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篇：几种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几种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职业技术教育是把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纽带，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催化剂：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且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我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腾飞而造就千百万技术素质优秀的劳动者，已成为政府和广大职教工作者的共识。新中国50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成绩斐然、令人瞩目。但是，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变型及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显得相对滞后，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做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

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由政府、教育界和经济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研究探索改革之路。

本文简要介绍几种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模式，并归纳一下给我们的启示。

一、几种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模式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各国都有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法和经验。以下简要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几种职业技禾教育模式以飨读者。

（一）MES

MES是英文Modules of Employabl Skill的缩写，直译为“就业技能模块组合”，意译为“模块式技能培训”或“模块培训法”等。MES是国际劳工组织（ILO）70年代初研究开发出来的一种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它是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作为理论基础、综合并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而推出的一种先进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

传统的教学（培训）模式大都脱离不了普教模式的窠日，存在着“三重三轻”的现象；重理论知识轻操作，技能，重课堂教学轻现场训练，重教师的主导作用轻学员的主体作用。而MES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束缚，从根本上解决了“三重三轻”的问题。它不但展现了一种新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同时也使我们的教育思想和观念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MES的主要特点：

1、培训大纲是通过社会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分析，通过对工种、任务和技能分析而开发出来的，与社会的需求及企业的生产紧密相连。2．每一技能模式（对应的是一个工种或岗位的工作）由若干个模块组成，而每一个模块又由若干个学习单元组成，其基本结构如图所示。

3．作为教材的学习单元不同于传统的教材。每个学习单元仅包含一项特定的技能或知识，操作技能型单元要有详细的工作步骤，内容描述言简意赅，组成形式图文并茂。

4．教学目的非常明确。除了，总体目标之外，每个模块、每个单元都有一个可测量的学习目标。学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完成每一个学习环节将要达到的目的，这样就可以引起学员的学习兴趣，激发学员学习的积极性。

5．以学员为中心、以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学员自学为主、以现场教学为主，这充分体现了以能力为本位的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

6．按需施教，学用一致，成绩固定，时间可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

7．要求教师既能教授专业理论，又能指导实习操作，是“一体化…”“双师型”的教师。

8．受过培训的学员动手能力强，具有较高的技术素质，较容易进人工作世界（就业或上岗）。

9.应用广泛。MES既可以用于职业技术学校，叉可以用于企业的职工教育，既可以用于工业培训，又可用于第三产业培训，在企业的职工教育中，既可用于岗位培训，又可用于转岗培训、晋升培训。

我国自1987年引进MES以来，有若干企业、技工学校和就业训练中心借鉴MES进行了教学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有万余人学过MES，辐射面超过百万人。各行各业开发的学习单元有一万多个。而且还有云南省煤炭厅和福建省第一电力建设公司两个单位因借鉴和实施MES获得了省部级的科技进步奖。

（二）CBE

CBE是英文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的缩写，可译为“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或“能力本位教育”，是近年来流行于北美及其它一些国家的一种职业教育模式。九十年代初，国家教委将CBE引人我国，受到职教界人士的关注，已有近二百所学校借鉴CBE进行教学改革的试点，取得了一些经验。

CBE的主要特点如下，1．以职业能力作为教育的基础、培养目标和评估标准；以通过职业分析确定的综合能力作为学习的科目（DACUM方法），以职业能力分析表（DACUM表）所列的专顶能力从易到难来安排教学。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科为体系来制定教学计划的作法。2.以能力作为教学的基础，而不是以学科或学术知识体系为基础。这里所说的能力不是心理学上的能力，也不单纯是操作能力、动手能力）而是一种综合的职业能力，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主要方面。通常是6一30个专项能力构成一项综合能力，8一12项综合能力构成一项职业能力。

3.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评价。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的指导者和管理者，负责按DACUM表所列的各专项能力开发模块式的学习套件，建立学习信息资源室。学生要按学习指南的要求并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学习计划，采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后，先进行自我评价，认为达到要求时再由教师进行考核、评定。

4．教学上的灵活多样和管理上的科学严格。强调企业的需求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按照企业和职业上的不同要求，可以用DAGUM方法来开发各种长短不一的课程。可以随时招收各种程度不同的学生，学生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学习的方式和时间，如全日或半日学习，个人或小组学习，听课或自学等。学生毕业时间也不要求整齐划一。要制定出相应的管理制度，如教学设施和设备的的理，学习资源室的管理，学生考试、考核的管理，学生学籍档案的管理等制度。识有科学严格的管理才能保证教学质量。

CBE的教学体系应用广范，可以用于中学、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和学院，商业、产业和劳工培训项目，甚至军事分支机构，等等。

（三）“双元制”

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普遍采用“双元制”。所谓“双元制”是指就学者（青少年）一面在企业（通常为私人所有）里接受职业技能训练，一面在职业学校里学习专业理论及普通教育课程。

二战以后，德国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其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世人瞩目；究其原因，职业教育和“双元制”起了重要作用。1991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技能竞赛”中，经“双元制”模式培养的选手获得了24个工种的第＝名。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邀请这24名冠军到其波恩的办公驻地予以表彰。科尔说：“以你们在国际奥林匹克技能竞赛中的优异成绩，证明了我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质量。对于我们这个原料不足的国家，经济实力是以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为基础的。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我们国家的资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保障。” 双元制的主要特点如下：

