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忧思

第一篇：中国文化忧思

汉字书写亟待规范--《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七场复赛观后感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拥有五千年 历史华夏文明中国，正在紧追着时代的步伐而忘却了那个曾经在璀璨文明中起到 主要作用的文化。天文，地理、数学、中医等在历史哪个不是名列三甲的，而现 在呢?中国的文化衰落了吗?对，是衰落了，更准确的说，几乎快要消失了，再 不加以利用，只能留着以后纸上谈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着绝迹的重 大危机。在随着中国崛起，国外兴起了中国热，孔子学院已经在各国成立，已有4000 万学生。中国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能吸引这么多的人关注，我认为根其所在是 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天文地理等一些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按顺序说一下十二生肖?24 节气呢?常看电视剧中的“三更”是 什么时候„„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是什么?我想99%的人不会知道。中国 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已经失去我们的文化底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上，我们因该结合我们几千年文化来建设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说说儒家思想。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 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 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 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 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 级制为

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 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 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 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 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 “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 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 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 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孔子把“仁”作为最高 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 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 之一。“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计时使用的都是西方，而我们老祖宗很早就已经使用了。在中国古代的 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作“十二地支”。两者按固定的顺 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纪法。一夜等分为五更，一更也等于现在的二个小时，从晚上七时开始起更，一更指七时至九时，二更指九时至十一时，三更指十一时 至次日凌晨一时，四更

指一时至三时，五更指三时至五时。古人把一昼夜分为12 个时辰，用12 地支表示，每个时辰等于现代的二个小 时。古时与现时对照:子时从夜间十一点到次日凌晨一点，丑时从一点到三点，寅时从三点到五点，依此类推，每隔两小时分别为卯时、辰时、巳时、午时、未 时、申时、酉时、戌时、亥时。“更天”前最大的数字是五，是指三时至五时.中国历来是个农业大国，古时候人们靠什么来看节气啊，古人通过观察，定 出24 节气，为我们的农业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帮助。先把24 节气的名称按次 序列下，分为四组，每组又分为前后两半: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样一摆出，立刻能看出前半四个立字后，紧跟着后半开始，又见“春夏秋 冬”四个大字领头。这什么意思呢?不言而喻，这是说春夏秋冬四季从四个立立 起来，立起来就是开始嘛。后半的“春夏秋冬”配上两个“分”字，两个“至” 字。分是什么意思?最简单的“分”，就是“一分为二”了，可见这就表明，在 这里把一季“一分为两半”了。那另外两个“至”字呢?容易误解为“到头了” 的意思，但要弄清楚是什么到头了?不要当作是一季到头了，而是太阳向北或向 南走到头了，要回头走了。确切追究这个“至”字的本义的话，“至”是极的意 思。比如我们说“至少”，就是说不能再少了，少到极点了。夏至就是说太阳向 北走到`极点了，要回头了，但夏季并没有完，而是刚刚到中点。冬至也是类似，太阳刚刚到极南点，开始转向北了，冬季过了一半了。通常把这八个节气称为四

季八节。实际是四始八中。它们是界定四季的。可 是四季又是什么意思呢?夏季不是热天吗?，冬季不是冷天吗?为什么快到了夏 季的末尾才大暑，快到了冬季的末尾才大寒?这夏季和冬季不是歪了吗?这个问 题提得确实有道理。难道古人给四季定歪了吗?深入思考，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原来冷和热虽然是依赖太阳的照射，但人们感觉到的冷和热却是原因很复杂 的，太阳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比如一个大房子两头有两个门，冬天从左端门端 进一盆火，慢慢向右门移动，最后从右端门端出去。您说是不是当这盆火移到中 央的时候房子里的温度最高?肯定您说不是，是火移到偏右门时温度最高。原因 是火向空气散热是需要时间的，火移到中间时，热还没有来得及散开。太阳照射 与此类似，影响气温的因素还要复杂得多。所以，季节的概念，最初发生时是很 朴素的，根据人钔的直接感受。当人们要定四季的准确概念，并想把四季概念纳 入历法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不能仅仅根据气温来定四季。同一时间，各地气温不 相同，不同年的同一历时，气温也不总相同。因此必须找到最稳定的普遍适用的 定四季的标准。我们聪明的祖先，找到了这个标准，那就是太阳的南北位置。这 个标准是天文标准。太阳的南北位置虽不能唯一决定一个地方的气温，但它能大 体上有规率的影响一年中的温度变化。因此按太阳的南北位置来定四季是有实际 价值的。当然这样定的四季必须与按气温来定的直感四季有区别了。通常把直感 的四季称气象四季。气象四季不能作历法四季。而刚才说的天文四季才能作历法 四季。气象四季通常比天文四季有些滞后,中国的黄河流域大概滞后

