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登记效力的分析（范文大全）

第一篇：对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登记效力的分析

对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登记效力的分析

一、案情：

1999年，程某欲将其座落在某市市区的自有房屋一栋（二层楼房）出售。个体户刘某闻讯后，主动上门洽谈买房。经过协商，程某与刘某于1999年4月12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规定：房价总共15万元，买方分三次给付：1999年4月18日前付4万元；1999年5月1日前付9万元，1999年6月20日支付剩余的2万元。卖方于第二次付款后交付第一层房屋，全款付清后交付第二层房屋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合同还规定，如果卖方将房屋又私自另卖给他人或者买方届时悔约，不买此房的，违约方需赔偿对方总房价的5％的违约金。同年4月17日，刘某支付房款4万元，4月28日支付9万元，程某依约将房屋第一层钥匙交与刘某，自己仍居住于二层房屋内。刘某遂将该房的一层进行了装修，准备做为个体经营的店面。1999年5月，该市新设一个经济开发区，因程某的房屋邻近开发区，某贸易公司遂与程某洽谈，愿一次性给付其房款17万元购买此房。程某同意，双方于1999年6月4日另行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于6月15日到房管机关依法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的登记手续。6月20日，刘某依协议到程某家付剩余的2万元房款时，得知房子已被别人买走，即与程某发生争执。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第一个买卖合同有效，解除程某与刘某之间的购房合同。

二、对本案的不同观点

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哪一个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在讨论中形成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程某与刘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应当给予保护。因为根据民法理论，房屋是特定物，对特定物的买卖合同从双方达成协议时成立，本案中双方已经依约作出了部分履行，可见该合同已经生效，为保护先买者的优先权，应当保护程某与刘某之间的合同。某贸易公司明知程某已将房屋卖与刘某，仍与程某签订购房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其主观上具有恶意，所以其与程某之间的购房合同应确定为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房屋是一种特殊的特定物，其买卖必须到房管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合同关系才生效。刘某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还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所以程某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可以将该房出卖给他人。刘某在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之前即对房屋进行装修，主观上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刘某无权要求程某履行一个未生效的合同，也无权要求解除贸易公司与程某的购房合同。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与程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但因程某的违约行为，导致了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刘某无法依约取得房屋所有权。刘某有权要求程某按约定实际履行合同，补办登记手续。但由于程某已将房屋登记过户给第三人，造成实际履行不能，所以刘某仅可就合同要求程某承担违约责任。

三、笔者的观点

（一）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登记对于购房合同具有什么效力的问题。

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已为各国民法所接受，但各国对登记的效力却有着不同的学说。一为成立要件主义，即物权变动如未进行登记，则确定的不发生变动的效力；一为对抗要件主义，即登记虽具有社会公信力，但并非物权变动的要件，未经登记的物权的变动在法律上也可有效成立，但只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我国的立法采纳了成立要件主义。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成立要件主义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这将不利于保护善意一方当事人在非因其自己的过错而未进行登记情况下的利益保护。学者们的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不应放在采纳何种学说更为合理上，因为无论学说合不合理，法官在执法过程中仍须按现行法的规定去判决，而不能脱离现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而按学者们的理论学说去处理案件。[!--empirenews.page--] 我认为，分析本案的关键在于区分登记是应作为物权变动行为的生效要件，还是应作为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来对待。这就涉及到对《合同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的理解问题。《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对于这里“登记”的含义，法规并未明确，因此造成了实践当中对“登记”的涵义的理解各不一致。如本案这种情况，许多人即认为，产权变更的登记即是房屋买卖合同所必须具备的生效要件。我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它混淆了合同行为本身的“登记”与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转移所有权的需要而进行的“登记”。这两种“登记”是不同的，前一种“登记”是合同这种债权行为生效的要件，是衡量那些法律作出特殊规定的合同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志；后一种“登记”则是一种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是衡量合同的履行行为是否完成的标志。《合同法》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可见，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是买卖合同的实质内容，也是其履行的目的和结果。《合同法》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条规定的是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物权转移的公示方法，即原则上以交付为公示方法，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所以。前述的第二种“登记”应指该法条的但书中所包含的例外情况，即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以登记为要件，如果未登记，可以认为是合同义务的履行行为没有完成，或者可以认为这时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即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因为一方履行行为的瑕疵而落空了。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形成的第二种意见实际上即混淆了这两种“登记”的涵义，张冠李戴，将物权变动的“登记”适用于合同行为本身，以此作为合同是否生效的要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值得研究的是，房屋买卖合同本身是否属于那些法律作出特别规定的合同，即需要经《合同法》44条第2款所说的“登记”方可生效的合同呢？关于这一点，有必要研究一下两部法规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1983年12月17日，国务院国发[1983）194号通知颁布了《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1983年条例），其第二章《所有权登记》中的第6条规定：“房屋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时，须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登记手续。”而其第三章《买卖》中的第9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其第12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双方应当本着按质论价的原则，参照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私房评价标准议定价格，经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同意后才能成交。”从这一法规的规定来看，它明确地区分了“产权过户登记”与“买卖合同登记”手续，从其禁止“私买私卖”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规认为私下进行的房屋买卖行为本身就是无效的，合同本身须“经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同意后才能成交”。可见依此法规的规定，私房买卖合同本身也须办理一定手续方可生效。但是，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此问题却有不同的规定。该法专设一章即第四章规定了房地产交易的有关法律问题。其中第35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此处的“权属登记”，即该法的第60条第三款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定，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可见，这里要求的“登记”仅指产权登记，而非买卖合同本身的登记，该法未明确规定房屋转让行为须经房管部门同意方可成交，这与1983年条例的规定是不同的。[!--empirenews.page--] 问题在于这两部法律文件均未被明令废止，那么应当根据哪一部文件的规定处理案件呢？这首先应确定这两部法律的适用范围是否一致或有重合，如果二者完全不一致，则分别有效，不产生冲突，如果一致或有重合，则在一致或重合的部分就会产生适用哪一部法规的问题。1983年《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直辖市、市、镇和未设镇建制的县城，工矿区内的一切私有房屋。”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这两条规定分别确定了这两部法规的适用范围，二者的适用范围显然是不一致的，那么是否发生重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而根据1991年建设部《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因此，城市市区的私有房屋的土地也属国有土地范围内的建筑物，这两部法规的适用范围是有重合的。本案又恰好属于重合的部分。对此案究竟应适用哪一部法规？我认为应适用后者，即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因为这两部法规，后者既是新法，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前者不仅是旧法，而且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所以应当依照后者的规定处理。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房屋买卖合同不属于法律有特殊登记要求方可生效的合同，因此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不应依《合同法》44条的第二款规定而应依该条的第一款规定处理，即：“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程某与刘某的房屋买卖合同自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成立时即已生效了。至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行为均是对生效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二）对原告刘某的补救：

