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效力及其解释个案透析

第一篇：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效力及其解释个案透析

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效力及其解释的个案透析

[案情]2000年10月8日，秦某购置宝马轿车一辆，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向其核发了临时行驶车号牌，此号牌备注栏中记载：此号牌只限在北京市范围内行驶。同年10月10日，秦某与华泰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并交纳了保险费。保险单正面记载，号牌号码为待领，投保险别为车辆损失险及第三者责任险，行驶区域为国内行驶，保险期间为2000年10月11日零时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时止。2001年1月23日投保车辆在山西省太原市某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辆损坏，投保人支付了车辆修理费及拖车、吊车等费用。后来，秦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保险公司向其出具了拒赔通知书，理由是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时投保人只持有临时行驶证号牌而没有正式的行驶证，且该号牌注明只限在北京范围内使用，故根据保险条款第5条第11项应以拒赔。

需要说明的是，保险单正面有一栏名为“明示告知”的内容，其中第3条为“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这里所指的保险条款系附在保险单背面的保监发[2000] 16号文件——《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其中第5条载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或第三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该条第11项为：“除本保险合同另有书面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

[不同见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秦某与保险公司双方对于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免责范围已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投保车辆必须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并经检验合格，否则保险人对于车辆损失或第三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负责赔偿。保险人将该条款以书面形式告知了投保人，双方将此作为合同的一项内容加以确认后，即应按照该条款履行。发生交通事故时，原告虽持有车辆临时行驶号牌，但该号牌记载有明确的行驶范围，超出该范围，投保车辆应视为无合法号牌。根据双方的约定，在无号牌的情况下，保险人不承担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应驳回原告秦某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这里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无需投保人询问或者请求，保险人应当主动地进行全面完整、客观真实的详细说明。本案中，保险公司仅在保险单正面用书面提醒投保人注意附在保险单背面的免责条款，是远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因此，该免责条款无效。同时，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现在双方当事人对被保险车辆是否有行驶证和号牌这个问题产生分歧：保险公司将秦某超出交通管理部门限定的行驶范围驾车，视为该被保险车辆无合法号牌，而秦某认为超出行驶范围驾车不应类推为无行驶证。另外，双方对保险条款第5条第11项所谓“另有书面约定”所指为何也难以形成一致意见：秦某认为，保险单正面记载号牌号码为待领，行驶区域为国内行驶，保险期间为2000年10月11日零时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时止，这三项记载事项足以证明保险合同“另有书面约定”；而保险公司则主张，上述记载事项尚未能构成对第5条第11项免责条款的排除适用。这表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未说明清楚，应当对该模糊条款所导致的争议负责，法院应直接适用保险法第30条所规定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出对投保人有利而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判决保险公司向秦某支付保险赔偿金。[评析] 要想正确处理本案，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附在该保险单背面的标准保险条款第5条第11项是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二是对该条款应该如何进行解释才比较妥当？下面，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本案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由于保险活动具有相当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很难为一般人所了解和熟悉，再加上保险公司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保险合同在实际上普遍采取了格式合同的形式。换句话说，即是保险合同是以格式保险条款为基础订立的合同，这一点充分地表现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之中。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广泛地利用保险单的形式，通常由投保人提出投保申请并在保险人事先就已经印制好了的投保单上填写一些极为有限的事项（如投保标的、投保险别、保险期间、保险金额等），其他关于投保人与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的基础条款都由附在投保单背面的格式条款详细规定，投保人只能在接受或不接受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然后，保险人在投保人填写好的投保单上签字或者签发保险单。当然，双方也可以通过书面方式用补充约定增加或减少保险条款，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保险人往往缺乏与保险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极少有与保险人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力不是平等的。保险人一方在经济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就很可能将一些不利于投保人的条款，包括免除或者限制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的条款强加于投保人，导致保险合同的利益失衡。为了重新平衡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投保人这一弱势群体，法律有必要对保险合同的条款进行控制。因此，法律规定，在保险合同的订立阶段，保险人负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义务，否则该条款不生法律效力（《保险法》第17条）。需要指出的是，《保险法》第17条所说的“责任免除条款”应作广义解释，既包括完全免除责任的条款，也包括限制责任的条款。这里所说的“不产生效力”不是指未经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已经成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即被订入保险合同）但不生效，而是指自始至终未被订入保险合同，自然不对保险当事人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如果在一般场合，合同一方在书面合同条款上签字，即使其事实上不了解该条款内容，法律也视为其就该条款与对方当事人达成了合意。这是现代社会重视交易安全，对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倾向于采取表示主义的当然结论。但是，在保险合同的场合，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法律不得不在交易安全与意思自由两种价值取向中妥协，更加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投保人已经在保险条款上签字，从表面看起来投保人好像接受了该免责条款，实际上不然。因为投保人对保险业务比较陌生，有可能全然不知有免责条款的存在，或者不甚了解免责条款的法律意义（内涵和法律后果）；在这种状态下，若保险人事先不对投保人作详细的说明，无异于投保人被强制接受该条款，有悖于合同法所倡导的合同自愿原则。既然投保人的意思表示里不含有该免责条款，又谈何当事人对该免责条款达成合意呢？这样的免责条款充其量只不过是格式条款文本，而非格式条款。[i] 那么，如何理解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呢？《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太原则化和抽象化，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容易对此问题产生争议。实践中经常发生保险人主张其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而投保人却予以否认的情况。我认为，要判明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关键在于，根据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具体环境，保险人的说明是否已经达到使投保人知悉免责条款的内涵和法律效果的程度。与一般合同的格式条款不同，保险人仅提醒投保人注意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的存在犹为未足，仍须就保险人承保风险的范围、不承保风险的范围、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事由、投保人的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事项以明确的、不含糊、不致于引起歧义和误解的语言向投保人解释清楚，说明该条款对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权利义务有何影响。保险人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可以将该说明内容作成书面形式，由投保人在上面签字，这是防止日后发生纠纷的最好做法。当然，保险人以口头或者其他书面的方式来说明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也未曾不可[ii]，这时，法官要凭诚实信用的原则来断定保险人是否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这一点也为2000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所承认：“《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本案中，尽管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附在保险单背面的免责条款，但是对该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未置一词，显然不能够认为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不过，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提出证据证明其曾向投保人对免责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及适用等各个重要方面作出了解释，该免责条款就可以成为保险合同的一部分，但不能空口无凭。