三个期。24 节气中上述八个所定的四季，正是天文四季，也是历法四季。这就能解释为什么 大暑和大寒不在夏季和冬季的中间了。四季八节是 24 节气的骨架，也是历法的骨架。其它十六个节气则是骨架上 的枝条或肉。枝条或肉的用处是天文四季通向气象四季的桥梁。我们看立春和春分之间三等分插入了“雨水”和“惊蛰”。这两个名字描写 了春季上半季的气象或生物的特征。要开始下雨了，藏在地下过冬的小生命听见 太阳的召唤要开始苏醒了。春分和立夏之间插入的是“清明”和“谷雨”。从 “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可以知道清明节气时的气候情况。从谷雨的字面可以知 道这是庄稼需要雨水促长的季节。立夏与夏至之间插入“小满”和“芒种”。小 满是小麦灌浆的时候，芒种是小麦收割和秋种的大忙季节。夏至与立秋之间插入 “小暑”和“大暑”，这是最热的一个月了。立秋和秋分之间插入“处暑”和 “白露”，这是暑威强弩之末，和早晚开始见露珠的初秋季节了。秋分与立冬之 间插入“寒露”和“霜降”，其意已见字自明了。立冬与冬至之间插入“小雪” 和“大雪”;冬至与立春之间插入“小寒”和“大寒”，其气象意义就更清楚，不必解释了。总之一句话，八节之间插入的十六个节气，是用来描述中国黄河流 域的气象和物候的。世界任何其它地区都可根据各地的气象和物候特征模仿为这 十六个节气取适当的名称，就像世界时和区时的关系一样。所以说:24 节气实 际是全世界适用的。24 节气的天文意义明白之后，就知道历法以24 节气为准绳是多么重要。但 是 24 节气是按太阳在天空走过的大圆的 24 个等分角度来定义的，不是按一年 24 个等分时间来定义的，所

以时间间隔并不相等，按近似的天数说，有的近似 15 天，有的近似16 天。所以一年的月怎样分才能让既简明，又足够准确的表现 24 节气，使它们排列得有最简单的规律，让人容易记忆掌握，这是设计历法的 重要任务。一个中国孩子从被怀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学)、找工 作、结婚、维持家庭、对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娱乐和精神满足，如何应对疾病、挫折，最后如何面对死亡，这里面还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响?又 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总体形态(包括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 戏或地方戏)的影响?从身体上看，是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占主导，接生、打疫苗、查体、诊断、下药、开刀、„„，不弄到西医束手无策，很少有人会求助中医。教育上，从小就开始了 abcd 等教育，但有什么用呢，最后素质哪里去了，这是 应试教育的弊端，我们为什么不从小就开始加强对少儿的素质教育，《三字经》 是我国古代历史文明送给每个中国人的遗产。它短小的篇幅，蕴含着许多深刻的 道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深深地吸引我，这不止是它生动有趣的人物历 史故事，还有它本身富有的内涵。三字一句，两字一韵，不禁使人读起来琅琅上 口。在生活中，每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无可否认，《三字经》的确是 一个人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不论是在道德、历史、地理„„文化上内外都会受 益非浅。现在我们祖国未来的花朵为什么不去读他呢?儒家语言集中存在于《四 书》、《十三经》等经典中。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 的影响，当 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不含标点、竖排的繁体文本)，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传统语言目前只 能以“成语”、“引语”一类的破碎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以“戏说”的方式 闪现在历史小说之中。呜呼哀哉!中文的悠久、丰厚和诉诸直觉的灵性在世界文 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要罪过。此外，官方承认的节庆假日中传统文化还有几个，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而我们却偏要学 别人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因该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不 是说复古，而是那些优良文化的精髓，做有特色文化底蕴的中国人。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我们更要加以重视，多加练习，将这一文明好好传承。孩子放学后玩电脑的时间有很多，汉字书写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刚观看完央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七场复赛，心中有颇多感慨，不吐不快啊!与前几次收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所不同的是，这次笔者专门留心参赛选手写字的规范化水平，主要是记录下选手们所写汉字的笔顺、笔形是否正确，而不管这些汉字是否符合比赛的标准答案。

比赛统计结果令人揪心

由于电视画面频繁切换，笔者无法观察到选手写字的全过程，只就所能看见的情形作了统计，结果在广西、辽宁、四川、河北4支代表队的16名参赛选手中，有13名选手不同程度存在着汉字笔顺、笔形书写错误的情况，占比高达81.25%。

在笔顺方面，“卵”字最后写点，选手却写成了竖;“婉”字女字旁最后写横，选手却先写横;“甘”字最后写横，选手却写成了

竖;汉字中的“区”最后写折，选手却写成了点;汉字中的“巨”最后写折，选手却写横;“登”字右上方部件应先写撇，选手却先写捺;…… 在笔形方面，汉字中的“束”第二画是竖，选手却写成竖钩;竹字头的第二画是横，选手却写成了点;“膏”字最后部件的第一画是竖，选手却写成了撇;病字旁的第三画是撇，选手却写成了竖;“乌”字第一、二画分别是撇和折，选手却将其合二为一;……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要是在汉字的笔顺、笔形方面也严格要求，绝大部分参赛选手都要提前离场。

这些选手都是各自分赛区的佼佼者，他们的汉字书写状况尚且如此揪心，广大中小学生的汉字规范书写能力的确令人堪忧。

规范书写利于亲近汉字

笔者注意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场比赛坚持到最后的三名选手(广西两位、辽宁一位)，恰好是汉字规范书写能力最好的，他们的汉字书写不仅端正大方，而且在笔顺、笔画方面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堪称表现完美。

