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苏省宿迁中学高三语文 优秀作文点评之人生态度作文素材 苏科版
江苏省宿迁中学高三语文 优秀作文点评之人生态度作文素材 苏科
版
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太多挫折要我们去战胜,人生如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剧情中的一个角色,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但每个角色都有深刻的意义。芸芸众生,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声望很大,有的却是默默无闻,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只要一心一意,甩掉多余的顾虑,无论是困难还是挫折都将会战胜,心明则路明,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广,人生道路上的荆棘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穿越,而是我们有太多顾虑,只要我们甩掉了多余的顾虑,我们将永往直前,风雨无阻。
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只要放下内心的顾虑,人生的道路将畅通无阻。世界赋予我们每个人平等的生命,无多也无少,只要我们用心去感悟,生命将演绎人生的精彩,人生将为无畏者架起七彩彩虹,也为永往直前,风雨无阻的人们绽放花的美丽,而绽放正是花心的裂变。冲破多余的顾虑,一切将会变得简单而从容。面对人生,我们要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诚,要有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得,要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放弃该放弃的,我们最终将会有所得。
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生活需要勇气,“无臂钢琴师”刘伟值得敬佩,他不会为自己的生活而忧虑,尽管在孩提时代那场严重的事故中他失去了双臂。“没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刘伟如是说。他从未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虑,他知道生命不过只是简单的选择:要么死去,要么精彩地活着。放下顾虑的刘伟最终登上维也那金色大厅,当他用双脚演奏时,世界为他动容。
【评析】怎样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考生在文章开始就写道:“人
生道路上的荆棘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穿越,而是我们有太多顾虑,只要我们甩掉了多余的顾虑,我们将永往直前,风雨无阻。”这段论述紧扣材料,凸显了题旨。文章用“无臂钢琴师”刘伟的事例作为论据,新鲜而富于时代感。这位考生动情地写道:“他从未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虑,他知道生命不过只是简单的选择:要么死去,要么精彩地活着。放下顾虑的刘伟最终登上维也那金色大厅,当他用双脚演奏时,世界为他动容。”这段话不仅极具感染力,而且使文章的思想内涵更加充实,振聋发聩,催人奋进。
第二篇:江苏省宿迁中学高三语文 优秀作文点评之卸下顾虑的包袱作文素材 苏科版
江苏省宿迁中学高三语文 优秀作文点评之卸下顾虑的包袱作文素材 苏科版
人生如风,岁月如歌,当轻风拂过,歌声远逝,留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思考,在人生的道路中,究竟该怎样前行,卸下顾虑的包袱,我们会走得更轻松,更稳当。
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身的理想与价值,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那么在创造自己的事业征途中,请卸下顾虑的包袱,大胆前行,相信你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将人生的事业分为三个境界,如果我们卸下顾虑的包袱,就可以达到这三重境界,实现自己的理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在不懈努力下,我们会感到,离成功越来越近了,而随之而来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羡慕、嫉妒、忌恨会接踵而来。在不断前行中,如果我们卸下所有顾虑,我们一定可以安之若素,著名文学家苏轼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啊!人生路上,不要有所顾虑,只须认真干好每一件事,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自身价值,望尽属于自己的天涯路。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人生的路途虽然坎坷,虽然崎岖,但我们坚决不能放弃前行,即便道路布满荆棘,我们被绊得满身是血,我们也不能有所顾虑,就像在褒禅山上,有穴窈然,堪称奇景,而王安石那一行人因为顾虑重重,无法领略洞穴中的瑰丽之景。他惋惜地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卸下顾虑,毅然前行,就能领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美景。
穿着外衣和鞋袜,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在道路泥泞溜滑的田埂上挑起一担秧苗,那是因为我们害怕摔倒,弄脏了衣服,顾虑太多,注意力分散的结果。只要卸下顾虑的包袱,就可以担起担子,走到成功的彼岸。大鹏展翅飞翔,扶摇直上,鹏程万里,毫无顾虑。生活中,我们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带着它,我们只能谨小慎微,畏缩不前,放开它,我们才能满怀自信,活得精彩。
“宠辱不惊,静观天上云卷云舒;去留无意,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朋友们,卸下你顾虑的包袱,努力前进吧!相信你会走得更远。
第三篇:宿迁中学高三语文 别让“冷漠症”寒了群众心作文素材 苏科版
江苏省宿迁中学高三语文 别让“冷漠症”寒了群众心作文素材 苏科
版
不把群众放在心上,不把作风顽疾当回事,是一种对上不以为然、对下无动于衷、对法漠然置之的“冷漠症”。发生在林州和鹿邑的这两起事件,为我们改进作风、务实为民提供了反面典型
最近被曝光的两件事情引起广泛关注。在河南林州,一个民警疑似酗酒后突然抢走路人怀里7个月大的女婴,举过头顶后猛摔在地,造成重伤。而在鹿邑县,一名副县长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口无遮拦,雷语不断,“你就是屁”等骂声不绝于耳。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踏实有力地开展,各地各部门都在认真查找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歪风。面对警察涉嫌酗酒伤人的恶性事件,林州市有关部门却只关了当事人15天禁闭,之后让其班照上、警服照穿,如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怎能让群众看到秉公执法的决心?面对孩子的伤痛、群众的反映,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却不闻不问、顾左右而言他,告诉记者“我不知道,你别问我,去问别人”,直到媒体广为报道,才“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这是不是一种无视群众疾苦和呼声的官僚主义态度?至于那位副县长,已经用言语、腔调给自己画了像。看看视频记录,“刘政(原县长)签字等于零”、“找谁都无所谓”、“整个鹿邑县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县长”……令人哭笑不得的狂妄语气中,哪里有半点人民公仆的味道?