二、关于本案所涉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

假如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上述免责条款的效力又如何呢？

（一）不能直接适用《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

《保险法》第30条 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是学理说称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也是为世界各国保险法律制度所普遍遵循的原则。之所以确立该原则，是因为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保险单由保险人事先拟定并印制好，保险条款中已经充分考虑并体现了保险人的利益。而保险人非专业人士，对保险业务不熟悉，往往不能意识到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的地方，只能按照自己的“合理期待”（即合理理解）来行事。为了保护投保人的这种“合理期待”，当保险合同条款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时，防止保险人利用经济上或者专业上的优势地位损害投保人的利益，于是法律要求法官对该有疑义的条款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iii] 有人认为，只要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保险条款有争议就应该直接适用《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第一，这种看法混淆了合同解释原则与合同解释规则的性质和功能。所谓合同解释原则是贯穿于合同解释过程中对适用合同解释规则起指导性作用的依据。合同解释规则比合同解释原则更具体，一般应优先适用规则，在规则不敷应用之际原则才能被法官运用来填补法律的漏洞，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处理。《保险法》第30条是对保险条款解释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然，相对于合同法而言，它属于一条规则），如果径直适用势必构成对保险法条文体系完整性的破坏，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第二，这种看法有悖于《保险法》的立法原意，不恰当地加大了保险人的责任，过分地袒护投保人，走到了维护投保人利益的反面，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虽然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但保险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双方经过平等自愿的协商之后而成立，投保人还是有很大程度的意思表示自由的，倘若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对保险条款作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便是无视保险合同作为民事合同的根本属性。在实践中，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当时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与保险人说明的含义并无二致，但为了达到向保险公司索赔的目的，强词夺理、故意曲解和歪曲保险条款的意思，人为地在事后造成双方对保险条款有争议的假像，这样的情况也并非没有。第三，这种看法忽视了我国保险业的特殊监督管理制度。其实，在保险条款的制定方面，保险人也不是可以只从自身利益出发、随心所欲地拟定不利于投保人的条款或者以图设置陷阱而故意使用含糊其词、似是而非的条款的。《保险法》第106条 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一般而言，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由公正的第三人（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订立，或者经过公正的第三人审查，[iv]已经对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作了适当的平衡，此时，就不必过分地偏向于投保人。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谨慎地运用疑义利益原则，只有在运用其他合同解释规则仍然无法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时候才能适用该原则，而不是优先适用。

（二）综合运用一般的合同解释规则与保险合同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保险合同双方对格式保险条款第5条第11项的含义发生了争议，比如，对“行驶证”的概念、“另有书面约定”的涵义的理解，各有各的说法。法官究竟应采纳哪一方的理解作为判决的基础，这里涉及到合同的解释问题。

1、合同的一般解释规则

《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一条是对格式合同条款的一般解释原则，保险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当然也应该适用这一解释原则。[v]这一原则是：对格式条款首先应运用一般的合同解释规则之后，如果仍然不能消除对格式条款的疑义时，才能够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第125条对合同的一般解释规则作了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依此，合同的一般解释规则包括以下几种：

（1）文义解释规则

所谓文义解释规则，是指依据合同条款的通常含义进行解释。合同条款用语的通常含义是按照该词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解所得出的意思。[vi]文义解释是合同解释的基础。如果从字面意义上考察，合同条款的含义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话，该合同条款的解释就应该到此止步；如果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通常理解，就有必要运用其他解释规则在这一种以上的含义范围内进行取舍。另外，如果合同词句是一般上的用语，就应当按照一般的通常的含义来理解；如果词句是专业用语，就应当按照专业上的特殊含义来理解。[vii]

（2）整体解释规则

所谓整体解释规则，是指把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各个合同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所处的地位和总体联系上阐明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用语的含义。[viii]对该原则的经典表达是《法国民法典》1161条的规定：“契约之诸条款可互为解释，以赋予每一条款依据整个契约而产生的意义。”对合同条款采取整体解释规则，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合同当事人在同一个合同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贯、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如果合同的解释者对同一合同文本里面的条款之间作出了相互抵牾的解释，必定是解释过程发生了错误，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思发生了错误。

（3）习惯解释规则

所谓习惯解释规则，是指在合同文字或条款的含义发生歧义时，按照习惯或惯例的含义予以明确；在合同存在漏洞，致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时，参照习惯或惯例加以补充。[ix]习惯有兼具解释与漏洞补充的功能，在当事人未明确、未约定的场合发生适用于当事人的效力，与合同的任意性规范有近似的特点，但是有优先于任意性规范的效力。当然，习惯当作解释合同条款的标准时，前提是该习惯合法、不为当事人明示或默示的意思所反对。

（4）目的解释规则

所谓目的解释规则，是指依照合同当事人所欲达到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效果而对合同进行解释。合同的目的分为抽象的目的和具体的目的。前者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有使合同有效的目的，如果合同条款互相矛盾有使合同有效与无效两种解释，那么应作使合同有效的解释。具体的目的是指合同本身所追求的具体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效果。[x]合同的条款只不过是当事人为了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因此，合同目的是当事人真意的核心，是决定合同条款具体内容的指针。[xi]合同目的解释规则的功能在于检验其他合同解释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妥当性，可以推翻或者佐证诸如文义解释、整体解释、习惯解释的结果是否正确。

