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案例

第一篇：劳动教养案例

为什么这些类似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如2007年4月，因到他人池塘捡河蚌被上海市劳教委以盗窃名义作出劳动教养一年的处罚，颍上县的杨某将上海市劳教委告上法庭，颍上县人民法院认为杨某的行为并不是盗窃，故作出撤消劳动教养决定的一审判决。2007年7月，在上海一家酒店打工的巢湖市19岁青年小鹏(化名)被上海市劳教委以聚众斗殴为名作出劳动教养一年的处罚，居巢区人民法院受理诉讼后，认定小鹏没有参与斗殴，判决劳教委撤消劳动教养决定并按照每天83.66元的标准赔偿小鹏劳教期间的经济损失。2007年12月，毕业于合肥某高校的24岁上海白领周某，因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并喊了句“警察打人”，后被上海劳教委以妨碍公务为由作出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的处罚。周某同样将上海劳教委告上了法庭，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消该劳动教养决定。在本案中，三原告周某、罗某、徐某在诉状中称：2008年9月7日，她们与同乡左某在上海市松江区仓汇路附近共同窃得价值为593元的八根圆木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据此对她们三人作出劳动教养一年的行政处罚，但对左某仅处以行政拘留10天。同样都是偷木头，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上海劳教委对外地人的人采取了类似劳动教养这种方式，但对本地人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进行。有人质疑问，在与劳教制度的博弈中，往往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总是上海市劳教委，而不是其它城市的劳动教委呢，这与这个城市的现状是否有一定关系？的确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可能与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外来人口非常多有关。为了维护上海的社会稳定，当地公安机关常常采取劳动教养的方式处理一些构不上刑事犯罪的案件，对维护该地区的治安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有效性往往是与正义、公平充生冲突，到达是效率先还是公平、正义先呢？这就要针对不同的案子采取不同的方法。具体到本案，被告的行为显然有违法之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4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理”即是对于当时法院一审终审所作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除法律特别规定外，不得再行起诉和处理。这个原则适用于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审理，目的在于防止难以执行和明显不公的情形出现并防止法院对同一案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以及法院对同一犯罪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定罪并给予刑事处罚等[1]。综上所述，本案中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而被告上海市劳教委在三原告的行政拘留处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情况下，仍然对他们作出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决定，这显然是违法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明显的违法了法律规定的。

原告：宿海燕，女，1952年6月21日出生，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

被告：海南省海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海国，该委员会主任。

原告宿海燕不服被告海南省海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其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向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此次来海南，只是想与王国平就我们之间的债权债务说清楚，看看有没有了结的可能。我没有纠集他人到王的住所，更没有指使他人将王国平、王伟平兄弟砍伤和抢走其财物。被告以我参与伤害王氏兄弟为由，决定对我劳动教养三年，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被告的劳动教养决定。

被告辩称：根据原告宿海燕参与伤害王国平、王伟平兄弟的事实，依法决定对其劳动教养三年，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法院应当予以维持。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宿海燕和被害人王国平曾经在广西北海市合作开办一美食城，涉案人王斌是当时的美食城办公室主任。后王国平未经宿海燕同意，私自将双方的合作项目转让给他人，自己来海口开办公司。涉案人邱光富、王先养原是王国平在海口市开办的公司中的职工，后二人均以工资入股该公司。自邱光富、王先养入股后，王国平的公司再未给二人发过工资。

1997年2月16日，原告宿海燕、其子李山和王斌从四川成都同机飞到海口市以后，就与邱光富、王先养一同到海口市机场东路翠竹园别墅13A-D座（王国平的公司住所地）找王国平。当晚11时许，王国平、王伟平兄弟回到公司。双方在谈论债权债务时发生冲突，继而相互纠缠殴打。在纠缠过程中，李山、王斌、邱光富、王先养用菜刀砍、用手脚打王国平、王伟平，致二王轻伤。宿海燕在一旁发现王国平、王伟平受伤后，将其送往海南医院秀英留医部诊治，并帮其交付了入院费用，后在守护病人时被派出所抓走。