前面已经论述了刘某与程某之间合同是有效并且已经生效的合同，那么刘某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寻求补救呢？笔者认为刘某可以有两种选择：

1.刘某可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四）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因为由于程某的违约行为致使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房屋所有权的移转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所以刘某可以据此主张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97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刘某可以要求程某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责任。恢复原状，即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况。刘某为订立合同所花费的费用以及为装修一层房屋所支出的费用在合同未订立前均不会发生，因此这两部分费用均应由程某赔偿。这部分属于因恢复原状而发生的损害赔偿，程某应当赔付。

另外，在主张解除合同的同时，刘某还同时可以要求程某支付违约金，因为违约金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制裁违法行为，以担保债务履行。由于合同解除是因为程某的过错而造成的，对于这种过错行为，可以由支付违约金的办法来加以制裁。

2.刘某可坚持合同的效力，并基于程某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要确定程某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首先应确定程某的违约形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约形态可分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两大类，其中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包括：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和部分履行。程某的履行属于部分履行，即他只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如交付一层房屋的占有权，但未履行交付第二层及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两项义务，由于这种部分履行造成了合同目的的落空，非违约方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主张违约责任，如果刘某不选择解除合同，那么刘某可以主张哪些违约责任方式进行补救呢？[!--empirenews.page--] 《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1）关于继续履行的问题。由于本案的标的物房屋的所有权已因登记而转移给第三人，所以主张实际履行必须在程某能收回房屋所 有权的前提下才可行。程某能否取回所有权呢？这就需要讨论一下下面一项措施。

（2）关于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从本案来看，由于交易对象是房屋这种特定物，唯一的补救措施即看能否主张贸易公司与程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以使程某取回该房的所有权。法院审判中的第一种意见即主张贸易公司明知程某已将房屋卖与刘某仍与程某洽购并以高价买得该房，符合《合同法》52条第（二）项的规定，可将其合同确认为无效。我认为，恶意串通的前提是以故意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为目的的，贸易公司与程某缔结第二个合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合同中获取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而并非主要为损害刘某的利益。况且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明知他人对某一特定物享有债权仍然购买，是市场竞争中常见的现象，只要特定物所有权未转移之前，所有权人有权选择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交易对象，当然所有权人也同时应承担违背前一合同的违约责任。另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该特定物交给出价最高的买受人势必更能发挥出其更大的经济效用，所以，不应轻易认定这类交易行为无效。因此房屋的所有权已转移他人，这使得实际履行在事实上已不可能。

（3）损害赔偿。经过前述论证，损害赔偿成为刘某的最终的选择。根据《合同法》113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的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损害赔偿的范围应是合同正常履行以后非违约方的应当可以得到的利益和因违约方违约行为导致的利益损失之间的差额加上非违约方为履行合同义务而遭受的损失。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可得利益的计算应以房屋在合同正常履行后的市价价额减去合同约定价额后的差额。但是原告为装修所支出的费用不应包括在内，因为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这部分费用是原告必须支付的。至于刘某在买房后利用该房经营生意而可能带来的收益，由于并不是房屋买卖合同必然带来的利益，因此不能列入赔偿范围。另外，本案中原告还可以在要求赔偿损失的同时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因为合同中规定的违约金为总价款的5％，不属于《合同法》114条规定的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法院应允许该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并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本案的原告可以有两条补救途径，至于选择哪一条，应交由原告选择，哪一条更有利于维护其利益，更能使其损失受到完全的补偿，原告即可选择哪一种补救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其选择哪一种方法，我们都必须承认刘某与程某之间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因为合同的解除本身即是对有效合同而言的，而对于无效合同根本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必须依国家公权力宣告其不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当事人对此是没有选择权的。在一房二卖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第二个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就否定第一个合同的有效性而宣布其为无效合同。事实上，本案之所以保护了第二个买受人的利益，并非由于其买卖合同的效力优先于前一买卖合同，而是由于第二个买受人已通过合法的债仅行为取得了合法的物权，基于此物权上的优先性而形成的结果。

第二篇：未完成权属登记房屋的买卖合同效力分析

未完成权属登记房屋的买卖合同效力分析

一、案情简介

江某于2011年4月向于某转账支付200万元，预购案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案涉土地已办理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地上房屋未取得房屋产权证），转账后双方签订《土地、房屋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于某以1800万元的价格将某宗国有土地5000平方米及地上未办房产证的房屋约3800平方米的两处物产一并转让给江某，并约定转让协议签订后十日内买方支付1400万元，土地过户完成后支付余下400万元。协议签订后，于某向江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已收到江某转让款200万元。其后，江某未支付剩余款项，房屋也未进行过户登记。于某至今不能确定房屋取得权证的具体时间。2011年5月，江某向某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确认其与于某签订的《土地、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并返还已支付的200万元。于某提起反诉，要求确认该协议有效。

