可以上 车参观,了解本地污染状况,参观车上的环保展览,观看有 关的电影和录像,或是参加一些报告会、讨论会。列车停留 的大小城镇每年有100多个,成为环境测量和环保宣传的一 个重要手段。除这些定期大型活动外,环境联盟每年还组 织大量不定期的活动。

最后,四方来财经费宽裕。环境联盟的经费来源主要

有四个方面。一是有很多的赞助者。环境联盟以自己的严 肃、公正在公众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它编制的报告、公布 的数据、发表的言论都具有权威性,因此,赞助者很多,尤其 是那些生产环保产品的企业成为组织的主要赞助者。二是 广告收入多。海滨浴场只要一被环境联盟宣布为“清洁 的”,游客就会络绎不绝,这些浴场当然愿意赞助环境联盟 的活动,在其活动中做广告。三是服务收入多。组织专家 根据环境联盟掌握的材料和社会的需要编制一些环保计划 和方案,向有关机构推荐。由于环境联盟威信高,这些计划 和方案又切实可行,确有环保效果,所以大多能被采用。一 经采用,环境联盟即可得到方案设计费,这是一笔可观的收 入。环境联盟每年还出版大量书刊,并定期(下转第78页)70

二、中国信访法律制度立法变迁

为了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需要,在认 总结建国以来信访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于

995年10月28日颁布了《信访条例》,对信访工作应当遵 的原则、信访人的权利和义务、信访事项的受理和办理等 了规定,把信访工作初步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信访条 》实施九年来,对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 信访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信访工作,维护信访秩序,发挥 重要的作用。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以及社会利益 局的调整,信访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个方面:一是信访总量持续上升,越级进京走访增势迅

。来信来访总量的增幅呈现出“中央多、基层少”的“倒金 塔”型分布特点。二是信访反映问题集中,多涉及群体性 益,上访呈现出反复性、组织化等新的特点,跨地区、跨部 的串联聚集上访越来越多。三是信访方式有时比较激 ,围堵党政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铁路、公路交通等过 行为时有发生。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从制度层面来分析,主要有以下 点:一是信访渠道不够畅通,有的地方或者部门对信访人 映问题推诿塞责或者截访堵访,最后矛盾上交。二是处 信访事项层层转办,效率低下造成矛盾堆积。三是对处 信访事项的机关监督力度不够。四是对侵犯群众利益引 信访的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五是对 出现的破坏信访秩序的行为,《信访条例》缺乏必要的防 和制止措施。

三、中国信访法律制度改革路径

信访作为中国特色的一种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制度, 管理者而言,处理问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解决方式较为 活。对上访者而言,无需过多专业知识,没有受理范围限 ,没有严格审级区别,不交纳费用,却存在解决问题的可。而管理者的随意使上访者有更高期待,导致解决一个 案件,却引发出十个、百个新案件,有时还误导一些人弃 议、诉讼等法律途径而寄希望于领导人的批示,导致越级 上访,集体上访,常年上访。因此,信访法律制度的难点在 于如何实现扬弃和再造,构建一种制度,既能继承信访制度 的已有经验,又能符合中国民间的历史传统,通过制度创 新,立足社会稳定,规范表达民愿,将一种濒临边缘化的灵 活政策改革为一种规范的制度安排。在社会稳定的基础 上,表达民情民愿,疏导民间纠纷,保障公民人权。信访制 度的难点既在于信访制度本身的重构,也在于如何重构和 创新整个救济、监督和解决争议机制,协调信访、调解、仲 裁、复议和诉讼的受理范围,使其各有重点,功能互补,彼此 衔接,运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无论未来中国信访法律制度改革的路径如何选择,信

