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山西农村形势的基本判断和政策建议[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对当前山西农村形势的基本判断和政策建议

对当前山西农村形势的基本判断和政策建议

www.xiexiebang.com 2006年12月29日 14:25:04 来源：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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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向农村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不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使公共产品惠及全体农村居民。

1、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山西省将组织实施以“四化四改”为重点的人居环境治理工程。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四化四改”工程的投入，确保村庄治理取得成效。要创新机制，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向村庄治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家兴建农村公益事业，发动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建设美好家园。要继续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加大农村客运网络化建设，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逐步把农村公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纳入国家支持范围。要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重点解决高氟水、高砷水、污染水及苦咸水等饮用水不达标问题，加大集中连片供水工程建设和对现有供水工程的改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采矿、水电等企业的环境恢复治理责任机制，从水电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所在地区的生态治理、植被恢复工作。要进一步增加农村沼气投资，加快农村能源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普及户用沼气，支持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池，以沼气建设带动农村“改厨、改圈、改厕”。

2、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以乡（镇）卫生院建设为重点，巩固和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坚持集体、个人举办和政府资助相结合，建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健康需要的村卫生所。要设立农村医疗卫生培养专项经费，加强对农村现有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要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医疗卫生资源优势，制定鼓励城市医务人员和医药卫生类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从事医务工作的政策。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在注重大病医疗保障的同时，补偿部分门诊费用。加大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使农民看得起病，用得起药。支持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提升农村卫生院医疗水平，开展免费预防及卫生教育，确保新型合作医疗参保人员享受免疫接种、早期疾病检查和常规体检等服务。

3、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文化生活。要增加农村文化发展的财政投入，全面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立布局合理的县乡村户四级文化网络体系。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加强乡（镇）文化站、图书馆和村文化室建设。大力发展民办公助文化大院、文化专业户、农民书屋、农民个体放映队和民间剧团。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资源优势，鼓励城市演出团体下乡演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4、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特困群体救助制度，争取尽快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并逐步提高救助标准。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并与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衔接，将全省农村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全部纳入救助范围。不断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增加供养资金，提高供养标准，创新供养模式，逐步使全省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达到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加大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五）实施向农村倾斜的教育科技政策，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广大农业劳动者是农业科学技术的直接应用者。农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接受和应用的能力与程度，直接关系到农业技术输入的效果和质量。因此，要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整而有效地输入到千千万万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实践中，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农村教育科技工作，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和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尽快改变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要通过政策的力量改变目前农村资金和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状况，实现城市科技教育向农村倾斜。

1、整合教育资源，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学龄儿童减少；城镇化建设加快，迁入城镇生活的农户增多。这些情况导致相当一部分村庄生源大幅减少，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整合势在必行。因此，要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搞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积极建设标准化的寄宿制学校。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的辐射。实施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工程，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实施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赴农村支教政策，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实行城乡教师轮岗制度，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实施“两免一补”力度，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为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深化农业高等教育改革，大力培养面向农村的全科复合型人才。农业高等教育要面向农村、面向生产一线、面向科技普及，改革专业设置，整合院系资源，拓宽专业覆盖面，将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方向从高精尖转向宽领域，培养一大批熟悉农业主要专业知识的全科复合型人才。要改革农业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于农业技术普及型人才的培养，其培养费用应由国家财政全额承担。对于学成后回乡从事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工作的人员，可由国家财政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鼓励他们在农村创业。

3、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农村基础教育要逐步向职业教育倾斜，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比重，加快农村职业教育的步伐。要结合各地农村经济和资源特点，不断完善和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和内容。要改变农村职业教育中忽视第一产业的倾向，使一、二、三产业，农林牧、种养加管等各科专业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尽快造就和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4、建立新型农村人才激励机制。一是营造有利于农村人才成长发展的宽松环境。贯彻落实“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努力建立健全一套“好中选优、灵活实用”的选拔机制，促使优秀乡土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健全农村后备人才培育机制。要充分发挥农村党校、实用技术培训学校、电教网络等阵地作用，每年定期组织集中培训，进行政策、实用科技知识的理论辅导，与外界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到发达地区和先进企业参观学习，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加快乡土人才知识更新步伐。三是健全农村人才激励机制。在信息、资金、生产用地、生产品种、生产技术等方面给予政策、资金和技术扶持，鼓励乡土人才自主创业，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建立鼓励城市涉农科技人才、各类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的人才政策机制，用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完善农村“引智工程”，为繁荣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人才保障。

二、农村问题的成因解析

（一）政府和农民对市场仍不适应，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发展滞后

农产品过剩问题的发生，既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问题，也有政府和农民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适应的问题。从认识上来分析，由于我们是从短缺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不管是政府还是农民，都认为“有”总比“无”好，“多”总比“少”强，都有一种增加生产的冲动。从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来分析，农产品市场放开后，农民和政府都有一个适应阶段。对于农民来说，过去种地从来不用考虑“卖”的问题。反正产多产少统统按保护价卖给国家。现在多数农产品过剩，让农民什么赚钱种什么，农民却无所适从。在遭受了多少次“卖难”的困扰后，许多农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那就是：“谁能告诉我们种什么赚钱？”从而在种植业、养殖业结构的安排上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上年的行情决定下年的生产，而不是根据农产品上市时的预期决定生产，信息滞后。这种滞后的市场导向导致农民生产什么，什么卖不了，陷入“一哄而起，一哄而下”的怪圈；另一种情况是跟着别人种，相当一部分农民看到别人生产什么赚了钱，自己赶快跟着来，结果先生产的发了财，后生产的卖不出去。从政府来说，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位”，不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随意侵犯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干涉农民对产品的处置权，其实质仍然是搞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另一种情况是“不到位”，或者说撒手不管，听任市场一只手发挥作用，政府在市场作用下作为有限。其实质是没有发挥好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作用和对市场主体的服务作用。特别是农产品市场放开后，市场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适应，产前产后服务工作跟不上。这既是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又是政府应当通过调控努力减少的问题。

（二）生产规模小，就业渠道窄

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每一个劳动力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生产经营规模狭小。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山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经过几次反复。上世纪8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转移到乡镇企业中。1985年，全省农业劳动者数量减少到575.9万人，比1980年减少80.63万人。从2003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入企业、城镇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增多，山西省农业劳动者数量又一次出现了下降趋势。其中2003年比2002年减少12.34万人，2004年比2003年减少5.46万人，2005年比2004年减少3.3万人。尽管出现了良好势头，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基数庞大，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等待转移，平均到每一农村劳动力头上的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仍十分有限。按641.8万第一产业劳动者计，2005年平均每一劳动力拥有的农作物种植面积仅有8.9亩。当年每一劳动者生产粮食1524公斤，生产棉花16公斤，生产油料33公斤，生产蔬菜1405公斤，生产肉类141公斤。这样的生产规模，即使加上其他农副产品，平均每一从事第一产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也仅有3500元左右，仅及2005年全省职工年工资量的22.6%。

由于庞大的人口和从业人员滞留于一产中，三次产业劳均创造价值严重失衡。2005年，山西省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62.4亿元、2353.2亿元和1563.9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为6.3：56.3：37.4。而从事一、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分别为641.8万人、385.7万人和472.7万人，从事三次产业的劳动者之比为42.8：25.7：31.5。也就是说，第一产业用占42.8%的劳动者创造了6.3%的增加值，三次产业劳均创造价值之比为1：15：8。