1．双元制的主要教学活动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企业里进行：就学者既是企业的徒工，又是职业学校的学生。

2．教学任务由两个单位企业和职业学校共同承担，而这两个单位分别属于不同的主的部门。企业的主管部门是行业公会，而职业学校则受教育部领导。负责协调这两个单位教学工作的是州职业教育委员会。3，就学者每周有3一4天在企业里学习技能，另外的1一2天在职业学校里学习。企业里的徒工必须上职业学校是联邦各州的学校法规定的。

4．职业学校的专业课约占60％，其余的40％为普通文化课。专业理论课包括工艺学、工程数学、专业制图等，普通文化课包括政治、语言、宗教／伦理学、体育等。

“双元制”教学活动的总目标是为青年人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个人教育，使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熟悉未来的工作和社会。

（四）单元制

日本自80年代开始在东京都等地应用一种叫作“采用单元作业方式进行个别训练（简称单元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方法），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引进后在沈阳、本溪等地借鉴推广，效果也不错。

单元制的主要特点如下：

1．单元制的指导思想有两点：第一，从集中训练转向个别训练，第二，从重视过程转向重视结果。

2．单元作业方式：所谓“单元”就是指对某种职业进行分析、归类而得到的一项“综合技能组”。每项综合技能组（也就是单元作业），都有各自的训练计划，都是社会通用的技术项目，而不是把教学计划分成若干单元，也不是纯单项训练。单元作业确定之后，就可以制定每项单元作业的训练内容，安排具体的训练课题。不论学习哪个单元，只要掌握了技能，就业就有了保证。学会的单元越多，就业的选择余地就越大。

3．个别训练方式：学生入学后要与教师商量，选择适合自己能力的课程，由教师制定个别训练计划。训练进度可以调整，只要达到培训目标即可。

根据训练要求，将单元作业再分成若干部分（独立综合技能），每部分的训练课题一般不超过10项。每个训练课题完成后，学生都要进行自我鉴定；一项合格了，就可以进入下一项，最后由教师考核。如不合格，就要接受指导，重新学习被认为不合格的内容。另外，还要将若干部分综合起来，让学生进行操作练习，然后就可以参加单元作业的最后技能考试。考试合格了，就可进入下一单元学习。

4．采取单元作业方式进行训练时，进度可根据每个学员的情况自由调整。

5．教师（指导员）的作用主要是：

（1）对学生的个别训练进行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掌握学生的训练进度，对进度慢的学生进行重点指导。

（2）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起到职业顾问的作用。

（3）研究并开发教学软件。

二、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以上简要介绍的几种国外职业技术教育的模式，都各有特点和长处，都能给我们以鲜明的启示：

1．各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精神实质是“以职业能力作为教育的基础、目标和评价标准，教育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这也正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改革所需要的指导思想。

2．国外的职业技术教育都突肢了传统的以学科为体系的教学模式，建立起以职业岗位需求（知识、技能和态度）为体系的教学模式。这样，就使教育更贴近生产、贴近实际，缩短了教育与就业的距离，真正体现了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宗旨。

3.国外的职业技术教育的教材都是按企业生产的实际，通过对工作、任务和技能进行科学分析而开发出来的，教材的形式图文并茂，符合直观性的教学原则。

4.国外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师已从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管理者和推动者。

5.国外的职业技术教育都强调教学生“会学”，也就是教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即使学生由“学会”转变为“会学）。对学生“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这在教育界是老生常谈了。传统教学注重的是教学生学会知识和技能即授之以鱼；而现在国外的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学会知识和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即授之以渔（捕鱼的工具和方法）。“会学”比去“学会”更重要。

6．国外的职业技术教育都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能够“四自”，即自定方案、自主学习、自定进度、自我评估，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体现了现代个性教育的特点。

7．国外的职业技术教育都逐渐加大了现场教学的力度而将传统教学中的课堂授课形式弱化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教师和学生更容易沟通和交流，提高了教学质量。

8．国外职业技术教育中多采用新型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如发现法、程序教学法、案例法、模块法、电化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等。这些新方法和技术的应用，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职业技术教育的模式多种多样，每种模式都有长处和不足。科学的模式应是集各种模式之大成，应能符合我国的国情，原则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笔者认为职业技术教育要改革，首先要更新观念，提高对、职业技术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接受现代教育思想，贯彻能力本位的教育宗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教和学、理论和实践、知识和技能、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动作技能和心智技能等关系，然后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如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在综合并借鉴国内外先进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开发新的技能培训方法，采用新的教育教学技术，研究和开发新的教材和软件，开展师资培训，使广大职教师资学习和掌握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发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功能，积极推广应用新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术。

21世纪的曙光即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人类也即将由工业经济步人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产业，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但是，无论多高水平的技术设计、多么复杂的高技术产品，最后也要靠工人来制造。因此可以说知识经济时代的降临，对于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均应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借鉴国外职业技术教育先进的经验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主要参阅资料：