尤其是在本场赛点，两名选手(广西、辽宁各一位)经过了五轮对决，方才决出胜负，使得整个比赛跌宕起伏、悬念横生。记得最后获胜的那位小姑娘，在介绍她的短片中说:她从小爱读各种书籍，尤其爱读历史书籍，比如《三国志》等。在读书时，遇到生字都要不厌其烦地查字典，要搞清楚它的含义、读音、笔画、笔顺，还要一笔一画地抄写若干遍，直到记牢为止。

笔者曾记得，在学生时代时，但凡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大都学习成绩优秀、为人处世圆通。这一现象表明，规范汉字书写对于我们熟悉汉字、亲近汉字、精通汉字、奠定汉字深厚基础、增进智力水平、提高自身修养的极端重要性。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要掌握规范汉字，平时就要下功夫，要勤查字典、多练习字。可是，在当今的学业压力和浮躁心态下，有多少孩子像这位小姑娘那样，静下心来，舍得花时间去查字典、去练写字呢?好多字词都认不得、认不全、写不出。缺乏了汉字基础，人们不得不感叹，当今社会连大学生、研究生这样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汉语表达能力也在持续下降。这个能力可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最大软实力啊!规范汉字要有技术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在全社会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然而，国家在推广规范汉字方面远不如推广普通话成效显著，规范汉字也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通过推广汉语拼音来推广普通话，但是，国家推广规范汉字却缺乏相应的手段和办法。

学生书写汉字时没有了约束，先写哪一笔，往哪个方向写，完全没有了章法，以至于写出的汉字缺胳膊短腿，像“蟹爬”或像“蚁爬”。有教育家感慨道，这不是在拼写汉字，而是在拼凑汉字。规范书写汉字、正确拼写汉字，对学生们来说，成为了不必完成、同时也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即便对那些受过良好文字训练、曾经深谙汉字拼写法的成年人来说，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笔者为此深深地忧虑着，苦苦地寻找着破解此等难题之道。最近，网上出现了叫做汉谷拼形的输入法和字典，让笔者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汉谷拼形将汉字分解为九个字母组成，使得汉字输入如同英文输入一样简单方便，汉字是由哪些字母构成的，就输入哪些字母，输入汉字的过程就是拼写汉字的过程。将这九个字母对应九个数字键，巧妙地实现了汉字的数字化打字和查字。汉谷拼形

输入法是严格按照国家语言文字规范设计的。要是参赛选手学会并经常使用这一输入法，绝对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尴尬和遗憾。因为汉字字形的每一变化都会灵敏、准确地反映到汉字字母上来，一旦写错笔形、笔顺，您就打不出想要的汉字来。汉谷拼形一点都不比汉语拼音逊色，她首次让汉字的数字键盘输入达到甚至超越了字母键盘输入的速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汉字单打世界冠军。要享受汉谷拼形带给您的高效、方便、保健等利益，您就不得不接受她的强制和引导，自觉不自觉地掌握了规范汉字的笔形、笔画、笔顺、字母、架构。

要是广西的这位小姑娘使用汉谷字典查字，就不用那么辛苦、那么劳神费力了。因为汉谷字典是按汉字数码来直接翻页的，再难的汉字都是一检即得、几秒钟搞定。要是不相信笔者的隆重推荐，您可上网去免费下载，体验一下就会感叹汉字的神奇与伟大啦。

(本文来源:中国汉谷网)千姿水 发表于:13-09-14 14:25 0

第二篇：农村教育忧思

我是海123：农村基础教育十大忧思

作者：我是海123 发表于：2013-03-12 本文被顶了25次

农村基础教育十大忧思

—— 一位编外代表给李克强总理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李总理：

您好!我是一名农村初中的英语教师，今年45岁，任教已二十多年。关于农村教育问题多年来一直在思考，我想趁着现在热情与忧思尚存，人还没有更多的世俗化的年龄，写一些有关农村基础教育的感触，请您在百忙中抽空一阅。先举例介绍一下我们镇初中本次期中考试的部分数据： 学生数平均分 及格人数 及格率 八年级 151 48.4 36 23.8% 九年级 146 52.9 46 35.6% 再列举我们镇中心小学的期中考试的部分数据：全校由于期中考试成绩不尽人意，上报数据时每班各减去5个最差的学生计算成绩，全校14个班达标情况(及格人数占85%，优秀人数占.40%为达标)：语文只有4个班，数学达标只有2个班。其中小学一年级语文数据如下： 学生数 及格人数 及格率 一(一)班 60 20 33.3% 一(二)班 59 16 27.1% 小学一年级语文，学生学习历程中最早期的年级，学生成长阶段最基础的学科，只有30%左右的得分率，令人痛心。

