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国际制度的中国贡献（共五篇）

第一篇：“一带一路”与国际制度的中国贡献

“一带一路”与国际制度的中国贡献

①关于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289、293页。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②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简称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政府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正式成立。2015年，成立了包括广东、天津、福建在内的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后自贸区还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③参见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张蕴岭《聚焦一带一路大战略》，载《大陆桥视野》2014年第8期，等等。

收稿日期：2016-06-10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重大课题培育项目“中国特色国际法治理论体系研究”（2015ZDPY07）

作者简介：何志鹏（1970—），男，吉林大学法学院、公共外交学院，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国际法研究。

中国政府2013年开始构想、2014年进入论证、2015年全面投入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①是中国新世纪改革开放大棋局中的关键环节，不仅在经济上意味着大量的商品、技术和服务贸易的契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契机和直接与间接投资的契机，而且也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治理方向上展开了新的探索，试图将国际法治的程序和实体带上一条均衡和公正之路。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这一规划是1978年提出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延续和深化，与中国国内的单边自贸区相互呼应，②形成了中国对外发展的联动格局。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言，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在以周边的自贸区为重点，努力在国际社会的发展格局中提出自己的倡议，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话语。

“一带一路”构想形成以后，很多学者给予关注并展开研究，涉及中国的周边外交方式与策略、③一带一路构想与相关制度的联系等问题。除了这些领域之外，作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格局发展的框架与思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必然包括：通过“一带一路”的促动与推进，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制度上将有什么贡献？或者如果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贡献，是否可能有贡献？如何才能做出贡献？具体是何种贡献？本文拟对中国为全球治理可能做出贡献的挑战与可能、方向与路径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中国提供国际制度贡献的压力

虽然古代中国曾经是东亚文明的领袖，在东亚国家之间也形成了以文化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经济贸易格局，但是历史上的中国在国际制度引领方面并没有建立任何里程碑式的规范或范式，在制度发展方面也没有奠定基础、积累经验。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的内生动力不足，可以利用的内生资源也极为有限。

与此同时，从外部大环境来看，很多国际制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留给我们的创新空间似乎也不大。其中，既有全球性制度的设计与构建，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有区域性制度的构建，如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同盟（ASEAN）；2015年11月，东盟领导人在第二十七届峰会上宣布将建成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同时通过了愿景文件《东盟2025：携手前行》，为东盟未来10年的发展指明方向。12月3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长阿尼法发布声明，东盟共同体当天正式成立。有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的制度性构建，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有发展程度不同的跨区域国家之间的制度构建，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确立的TPP体系公布之后，有专家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国际法之中所能做出的贡献不多。当然，这种观点有其存在的基础，因为在制度的成熟程度、技术完善程度、经验丰富程度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就不可能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在未来的国际制度建构与演进的格局中有所贡献呢？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虽然在全球治理模式上中国并没有经验可言，在全球治理的格局上中国的主导也极为有限，但是，如果说技术上有“后发优势”的话，那么在制度上也同样蕴藏着“后发优势”的机会与可能。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制度影响，除了实体规则上的贡献，还可以有战略思想、合作原则和治理模式上的贡献，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

二、中国提供国际制度贡献的机遇

虽然在国际制度的规划与设计上，中国的供给和推动有着诸多不足，但是现有的国际制度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历史上对国际制度的探索留下了诸多教训，现行的国际制度也有着很多缺陷和问题，因此，我们还有探索和前进的空间。具体而言，中国有可能在如下三个方面对于国际制度供给有所贡献，从而引领国际制度迈向新的范式。

（一）国际制度的导向推进

回顾自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的国际制度，可以说大体上经历了实力本位到规则本位的进程。美国国际政治、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金认为，国际关系经历了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过程；美国国际经济法学者约翰·杰克逊认为，国际贸易体制经历了从“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的过程。当前，实力本位依然存在，规则本位正在形成。所谓的实力本位就是在国际程序中崇尚大国强权，国际制度实际上往往是强权架构的包装，而没有充分满足强权者意愿、达到强权架构要求的制度都很难被认同和有效落实。例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立的制度，认同了政教分离、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当时政治力量对比的确认。1815年以后形成的维也纳体系，也是对当时欧洲列强所公认和推崇的均势格局的一种正式的肯定。而1918年巴黎和会所建立的体系，虽然有很多反映大国意志的方面，不过也还有着较强的理想主义成分，既没有充分考虑德国民众的承受能力和爱国热情，也没有按照大国可能扮演的角色来设计当时的国际程序与决策的核心，即国际联盟。因此，国际联盟成了一个跛脚的制度体系，在缺乏美国和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很难对日本侵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侵占苏台德区做出有效的反应，“二战”爆发之后更是难于发挥功能。这就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所反思的20年危机。直到冷战结束前期，联合国安理会还会因为大国的相互对立、掣肘而处于裹足难行的状态，这都是国际制度实力本位的表现。

所谓规则本位就是在国际制度的建立与运行过程中，高度重视规则的地位与作用，严密细致地设计规则，并在各级各类国际关系中遵守规则，践行规则、按规则解决争端，而规则自身的正当性、规则操作过程中的公正性、合理性很可能被忽略。在规则制定的环节，当然都有各个参加者（主要是国家）的价值考量、力量对比、立场博弈，但是一旦规则纸面化、定型化，固定为法律规范之后，就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讨论，仅仅按照规则行事。在争端解决之时，当事方和从事争端解决的裁决者都可能仅仅基于规则来判断行为的正确或者错误、决定关系的发展方向、配置权利义务，所有的各方都依据规则采取行动。这种规则导向比起毫无规则可言的实力导向而言，显然是一种进步。不过，规则导向的国际关系模式也不是完美的，其中可能隐藏着注重形式正当而不注重实体公平、因为循规蹈矩而僵化守旧等问题，故而规则导向的世界格局虽然本身已经很难做到，不过还是存在诸多缺陷，不能算是一个妥善的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视为规则本位的代表。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议定的成果文件构成了一张复杂的规则网络，使得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都有所依据。然而，这也引起了争端解决进程过于依靠文本、甚至专家组依赖于《牛津英语词典》来解读和解释规则的现象。从规则运行的角度来看，一般的解释原则确实是依照文本词语来进行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