1.《模块式技能培训》

2．《中国职业技术教育》97·7 3.《CBE理论与在中国职教中的实践》

4.《十年集粹》

第二篇：国外家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国外家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首先应该教给孩子的就是学会做人，具备了正直，善良，勇敢，坚毅，宽容，自信的品质和乐观，开朗，平易，独立，豁达的性格，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国外的家庭教育就非常重视这一点，但这一点却往往被中国的家长们忽视，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国外家长是如何教育孩子的，培养孩子成人成才。

一、西方人对于孩子成名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

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从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例如从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等。西方孩子从小就从事的送报等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西方孩子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在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看来可能有些“残忍”，而正是这看似“残忍”的教育，造就了西方孩子独立自强的生活本领。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孩子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中国的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因而超越孩子实际水平的高要求、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家庭里到处弥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为使孩子学习成绩好，将来“光宗耀祖”，学习之外的事情家长都不让孩子干，似乎学习好就是万能的，而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程度、道德情操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关心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顾。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家长几乎把孩子的一切都包了下来，做饭、洗衣服、打扫、攒钱供孩子读大学、出国、结婚、养儿育女等。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因为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

二、西方家长重视从日常行为与情感中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注重从内心情感去尊重别人，看重的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的培养。

我国家长和幼儿教师往往脱离孩子心理发展的实际，例如幼儿园时就提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伟大理想主义的教育，忽视基础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人际交往等与孩子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人的教育”。我们一直谈教育要循序渐进，这不仅适用于智力教育、知识教育，同样适合于做人做事的道德教育。现在我们的孩子道德观念淡漠，社会性发展差，这与家长忽视对孩子最基础的“做人教育”不无关系。

三、西方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

无论是家长、老师还是亲友，都没有特权去支配和限制他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替孩子做选择，而是要使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甚至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家长都要仔细考虑，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心理。而中国家长则大都要求孩子顺从、听话。

四、西方家长一般都相信孩子具有自我反省和教育的能力，孩子要自己劳做，自己生活，从劳做中得到快乐，从动手中获得各种知识，学习各种技能。

孩子能做到的，就让他自己做，这是对孩子的尊重。比如在西方有很多这样的情形：父亲或母亲在前面走，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跟在后面走。他们认为这对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十分重要。中国的家长生怕孩子磕着碰着，往往要抱着或拉着孩子走。

五、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家长把快乐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实施。他们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愿意跟家长商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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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外反腐败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国外反腐败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费 凡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目前世界上清廉国家的反腐败成果较为显著，其中有些制度和措施，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

[关键词] 国外反腐败 启示

腐败是个古今中外的世界性问题。腐败，不仅现在有，古代也有；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度，腐败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实质上都是掌握公共权力资源的公职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正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腐败在本质上有其相同性，所以，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借鉴国外反腐败实践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当前的预防、惩治、监督腐败来说，是极为必要的。

启示

一、树立政府领导人坚定不移、清除腐败的信心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政府领导人对根治、铲除腐败的信心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着反腐败工作的进度和力度的。信心充足，就能意志坚定地、持之以恒地坚持防腐反腐，而防腐反腐本身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彻底完成的；信心缺乏，就可能视防腐反腐为一阵风，一场运动，压力大时就抓一抓，风头过后，就文过饰非，任腐败现象旧态复生，或者比过去程度更甚。所以，树立政府领导人坚定不移、清除腐败的信心是极为重要的。如：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有着钢铁般反贪污惩腐败的决心，自1982年执政以来，大力倡导反贪廉政，要求官员严明纪律，严格要求，并亲自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进行相关调查，对揭露出来的贪污腐化分子绳之以法，受到人民拥护，使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政权也比较巩固。再如：新加坡廉政建设成功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最高领导人具有清除腐败的非凡勇气和决心。以总理李光耀本人来说，他在为政清廉方面以身作则，发挥的模范作用是极有影响力、带动力的。在经济上，他以培养了许多百万富翁而自己不能成为百万富翁为准则，除了工资外基本没有其他收入；在执政过程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反腐败斗争，帮助反腐败机构排除阻力，查处大案要案，从没有半途而废或者雷声大、雨点小。政府领导人对反腐败的信心和支持，是新加坡反腐败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我国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反腐败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以全球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亚太区项目官员廖燃的评价看，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是首屈一指的。那么，为什么至今我国的腐败发生率还没有降低，腐败的规模和腐败的标的还没有减小呢？从目前的现状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领导方面的问题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反腐防腐政策到了下面，到了各级政府领导人那里，不能贯彻到底。

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党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制，在这种体制下，在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还不是十分健全、还得不到普遍遵守的背景下，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俗称“一把手”）掌握着具体层面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他们对反腐败的决心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反腐败的阶段性成效。所以，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分权制衡格局还没有依法形成前，国外政府最高权力者以身作则影响反腐败进程的模式还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我国还将在较长时间内依靠政府最高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