（5）公平解释规则

作为合同解释规则的公平解释规则是民法公平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具体化，要求合同所分配的利益在当事人之间有一个平衡，能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等价有偿原则。一般来说，交易双方利益不平衡的情形有两种：一是主观上的不平衡；二是客观上的不平衡。前者是指当事人主观认为得到的不如付出的多，后者是指交易的客观结果，即以商品价值来衡量的给付和对待给付不对等。[xii]我认为，只是主观或者客观的不平衡不足以构成不公平，应将两者结合起来看，在同时构成主观和客观的不平衡状态时，才能认定合同不公平。公平解释原则的功能是，在尽量使合同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解释来校正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天平，而不是通过确认合同的显失公平来使撤销或变更合同。此不可不察。

（6）诚信解释原则

所谓诚信解释规则，是指依据双方意思表示合理地进行解释，任何一方不能因合同而获得显失公平、不合理的利益。[xiii]在这里我不用“诚信解释规则”的概念，意在强调诚信解释作为一个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而在整个解释过程中起到“君临天下”的统帅作用，非一般解释规则可以同日而语。上述解释规则无不是诚信解释原则的具体化和运用，处处闪烁着诚信的精神。运用上述解释规则得出的解释结论也要靠诚信解释原则来检验其正当与否。

2、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既然格式条款也是合同条款，自然免不了要适用一般的合同解释规则。如前所述，为了保护意思表示弱势方（格式条款提供方的相对方）合理期待的利益，法律对格式条款规定了除适用一般解释规则之外，还规定了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这里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概念，是在一般合同中相对于“诚信解释原则”而言的。如果在类似保险合同这样的格式合同中，有利于格式合同接受方的解释规则的地位便上升为一项解释原则，因为这变成了“诚信解释原则”在这类格式合同中的最常见、最普遍的要求，有必要冠以“原则”来突显其重要地位。

3、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顺序

上述解释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有一个大致的适用顺序。否则，不同法官根据从中随意抽取不同的解释规则来对合同进行解释，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利于维护法律适用过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由合同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共同真实意思所决定，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也应以何种解释更接近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来排出一个次序。我认为，合同解释是以合同文本作为解释对象的活动，操作时当然应以文义解释作为第一顺序。

合同条款的含义在具体的语境中比较容易显现出来，即要结合合同条款的上下文，从整个合同来考察，从合同整体来解释合同部分，又从合同部分来解释合同整体，如此循环往复，使合同解释臻于完善，而不是断章取义。可以说，整体解释规则是在用文义解释发现合同条款有不只一种含义时，为了限缩字面意义的范围，或者寻找与字面意义不同的与合同整体逻辑想吻合的解释。因此，整体解释放在第二次序比较符合思维的正常展开过程。

习惯解释是从当事人的交易环境这个更大的“语境”来理解合同条款，与整体解释有同样的功能，亦宜处于第二次序。

从合同的目的最易于探知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故从理论上来讲，合同的目的原本属于第一次序的解释规则。但是，由于合同的目的脱离了合同文本，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从得知。因之，在解释的操作层面上，合同的目的解释规则宜放在上述三种解释规则之后，对它们的解释结果进行检验，看是否符合合同目的。一旦与合同目的相背离、不一致，就应坚决地抛弃上述解释规则，采用目的解释规则。

处于第四位适用顺序的应为公平解释规则。有时无论从文义解释、整体解释、习惯解释，还是从目的解释，都无法最终确定合同条款的真正含义。如果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比较方面去考虑，往往可以另辟奚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根本上来说，订立公平、合理的合同也处于当事人的目的范围之内。

最后适用的当属诚信解释原则，这是由诚信原则的抽象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从广义上说，上述解释规则都是诚信解释原则的具体体现。但一旦穷尽了其他解释规则仍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时，就应直接求助于诚信解释规则，依凭法官内心的公正理念来自由裁量。在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的情况下，又有比前述解释规则更抽象却比诚信解释原则稍具有可操作性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其适用顺序应介于前述解释规则与诚信解释原则之间。

上述的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顺序只是一个大致的顺序，不可在运用的时候拘泥于顺序，生搬硬套或者只使用一种解释的规则，而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多种规则，使之互相检验、互相佐证。总之，应以合同合法、有效、合理、公平为解释的指导原则。[xiv]

（三）合同解释规则在本案中的具体运用

本案系争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第5条第11项写明，“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是，本案的被保险车辆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临时车行驶证，而该证的备注栏上又规定了该车的行使范围限于北京市内。此时，被保险车辆是否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不无疑问。即使认为被保险车辆是否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保险单正面的记载事项（号牌号码为待领，行驶区域为国内行驶，保险期间为2000年10月11日零时起至2001年10月10日二十四时止）是否属于该条款所指的“另有书面约定”，也值得讨论。我认为，本案被保险车辆没有正式的行驶证不属于“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的情形，保险单的上述记载也构成了对该保险条款的特别约定。

第一，从文义解释规则来看，难以认定被保险车辆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行驶证”是一个专有名词，应按专业上特有的含义来解释。机动车行驶证是准予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证件。为了方便车辆使用人用车，在一定情况下，交通管理部门在核发正式的行驶证之前还可以核发临时行驶证。对于临时行驶证是否属于保险条款所说的“行驶证”，超出临时行驶证驾车是否能够视为没有行驶证这两个问题，法律、行政法规没有作具体规定，我们不得而知。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我们不能仅用一种解释规则来解释合同条款。当用文义解释可以得出不同或者截然相反的解释时，我们应通过其他解释规则（如整体解释、目的解释、公平解释、疑义利益解释、诚信解释等）发现当事人所赋予合同条款的含义。