访法律制度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整体设计,以现有 纠纷解决模式为背景,宏观设计信访、调解、仲裁、复议、诉 讼等多种纠纷解决模式的受理范围和各自重点,彼此协调, 相互衔接。二是微观建构。以既有的模式为基础,重构信 访制度,主要内容是修改现有制度,提高立法层次,细化信 访程序,明确信访范围,分级受理信访,逐级处理纠纷,加强 民主监督。从工作重点出发,提高基层的纠纷解决能力,将 大量矛盾化解在群众生产生活第一线,矛盾不上交,纠纷不 激化,从基层民间减少和避免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发生。从 生成机理思考,既尊重中国民间传统,又借鉴人类文明成 果,吸收国外类似制度经验,将国际化的理念融入本土化的 制度。参考文献: [1]姜明安.信访需要创新机制[J].时事报告, 2004.(2).[2]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 J].法学研究, 2004,(3).[3]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 社, 1996.[4]于建嵘.对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J].中国党政干部 论坛, 2005.(5).[5]曹康泰.贯彻新的《信访条例》大力促进社会和谐[J].国 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5.(3).[6]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J].中国改革, 2005.(2).上接第70页)出版联盟的会刊和报纸,这些书刊报纸发行 都很大。四是交纳会费的会员多。环境联盟的会员每人 年需交四万里拉(约合20美元)的会费,虽然数额不大,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三、国外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1.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不可操之过急要渐进化 国外民间环保组织在近几十年发展非常迅速,从精英 段到大众化阶段,再到全球化阶段,而我国民间环保组织 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主要是我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存在 不可比拟的国情,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就有了公民的概念 公民社会。而我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央集权制,文化 革命使这种集权制走向了极端,现在尽管已进行了改革 放,但公民的概念仅是法律条文中的一个符号,公民社会 无从谈起。所以,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不能脱离实 操之过急,如果操之过急超过了改革开放的界限,就会被 千年来的封建惯性所击倒,而且对我国已出现的民间环 组织只能很好地呵护而不能期望过高。事实上,英国从 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的诞生到民间环保组织的大众化也经 了100多年,真正走向跨国发展也是近20年的事。我国 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已形成了 样的内在逻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为动 ,通过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来全面推动我国的政治 明建设进程,形成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三者的 良性发展。所以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只能顺应这个内 在逻辑,在这个逻辑发展中坚持渐进化的发展道路。2.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不可浮在上面要草根化 国外民间环保组织的另一特征是草根化,深入到最基

层的居民和社区。所以我国民间环保组织从目前的精英型 走向大众化,首先要草根化。草根就是多的意思,草根还有 和泥土最接近的意思,泥土就是大众,草根就是直接和泥土 接触。草根化就是你到学校、社区、商场甚至深入到农民 中,影响他们。草根化的功能就是大面积对泥土护养、改造 泥土,给他们灌输环保意识,一点一滴长时间地进行渗透教 育,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和组织的大众化作好基础工作。3.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不可大而全,要专业化 国外民间环保组织的又一特征是专业化,专业化首先 表现在其分工的细腻上,比如鸟类保护协会、国际河流组 织、世界野生物基金会等,都是针对某一个更为专业的领 域,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到位。专业化的另 一个层面,则反映在组织结构及研究领域上。意大利环境 联盟,定期组织大型活动进行环保宣传。而世界自然基金 会,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刊物及研究人员,并吸纳了大批环 保学家、经济学家、动物学家等专业人士,被称为环境经济 学的摇篮。所以,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不可追求大而 全,要专业化,专业化是民间环保组织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 条件。78

第二篇：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及启示

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及启示

摘要：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一直是众多学者和农村发展工作者们认同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中国目前农民合作组织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局面，但是由于地域差异，发展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其发展状况也是良莠不齐。本文通过不同的划分角度来介绍不同类型的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状况以及发展趋势，以此来为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一体化的局面已经逐步向世界打开，农业生产市场化、世界化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农民的合作也就成为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一条可选途径。

一、国外农民合作社组织的类型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各不相同，所以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性。目前，关于这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划分也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农民合作组织的性质进行划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性的合作组织，这类农民合作组织主要在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在那里，农业经营规模普遍较大，农业生 产发展的趋势带动农民对合作的需求；另外，发达的工业将大量的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就业，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民数量的减少，就为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并且也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保障。这类农民合作组织以德国和法国为主要代表。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专业性强，即以某项农产品或者某个功能为内容而组成联合体。如水稻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养牛合作社等；另一类是社区型合作组织，它是一种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组织，这类组织主要存在于东亚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较成功的是日本的农协和以色列的莫沙夫。另外，韩国、印度、泰国所组建的合作社都属于这种类型。如在日本，农协主要从事信用、贩卖、购买和共集这四种基本事业以及农业种植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病虫害防治、住宅改建、道路修建等与其生产生活服务相关的活动。它相当于一个综合性的平台，承载着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多项内容。

其次，从农民合作组织所涉及到的范围来划分，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区域内的合作组织，主要是指在同一个区域内，形成的农民之间的合作性组织；另外一种是跨区域合作组织。这类合作社主要是跨地区的合作和联合，以共同销售为主，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要代表。前面划分类型中所提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跨区域的合作，如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中，销售合作社的历史最长，数量多 且规模大，在牛奶、水果和蔬菜等领域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显著。这种划分方式主要是针对合作所涉及的范围来界定的，至于合作的性质方面还是存在着交叉的。