第一产业增加值不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低，而且发展速度也远远慢于二、三产业。2005年同2000年相比，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5.8%、174.1%和93.7%，年均递增速度分别为7.8%、22.3%和14.1%。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由2000年的9.7：46.5：43.8调整为6.3：56.3：37.4。与此同时，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之比则由47.6：25.4：27.0调整为42.8：25.7：31.5。5年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35.1%，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下降10%。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落后于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劳动者数量占全部劳动者数量的比重的下降速度明显滞后于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速度，这种情况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必然落后于城镇居民。

（三）工业挤压农业、资金和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现象影响农业和农村发展 煤炭工业对山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山西每挖１吨煤损耗２．４８吨的水资源。每年挖５亿吨煤，使１２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受到破坏。从而造成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农业灌溉用水减少，人畜饮水困难，农业发展空间遭受严重挤压。据统计，山西采煤对水资源的破坏面积已达２０３５２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１３％。其中，严重破坏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１．７％；一般破坏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６．５％，影响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４．９％。水资源的严重破坏，造成山西有效灌溉面积大幅度减少。2005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仅有1633万亩，比1995年的1803万亩减少9.4%。采煤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条件，对农民生活也造成了严重影响。山西省大部分农村人畜吃水靠煤系裂隙水，而煤矿开采恰好破坏了该层段的含水层。据统计，全省由于采煤排水引起矿区水位下降，导致泉水流量下降或断流，导致近６００万人以及几十万头大牲畜饮水严重困难。此外，由于煤炭开采，山西省地下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部分地面塌陷严重；已经发生地质灾害的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的95万人。

农民供养人才、城市使用人才，农村资金和人才双流失现象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高考的大幅度扩招，近年来山西省每年进入高等学校升造的学生已达16万人以上，其中有半数以上来自农村。按每生每年一万元计，这些学生每年的学费、生活费高达8亿元，这些费用全部来自农村，但要在城市消费，支持了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却造成了农村的资金流失。这也是造成农民购卖力不强、农村市场难以激活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留在了城镇，为城镇建设做出了贡献，却造成了农村的人才流失。

（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滞缓

山西农产品加工转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具体表现为龙头企业总体规模偏小，产品质量档次不高，名牌企业和品牌产品少，生产基地标准化程度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农畜产品加工水平低，精深加工比重小，与山西省丰富的物种资源很不相称。2004年山西省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0.74：1，低于全国1.2：

1、发达国家3：1至4：1的水平；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28％，低于全国40％左右、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山西省农畜产品品牌中中国驰名商标只有2个，而内蒙古就有11个。2005年山西省“1311”规划中建成投产的86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2亿元，仅及内蒙伊利集团主营业务收入的92%。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速度慢，生产规模小，严重影响了种植业、畜牧业结构的调整，山西省农业结构调整始终迈不出大的步伐。尽管种粮效益偏低，但粮食面积占农作物总面积的比重一直在80%左右徘徊。1990年山西省粮经种植比例为81.9：18.1，2006年为81.7：18.3。期间，河北省的粮经种植比例从1990年的77.7：22.3调整为2005年的71：29；内蒙古从82：18调整为70.4：29.6；河南省从78.4：21.6调整为65.7：34.3。从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山西省种植业结构调整速度远远慢于周边省份。

粮食种植面积高度稳定，虽然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但也是广大农民一种无奈的选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蔬菜生产作为山西省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1世纪最初几年，蔬菜生产达到顶峰。2003年，全省蔬菜种植面积达到创纪录的417.8万亩，比1990年的165.9万亩增长1.5倍，年均递增7.4%。同期蔬菜总产从347万吨增长到1072万吨，12年增长2.09倍，年均递增9.9%。随着蔬菜种植规模的持续扩张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产销矛盾开始出现，蔬菜价格波动加剧。从2004年起，山西省蔬菜生产开始了调整。当年全省蔬菜种植面积减少到373万亩，比2003年减少44.8万亩，2005年减少到367.4万亩。今年山西省蔬菜种植面积继续下降，为364.8万亩，预计总产为850万吨，减产5%以上。

蔬菜面积减少，种植结构复归，表面上看只是农作物内部结构的此增彼减。其实，某种农作物播种面积每一次大的减少，都饱含着许许多多农民辛酸的泪水，是他们遭受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损失后一种无奈的选择。

（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滞后

从总体上看，目前山西省多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还较低，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必然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加大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成本。其主要表现为：医疗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农民生一场大病往往意味着返贫，许多农民只能是“小病扛着，大病等着”，往往小病扛成大病，大病造成贫困。教育资源整合造成无校村增多，农民孩子上学难。许多农民家庭为了不影响孩子上学，有的举家外迁，有的家长陪读，既影响生产，又影响生活，加大了教育成本。绝大多数的村没有固定的文化场所，缺乏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弱势群体保障体系不健全。

村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级组织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部分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连正常的办公费用都难以维持，其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也随之减弱。农村法制建设比较落后，农民的法治意识不够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农村公共区域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管理混乱。当前的农村，住宅的处置权和承包地的使用权比较清晰，这是广大农民受益最多，也最愿意投入人财物力经营管理的场所。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区域，如街道、河流、山坡、小流域等公共区域，由于产权不清，管理措施跟不上，有的乱堆乱放，有的乱垦乱牧，成为影响农村村容村貌的死角和滋生不文明行为的土壤，有的甚至成为影响农村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供制度支持

导致城乡难以协调发展、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的还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原因，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因此，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以“敢为中西部先”的精神，率先打破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樊篱。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国建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农业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这种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从全局和整体看是必要的、有效的，问题是延续时间过长，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不仅如此，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体制，还使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得到逐步改善，但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仍不平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未从根本上改变，因而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和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没有扭转，城乡差距依然悬殊。因此，只有按照“两个趋向”的要求，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政策、就业政策、公共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消除导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城乡和谐发展。这方面山西省已出台了相关政策。《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晋发[2005]18号）中明确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及其他性质的户口类别，以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居民户口。取消”农转非“指标控制，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促进农民向城镇有序转移。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稳定收入的，可以在当地办理落户手续，并依法享受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选择有条件的市、县（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关键是要抓好落实，争取在试点的基础上尽快在全省推开。

（二）实施向农村倾斜的产业政策，促进农村产业升级

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使更多的农民变为产业工人，通过减少农民而富裕农民，使城乡居民共同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最关键的是大力发展县域的二、三产业，丰富县域的产业层次，为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搭建平台，这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1、通过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引深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开拓农业增产增效增收的空间。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工商企业从事农业领域的开发，支持发展农业专业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进一步抓好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东西两山杂粮干果区、中南部果菜区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和畜产品加工业。全面落实国家、省扶持重点龙头企业的有关政策，增加对列入“百龙”调产项目龙头企业的资金投入。省有关部门要优先推荐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上市融资。

2、通过农村工业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围绕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重要发展的七大支柱产业，全面提高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针对山西省多数县（市）属于资源型经济的特点，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注重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把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作为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目标，积极发展资源深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农畜产品加工型、科技应用型及与其相配套的工业企业和产业集群。省有关部门安排科技研发资金、技改贴息资金、新产品开发资金等，要重点向县域工业倾斜。

3、通过农村城镇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充分发挥小城镇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带动作用，重点建设好县城和有发展潜力的建制镇。科学制定城镇规划，准确把握功能定位，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小城镇和支柱产业。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小城镇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要通过资金、税收等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小城镇集中，促进非农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

4、通过发展特色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各县（市）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形成优势明显、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区域特色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支柱”的产业格局。坚持特色产业多元化和优势产业优先发展的原则，每个县（市）都要确立主导产业，尤其是生态、农业、商贸、旅游基础较好的县（市），更要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充分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提升农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要集中生产要素，加大投入，尽快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把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建设和县乡财源建设结合起来，提高主导产业的质量和效益。