二、对该案两种处理意见的分析

该案审理焦点即为江某与于某签订的《土地、房屋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对此合议庭成员之间存在两种处理意见，笔者将对两种不同处理意见的理由及价值取向作初步分析。

（一）第一种意见：案涉协议有效，江某的诉请不成立

1.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第一，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订立有关设立、变更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不动产登记只是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而非买卖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要件，只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就应当自其成立时生效。故对江某提出的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证书，转让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无效的主张应不予支持。第二，对于江某认为于某以欺诈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协议无效的主张，因房屋转让协议载明案涉房屋未办理房产证，江某对于房屋未办证的事实应是明知的，不存在被欺诈的情形，故不应支持江某的该主张。另外，即便江某能举证证明合同订立时对方存在欺诈的情形，因合同法明确规定确认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要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江某的利益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其以对方欺诈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2.此种观点的价值取向分析。一是着眼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尊重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案涉协议系江某与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过充分协商，双方通过协议确定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在当时的情况下，协议体现了双方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只要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就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应强加干预。二是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两个环节相互联系但又彼此独立，各有其存在的法律条件。合同行为作为债权发生的一种重要形式，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一般要件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而物权行为是指发生法律上规定的某种事实，使物权发生变动。该事实包括了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登记等。在本案中，物权行为所指向的是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江某以本案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张，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的发生要件。案涉合同已经满足其成立、生效要件，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属物权行为范畴，不影响合同关系的确立。三是尊重合同法立法精神，严格限制对合同无效的认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对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作出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第十四条进一步作出说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合同法严格限制了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除了合同法明文规定的无效情形外，适用无效情形的兜底条款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是有限制的，即违反的必须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才导致合同无效。所以第一种意见认为江某提出的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证书，转让违反禁止性规定的主张，因相关法律并未载明该情形属于违反效力性规定，对其主张应不予支持，应确认该合同有

效。四是注重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贯彻。诚实守信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对促进契约缔结、履行，保障当事人权益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足见其在民法领域的重要地位。具体到本案，房屋转让合同载明了交易房屋未办理产权证，因此，可以推定江某对于案涉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证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其对转让后果是可预知的，江某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按照自己缔结的合同履行义务。江某以房屋未取得产权、缔约时于某存在欺诈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这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

(二)第二种意见：案涉协议无效，江某的诉请应予支持

1.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作为转让合同标的物的房屋系于某在国有土地上修建而成，于某对房屋有关的权利属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但该房屋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行政许可，于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辩论终结前已具有完全的、合法的初始产权，故该房屋不得转让，双方当事人以该房屋为标的物而签订的转让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在合同无效的基础上，于某应向江某返还200万元款项。

2.此种意见的价值取向分析。一是把握参与交易的各项要素，注重维护市场交易安全。民事交易活动不仅需要人的参与，也要有具体交易的对象——物的出现。在本案中，案涉房屋是交易的标的物。而该房屋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行政许可，也未取得完全的、合法的初始产权，因此，该房屋为非法建筑，不具有合法属性，围绕该非法标的物进行的一切民事行为归为无效，该处理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任何危害交易安全的因素出现，保障交易的合法性。二是着眼于区分物的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交易中出现的物一般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自然属性是指物往往具有其外在的、可使用的天然属性，此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火可用来取暖、刚建成的房屋可用于躲避风雨；而物的法律属性则取决于法律对物进行的评价、判断。依据民法基本理论，案涉房屋在未获得产权证书的情况下其仅仅具有自然属性，不具有相应的法律属性。包括合同行为在内的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法律拟制行为，仅能针对具有法律属性的物。围绕不具有法律属性的物产生的民事行为无效。因此，应判断案涉协议无效。三是参照其他法律文件的规定得出合同无效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于某所转让的房屋未取得产权证明和其他证明，但却与作为买受人的江某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参考司法解释对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处理，且于某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也未取得任何行政许可和初始产权，因此不能认定协议有效。四是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后，当事人之间返还财产有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案涉合同是否有效关系着合同是否继续履行以及已付购房款的处理等诸多问题。就该案情况来看，不能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的可能性非常大，转让的目的将很难实现，因此转让合同已无继续存在的意义。此时如确认合同无效，则使江某与于某之间的状态回到合同订立之前，于某应向江某返还200万元。

三、本文的倾向性意见

合议庭基于同一案件事实，却对案涉合同效力判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导致这一认识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官所秉持的不同价值取向。第一种意见强调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和诚实守信等原则及价值；第二种意见则侧重对市场交易安全的维护。笔者更赞同第一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一）其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领域的根本原则，其在民事活动中应得到遵守已是各国私法领域的共识。意思自治原则包含了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两个基本点。自主参与，即自己做主地去判断、去选择；自己责任，即自主参与者对参与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这是自主

参与的必然逻辑。民事主体作为理性人，在民事活动中具有意志自由，其决定的内容和选择结果，无论财富还是损失，都应自己承担。案涉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表达自由意思的产物，体现了双方的利益诉求，是自主决定的结果。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确认：“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因此，确认案涉合同有效，是充分尊重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具有良好的主观心理状态，要善意为前提。其中“信用”要求人们在进行民事活动时要讲究信誉，恪守诺言，严格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不得擅自毁约。该案中，江某对转让房屋不具有产权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其“自愿”缔结合同并约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其应遵守自己对相对方的承诺，履行自身的合同义务，而不应该无故反悔。通过确认合同有效使江某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这也是传统民法理论禁止反言的集中体现。