我想我们的社会要发展前进，我们的国家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这个国家的前进道路上的有些问题与矛盾是回避不了的，比如三农问题、农村医保与养老、城镇化、政治体制改改革、房价上涨、教育改革等等。国家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改革，有些问题已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如农村医保。但有的矛盾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问题，暴露出很多弊病。中国社会从来都不曾也不敢忽视农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村学生占全国学生的绝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农村基础教育问题也理所当然应受到社会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千家万户的家长和教师们议论颇多，当然看得最清的或许是我们第一线的教师，问题着实令人忧虑。

一、农村留守生比例庞大，隔代养问题突出。来到过乡村的人都知道，大多数村子只有老弱病残者常年留在村子里。所谓留守生，指的是父母常年在外经商或打工而无法直接照顾的学生，.以我们这个学校为例，初步估计这一比例应不低于80%，这些学生常年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或其他亲戚照顾，尤其是由祖辈照顾的孩子，他们得到祖辈的溺爱，缺乏父辈的严爱与辅导，学习成绩往往普遍偏差。我们估计农村留守生问题会荒费约三分之一的农村孩子的学业。评：在外父母每天给孩子打电话应不低于10分钟，给孩子心理和学习辅导。

二、无处不在的网络，沉迷了多少少年。包括：网吧、游戏室和手机。多少年来，我就相当纳闷，为什么国务院不取缔网吧和游戏室呢？有人或许会说，网吧不让未成年人进入。但你看看社会上的网吧，哪个不是生意兴隆，且绝大部分上网者为青少年？如果没有青少年，多数网吧都会自动倒闭。这些少年多沉缅于上网打游戏，一玩就是通霄，俗称包夜。我校有个学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我没钱玩，但我坐在网吧也舒服”。包夜后的第二天上课时，这样的学生从早上第一节课就开始打瞌睡，推醒数次依然又睡着，哪里来的学习效果？长期以来网吧为何禁止不了未成年人？与文化部门为了部门收入而无法下狠心有关吧？其次是手机，曾有一位高中的校长说过“手机就是一个活动的网吧”，为此他曾取消了数个无视学校纪律、执意上课玩手机的学生的学籍。现在的智能手机，上网速度快，互联网上的几乎所有应用都可体现在手机上，孩子们想不上瘾都难。而且农村家长要和留守生联系也几乎完全依赖手机，所以家长也不舍得没收孩子的手机。估计网吧、游戏室和手机问题也会荒费三分之一农村孩子的学业(两个三分之一，令人痛心啊!)。

评：关闭网吧，安装固话。包括在家里，在校园，在学生宿舍安装固定电话。不要为了图便利、省了固话的座机费而误了孩子的学业。

即将启动的城镇化改革，实在是国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步高招妙招，城镇化改革若能成功，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可迎刃而解或极大的缓解，比如农村无人养老问题，城市流动人口过多问题。特别是针对以上第一、二两条中留守生问题、学生上网问题的解决有着极大的作用。

三、应试教育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为了升学与学生成绩的提高，教师在课堂上一味针对的是考试相关内容和题型的讲解，而忽视了课堂的趣味性与思想性。久而久之，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被扼杀，国家未来急需的创新型人材哪里去寻找？课后又是书山题海，让学生疲于应付。近几年老师们常言：“试卷难度越来越大了，不像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只学和考课本上的东西，没有额外的课外作业，所有的练习都附在课本的每一章节后，课外可以有很多玩乐的时间，学好了课本上知识就可考高分”。现在的学生，只学好课本中的知识根本无法考高分，甚至分数会会很低。有的教研部门发下来的试卷，难度大，怪题多，好像不出难题就无法体现出卷人的水平，好像不是为了测试学生，而是为了考“倒”学生。学生平时学的多为都是一般规律，考试考的多是特殊知识。此次全市小学一年级期中数学试卷就有104个空需要学生填满，命题人可知考试时间只有区区45分钟？可知他们是进入小学只有两个多月甚至连试题都看不懂的孩子？有的学校除设有早自习，还有中自习；初中除了第一趟晚自习还有第二趟晚自习。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常感概读书苦。而城里的学生呢，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接受各种名目的培优，如钢琴培训、剑桥英语，奥数培训(当然城市的学生也许更苦，只不过他们获得了更多适合中国考试制度的教育资源)。农村的学生呢，什么培训也没有，只有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机械的应试教育。如果去查一下北大清华有多少农村户口的学生，我想恐怕只有10%左右吧。如果再去统计一些二三类大学和高职高专，农村学生比例一定高得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答案很简单：同样的考试，不一样的教育。

评：改革考试制度，素质教育应与考试制度关联；重先分配优质教育资源，名牌大学和一类大学应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农村考生。教育资源是整个社会的，不完全是城市考生的。

四、教材改革没有照顾好农村学生。英语教材尤为突出，课本起点高，跳跃性大，重口语，语法面面俱到。比如高中阶段依然较难的定语从句和虚拟语气部分移到了初中课本。原九年级才学完的8种时态全部体现在了八年级的英语教学中，甚至多于8种。新教材缺乏板块性网络性，学生缺少成功感。为了学生们考得好，英语教师的教学时间大部分都花在浩与烟海的各种题型中、其中许多都是偏题怪题，真正重要的听说读写不得不搁在一边。在物理化学科目，农村有限而老化的实验器材(许多20多年了)涵盖不了课本中所有的实验，实验效果大打折扣。