5、通过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其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要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农民企业家队伍，对于通过资源开发积累了一定资金实力的煤焦企业主，要加强引导和服务，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导他们进行二次创业，鼓励他们在当地发展旅游、商贸和农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尽可能减少资金外流。鼓励和吸引外出打工富裕起来的人员回乡创业，给他们创造良好环境，搭建发展平台，进一步激发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创业的热情，形成全民创业、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三）实施向农业倾斜的财政政策，推动农业生产健康发展

财政支农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种常规手段。但由于1993年分税制改革并未重新划分和明确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对农业投入的比例和具体职责，因而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稳定的财政支农投资体制。在农业投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缺乏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比如，农业信贷资金使用非农化，缺乏对农业投入的监督约束机制等。由于农业投资体制不合理，农业投入总量增长缓慢，有的年份呈下降趋势。为此，必须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1、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牢固的农业生产保障体系。山西省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旱地多，水地少；山地多，川地少；薄地多，肥地少。农作物单产水平低，受自然气候影响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有着很大的潜力。但由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外部性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个体农户缺乏投资意愿。要从根本上改善山西省的农业生产条件，必须加大财政投入，用好财政投资，伴随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逐步提高全省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继续重点支持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基础上，还要继续加大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改造中低产田、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村路桥建设、河道清淤疏浚、草危房改造、农村电网建设等等。结合生态农业发展思路，加大农村水土保持、农田林网建设等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把生态工程建设同农业产业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近期要启动并实施好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抓紧建设引黄北线及大型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快推广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用水利用率。加大对农机户购机补贴力度，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加快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2、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确保财政用于农业科技方面的资金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幅度，保证一定的科技支农资金规模。一是继续支持农业三项工程体系建设，包括农业新品种的引进、农业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以及农业新知识的更新和普及。二是支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发挥其对农民的典型示范效应。三是支持农产品标准化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建设，以提高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四是加强农业科研工作以及各项农业科技培训事业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3、支持涉农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首先，财政要辟出专项资金用于培植各种类型的服务组织，提供农（林）业防病、防虫、防火等公益农技服务以及农产品质量标准检测，并逐步实现服务组织的市场化运作。其次，要完善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特别要强化价格信息服务。一方面，可以由政府支持建立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如农业信息网络），为农民提供农产品现价预报和远期价格预报，实现以价格手段引导农民自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积极培训农民经纪人并完善农民经纪人队伍，通过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销售。第三，要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完全市场化。

4、建立农业防灾减灾体系，提高农业预防自然灾害的应变能力。农业是集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于一体的弱质产业，有必要支持建立面向农业生产者的自然灾害救助机制，尝试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由政府对特定农产品进行强制性保险，由保险公司负责建立农业灾害的预警系统，提高农业预防自然灾害的应变能力。对于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基金可由政府财政补贴和农户投保费组成，并对其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

5、不断完善农业生产补贴体系。山西省农业补贴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在农业补贴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补贴水平还比较低，补贴的结构还不够合理，有些不适宜种植补贴作物的地区难以享受补贴，补贴政策有失公允。因此，要想提高补贴效益，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体系，抓住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机遇，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将农业补贴的重点由农产品生产供给型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要体现保障粮食安全、稳定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要逐步增加补贴金额，扩大补贴范围，从补贴粮食作物扩展到补贴经济作物，从补贴种植业生产扩展到补贴畜牧业、林果业，通过补贴体现政府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意向，通过补贴激发农户推广使用新品种、新技术的热情，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质量安全水平，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实施向农村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不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使公共产品惠及全体农村居民。

1、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山西省将组织实施以“四化四改”为重点的人居环境治理工程。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四化四改”工程的投入，确保村庄治理取得成效。要创新机制，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向村庄治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家兴建农村公益事业，发动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建设美好家园。要继续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加大农村客运网络化建设，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逐步把农村公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纳入国家支持范围。要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重点解决高氟水、高砷水、污染水及苦咸水等饮用水不达标问题，加大集中连片供水工程建设和对现有供水工程的改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采矿、水电等企业的环境恢复治理责任机制，从水电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所在地区的生态治理、植被恢复工作。要进一步增加农村沼气投资，加快农村能源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普及户用沼气，支持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池，以沼气建设带动农村“改厨、改圈、改厕”。

2、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以乡（镇）卫生院建设为重点，巩固和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坚持集体、个人举办和政府资助相结合，建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健康需要的村卫生所。要设立农村医疗卫生培养专项经费，加强对农村现有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要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医疗卫生资源优势，制定鼓励城市医务人员和医药卫生类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从事医务工作的政策。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在注重大病医疗保障的同时，补偿部分门诊费用。加大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使农民看得起病，用得起药。支持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提升农村卫生院医疗水平，开展免费预防及卫生教育，确保新型合作医疗参保人员享受免疫接种、早期疾病检查和常规体检等服务。

3、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文化生活。要增加农村文化发展的财政投入，全面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立布局合理的县乡村户四级文化网络体系。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加强乡（镇）文化站、图书馆和村文化室建设。大力发展民办公助文化大院、文化专业户、农民书屋、农民个体放映队和民间剧团。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资源优势，鼓励城市演出团体下乡演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4、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特困群体救助制度，争取尽快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并逐步提高救助标准。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并与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衔接，将全省农村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全部纳入救助范围。不断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增加供养资金，提高供养标准，创新供养模式，逐步使全省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达到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加大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五）实施向农村倾斜的教育科技政策，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广大农业劳动者是农业科学技术的直接应用者。农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接受和应用的能力与程度，直接关系到农业技术输入的效果和质量。因此，要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整而有效地输入到千千万万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实践中，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农村教育科技工作，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和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尽快改变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要通过政策的力量改变目前农村资金和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状况，实现城市科技教育向农村倾斜。

1、整合教育资源，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学龄儿童减少；城镇化建设加快，迁入城镇生活的农户增多。这些情况导致相当一部分村庄生源大幅减少，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整合势在必行。因此，要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搞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积极建设标准化的寄宿制学校。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的辐射。实施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工程，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实施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赴农村支教政策，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实行城乡教师轮岗制度，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实施“两免一补”力度，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为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深化农业高等教育改革，大力培养面向农村的全科复合型人才。农业高等教育要面向农村、面向生产一线、面向科技普及，改革专业设置，整合院系资源，拓宽专业覆盖面，将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方向从高精尖转向宽领域，培养一大批熟悉农业主要专业知识的全科复合型人才。要改革农业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于农业技术普及型人才的培养，其培养费用应由国家财政全额承担。对于学成后回乡从事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工作的人员，可由国家财政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鼓励他们在农村创业。

3、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农村基础教育要逐步向职业教育倾斜，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比重，加快农村职业教育的步伐。要结合各地农村经济和资源特点，不断完善和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和内容。要改变农村职业教育中忽视第一产业的倾向，使一、二、三产业，农林牧、种养加管等各科专业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尽快造就和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4、建立新型农村人才激励机制。一是营造有利于农村人才成长发展的宽松环境。贯彻落实“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努力建立健全一套“好中选优、灵活实用”的选拔机制，促使优秀乡土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健全农村后备人才培育机制。要充分发挥农村党校、实用技术培训学校、电教网络等阵地作用，每年定期组织集中培训，进行政策、实用科技知识的理论辅导，与外界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到发达地区和先进企业参观学习，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加快乡土人才知识更新步伐。三是健全农村人才激励机制。在信息、资金、生产用地、生产品种、生产技术等方面给予政策、资金和技术扶持，鼓励乡土人才自主创业，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建立鼓励城市涉农科技人才、各类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的人才政策机制，用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完善农村“引智工程”，为繁荣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人才保障。