不只是对群众的冷漠,还有对法治的漠视。民警摔婴,是执法者犯法,必须依法追究刑责,理应迅速查清事实、严惩不贷,如果仅仅关个禁闭、略施薄惩,法律的权威何在?而鹿邑的那个副县长,执行公务时酒气熏天,与别人发生争吵后竟然大发官威,口口声声称别人“法盲”,对与自己争执的人,却当场命令派出所人员“搞他们”,最终将对方拘留10天。这种霸道做派,到底谁是“法盲”,不是已经清清楚楚了吗?
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然而,像林州处理涉事民警、鹿邑副县长“发飙”这样以内部惩戒取代司法程序、用“土霸王”作风以权压法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更是“久病不觉”,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拦路虎”。一旦心里不信法、办事不依法、处置不循法,干部手中的权力就会不受约束,变得无法无天、恣意妄为,这方面的教训数不胜数,值得高度重视。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一再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边学边改、立行立改,力求实效。发生在林州和鹿邑的这两起事件,提供了反面典型。这再一次说明,一些人并未把群众放在心上,也没把作风顽疾当回事,患上了对上不以为然、对下无动于衷、对法漠然置之的“冷漠症”。如果任其泛滥发展,只会让群众寒心,让活动效果大打折扣,使党和政府损伤公信力。
第四篇:2013高考语文作文素材人生态度
2013高考语文作文素材人生态度
人生态度 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太多挫折要我们去战胜,人生如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剧情中的一个角色,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但每个角色都有深刻的意义。芸芸众生,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有的声望很大,有的却是默默无闻,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只要一心一意,甩掉多余的顾虑,无论是困难还是挫折都将会战胜,心明则路明,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广,人生道路上的荆棘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穿越,而是我们有太多顾虑,只要我们甩掉了多余的顾虑,我们将永往直前,风雨无阻。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只要放下内心的顾虑,人生的道路将畅通无阻。世界赋予我们每个人平等的生命,无多也无少,只要我们用心去感悟,生命将演绎人生的精彩,人生将为无畏者架起七彩彩虹,也为永往直前,风雨无阻的人们绽放花的美丽,而绽放正是花心的裂变。冲破多余的顾虑,一切将会变得简单而从容。面对人生,我们要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诚,要有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得,要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放弃该放弃的,我们最终将会有所得。相反,如果顾虑太多,将会导致止步不前,在这里,我们就要学一学我们的前辈陶渊明先生,他没有任何顾虑,不迷恋官场,毅然回乡,享受他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恬适清淡的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就是他没有顾虑,敢于舍弃的表现。正缘于此,他的美名为历史所铭记。身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面对生存和竞争,也会碰到很多问题。如果顾虑太多,也会裹足不前。例如,当我们参加高考时,如果顾虑重重就会适得其反,从而导致一连串错误。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得太多,将会把我们自己锁在一个牢笼中,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快乐,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才会生活得更快乐、更轻松。就如这则材料一样,这个孩子担心自己的衣服会弄脏而止步不前,当妈妈告诉他,放开心灵,注意力集中,他才毅然担起了担子。并不是他没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而是他没有轻装上阵,放下心中的包袱和顾虑。因此,只要我们集中精力,放下顾虑,勇往直前,就能迈向成功的彼岸。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生活需要勇气,“无臂钢琴师”刘伟值得敬佩,他不会为自己的生活而忧虑,尽管在孩提时代那场严重的事故中他失去了双臂。“没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刘伟如是说。他从未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虑,他知道生命不过只是简单的选择:要么死去,要么精彩地活着。放下顾虑的刘伟最终登上维也那金色大厅,当他用双脚演奏时,世界为他动容。只有我们甩掉多余的顾虑,我们的生活将充满阳光,我们将有能力战胜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挫折,就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生命也将永远精彩绽放!
【评析】怎样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考生在文章开始就写道:“人生道路上的荆棘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穿越,而是我们有太多顾虑,只要我们甩掉了多余的顾虑,我们将永往直前,” 风雨无阻。这段论述紧扣材料,凸显了题旨。文章用“无臂钢琴师”刘伟的事例作为论据,新鲜而富于时代感。这位考生动情地写道:“他从未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忧虑,他知道生命不过只是简单的选择:要么死去,要么精彩地活着。放下顾虑的刘伟最终登上维也那金色大厅,当他用双脚演奏时,世界为他动容。”这段话不仅极具感染力,而且使文章的思想内涵更加充实,振聋发聩,催人奋进。
第五篇:高三优秀语文作文素材之陈寅恪
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曾留学日、德、瑞士、法、美等国,通晓英、法、俄、日、德、希腊、拉丁、梵、蒙、波斯等22种文字,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晚年在双目失明、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1925年,作为当时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性地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被称做“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四大导师中,陈寅恪到校最晚,在当时也最名不见经传。