第二，本案无法用整体解释规则来确定“行驶证”的含义。保险单正面载明了车辆的号牌号码为待领，并没有说明行驶证为待领。如果保险单载明行驶证为待领的话，完全可以据此将“行驶证”解释成“正式的行驶证”，将临时的行驶证从“行驶证”的外延中剔除掉。

第三，从目的解释规则来看，临时行驶证应属于保险合同所说的“行驶证”。包括机动车保险合同在内的财产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支付规定的保险费，保险人对承保标的因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协议。保险合同的目的具有保障性。对投保人来说，其目的是希望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其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给予赔偿；对保险人来说，则是通过收取保险费，积累保险基金，保障投保人在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后生产或生活上的安定。[xv]如果保险人对投保人只持有临时行驶证而未取得正式的行驶证这个期间的保险事故不予以赔偿，一个理性的投保人就不必在这段期间投保，或者将保险期间约定在自交通管理机关核发了正式的行驶证之日起算。另一方面，保险监管机关制订格式条款的第5条第11项的真实目的是，促使投保人尽量避免被保险车辆被注销行驶证或者根本不具有适于行驶的安全性能时发生交通事故，防止保险人在保险标的风险增大时承担过高的风险。而本案的被保险车辆有临时行驶证，证明其具有适于行驶的安全性能，因而不属于保险人被免除保险责任的范围。

第四，从公平解释规则来看，临时行驶证也应属于保险合同所说的“行驶证”。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的安排要对双方都有利，要求双方的权利义务基本对等，不允许一方享有权利而另一方只承担义务的极端不对等的现象。保险费主要是根据保险类别的风险出现的概率来计算的。在一个具体的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所支付的对价可能是不完全对等的，但保险人在所有的保险合同中所支付的保险赔偿金额总数与其集中此类风险的保险费总和呈相应的比例。因此，从一类保险合同的总体来看，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与支出的保险赔偿金额加上经营费用，是大体相等的。保险人承担的风险越高，保险责任越大，投保人所应支付的保险费就越多。反之亦然。但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保险人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坐收保险费的情况。本案中，如果将“行驶证”解释成“正式的行驶证”，那么，保险人对2000年10月11日零时起至投保人获得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正式的行驶证这段期间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任何责任，却收取投保人的保险费，明显是不公平的。另外，即使被保险车辆超出临时行驶证划定的行驶范围行驶，也没有增加保险标的的风险，保险人没有正当的理由将这种情况作为免责事由。

第四，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看，法官应作出对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在保险合同订立的过程中，保险人明知被保险车辆还未获得正式的行驶证，投保人根据一般人当时的合理理解很可能会认为“临时行驶证”属于“行驶证”，却故意或者过失地不对这个概念加以详细解释，也不告知投保人不能跨区间驾车，就应当对表述不清承担不利于自己的解释的后果。又由于格式保险合同条款在当事人填写保险单之前就已经存在，保险单正面的记载事项可以视为对格式条款的变更：保险期间由自获得行驶证开始变为自记载之日起，行驶区域由原来的行驶证限定的区域变为全国范围。这样的解释也是非常合理的，保险人理应对这些可能存在的理解作进一步说明，却没有做到，按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去诠释合同条款最合适不过了。

第五，从诚信解释原则来看，上述解释的结果都符合了诚实信用的交易行为准则，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分配得到了均衡，使该合同条款有效、合理和公平，值得肯定。

三、本案结论

通过运用上述合同各种解释规则合理解释了系争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之后，本案的结论就不言而喻了。在保险人未对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作“明确说明”之前，该免责条款未被订入合同，因而根本不生法律效力。即使保险人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解释规则互相印证来证明本案情况不属于格式条款第5条第11项所包括的范围，保险人不能够被免除保险责任，因此，必须向投保人支付保险赔偿金。

第二篇：保险合同解释案

保险合同解释案

案例一 1998年4月8日，孙某购买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同年4月9日，孙某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约定：孙某为该桑塔纳轿车投保包括机动车辆盗抢险在内的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附加险全部险种，保险金额为185 000元；保险期限自1998年4月10日起至1999年4月9日，孙某交纳了保险费。上述保险单背面附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机动车辆保险特约条款、机动车辆盗抢保险特约条款（代号G）等。1998年11月30日，孙某投保的桑塔纳轿车在北京市S区孙某居住地被盗。当日，孙某向北京市公安局S区分局报案并通知了保险公司。后经公安机关侦查，该被盗车在新疆吐鲁番市被发现，且该车已被吐鲁番市高某在不知是被盗车辆的情况下将车购得。1999年1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S区分局派员前往新疆吐鲁番提取被盗车辆，因购车人高某阻挠未能将车提回北京。该车现仍扣在新疆吐鲁番市公安局。孙某因此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但遭到拒绝，故孙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在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机动车辆盗抢保险特约条款第一条约定如何理解上。该条款规定：“保险车辆因全车被盗、被抢劫或被抢夺在三个月以上，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未获者，保险人对其直接经济损失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孙某认为，“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未获者”中“未获者”指的是被保险人，因此在公安机关立案三个月后，孙某未获得该车，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保险责任；而保险公司认为“未获者”是指公安机关，不是指被保险人，现在公安机关已经实际掌握该车，保险公司就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双方对此各执一辞。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车险部因此案专门对机动车辆附加盗抢险条款作了解释，称：全车盗抢险保险责任构成的条件是“满三个月未查明下落，即下落不明”。另外，本案就盗抢保险特约条款第一条如何理解，向北京市公安局专门负责机动车盗抢案件的二处十队咨询，该处称，“未获者”应指公安机关。处理意见 对保险公司是否构成保险责任产生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不构成保险责任。因为在机动车辆盗抢保险特约条款第一条中明确规定“经公安机关侦查未获者”，就此语句在文字上的理解，很明显“未获者”指的是公安机关，而本案中公安机关已经实际掌握了被盗车辆，只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未能将车发还失主，这不能认为是未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保险法规的监督、实施者，他们的解释体现的是保险法规的立法本意，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他们的解释法院应予认可。另外，虽然市局二处十队不是立法机关，没有司法解释权，但他们是具体的执法机关，以往办案的经验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因此，既然公安机关已经查获被盗车辆，保险公司就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构成保险责任。理由是孙某投保的车辆被盗后，该车在三个月内虽已被公安机关查获，但盗车案尚未被破获，现也无证据证明吐鲁番市购车人高某的购车行为是恶意的，最后导致孙某对该车的权益无法实现。根据公平原则，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第三种意见也认为保险公司构成保险责任，但理由与第二种意见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不利解释原则。根据此原则，在本案中孙某与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条款的争议，法院应作出有利于孙某的解释，那么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保险责任。虽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出了有关的解释，但此解释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的，在与孙某签订保险合同时，并未交予孙某，也无证据证明对特约条款向孙某作过解释，因此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即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在当事人采用标准格式条款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对方的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这样才能有利于维护双方合同利益的平衡。签订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被保险人是处于弱者地位的，从维护公平，保护弱者的目的出发，保险法第30条规定的不利解释原则是十分有必要的。另外，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亦有类似的规定。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虽然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但对本案的处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本案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判决保险公司构成保险责任。