第二篇：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形势

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形势

摘要 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长期以来，我国党和政府通过开展反腐败斗争和的近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完善相关的措施，基本上从源头上防止的腐败现象的继续蔓延。但是，尽管党风廉政建设明显好转，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形势还比较严峻。要正确判断当前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才能正确开展以后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向正确轨道前进。

关键词 党的建设 廉政建设 预防腐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正确分析、认识和判断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对于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正确认识当前社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期盼

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赢得了党心民心，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效果。同时，社会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也表现出更高的期盼，主要表现为：

（一）上级要求更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都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书记在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并对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和惩治腐败作出部署，要求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可以说，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及措施之有力，都是多年来未有的。

（二）工作目标更高。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推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将更为繁杂艰巨。改革发展离不开严明的纪律、过硬的作风和有效的制度保障，各级职能部门必须更加严格执纪监督，坚决惩治腐败，科学有效预防，不断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党风廉政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群众期盼更高。随着党员干部的作风进一步改进，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政府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的期望值进一步提高。面对群众新的期盼，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继续狠抓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务实的工作作风取信于民。

二、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通过20年来的反腐败斗争，积累了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完善了预防措施，加大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完善了的反腐败的工作措施。颁布了两个《条例》，加强了党内监督和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符合新时期反腐倡廉的客观规律和发展方向；确立了“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这一新的工作标的，提出了“四个坚决纠正”、领导干部“五个不许”，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赋予了反腐败工作新的内涵；支持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了“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加大对携赃款外逃公职人员的追逃力度”，使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面临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顶风违纪的腐败现象明显减少。目前虽然我国仍处在腐败的高发期，但已从高峰期缓慢下降，趋于缓和，而不是在继续加剧。从这几年查办的案件情况看，这些案件所涉及的行为大多发生在1993至1997年之间，近期顶风违纪案件明显减少。

（三）立案数量在减少。从最近几年看，通过查处一批“大老虎”，拍死一批“苍蝇”，腐败分子开始逐渐收手，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呈现依此递减的趋势，有腐败现象整体趋缓的现象。

（四）案件多发的领域多发势头得到遏制。由于从源头上采取一系列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措施，加大了教育、监督和防范力度，一些案件多发领域如海关、金融、建筑等领域，发案数量明显减少。

三、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是，正确分析、认识和判断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既要看到我国反腐败斗争已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通过采取几次大的行动或制定一些制度就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必须做长期斗争准备。

客观上说，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依然严峻，一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突出，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还程度不同存在着问题。(一)重大违法违纪案件仍时有发生。一些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特别是个别掌

握权力的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违法乱纪，引发重大案件的发生。

（二）个别腐败分子仍然顶风作案。一些贪官面贪心不足，在党和政府的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手，继续顶风作案，在社会造成了一定影响。

（三）一些部门仍然存在以权谋私现象。一些部门利用手中的特权，假公济私，为

个人和部门谋取私利。

（四）个别领导干部和工作工作人员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着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工作作风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对工作不负责任，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及时的解决，甚至人为制造障碍，损害群众利益，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党风廉政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长期作战的准备。只有认清和把握党风廉政建设的规律，清醒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才能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王东斌；试论国有企业反腐倡廉机制建设[J]；中国石油工业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10.02

[2]陈履祥；正确认识反腐倡廉总体形势[J]；江淮；2005.07 [3]任铁缨；正确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与任务[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7.11 [4]胡海良；正确认识当前反腐斗争的形势[J]；瞭望新闻周刊；2000.34 [5]王东生；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J]；政府法制；2011.14

第三篇：正确认识和判断我国当前反腐败形势

正确认识和判断我国当前反腐败形势

时间：2012-08-25 14:30:41 来源：

作者：张波

大家好！

按照课程的安排，这一课我给大家讲一下子反腐败方面的内容，由于反腐败方面的工作涉及的面比较广，我本人接触的信息不多，理解的也不够深，因此，这一课只能说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探讨。我这一课学习的内容是《正确认识和判断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

（说到反腐败问题大家知道，反腐败是当今社会关注的最热点问题之一：老百姓关注„„，国际社会关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关注。纵观世界，一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相继发生的政权更迭和政治**都与腐败问题密切相关。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执政42年被人民抛弃就是因为腐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执政近30年也是因为腐败投进监狱；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因为腐败被判刑；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因为腐败被判刑；我国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遍也正在服刑。„„这些情况说明一是腐败是世界性的，二是说明腐败问题解决不当，后果很严重。

两会前夕，各大网络媒体展开调查，在联合推出的“您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结果显示，网友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关注度居于高位，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占据了热点问题的重要位置，反映了广大网民对于党和政府廉政建设的期待。今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在党的全会和纪委全会上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那么：

一、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总体形势和特点

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但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

近年来，党中央惩治腐败，态度坚决，有力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遏制了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的势头，营造并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环境。（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死刑；2003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贪污受贿544万被告判处死刑；2004年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判处死刑；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臾被判处死刑；200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以受贿罪、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罪判有期徒刑18年。这一大批高官的查处，显示了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据统计，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党员干部14万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

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分析，这些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2003年—2010年，我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由51.9%提高到70.6%，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由68.1%上升到83.8%。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反腐倡廉也给予了积极评价。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10分表示最廉洁；8.0一10.0之间表示非常廉洁；5.5一8.0之间为轻微腐败； 5.5以下被认为比较严重腐败的国家。）09年全球最腐败国家排名前五名：索马里1.1分；阿富汗1.3分；缅甸1.4分；苏丹1.5分；伊拉克1.5分。09年全球最清廉国家排名前五名：新西兰9.4；德国9.3；新加坡9.2；瑞典9.2；瑞士9。中国的分数始终在5分以下，但是排名还是呈上升趋势。2006年，我国的清廉指数是3.3分，2007年是3.5分，2008年是3.6分。2011年在183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75，中等更靠上一些。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是平稳上升的。国际上对我国的廉洁评估也是逐年上升的，说明我国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充分肯定反腐败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有些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些领域中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主要特点是：

特点一是违纪违法的金额越来越大。

纪检监察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数量增多，司法机关判决的人数呈上升趋势。----罗亚平——辽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因贪污敛财涉案过亿，成为目前全国级别最低、贪污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涉案总金额高达1.1亿余元；

----郝鹏俊——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官居科级，家财却达数亿元，专案组在他家查获的违规违纪资金达3.05亿，郝鹏俊个人的资产是蒲县2010年确定的全县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目标数值的两倍；被誉为当代“小和珅”；

----许迈永——杭州市原副市长，被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 2011年5月12日，利用职务便利，涉嫌受贿1.6亿，贪污5300万，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

特点二是窝案、串案、案中案依然严重。

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沈阳团伙腐败案。（此案共有130多名重要涉案人员被“两规”，其中61名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全案涉及沈阳市副局级以上干部21人，涉案金额高达2亿元。）

----湛江、厦门两大走私案，涉案金额数百亿元，国家税收损失超过百亿元，卷入的党员干部分别达到数百人；

----黑龙江省农行原主管信贷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双规后----此案牵出了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

2000年4月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袭警事件，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丁志国进入了纪检监察部门的视线。丁志国在专案组面前，交代了自己索贿、受贿问题。丁志国一案涉及数十人，波及面非常广，一笔贷款的去向牵涉出了马德的受贿问题。随后拉出了“黑龙江大案”。