1997年3月14日，被告海口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97）海劳教字第130号决定书认定：原告宿海燕以债务纠纷为由，于1997年2月16日从四川来海口，纠集李山、王斌等5人于当晚11时许到王国平的住所守候，用砍刀和手脚将王国平、王伟平兄弟砍至轻伤，并抢走一些财物。宿海燕有纠集伤害他人的行为，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的规定，决定对宿海燕劳动教养三年。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认为：在王国平、王伟平兄弟被砍、打成轻伤的事件中，在场的5个人，究竟是原告宿海燕纠集其他人，还是其他人纠集宿海燕；究竟是谁叫动手打人的，都有谁动了手，尚未查清。宿海燕多次说过其并未叫人打王氏兄弟，也不承认自己动手打人。被告劳动教养委员会仅凭被害人王国平、王伟平的陈述，在没有其他旁证材料的情况下认定是宿海燕纠集伤害他人，显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况且劳动教养决定中只提到适用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没有指出适用的具体条款，是适用法律不当。为此，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一、二目的规定，于1998年4月23日判决：

撤销被告海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97）海劳教字第130号对原告宿海燕劳动教养三年的决定。

一审宣判后，被告海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不服，以一审判决忽略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中所存在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否认了原告宿海燕的行为在整个事件中的客观存在，从而导致判决错误为由，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宿海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应当维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宿海燕和其他四人在同王国平、王伟平谈论合伙经商的债权债务时发生冲突，李山、王斌、邱光富、王先养在与王国平、王伟平相互斗殴中，造成王国平、王伟平轻伤。由于没有旁证材料证明此次事件是宿海燕纠集所为，其后果应由参与斗殴的李山、王斌等人承担。上诉人海口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只有王国平、王伟平的陈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互相印证的情况下，仅凭宿海燕与王国平之间过去有感情上的纠葛和经济上的纷争，宿海燕是案发当天从四川飞赴海口，当晚又在现场等事实，就推断宿海燕必有纠集并伤害他人的行为，从而作出对宿海燕劳动教养三年的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此，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8年7月2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情」原告：许军营，男，汉族，20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造纸厂工人，住米泉县十三户化工厂。

被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罗振海，副主任。

1989年12月25日，米泉县公安局为查清许军营伙同昌吉三名歹徒，于12月14日晚流窜至米泉县十三户地区，持刀行凶，砍伤天化厂青年周扬的全部犯罪事实，决定将许军营收容审查，关押在米泉县公安局看守所。1990年2月28日，对许军营以流氓罪行呈报，给予劳动教养三年。同年3月12日，昌吉回族自治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许军营有违法行为三次：

（一）1988年7月，许酗酒后，无故殴打汽改厂工人周长宝。当该厂保管员濮学保劝阻时，许用菜刀砍濮，濮用自行车拦挡，刀砍在自行车上。

（二）1988年11月，许伙同昌吉供电局陈军等三人，在天化电影院，无故殴打天化厂工人陈书亭，致陈四颗牙挫伤，其中一颗牙因坏死被拔除。

（三）1989年12月14日晚，许酗酒后，无故殴打天化厂青年周扬，并用小刀划破周的面部，致周住院治疗。据此，认定许军营有流氓行为，一贯打架斗殴，实属屡教不改，根据《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决定对许军营劳动教养三年。4月7日，将许送劳教所实施劳教，但未给许送达劳动教养决定书。许军营之父许志诚收到昌吉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后，到劳教所将情况告知许军营，许军营认为该决定书认定事实有出入，适用法律不当，处理过重，委托其父代为申诉，要求重新裁决。州劳教管委会受理了申诉。经复议认为，原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裁得当，并于1991年6月6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原决定。该复议决定书仍未给许军营送达、宣读。许志诚在7月4日到州劳教管委会询问复议情况时，才接到该复议决定书，遂将复议结论告知许军营。许军营不服复议决定，以原申诉理由，于1991年7月15日，委托其父诉至米泉县人民法院。