陈寅恪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经吴宓推荐的,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争执。曹问:“(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听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之后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著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一听,既然外国名家都如此推崇,那就聘请。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的秋天,陈寅恪抵达清华,时年36岁。
陈寅恪家学渊博,祖父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清末“同光体”代表诗人、被称为“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因为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湖南率先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父子俩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寅恪是陈三立的第三子,这一年他9岁。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了经、史、哲学典籍,但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而是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陈寅恪13岁时就送他和哥哥陈衡恪东渡去了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行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等人。而陈寅恪一辈子也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终身背负着家国的使命。1905年,陈寅恪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毕业后获得了他平生的唯一一张文凭。1910年陈寅恪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陈寅恪回国,1918年冬,他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蒙古语。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勤奋学习,积蓄了各方面的知识,并具备了阅读蒙、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汲取西方文化,独立有创见,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4年5月,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赵元任,准备回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前特致函陈寅恪,希望陈氏重返哈佛代其职位。陈寅恪复信婉辞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赵元任见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
在德国留学期间,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的生活却简朴而正派,他与傅斯年一起被誉为“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因为生活艰苦,陈寅恪每餐都吃炒腰花,回国后他去拜访赵元任,赵夫人杨步伟特意为他做了一桌子的猪腰,结果陈寅恪笑说他不喜欢腰花,当时吃它只是因为腰花在德国非常便宜。
陈寅恪在清华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
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又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每次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需要引用的书籍走进教室,他有黄黑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黑布包袱皮。
讲授隋唐史的时候,陈寅恪开明宗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罗香林回忆说,“(陈师)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陈寅恪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陈寅恪讲学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他在阐述历史研究的心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
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非常器重陈寅恪,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识得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越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梁启超也很尊重陈寅恪,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陈寅恪授课,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陈寅恪不仅学问精深,他的诗作继承家学,亦堪称一绝,而在联句(对对子)方面更是不遑多让。他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的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曾被传为一时佳趣(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康号“南海圣人”,研究院学生受教于梁,故称“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王国维为清南书房行走,是溥仪的老师,研究院学生又受教于王,则与溥仪恰为“同学少年”)。他给好友吴宓的一副赠联则是“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吴宓字雨生、雨僧,在婚恋方面颇多周折,与原配夫人陈心一离婚,而他爱慕的人却都属意他人。此联上联典出杜甫,嵌二“雨”字,下联典出李商隐,嵌二“生”字,堪称精妙。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刘文典之邀出考题。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除了一篇《梦游清华园记》的命题作文,就是要求考生对两个对子,其中一个对子的上联为“孙行者”。考试结果五花八门,其中较优者为“祖冲之”,“王引之”更优,而陈先生认为最佳答案应该是“胡适之”。在白话文已经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用“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这在当年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陈寅恪则坚持认为,汉文具有不同于印欧语系的特色,而“对对子”至少具有四大功能:一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是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是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不保,时年85岁的老人陈三立愤而绝食,五天后离世,陈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
