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

第一篇：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

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最近，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专项检查时发现，广州市大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没有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和办理社会保险。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保姆、钟点工们，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很少有人与家政公司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在其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如出现工伤事故时，他们便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他们负责，而他们也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赔偿。保姆的权益究竟该如何进行维护，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调查。【事件】屡见不鲜的“周岱兰”有关媒体披露，去年12月24日，安徽保姆周岱兰从上海雇主家的4楼摔下，经抢救虽然周岱兰的生命无忧，但需再做手术方可摆脱终身瘫痪的危险。可是，高额医药费使贫穷的周岱兰无能为力；已经为其支付2万元医药费的东家也表示难以为继。2月3日，周的儿子在向律师咨询时被告知：不签约的保姆和钟点工，不在《劳动法》和上海有关地方法规的保护范围之内。像周岱兰这样悲惨遭遇的例子并不少见。今年3月12日凌晨4时，从事住家保姆工作的广州退休女工陈伟英还在为雇主打扇子，无意中将一支“不求人”掉落在地上，由于过度疲倦，她弯腰去捡时，控制不住身体向地上倒去，结果不幸导致手腕骨折。事后，为了看病养伤，她向雇主索要1700元医药费及误工费遭拒。经过一番奔波讨公道，她才发觉自己上了家政中介公司的当：和家政公司、和雇主，她都没有签下劳动合同。【调查】保姆多不签劳动合同最近，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部分家政服务公司进行了专项检查。而笔者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了解，结合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保姆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广州的家政公司相当多是以中介的形式进行经营，而这些家政公司并没有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雇主也没有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家政公司、雇主和保姆三者之间往往只有一纸协议。这样一来，保姆的合法权益包括社会保险、最低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等都难以得到合法保护。广州家政行业缺乏统一收费标准，此类投诉比较多。据介绍，有些家政服务公司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向保姆每月征收40－100元不等的管理费，有的公司还向保姆非法加收每月30元的保证金。同时，中介公司向雇主收取一次性中介公司服务费（最高者达690元）和押金（多者达900元），更有甚者又以体检的名义向保姆和雇主两方收取65元的体检费。【问题】事故发生谁来负责由于家政公司、保姆、雇主三方之间关系的不明晰，造成了发生责任事故时难以找到相关责任人。例如，在发生保姆偷窃等违法案件时，家政公司往往逃避责任，不补偿雇主的损失，而此前广州还曾发生过有保姆用安眠药喂儿童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在三者关系中保姆的地位也颇为尴尬。由于不签订劳动合同，保姆在发生工伤时，雇主与家政公司经常互相推诿责任，因而保姆往往很难获得医疗赔偿。同时，多数家政服务公司没有为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因此在发生意外时，保姆无法获得保险赔偿。据了解，家政服务公司在发生纠纷和事故时，最多起调节的中间角色，基本上不负担任何责任。【警钟】保姆要弃雇主而去？每年的春节过后，各地的媒体几乎都要爆炒“保姆荒”的新闻。据介绍，目前广州约有200万个家庭，大约需要40万名保姆，但目前实际在岗的保姆只有约10万名。一方面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做保姆没面子”的传统观念依旧，再加上各种制度的不健全、低劣的工作环境，则“保姆”势必成为极端稀缺的资源。笔者曾经致电许多家政公司欲聘家政人员，都获得“我们这边暂时没有保姆，请您耐心等待”的回复，更有甚者，好不容易马上可以见到保姆，还要受到“她有很多选择的，您说话要谨慎些”的提醒。现在，“民工荒”已给珠三角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保姆荒”的现象对于众多的家政公司、雇主们乃至相关部门而言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组稿二■探究家政公司：上司还是中介？我们只是中介“我们这里的工作就是将保姆介绍给雇主认识，如果他们双方确定意向，就交服务费给我。雇主需交纳服务费150元，包括雇主如果对家政工人不满意，一年内可以免费帮忙调换人选的劳务费；家政工人需交纳服务费50元，包括如果家政工人对雇主不满意或被辞退，一年内可以帮忙调换4次工作。”广州市赤岗街社区某家政中心的段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事先一般都和保姆讲好，如果工作中受伤，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她损害了雇主的财物，我们有可能赔偿损失。”