「审判」米泉县人民法院经对昌吉回族自治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的许军营三次违法行为调查，查明：（1）1988年7月，许军营酗酒后无故殴打汽改厂工人周长宝一事，没有证据，周否认许曾殴打他，公安机关也从未找周长宝调查过此事。许军营持菜刀砍在濮学保自行车把上一事属实。（2）1988年11月15日，许军营在天化电影院门口向陈书亭要烟吸，并要与陈握手，被陈拒绝，为此发生殴斗，在场的陈军等人也参与打斗，致陈书亭口角裂伤、四颗牙挫伤，其中一颗牙因坏死被拔除。经公安机关调查，上述行为是陈军所为。米泉县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违法行为人陈军行政拘留七天，罚款200元，赔偿陈书亭医疗费用500元；对许军营未作处罚。（3）1989年12月14日晚，许军营应邀与周扬等人同在贾建江家喝酒，轮到周扬喝酒时，周要上厕所，许认为周要耍赖，即随其去厕所，途中话不投机，动手打了周，并用水果刀将周脸部划伤。米泉县公安局以“许伙同昌吉三名歹徒，流窜米泉十三户地区，持刀行凶，砍伤天化厂青年周扬”为理由将其收审，其事实依据严重失实，并缺乏证据。米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中认定的三件违法事实中，前两件事发生后，公安机关均未对其进行处罚；后一件事发生在前两件事的一年之后，也仅属一般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本应由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治安管理处罚，被告却据此决定对许军营劳动教养三年。根据许军营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这个处理决定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条

（一）项之规定。为此，该院于1991年10月15日，判决撤销昌吉回族自治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昌吉回族自治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不服一审判决，提出许军营屡次酒后寻衅滋事，在公共场所无故殴打他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的连续性已超出治安管理处罚范围，对许军营单纯依靠治安管理处罚的方式，已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实施劳动教养三年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并以此为理由，向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维持劳动教养决定。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以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许军营给予劳动教养三年的处罚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处罚不当，判决撤销劳动教养决定是正确的。且该劳动教养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均未给许军营送达、宣读，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

（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2年2月25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真实的案例正好为此提供了佐证。

2000年4月18日，兰州市临夏县农民訾某（时年20岁）、代某（时年22岁）、侯某（时年17岁）和另一姓侯的人（年龄不详）都在呼和浩特市一个饭馆打工。4月18日晚上，訾某把三个同乡叫到一起说，他以前曾在一个姓陈的开的饭馆里打工，这

个人欠他700多元工钱不给，咱们去他家偷点东西。三个同乡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四人来到陈某家，入室盗窃虹美18英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厦新超级VCD一台，价值人民币1278元。

次日，公安机关即侦破此案，除另一姓侯者外，其余三人都被带入了警局，随即被刑事拘留。

2001年3月16日，公安机关将侯某三人共同盗窃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3月28日，检察机关以三名被告人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出公诉。4月13日，法院经过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因侯某作案时不满18周岁，建议检察机关撤销对侯某的起诉。当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将侯某移交公安机关，建议作其他处理。

4月20日，检察机关将另两名被告人重新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于当日开庭，并作出以下判决：被告人訾某、代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扣除先行羁押的期限，两名犯罪人在宣判后十天就可以获得自由。

而法院认为不宜作犯罪处理的侯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2001年5月25日，呼和浩特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对侯某劳动教养三年。劳教期间从2000年10月20日起至2003年10月19日止。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的侯某还要等两年半才能获得自由。

这个真实的案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同一起案件，构成犯罪并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其所受处罚实际上大大低于不构成犯罪且又是未成年人的侯某呢？究其根源，主要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行政法规自1957年8月1日颁布以来，至今已长达40多年，基本上没有进行修改。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个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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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规定把劳教期最低定为一年，没有和刑法相衔接，致使行政处罚高于一些轻罪的刑事处罚，更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试想在上面的案例中，侯某的心理能平衡吗？能从中真正受到教育吗？

第二篇：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调查报告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并进行教育改造。劳动教养管理所凭《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接收劳动教养人员。对没有这些法律文书或者文书所载内容与实际不符的，以及劳动教养法规规定不应收容的精神病人、呆傻人、盲、聋、哑人等严重残疾、病患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未满一年的妇女等，不予收容。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法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劳教人员可以依法行使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侮辱，人身不受体罚和虐待，个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通讯自由；家属可以经常来所探视，劳教所可以提供住处允许劳教人员夫妇同居；家里有特殊情况和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经批准可以回家探视或休假；劳教人员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工作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等。