评：降低农材教材难度，缩小广度。英语考试可以只考听力、阅读、写作。不考语法，只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过多的语法纠错打击了国人学英语太多的积极性，我们不必要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语法学家。

五、读书无用论抬头，抄袭作业蔚然成风。这些年，由于年轻人就业难，工作后收入不稳定，城市中房价高等因素导致农材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抬头，他们中许多人曾是向往城市美好生活、从农村苦读而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同时由于农村教育质量低，学生成绩差，教师逼得紧、且缺乏父母监督等原因，导致学生抄袭之风盛行，屡禁不止。以本校为例，按我们观察，八年级长期抄袭作业者应不低于50%，九年级应不低于70%。评：减少学生学习任务，尽可能把作业安排在课堂上。

六、教师老龄化严重。以本镇为例，6万人口，中心小学与中心初中各一所，另有三个教学点，每个教学点最多100多学生，多为中低年级。这些农村教学点全部是50岁以上、民转工的老龄教师。许多教师感慨，教师这一行不像医生越老越吃香。教师年纪大后缺乏激情，学生于是缺乏学习兴趣。

评：改革分配制度，大幅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应让农村教师收入远高于城市教师，吸引中青年优秀教师自愿去乡下服务乡村孩子，或让部分城区教师与农材教师轮岗。(实际情况是城市教师收入高得多，这打击了农村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他们扎根农村换不来国家经济上的承认)。

七、幼儿园投入不足，缺乏有教师资质的幼师。本镇中心幼儿园有400多名小孩，走进课堂中的教师大多原为社会上无业妇女，他们没有受过幼师培训，自我意识中临时工的思想严重，缺乏相应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她们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左右，工作积极性不高。评：幼儿教师应与义务教育教师同工同酬，培训有更多资质的幼师去农材。

八、教师待遇太低，社会地位下降，难以安心教学。很多教师感慨，解放前一个私塾先生就能养活全家老小，现在一个农材中小学教师绝对不可能养活一家人。以我为例，夫妻俩都是教师，工龄22年多，工资2千零几十，年终各有3500元的绩效工资，其中每年扣住房公积金、医保、工会费、党报费(被迫订，不征询个人意见直接扣工资)、防汛费等不下于2000元。实际月工资约2100元。孩子上大学每月生活1000元，学费每年七、八千，再包括其它杂费，每个月至少需要一个人的工资用在孩子身上。另外一个人的工资至少约1000元出来人情应酬，最后每个月用在夫妻俩身上的钱只有几百元。若按日计算平均收入只有70元，而本地一个泥瓦工或木工的日平均收入达到150—200元，小工的日平均收入达到120元左右。有教师感言：“工资达到小工的水平也好啊!国家每年投入巨资用于教育，为什么唯独忽视对教师这一教育的主导者的投入呢？”教师们中常有人有上访、罢课的冲动，都忍了，为什么呢？一是教师如果这样做社会影响极坏，二是也不敢这么做。由于收入水平低，许多教师出门和人交流时常隐瞒自己的职业。也许有人要说，教师休息时间多，按工作日计算工资会高一些。但是在休息日我们能做什么呢？除了给学生补课什么都不会做，而补课是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严令禁止的。还有人或会说，现在的教师只会说钱，不讲奉献精神。试想在这个已达小康的经济社会，在这个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度，我们教师群体为何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成果呢？还有人或许说公务员的收入和你们教师差不多啊？但我要问为什么大家削尖了脑袋考公务员而不是教师呢？个中原因谁都知晓。不怕大家好笑，我们夫妻俩教师的独生女还办了每年6000元的助学贷款。

我有一同事，夫妻俩也都是教师，才上班三五年，每人工资只有1500元左右，生了小孩后，婴儿每月牛奶费、防预费、尿不湿等费用约1500元，每个月赶钱应酬要大几百元，剩下给自已夫妻俩的工资只有几百元了，如果不是双方老人接济，这几百元根本无法正常生活，他们夫妻俩常有弃教从商的打算。前几年教育局还让我们在假工资表上签字，以应付上级对教师待遇问题的检查。那套假工资表上的虚拟工资，比起实际工资要高很多。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赵传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评：凭心而论，国家给教育的投入确实很大，但给教师的投入太少。在收入方面，应让教师们在社会上抬得起头，应改革分配制度，增加教师收入也关系到百年大计!