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经验的时候，一则要充分强调政府最高领导人反腐败决心、信心的重要性。其实，当年毛主席坚决支持依法对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分子处以死刑的做法，确实起到了“严厉惩处、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迅速遏止了当时正在萌芽的腐败之风。以近年来我国反腐败的情况看，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尤其是对省部级高官腐败行为的查处，莫不是得到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否则，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查处，就会使更多的人效法腐败，从事腐败活动。二则要充分树立各级政府领导人坚持不懈反腐败的信心。我国是个大国，国情十分复杂，实行的是层层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再大，有再英明的反腐败决策，也需要各级政府领导人一件一件去落实才能见效。这说明只要最高领导人反腐信心坚定，能坚定不移地支持各级政府领导人杜绝腐败、反对腐败、清除腐败，成为他们反腐败的坚强后盾，那么，各级政府领导人也就能信心十足，面对任何阻力都不犹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三则要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守住“道德底线”，以身作则，成为反腐、防腐的模范。如果领导自身腐败了，就很难组织强大的力量来反腐败。从近几年查处的大案要案看，主要负责人的腐败对党和国家利益的损失之大，影响之恶劣，是空前的。究其犯罪动机和形成过程，总认为中央反腐败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会对腐败动真格的念头占了上峰，不相信党和政府能真正彻底清除腐败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有句话说的好“屋漏在上，止漏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既然腐败的根源在于掌握公共权力资源却滥用者身上，那么根治腐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领导自上而下地治理，所以，反腐败就应该从高层领导做起，从各级政府领导人做起，才能真正见实效。

启示

二、规范政务程序公开、信息透明的做法

政务公开实际上包括着丰富的内涵，既有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行为程序、行政参与程序方面的，也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根据私人或社会团体的请求，依法定程序将其行政机关管理的不涉及保密的信息公开宣布，或者允许查询和查阅。强调政务公开对反腐败而言，主要目的在于避免行政机关在人、财、物管理方面的暗箱操作，提高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透明度，防止腐败。如：在加拿大，一方面，公众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政府机构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有义务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众平等利用政府机构控制的信息。1983年，加拿大《信息获取法》在辩论20年后终于出台了。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之外，加拿大公民和永久性居民有权获得调查联邦政府机构的文件，很多这样的文件以前被联邦政府视为秘密文件。在许多情况下，个人有权了解政府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它们是否被有效地贯彻以及有无错误发生。这样，政府就难以隐藏自己的重大失误以及腐败行为。无独有偶，新西兰政府为了做到决策的透明，在出台某项政策或制订、修订法律前，一般都将有关草案和背景向社会公布，任何个人和团体均可通过各种渠道提交自己的看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决策过程中暗箱操作时腐败因素的渗透和影响。

我国近几年来，在各地也开始陆续推行了党政机关办事制度、办事主体、程序、结果公开等制度和有效做法。但是，对于“重大的决策、重要干部的任免、重大项目的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这些易于发生权钱交易、滋生腐败的事项上，其过程、程序、效果的公开透明度相当不够。由于我们还没有制定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各地在政务公开过程中基本上是各行其是。有的地方，只是将原来内部由上而下、层层传达、执行的红头文件予以公布，而对重要的人事任免是根据什么做出的却不予公开，使买官卖官的丑行被掩饰；有的地方，只是将政府掌握的原来后期才会让大众知晓的信息，提前公布，而对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却不予公开，使行贿受贿的真相被遮掩。政府在政务公开中处于掌握、控制地位，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想不公开什么就不公开什么，随意性太大，没有一个规范的制度和做法，以至于有的地方报喜不报忧，报廉绩不报腐败实据。对于公众有权主动想要了解、利用的信息，并不能按公众所需及时公开，特别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公众根本上无法全面、真实地了解到政府决策的酝酿过程、执行效果，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了。这与国外政务公开的做法相差甚远。因此，我国在借鉴国外反腐成功的经验时，一则应该明确界定我国政务公开的内容。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特殊敏感、机密问题外，党政一般的会议讨论、决定过程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神秘，更无须对公众保密，而应该向社会公众敞开会议的大门，让公众自由地旁听，了解会议的内容和全过程。公众的知情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知道党政会议上做出了什么决策，应该怎样去执行，还应该有权知道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实行后的社会效果如何才便于监督。所以，所谓的政务公开，不仅应该包括党政的文件、会议、决策和实施效果，还应该包括党政官员行使职权的公务活动。如公务接待，所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那么，对于接待的人员、规格、标准，吃住行花费的钱款数目，都应该一一打出清单予以公布，这样才能防止公务接待过多过滥，做到公务接待有序可控，廉政建设事先防范。二则应该切实保证公众获得政务决策、信息的渠道随时畅通。在政务公开的过程中，有的内容是公众普遍想了解的，有的内容则是极少部分公众想知道、利用的，无论是何种情况，政府都应该开通各种信息渠道，一方面将受众面广泛的信息主动予以公布，另一方面将受众面小的信息提供在公众可以任意查阅的渠道上，使政府掌握的丰富信息资源得以有效利用，满足公众所需，利于公众监督，避免故意躲避监督的投机心理。三则应该尽快制定我国的《政务公开法》，依靠法律来规范政府公开政务信息的主体、范围、内容和程序。避免政务公开的范围、内容、程序完全由各地政府自行决定，各行其是，使其贪污腐败行为不易被公众察觉，从而切实保证公众获得真正的知情权、参政权和监督权。启示