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49天后,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抵达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不料随后邮到的书籍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战时离乱,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写作这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的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傅斯年对住在陈寅恪楼下的邓广铭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寅恪躺在床上呻吟,说他快要死了,身体快不行了,他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不写完这两稿,他不死。
陈寅恪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受人尊敬,声名也远播国外。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于是向他推荐了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终于得到满意解答。
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到三块突厥文碑石,学者们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请教陈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的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经陈寅恪翻译,国际学者都十分满意。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唐代)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1940年暑假,陈寅恪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乘船去英国以应牛津大学之聘,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后在全家返回昆明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这令陈寅恪的精神几近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陈寅恪,说在海防旧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下来的消息却让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是不可能的了。接着又有消息传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令陈寅恪彻底地绝望了。
1941年,陈寅恪再次前往香港,这次他是应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邀请,在香港大学讲授隋唐史。同年8月,许地山逝世,陈寅恪接任香港大学系主任一职。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的声望,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并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面粉。但陈寅恪拒不接受日本人的馈赠,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妻子唐筼就往外拖。期间陈寅恪闭门治学,撰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在大灾难面前,他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几年后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陈寅恪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准确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本《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身体羸弱但却从不缺课的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陈寅恪在成都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再次向他发出邀请。1945年9月,陈寅恪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治愈,仅一眼能见微光。
双目失明,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打击,对此陈寅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可以让人了解到他内心的痛苦。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陈寅恪变得异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平静。
抗战胜利了,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返清华园。校长梅贻琦劝陈寅恪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他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清华为陈寅恪配备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进行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地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以追求精确性、彻底性而著称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陈寅恪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陈寅恪在学问方面固然堪称楷模,而其人格力量更是为后世垂范。在上“佛经翻译文学”课时,陈寅恪提到《世说新语》中的一个典故:
愍度(支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大意是说:东晋时期,支愍度和尚想要从北方渡江到南方,同行的还有一个北方和尚,两人商议说:用原来的佛法教义前往江东,恐怕难得衣食温饱,于是二人共同创立了“心无义”说。后来这个北方和尚没能渡江。支愍度和尚过江后讲了几年“心无义”说,后有人从北方来,北方和尚托他问候愍度,并带话给愍度说:“‘心无义’说哪里站得住脚啊?想出这个办法不过是为了暂时解决饭食,不要因此而辜负了如来呀。”“伧”字,原是六朝时南方人对于北方人的一种蔑称,意为“粗陋”,陈寅恪引申为不灵活、不通世故之义。