再次，根据农民合作组织产生的动因．还可以将其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这种类型的产生，主要是农民在共同的市场需求下，为了增强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组织起来，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获取利益。这种类型的主要的特点是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自由联合，在市场的驱动下，为了获取利益而走向联合，比较典型的有美国、法国、德国、丹麦等国家；第二种类型是以政府推动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这种类型主要指的是政府为了贯彻农业发展战略，利用政府行为号召农民联合起来，并且具体指导和帮助农民组成具有合作性质的农村经济组织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类型的合作社相关的功能和组织体系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的，政府的推动在这类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这就使得这类农民合作组织或多或少地带有官办的色彩。典型的例子有日本、印度、泰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第三种类型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它主要指的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是基于社区内出现的某些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能够依赖个人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农民通过联合来寻求解决问 题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这类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农民合作性组织。一般这类组织可能是由于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而产生的合作，也可能是由于社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产生的合作。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农村的发展所开展的活动中有关于这方面组织的一些尝试，如拉美地区的洪都拉斯，那里的农民为了解决当地农民生产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自我组织起来进行田间试验和评估活动，通过大家的合作来寻找解决他们生产中遇到难题的方法。

二、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趋势

虽然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多样，但是基本特征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度，成员享有自愿参与和退出的权利，采取分红制。主要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即遵守罗奇代尔原则。在保持着这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农民合作组织不同类型的出现说明农民的需求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的。不同的时代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1．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趋于多元化

为了满足农民需求的多样化，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也趋于多元化发展，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就使得农民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开来，如有些国家的合作组织也开始从政治方面为农 民提供服务，并且以立法的方式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如税法、环境法等相关的立法，市场规则等，有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工作包括分析立法、为农民提供信息、明确农民在立法中的需求．并通过与国家政府或者国会的官员进行沟通，借以为国家的立法来提供参考。有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是提供技术支持，对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给予帮助和指导。如丹麦的农民联合会和小农场主协会，这些协会在技术上和职业技能等多方面为协会中的成员提供帮助和支持。2．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趋于多样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也异彩纷呈，这也是国际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另一个新趋势。目前，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中，还将其范围和内涵延伸到其他的领域，如消费、住宅、金融等领域。如在意大利的特伦蒂诺省，合作社的类型有5种，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劳务、服务类合作社，住房合作社等。这些不同形式合作社的存在表明了农民的需求也趋于多样化，也因此依靠丰富合作的形式才能够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

3．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力度的增加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其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而政府就是这个外部环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目前，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并 且从不同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政府的这些努力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国家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帮助体现在税收的减免、信贷提供的优惠政策、成立农民合作组织空间的扩大，以及立法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保护等。

4．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系统化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系统化主要体现在组织发展的层次性上。有些国家现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专业或综合的农民合作组织．并形成上下的体系。但是在体系中的各层次间经济上是相互独立的，虽然上级有对下级具有指导和管理的职能，但相互间不存在行政指挥关系和隶属关系。

三、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的不同，因此地域差异也比较大。正如不同国家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样，所以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也应考虑到不同的因素，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考虑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问题。总的来说，通过对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的了解，对于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具有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的农村发展需要农民的联合。

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世界大市场的发展趋势下，中国目前的小户经营模式已经不能再适应发 展需求。各国农民普遍建立合作组织，这主要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决定的，合作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第二，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从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实践来看，专业合作组织是农产品商品化、农业生产规模化的产物，尽管目前中国农业和农村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但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上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具备了发展专业性合作组织的条件。那么就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基础上，在那些地区大力发展专业性合作组织，使之能够为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有所促进，并且也能够通过联合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三，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条件来发展多种不同模式的农民合作组织。

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发展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类型，中国的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不能搞“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应该多注重本地的发展环境，注重农民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和需求，才能够使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和作用。

第四，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农民为中心。

其中包括两层含义：首先，以农民为中心，要本着农民 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农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原则，保证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所需要的，能够为农民服务：其次，以农民中心，要保证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自主地位，合作组织的准入制度对于社区内的每一个农民来说都是平等的，他们具有志愿加入和退出的权利，并且其成员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组织的决策中来，而外来者作为辅助者或者是推动者，而不是决策者和主导者。

第五，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同样离不开各方的支持。从国际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来看，不同动因发展起来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有其利弊。中国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汲取他们的教训，扬长避短。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固然不能动摇，但是一个组织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外部的环境，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支持，社会中介机构的帮助、外援项目的推动等重要因素。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还需要明确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利用它为农民组织的发展服务，而不是使之成为农民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三篇：国外社会工作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国外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1）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活动。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是：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活动，用以协助个人、群体、社区去强化或恢复能力，以发挥其社会功能，并创造有助于达成其目标的社会条件。