（二）其不违背民法关于限制及禁止流通规定

物可以分为流通物、限制流通物和禁止流通物。流通物是法律允许在民事主体之间自由流转的物，大部分为流通物；限制流通物是指在流转过程中受到法律和行政法规一定程度限制的物；禁止流通物是指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自由流转的物。民事主体违反有关限制流通物、禁止流通物的规定，其行为将无效。限制流通物只能在法律规定的特定主体之间流转，其流转方式必须依法进行，我国法律规定的限制流通物主要有按照指令性计划购销的物资、黄金、白银、外汇、公民收藏的文物、麻醉药品、毒品、运动枪支等。禁止流通物不能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对象，禁止流通物主要有国家专有的物资如国有铁路、邮电通讯设备，还有违禁物品等。而未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案涉房屋，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规定其不可转让，在理论上其也并非在限制流通物和禁止流通物的范畴之内。因此，以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为转让标的而订立的合同应当有效。

（三）其不影响协议双方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

合同乃当事人之间缔结的神圣约定，非有约定和法定事由的出现不得轻易否定其效力。本案中，江某作为支付了部分价金的买受人，其可以追究于某的违约责任，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此外，通过违约责任进行权利救济要远比确认合同无效后通过缔约过失责任进行权利救济更为有效和更能保护守约方的权益。在房屋确实无法转移致其目的落空的情况下，守约方也完全可以依法行使对合同的法定解除权使合同不复存在，同样能取得和确认合同无效相同的效果。

（四）其没有机械套用商品房预售相关纠纷解决模式

商品房预售关系本质虽系买卖关系，但因其牵涉大众群体，并且合同订立时交易的标的并未现实存在，故国家对该种类型的买卖进行了特别严格的规定，建立了商品房预售制度，最大限度避免诚信危机的出现，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而本案的房屋买卖并非针对大众消费者，交易对象也是已经现实存在的物体，本案情况与商品房预售有明显区别。因此，参照商品房预售制度下相关纠纷的处理思路来认定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效力明显不妥。

第三篇：农村房屋的买卖合同效力

农村房屋的买卖合同效力

[关键词]：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合同效力地随房走

一、房地产权现状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谈农村房屋买卖，首先要分析目前我国的房地产权现状，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有二种所有制：国有和集体所有.所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法取得土地所有权，且土地所有权是不允许买卖的。而对于房屋是指建筑于地上的供人居住和从事营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建筑物，其总是建立在土地之上。土地上一旦建了房屋，对土地的占有、利用在一定时期内已完成，以后主要表现为对房屋的占有、利用，故房屋和土地不可分及其占有的相排斥，事实上在两个所有权不一致时只能表现为一种占有使用。现实中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他人所有的房屋，对房屋享有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人失去占有使用房屋的权利这种情形很少见，这是由于购房、建房的目的所决定的。而拥有房屋的所有权而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所有的私有建造（包括农村在宅基上建设的房屋）和商品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通常情形下，我国目前都是表现为房屋所有权人占有使用土地，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房屋。国家为了发展房地产也建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有关法律法规，在日常中只要土地使用权还在使用期限内，应是地随房走，而当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已到，这时才有一个房随地走还是地随房走的问题。而土地使用权的有期限性，这就会发生土地使用权的有期限性和房屋所有权长久性冲突，导致不动产存在天然的缺陷，而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房屋存在，就可永久占有宅基地的使用权，除非房屋倒坍、灭失重新建造，则要审查使用人是否符合条件。

宅基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为我国所特有。它指的是农村居民及少数城镇居民为建造自有房屋对集体土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一般分为两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城镇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和城镇宅基地的区别在于：农村宅基地是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宅基地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而城镇宅基地则不具有这一特质。本文所讲的即是农村的宅基地及其上的土地。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我国学者大都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本质上属于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如下的特点：

1、农村的宅基地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和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农民申请宅基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每一个成员都有权以个人或者户的名义申请宅基地。

2、宅基地使用权是特定主体对于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作为用益物权，首先表现在权利人可以对宅基地长期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对于宅基地，权利人有权在宅基地上建屋和附属物。由于房屋可以继承所以宅基地使用权实质上也可以继承，因此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无期限限制的权利。

3、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因为土地资源的有效性，不可能给每个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宅基地，而每户申请到一处宅基地，即足以保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允许申请多处，则将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从以上定义可知，不仅是农村村民所享有，也有极少数城市居民所享有，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对于土地的使用权是永久占有的，所有地随房走是必然的，由于建造人对于房屋所有权的长久性，而房屋只要没有倒塌、灭失，即便申请人失去社员的资格，也是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

二、农村房屋买卖现状和法条分析

目前，对于城市房地产买卖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城市房地产的交易。相对于城市来讲，规范农村房地产的买卖的法律法规只有零星的几条，而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农村房屋买卖的纠纷却是时有耳闻，这就给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不便，也不利于交易的双方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同时对于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而使农村房屋所有权人无法行使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让我们先来看看下面两个案例：

1、1992年某城市居民向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一村民赵某的丈夫购买了一处民房，由于赵某的丈夫是居民，赵某是农民，所以1993年宅基地确权时使用权人登记为赵某。这个民房买卖是赵某的丈夫将夫妻共同民房转让给了城市居民。20**年赵某以未经其本人同意被丈夫私自出售房屋为由起诉这个城市居民，要求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要对方返还房屋。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赵某是知道并同意其丈夫出售该房屋，该房屋买卖是意思表示真实，买卖合同有效，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

2、于某系城郊某村农民，其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村里建了楼房一幢及两间厨房，该房屋的宅基地所有权属于村委会。被告诸某系城镇定量户口人员。２００１年*月，于某得知诸某欲购房屋的信息后，请黄某作介绍人，向诸某售房，并给付了黄某中介费。同月*日，于某与诸某达成了购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原告将楼房一幢及两间厨房等卖给被告，价款***万元；