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立足于教育，着眼于挽救。要求劳教工作干警对劳教人员做到“三像”，即像老师对待学生、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耐心地帮助劳教人员改恶从善。劳动教养管理所也是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绝大多数已办成了劳动教养学校)。劳动教养管理所按比例配备专(兼)职教师，对劳教人员开展法律常识、道德、时事和文化知识等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和文化素质，教育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3小时。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劳动教养管理所还对劳教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

由于不少劳教人员是因为好逸恶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财产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所以劳动教养管理所还组织他们进行习艺性的生产劳动，以转变劳教人员不劳而获的恶习，帮助他们学习劳动技能，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和习惯。劳动时间和强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安排劳动时照顾劳教人员的性别、年龄、体力、技术水平等情况，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坚持文明生产，严防发生工伤事故，按照国营同类企业标准发给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物，生产所得的收益除发给劳教人员一定报酬外，主要用于改善劳教人员的生活和学习条件。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劳教人员施以文明、科学、比较宽松的管理。要求绿化美化环境，完善教育、生产、生活设施，使他们在和谐、优美的环境下陶冶情操，矫正恶习。劳动教养管理所对劳教人员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劳教人员民主管理委员会”，协助管理人员进行学习宣传、生活卫生以及文体活动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劳动教养管理所对表现好并有帮教条件的劳教人员，可以安排到社会上“试工、试农、试学”；对表现较好，符合所外执行条件和身患疾病、符合所外就医条件的，可以决定所外执行和所外就医，这两类人员约占劳教人员总数的10％左右。对在劳动教养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给予减少劳教期或提前解除劳教的奖励，受奖励人数在6O％以上。

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享有必要的生活待遇。劳教人员的生活费、医疗费由国家供给。生活标准相当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劳教所设立劳教人员食堂，在生活标准内尽量调剂、改善劳教人员伙食，保证他们吃够标准、吃得卫生。要求食堂按月向劳教人员公布伙食账目，严禁克扣。对少数民族劳教人员在生活习惯上还给予照顾。劳教人员宿舍要求采光、通风良好，有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保暖、降温设施。劳动教养管理所设置医院或卫生所，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有病及时治疗。劳教人员病重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所外就医。保证劳教人员有充分的休息时间，节假日休息。劳动教养管理所还设有图书阅览室和文体活动场所。劳教人员可以看书看报、看电视、电影，听广播，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艺、体育活动。

为保证劳动教养管理所严格执法和做好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挽救工作，国家对劳教工作干警有严格的要求和纪律、法律约束。劳教工作干警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从事劳教工作前要接受岗位培训，掌握劳教工作法规和有关业务知识，工作期间还要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以适应工作需要。对侵犯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及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干警，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此，《刑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及《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劳动教养场所设驻所检察组，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的罪错矫治和解教后的安置就业，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促进他们改正错误，解决他们家庭生活中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解教后的就业安置问题；劳动教养管理所还邀请社会上的党政领导、知名人士以及一些改正恶习、做出成绩的“回头浪子”来所里作报告进行规劝或“现身说法”，使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改正错误的信心。对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回原居住地落户，就业、升学等不受歧视。劳动教养制度建立40多年来，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识了罪错，不良行为习惯得到了矫治。据调查统计：经过劳教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还成了先进模范，成了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我国共有300个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26万名劳教人员，其中除犯有盗窃、诈骗、赌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人外，主要是有重复卖淫、嫖娼和重复吸毒等违法行为的人。目前全国劳教系统正在进行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跨世纪工程建设，计划在本世纪初将全国绝大部分劳教所建设成集校园式、花园式、军营式于一体的弃旧弃新、培养人才的基地。

一）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是指接受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在年龄、身份、身体状况、责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适用条件和处罚原则方面的必要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中有如下规定：

1、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必须年满16周岁。对未成年人决定劳动教养，应当严格控制。

2、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和无生理缺陷及其他身体情况的人。

3、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的中国公民。

（二）适用劳动教养客观方面的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客观方面的条件，是指使用劳动教养的客观事实，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条件和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共十项的规定，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可归纳为下列两类：