----马德，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因涉嫌受贿人民币５６万余元、美元５万余元于2002年８月被北京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据了解，马德案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共有265名官员涉案。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都被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谈到马德，在绥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官员不仅要花钱“买官”，甚至还要花钱“保官”。一次，马德因病住院，海伦市原市委副书记王学武来到医院病房，交给马德50万元人民币，次年，王学武升任青冈县县长。

肇东市的一位领导干部30多岁，年轻有为，听说马德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甚至要“重新考虑”对他的任命，就急忙凑了25万元给马德送去。这就叫“保官”，否则，他的位置就可能被别人“买了去”。2002年4月1日，马德被纪检部门宣布“双规”。一年之后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在黑龙江任职时的所作所为“东窗事发”。就在田凤山“落马”后的4个月后，韩桂芝即被“双规”。

韩桂芝在担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多人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702万元。2005年12月15日，韩桂芝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随着“韩桂芝案”查处工作的不断深入。许多官员相继“落马”，其中不乏省部级高官，有数十名地厅级官员的职位发生变动，其中包括7个地级市的主要领导职位。

据接近韩桂芝的人透露，韩桂芝特别喜欢训斥级别低于自己的官员，有时面对独当一面的地市级官员，也丝毫不会客气。而且在训斥的同时，韩桂芝往往会提醒一句：“你知道是谁让你上来的吗?”弦外之音明白得很!马德“落马”不久，韩桂芝就被有关部门调查。当初为当上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曾送给韩桂芝80万元人民币。后来马德如愿以偿，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疯狂的卖官生涯。

在韩桂芝“落马”后，当地一名干部评论说：“韩桂芝一辈子都在管人，她让你上你才能上，她让你下你就得下。”据了解，当地官员都把韩桂芝当做一个门槛，要想升迁，就得先打通韩桂芝的路。韩桂芝被“双规”后，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并揭发了很多人，希望通过立功获得宽大处理。

特点三是边腐边升、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现象依然存在

----2009年，深圳龙岗 “9．20”大火烧出了亿元贪官——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不到3年时间里，陈从派出所副所长升上龙岗公安分局治安科科长，最后陈坐上副局长的位置，陈的经历被人形容为“坐直升机”，扶摇而上。

----2011年7月9日，吕清海当选成为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8月25日，吕清海即被河南省纪委双规，从全票当选市长到被双规，历时仅49天，漯河官场为之震动。吕清海是 “带病提拔”、“边腐边升” 的典型。

----原广东省花都区副区长谭东方，任职不到一年便被广州市纪委“双规”;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上任半年即被“双规”，最后以受贿罪和贪污罪被判处死刑;胡友建，当选湖南湘潭副市长仅1天就被“双规”;还有一个胡方瑜，当选贵州长顺县政协副主席仅一小时就被“双规”!

特点四是商业贿赂盛行

进药得回扣、审批收红包、政府财购得好处的。

----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5年内收受多家疫苗经销商高达1118.5万元的巨额商业贿赂。

----“重庆第一贪” 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2001年至2007年，在巫山长江大桥建设项目中层层捞钱，63次共接受建筑承包商送钱2226万元。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ＤＰＣ）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公立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的利润。因为德普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中有关“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的规定，ＤＰＣ公司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处以近480万美元的巨额罚金。

商业贿赂加剧了社会诚信的危机，商业贿赂不仅损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的商业秩序，而且更为长久地损害了中国的社会道德。2006年，南开大学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有72%的人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很普遍。

特点五是“全裸做官”问题浮出水面。

全裸做官（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子和儿女送出国外，独自一人在国内做官，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去国外的行为。）

目前，我国“裸官”总数已达118万之众！平均每个省市有3万多！平均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近30年来，中国外逃贪官约为4000人，携走赃款近4000亿人民币，人均带走1亿赃款。

----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利用担任宝鸡市长、市委书记的职务之变，为他人职务晋升和工作调动提供帮助，受贿48万元。在庞家钰大权独揽时，其妻儿已于2002年移民加拿大，不惜抛妻别子“全裸做官”。

----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成功出逃案。周金伙，在被中纪委“双规”前夕逃往境外，至今未归案。据说，周金伙出逃前，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诉纪检部门自己远走高飞了，不要再找他了。----中国银行黑龙江某支行行长高山案。高山，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在职时拿着银行的钱十几次从容出国考察，其目的就是为了安置老婆移民及为自己找后路。他的老婆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有意思的是，高山成功移民加拿大后，却声称自己已身无分文，靠前妻救济。

纵观，这类贪官走的是“分步出逃法”：先以种种名目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

据悉，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

有关人士认为，中国年年反腐败，如果不从制度上下手，不能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强大的媒体监督，反腐是不会取得任何效果的。所以我们必须警惕“裸官”成“逃官”

特点六是贪权、贪财、贪色。

权欲将女儿送上祭坛：马明，2004年5月：华北某企业北京分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2004年6月：将女儿带到上司家中前去祝寿。2004年9月：让其女儿认上司为干爹。2005年1月：上司与其女儿强行发生关系。2005年2月：马明被提拔为公司供应处主任。

2005年10月：马明得知一名副总半年后退休，实施苦肉计，再次让女儿陪伴上司。2006年4月：女儿怀孕。

2006年6月：马明如愿以偿当上了公司的副总。

2006年11月22日：女儿从四楼阳台跳下，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终生只能与轮椅为伴。----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有146个情妇。

----海南省原纺织局长李庆普有性爱日记95册，标本236份。

----四川省乐山市原市长李玉书有20个情人。年龄都在16到18岁之间。----安徽宣城市原市委书记杨枫有有效管理了50个情人。

----深圳市河井银行原行长邓宝驹，仅“五奶”800天花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每小时花1千元。

----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为22名情人共同举办群芳宴并设佳丽奖30万。----湖北天门“五毒书记”张二江被判18年，曾与107女人有染。

特点七是领导干部腐败出现了新动向。

----“一把手”腐败犯罪的上升速度快。改革开放头十年，全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法律制裁的有2个人，犯罪金额一个是几千元，一个是两万多元；第二个十年中，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法律制裁的达到15个人；第三个十年中达到100多人，犯罪金额高达数百万、数千万乃至几个亿；（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李嘉廷、王怀忠、程维高、刘方仁、毕玉玺、马德）

----腐败行为正在从消费型、享乐型向资本积累型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少数领导干部搞腐败，索贿受贿以实物形态为主。近年来，主要是利用职权大肆掠夺钱财，是为了办自己的公司，发展自家的企业。（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裁宋文代被抓时，正忙活着装修即将开业的金银珠宝店，而这个店是用来销赃的。此时，他已经贪占了公司60公斤黄金、1．4吨白银，还有数千万元赃款。内蒙古检方40多名办案人员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侦查，不仅捉住了这个“黄金大盗”，也揭开了他的发迹内幕„„宋文代藏金的地方特别隐秘、贪污的黄金居然放在北京某小区地下车库一辆汽车的后备箱内，这辆车很久没有使用了，车身落满灰尘。有关办案人员说：“宋文代属于智慧型犯罪，加上他善于诡辩、绝不认罪，给案件查办带来很大难度。”）

----腐败行为正在从被动型向主动型发展。过去一些腐败分子是坐在家里静等送礼者上门，被动地等待“糖衣炮弹”攻击；现在则是主动出击，毫无顾忌地伸手索取财物，主动“设局”，引诱“鱼儿上钩”获取非法利益。

----腐败行为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有的反调查能力相当强。如：签定假投资协议，以分红的形式掩盖受贿；以“借”为名收受贿赂；有的通过赌博方式收贿；有的是在职时为他人办事，退休后再收受钱财；有的是利用本人职权为他人办事，亲属子女在另外的场合收钱；有的以安排工作为名，从中获取薪酬；有的还千方百计向境外转移资产，给调查取证造成很大困难等等。