房屋的产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由原告负责办理，被告预交房款***万元，余款８万元在两证交付后付清。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将房屋交给了被告，被告也实际给付了原告***万元，并住进了该房屋。后因土地管理部门和房地产管理部门拒绝办证，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其与被告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并责令各自返还财产，一审判决原告于某与被告诸某的买卖协议无效，同时判令被告将房屋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元，原告返还被告房款***万元。

同样是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纠纷，但法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说明法律在购买农村房屋的纠纷中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关法律还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农村房屋转让，主要依据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人民政府批准；

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从62条可以看出这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一种规定，且是针对农村宅基地申请及建房的规定，而此条中对于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没有禁止性规定，只是说农村村民出卖、出租房屋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是对一户只能申请一次宅基地的限制。从此条可以看出农村村民房屋是可以出卖、出租的。但此处表述是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事实是目前农村申请宅基地时对于你是否有宅基地会进行严格审查，对于目前一户拥有多处宅基地现实中已普遍存在，大多是申请建房后又继承房屋和购入房屋的，如规定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那么使农民在继承权房屋遗产上存在矛盾，还有法院在执行时也对房屋很难拍卖，故在鄞州区法院执行农村的房屋拍卖时只要求是本村村民即可，所以这个规定如严格执行，可以说农村房屋是没有人可买的，如不是自住其价值不能实现的。

第63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

从上可知，这条是针对建设用地来说，除了第二款规定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如果是为了非农业建设，就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此款笔者认为不能否认农村房屋不能买卖，而宅基地建房屋是经批准的，所有权人依法转让房屋法律应是允许的。

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从上面法条可知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所以集体土地使用权是可以依法转让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的。对于使用权是不是同意转让或转让给谁因是由土地所有权人决定，也就是说因由村集体决定，所以对于村民免费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建房后转让房屋时涉及土地使用权移转的，必须附条件是肯定的，如经村集体同意，或免费改收费补交，至于购入房屋者不应有身份的限定。

1982年*月*日《国务院批转的通知》明确规定：“……社员建房和村镇建设用地，必须履行申请审批手续。集体划转给社员的宅基地，社员可长期使用，所有权仍归集体，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

笔者认为这条规定是针对宅基地所有权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

在1999年*月*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的第二条规定：加强对农民集体土地的转让管理，严禁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对符合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乡镇企业，因发生破产、兼并等致使土地使用权必须转移的，应当严格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此条也是针对禁止集体土地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用地。对于已批宅基地农民建房后卖房而引起的宅基地使用权的移转并没有禁止。

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

此条应是明确规定居民不能向农民购买农村的住宅和使用集体土地建造，这同原城市的房屋农村户口不能购买的规定相类似，而以上的规定据合同法规定规定不能用来否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20**年*月*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严格禁止村民或集体组织以任何名义向本村以外的公民转让、买卖宅基地，擅自转让、买卖的，土地、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擅自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规定依法处理。”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更加明确的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转移，必须经合法批准……未经审查批准，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房转移给买主，房屋买卖、赠与等行为也应认定为无效。”

以上这些规定笔者认为从物权的法理上分析都有其欠缺的一面，既然房屋的产权是村民所有的，建房也是经审批的，而宅基地所有权是村集体所有，一户只能一次申请，也就是说在房屋的自然寿命中法定占有宅基地的使用权是经审批的，所以宅基地使用权是依附于房屋上表现出来，所有权人不能单独行使占有土地，只能是地随房走，而现房屋赠与、买卖是对所有权的一种处分，是否有效笔者认为应按法律和国务院的法规，其他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都不能否认合同的效力。

当然从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法规说明，政府是禁止农民的住宅向城市居民出售转让的，所以大多数的法院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判令买卖无效。但从房地产权现状为土地使用权在法定的期限内表现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处分房屋的所有权及买卖双方意思自治原则出发，判令买卖合同无效在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也不符《合同法》、《民法通则》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

还有笔者认为在实际的操作中，严格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转让和出租是不完全合理的。在第一部份笔者分析了在土地使用权有效期内，地随房走是我国现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法律不能禁止农村私有房屋的转让，对于禁止单独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是合理的，但对于建房后如果禁止宅基地使用权随房一起转让，从而禁止房屋的转让是法律依据是有欠缺的，把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分离，国家或所有人控制对宅基地的使用权，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村民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的完全行使。地方政府严格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转让和出租有其有利的一面，虽然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质，但笔者认为这里的身份主要是取得时的身份性质，这如城市居民取得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时需审批，而取得一定时间后允许上市交易，交易时有一定的附加条件。同样对于农村村民申请取得宅基地并建房后，对于房屋的所有应采完全权利的态度，应允许有条件转让。对此人们可能会担心一旦允许农村房屋可以向任何人转让，则宅基地就不再与农村集体的成员权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宅基地使用权的固有属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国家规定了一户一次申请的原则，社员的身份属性主要在申请时体现出来，申请建房后强调房屋所有权完全行使的权利，只是转让时设定一定的条件，如需经村集体同意、征为国有土地、需补交土地费用等。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不允许农村房屋转让，这会使得农村的不动产难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使房屋的交换价值不能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农民的融资的手段，甚至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阶段，许多农民已经进城打工，在城里已经购置了房产，在农村的房屋已经闲置，如果不允许农民转让房屋，将会造成农村房屋的长期空闲，不符合物尽其用的原则。

三、目前在对于农村房屋买卖法律欠缺的情况下，农村房屋买卖应采有条件有效原则

笔者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子，一城市老妇购买了农村的民房用以养老，当地集体组织也是知道的，从没有反对过，从集体组织方面考虑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已给村民使用建房，村民卖房这是很正常的，但十几年过去了，法院却判令买卖合同无效。这使得老妇住了十几年的房子一转眼就不属于自己了，现在无家可归，境况十分可悲。所以，这样的规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会带来某些不安定因素，也违反了所有权人可行使房屋所有权处分原则，在没有改变宅基地所有权现状和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状况下，也违反了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利，而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也没有实质的影响