三、实行政府官员财产状况连续申报、审核的制度

规定国家某些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必须申报或公开，这种被称为“阳光法”的制度，是众多国家防止腐败、保证政府廉洁的一项重要措施。如瑞典公民早在1766年就有权查看官员直至首相的纳税清单。新西兰从政府总理到各部长的年薪都是透明的，每次要加薪都先在报纸上公布，以便接受公众对他们收入的监督。如今世界上凡清廉国家担任公职者每年都要报告自己及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由主管部门审核，任何隐瞒、谎报、转移财产的行为，都被视为有罪。同时，新加坡、印度等国家还规定，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按贪污罪论处。这些做法，较好地避免和杜绝了买官卖官腐败现象的发生。

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也注入了“阳光法”的成分，确认了部分国家公职人员有义务向国家申报财产，以监督、约束、防范、教育领导干部，督促其自我教育、自我防范，维护其廉洁从政的形象和威望。但是将我们政策性文件的规定与国外的财产申报制度相比较，与我国政府官员实际的收入来源、收入转移、收入申报情况相对照，反腐防腐的作用、力度都还是很小的，难以起到显著的防腐惩腐作用。如：我国在反腐败过程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往往成为贪官们逃脱或减轻法律制裁的“免死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为犯罪；1997年，我国在修订刑法时加入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涉案数额超过10万元的，如果认定系贪污或受贿所得，犯罪嫌疑人会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涉案数额超过100万元，最高可被判处死缓或者是死刑；而如果犯罪嫌疑人故意隐瞒其贪污行为或者是受贿行为，拒不讲明财产来源，即使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其最高刑罚也只是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有了全面、完善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的来源都有了明确的出处，是否合法一目了然，那么就不会存在巨额财产还来源不明的问题，贪官就没有什么“免死牌”了。2006年1月1日起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无疑是一部非常好的法律，但此法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将国外称之为“阳光法案”的官员申报财产制度规定在公务员法中，以至于所谓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涉及官员隐私权，从而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再次成为腐败分子的“免死牌”。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时，一则应该将政府官员的收入规范化，合法化。除了政府官员的工资、津贴、补贴收入应该和其职级对应外，其不动产、金融资产、古玩珍品、无形资产等也应该有合法、合理的来源渠道。现在有一种貌似合法的集体腐败，就是以公共权力集体寻租，获取非法收入，这是应该依法严格禁止的。再比如政府官员无论是参加公务接待活动的礼金，还是参加商业庆典活动的酬金，实际上都是因为其手中的公共权力带来的期权效应在金钱上的反映，这些收入都应该如数上缴。二则应该破除申报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状况则是侵犯其隐私权的传统篱笆，取消申报对象只局限于县（处）级的单一标准，将所有政府官员本人的动产、不动产、贵重饰物、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同时还包括其配偶、依靠其抚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情况公布出来，实现政府官员收入透明化。只有公布出来透明了，公众和监察部门才能了解其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与收入是否相符，才有利于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清廉与否长期监督，从而起到警告、预报和提示调查的作用。三则应该制定政府官员财产状况申报的法律，将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状况的时间、范围、内容、程序法制化，规定不如实申报其财产则视为贪污所得，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权力寻租行为无处可藏。同时，还要授权相应的机构严格审核政府官员所申报财产的实际状况，对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者根据情节进行严厉的处分；触犯刑律则按贪污贿赂等罪名论处。

启示

四、建立位高权重、独立监督的反腐机构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滥用，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个直属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门反腐机构也是各清廉国家取得廉政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实践都证明，如果反腐机构地位太低，又处处受其他力量，尤其是外来权力因素的干预，那么面对腐败行为也是无能为力的，最多只能是拍苍蝇而不敢打老虎的。如：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在1970年前曾先后隶属于四个不同的部，但效果都不理想，因为这样不利于它得到其他部的合作。于是在1970年后直属政府总理领导，而不受其他部管辖。由于总理的支持和独立于其他部以及被赋予广泛的权力，这就保证了它在履行职责时能得到其他部的合作与支持。如在调查取证方面，他们可以查阅涉嫌人员的银行帐户，责令其交待拥有的资产，查对所申报登记的财产和实际财产状况是否相符。同时，他们还有权要求任何知情者提供情况，知情不报者要受到惩罚。最使他们赢得民众支持和信任的，是他们在办案过程中，由于地位独特，可以不畏权势，敢于查处大案要案，敢于打大老虎。而一般民众也就敢积极举报腐化分子，提供办案线索，从而使该局如虎添翼。再如：芬兰除了设有司法总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还根据瑞典模式设立议会督察员。这两种监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享有独立监察权，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公民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和公务员的举报，使政府官员对公众的监督十分畏惧，其腐败行为难有藏身之地。