（2）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过程。弗里兰德（Friedlander）1980年在其所著的《社会福利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Welfare）一书中强调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服务，也是一种助人的过程。

（3）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方法。台湾学者廖荣利在1996年出版的《社会工作概要》一书中引述芬克（Fink）对社会工作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或学科，它通过提供助人的服务，以增强个人与群体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功能。这种助人的专业方法注重人们和其所处环境的交互关系。

（4）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廖荣利本人在《社会工作概要》一书中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是：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独特的专业领域，它运用社会的和心理的科学原则，以解决社区生活中的特殊问题，并减除个人的生活逆境和压力。

（5）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威特默尔（Wilmer）1942年在其所著的《社会工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一书中认为：社会工作是有组织的机构或团体为解决个人所遭遇的困难而实施的一种援助，是为协助个人调整其社会关系而实施的各种服务。史坡林（Sparing）在1975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实务概论》一书中也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协助人们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并增强他们社会生活功能的一种社会制度化方法。

（6）对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定义。斯基摩尔（Skidmore）在其1994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一书中，对社会工作下了一个综合性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艺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专业，其目的在于协助人们解决其个人、群体（尤其是家庭）、社区的问题，以及运用个案工作、群体工作、社区工作、行政和研究等方法，促使个人、群体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达到满意的状态。

二、国外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历程

现代社会工作起源于 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颁布实施的《济贫法》，这部法开创了国家以立法形式救济贫民的先河，并明确了政府和社会有济贫的责任。16世纪的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的英国统治者面临大量的贫民生活无着落、偷盗、乞讨等社会问题。因此，英国政府颁布了《济贫法》，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贫困问题。《济贫法》的实施，要求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以确定帮助对象，这需要专人和专门的工作方法进行，由此，现代社会工作的雏形形成。《济贫法》的意义一是政府首次以立法的方式对全国的贫民实施生活救济制度；二是其救济经费的一部分来源于富有阶层，即国家强制征收的济贫税。《济贫法》规定，教区对没有亲属供养的区内贫民负责救济，救济经费以济贫税、志愿捐款和罚金三者为主要来源。《济贫法》的特点是

实施分类救助，分别对有工作能力、无工作能力、无依儿童给予不同安排，社会工作的类型化方式由此提出。《济贫法》于1834年修正为新《济贫法》，到1948年，在英国实施了347年，《济贫法》的修正实施使社会工作者尝试用个性化方式解决贫困问题，这为英国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个案工作方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德国1788年在汉堡市实行一种救济制度，史称“汉堡制”，对社会工作在制度与方法上影响甚远。汉堡制将全市分为若干区，分别对贫困者实施救济，或介绍职业、医疗疾病等，并设中央办事机构，总管全市救贫行政事务。1852年德国爱尔伯福小市镇仿汉堡制并加以修改完善，开始实行爱尔伯福制，即各区再分段，负责对段内的贫民进行经常性调查，按需予以补助，并办理职业介绍以及对游民进行管理训练等。各市设有全市性的赈济组织。在此期间，英国早期社会工作者借鉴德国汉堡制和爱尔伯福制的做法，进行济贫工作。此后，1869年在伦敦成立的英国慈善组织会社和1877年成立的美国慈善组织会社进一步推动了济贫工作的专业化，确定了服务到个人的社会工作理念。

兴起于英美等国的慈善组织会社与睦邻运动共同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形成。社区睦邻运动首先是由教会及一些慈善组织、基金会发起的。社区睦邻运动的方法是让社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地参与社区生活，尽量调动并利用社区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组织和教育居民改善自己的环，培养居民的自助与互助精神。社区睦邻运动发起于英国，1884年，伦敦东区传教士巴涅特为纪念年轻的亡友——牛津大学经济系讲师汤因比服务于贫民、工人的崇高精神，在自己所属的教区建立了第一座社区睦邻中心，并定名为汤因比馆。继该中心后,英国各地也建立了类似的服务中心。社区睦邻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较大,开展最为广泛。1886年，美国著名的社区睦邻服务社苏尔大厦创办，厦内为青年人、老年人提供了从事教育、艺术、音乐、娱乐等活动及发展教育的机会，还成立了如贫困、劳动、教育、政治等大型研究室。苏尔大厦的建立改善了其所在地芝加哥市市民的生活，并促进了全美社区睦邻运动，到1937年，美国已建立了 300多个类似的服务中心。欧洲大部分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社区睦邻运动。