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由此避免“目的解释”的任意性，也能避免不同裁判者对同一规则在不同的案件中给出差异甚大的解读。不过如果在这方面走入了极端，变成了不考虑客观实际情况而仅仅是古板地死抠字眼的话，显然就走到了同样严重的谬误之中。所以，不清晰追究来源、不深入考虑影响的规则本位只是比实力本位有一点进步而已，车丕照教授提出，一个制度有可能既是实力本位的，又是规则本位的。具体而言，就是规则本身体现了实力本位的方向和要求。参见车丕照《国际经济秩序“导向”分析》，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1期。笔者同意这一论断，在真正的国际制度中，很多制度体系都是这样的。实力本位讨论的是秩序的决定与驱动力量，而规则本位讲的是秩序在形式上的依据。一个社会制度或制度体系完全可以形式上倚重规则，不过两者在终点上仍然会分道扬镳。这是因为强权的发展方向就必然会要求突破原有的规则框架，在某一个临界点，即使是当初强者所倡导的规则，也会被认为束缚了手脚，继而不满足于此类规则，最后决定不予遵守。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随着情势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强者，反对或力图破除原有的规则。一味地遵守规则在逻辑上会导致过时的规则依旧被应用在不断变化的新社会现实中，或者造成个案的不公平，或者禁锢了社会的进步。没有达到本质性的提升。

针对从实力本位向规则本位转型发展的当代国际制度，中国可以另辟蹊径，开启公平本位的导向。参见陈安《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韦经建、何志鹏《论国际经济法的公平原则》，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公平本位虽然在当今社会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主张，却是国际社会未完成的任务。具体而言，公平本位是指在国际交往中，注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综合考量各个参与方的各方面因素，并基于这些因素来考虑具体制度的设计原则，提出权利义务的配置理念，在施行中努力达到公正平等的目标。这一导向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秩序中曾经作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而被追求过，但一方面因为其主张中有很多直接针对发达大国的要求使得这些大国难于接受，另一方面由于相关主张范围过广因而实行起来较为困难。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一主张所依托的冷战环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剧变，所以未能延续；此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来可以涵盖此种内容，却因为过于强调生态环境，反而减少了对于人类社会内部公平的重视。故而，中国在供给国际制度的时候，可以继承和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精神内核，借鉴其合理之处，汲取其留下的教训，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格局之中更丰富地注入国际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因素。

（二）国际制度的理念塑造

在以往的国际制度体系中，经常存在强者压迫、强制弱者要求其接受若干条件作为制度存在和运行前提的情况，此种情况在经济合作和经济技术援助领域尤为多见。大国和由大国操作的国际组织经常会以人权、法治、民主等方面的允诺作为条件，决定是否进行合作。虽然从法律的角度讲，这种附条件的契约行为并非错误，但并不是说这就是一种良好实践，更不是占据世界绝大多数的弱小国家及广大人民所乐于看到和热切期待的制度结构。从政治学的视角观察，民主和法治诚然都是善治的表现方式，但民主既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所谓不同的表现形式，是指参与表达和决策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当一个社群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完全的直接民主就是不可能的，此时一定要实施一定程度的间接民主。那么，是不是只有直接选举才是民主，其他形式的商讨和决策就不是民主呢？这样的标尺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对于民主的狭隘解读容易引致话语霸权，甚至在行动上成为野蛮干涉。就民主所存在的问题而言，很容易导致表面是民意而实质上是金钱主导的社会秩序，即依靠金钱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向公众发声和推广自己的观点，进而博得公众的关注和好感。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很多时候，公众并不是充分理性的，有的时候甚至只是跟风从众、凑热闹而已。所以民主决策并不一定是明智之举。《欧盟宪法条约》议定之后，在一些国家采取了全民公决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实质上是缺乏理性支持的。在荷兰和法国的公投中反对票占据了多数，那些反对者并不是真的反对《欧盟宪法条约》，他们仅仅是对政府的低效率或者其他某些与此并无关联的行为表示不满，对于全球化的趋势表示恐慌。民主的另一个缺点是决策的迟缓性。由于主张多样，利益相关方和非利益相关方都可能提出自身的观点，彼此矛盾，所以久拖不决是讨论问题的常见缺陷。基于这些问题，很难说民主就当然是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

至于人权，也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就其目标而言，在资源稀缺的世界中，权利很难得到全面而高度的保护，这样就出现了权利冲突的问题。而面对权利冲突如何进行衡量，从而做出优先性的排序，则是一个不同社会将做出不同选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用同一种文化的价值偏好和习俗看法去要求所有的社会，则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不同文化对于权利的内涵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基于历史发展背景差异和现实目标需求不同而形成的差别理解，国际社会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采取协商的手段，而不宜片面地以一派的主张为是，以其他的主张为非；不宜以一派的主张指使和强制差异的社会文化，强迫使其遵守和服从。因此，无论是国际组织的援助机制、还是大国的合作安排，要求对方国家接受与所涉内容不直接相关的事务作为条件，不仅不一定有利于受援国的政治与经济局面的改善，也可能违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主权原则。经验和教训表明，全球治理应该是多元治理、多维度治理，并非只有民主和人权一条道路，其要旨在于各国的充分自主，而不是将一国的意志和观念强加于人［1］。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在国际合作和援助中所坚持的不与政治标准挂钩的做法不仅恪守着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而且是更有利于对方国家的健康发展、更有益于国际合作有效开展的。在引导还是强制、对话还是对立、交流还是交锋的方法选择上，老子“大国者下流”的智慧依然具有指导性意义。西方对于利比亚的干涉可能是以善治的目标开始的，却导致了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的结局；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以禁运和惩罚为主的国际问题处理方式也生动地说明，无论是善意的动机，还是出于政治力量争权夺势的冷战思维所进行的外力推动，最终都不利于国内国际秩序的安宁与持续发展。任何一个外在的力量都无法在仓促间完全清晰地把握另一个社会的状况，因而仅凭自身有限的信息和大量的想象去设计和干涉这一国家的秩序，是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的。所以，中国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本质上就是尊重一个国家自身选择、尊重其自身形成和恢复良好秩序的体现。所以，中国所提供的国际制度格局很可能最终符合了国际秩序发展的内在理性，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再进一步考虑如何在合作中遏制政府腐败、消除合作失效的风险，就能够形成一条适当的合作道路。