九、教育管理行政化倾向过高。教育管理人员人编过多，占用了太多的教育资源；教育管理的部门过多，学校和教师疲于应付各种检查。一个教育局，一般下辖很多科室：教研室、仪管站、勤工办、局长办公室、人事股、纪检组、成教股，招办、基教股、普教股，计财股等等十多个部门，此外还有县(市)直一些部门的各种名目的检查，每年数次，学校应付起来往往应接不暇，有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教学的正常秩序。我们常说给学生减负，为什么不考虑给学校和教师群体减负呢？平时学校会动用相当比例的国家拨款来接待上级部门，比如给检查者派烟、派车、高规格的餐饮甚至娱乐休闲(再也看不到骑自行车或坐公汽来乡村学校检查的上级领导了)。有人戏称：“吃伢的来了”。而且很多检查学校被迫弄虚作假，甚至教学生说谎，比如：有人问有没有“乱收费”，教学生说“没有”，有没有“订资料”，也教“没有”。否则检查就通不过。另外，一个教育局大部分管理人员都是高级职称，而一个百十来个教师的学校，每年分来的高级职称的指标往往只一个，这不也是占用了教育资源吗？

有必要单独说一个机构：学区。要说学区首先要说一下它的名称的演变，什么是学区呢？它介于教育局与乡镇各学校之间，是教育局派来管理一所乡镇诸多学校的一个机构。以前称教育组，后来称学区，现在称中心初中(而我们初中称初级中学)，为什么现在要换成一个与初中类似的名字呢？由于这几年乡镇学生数急剧萎缩，一些乡镇只有各一所小学与初中了，住得远的学生每日乘车或住校，这两所学校可以跳开学区直接与教育局联系，于是学区这一机构就没有多大存在价值了。前几年上级要求撤销学区这一机构，然而这三四年又死灰复燃，所以换一个与初级中学相似的名称也有不得已之处：为了机构的延续。学区一般有6、7人，别小看了这几个人，每年消耗国家拨款几十万，有的学区内吃喝盛行，人浮于事(本身没什么事可做)，像养老院一样。评：去行政化，精简机构，减少检查，严禁吃喝，违者重罚。

十、学校新增债务过快，岂一个划债了得？以我校为例，前几年，上级给我们学校划清了所有债务，也就是所有的债务由帮忙国家还了。但是仅仅最近两三年，我校的债务已上升到200万以上，除了搞建设用钱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理由的餐饮招待、用车等费用，而且用车用餐的标准大大提高。去年为了欢送一位本地镇委领导调任它职，招待两餐就用了一万元。而本校只有500多学生，真不知道凭本校经济状况是猴年还是马月能还清债务。有人戏说：“国家每年帮忙划一次债就好了，这样学校永远不会缺钱用了”。

评：学校公款支出不能暗箱操作，应公开透明，必须接受社会和普通教师监督，每次较大支出应轮换一名教师全程监督。

结束语：写完本文，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农村教育、百年大计、让人忧虑。希望教育部、国务院领导能到一些农村学校去微服暗访、调查研究，而不是浩浩荡荡的前呼后拥的检查。希望决策层能真正发现当今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突出矛盾，为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第三篇：家访忧思录

农村中学家访忧思录 陈店中学

邹慧珍

“家访进万家”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可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又再度揪住了我们的心，让人不由忧思重重。

忧思之一：重男轻女思想死灰复燃。

2011年11月22日晚8:30分，又一个女生黄冰倩被她的爸爸妈妈带出了校门，她妈妈留下的堂皇的理由是：孩子压力大。

这压力并不是大家所习惯认为的学习压力，而是做父母的重男轻女思想。黄冰倩的父母在汉打工，带着她7岁的弟弟租住着一室一厅，黄冰倩的弟弟在武汉就学，黄冰倩在陈店中学就读，享受一学期1000元的物质待遇，另外就是一个月也难得有一次的电话联系。孩子小，还不大懂得合理利用这些钱，买一本青春杂志，买一套漂亮衣服，日子就捉襟见肘了。于是不上学，在家呆着（爷爷奶奶家是不去的，怕唠叨，他们也忙，根本没人想到这孩子没上学），肚子饿的没辙了，就弄点米煮粥吃，有一次还连饿了两天„„

几次家访，无数次的促膝而谈，孩子时来时走，看着这爹不疼娘不爱的小可怜，我们的心都跟着疼痛起来。

其实，这样的事例，在我们农村学校并不少见。就我如今所带的班级而言，这已经是第二个了。另一个女孩叫孙丽，父母离异后又各自组织了家庭，孙丽随父亲和继母生活，在继母生下儿子之后，孙丽就沦为小女佣，渐渐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进入九年级，孙丽就再也没有踏入学校一步了。

就学生就学比例而言，男生是远远高出女生的，而且越到高年级越发比例失调，这和农民的重男轻女意识是紧密相关的。

窥一斑而见全豹，在农村，一度甚嚣尘上的重男轻女思想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又死灰复燃了，尤其是在对待子女受教育问题上。

忧思之二:拜金短视增大教育难度

这个时代似乎变成了遍地金条的时代，随便一对农村夫妇，哪怕连小学都没上完，只要上上东北抹抹灰，几个月下来就能挣个大几万、上10万回家。金钱就像勾走了他们的魂，他们纷纷外出淘金，谁也不愿留在家里带孩子，孩子就交给爷爷奶奶吧。爷爷奶奶呢，管吃饱管穿暖不掉膘，儿子媳妇回来能交代就行。至于学习，爷爷奶奶既没法管也管不了，就由他去吧。于是，孩子本来一周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再加上宠溺的爷爷奶奶，基于补偿心理的父母要啥给啥，给许多孩子造成了唯我独尊，贪图享乐，不重视学习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强了学校教育的难度。