社区睦邻运动的开展及其所提倡的服务精神和取得的成就，无疑给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贫困问题提出了一条可行之路，其目的都是尽可能在社区基础上，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解决贫困问题。社区睦邻运动对于社会工作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首创了社区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工作及服务机构；二是开创了社会工作与社会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先河，即充分关注社区居民的需要和问题，并且将解决问题的工作计划与项目均建立在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三是注重开发、利用和整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以推动社区计划的实施；四是注重居民的社区参与精神的培养；五是将无私奉献的社区活国外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1883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险法》，1884年通过了《工伤保险法》，1889年又实行了《老年与病残强制保险法》。这一系列社会保险制度的推出缓解了一触即发的劳资矛盾，解决了产业工人的后顾之忧，加快了国内经济的发展。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解决1929年的“大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所导致的成千上万失业人员的生活及就业等问题，颁布施行了《社会安全法案》，其内容主要由《社会保险方案》、《公共分类救助方案》、《卫生及福利服务方案》三个方案构成。这些制度的建立说明各国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由对社会成员贫困问题的关注逐渐趋向关注全民福利，社会工作中的社会行政工作日趋重要。社会福利事业促进了社会工作的扩展，欧美国家的社会工作开始走向专业化。1940年代，小组工作(亦称团体工作)开

始纳入社会工作专业的方法之中。1950年代以后，由于联合国的推动，大多数国家开始重视社区福利计划和社区发展计划。到了1960年代，美国的社区发展计划进入了黄金时期，1962年社区工作正式被认可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几乎在同一时期，英国政府也视社区工作为福利国家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对社会工作教育提出了要求。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较早的是美国，1898年,纽约救贫协会创办讲习班,讲授慈善学的应用。1904年改为纽约社会工作学院。后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于1910年设置社会工作课程。1912年正式成立社会工作学院。英国利物浦大学于 1903年开设社会服务课程。1917年美国学者理查曼的《社会诊断》一书出版，把这种助人的工作作为一套独立的知识系统加以研究和传授，从而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建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较英国早半个世纪，一是来自社会工作教育团体，同时各种社会服务组织也日益感到接受专业教育、学习专业知识和技巧的重要性，因此美国的大学应邀负责培训社会服务机构的在职工作人员，继而纷纷开始建立社会工作专业。1953年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SW E）和1955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 ASW）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工作最终成为一个公认的职业。

英国社会工作作为重要的社会服务出现在1945年以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认为社会服务是针对社会中的贫苦及边缘群体提供的机构服务。社会服务部门的创立，给英国社会工作者构建了一种专业性的服务工作结构。英国在 1969年正式成立英国社会工作员协会（B ASW），1970年，成立社会工作教育训练中央委员会（CCE T SW），正式奠定英国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地位。1970年实施的地方政府社会服务法规定，要在地方政府中构建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从那以后，为个人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增长了400％。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工作者承担了复杂的个案工作，从老年人到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与一些特殊群体打交道，向儿童、老年人以及广泛流行的心理、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务。个案工作、团体工作与社区工作的方法，在社会服务部门得到了广泛应用。

三、对我国的启示

社会工作发展到现在，均已实现了职业化和专业化，这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工作必须经过社会工作专业系统训练。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社会工作者同医生、律师一样，没有获得社会工作的执业资格，就不能从事社会工作事务。从为贫困者提供服务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从关注贫困人员问题到关注全民福利，社会工作由朴素的社会自治性事务到成为专门解决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一种制度或方法，由自愿的慈善服务到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依托多学科理论在实践中运用的结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参与，使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和知识多样化。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是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协调人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可以说，没有社会问题，就没有社会工作。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的基础。再如，弗洛伊德的人格相关学说为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社会个案工作中被广泛运用。这些理论研究的共同点都是探讨如何帮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人与社会和谐的方式方法。

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西方社会工作发的历程表明: 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和工业化、市场经济的需要分不开的;相关的社会福利理念是支撑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国家干预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特别是专业社会工

作发展的关键力量;发展社会工作需要制度化的空间;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是提升福利服务地与效果的必然选择;等等。我认为我国的政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去改善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

首先, 从推进中国市场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强化对发展社会工作必要性的认识。改革以来,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原先的解决社会福利问题的机制发生了变化, 不能继续完满地解决这些问题, 显示我们在对原先的福利制度加以改革与完善的同时, 有必要加快发展专业社会工作, 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其次, 吸收中外有价值的社会福利思想, 营造适应社会工作发展的理念基础。中国自古以来, 有关社会福利的思想就非常丰富。