案例二 2003年6月18日，湖北省枣阳市已故个体司机陈革新的妻子刘青会向枣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枣阳人保公司赔偿其车上座位险保险金10000元。诉讼事由是，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２日，陈革新向枣阳人保公司为其牌号为鄂Ｆ２１９０９号大货车（核载３人）投保，险种分别为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及附加险中的车上座位险（投保３座，每座１００００元）、车上货物险、无过失责任险、玻璃单独破损险，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后，陈革新向枣阳人保公司交纳保险费５１４１．２０元，保险期限自2000年９月２３日零时起至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２日２４时止。

2001年9月14日，陈革新驾驶他的大货车由陕西拉苹果行至３１２国道商州市麻街岑路段时，由于道路阻塞，遂依次停靠在路右侧。接着，陈革新下车检修车辆，不料车辆后滑，陈躲避不及，被当场轧死在车轮下，并将车后停放的鄂Ｆ２２９４６号和赣Ｌ１０９３６号大货车撞损，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事发后，商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责任认定书，认定陈革新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承担全部损失费。枣阳人保公司接到陈革新之妻刘青会的通知后，经审核仅赔偿了车辆损失险的费用８１４．４０元，对其车上座位险保险金拒绝赔付。为此双方发生纠纷。

在法庭上，由于双方对保险合同条款理解有较大分歧，因此，对陈革新在车辆使用过程中死亡，保险公司是否应予赔偿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

枣阳人保公司辩称，依据中保监发（２０００）１６号《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部分附加险中的车上责任险条款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车上人员在车下时所受人身伤亡，保险人应当免责，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则不同意这一观点，同时认为保险公司在陈革新投保时未说明“车上人员”不包括驾驶员，按通俗理解，“车上人员”应当包括驾驶员在内。

枣阳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革新在枣阳人保公司投保，并交纳了保险费，枣阳人保公司予以接受，故双方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根据《保险法》第３１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原告刘青会要求被告枣阳人保公司赔偿车上座位险保险金１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枣阳人保公司辩称刘青会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６日，枣阳市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决枣阳人保公司支付原告刘青会车上座位险保险金１万元。

判决作出后，被告不服，向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日前，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点评：根据《合同法》第４１条和第３０条设定的合同解释原则，车上责任险中的“车上人员在车下”语意不确定，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这里的“车上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驾驶人员，二是搭乘人员。

对“车上人员在车下”的歧义通常存在两个方面情况：第一，交通事故中，车上人员的伤亡可能有一个过程，比如被抛出后摔到地上，如果是致命伤则是落地时与地面或地上附着物撞击形成，这时，应认定是在“车上”还是在“车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以车上人员是在车下受害的抗辩理由不应被采纳。如果是被保险人或其驾驶员允许搭乘人员下车方便、就餐、购物时发生，这时搭乘人员是在“车上”还是“车下”，不能一概而论。保险人如果要求搭乘人员违背公序良俗在车上“方便”，则不应予以采纳。第二，被保险人及其驾驶人员在车辆运行过程中的活动不应限于在狭义的“车上”，如因运行中需临时维修等原因而停驶，被保险人及其司乘人员可能要下车设置警告标志、维修等。对这类“车上人员”是否在“车上”，可以作广义和狭义的解释。狭义的在“车上”，就是身体之全部或一部分处在车辆这种固体物之上、之内。面对此类情况，则应按广义的来理解。保险主管部门制定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没有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根据前述合同解释原则，当然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即被保险人、驾驶人员在车辆运行过程中下车设置警告标志、修换轮胎、加油、临时维修等，应当确认为“车上人员”在“车上”。案例三 1997年8月1日，张某投保了人寿保险及附加意外伤害保险，同年8月30日，张某在工作时右手不慎卷入分切机内，致使右手中指、无名指及小指三指残疾，医院和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为右手小指末节缺失，第二关节僵硬；无名指第二、三关节僵硬畸形；中指第二关节僵硬。以上三指掌指关节活动尚可。张某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所附《保险公司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和《保险公司人身意外伤害残疾给付标准》第二十项约定，即“一手中指、无名指、小指残缺者给付保险金额的18％”，要求保险公司给付意外伤害保险金3.6万元。保险公司认为，从张某的伤残程度来看，其右手小指部分缺失，中指和无名指只是部分丧失功能，不符合上述比例表和给付标准第二十项“残缺”的规定，只能适用第二十一项约定“一手中指、无名指、小指之指骨部分残缺的给付保险金额的2％”，即给付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4000元。张某对保险公司的赔付决定不服，起诉至法院。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未告知张某“残缺”的含义，双方对该两字的含义发生了歧义，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保险合同的条款双方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解释，“残”是“残废”的意思，“缺”是“缺失”的意思，张某的伤残程度符合《保险公司意外残疾给付标准》第二十项的规定，保险公司应给付张某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3.6万元。