（三）国际制度的秩序探索

建构式的发展格局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形式，而这种形式很可能不符合国际关系的自然内在要求和基本发展规律。无论在国内经济事务上还是在国际交往中，人们都很认同市场的重要作用，认同市场参与者基于自身的意志所形成的秩序，重视自由选择的重要意义。人类的发展史也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采取渐进的形式、避免对人类建构理性的过度信赖，不仅仅是社会秩序形成模式上的一种探索，而且可能被证明是更为妥当的。英国宪法和美国宪法都是在实践中发展的，这种摸索出来的发展模式，比起建构出来的更为适合社会的生活境况。然而，颇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国家不仅在国内经济事务中有诸多的管控措施，在国际市场的操作上更是愿意前瞻性地设立一整套的制度，有些似乎是为了促动市场自由，有些则是干预式地限制竞争。这种在没有进行真正的国际合作与交往的时候进行构想、设计的方式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显现出了人类的理性的预测能力，但是也同样存在着问题：人类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在合作真正开始之后，有很多预测的问题根本没有出现，很多没有预测到的问题却发生了，事先设计的道路可能并不完全行得通；如果再不加区分地照搬照抄，则很有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正如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不可能像欧盟一样，南美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像北美的经济合作机制。此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在国际合作机制上遵从自然生成的秩序和自发试错的制度模式，因为其既能够充分尊重国家自身选择正确道路与模式的意志，也能够避免国家全面设计和控制自由市场的悖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于没有先例可循，中国政府带领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摸着石头过河”，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不预设细致的行动规划，而仅仅是明确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行动中减少具体计划和路线框框的比例，放手探索，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教训、积累经验，局部试点、逐步推开。当时，照搬照抄西方道路的方式实际上已经被封死，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必须依靠自己的探索。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的创新也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经验，在不希望虚构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不设定具体的要求，而是设置一个可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框架，在实践中逐渐丰富、逐渐完善，这符合人类的认识论和实践探索［2］。这种方式既然在中国国内的全新发展模式中获得了成功，是否也有机会在经历过冷战结束、恐怖主义泛滥、全球经济危机和增长放缓的环境中探索新的国际制度与发展方向？这种范式转换很可能也没有先例可循，所以不必煞费苦心地预设具体道路，不必细致地规划协调与合作的方式，而仅仅是确定目标、领域和大体原则，这样做很有可能减少对于合作模式的阻碍，更有可能带来合作与秩序探索的成功。

三、“一带一路”的国际制度建构方向

如前所述，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形成国际社会新制度的进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延续西方已经做出的探索，还是除旧布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如果说美国模式所代表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认为加剧世界的贫富分化和文化帝国主义，因而是不合适的，那么中国自然就没有必要延续；同时，如果中国追求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全球治理格局，那么也没有可能去延续西方的做法。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倡议是中国引领国际社会探索新路的一个试点。在这个试点中，中国应当充分抓住全球治理制度发展的机遇，在制度供给领域提供新的因素，为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方面进行的尝试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治理主体的范围扩大

“一带一路”倡议所关涉的地理范围非常广阔，制度的建设也必然与很多国家相联系。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以亚非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法律秩序，很可能是在主体角度为全球治理战略体系做出的最为突出的制度贡献。

国际法律体制，甚至推而广之，整个国际秩序格局长期是欧洲秩序，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从15世纪初欧洲国家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开始，跨越了整整五个世纪的殖民时代，全世界的制度文明都留下了西方国家的烙印，殖民体系在美洲、亚洲、非洲的长期存在和运作营造了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质上仅仅是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格局，却被理解为全球国际关系、国际法的重大事件；此后的维也纳和会、巴黎和会也无不是在西方大国的主导之下而形成的。甚至联合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在当今仍有深远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都有着难以磨洗的西方主导痕迹。可以说，在很多国际法律制度领域，我们是在用西方的话语表述世界、西方的视角观察世界、西方的理念塑造世界、西方的思想影响世界。国际法学家克劳福德也明确地承认，“在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上，国际法的起源是欧洲”［3］。虽然我们并不能论断西方主导的国际法律体制就必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就必然是西方价值的体现，但非西方国家的缺席无论如何都影响了国际法的均衡性，国际格局需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世界观、秩序观和法律观。

在促进国际法律体制、法律文化多样化方面，中国一直在积极努力。早在中国还被很多西方国家孤立于国际体制之外的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同印度、缅甸等国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4］；我们以积极的、建设者的姿态参加了1955年的亚非国家会议（“万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这不仅给周边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为亚非国家引领和塑造国际法律秩序的日程确立和议事模式奠定了基础［5］。中国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指出：“第三世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重要，它对国际法的影响也将日益深入和广泛。”［6］

而“一带一路”的倡议无疑是以往努力的新版本，并且是亚非国家主导的一套明晰而具体的法律秩序的坚实尝试。这种努力不仅会为亚非国家进一步积累参与和引领国际法律制度发展的经验，而且会为亚非国家增加完善国际法律机制、促动和完善国际法治的信心。

（二）治理目标的公平转向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法律秩序，这是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原则的重要实践，也是超越零和博弈、试图达到合作共赢的制度性贡献。