陈寅恪对这个典故非常感兴趣,曾经专门为此做《支愍度学说考》,并在自己早年至晚期,前后跨越数十年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这一话题,并说自己“守伧僧之旧义”,幸未“有负如来”。
早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陈寅恪就曾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并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愍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挽王静安先生》诗则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在陈寅恪的世界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治学的前提,而治学并不仅仅是为了求生,学术是生命本身,是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是对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天意”、“真理”的领悟和阐释,而不能“有负如来”,就是不能有负真理大道。这是陈寅恪对自己的学术期许,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期许。
1948年,时局再次变幻,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在其针对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中,陈寅恪随胡适同机飞抵南京,最后却应岭南大学校长、教育家陈序经的邀请留在了岭南大学,没有前去台湾。傅斯年到台湾就任台大校长后,曾多次致信陈寅恪邀其赴台,甚至要派专机
来接。后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索性拉着财政部长徐堪一起登门造访,退而求其次,说如果陈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10万港币及新洋房,但陈寅恪不为所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保留着位子,直到1969年陈去世。对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选择留在了祖国大陆,钱穆回忆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陈寅恪的这一选择,使他想要完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的毕生心愿没能实现,也将他已经饱尝颠沛流离的一生的后二十年再次置于腥风血雨之中,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缘看到了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学者用生命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出的实践,看到了一个秉持信念的生命所具有的力量。
陈寅恪在其1950年初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1953年11月,陈寅恪当年最喜爱的学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已经成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汪篯怀揣着两封信,兴冲冲地南下广州,此时的岭南大学已更名为中山大学。汪篯随身携带的两封信,一封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所写,另一封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所写,汪篯此行的目的是探望恩师,并劝说他北返,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像当年一样,汪篯一抵达中山大学,就住进恩师家中,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但汪篯和陈寅恪很快就谈崩了,激愤之下,陈寅恪甚至怒斥汪篯:“你不是我的学生!”22日晨,由陈寅恪口述,妻子唐筼执笔,写就了《对科学院的答复》:“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并说自己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于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并说汪篯“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同时陈寅恪还提出了自己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要求汪篯将自己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才公诸于世。即使在今天读来,陈寅恪这番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言辞依然振聋发聩,震撼人心。值得一提的是,汪篯一直对恩师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时他的治学方法也深深地打有陈寅恪的烙印,他后来关于唐太宗研究的文章中很多观点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比如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仍然批评唐太宗晚年“对忠臣诸多猜忌,喜听阿谀之词,骄傲自满之风日盛”,肯定魏征犯颜直谏的精神,但他没能逃出那个时代天真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性命运。1966年6月10日,汪篯在家中服敌敌畏自杀身亡。
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一直蛰居岭南。陈寅恪以前上课讲到会心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目盲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那时慕名前往拜访陈寅恪的显耀人物很多。虽然因为目盲得以回避很多事情,但对于时局,陈寅恪依然有着一个历史学家清醒而睿智的认识。周扬曾经回忆道:“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儿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1959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陈寅恪晚年照片1961年夏天,陈寅恪阔别十年的挚友吴宓来访,吴宓在日记中记述道:“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吴宓在广州逗留五天,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分别时,陈寅恪写下《赠吴雨僧》:“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这的确是陈寅恪和吴宓的最后一次见面。1962年7月,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摔断右腿股骨,从此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长年卧床,两年多后吴宓才得知这一消息,他打算再次南下,帮助挚友“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但筹划三次均未能成行。晚年的陈寅恪遭受着目盲、膑足之苦,虽然有着“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的感叹,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煌煌85万言的《柳如是别传》,通过柳如是这样一个风尘中的奇女子,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其中融贯了陈寅恪对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陈晚年的助手黄萱说:“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虽然如此,陈寅恪一直存有的整理《大唐西域记》的计划却无法再实施了,他曾感伤地说:“我现在也有玄奘翻译大宝积经之感,觉得精疲力竭,精力已尽了。”