我国的监督机构不可谓不多，既有代议机关的人大监督，也有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还有党内监督，几乎是布成网络。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格局，它们或属于同级政府管辖，或属于同级党委领导，基本处在同级党政权力的支配之下，独立性不够，权威性不高，监督作用难以真正发挥。体制独立是监督独立的前提，新近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监督问题上，条例第8条沿袭了党章的规定，即中央纪委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地方各级纪委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这种监督体制实际上并不能使监督机构真正独立起来，而是继续造成同级监督的弱化，使监督机构严重依附于同级党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各级纪委监督职能的发挥。况且，监督机构的人权、事权、财权本来就都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所以，它不可能真正独立起来，实行有效监督。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时，一则应该将已有的反腐败部门从原有的隶属关系中剥离出来，由中央垂直领导，设立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的、独立的、自成系统的监督机构。只有使监督机构直接隶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了，才能使其地位高于被监督、查处的对象，才能真正实现有腐必惩，惩腐必严，才能使其预防、监督的功效得以真正发挥，反腐败也才能进入到一个越反越少的良性阶段。二则应该给监督机构提供相当丰富的物力、财力，使其办案经费充足，提高其工作人员的即期收入水平，完善住房补贴制度和养老金保险制度，大幅度增加廉洁的收益，使之不敢冒险失去这份无后顾之忧的职业。这样，才能使其不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强化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程监督和主动监督，扭转当前事实上存在的事后监督、被动监督的局面，义无返顾地将腐败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三则应该授予监督机构独立选任、辞退工作人员的人事权。位高权重的监督机构，其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要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才能承担得起复杂、艰巨的反腐防腐工作。对于这样的人员配备，应该由监督机构自己根据工作所需，在广泛的范围里挑选优秀的人才。对于工作中不能胜任，或违规违纪者，由监督机构根据相应的人事制度予以辞退，保持监督机构自身的廉洁、高效。

启示

五、强化涉及面广、威慑力强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通过舆论机构或借助舆论工具，从善治的角度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言行予以的道义上的审视、评价和督促。其作用之一就是成了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官员腐败行为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如：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兄弟没有工作，贵为国家总理的施罗德却不能出面为他介绍一个工作。德国某小城有个市长，白天当市长，晚上却为人掏烟囱贴补家用。施罗德或那位市长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家权力有关，受到严格的舆论和社会约束，他们想干也干不了。再如：德国央行行长韦尔特克2002年元旦接受了德累斯顿银行的邀请，到柏林出席欧元面世的活动。当时他与家人下榻在豪华的阿德隆酒店，7661欧元的住宿费由德累斯顿银行“埋单”。消息一经披露，此事立即成为德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尽管韦尔特克行长马上为此事道歉，并支付了一半费用，但依然难以平息众怒，不得不于当月7日被迫暂时离职并接受司法部门调查。将官员的行为暴露在媒体下任人评说，这在极其广泛的社会层面上防止了腐败的发生。

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舆论监督不仅在监督的主体、内容、手段诸方面，都有了长足、健康的发展，而且在反对官僚主义、倡导廉政勤政方面也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但是，其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如在履行监督职责方面，我国有的新闻媒体较多的只是对社会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和进行曝光，而在反映舆情民意，抨击社会腐败方面，力不从心或轻描淡写的情形时有发生。有的新闻媒体对于监督热点中的腐败之风和监督对象腐败行为的选择，大多集中在县处级部门及其下属人员，惧怕对高层腐败行为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抨击。所以，对于腐败行为，新闻舆论监督不能形成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不能象清廉国家那样得到公众的备加推崇和支持，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平行的“第四权力”，被誉为“无冕之王”。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时，一则应该尽快完成对新闻舆论监督的立法。从法律的角度对新闻媒体的地位、性质、权力等予以确立，对新闻采访、报道、监督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予以界定，对新闻自由、新闻调控、新闻自律、新闻侵权等作出详细规定，提高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使新闻舆论对腐败行为的监督进入法治化管理，不再受政治氛围的影响和领导层的左右。这样，才有利于舆论监督对高层次或重大腐败事件的及时披露、深入揭发。二则应该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素质。对于那些政治品德上随风倒，不讲原则，对腐败事实不敢调查研究，不敢抨击、揭露腐败现象反而散布虚假事实者；对于那些“泡会议”、转“摘要”，或进行“电话采访”，照抄、照转、照发宣传稿，涉嫌保护贪污腐败、权钱交易者，该处理的严肃处理，以尽快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素质，提高舆论监督的水平。三则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虽然舆论监督的主体（公众和新闻媒体）所凭借的不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力，而是仰仗着公众的“知情权”、“议政权”和新闻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和“评论权”，对滥用公共权力者进行揭露、抨击，其意见和建议也不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意志表达，即使是权威性很高的舆论，对腐败的言行也没有指令性和强制性。但是，舆论监督作为非国家权力性质的监督机制，对被监督者可以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压力，能对腐败分子产生威慑作用，抑恶扬善，扶正祛邪，进而自觉去遵循社会道德和法律秩序。

总之，我国是个很大、很复杂的国家，对于腐败这一公共管理中伴随权力滋生的世界“毒瘤”，不可能象世界上那些清廉的小国家反腐时那样来得快，来得彻底。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的借鉴他们反腐败实践的成功经验，是为了使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制度更完善、措施更规范、力度更大。但是，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经验的同时，也不能放弃我们自己在反腐败方面卓有成效的制度、措施、方法和文化建设。只要我国持之以恒地预防、监督、惩治腐败，相信我国会有跨入世界清廉国家行列的一天。