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是关于保险条款约定不明时应当如何解释以及赔付的问题。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其组成部分之一保险条款是保险公司拟定的，保险公司在拟定条款时难免较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另外，由于保险条款内容涉及许多专业术语，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缺乏专业知识，往往难以对保险条款作深入的理解。从本案来看，保险条款中第二十项规定的“中指、无名指、小指残缺”与第二十一项的“中指、无名指、小指之指骨部分残缺”的给付比例是不同的，但是保险条款并没有具体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指骨部分残缺”也属于“残缺”的一种，张某的伤残情况符合第二十一项的规定，也符合第二十项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选择有利于被保险人给付比例的解释是正确的。

案例四 原告：张国庆，男，1969年8月27日出生，土家族，个体工商户，住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沿河东路。

委托代理人：张代明，湖北曦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五峰公司），住所地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法定代表人杨晓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一审）：陈圣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汤行健，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再审）：赵定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宜昌分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再审）：邓宜平，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国庆与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因车辆保险合同纠纷，向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张国庆诉称：原告于1999年12月22日购买的华川牌鄂Ｅ20914农用车在被告处投保，交纳了保险费并签定了保险合同。200x年3月6日，原告所驾驶的鄂Ｅ20914农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

原告及时报告了被告并索赔保险金。被告却以原告驾驶证与所驾车辆不符为由，拒绝赔偿。原告认为被告拒绝赔偿理由不成立，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按保险合同赔偿原告69346.40元的保险金。

被告人保五峰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原告所驾驶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部门进行勘查所得出的结论，原告在发生交通事故所持有的驾驶证与所驾驶的车辆不相符，依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原告不能得到赔偿，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11月原告购得华川牌农用车一台，并在交警部门办理正式牌照鄂Ｅ20914，挂靠县公路段从事运输业务，同年12月19日向被告投保，期限为一年。1999年12月23日，原告又与被告再次续签保险合同，期限为一年。双方签订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为该农用车的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为4万元；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偿限额5万元；车上座位险，每座5000元，3座计15000元。200x年3月6日，原告驾驶该农用车由五峰开往宜昌，途径宜都红东公路超车行使时与逆向行使而来的鄂ＥＡ7033五十铃小货车相撞，造成特大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及时向被告报告了情况，宜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也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报告》，均认定两车严重损坏，基本报废。之后原告向被告提出保险索赔，并将车辆损失以及住院治疗的有关单证交至被告处进行审核，被告在200x年11月口头通知原告，称原告驾驶证与所驾驶车辆不符，拒绝赔偿，将所有单证返还给原告。

对于上述案件事实，有以下书证予以证实：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单》、宜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发生后的《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认定书》以及被告出示的《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报告》，都当庭质证无疑，可以认定。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原告作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从双方保险合同的形式来看属于固定化格式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被告作为提供合同条款方，依据法律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解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所持有的驾驶证是否有效，被告认为，“原告所持有的驾驶证与驾驶车辆不符是故意行为，依照合同被告具有免责权利”。原告认为，原告所持驾驶证及所驾驶的车辆牌照都是在交通部门通过合法手续核办，是合法有效证件。原告虽因违反交通规则发生交通事故，但此行为不在保险合同免责范围之内，应属交通法规调整范畴，不属保险合同及相关《保险法》、《合同法》规范。原告所持驾驶证是否有效，因保险合同中约定“原告持有效驾驶证即可”，并无“与准驾车型相符”的限制。所以，应以签订保险合同时，原告所持有的驾驶证为双方约定的驾驶证，该证合法有效。与保险合同的约定的特定车辆，亦符合合同规定。其界定应当作通常一般理解，应有利于原告，因此，原告观点予以采纳。被告认为原告明知违法而驾车行使导致交通事故，在本保险合同中应属事故责任划分，此观点本院予以采纳其中最高绝对免责率部分，原告肇事负全部责任，被告免赔率20％，还应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同时认为，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已及时报告被告，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被告作为保险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拒赔通知，被告未履行该法定义务，只作口头通知，本院推定为被告并应当继续承担保险责任。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

被告支付原告第三责任险4万元（保额5万元，实赔80％），车上责任险8366.60元（每座位保额5000元，3座15000元，按实际损失赔偿）、车辆损失险20712.80元（材料损失22091元，修理费3800元，均按80％赔偿），合计69346.40元。待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承担。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五峰支公司上诉称：

1、原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理解有误；

2、原审对保险合同第五条“驾驶员无有效驾驶证”的理解出现明显的错误；

3、本案保险合同中的标的物是机动车辆，被上诉人所持驾驶证无资格驾驶该保险车辆，由此造成事故，上诉人不负责赔偿，请求二审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国庆提出书面答辩：原判对《合同法》、《保险法》的相关条文理解正确，判决公正，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第三篇：保险合同的解释

保险合同的解释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含义

三层内容：一是文字表达含混不清；二是语言文字与内心真意不吻合；三是合同条款欠缺使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

二、解释的方法1、2、文义解释（如暴风指17.2公尺每秒以上的风力；暴雨，火灾）目的解释

五个优先：书面约定由于口头约定；保险单由于投保单、暂保单等其他文件；特约保险条款优于基本保险条款；后加的保险条款优于原有保险条款；手写的保险条款优于印刷的条款，打印的优于贴上的条款，贴上的优于保险单上印就的条款。