此外，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失职渎职、酿成严重后果。

二、当前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

腐败现象是一个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世界性难题。当前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有着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大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我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跨越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各方面体制机制制度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健全完善的过程。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为不断发生的腐败问题和政治丑闻所困扰。

二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导致一些人的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迷惘，特别是分配不公问题带来人们心理上的失衡。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部门（行业）之间公务人员收入存在差距，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的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正在不断拉大。这种状况导致很大一部分公务人员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已成为公务人员腐败易发多发的一大诱因。

三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为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收受贿赂328万元，伙同他人骗取国家资金400余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孙瑜在其忏悔书中说：贪图享乐，无限制地追求高消费，是我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四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比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因受贿2959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他在检查中说：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在领导干部身上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和复杂。说复杂，是指对领导干部的腐蚀，在温情脉脉、杯光酒影中就能得逞，让你在不知不觉、舒舒服服中演变过去。

五是反腐倡廉建设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单位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

首先是教育不扎实。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1989之后，邓小平说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所以后来搞“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等。这个教育有没有效果呢？有效果，但是不能估计过高。（1999年，王怀忠在阜阳搞思想教育的时候，他一边教育别人，一边受贿，四次受贿金额达到了110万。他在被执行死刑之前，才说自己没有加强学习。）结果一边教育，一边贪官污吏层出不穷。

其次是制度不完善。王怀忠曾经说过我宁可得罪十万群众，也不得罪一个上级领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当官和十万群众没有关系，只和上级领导有关系。只要跟上级领导关系搞好了，就可以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了。大家知道，很多大家都不看好的人、素质很差的领导干部升上去了，为什么能上去呢？因为靠的不是广大群众的认可，而只靠个别领导的提拔、赏识。这就是制度不完善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由于改革力度不大，选拔干部的落后局面没有改变。什么落后局面呢？一是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二是神秘地选人，不是公开地选人。三是不按照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人，而是按照任人唯亲、任人唯钱、任人唯吹的标准选人。

第三是监督不到位。我们看到许多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忏悔录都说，如果在犯错误之初党组织和领导能及时地提醒他、批评他、教育他，他就不会出现后来那么严重的问题，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干部在这方面没有受到有效监督。

----李真，原为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在短短的七年间，由一个普通干部迅速攀升到厅局级领导岗位，成为一个“经济暴发户 ”和“政治暴发户”。他利用手中的权利非法聚敛了超乎人们想象的钱财，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李真利用领导秘书的特殊身份，成为一个权力和能量都远远超过其职务的特殊人物，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李真在担任河北省秘书和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和局长期间，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14万余元；伙同他人侵吞公司股份，共计折合人民币2967万余元。李真案向人们提出一个深刻的启示：在权力失去监督的情况下，自我失控就会走向毁灭。

第四是文化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上世纪50、60年代时，当时，如果你是个清廉的干部，那么领导会表扬你，组织会重用你，社会舆论也会颂扬你，回到家老婆孩子都很尊敬你。现在的文化环境不是这样的，（腐败文化占了上峰，所有的人包括老百姓都认为，只要有钱你就是能人。整不到钱就是雄手，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了）。（曾经有人搞了一次调查，当问一个人如何评价a干部时，受访者说，a不行。再问怎么不行呢？受访者说，别看a官大权大，但不办事。我们要有什么事来求他，给他送钱，他不要钱，也不给办事。这个干部家里的日子过得也很不怎的，都是旧家具，老婆下岗了没有工作，孩子毕业了在家待业呢，家里没有车，也没有新房子，太没本事。再问如何评价b干部，受访者说，那个干部行啊，那个干部厉害。别看b干部官不大、权不大，但社会联系面特别宽，朋友多得很，有什么事你找他，他都帮你摆平，你把钱送够了什么事都帮你干，人家好几处房子、好几辆汽车。老婆本来身体好好的，愣说有病，在家拿钱，不用上班。孩子还没等毕业，工作早找好了。这人有本事。）现在当一个贪官很容易，当个清官确实不容易。这就是文化环境的问题。

五是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分析腐败堕落干部的心理有这么几种情况：

首先是思想意识有问题。很多干部认为，当下捞好处最好的路子就是当官。当了官之后，不但有社会尊严，而且还有很多数不清的好处。“升官不生财，请我都不来”，这都是腐败分子的原话。

其次是世界观发生变化。很多干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搞腐败的，开始的时候还都挺好的，后来理想信念逐渐发生动摇了，逐渐走向腐败。（韩桂芝：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就是个典型。她大学毕业后，在“文革”中被分到大兴安岭地区，那里条件很艰苦，在半地下室里住了八年，在那里结婚生子，但她很积极地学习、工作，表现很好，所以后来被提拔了。当她官越来越大的时候，世界观发生变异了，她不再信仰马列主义了，开始信佛。后来查她的时候发现，她家里专门有一个供佛的房间，逢年过节还摆上贡品，一日三拜。她在观音像身后贴了两个条幅，一条是：佛德我升大官，另一条是：官大升我德佛。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佛保佑我升大官，我升了官以后报答佛的恩德，好像跟佛做交易似的。年底的时候，组织调查她，希望她能够坦白交代一些问题。她当时说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拒不交代。回家以后加紧拜佛，希望能够摆脱厄运。大年初一，她想带着秘书坐飞机到五台山，一起去拜佛，她觉得五台山的佛灵，家里的佛不灵了。后来事情败露之后，她对佛大发雷霆。她说，我天天给你们烧香磕头，供奉你们，你们却不保我平安。盛怒之下，她把供奉的瓷佛、泥佛全部砸碎了（金佛没砸）。由此可见，人的理想信念、世界观发生变化以后，会导致一些人走上腐败的道路。

----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被判死刑后，反思自己的犯罪根源时说：“人可以没有金钱，但不能没有信念，丧失信念，就要毁灭一生。”可见，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也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背叛，是最可怕的背叛。一个党员干部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就等于没有灵魂，迷失方向，迟早会发生问题。我们党员干部要避免自己不犯错误，首要的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服务宗旨，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再次是性格弱点和缺陷。性格弱点和缺陷，心理不健康对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影响很大。像韩桂芝爱慕虚荣，胡长清爱占便宜，王怀忠好说大话假话。过去我们不太注意性格弱点和缺陷，都以小节来看待。实际上，人性中很多弱点和缺陷往往是最危险的杀手，在权力的作用下会有很大杀伤力。（大家知道，法国选取公务人员时，对公职人员的品行、心理等问题考察得特别细。比如招一个警察，往往要到他上小学、中学的地方找他的老师、同学去了解、调查。如果不仔细调查的话，一旦他穿上警服，代表政府，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暴露一些问题，就会影响政府的威信。所以，我们还应该把心理健康问题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标准。）----现代领导心理学研究中表明，一些有心理疾患的人是不适合当领导的。（哪些人不适合当领导呢？一是嫉妒心很强的人。妒贤嫉能，容不得比自己能力强的下属。二是有暴力行为倾向的人。就是心狠手辣的人。三是报复心理严重的人。心胸狭窄，缺乏包容性。四是偏执心理倾向性强的人。容易极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五是依赖心理强的人。自己没有主见，唯上是从。六是心理冷漠的人。缺乏同情心，只知索取，不懂回报）。