第四篇：国外小学语言教学给我们的启示

国外小学语言教学给我们的启示

徐鹄

（耀中上海国际学校徐鹄）

耀中上海国际学校是一所新型的、特殊的学校。它是国内唯一的一所境外人士创办的学校。学校实行中、英双语教学，推行多元文化课程，主张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需要、迎接时代挑战的21世纪的“国际人”。它的校长是“洋”人，大部分教师也是外国人。在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的环境里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同来自世界各国的教师共事，直接了解国外小学的语言教学情况，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首先，学校所有的课程（除中文以外）全都用英语进行教学。但学校没有固定的“英语”教材，也没有专门的语言训练课。数学、自然、音乐、图画„„不分科，教师都是一人包教一个班。他们大多采用“综合主题课”的形式，以“活动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语言教学渗透在教育的全过程。

其次，他们一般不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班级授课制，而是采用分组教学和个别教学的形式。学生可以离开座位，可以自由组合、自由交谈，课堂气氛十分宽松。教师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巡视、个别辅导，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受到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外籍教师在具体操作上也不尽相同。

例如，新西兰籍的教师进行语言教学，是以整体语言教学法的理论为基础的，是比较典型的“活动教学”，“开放”的色彩很浓。一位六年级教师确定了一个主题：“介绍耀中”。围绕这个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并将语言训练贯穿始终。

开始，他先让学生讨论：通过拍摄录像介绍学校，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反映？要求学生人人动脑、动手，全员参与。在确定了许多小的主题（诸如校园、操场、中文教学、俱乐部活动、足球队、午餐„„）以后，他让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拍录小组，各自“承包”两三个主题。其间，有关的单词就写在黑板边上（可以教师写，也可以是学生去写），要求大家抄写下来，周末听写（或默写）一次，这就是他的词语教学。接着，教师要求各组制订拍摄计划、采访计划，打算拍摄哪些场景，需要采访什么人，准备提哪些问题，都要事先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遇到不会写的单词、句子，就去问老师，这样他就可以学到不少新的语言知识。教师还根据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提出不同的训练要求：一般的，只要求写一份“解说词”；程度高的，则要求写成电视剧本。写的质量如何，教师并不十分看重，重要的在于参与。然后，他指定一个小组先进行试拍，拍好的片子当场在教室里放映，这就是“范例”教学。教师特别重视对于“范例”的讲评，组织学生从拍摄效果和语言表达两方面进行评议。这是语言训练十分重要的一环，使学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然后，作为“范例”的一组可以修改，可以重拍，其他各组则可吸取经验，避免错误。拍摄完毕以后，都在教室里放映。最后，教师将各组的录像带整理剪辑成一部“介绍耀中”的片子，再拿到其他班级去放映，又成为他们进行语言训练的材料。而该班的学生在整个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语言实践和操练，学习了不少相关的单词、句子以及书面表达的方法。

同新西兰籍的教师相比，英籍教师更注重词汇、句子的练习，尤其注重阅读训练，相对而言，显得比较传统。他们一般每天规定学生抄写10个以内的单词，并要自选其中的几个造句。低年级，每天要听老师读一段故事；中、高年级，每天要有20分钟的晨读、20分钟的午读，材料可以自选，但必须逐一读给老师听，老师逐一指点，纠正错误。每周都要默写单词，比较注重打好基础。

同样，英籍教师的语言训练也经常安排一些主题活动。例如，组织二年级学生参观自然博物馆。教师先去参观一次，设计好问题。参观时，教师给予“临场指导”。比如，到了展览大厅，教师提问：大厅中放着什么？它有什么用处？看到展览馆展出的物品，教师又问：当时，人们是怎么过江的？„„教师就这样以各种问题引导学生参观。学生边参观，边记录。回来以后，学生各自整理参观的收获，程度好的，写成句子；中等程度的，用词语来表达；程度差的，就用图画来表示。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做法不一，但是以下特点却是共同的： 1.语言教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他们主张让学生在语言的实际运用和操练中习得和掌握语言。他们的语言训练都同学生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都很有趣味。学生正是在各种生动有趣的活动中从事自觉的语言实践，因而是生动参与，全身心地投入。

作为自觉习得语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生的课外阅读。外籍教师普遍十分重视课外阅读。他们认为课外阅读要比课内阅读重要得多。许多教师都规定学生每周的阅读量，还要求家长予以配合，及时报告学生在家完成课外阅读的情况。他们把课外阅读看成是学生学习语言的最好的操练。

2.读写训练注重综合性。

我接触到的国外语言教学，几乎没有专门的阅读教学课或是作文教学课，从来没有什么分段和概括段落大意的训练。在他们的语言教学中，很难分清什么是读的训练，什么是写的训练，读写结合，自然交替，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他们认为，语言教学的重点不在于让学生学到多少语言知识和语法规则，重要的是把语言学习和认识事物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在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景中正确、灵活地运用语言知识。他们的语言训练，都具有很强的交际性，很强的实用性。

3.强调在语言训练中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他们认为，人的个性是有差异的，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不能强迫他们在某一时间内学会什么；也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学生。他们主张，教师要深入了解每一个学生，根据每一个学生的实际语言能力，提供教学内容，提出学习要求，布置练习作业。可以说，他们实行的是彻底的“因材施教”。

阅读书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选择；抄写单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需要，选择单词；作文练习，学生要是根据各自不同的生活感受而选择不同的内容„„所有语言训练的环节，不但没有一点束缚和限制学生的个性之处，而且都在促进他们个性的健康发展。