3、循环解释（整体解释）

如《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18条规定，被保险人提供的各种必要单证齐全后，保险人在10天内一次赔偿结案。第19条规定，保险车辆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当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被保险人应当向第三方索赔。如果第三方不予支付，被保险人应提出诉讼。在被保险人提起诉讼后，保险人应根据被保险人的书面赔偿请求，按照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4、5、补充解释 疑义利益解释（仅适用于合同条款文字有歧义而只是当事人的意图不明确的场合）

三、保险合同解释的辅助资料1、2、3、4、1、2、3、4、5、6、7、保险法中的小标题 保险法的立法目的 保险法草案的说明 民事法律法规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需受尊重 应从保险合同整体加以观察 书写条款的效力优于印刷条款 文法解释原则 保险单用语按其通俗的意义解释 保险单用语可由其上下文确定其含义 保险单用语须从宽解释

四、英国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

第四篇：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

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

【裁判概要】

根据保险法第18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无效。所谓“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案例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1期刊载的案例“杨树岭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宝坻区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该案一审、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200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保险法〉第17条（修改后第18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法研（2000）5号），“这里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该答复虽然是就个案作出的，但人民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可以参照执行。

第五篇：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移和保险合同的效力

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移和保险合同的效力

来源： 作者：

一、案例分析：

某贸易公司购买了一辆桑塔纳小轿车，并与保险公司订立了机动车辆分项保险合同。在保险期间内，该公司与张某签订一份清理债权债务的书面协议，约定将车转让给张某，车的过户手续由贸易公司负责办理，并将车当场先交付张某。张某驾该车回家途径某国道一拐弯处发生事故，致使车毁人亡。贸易公司当日向公安局报了案，并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查验了事故现场。公安局交警支队就该车交通事故作出最终责任认定书，确认该车已彻底报废，此事故由贸易公司负全部责任。随后，贸易公司多次要求赔付，均遭拒绝。保险公司的理由是：贸易公司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将此车转让给了张某，且未向我公司申请批改，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对于本案，现行《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由此可见，投保人或保险标的受让人必须通知保险人，经过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并附单批注后，保险合同的效力才能得以延续。学界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具有明显的属人性。保险标的所有人的变更将极大地改变保险标的的安全系数，带来承保时不可测的风险，因而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的，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从保险利益的角度而言，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标的过户手续者，受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既然不具有保险利益，依照《保险法》原理，保险公司当然不能赔付;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保险合同是附条件的给付合同，投保人(即债权人)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必须通知债务人并经其同意，合同才能对债务人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即使此案在法院诉讼，法院支持拒赔的可能性也很大。

二、保险标的转移的内涵和我国《保险法》的一般规定

所谓保险标的的转移，是指合同中被保险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的移转，即包括这些保险财产及其有关利益的所有权发生转让，包括买卖、让与、继承等，也包括使用权、经营管理权、抵押权等的转移。但依照我国《保险法》第34条的规定，似乎仅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变更。从我国《保险法》体系逻辑来看，也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标的其他物权的转移并不影响投保人的所有权，也就不影响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享有的保险利益，其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效力未改变，保险人至多依风险明显增加而主张投保人应负告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4条第1款，针对《保险法》第34条作了以下规定：“转让”是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但是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但未实际交付的，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因此，本文所言之保险标的的移转是指保险标的所有权的变更，即取其狭义上的内涵。保险标的通常是投保人所拥有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订立，不影响投保人的上述权益。投保人转让保险标的是依法行使自己的处分权的行为，单纯转让保险标的的行为本身是不需要经保险人同意的，转让时也不必通知保险人。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有权在保险合同中直接体现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并非保险标的本身，而是保障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的客体，保险利益的存在是一般保险合同成立的前提，更是补偿财产保险损失的基础。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利益随之转移给保险标的的受让人，从而必须导致使保险合同主体发生变更和保险合同效力的变迁。

我国保险合同具有明显的属人性质，保险合同并不是保险标的的附属物，并不随同保险标的转移而自动转移，所以通常保险合同的主体变更，原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关系相对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继续保持保险关系，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转让时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没有取得保险人的同意而将保险标的转让给他人的，保险合同自保险标的转让之时起失去效力。因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会随着保险标的转让而发生变化、影响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估计的危险负担。因此，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转让保险标的前，应当通知保险人，由其决定是否继续转让后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保险人收到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可以决定继续承担保险标的的危险，也可以终止合同。如果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应当在保险单上加贴批注或者另订立书面协议以示变更保险合同。保险标的的转让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可以变更保险合同。同时，考虑到商业活动的一些特殊性，《保险法》34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货物保险的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允许保险金或者保险凭证随同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而自动转移，而不需要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因为货物运输尤其是海上运输，路程遥远，流动性很大。货物在远地买卖易主，一般很难先行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如果按照上述一般原则办理，必然会丧失交易良机。鉴于此，货物保险合同标的保险标的可以不经保险人同意而转让;同时保险合同主体变更时，一般不涉及内容的变更，原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建立的保险关系即行消灭，受让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关系也即建立，我国《海商法》也作了相关的规定。另外，如果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可以不用通知保险人，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其约定。如果没有约定，自然适用本条的一般规定。

三、保险合同效力与保险标的转移关系的规范分析

对于保险合同是否随着保险标的的转让而转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属人主义说。此种说法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基于个人性质基础上订立的合同。法人组织形式、资产、信用等级等，自然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都会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以及采用何种保险条款及保险费率等问题。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而不是保险标的本身。保单的转让须经保险人书面同意以作为对欺诈的预防措施。因而保险合同除了另有规定外，不因保险标的转移而转移。

(二)从物主义说。该说认为，财产保险合同除另有规定和约定外，在保险标的转移后，基于经济的考虑，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将其效力延至受让人。此为大陆法系的通说。如日本《商法典》第650条第1款规定：被转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他人时，推定其同时转让保险契约权利。