如前所述，关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从取得独立就一直追求的目标。继1960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1514（15）号决议通过《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言》之后，这些独立起来的国家发现政治的独立不仅没有带来民生的幸福，而且与经济的独立、富足还相去甚远。所以，1964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首先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并为此不懈努力，推动1974年5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同年12月的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7］。为了敦促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曾认真研究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1974年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特别联大，在会上做出重要的支持发言［8］；20世纪8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参见俞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刍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11期；田志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源流和科学内涵》，载《党校论坛》1989年第4期。

但是，在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面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未被全面、深入地关注和维护。西方国家大举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制度模式不仅没有使广大欠发达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走出困境，反而强化了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称的“中心—边陲”秩序：位于中心的强国享受着周边国家源源不断的资源和财富，边陲国家就只能在中心国家的支配下举步维艰地生存［9］。富庶的国家日益富裕，贫困的国家却渐趋贫穷。这种“财富鸿沟”“数字鸿沟”相互叠加的“马太效应”打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也打击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信心。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后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全球金融风暴让人们全面反思全球经济发展的健康、持续之路，参见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何秉孟《重拾“第三条道路”?——金融危机后美欧的政治思潮与经济选择》，载《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新世纪逐渐崛起的“金砖国家”则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10］。

在此前提下，“一带一路”倡议不满足于喊出口号，而是采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努力给这一地区的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应当理解为发展中国家试图在后危机时代对原有的世界经济、法律结构体系进行矫正的努力，它通过交通、通讯、能源、金融等一系列领域的深度合作来提升相关国家的经济造血能力，其目标是将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到一个更为公正、更为合理、更为妥善的全球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之上。这种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将共同发展作为核心指向的战略体系，对于未来的国际法治之路而言，显然有着鲜明而强大的带动作用。在此前提下，还要在实践中总结如何避免趋利行为侵蚀此种合作的基础，从而避免“搭便车”的风险，保障合作的持久健康进行。

（三）治理理念的文化传承

“一带一路”的文化价值还在于传承一种文明意象，从而具有承递历史、开创未来的精神意蕴。这是在制度中凝聚历史文明的探索，也是对于制度发展的重要贡献。

正如中国领导人已经阐明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既有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合作机制和安排，而是着眼于在已有基础上，对推动沿线国家的安排和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对接、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对接和整合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对接和整合，那么各个战略安排就仅仅是孤立的、缺乏体系性的散沙；而一旦被整合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个动力强大、目标明确的大型体制，有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聚合力。也就是说，整合的精神至关重要。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确立的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主要内容，双边合作与多边机制齐头并进的共建模式，就构成了“一带一路”的精神。在这种精神里，蕴含了东方文化的古老智慧，包含了中国长期坚持和主张的国际理念，也容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各国取长补短、共同走向繁荣富强的理想。

始于2000多年前，跨越了秦汉、隋唐、宋明的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的传奇。可以期待的是，现实和未来比历史更加精彩。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古老而美好的意象传递了中国对这一战略的良好期许，也表达了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寻找中华文化为世界的繁荣和睦做出新贡献的努力，更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瑰丽梦想带向实现之路的制度根基。如果说以往的丝绸之路只能靠骆驼和帆船传播商品、文化、友谊的话，今天的丝绸之路则是以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光纤通信、卫星通讯等多重立体结合的超大规模物连网络。如果说以往的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人自发的行为，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性支持和保障，因而具有自发性、随机性、不稳定性的话，今天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以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为依托、以政府的单边开放承诺和政府间的双边协议为支持的自觉性、持续性、稳定性的结构体制。正如昔日罗马的驿道所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欧洲的政治秩序，中国所进行的物质扶持与经济合作也会引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脱离经济发展的困境，通过合作和帮扶、特别是一系列的路桥建设，带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

当前，“一带一路”的很多具体结构安排与机制进程尚在设计之中，我们还不能对其具体的规范与机制形态做出明确的判断。虽然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中不免有一些出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和挑战，但值得相信的是，中国同周边国家一定会充分合作、相互尊重对方的需求和利益，构建出一个公平互利、多边共赢的体制。丝绸之路的美好意象在21世纪乃至以后的岁月中，将持续焕发光彩并不断拓展影响。

四、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制度供给模式

根据前文述及的中国可以为国际制度做出贡献的“自生秩序”的探索，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思路，形成一个国际制度供给的新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可以称为“适应性管理”的路径。“适应性管理”的概念首先出现在生态环境领域，如佟金萍、王慧敏《流域水资源适应性管理研究》，载《软科学》2006年第2期；后来发展到其他领域，如荣玫《适应性管理在我国应急管理中的应用》，载《发展研究》2009年第8期。笔者认为，其也同样适用于国际制度发展的领域。具体而言，这种“适应性管理”的制度供给模式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和要求。

（一）“适应性管理”并非盲目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提议和主张，必须以了解相关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社会文化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和行为的适应。这就意味着，必须进行大量的、必要的调查研究，对于目标国的规则，无论是正式的法律规则、类法律规则（例如外商投资指导目录），还是非正式的软法制度或者其他有效的社会制度，都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认识；对于规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体系框架，具有明确的了解，从而避免我们的投资者、服务提供者在国外由于不了解法律而受到损失，避免仅仅了解法律而不了解法律的作用与局限、不了解其具体的解释方法或实施的程序而蒙受不必要的损害。

无论具体工作的重点何在，中国试图进行国际制度供给，绝不是在一片空地上采取行动，而是要在既有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社会整体文化环境中建设，必须牢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前贤训导，在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工作，这是减少我们行为损失的主要步骤。

（二）“适应性管理”是避免抽象的顶层设计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国际关系环境都非常复杂，而且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会频繁反复地相互作用，在互动中不断变换着中国发展的外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不适于设想在具体规划实施之前就设计和建造出可以预期解决一切问题的制度框架和规范体系，也就是前文所阐述的，不对人类的理性有过高的期待。而毋宁是在对相关情势的复杂性有充分了解之后，逐渐积累起应对式的、从意图和结果上都能相对公正合理的规则与制度体系。