第三, 强化国家(政府)的主导角色, 采取切实措施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表明, 国家干预是推动社会工作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因素。落实上述措施必将大大加快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进程。应当看到,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 诸如其一, 由于社会工作在中国是一个新兴事物, 人们对其重要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尚存在分歧;其二, 中国近年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很快, 但质量参差不齐, 缺乏比较权威的评价标准;其三, 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与实际部门的需要缺乏有效的衔接, 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象严重存在;其四, 第三部门不发达, 限制了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空间;其五, 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照搬照抄现象, 对其加以本土化改造的工作尚严重不足;等等。以上问题的存在, 制约着中国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有待于国家(政府)出面采取切实措施一个一个地尽快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 李宗派:《人道与仁政》,《社区发展月刊》, 1976 年第 9 期。[2]参见叶楚生:《社会工作概论》, 台北, 同泰公司,1980 年, 第 3～4 页。

[3]参见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92～93 页。[4]参见林振春:《社会工作》, 台北, 师大书苑有限公司, 1998 年, 第 32～34 页。[5]参见徐震、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 序言,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6 年。

第四篇：国外家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国外家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首先应该教给孩子的就是学会做人，具备了正直，善良，勇敢，坚毅，宽容，自信的品质和乐观，开朗，平易，独立，豁达的性格，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国外的家庭教育就非常重视这一点，但这一点却往往被中国的家长们忽视，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国外家长是如何教育孩子的，培养孩子成人成才。

一、西方人对于孩子成名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

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从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例如从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等。西方孩子从小就从事的送报等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西方孩子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在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看来可能有些“残忍”，而正是这看似“残忍”的教育，造就了西方孩子独立自强的生活本领。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孩子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中国的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因而超越孩子实际水平的高要求、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家庭里到处弥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为使孩子学习成绩好，将来“光宗耀祖”，学习之外的事情家长都不让孩子干，似乎学习好就是万能的，而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程度、道德情操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关心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顾。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家长几乎把孩子的一切都包了下来，做饭、洗衣服、打扫、攒钱供孩子读大学、出国、结婚、养儿育女等。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因为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

二、西方家长重视从日常行为与情感中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注重从内心情感去尊重别人，看重的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的培养。

我国家长和幼儿教师往往脱离孩子心理发展的实际，例如幼儿园时就提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伟大理想主义的教育，忽视基础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人际交往等与孩子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人的教育”。我们一直谈教育要循序渐进，这不仅适用于智力教育、知识教育，同样适合于做人做事的道德教育。现在我们的孩子道德观念淡漠，社会性发展差，这与家长忽视对孩子最基础的“做人教育”不无关系。

三、西方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

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亲友，都没有特权去支配和限制他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替孩子做选择，而是要使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甚至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家长都要仔细考虑，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心理。而中国家长则大都要求孩子顺从、听话。

四、西方家长一般都相信孩子具有自我反省和教育的能力，孩子要自己劳做，自己生活，从劳做中得到快乐，从动手中获得各种知识，学习各种技能。

孩子能做到的，就让他自己做，这是对孩子的尊重。比如在西方有很多这样的情形：父亲或母亲在前面走，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跟在后面走。他们认为这对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十分重要。中国的家长生怕孩子磕着碰着，往往要抱着或拉着孩子走。

五、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家长把快乐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实施。他们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愿意跟家长商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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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外非政府组织发展经验与借鉴

国外非政府组织发展经验与借鉴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对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但由于起步晚、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致使其存在诸多问题。对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及管理进行分析，总结其发展经验，分析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能够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国外 非政府组织 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非政府组织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它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表达民意、传递民声。然而，由于非政府组织成长环境、大政府小社会的政府职能模式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非政府组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外部的政策制约和自身治理机制制约，非政府组织发展现状还远远不能满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通过总结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发展经验，分析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现状，能够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国外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经验

登记管理制度方面。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登记制度主要包括自由成立和登记设立两种模式。自由成立模式下，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可以成立非政府组织，无需办理登记手续，如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联合其他人一起成立非政府组织，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服务，拥有自己的账户并接受社会的捐助，无需政府批准。登记设立模式，就是指非政府组织要想获得合法地位，必须向特定机构申请注册成立，在获得批准后，才具备筹立非政府组织的资格。如日本法律规定非政府组织可有认证、认可、许可三种方式来向有关机构申请成立非政府组织，主管机关审查材料后再决定是否批准其申请。总体来说，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审查门槛较低，登记注册程序较为简便。而在我国，多数非政府组织在登记之时便受到严格审查、程序繁琐。