属人主义和从物主义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属人主义强调保险合同的个人性质注重保险人的利益;而从物主义则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强调节约交易成本，便捷商事交易，保护受让人的利益。

我国《保险法》的规定采属人主义学说，无疑极大的保障了保险公司的利益。因为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保险公司之所以在保险条款中作出如此规定，乃是担心保险标的转让之后，由于被保险人的变更导致保险标的危险增加，如果危险增加，而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确实可以拒赔。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保险标的转让，保险标的的危险就一定增加吗?保险公司对于保险标的转移导致的风险的轻微增加是否可以一律地拒绝承保?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并且不用返还保险费，对于任何一个保险公司而言，解除合同是明显得利而不负任何风险的方法。因此，保险条款一律将保险标的转让视为危险显著增加，进而对一切保险标的转让未办理保险过户批改手续者拒赔，明显有失公允。关于保险利益问题，学界通说认为，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于保险契约订立时，不必存在，但事故发生时，必须存在。iii以被保险人订约时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阻却其索赔权利也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作出同意继续承保或否认保险合同的效力的时间期限未作规定，一律采加贴批注或者另订立书面协议实现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转移的方式也略显僵化。如依《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应以在原保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进行背书为标志，保险合同始发生转让的效力。若保险标的已转让，而保险人尚未背书同意，则这段时间将形成保险期间上的真空区。此外，若保险人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后，在合理期间内未作表示的，其效力又应如何?

四、财产保险中保险标的转移和保险合同效力关系的重塑

保险合同属人主义学说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以合同双方当事人互信为基础，一般而言未经保险人同意不得转移。出卖人将货物转让给买方时，货损风险自交付时转移给买方，出卖人由此丧失了对该批货物的保险利益，并导致保险合同的失效。如买受人延续保险合同的效力，有两种方法：

(一)解除原保险合同，保险人退还部分保险费后，保险合同效力终止，由买受人作为保险利益人和保险人重新订立新契约。

(二)在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自由选择解约或继续承保，并在原保单上加贴批注，实现保险合同转移，由受让人作为新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继续享有保险合同的权利并承担保险合同的义务。

显然采用转让保险合同的办法，不仅手续较为简便，节约时间费用，而且可以使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尽量地得以延续。保障较为充分。当然，这种方法与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坚持的保险合同从物主义相比，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无法避免产生期间上的保险空白期。iv若保险事故在该期间内产生，买受人将没有办法取得保险赔偿，这就是保险理赔实务中产生诸多纠纷的制度缺陷。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说，采保险合同随物主义，即保险标的转移时，保险合同除另有规定外，仍为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可能将更符合现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商事交易及时便捷的要求。当然，在肯定保险合同随物主义，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保险人的利益。从物主义保险合同属性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况且关于保险标的权属转让或风险承担者转移的合同与保险合同毕竟是相互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保险合同不应随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而自动转让。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在坚持保险合同的属人性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减轻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所负的通知义务，限制保险人免赔和解约的权利，将有利于调节保险合同双方的矛盾。更何况保险人可以主张保险标的风险显著增加来主张自己的应有权利。

区分保险标的转让的原因，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通行做法，一般将财产保险标的的转移分为法定转让和约定转让。法定转让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死亡或破产时发生的转让;约定转让是指合同订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保险标的或风险转移等事实发生通过合意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继续享有合同权利并承担合同义务。对于保险标的的转移岁保险合同的影响，外国保险法一般区分不同原因而为不同的规定。关于法定转让，英美法系采绝对当然继受主义，即当事人死亡或破产后，其继承人或破产管理人当然继受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在大陆法系则采相对当然继受主义，但仅就当事人破产加以规定，而未涉及当事人死亡。

现行《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据此，我国保险实证法关于保险标的的转让，并不区分法定或约定原因，即除了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外，不论因何原因转让保险标的的，均以保险人的同意为保险合同转让的条件。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中的保险标的转让引起的合同转让既无须保险人同意，也无须再办理变更合同的批改手续。规定有法定转移方式的国家，保险标的因法定原因而转让，一般导致财产保险合同当然转让，无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其法理依据在于法定转让是因法律的规定而发生，其情形往往也比较特殊，即使保险标的风险程度有所变化，也非当事人的行为所致。因而，为了保障受让人的利益，保险人应当继续接受财产保险合同的约束。我国《保险法》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以仅可能地平衡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维护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减少保险责任空白的空间。

在保险标的约定转让中，应经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的效力才能得以延续，对此一般没有争议。但由于《保险法》本身不完善，实践中出现许多争执。对于保险标的转让和保险合同转让效力的关系，笔者认为，应权衡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作以下规定：在法定保险中，保险合同转让的效力自保险标的所有权转让时生效;其他情形中，有约定依约定，无约定依保险人同意并批注背书时生效，但生效效力溯及力至保险标的转让时。这样就有利于消除保险责任的空白期，也有利于保护受保险人的利益，且不违背保险人继续承保的意愿。

对于保险人以批注背书方式延续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带来书面证据利于解决纠纷的同时，带来更多的问题。要式主义立法例使得保险人可以从容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和方式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即使所保风险未明显增加，保险人也可以拖延或不作背书，相对人亦无计可施。若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未作书面表示进行抗辩，使被保险人的利益无法保障。因此，保险人的同意权的表现方式不应受是否书面要式的限制。《保险法》修改中可增加如下规定：“保险人接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的通知后，在合理期限内未明确表示拒绝的，亦应视为同意。”这样有利于平衡保险合同双方的权利能力。

五、结语

按照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并不当然发生合同转让的效力，以不当然转让为原则，有利于保险人对危险的控制，尽管不利于促进合同当事人进行交易，但却为其交易对象获得保险保障。实务中，当事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就保险标的的转让及其是否导致保险合同转让作出约定，依照其约定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