而农村房屋也应享有完全的物权，所谓物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利。物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是权利人对物的直接支配；

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对房屋的所有权是属于物权的一种。从法理上分析，村民对其房屋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但是，从实践上，村民对其房屋并没有享有该种权利，这对村民是很不公平的。同时，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买卖合同，以双方意思达成一致为准。但是，在农民房屋转让的问题上，并没有采意思自治原则。这些与法理上相悖。

在这里，土地和房屋是两个物，只是因为土地和房屋自然上的不可分，法律才创制了房屋所有权人享有土地使用权，并使两权主体一致，以简化因房屋与土地权利不一致带来的麻烦和不便。这样，虽然房屋和土地是相互独立的物，但土地和房屋使用权的一体性，使我国的房地产权也一体化。由此便创立了土地使用权随房屋的处分而处分，即地随房走和房屋随土地使用权的处分而处分，即房随地走这两个原则。

宅基地所有权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使用权由集体组织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划拨给村民使用。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在取得的土地上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可以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作为使用权人无权单独转让宅基地，但如果使用权人在宅基地上以建造了房屋，房屋的所有权的完整权能属于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此时，房屋的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分属不同的权利主体，双方在权利行使方面必然相互牵制。而房屋与土地紧密结合的特点决定了二者必有一方要妥协，或者地随房走或者房随地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私有房屋的宅基地均不得单独转让，故此在这里只存在地随房走的现象。

如果只能允许房随地走，那么村民因不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将影响其房屋的所有权的行使。他只能对其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无从行使最重要的处分的权能。如果宅基地上使用权人欲走出农村，到外面的世界开辟一番事业，其宅基地上的合法建筑只能通过出租来发挥物的效用。无疑，这使其权利的行使很不充分。如果允许地随房走，即村民有权出售住房，村民对房屋所有权的行使将不存在任何障碍，此举并不影响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享有的所有权。宅基地一旦划拨给村民使用，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土地实际上并不能行使更多的权利。当村民出售房屋时，仅仅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换了另外的主体，村民并不能通过出售房屋而从中获得宅基地的收益，他只能获得出售建筑物的利益。因此，对集体经济的经济利益并不存在侵犯的问题。且允许村民房屋自由转让，将使村民的房屋发挥最大的效用。

据《人民日报》报道，根据最新出台的苏州市农民宅基地转让相关条例，苏州将允许农民住宅有条件转让。报道说，作为全国首创的重要举措，苏州农民进城后，农宅将可以转让、出售。日前，苏州各乡镇正紧锣密鼓，成立农民住宅置换中心。届时，农民宅基地将可通过住宅置换中心自由转让。苏州土地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制订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推动苏州农村的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农村住宅一般只有宅基地使用证，土地属集体所有。由于农村住宅缺少土地证、房产证，交换一直存在着困难。农民进城后，原先的住宅要么转让给属于同一集体组织的农民，要么就只有空置。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城市居民或外来者根本无权购买农民房，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住宅价格低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进城购房、定居的速度。

因此，苏州的作法是，对城市规划以确定为居住区范围内的农民宅基地，将由政府确权或征为国有土地，土地上的农民住宅则纳入城市私房管理，只要补交土地出让金，这些农宅就可以进行房产交易。而在各乡镇，则将成立农民住宅置换中心，进城农民的住宅可由中心预付一定住房交易款后收购储备后进入市场。

这样做的好处是城里人有了在农村买房的可能，也将大幅提高苏州农宅价格，让农民也享受到城市化的成果。

因此，笔者也想从法理和目前现有法律法规阐述一下自己的拙见，认为农村房屋产权登记、买卖一是应尽快完善立法，在今年的二会上已有委员提出这个问题，二是在目前没有法律禁止转让的情况下采有条件有效为妥，具体的设想如下：

1、尽快完善立法，规定农村房屋可自由买卖的办法。对于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修改为在没有宅基地的情况下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不是永久的，为房屋的寿命内（或规定年限如70年），房屋到塌或灭失重建时重新申请批准（目前农村重建房屋也是要批准的），放宽农村房屋买卖时宅基地使用权在房屋自然寿命内（或规定年限70年）随房移转的条件。

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所以，可以对城市规划以确定为居住区范围内的农民宅基地，由政府确权或征为国有土地，交纳土地出让金，进入市场交易。

3、目前在没有法律和国务院法规对农村房屋转让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不宜对已交房付款并订有买卖契约的，应认定为合同有效为好，特别是对于经村集体组织同意备案的应为有效，对于宅基地建房后出售的可规定村民转让其房屋必须经村集体组织同意，并规定一定的转让年限。《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根据土地的用途对各类用途的使用权最高年限作了规定，居住用地为70年。所以转让也应参照从审批建房开始起算70年为其年限。如享有原宅基地的村民已经使用了20年,那么买方所享有的期限则为50年。同时对于原免费的可考虑收取一定的使用费。

第四篇：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几个问题

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几个问题

一、问题概说

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当事人的强制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在法律上产生既定力和约束力，无效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民法通则》第五十

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有效合同标准。判断一个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主要依据上述《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条件，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同时具备上述条件，便确认合同有效。

房屋买卖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交付房屋并移转房屋所有权于他方，他方受领房屋并支付价金的合同。其中负转移房屋所有权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称为房屋出卖人，负给付价金义务的他方当事人称为房屋买受人。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不仅要遵守《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的规定，还应当受《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的规范和管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此处的“应当”应理解为强制性规范，说明房地产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为成立要件。