1、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中的十项规定；

2、可以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第十项后半部分规定的“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决定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40多年来，应当承认，它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需要我们在改革中解决。

那么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应属于一种什么性质，对此，主要有以下观点：

1、行政处罚。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处罚。实践中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模糊，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积习已久但急需匡正的一些不规范作法，比如劳教场所的环境、设施以及劳教人员的活动规则、待遇等体现不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原旨，而几近于罪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造成劳动教养与刑罚界线上的模糊;又如，劳动教养与短期自由刑在适用对象、运作方式、法律后果等方面不同，无法比较孰轻孰重。但实践作法的偏差不能作为我们推导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基点，而恰恰是需要改革的议题。持此观点的学者进而指出：既然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那么就应当由行政机关来行使审批权，故可在现有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通过对其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拥有基本设施、专职人员和实质权力的法定审批机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

2、刑事处罚。认为“解决劳动教养问题的出路，在于使其刑法化，即纳入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的轨道。”在此思路下，又有一些不同设想，如有的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主要适用于两类人，一类是罪行轻微，不需判处刑罚的;二类是已服完一定刑期、有悔改表现，但又不能立即减刑释放或假释的，对他们改变处罚措施，实行劳动教养，以使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早日回归社会。另有的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主要包括：(1)原劳动教养对象中的犯罪轻微者;(2)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法定的原“强制留场就业”的三种人中的前两种人，即：第一，劳改犯逃跑后又重新犯罪者;第二，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而被判刑劳改的人。无论哪种设想，有两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首先，适用对象都是构成犯罪的人;其次，都要通过人民法院来裁决。

3、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刑事处罚。认为“追问它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刑事处罚，我认为没有必要。难道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外就不可能有其他处遇方法吗?„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无法解释„亦此亦彼‟的客观现象。”持此观点的学者还提出了他的“三改”方案：一改名称，将劳动教养改为教养处遇;二改期限，将现行的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改为3个月至2年(甚或1年6个月)，当然前提必须是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真正做到是“限制自由”而不是“剥夺自由”;三改程序，将劳教决定权归人民法院行使(卖淫嫖娼、吸毒等违法行为不在此列)，适用简易程序，不服可以上诉。

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仔细琢磨，却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那就是行政处罚可不可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特别是剥夺长达1至3年甚至4年之久的人身自由权?就我们掌握的材料，国外法治发达国家均无一例外地将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权赋予法院，行政机关绝无此权。“按照现代法治原则，任何以公共权力机构的名义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都不能由警察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作出最终的决定，而必须由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通过司法听审或听证的方式作出决定。”正因此，有的学者尖锐地指出：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长达4年之久地剥夺被劳教人的人身自由的严厉处罚，不通过正当司法程序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这在当今世界实行法治的国家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另有学者更站在理论的高度对于此种观点予以反驳：“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国家权力来看，司法权本身就是最弱的，公民正是有赖于司法权和正当程序才得以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使人权保障思想得以贯彻”，将劳动教养继续定位于行政处罚，“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就可能落空。”而且，如前所述，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里的“程序”，据专家研究，应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

第二种观点，关键的问题是排除了现行劳动教养中的那部分不构成犯罪的人，特别是那些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这些人“大法(刑法)不犯，小法(治安管理法规)常犯，气死公安，难倒法院”，其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虽并不严重，但通过其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主观恶习较深，对这些人，由于够不上刑法上的犯罪而无法给予刑事处罚，用一般的治安处罚又无关痛痒，因而需要一种注重对行为人人格进行矫治的类似劳动教养制度的这样一种措施，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行为人犯罪的目的。应当说，这是劳动教养制度得以存在的主要理论依据。如果按照“刑事处罚”论者的主张，把这部分人排除在未来的劳动教养制度之外，将不仅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不利于防止这些人走向犯罪，因而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不全面也是不科学的。

第三种观点，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劳动教养制度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内在区别，从而既不简单地把它归属于行政处罚，也不简单地把它归属于刑事处罚，但该说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最终明确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到底属于何种性质。任何一种制度都应该有自己性质上的定位，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