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看，只有通过不断扩大的开放与合作，在彼此的交往中体现尊重，才有可能真正地逐渐确立起信任，而这种信任有利于促动制度的渐进式变革。如果抛弃这些接触性发展、互动式沟通的因素，而在最初就以相互不信任为前提，即使能够很好地划分权利义务，很好地为纠纷提出一个解决的途径，也终究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这就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法治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和谐社会”，因为法治的基础是确权，是清晰地界定“你的”“我的”“对的”“错的”，而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以友爱和信赖为基础的社会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明确界分上述因素，而是在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彼此的信任促动互利。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应性管理的国际制度供给模式是一个根据情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具体方向和方式的制度系统，是一个在明晰宗旨的大前提下模糊处理具体手段的制度形成与发展的新思路。

（三）“适应性管理”是积极作为地促动制度发展

从“一带一路”的建设上看，中国政府和相关组织（如中国国际商会）随着对于客观情势了解的逐渐深入，以及中国各类企业在相关国家经济行为的逐渐展开，必然会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去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其中，既包括来自中国的单边鼓励措施，也包括中国与相关国家和议达成的双边制度的建构和完善，还包括多边经济贸易体制的探索和推进。这种积极促动，并不是重蹈西方经济殖民、文化殖民的覆辙，因而也绝不是通过企业、学术机构或者政府直接出面进行中国法律体系、规则制度、社会文化的输出，而是与对方国家充分合作、协同共进，革新或者构建有利于跨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制度和机制。

所以，这种“适应性管理”的国际制度构建模式是一种在不妄信人类理性基础之上，不急于贪大求全、不僵化迷信“整体顶层设计”的国际制度形成新范式，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辩证法观念指导之下的灵活模式，使凝聚了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和改革开放之后“摸着石头过河”于一体的中国智慧②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新发展。

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参见张文显《走向和谐法治》，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胡锦光、刘飞宇《法治与和谐社会论纲》，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何志鹏《国际法治：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1期。

②参见刘爱武《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1期；杨金卫《邓小平理论的孕育与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6期。

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明显的“带路效应”，一方面，将国际合作的方式引向一条新路，也就是一种无涉意识形态的合作模式，不以自身发展作为榜样、真正尊重双方主动性的合作模式，这显然是很多国家盼望已久、但一直没能真正实现的合作与发展的方式，人们期待着这种方式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另一方面，也是将中国带向国际制度的主导型强国的道路，通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程中探索、总结，随着一系列项目的开花结果，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形成国际制度方面也就能够逐渐形成清晰的认识和良好的心态，在信息、技术、能力方面足以对国际制度的变革和完善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篇：一带一路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人民要论）

王义桅

《 人民日报 》（2016年07月07日

07 版）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的独奏曲，而是世界的大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之所以能引起相关国家的强烈兴趣，关键在于它为世界各国开辟了合作新路，努力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助推中国梦的实现，还将助力沿线国家实现现代化，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从而形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这一重要思想理念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契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成为中国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一面鲜明旗帜，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基本思想理念。俄罗斯《导报》曾刊文指出，“一带一路”构想展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新理念的思考，“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一带一路”之道就是去探寻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想的融通、中国智慧与世界智慧的结合。这种中国智慧，突出体现在“三可原则”上。

可分享：合作共赢

古人云：“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有力抓手，更彰显了中国“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国担当，展现了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美好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欧亚非大陆各种古老文明迎来了共同复兴的曙光，世界各国也增加了共赢发展的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视域中，探索中华文明与欧亚非大陆其他古老文明如何实现共同复兴之道是重大命题。为此，我们需要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开展先进适用、有利于就业、绿色环保的产能合作，支持其工业化进程，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各种文明、各种发展模式相得益彰、美美与共，开创中华文明与欧亚非其他古老文明共同复兴的美好前景。“一带一路”建设将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持久和平，实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共同发展。

习近平同志对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有过深刻阐述：“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不同于对抗、零和那种陈旧思维，“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建设与霸权主义主导下的所谓“合作”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具有公正性，而后者具有不公正性；前者具有平等性，而后者具有歧视性；前者具有包容性，而后者具有排他性；前者具有非对抗性，而后者具有对抗性；前者具有和谐性，而后者具有冲突性；前者具有持续性、长久性，而后者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正生动展现着合作共赢这一基本理念。以“一带一路”沿线的阿拉伯国家为例。当前，阿拉伯国家正在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致力于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欧美的工业化完成较早，其经验的借鉴意义不大；而中国的工业化经验很鲜活，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潜力巨大。因此，中国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以能 2 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响应，展现了合作共赢的美好前景。

合作共赢更体现在中国的国际与地区合作理念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两容”“两分”“一抓”思路，正在发扬光大这一优良传统。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并不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国家。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不能全包。所谓“一抓”，就是抓住丝绸之路终点站欧洲，推动中欧之间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五通”。“一带一路”建设要以中国的发展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这其实是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中国智慧转化为新多边主义的世界智慧，是将双赢、多赢上升到全方位开放的共赢主义，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公平发展、和平发展、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包容均衡

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英语里也有类似的话：“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由此可见中西方思维的相通性。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会“捕鱼”却“无鱼可捕”，人类社会正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为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从文明角度看，世界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常常伴随着“文明的代差”。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农业文明不得不屈服于西方的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出于对“文明的代差”所产生的“文明红利”的争夺，不断入侵瓜分中国。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明的代差”逐渐消失，制度的竞争开始在第二层面演绎国际关系运行的规律，并直接考验文明的创新与韧性。经过100多年和西 3 方的碰撞，现在中国和西方在很多方面已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一样或类似的，如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过去是西方着眼于解决“西方的问题”，中国着眼于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各国都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尤其是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在为此进行改革，整个世界处在改革变动之中，或者说处于“全球大觉醒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不仅要探讨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兴，而且要探讨中华民族如何“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从人类重大共同关切入手，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共同愿望。当前，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已从生产力层面拓展为三个层面的基本涵义：器物层面，要实现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制度层面，要实现国内、国际制度可持续；精神层面，要实现生产生活理念可持续。一句话，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活、可持续思维的三位一体，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新内涵。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是包容，要努力实现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平等、大国与小国平等、代际平等，改变西方国家不包容他者的现状。正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这是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深刻揭示。