实践中房屋买卖纠纷时有发生。房屋买卖纠纷涉及到产权、价款、面积、原承租户的利益等多种问题，但都离不开买卖合同的有效性问题。那么，究竟哪些房屋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房地产分离出卖，合同无效。

由于房屋是建筑在土地上的，为土地的附着物，具有不可分离性，因此，房屋的所有权通过买卖而转让时，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必须同时转让或随房屋转移。如果出卖人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分别卖与不同的买受人，或者出卖房屋时只转让房屋所有权而不同时转让土地使用权，买受人可以提出这种买卖合同无效。

2、产权主体有问题，合同无效。

出卖房屋的主体必须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一般无效。房屋的产权为数人共有的，必须征得共有人同意才能出卖。出卖共有房屋时，须提交共有人同意的证明书。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一般认定无效。

3、侵犯优先购买权，合同无效。

房屋所有人出卖共有房屋时，在同等条件下，共有人有优先购买权。房屋所有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房屋所有人出卖房屋时侵犯共有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共有人、承租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4、非法转让，合同无效。主要包括转让（含买卖）下列房地产：①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②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③权属有争议的；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上常见的典型争议有：

1、买卖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的合同效力；

2、转让建筑在国有划拨土地上的房产是否允许，违反了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3、房屋买卖合同与产权登记是何关系，未办理产权转移过户登记，是否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4、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购买农村居民房屋的合同是否有效？

下面，笔者将结合审判实例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二、实例研析

据以研究的案例一：原告李某某与被告日广公司、福利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02年10月21日，原告给付被告日广公司购房定金5万元，10月28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原告购买被告沿街三层商业楼房一栋（原系被告自他人处购得），面积861平方米，1580元/平方米，共计136万元；原告在签订协议当日交定金5万元，20日内交至100万元，余款在产权证交接后15日内结清；房产过户一切税、费由双方均担，被告应在一月内负责办完手续；交房、交款违约按银行贷款利率承担违约责任等。同日，原告与被告福利公司也签订了协议书，内容与被告日广公司的协议书一致。同年11月11日，原告交付被告房款120万元，被告日广公司出具了收款凭证。协议书订立后，被告没

第五篇：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几个问题

一、问题 概说

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的 法律 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当事人的强制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在法律上产生既定力和约束力，无效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 社会 公共利益。”这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有效合同标准。判断一个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主要依据上述《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条件，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同时具备上述条件，便确认合同有效。

房屋买卖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交付房屋并移转房屋所有权于他方，他方受领房屋并支付价金的合同。其中负转移房屋所有权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称为房屋出卖人，负给付价金义务的他方当事人称为房屋买受人。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不仅要遵守《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的规定，还应当受《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的规范和管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此处的“应当”应理解为强制性规范，说明房地产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为成立要件。

实践中房屋买卖纠纷时有发生。房屋买卖纠纷涉及到产权、价款、面积、原承租户的利益等多种问题，但都离不开买卖合同的有效性问题。那么，究竟哪些房屋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房地产分离出卖，合同无效。

由于房屋是建筑在土地上的，为土地的附着物，具有不可分离性，因此，房屋的所有权通过买卖而转让时，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必须同时转让或随房屋转移。如果出卖人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分别卖与不同的买受人，或者出卖房屋时只转让房屋所有权而不同时转让土地使用权，买受人可以提出这种买卖合同无效。

2、产权主体有问题，合同无效。

出卖房屋的主体必须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一般无效。房屋的产权为数人共有的，必须征得共有人同意才能出卖。出卖共有房屋时，须提交共有人同意的证明书。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一般认定无效。

3、侵犯优先购买权，合同无效。

房屋所有人出卖共有房屋时，在同等条件下，共有人有优先购买权。房屋所有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房屋所有人出卖房屋时侵犯共有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共有人、承租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

4、非法转让，合同无效。主要包括转让（含买卖）下列房地产：①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②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③权属有争议的；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司法实践和法学 理论 上常见的典型争议有：

1、买卖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的合同效力；

2、转让建筑在国有划拨土地上的房产是否允许，违反了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3、房屋买卖合同与产权登记是何关系，未办理产权转移过户登记，是否 影响 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4、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购买 农村 居民房屋的合同是否有效？

下面，笔者将结合审判实例就上述问题进行 分析。

二、实例研析

据以 研究 的案例一：原告李某某与被告日广公司、福利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2002年10月21日，原告给付被告日广公司购房定金5万元，10月28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原告购买被告沿街三层商业楼房一栋（原系被告自他人处购得），面积861平方米，1 580元/平方米，共计136万元；原告在签订协议当日交定金5万元，20日内交至100万元，余款在产权证交接后15日内结清；房产过户一切税、费由双方均担，被告应在一月内负责办完手续；交房、交款违约按银行贷款利率承担违约责任等。同日，原告与被告福利公司也签订了协议书，内容 与被告日广公司的协议书一致。同年11月11日，原告交付被告房款120万元，被告日广公司出具了收款凭证。协议书订立后，被告没有为原告办理有关手续。2002年11月9日，原告与案外第三人杨克成签订了沿街商业用房租赁协议，约定将原告与被告购房协议书项下的房产出租给杨克成使用。原告收取了杨克成定金6万元，后该协议因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未能履行，原告双倍返还杨克成定金12万元。经协商未果，原告向r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并赔偿原告 经济 损失8万元（其中包括定金损失6万元和预计二个月诉讼期间的租赁费收入损失2万元）。