第四，精神状态发生逆转。精神状态的变化会导致行为上发生变化。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在2002年和2005年政府换届时未被提拔使用，感到自己吃了亏，产生了为自己捞好处、留后路的想法，伙同其弟收受贿赂760余万元，李堂堂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第五，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出现问题。怎么出现问题？《韩非子》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公仪休是鲁国的相国，他很喜欢吃鱼。整个鲁国的人都想用鱼贿赂他，他一次也没有接受。他的弟子劝他，“先生你不是很喜欢吃鱼吗？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答道，“正是因为我喜欢吃鱼，我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就要为人办事；为人办事，就不免要枉法；枉法了，范错误了，就没有相国当了。如果不做相国了，即使我喜欢吃鱼，别人也不会送鱼给我吃了，我也没有了薪水可以买鱼吃。所以现在我不接受鱼，就可以长久地当相国，就能用薪水长期地买鱼给自己吃。”公仪休是很清醒的，他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统一起来看，不被眼前所谓的好处所迷惑，正是这种正确的思维方式保证了他这个人成为一个清官，不是腐败分子。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很多人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其他干部。但真正地能按照故事中做的生活中能有几人呢？很多人只顾着眼前利益而忘记长远利益，为了一时蝇头小利毁掉了自己终身前程。

通过这一问题，我们分析腐败的高官们的心理变化大致会经过三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是心里不平衡。觉得自己这么大权利，管这么多事，整天忙得够呛，才挣这么点钱。有些老板挣那么多钱，心里不平衡。于是就大肆收敛钱财，搞权钱交易。

第二阶段是钱到手之后，侥幸心理和害怕心理同时存在。首先说侥幸心理，拿到钱以后我一定会出事吗？不一定，估计某某某比我拿的还多，他都没出事，我就不会出事。同时害怕心理很严重，有了腐败行为老怕别人查他。（有一次纪委到一个省去查a干部，得知b干部对a干部的事有所了解，于是就通知b干部过来一趟。b干部来了之后，办案人员说，先坐吧。结果b干部的汗就下来了，把他自己贪污受贿的情况都说了。让他来说别人，把自己的情况全说出来了，就是因为他心理一直在害怕，所以纪委一找他谈话，他紧张得不得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三阶段是后悔心理。一旦被查处、“双规”、逮捕，这个时候就开始后悔了。大家看到，现在发的警示教育片中的那么多的腐败分子，没有一个说不后悔的。不管原来多么硬，多么风光的人，最后都感到后悔。

三、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存在的腐败问题

1、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腐败问题。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古今中外都不例外。如明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仅存42天，太平天国也只有短短的14年；苏联共产党红旗落地，都是因为腐败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比比皆是，即使是挪威、瑞典等被“透明国际”视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2003年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腐败案件。

第二，要看到当前我国正处在腐败易发多发期。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长期过程）。按照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我国经济体制的转换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基本完成。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

第三，要看到反腐倡廉是一个不断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同志说过，腐败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反腐败要“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要靠改革不断取得成效。

2、要正确认识干部的主流问题。

从主流去看，我们党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绝对不能因为出了少数腐败分子，就将我们的党员干部看作“一团黑”，进而全盘否定我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期望通过几场大的斗争运动、采取几种措施就解决腐败问题，是不现实的。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开展的，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制度性问题”，共产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其目的是妄图动摇干部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相信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能够解决腐败问题。

3、要清除一些错误观点

比如，近几年，我们党查处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于是就有人说“腐败越反越多了，腐败越反越厉害了”。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分析的，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大案要案的查处、高级官员落马，恰恰说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坚定决心，那就是无论是谁，不管何时，不管级别多高，一旦违反党纪国法，都会受到应有惩处。又如，国内外有人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的评价采取双重标准。韩国查处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问题，有人说“体现了法治精神”；我们处决了贪官胡长清、成克杰等人，一些人却说“共产党连高官都腐败了”。未查处腐败的高官时，有人攻击共产党只打“苍蝇”不打了“老虎”；查处了陈希同、成克杰等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他们又说这些腐败分子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一种观点是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我国近年来，每年国内生产总值都保持在9%左右，经济增长率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对于这些错误的观点，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应明辨是非，站稳立场。

四、如何做才能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腐败

一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发展。发展不充分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没有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只能越来越突出，腐败现象也只能越来越严重。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正确途径。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现阶段腐败易发多发的现象，与“体制转换”有直接关系。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不完善，有了“体制空档”就容易产生腐败。要继续完善市场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党和政府从管理微观经济中解脱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是完善，就越能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胜利。民主是一个过程。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不可能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民主建设的任务。要积极地“创造民主的条件”，不失时机地把民主推向新的高度。民主的不断发展，必将从根本上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

四是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经过多年努力，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建设有了很大进展，但仍然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是，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一些重要的法律还没有制定；有的法律制度内容陈旧落后，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有些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应该加快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适时把党的政策规定转化为国家立法。通过教育、监督等手段，确保已有的法律制度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使之在实践中发挥出让人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作用。

五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最直接的、核心性的工作，权力不能为所欲为，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

六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影响面、教育面，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这样才能够帮助广大领导干部抵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守得住气节，展现出廉洁从政的崭新风貌。

七是加强干部管理。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法律制度，为什么反腐败做的比较好呢？是因为通过层层组织管理，确实把干部管住了。

八是管住钱。权钱交易是当前腐败的主要形式，管住钱是有多层含义的。比如上级拨款，钱给谁都行，谁跑得好给谁，那大家当然要跑了，这个时候肯定要发生腐败现象。应该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搞预算，应该把钱管得更透明一些，把钱给谁了，为什么给，这些都得说清楚。

九是毫不放松地严厉惩治腐败。查办腐败案件的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对腐败如果是惩治不力的话，不可能做到预防有效，所以对腐败案件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能手软。

通过以上学习，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具有历史特殊性。它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社会发展历史表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腐败的多发期、高发期。当今世界腐败现象较严重的国家，大多都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承认这一事实，就要承认，当前我国“腐败高潮”具有历史特殊性，一旦度过社会转型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那么这种“腐败高潮”就会消退下去。因此，我国当前的腐败现象绝对不是不治之症，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的腐败，理直气壮地驳斥各种有关反腐败的错误思潮和谬论，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随着我们国家对反腐败斗争力度的不断加大，我们坚信，我们党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并最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篇：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当前反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大敌。在当今中国，最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最有可能延误现代化进程的就是腐败。认识反腐败的形势，提出有效的反腐败对策，是中国政府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一、深入调研，找准反腐倡廉教育中存在根源性问题

多年来，笔者结合工作实际，通过深入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中调研，认为当前反腐倡廉教育中还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反腐倡廉教育存在不平衡性。

作为石油生产主业单位，主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完成油气生产任务为目标，因此，在反腐倡廉宣教工作中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一是重生产，轻教育。一些单位和部门对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弱化，总认为生产任务才是“硬指标”，看得见、抓得着、来得实、易出政绩，而把反腐倡廉教育当成“软任务”，导致宣教工作成“虚工作”；二是重形式，轻实效。部分单位部门为了应付考核做些表面文章，结果是兢兢业业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喊口号，匆匆忙忙就收兵，教者无意，学者无心，教育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三是重短效，轻长效。反腐倡廉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过程上具有持久性、连续性,然而有些单位的领导及教育组织者都缺乏这种一贯性精神。往往是上级要求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将反腐倡廉教育融入日常工作中，建立长效机制予以持续培育，导致教育工作呈现“昙花”现象。