通过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以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理念丰富人类可持续发展观，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使命，也是当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体现。中国道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和“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在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相同之处，而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助于中国开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新范式。这是“一带一路”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意 义。以亚投行为例，它不仅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而吸收发达国家加入的高标准的国际金融机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据测算，在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均投资约需7000多亿美元，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规模仅为100亿—2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设立亚投行，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也有利于形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亚投行还服务于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亚投行57个成员国以发展中成员国为主体，同时包括一批发达成员国。这一独特优势使其能够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与纽带，推动世界实现均衡发展。概言之，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共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文明共同复兴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流交融的希望，承载着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可走进：落地生根

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重要思想。而“五通”的主要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让企业“走出去”而且是要企业“走进去”，同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相结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的国家需要基础设施，有的国家需要贷款，有的国家需要教育，我们提供的应该是这些国家需要的。“走进去”的过程是共商的过程，是共建的过程，更是共享的过程。只有共商共建共享，才能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同时，相关服务也要“走进去”，适应当地的民俗、宗教，用当地人所希望的形式“走进去”。这就要求企业经营注重差异化原则：产品、服务、理念体现不同地区人们的个性，尊重当地的习俗。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21世纪播洒中国合作共赢的理念，引导企业往全球分工体系中最有潜力的市场走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创经济全球化新模式，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当然，“一带一路”建设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既要考虑机遇也要考虑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等，而化解风险需要人才。“一带一路”建设是百年大计，需要大量人才，不仅需要国内人才，还需要沿线国家的人才，需要在沿线国家合作办学、培养人才。只有以大量人才包括沿线国家人才作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才能真正“走进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这方面，海外孔子学院、华人华侨商会可扮演孵化器、桥梁纽带作用。“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桥梁纽带作用”，最终“构建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的人文交流机制”。“一带一路”建设要真正“走进去”，需要发挥好这种桥梁纽带作用。李光耀曾对比说，中国还在13亿人口当中选人才，美国是在全球70亿人口当中选人才。建设“一带一路”，我们要从44亿沿线国家人口中选人才，汇聚“一带一路”地区之智慧，汇聚世界之智慧。

“一带一路”建设面对的是转变了的时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从睁眼看世界、融入主流世界、向世界开放，到今天世界向我们开放，中国正在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这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空的转变要求我们告别西方逻辑，揭示“一带一路”建设自身的逻辑，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第三篇：浅谈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浅谈中国“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提供良好的依据。尤其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一带一路”给我国及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

1.贸易基本格局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密切程度不断增加，贸易关系发展迅速。据商务部透漏，2015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总额达到9955亿美元，同比增长25%，占全国贸易总额的25.1%。同时，向沿线49个国家投资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主要投资国家有泰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国。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入分析不难得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贸易密切程度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外交状态良好，给双边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的推动下，使得中国与东南亚11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拉近。分析2001～2015年中国贸易总额得知，与中亚5国的贸易额增长速度较快，年均增速达29.8%。而蒙俄年均增速较小，但也达到18.7%。另外，与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年平均贸易增速超过40%，而与泰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贸易增速不足20%。分析得知，中国贸易增速较快的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占有较高比例，而和政治局势不稳定、一些贸易大国贸易增速较缓慢。

2.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依赖

通过分析中国出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HM指数得知，中国对东南亚11国具有较高的依赖程度，而后为西亚中东19国。除蒙俄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依赖程度加深正在凸显，超过其对中国出口依赖程度，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经济贡献有所差别，其中与蒙俄地区贸易频繁的省份主要为东部沿海省份与黑龙江省，尤其黑龙江省GDP增长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与蒙俄地区的贸易关系。浙江、新疆、河北、上海、广东向蒙俄地区的出口给本省GDP增长也做出突出贡献。众所周知，蒙俄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总量有限，出口该地区省份的GDP虽有所增长，但并不明显。

中国各省份向中亚5国的出口有所不同，其中新疆地区向中亚5国出口带动GDP增长较为显著，为8.18%，而其对其他出口省份的GDP贡献均低于0.5%。中亚5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新疆与其贸易往来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同时，新疆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临近，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资源条件等方面相互影响，贸易往来频繁。

中国与东南亚11国关系较为亲密，贸易往来频繁，尤其东南沿海向东南亚11国的出口对本省GDP增长贡献较为明显。上海拉动GDP4.5%，广东GDP因此增长6.4%。另外，天津、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因与东南亚11国贸易往来，一定程度促进GDP的增长。东南亚国家多临海，具有较大的经济总量，因此，我国对其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较大。

中国新疆、西藏、云南等省份与南亚8国临近，但受喜马拉雅山地等地理条件限制，与南亚8国的贸易往来的省份主要为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究其原因在于贸易通道主要通过海运，给拉动沿海省份GDP增长做出一定贡献。

中国与中东欧19国相距较远，陆路、海陆均不够便利，而且这些国家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与中国较为相似，构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导致中国与中东欧19国贸易增长较为缓慢。通过分析，主要沿海省份与中东欧19国进行贸易往来，GDP也因此获得一定增长。中国与其贸易期间，海陆运输距离超过陆路运输距离，相信随着通往中东欧货运班列的开通，会提高陆路贸易所占的比例，为西部省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和西亚、中东19国的贸易呈现互补性，中国出口的产品以机电产品为主。西亚地区与中国的距离较远，货物主要以海上运输为主，因此，沿海省份与其贸易具有较大优势，成为拉动GDP增加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广东对GDP的贡献为3.28%，浙江为3.86%，天津、江苏、上海、福建均超过1%。

三、“一带一路”战略落实对策

“一带一路”战略对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真落实，我国应结合当前国际环境及经济贸易实际，积极寻找有效对策。