我们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属于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治安处分。所谓保安处分性质，是指这种制度与保安处分一样，关注行为人的不良人格或病理身心，强调教育改善和积极预防，以“走出消极惩罚和事后补救的狭谷，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完成控制和预防犯罪的使命”。所谓治安处分，是指这种制度是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对那些有一定违法行为并通过该行为表现出较大主观恶性的人所给予的一种处分。这种处分由于涉及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故需纳入司法程序。如何纳入，我们考虑可借鉴英国的“治安法院”体制，在基层和中级两级人民法院创建“治安法庭”，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案件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程序可参照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大部分案件可实行法官独任制，但有的案件应吸收相关的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如在吸毒案件中，聘请毒品方面的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时应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审理过程。被告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上诉，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

同时，“劳动教养”这个名称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理由除了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已不再以劳动为其基本特性外，还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条款的考虑。如前所述，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对犯罪的一种惩罚，因而若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之外仍继续保留一种冠之以“劳动教养”的制度，势必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那么，叫什么法呢?目前已有的建议中提出了《强制教养法》、《矫治处分法》、《教导处分法》、《教养处遇法》、《收容教养法》等名称，笔者考虑，可将该法定名为《治安与教养法》，“治安”反映了该法的社会功效，“教养”又突出了其矫治特征，可以比较全面地概括该法的内容。

第三篇：劳动教养

1.劳动教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2.劳动教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处罚措施3.劳教工作必须坚决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着眼于挽救4.发展适度规模的劳教生产，开展对劳教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训，实行劳动有偿5.劳教机关是教育改造违法犯罪者的.特殊学校 6.劳教复议的申请期限是从被决定劳教的人收到《劳动教养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7.在劳教法律监督中，对劳教机关工作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可以提出检察建议8.公民对劳教管委会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9.劳动教养决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生效，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 10.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适当增加场办工业比重，建立农工商联合体，实行综合性管理12.加强劳教法制建设，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实行劳教工作.法制化.规范化 科学化13.我国劳动教养工作方针的特点是.纲领性 科学性.阶级性.历史阶段性14.劳动教养法律事实的种类可分为.法律事件.法律行为15.根据劳教人员籍贯、民族等，将其分为.本地劳教人员 外省籍劳教人员.少数民族劳教人员16.按照不同对象和范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可分为()A.法纪监督 B.侦查监督 C.审判监督

D.监所监督17.劳动教养行政诉讼的被告包括劳教管委会.劳教复议机关18.根据《赔偿法》有关规定和赔偿范围的确定，劳教行政赔偿的义务机关包括劳教管委会.劳教管理所19.劳动教养所所政管理的特点是.法制性.强制性.矫正性.目的性20.创办劳动教养学校的指导思想是.改造思想.造就人才.面向社会.服务四化21.限制自由和剥夺自由在法律性质上和后果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22.对劳教人员实行区别对待，建立科学分类分级的管理体系。

23.搞好劳教场所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军营式和校园式为标准，创造良好的教育改造环境。

24.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25.重在教育，立足于挽救，是劳教工作方针的精神实质。26.搞好生活卫生管理，关心劳教人员的身心健康

27.劳教法律关系的产生，是劳教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过程。28.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应准予行使选举权，但不能行使被选举权

29.劳教人员的人身不受侵犯，包括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或任何人对其打骂、体罚。30.劳教人员在劳教期间，享有一定范围的民主管理权利。

31.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轻微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32.劳教机关在管理体制上隶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生产上则实行企业管理，具有“双轨制” 的特点。33.劳教生产作为教育改造 人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伴随着劳教制度的出现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34.劳动教养学校是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学校教育制度。

35.教育既是改造人、造就人的手段，同时又是促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实现自我保护的手段。

36.劳动教养人员是指实施了一定违法犯罪行为，经过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由劳动教养机关收容教养，并处在劳动教养过程中的人

37.劳动教养期限.是指劳动教养机关依据法定的标准和幅度，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劳动教养的时间限度。