去家访的几个村里，几乎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青年、中年劳力都基本上外出了。老人们除了客气地说几句感谢外，就只能说“老师，我当年也没读多少书，教不了孩子，请你们多费心”。“多费心”，多么轻巧的一句话。于是教育的责任就全盘落在了教师肩上。

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试想，仅教师一肩能承载如此重担么？

第四篇：高校青年教师忧思录

高校青年教师忧思录：无法明言的无助感

作者：艾青椒

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解咒。

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突然病故，这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都痛感惋惜。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持续发酵，《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华读书报》和《南方都市报》等报刊都出版纪念专辑，哀悼和追思这位逝世前已经出版学术专著四部，古籍整理著作一部，编纂著作三部的杰出青年学者。

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不能将张晖的病逝简化为职称、住房、收入等物质性指标，若如此，无疑矮化和窄化了拥有广阔精神世界的张晖的学术生涯。但是，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张晖的硕士导师张宏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指出：“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指张晖——引者注）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

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处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除非内心特别强大或者极度超脱（比如皈依佛门等），这群人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毫无疑问，张晖是一个内心精神世界强韧的个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他的随笔集《无声无光集》亦为其中一种）的演讲中感慨道：“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精神贵族的群体，本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盛行的今日中国，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上世纪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

精神劫难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中指出的那样：“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被应星所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是支配当代相当一部分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现实之中。

在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

“50后”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1949——1966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要实现学术和精神上的双重突围何其困难！

前几天，笔者跟一位在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打电话聊天，他大吐苦水，谈所在省份出台的扭曲的职称评审细则，比如要求学术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体报道率之类，又言及所在学校的权力主宰一切资源的现状，以及对青年教师评价标准的惟课题化、惟奖项化。这位很有才华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常被看作“无能之人”，领导时时敲打，外加冷嘲热讽，在这样极端的氛围中，明哲保身或者洁身自好都几乎没有多大空间。这种日常性的精神劫难与深度压抑，是最折磨青年教师的重要因素。

教师分化

高校青年教师于是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一些人迅速地熟悉并适应体制的弊端，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旧对学术抱有敬意，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鼓励。另外一群人则彻底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所谓变味的“应用性研究”靠拢，成为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知识分子。

另外一部分学人则对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也深刻地认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项目、课题管理体制对高校多元生态的破坏，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也不是完全退出体制，而是追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他们或者通过兼职、培训、撰稿等来谋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将生活尽量地简化。毫无疑问，这部分教师和前述青年教师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内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强烈的落差，逐渐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愤愤不平之感。

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完全沉浸在学术所建构的人文世界之中，将那些以学术换取“稻粱”的人视为不耻之徒。自然，这个群体的人都是内心世界特别强大的个人，他们注重的是大学原本意义上的精神使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地，他们是一群“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读书人，怀抱“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态度，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重视教学，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心智交流。或许正因为此，当旅法华人学者赵越胜追怀其师周辅成先生的《燃灯者》一文发表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弦诵不绝。赵越胜在文中的这段话更是触目地映照了当今中国大学异化了的师生关系和学院生态：“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如今的大学校园，正在构成一种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极其不同的学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同人共同体，自由散漫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互交融，学术和文化生活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感，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院体制，或者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倡导去政治化的学术研究（比如史学倾斜于文献整理的学术计划）的课题、项目、计划大量出现，工具理性开始主导学院体制，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成为学院主流价值，大学陷溺在疯狂的资源竞赛之中。正如《南方周末》两年前的一篇深度报道《教授的“围城”》呈现的那样，高校紧箍咒式的课题、项目等各种理性规划机制对知识人的束缚，并不会随着职称问题的解决就得到一劳永逸的缓解，似乎成为一个无法退出的“游戏”。

现在，“民国范儿”成为一种怀旧热潮，民国优秀大学的风度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向往。无论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回忆录、口述史，还是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陈平原、夏晓红等学者编撰的《北大旧事》等，都在纷至沓来地叠映成一种民国大学的影像。不管这种风潮如何被质疑为一种浪漫化的历史记忆或历史想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研究的成果发现，在大部分时段内，民国大学的教师收入确实足以让这群知识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仍旧可以维持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根据湘潭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陈育红的“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授薪俸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生活费80元也已经相当宽裕。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30年-1936年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当时北京大学教师在1931年-1934年间月薪收入统计显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达500元（外教更高达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元-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当时的大学教授则普遍在校外尚有数份兼课收入，光兼课收入几乎就够满足全家较为宽裕的生活。历史学家郭廷以曾经说“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除了学术自由有充分保证之外，也跟物质生活、业余生活的丰富有关：“优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备了极高水准。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费六七十元者不少见。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个大学教授的薪俸除了抚养五口之家外，还能请得起五个佣人。他们大都还会有闲情逸致去‘下饭馆、看戏、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松绑