首先，为维持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应加强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研究，把握其经济发展趋势，尤其应对出口依赖较为严重的国家更应密切关注。同时，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健康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维持良好的贸易关系。其次，积极推进贸易通道建设工作。“一带一路”战略中，设施联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一定程度上受路上通道不通常影响，因此，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共同商议，做好贸易通道建设工作，不断扩大中国省份出口贸易范围。最后，巩固出口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程度存在一定差别，中国不同省份应结合贸易业务特点及出口国家，不断巩固自身出口优势，提高出口产品竞争水平，促进文化、产业等各项内容的合作交流。同时，为给相关省份创造良好的出口环境，国家应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出口，为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长远、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第四篇：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战略应关注的问题及实施路径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目前的情况看，境内相关省市积极响应、热情高涨，主动参与；境外国家态度不一，有表示支持的，也有沉默观望的。201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亚信峰会”期间，亚洲多国领导人表示了对这一倡议的支持，我国应借此势头，将“一带一路”建设从战略构想、宣传造势进入到具体的战略推动阶。

一、高度认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统筹兼顾与创新发展理念。目前各界对其战略意义认识仍然不足，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让全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和企业更多的了解，使“一带一路”建设能够稳步推进，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战略举措。“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标志，开启了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此作为我国推动与亚欧区域合作的“倡议”，既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 “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合作诚信”的开放理念，也能够淡化谋求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意图，降低“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依照古丝绸之路的方向，“名正言顺”拓展我国与中亚、南亚及中东欧的合作，逐步提升我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当前，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面临着新的突破，而欧美等国却加强了对中国崛起的限制，美国推动的TPP和TTIP谈判，以高端开放为契机，企图掌控和影响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已对我国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一带一路”建设是突破这一压力的重大战略设计，通过拓展与亚欧市场的合作，推动市场多元化战略，降低对欧美日市场的依赖，不仅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赋予了新的内容，也为沿海、内陆、沿边新一轮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和着力点。

中国经济升级的战略引擎。我国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由于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中西部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中亚、东欧、西亚的新商贸通道和经贸合作网络，带动内陆沿边扩大向西开放，既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推进中西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

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的方向和方法上也要形成统一认识，要妥善处理好战略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尤其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达成共识：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是战略不是项目。“一带一路”建设是深刻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形势变化和机遇挑战，以全球化视野对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所进行的战略构想，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拓展的战略布局，而非具体、微观的项目设计。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从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谋划，避免聚焦于具体的项目规划。据悉，发改委已经初步完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规划，由于过于具体，时间、截点过于清晰，一方面增加了推进的难度，易削弱市场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沿线国家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和经济战略不同，从中国的定位制定发展规划很难与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衔接，可能给外界以中国主导的感觉，使规划最终难以真正落实，影响战略倡议的落实效应。

其次，战略布局的时空范围广跨度大。“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及外延丰富，涉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国家安全等。“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任务和目标，“五通”包含了国家政策、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体系及风俗文化等硬件软件、线上线下多方面内容。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向东涉及亚太经济圈，向西紧连欧洲经济圈，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时空范围广、跨度大、周期长，甚至将伴随中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因此，要依据十八大三中全会确立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国家层面不应制定过于细致的实施方案，而是要确立原则、目标、方针、路径等，要留下足够的空间“让市场做主”。

第三，战略设计要立足于现有基础和能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2013年，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的贸易总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5%；我国企业对沿线各国的非金融类投资达35亿美元，占我对外投资总额的4.5%；我国企业在沿线各国承包工程营业额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总营业额的45.4%。与沿线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步伐正在加快，与上合组织成员、东盟、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若能在现有基础之上，依据我们现有的能力，推动经贸先行，贸易和投资的上升自然需要货币的跟进，人流物流的发展也会产生对道路的需求，最终就可实现货币流通，推动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实现经贸自由化。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推进区域大合作。要以实质性利益调动相关国家参与的积极性，防止短期目标设定的过高过大。

第四，战略推进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意愿。“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单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构想，需要沿线各国的参与与合作才能真正落实，但“一带一路”各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较大，甚至宗教信仰也不尽相同，我国在推动建设进程时，需要对沿线国家有深入的研究和把握，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承受力，避免出台由我国单方面主导，对各国统一的、脱离实际的政策措施。要采取灵活的、符合沿线各国意愿的举措，避免因为过度主导使沿线有些国家产生逆反心理，怀疑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真正动机，而降低参与热情。

第五，战略安排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推动各国经贸往来的共同法则。“一带一路”建设既要发挥政府的管理服务功能，更要发挥好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减少对市场主体的束缚，激活市场主体的内在动能和活力，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格局，使企业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和支撑力。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中介组织要在信息传导、平台建设、资金支持、人力资源保障方面为企业提供更多支持。要促进沿线国家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合作方式，以企业为纽带，将各国利益捆绑在一起，逐步实现市场一体化。境内沿线省市在国家制定的目标政策前提下，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发挥自身的作用，但在与相关国家的合作中，也应坚持互利互惠的市场化原则，不能无限制的“让利”。

第六，战略实施要考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是实行“以我为主”的开放及外交战略，要充分考虑因此而带来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一方面，中国与亚欧发展中国家的政经合作会加强，另一方面，与大国的竞争也会更为激烈。中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国，也是大国竞争的战略要冲，美国于1999年就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并先后在中亚开辟了8个“转运中心”；中亚是欧盟主要贸易伙伴、投资及能源供应地；日本于1997年提出“丝绸之路外交”，并推动设立“中亚⑤+日本”外长会晤机制；中亚是俄罗斯长期的“后院”，俄罗斯对其政治倾向特别关注。虽然中国反复强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营造势力范围”，但也难免不产生中国与欧美日俄抗衡的嫌疑。因此，要充分预估可能的反作用力，避免问题出现时而措手不及。要“多做少说”，避免与美欧日俄等国在争夺中亚市场的直接对抗，使其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加强，要学会使用博弈策略，既不张扬，也不畏缩，以利益驱动和吸引沿线国家主动参与及合作。