38.所外执行.是指具有特殊情况的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经批准不在劳动教养场所执行劳动教养，而留在社会上由有关部门负责就地管教的一种执行方式。39.劳动教养行政赔偿是指劳动教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利益并造成损失时，依法由劳动教养机关对受害的劳动教养人员给予的赔偿。40.劳动教养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劳动教养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由劳动教养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权利（力）的享有者和承担者。41.我国劳动教养工作的原则有哪些?.①依法行政的原则； ②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原则； ③区别对待的原则； 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则。

42.劳动教养机关的职能是什么?.①依法及时、准确的实行劳动教养； ②对劳教人员实施教育改造； ③培养造就劳教人员为社会建设有用之材。43.劳动教养法律监督的意义何在?①有利于准确实施劳教法律、法规和正确贯彻劳教工作方针、政策； ②有利于实现劳教工作法制化，进一步完善劳教法律制度； ③有利于及时打击劳教场所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改造秩序； ④有利于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调动他们的改造积极性； ⑤有利于促进劳教机关依法行政和科学、文明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44.所政管理基本制度的内容是什么?①安全管理制度； ②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③民主管理制度； ④考核、奖惩制度。

45.劳动教养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什么?①转化劳教人员的思想； ②矫正劳教人员的行为恶习； ③对劳教人员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其劳动技能。46.试论劳动教养的目的及其价值体现。.①劳动教养目的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治理想的历史进步性。②劳动教养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精神的公正性。③劳动教养目的体现了积极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价值标准。其余分视论述结构、文字表达、理论联系实际等情况酌定。47.试论少年劳动教养工作的特点。①少年劳教工作法律依据的双重性。②教育改造目的和任务的特殊性。③管理教育方式的特殊性。④教育制度的特殊性。

第四篇：劳动教养废除

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

2012年08月13日06:22正义网我要评论(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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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现行劳教依据的是《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发布)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发布)，仅此一个决定，一个补充规定，一个试行办法而已。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其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其法律地位仅处于行政法规之档次。而试行办法则是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文件。被转发的试行办法在内容上较为完备，对决定和规定作了补充，成为了劳教的主要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第五篇：劳动教养制度

小议我国劳教制度的废除

劳动教养制度，简称劳教制度，指的是政府相关机构根据现行相关法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而又不够或不需要给予刑事处罚的人施加的一种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进行思想教育的处罚制度。

追根溯源，我国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据考证，劳动教养制度的原型即为列宁时代的“劳动营”，全称是“苏联劳动改造营业总管理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引进了前苏联的这一制度，并将其演变为我国独有的一项行政处罚制度。应该看到，劳教制度施行50多年来，确实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质在于：公安机关无须经过法院审判程序，即可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之人投入劳教场所，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至三年，必要时甚至可延长一年。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劳教制度之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饱受诟病，完全在于其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合法和不合理。

废除劳教制度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必须依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劳教制度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本次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劳教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二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应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完善同步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的不少条款进行重新修改和完善，以便对原来属于劳教的对象进行分流处理。

劳教制度废除后，将有更完善更合理的制度代替其惩罚犯罪分子，比如社区矫正。在我国，社区矫正是将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在监督管理方面，制定社区服刑人员报到、居住地变更、外出请销假、教育学习等制度，成立由司法所、村委会、居委会、其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监护人、保证人、社会志愿者等组成的矫正小组，他们会和服刑人员谈话，对其进行走访，对服刑人员监管，防止他们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还会对在社区服刑的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制观念。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们还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专业知识，对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正，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正常生活。

劳教制度废除后，或许会被其他惩罚制度取而代之。然而，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也无论对何种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以取代原有的劳教制度，我们都应该彻底摒弃隐藏在劳教制度背后的潜意识：即由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一家独断的观念。做好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防止其他替代性措施重蹈劳教制度覆辙，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当下，在劳教制度废除后，我们应该防止出现另外一种超越宪法法律的惩罚制度，特别是要避免“换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再现。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各级行政部门在失去了这一用惯且有利治理社会的“工具”时，可能感到很大程度的不适应，甚至可能会想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加以 “弥补”。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坚决予以杜绝。特别是在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原劳教制度给公民基本权利带来的严重危害，在限制行政权力过度行使的理念下，设计合理的制度，以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