资金来源途径方面。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主要是来自政府补助与服务经营收入，有研究表明，这两项收入分别占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的40%和49%。政府补助体现的非政府组织政府主导型的资金来源途径，大多数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都属于这一模式，如英国政府将每年博彩16.7%的收入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基金，此外，政府还直接为公益活动给予财政转移资金；在德国的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中，政府的资助占到了64%。服务经营收入体现了非政府组织市场主导型资金来源途径。这类非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经营活动或提供服务来获得收入，如美国非政府组织在1995年，其服务经营收入就占到总资金来源的57%，而政府资助只占30%。

国外政府在对非政府组织提供财政支持时，主要是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处于平等地位。而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也接受政府的资金补助，但其通常是政府的预算资金，而非购买其服务，这并非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利用税收优惠和外部资金注入的优势而为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这保证其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定的稳定经营性收入，而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官僚作风严重，缺乏经营服务的意识，因此其服务经营收入有限。

税收优惠制度方面。对于非政府组织，各国都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其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企业和个人的公益捐赠采取税收优惠，二是对非政府组织的服务经营性活动减免税费。在税收优惠模式上，一种是主管部门认定非政府组织资格后，其就自动获得了减免税收的优惠，另一种则是非政府组织需要获得税务部门的认定，之后才可以减免相关税费。如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只要其向慈善委员会申请慈善组织资格，并获得批准后，便自动获得税收优惠资格，无需向税务部门申请。在美国，一般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非政府组织是直接获取税收优惠资格的，而其他非政府组织则要向税务局提出税收优惠申请，经过审查后，才可能获得税收优惠资格。

国外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认定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这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在申请认定程序上获得便利，而我国虽然也将税务机关作为审查非政府组织是否具有税收优惠的认定机关，但其程序复杂，认定工作难以开展，而且在具体的税收减免规定上，我国也缺乏细致而详实的政策。

监管体制方面。目前来说，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主要有一元和多元两种监管模式。所谓一元监管模式是指由一个机构来监管非政府组织的运营管理，如英国的慈善委员会就独立监管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的营运。而多元监管模式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是由不同机构共同完成的，如日本的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构是与其业务相关的政府机构来完成，这种模式下，监督者分工明确且监督更加具体。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是“轻登记、重监管”，而我国却是“重登记、轻监管”，这使得许多非政府组织运营管理混乱，甚至出现腐败现象，引起社会不满，也不利于其发展壮大。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成就

当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逐步从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退出，这给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主要表现在：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数量上有所增长。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据民政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非政府组织数量为28.8万，到2012年，这一数字增长为49.9万，增速达73.2%。我国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快速增长与我国政府的发展政策有密切联系，如2012年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比2011年增加了3.7万，增长率为8.1%，这比2011年高出4.4个百分点，之所以非政府组织的增长率大幅提高，主要是因为2012年我国民政部开启了非政府组织直接登记工作，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申请程序更加便利简洁。

我国非政府的民主功能日渐凸显。从我国目前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来看，其规模已经开始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就政治结构而言，主要是由不同的政治主体所构成的，之前我国的政治结构则主要由政府主体和经济主体组成，而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壮大正在改变这一现状，并开始作为独立的一极成为我国政治结构的组成主体之一，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断努力。而且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政府与个人往往处在一种对立状态，而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使二者之间出现缓冲地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还活跃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例如我国有6万多家行业协会，他们在行业标准的制定、行业资源整合、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贸易纠纷的调解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据统计，我国非政府组织在2012年实现收入1800 多亿元，从业人员达1218万人，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非政府组织治理机制日趋规范。非政府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是其内在发展动力，若内在治理制度不完善，将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甚至会影响组织的公信力，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非政府组织发展模式的不断成熟，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内在治理机制上也日趋规范。如在选举制度方面，一些较大规模的非政府组织一般会建立会员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非政府组织中的最高权力机构，非政府组织通过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组织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管理机构。在执行机制上，非政府组织成立了理事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处理组织的日常事务。在监督机制方面，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特性之一便在于其公益性，因此我国在法律和政策上都要求非政府组织建立内部监督机构，为此我国非政府组织成立了监事会，监督理事会的运营与会员行为，保障其公益性。