正因为具有这些明显的特点，反映在学生身上，则是思维特别活跃，动手能力和交际能力很强，胆子很大，无拘无束，具有很强的创造精神。所有这些，都是我国一般学生所欠缺的。诚然，国外语言教学也不是没有弊端的。比如，教学的随意性大，知识系统性差，学生基本功不扎实等等。但是，以上明显的特点，不能不说人家有其先进的一面，是有不少有益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五篇：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比及其启示

陶爱祥

译者：

国外新农村建设回顾

(一)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历史回顾

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期一方面韩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日益扩大，使得农村问题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能够有财力支援农业和农村。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大力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理念来振奋农民精神，以项目开发为纽带，以政府支援和农民自主为基本动力，带动农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在交通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公路，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居住方面，通过改善住房条件，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通过实施农村电气化工程，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电普及，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通过改善农民饮水条件、兴建村民会馆、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使农民得到极大的实惠。

总结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运作机制，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规划先行、分步实施。政府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村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科学的规划设计，围绕总体设计分阶段、分步骤推进，由自上而下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统一推动和实施；二是准确定位。韩国政府将农民定位为农村建设的主角，而政府在农村建设中只是充当引导、援助作用的配角；三是援助方式上，做到重点突出。资金以扶强助优的集中方式，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领域投入；四是采取科学的激励机制。采取分类激励村庄、民选产生村领导、强化村民会议、资金用于民众相关领域的方式，调动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二)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

日本农村建设的历史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1年到1998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工农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修订了《农地法》和《农振法》等法律。基本思路就是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切入，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主线，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工农产业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法律法规虽然从农业角度涉及了农村发展问题，但并没有系统、专门的内容关注农村建设问题。

2.农村与农业并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99年以后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农业面临食物自给率明显下降，生产成本较高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农户经营规模小，兼业农户占主体地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山区农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基于这种情况，在旧《农业基本法》的基础上，从1999年起，日本又出台了《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以及《山区振兴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这些法律和计划将如何振兴农村列为重要内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支持山区半山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大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和新的农业劳动者进入农村；三是制定地域性的产业重振计划，推进农村、山村及渔村地区振兴；四是设立“农村建设专项费”，支持农村个性化、亲环境型发展；五是鼓励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六是建立城市与农村共存及双向交流的机制。通过创建绿色观光事业及体验农村生活等活动，增强城乡国民间双向交流。

(三)欧盟农村建设的历史回顾及措施

欧盟农村建设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以农业结构调整促农村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62年到1991年。二战以后，为了实现欧洲重建，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在经济一体化带动下，欧共体成员引发了农业一体化要求。1962年法国、荷兰、意大利推动欧洲共同体建立了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中规定：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体农村发展措施主要是实施落后地区发展补贴；利用欧洲的结构基金特别是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为农村地区采用农业新技术、改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非农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全面发展。

2.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关注农村发展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到1999年。1992年欧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改革共同农业政策，把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产品生产和财政预算开支的过度增长，进行国土整治和保护环境，促进农村发展。除了农业生产措施外，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主要是完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立农业结构调整基金支持环境保护；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业；扶持山区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

3.农村与农业共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2000年开始。199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第三次更彻底的改革。欧盟提出建立欧洲农业模式，将共同农业政策转变为“共同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将农村发展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注重农业在农村发展中的多功能作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国外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启示

从国外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找不到适用于所有地区的标准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每种新农村建设模式都决定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发展机遇等多种要素。欧盟、日本以立法为主要手段，采取温和的渐进方式，促进农村发展；韩国则以行政运动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进方式，推进农村发展。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二)准确定位新农村建设中各个主体的角色

从韩国、欧盟和日本的农村建设实践看，政府组织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合理划定政府公共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界限，双方在其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实现农村繁荣的目标。应该明确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使得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切实发挥。其中采取的每一个涉及农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项涉农政策都必须以农民的意志为出发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配角，只是起到引导、统领、服务作用。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韩国将农村分成基础村、自主村和自立村，只对后两种给予奖励和补助，这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我国一些地方存在“奖懒罚勤”的现象，使得一些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因此，在今后新农村建设活动中，基层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充分科学的调研，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村庄对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划分村庄类别，制定差别化的奖励和补助政策，充分做到“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建立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和维护使用的长效机制

韩国新村运动中走的弯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覆辙，建了许多集体性质的公共设施，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办法，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最后不了了之。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市场化导向。除了道路、饮水、医疗、教育等公益性特别强的公共设施外，社区文体娱乐健身类准公共设施尽量由农民自己出资或市场化，政府最多适当补助一点。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政府的财力有限，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全部包干，就会使得农民产生等待意识，增强懒惰思想，也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五)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

新农村建设行动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这一点从欧盟、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还很滞后，我国现在采取的农村建设的做法主要靠行政推动，制定一系列政策进行。长久来看，必须制定和完善保证我国新农村建设长远发展的法律法规，如有学者提议将“农业基本法”修改完善为“农业和农村基本法”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此外还可以制定诸如“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投入条例”等，这样通过法制化途径，可以使得新农村建设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摘于商业时代，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