1964年,陈寅恪将许多人都想一窥究竟而终不能如愿的晚年诗作,托付给性情刚直耿介的学生蒋天枢,1并为此写下《赠蒋秉南序》一文和三首七绝,其中一首云:“俗学阿时似楚咻,2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3同邱貉,此恨绵绵此未休。”
1966年7月,陈寅恪被停发工资,冻结存款,大字报由陈寅恪居住的楼外糊到了室内,甚至躺在床上的陈寅恪的衣服上也被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此景,妻子唐筼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鸣。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高音喇叭被绑到陈寅恪的床头之上。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但他仍以自己一贯的风格和言辞,顽强地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清华的早年弟子刘节,当时代替老师出去被批斗。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他认为经年遭受病痛之苦、在抄家中心脏病发作的爱妻可能会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所以他预先写下了一副哀悼爱妻的《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的妻子名唐筼,又名唐晓莹,是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景崧别号南注生,1蒋天枢,字秉南,复旦大学中文系、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曾在清华师从陈寅恪、梁启超。1958年,校方开会,与会者为“大跃进”大唱赞歌,蒋天枢只说了句“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的话”便拂袖而去。“文革”期间,没知识的人整有学问的人,高等院校里于是盛行“考”教授。蒋天枢故意在考场上交白卷,并扔下一句:“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 2楚咻,典出《孟子·滕文公下》,这里指众人喧嚷;
3河汾:隋末大儒王通在黄河、汾水之间设馆教学,来此求学者达一千余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都是他的门徒,这些人都是唐初的功臣,时称“河汾门下”。洛社:宋欧阳修、梅尧臣等在洛阳时组织的诗社。欧阳修《酬孙延仲龙图》诗云:“洛社当年盛莫加,洛阳耆老至今夸。”
甲午战争失败后领导过反割台运动,陈寅恪曾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在清华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对于儿子年近不惑,仍未婚娶极为不满,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一日同事与陈寅恪闲谈,偶尔提及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同事不知“南注生”是什么人,陈寅恪吃惊地说:“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于是登门造访。经过简单的交往和了解,不久,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通过媒妁之言,缔结了偕老之约。25年后,陈寅恪曾经有诗回忆这段奇缘:“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果剩一支无用笔,饱濡铅泪忆桑田。”
唐筼体质羸弱,在大女儿出生时,她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此后几十年,病体支离的她,以孱弱的身躯撑起家庭的重担。在陈寅恪失明后,唐筼不仅要照顾陈的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信件,还承揽了家中所有来往书信的回复,并一度担任陈的助手,她的能诗善文、上佳书法在此得到了展示。
1950年,因为唐氏家族在“土改”中受到冲击,唐筼突然携带女儿去了香港一个多月,但在去与留的问题上,作为妻子的唐筼最终还是选择尊重丈夫的抉择,回到了祖国大陆。
陈寅恪摔断股骨之后,长年卧床,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所有的“声明”、“抗议书”,乃至“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的手笔,陈寅恪内心的痛苦、忧愤,应该说唐筼感受得最深切,也最剜心透骨,尽管如此,她却总是努力用女性的全部柔情为丈夫带去心灵的慰藉。1955年,在两人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题诗曰:“同梦葱葱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唐筼步原韵和道:“甘苦年年庆此秋,也无惆怅更无愁。”同年为陈寅恪祝寿,唐筼赋诗道:“今辰同醉此深杯,香羡离支佐旧醅。郊外肴蔬无异味,斋中脂墨助高才。考评陈范文新就,笺释钱杨体别裁。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尾联满怀深情地回首27年前二人在京华初识的情形,也表明自己虽然历尽磨难,依然无悔当初的选择。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陈寅恪一家的照片1969新年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自己生活了16年的家。同年5月5日,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少数至亲好友偷偷探望,陈寅恪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0月7日晨5时许,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唐筼从容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并对人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
陈寅恪在1964年的《赠蒋秉南序》中,以简洁的文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和文化观: “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唐代大家韩愈在《伯夷颂》中有云: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矣。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