（二）反腐倡廉教育存在盲目性。

在反腐倡廉教育过程中，受受教育对象所处工作岗位、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思想认识水平因素影响，因而所引发的问题，出现的苗头性倾向以及思想根源也皆有不同，然教育者却盲目施教，采用“一刀切”、“一锅煮”教育方式，从而导致了反腐倡廉宣教工作出现的一些盲目性。一是教育对象不明确。存在不分对象、不分主次的问题，未能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因人施教，导致感化力、渗透力减弱；二是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在教育过程中不能根据实际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教育内容，仓促上阵，抓到什么学什么，结果是教来教去，与实际脱节，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三是教育创新出现误区。为创新而创新，常出招，无实招，导致创新工作是“旧瓶装新酒”，宣教工作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对症下药，增强反腐倡廉教育实效性 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更要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为手段，致力于员工喜闻乐见的教育载体，为广大党员干部营造一个和谐宽松、寓教于乐的教育氛围。为取得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应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更新教育观念，教育对象要有导向性 反腐倡廉教育工作是关于思想改造的工作，必须在分析干部职工思想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根据不同对象，因人施教，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教育，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要明确领导干部是反腐倡廉教育重点对象。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使领导干部思想受到触动，觉悟得到提高，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拒腐防变防线；二要突出党员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率先垂范作用。教育只是手段和方式，保持清正廉洁才是目的。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就是让党员干部认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自觉抵制和反对各种腐败行为，做到知行合一，终身践行。三要做好一般群众的宣传教育。常言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一支重要的监督力量。党员干部的一些不良思想苗头及不廉行为取向，身边的职工、家人及朋友最容易察觉到，对于及时警醒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腐阵线有着独特的作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强调，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抓住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符合反腐倡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二）突出教育重点，教育内容要有针对性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如果内容空泛、流于形式，不能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很难为被教育者接受，因此，在教育中，应坚持做到“四个”结合，不断增强反腐倡廉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一要结合石油企业工作特点，自觉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放到重点工作中去把握，并延伸到各层面，对发现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及时教育、提前防范，为构建和谐油田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二要结合油田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开展工作，及时发现问题，着力解决问题，切实发挥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三要结合岗位和员工思想实际，对党员干部及职工群众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四要结合廉洁文化建设活动开展工作。把反腐倡廉教育与廉洁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切实抓好廉洁文化进班子、进机关、进基层、进合同、进家庭创建活动,大力营造人人崇廉、思廉、爱廉、守廉的良好氛围，达到“文化而润其内，廉洁固其本”的效果。

（三）创新教育方法，教育方式要有实效性

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育载体，使反腐倡廉教育的触角伸入到工作的各个角落，融入到干部职工及其家庭日常生活各个领域，营造“崇尚廉洁”、“褒扬廉洁”、“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才能彰显廉洁文化的生机活力。一是创新教育形式，不断丰富宣传教育载体。宣传教育工作切实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如举办一次廉洁从业演讲、撰写一条廉洁从业座右铭、设计一则廉洁公益广告、编创一组倡廉歌曲、讲一堂廉政党课、进行一次廉洁从业宣誓、举办一场反腐倡廉文艺晚会、创建一批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等，选择好的廉洁教育载体，把上级的部署与本单位的实际融合在一起进行教育，把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这样才能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二是创新教育内容，增强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宣传教育的内容只要切中时弊，抓住要害，就能使党员干部觉得耳目一新，坐得下听得进，因而，反腐倡廉教育必须紧跟形势，把握重点，不断丰富教育内容。三是方法要创新，扩大宣传教育范畴。要着力找准结合点，将反腐倡廉教育同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与惩防体系建设相结合、与企业文化建设、与“比学赶帮超”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好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活动，从而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受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教育效果。

（四）强化教育效果，教育制度要有持久性

反腐倡廉教育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也是一项常抓常新的工作。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境界的提高是一个潜移默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仅仅靠某一阶段的教育就终身管用，而是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工具、阵地持续性地进行传播、渗透和感召，要经常不断、坚持不懈地开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进行，循循善诱、入情入理地教育来奠定基础，靠不断的社会实践来提升觉悟。因此，对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特殊功能，应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要处理好长期性和阶段性的关系，既立足于当前，更着眼于长远，切实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来实施，作为一项持久的工程来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拒腐防变。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想实现其持久性、实效性，单靠一两个部门孤军奋战很难奏效，必须靠有效的制度作保证。因此，要夯实反腐倡廉教育的基础，还必须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要内容纳入考核检查，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机制、考评机制及公开公示制度，不断改进反腐倡廉教育考核评价方法，建立完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责任体系，实行领导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同时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作用，变纪检监察部门单独抓为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促使反腐倡廉教育经常化、制度化。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自觉增强拒腐防变的自律意识，为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思想保证。

第五篇：对当前农村换届选举工作的几点建议

对当前农村换届选举工作的几点建议

2011年是农村换届选举之年。农村换届选举工作是农村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该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当前，农村换届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选举前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本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推进农村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开展。

一、当前农村换届选举前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和村民自治工作的广泛开展，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逐渐步入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但从实际情况看，农村换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一是村民民主意识不高。当前村民的民主权利意识普遍不高，表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一是选民对换届选举漠不关心，不珍惜、不重视自己手中所拥有的民主权利，认为怎么选都行，谁当选无所谓，他们只注重眼前利益，谁给好处就选谁，盲目随从，投违心票；二是选民十分关心村委会换届，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关心家庭、家庭、帮派的利益，真正关心村政事务的只有一小部分人。

二是派别之间明争暗斗。据了解，当前村级班子中还存在村干部之间关系不和谐的现象，个别村的关系还相当紧张，支部书记、主任之间矛盾重重，不能很好地正常开展工作。由于村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原因，容易形成派别对峙，不同派别，不同立场，为谋村权，拉帮结派，互相拆台，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三是宗族之争日益激励。农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宗派势力干扰难消除，即使同一个村委会，在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不同姓氏之间，不同宗族之间，出现相互炫耀实力，争面子，极力推出各自利益的代表人的现象。

四是信访问题难解决。一方面，选举本身会涉及一些利益冲突，个别村民借机有预谋进行无理上访，影响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村级换届选举常常成为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导火索，干部违纪受贿、村级财务混乱问题等，村民比较关注的敏感问题、热点问题将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因新农村建设涉及工业开发和土地开发的村，往往存在拆迁和土地补偿纠纷问题，为换届工作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二、对当前农村换届选举工作的几点建议

以上问题很难在短时期内解决，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行政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才能解决。下面。我就对当前农村换届选举工作提几点不成熟的建议，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一是强化基层政权建设体制改革。把农村基层政权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干部列入国家公务员管理序列，核定编制数，在各村历年考出去的大学生中择优选拔，坚持“本村娃娃服务本村乡亲”的原则，任期是采取“末位淘汰法”，三年一评；领导干部(书记、主任)由县组织、人事部门选拔推荐，县常委会研究通过后任命。

二是科学定位县级机关的主要职能和作用。县级机关应当是农村联系中央、省市的“中央处理器”，这样，才能保证“一线”向上反映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全面性，防止中间环节过多的人为干扰。同时，又可以做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实现“决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

三是着重治理县、乡干部的“庸、懒、散、闲”现象。“形象就是旗帜，形象就是号角，形象就是生命”。应该通过体制改革为党和政府的“赘肉”瘦身，我们党和政府才能取信于民，更好地服务人民。

四是解决当前人才的“出口”问题。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已经显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甚至导致农村许多娃娃不愿读书；少数干部的“不正常升迁”另天下读书人汗颜，极少数“官员”的权力贪腐另党和政府蒙羞……。党和政府一再强调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社会等，那就从解决“群众爱读书”、“读书管用”、“读书有希望”等问题入手，为读书人“出口”问题扎扎实实做点工作吧，这是当前农村基层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