[裁判要旨]r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和《山东省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未登记领取有关证件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涉案房地产虽然地产进行了登记，但是未进行房产登记，因此，双方间的房屋买卖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根据该协议请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不予支持，但被告应当将收取原告购房款120万元和定金5万元予以返还。被告作为经营房地产的 企业，应当知道其处分的房地产状况，应当知道不允许转让的房地产不应转让而予以转让，被告对此负有过错，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被告在返还原告125万元的同时，还应根据 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赔偿原告占用该款项的利息损失。原告因被告的过错导致不能履行与第三人间租赁协议，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6万元被告应予赔偿。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在诉讼阶段中给其造成的损失2万元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五）项、第五十八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二、被告于判决生后5日内返还原告已缴纳的购房款120万元和定金5万元；

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被告赔偿原告125万元的利息损失（自2002年10月21日起 计算 至本判决执行之日）；

四、被告赔偿原告与第三人的租房损失6万元。（诉讼费负担略）

宣判后，原告李某某不服，上诉于s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调解方式结案。

［法律评析］本案系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被告日广公司虽为房地产开发商，但因涉案房产并非由其自行开发或委托他人开发，而系自他人处购得，故一、二审法院均未将案由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案情并不复杂，但所涉法律问题较为典型，其中争议焦点是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是否因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而属无效合同，因合同不具法律约束力而得不到实际履行；国有划拨土地上的房产是否允许转让；该规定是否为强制性规定，违反了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下面笔者就此问题略作评析。

（一）不动产登记与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的效力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6）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在审判实务中，买卖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以及转让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产未先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的，对有关当事人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被轻易否定的现象十分普遍，上引案例所涉房屋买卖正是因为这两个条件的缺失而被一审法院判定合同无效，房屋买卖合同未能得到继续履行。再如，现实生活中，a将其已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卖与b，并将房屋实际交付，但双方未办理房屋转移登记，b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又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转让给c，并交付给c.对上述交易活动所涉a与b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多无歧义，但bc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则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b与a虽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且已实际交付房屋，但因未办理产权过户，故a仍是该房屋的真正所有权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处分他人的财产”以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bc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了上述规定，是无效的。另一种观点认为，bc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合同，该合同是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签订，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后的房屋产权登记不是合同生效的要求，而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是物权变动的要求。所以，是否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影响的是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否依法转移，而买卖合同是一种债权合同，标的物是否转移对合同本身的效力并无影响。当然，c为了实现房屋产权的有效转移，尚需办理产权过户，但c不能通过与b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产权过户。在实际操作中，a要通过与b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过户给b，b再通过与c的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过户给c，通过该程序，也避免了国家税收的流失。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另外，补充两点理由：

一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房地产业 发展 中存在的房地产开发和交易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它主要调整的不是民事关系。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避免国家收益的流失，减少交易纠纷”，而不是禁止交易或限制合同自由。之所以规定该条第（6）项，是因为“房地产权属证书是表彰房地产权属状态的官方正式有效文件，未依法登记领证说明该房地产来源不清，归属不明，如进入市场流通则违背了市场交易的房地产必须权属明晰的规则，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维护，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利于国家对房地产的管理和监督。”所以，从立法意图上看，该项的规定应当是属于管理性的，违反这一规定，只产生房屋转让不能及时颁证或不能如期过户的结果，即只会损害房屋买受人的民事利益，并不直接损害国家利益。该项规定是一种典型的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民法中的强行性规范是指不依赖于当事人意志，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传统民法学者通常认为，旨在控制法律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仅为民事强行法中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仅强行法中的效力性规范才对法律行为有控制意义。

二是该条第（6）项只是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而未正面规定转让了无产权证的合同无效。尤其是2003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7号《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3]7号）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体现了鼓励交易的指导原则，明确地告诉我们：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尽管该房屋尚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合同也有效。当然，这些规定的适用领域限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出卖人、标的物为尚未建成的或已竣工的新建商品房的买卖合同（法释[2003]7号第一条），对于前引案例系争合同等类型的合同，最多是类推适用。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人民法院在裁判具体个案时应考量立法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与时俱进，鼓励诚实信用，维护交易安全，以彰显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关于不动产登记不影响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27日《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答》第十二条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一方拖延不办，并以未办理使用权变更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应当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这一司法解释，不仅明确规定了使用权转让中登记行为与转移合同的关系，认可了土地使用权登记不影响转让合同生效的理论，而且彻底解决了“不动产转移登记是否属于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有效要件”的争议。即不动产登记不是不动产物权转移合同的有效要件，而是不动产物权转移的要件。买卖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效力是相区分的，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的规定，登记只是一种公示的 方法，房屋登记与房屋买卖合同相结合才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只是不发生所有权转移，并不影响买卖合同本身的效力。否则，合同将成为没有任何约束力而可任意撕毁的废纸，合同秩序将无以维护。“公示的欠缺不能反射到原因行为之上而使债权合同无效，因为公示不具有对债的关系的形成力，这是各国物权法理论公认的基本原理之一。相反，‘登记得本于债权契约而强制之’，有效的债权契约是完成公示的根据。”此项原理被学者称为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该原则是指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他们的成立生效应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的原则。只要双方签订的不动产转移合同依法有效，当事人双方就应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因合同一方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责令其继续履行，办理过户登记。如出卖人不能够转移房屋所有权的，买受人有权基于买卖合同而要求出卖人实际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

上述观点也已为我国立法机关所采纳，今年七月份公开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第十五条即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二）关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转让建筑在“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时，未事先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是否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

笔者认为，该款规定未正面规定转让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的建筑在划拨土地上的房产合同无效，且事实上有批准权的政府主要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责，至多只是合同的效力待定，而不能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如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或者决定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将该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直接划拨给受让方使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2005年8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05]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十二、十三条即作了相应的规定。当然，笔者认为，法释[2005]5号的这种规定无疑是在司法上肯认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效力性规范，而非管理性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笔者更认为，这是一种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对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可以在办理房地产权转移过户时予以审批准许予否，并可视情予以行政处罚，但不应以行政强制性规范过度对私法领域中的合同自治进行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