三、对“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路径的几点思考

一是加快启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工作。要本着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原则，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能干的先干起来。首先，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导思想、原则、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停止相关部门出台具体的产业布局规划，制止地方政府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盲目规划与过度投资。其次，要确定重点领域优先推动，对中亚地区，加强与其在能源、原材料、机械、农业等领域经贸合作；对中东欧地区，加强与其在机械装备、农业、能源、金融等方面的产业内贸易和双向投资；对南亚国家，要对其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资。第三，选择参与热情高，与中国经贸合作基础好，对中国依赖性和互补性强的国家优先推动，并使先期加入的国家能获得较大的利益，使这些国家成为样板和示范，吸引其他国家主动参与。第四，为企业提供相关国家的投资合作指南，使企业自行选择适宜的贸易和投资地区。第五，要扩大文化贸易，输出中国文化，引进亚欧文明。

二是推动跨国产业链建设。产业链优势是中国产业和外贸发展的竞争优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重要成果，随着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的减弱，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我国的产业链优势面临着新的整合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和沿线有条件的国家，选几个点，建立边境经贸合作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加强同周边国家的沟通与协商，将我国的产业链向外延伸，建立跨国产业链，有助于释放我国的经济发展量能，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吸引力，“润物细无声”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扩展我国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同时也有助于将部分产能外延，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拓展产业和贸易发展空间，扩大沿边开放，巩固我国产业链竞争优势。具体而言，一是提升我国现有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水平，赋予更为积极灵活的便利化措施，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成为集边境贸易、加工制造、境外资源合作开发与深度加工、生产服务以及区域性物流集散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区；二是进一步推动大湄公河经济圈、两廊一圈及泛北部湾经济圈等地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扩大与中亚5国、俄罗斯南部、蒙古西部的边境合作区建设；三是完善境外经济合作区的政策支持措施，扩大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国家中选择与我国关系比较好、政局稳定、资源优势比较突出的国家建立境外经济合作示范区。

三是着手做好法律制度的安排。建立经济合作机制是我国发展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的基础和保障，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层面需要重点做的工作之一。近期内就可以展开与部分经贸合作关系基础好、有条件的国家商签相关的合作协定，包括双边投资保障协定、避免双重免税协定、政府间经贸合作协定以及部门、产业的合作协定，如司法协助协定、交通运输协定等，并赋予这些协定以法律制度保障。对于条件比较成熟的国家，可以进一步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次区域合作协定，并扩大示范效应。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未必要按照传统模式，可秉着开放性、多元化的原则，采取先易后难、灵活多样的方式，如先签署框架协定、早期收获计划，只要是互利互惠、双方都能够接受、能够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削减贸易投资成本和壁垒的协定都可以签署，以后再逐渐增加补充协议，只要先起步就可以再逐渐深化和加强，从而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将各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最终形成“五通”的经济共同体。

四是务实推动先行先试举措。要使“一带一路”建设从构想落到实处，不应等到所有的设计规划都完成之后再行动，应从能做的先行务实做起来，重点还是要推动产业和经贸合作，道路、货币、人文、交流相配合，最终实现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自由流动与畅通。产业合作方面，可优先推动四个领域的合作，一是资源能源加工业，要加强和中亚地区能源合作；二是加强农业合作，要推动传统农业现代化，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贸易；三是突出是各地自身培育的特色产业；四是要打文化牌，输出中国文化，引进亚欧文明。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可充分发挥亚欧博览会和欧亚论坛等平台作用，创造条件打造一批新的交流合作平台。选择境内沿线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海上驿站”和先行先试载体。条件成熟时，推动在相关领域协商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标准，如通关一体化标准，产业行业标准，物流运输标准等，以标准的统一来实现政策的沟通和市场的衔接。

五是要突出新亚欧大陆桥的作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一环是要通过道路联通，带动沿途省份开放性经济发展，物流运输的便捷，推动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陆路交通大动脉，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在我国连云港建立了物流中转分拨基地，已将连云港作为其出海口。从目前中国的地缘政治及现有的基础看，应充分发挥中国已建好的欧亚大陆桥的作用。但目前欧亚大陆桥与西伯利亚大陆桥相比，竞争力正在减弱，在2014年4月铁路运输费用再次上涨后，欧亚大陆桥国内运输成本较西伯利亚大陆桥已经高出30%。当务之急，需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实现欧亚大陆桥通关便利化。同时，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优先实现与周边邻国的互联互通，共享便利。最终根据我们的海洋实力再考虑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

总体来说，要使“一带一路”建设达到良好效果，重要的是要深刻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以开放的精神和体制制度创新的举措加快发展，地方可根据本地区特点，历史基础，创造性地做些实践。对于布局性重大项目要慎重决策，要防止不切实际的规划、建设，挤压了市场主体更多活力和空间。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自然会产生更多边际效应，催生更多动能和活力。对于亚欧国家，他们需要的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开放红利，只要我们可以稳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就可以巩固和发展与亚欧国家的经贸关系，相信中国的对内对外开放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将使开放红利更多的惠及民生。

第五篇：一带一路中国梦读后感

一带一路中国梦读后感

中国，我们伟大的祖**亲，她一路坎坷走来，仍然坚强，屹立不倒，随着我们的国家渐渐强大，我们渐渐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中国梦”。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是民族振兴之梦，更是人民幸福之梦。

那题名中的“一带一路”是什么呢？原来2013年9月和十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在那期间，他先后提出了共同创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提议，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合称为“一带一路”战略。现代丝绸之路和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完全不一样。现代丝绸之路建设有利于推进沿线各个国家经济繁荣和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加强各国之间不同文明的交流，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伟大事业。而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让沿线各国运输更加快捷方便一些。

“一带一路”战略覆盖的国家极其广泛，就中国而言，丝绸之路就圈定了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此同时它还贯穿了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许多拥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国家。读了这本书后，我不犹的有了一个梦想：“以后好好学习，争取让中国梦早日实现！”

高邮市秦邮实验小学

乔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