青年教师难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这也未必，高校体制虽然造成了对个体的压抑，但体制毕竟也是由个体形成，或者说“我们就是体制”，若个体对这套体制的规则文化有了相当地了解，就不会过度地顺从这套体制，尤其当他知道顺从（服从）就意味着某种变相支持的时候，他会在道德上形成某种挣扎感。最可贵的就是内心良知上的觉醒，这正如张晖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无休无止地抱怨与牢骚，这种负面情绪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学院中的自我，而是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同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体制弊端采取一种相对疏远甚至抵抗的态度，将自己定位为体制的中等生或许就是一个明智的选项，既不做遵从“赢者通吃”逻辑的优等生，也不做基本考核都无法通过的差等生，在完成学院体制基本的考核之后，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正如著名学者崔卫平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指出的那样：“你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没有人能够无视你、漠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终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开的，你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可以抹杀的。

我想说的是，你不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幻觉将我们捆住了。有些东西像符咒一样，从内部将我们镇住；像噩梦一样，将我们的四肢魇住。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力量的，不产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区分隔阂：一些人从正面看起来是人，但是从背面看过去，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们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事情不是这样的。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们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解除自己身上的种种符咒、魔障，种种看不见的绳索和链条，然后出门，在蓝天下深呼吸，说一句生活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不是生病的，我们不是令人羞惭的。”

超越了幻觉，我们才能回到蓝天之下的真实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内心和真实世界的学问之门才会真正地在面前打开。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解咒，同时在物质上提供充分的保障，让人的内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来，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计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异想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言论，重拾学术传统，培养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学术文化，让那些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投身到学院有一种内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第五篇：中国文化

浅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摘要】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积淀了大量的丰富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大文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它们都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类的劳动成果，然而进入了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却暴露出它的弊端：闭关自守，缺乏逻辑、思辩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为了振兴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兼容并蓄，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不断地补充、改革、创新自己，在新时代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中国文化，从夏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算起，至今已经有五千多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化只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等而言的。而广义的文化，则比文明还广泛，囊括了人类全部物质与精神文明。所以文化的内容很难绝对地加以划分和界定。至于中国文化又是与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相对而言的。而且，中国文化的内容，多指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文化，而较少涉及少数民族的文化。并且中国文化还有时代性，在同时代下还有地域性，在同时代、同地域还有民族性，在同时代同地域同民族下还有阶级性，在同时代同地域同民族下还有党派性，等等。以上所说，是指一般概念的文化，自然也包括传统文化在内。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这样看待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呢？

根据蔡尚思先生的划分，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九大支柱的：

第一是儒家。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是孔子。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随后还有 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等。

第二是法家。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主张实验，反对空谈；主张厚今薄古，贵今贱古，反对厚古薄今，今不如昔。这些方面可以说法家长于儒家。法家主张极端的君主专制，推行严刑峻法，实施愚民政策，倡导以史为师，不要知识文化，甚至主张焚书。这些方面可视做法家的短处。法家里面的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的极端君权愚民的政治思想，是韩非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为：

实行君主专制以天下统一为先决条件——爱统一重于爱祖国；

专制的无比重要性与绝对固定性——君权与臣权、民权势不两立，必须严防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

以专制而兼法治与礼治、心治——对于前期法家与孔子儒家都各有取舍； 以法家实现无为而治——在君主专制前提下的法治与“无为而治”的合一。

第三是墨家。，墨子主张亲疏、贵贱、贫富、贤愚、强弱等一切平等，提倡“兼相爱”、“非天命”，具有“摩肩接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唯一的反对宗法血统论与宿命论的伟大思想家，其弟子重艰苦实践，遵守纪律。

第四是道家。老庄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清高远观、绝对自由、注重精神修养等是道家思想的最大特色。道家在先秦诸子中最大的特点，是它首先注重本体论与辨证法。在思想意识上积极的并非全是好的，如积极作恶；消极也非全是不好，如消极不为恶。道家思想消极方面好的多，积极方面好的少。道家要人们倒退到原始社会去，消灭各种文明，身在放内而心游方外，以生前之苦而思死后之乐，这不能不说是它最大的缺点，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五是佛教。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从两千年前的汉末传到我国，与本土文化融汇为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佛教倡导鬼神迷信，盛行于民间，给平民百姓以最深刻影响的，主要是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思想。

所谓的第六大支柱就是范缜的神灭论；第七大支柱是李贽的反孔思想；第八大支柱是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第九大支柱是袁枚的情感哲学。这里所罗列的几点均蔡先生本人的观点。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事以此来了解一下传统文化是如何沉淀的：（1）春秋战国时候的百家争鸣；（2）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 的独尊儒术；（3）佛教的输入；（4）理学的兴起（理学成为南宋、元以至明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到了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出现了一些具有精湛思想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理论达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峰）。仅从这些我们就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是卷帙浩繁了，但是马克思说过：“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够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为此我决定从广博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里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任何事物都有其兴衰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自从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以来，大量的外国翻译书籍，大量的外国生冷词汇渐渐地代替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和词汇。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在发展道路上，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缺陷的。我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批判地吸收和继承。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因此，我们要主动、积极地阅读文化典籍，欣赏文学作品，考察文物古迹，真正了解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将文化精华化为我们的良知、理性、美感等主体存在的一部分。还应该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文化心理中自觉以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要求自己，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弘扬民族文化、宽厚仁爱、有创新意识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