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不完善。我国对非政府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制度，即由民政部门主管其管理登记工作，政府主管部门则成为其具体业务的主管机关。我国双重管理体制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明确各个机构的责任，以规范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但是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却阻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这种管理体制下遭遇准入门槛高、审批困难等问题，如在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方面，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性质的基金会其拥有的原始基金必须高于200万元，地方性的公募基金会注册资金不得低于400万元，而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注册门槛则更高，其原始基金不得低于800万元，高额的原始基金要求显然提高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申请注册的门槛，使得非政府组织难以获得合法地位，也就无法开展组织工作。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制度化程度不高。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是政府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要体现。我国政府虽然也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其更多的是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近年来，随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配合度的提高，我国政府也逐步开始委托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社会服务，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这种互动并没有完善的制度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并没有将购买公共服务作为政府采购项目，而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也正因为这种制度的缺失，使得我国非政府组织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经验与能力，难以独立发展。

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减免政策不完善。各国政府都将税收减免政策作为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对非政府组织也有相关的优惠政策，但这种税收政策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我国虽然提高了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免税额度，但非政府组织的收入免税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其后，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非政府组织的免税收入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这一细则实际上是压缩了非政府组织收入的免税空间，这意味着一些捐赠给非政府组织的财物将会通过税收的形式向政府转移，这显然是减少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资金，也不利于调动捐款人的积极性。

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的局限。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早期大多脱胎于行政部门，这造成其官僚作风严重，有严重的行政依赖倾向，而且在运营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民主意识，也忽略了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因此其公信力受到社会的质疑。由于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的不规范，这使得一些非政府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而为自身谋利，如一些官办的协会往往通过资格考试、资质认证等方式来收取费用。此外，我国从事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人才缺乏，非政府组织因为其公益性而难以提供优厚的待遇，很难招到一般的专职人员，更无从谈起聘请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进行运营管理。在管理制度上，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也成立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以及监事会等机构，但往往流于形式，而没有在实际管理操作中发挥作用。

推进我国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的对策

降低非政府组织的登记门槛。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国需要降低其登记准入门槛。国外发达国家对于非政府组织登记的人数要求较低，一般5人以上便可以进行非政府组织的申请和登记，而我国目前还要求非政府组织必须有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或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才能够进行申请，这显然增加了非政府组织申请的难度。因此要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首先可以降低对其会员人数的要求。其次，我国应该取消对非政府组织资金注册的限制，保证其有一定的经费来源与合法资产即可，这有利于调动社会较多的分散资金进入社会公益领域，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再次，可以学习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经验，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并非决定于其登记与否。最后，我国可以适当下放非政府组织的审批权，简化审批程序。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这不仅能够在经济上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而且还能够培养其独立运营的能力。我国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这表明我国正在加大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但与此同时，我国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制度还不完善，因此，要想进一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我国仍需要完善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

首先，政府应该对购买服务的种类有所规定，明确政府可以购买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而哪些公共服务不能购买，之后政府可以根据购买名录来进行资金预算，这有利于非政府组织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也能够保证其资金来源的稳定。其次，政府应该灵活选择购买模式，当辖区内的非政府组织没有能力承接其外包服务项目时，可以采取形式购买和指定购买的模式，但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成熟，竞争性购买模式应逐步成为主流，即非政府组织之间通过有序竞争，凭借自身实力获得承包政府项目的资格。最后，要建立监督评价体制，对政府的购买操作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指出其不足，以促进双方的发展。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税收优惠和对公益捐赠者实行税收优惠。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制定了一些法律条例，但总体上来说还存在政策空白，而且实践效果并不理想。要想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必须完善其税收优惠政策。首先要在免税主体的资格认定上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学习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免税政策，降低认定门槛，这能够激发非政府组织的活力。在捐赠者的税收优惠上，我国应该扩大税收优惠的对象，不能仅局限于对公益非营利性事业单位和公益社团捐赠才能够享受税收优惠，这一方面限制了更多的非政府组织获取外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调动捐赠者的积极性。

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结构。我国非政府组织要想摆脱对政府机构的依赖，并在管理上去行政化，其必须增强自身的管理职能，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首先，其应该明确组织内部各个机构的权利与职能，并严格遵守部门规定，使得各个部门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管理的规范化。其次，要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要尽可能地听取更多会员的意见，形成交流渠道与遵循一定的议事原则，要改变原本一些具有官方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在决策时出现的一言堂现象，促进其内部在选举、议事、决策等方面的公平与民主。最后，应该建立公开透明的运行制度，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非政府组织具有公益性，且其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因此非政府组织必须对所获得的捐助以及资金去向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才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而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也正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保证。

（作者分别为河套大学经管系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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