不是正式员工不签劳动 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第2页合同“严格意义上说，本公司的保姆不算是正式员工，因为我们没有与她们签订劳动合同，相应的，她们也没有享受最低工资保障和社保等待遇。”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说，由于家政服务公司这种劳动派遣的模式是近几年才形成的，因而并不包括在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范围内。直到今天，有关保姆的劳动合同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至于社保，公司与保姆双方需要每个月缴纳140余元的费用，而以目前保姆平均400-500元的月收入，还有他们那种培训跟踪式的家政公司每个月收取100元管理费的运作成本来看，根本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给保姆上社保，而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基本上也没有雇主愿意为保姆上社保。雇主与保姆：“婆媳关系”？“雇主与保姆之间的关系近似于一种‘婆媳关系’，保姆的工作需要融入雇主的家庭，而雇主也需要以接受家庭中的一员的心态来对待保姆，而不是百般挑剔责难。”赤岗街社区某家政中心的段女士说。而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则称：“我一直把保姆、家政公司以及雇主的关系看作一个链条，表面上看，乃至目前许多媒体的报道都比较关注保姆的素质低下问题，但我看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保姆们一般都背井离乡，其工作从劳动强度上讲需要付出巨大的心力体力，从劳动时间上说是要随时候命，而在精神上还要忍受社会对家政劳动工作的歧视。我倒觉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关键在于雇主的身上。”组稿三■现象逾半保姆权益受过侵犯据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介绍，该公司的几千名员工中，曾有半数以上的保姆受到过雇主的侵权。田欣说，在雇主相对封闭的家庭环境中，雇主一般享有绝对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保姆经常受到侵犯。据介绍，保姆受到雇主的侵权包括，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辱骂、殴打、性骚扰、不允许保姆出家门等，有的雇主还强迫保姆称呼自己的子女为“少爷”、“小姐”。他说，如果有1例保姆对雇主财产进行蓄意破坏的行为，那么就有10例雇主漠视保姆权利的侵权行为。这几年来，仅仅性骚扰事件正祥和公司就遭遇了上百起。田欣表示，他相信还存在更多性骚扰事件保姆没有和公司说过，这种纠纷绝大部分的结果只能不了了之。他说：“我们不排除有个别保姆怀有恶意的可能，但我们同样相信有一部分保姆会因为忍受不了压力而做出消极的逃避乃至报复行为。”据介紹，曾经有一个四川籍的保姆，被一位60岁左右、资产上千万的雇主雇佣，合同期间被雇主强奸。雇主当时就给了保姆1万元息事宁人，那名保姆将钱一直用报纸包着不动，10多天以后才敢向公司说。田欣当时跟那位保姆说：“你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我们立刻去公安局。”没想到那位保姆却说：“我和公司签了合同，我只希望公司不要让我赔钱，让我回家就可以了。”对上述问题的发生，田欣表示政府部门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护保姆的权益。他说，当人格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许多保姆选择退出家政市场，而一个保姆的退出往往会带动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厂子的潜在保姆止步不前。如此下去，别说家政公司没有选择保姆的权力，就是雇主，也会面临保姆供不应求的尴尬。组稿四■解决之道与保险公司合作为保姆买保险为了保障雇主和保姆的权益，据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总经理田欣介绍，目前该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作，为所有保姆上了包括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附加险、保姆本身的人身意外险以及客户家庭盗窃险。据介绍，从1999年正祥和公司创办初期他们就开始筹划与保险公司的合作。20xx年下半年，该公司曾经与平安保险以及中国人寿保险共同合作，开创了当时热门一时的“家政服务综合险”，后因属于扩大承保范围并且正祥和公司没有兼业代理证，不具备代雇主交纳保险费的资格，从而被保监委取缔了。目前正祥和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合作，每年需要为每个保姆缴纳的保险金额为300多元。其中，雇主责任险和保姆本身的人身意外险旨在保障保姆的安全，第三者责任附加险旨在保护因保姆的责任而造成的雇主损失，而客户家庭盗窃险则意味着如果雇主家里丢失东西，怀疑为保姆所为，而且报案后三个月之后仍然没有破案的话，则由保险公司预付损失的费用，如果日后破案，这部分的款项再追回。具体补偿金额中，如果因保姆的责任造成雇主家中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金额可达40万元；因保姆责任造成雇主家财产损失，最高赔偿金额可达6万元，而如果保姆在工作的时候自身受伤或者死亡，最高赔偿金额为5万元。田欣还表示，因为他们的承诺最多、最有保障，所以正祥和对请保姆客户（雇主）一般收取900元的押金（合同期满后退还），690元的服务费（包括300余元的保险费），当保姆去雇主家工作后，前两个月内要分期还我们320元的培训费，而且在合同期内每个月要上交100元的管理费。组稿五■建议保姆应实行特殊社保政策正祥和家政公司总经理田欣认为，首先应规定保姆的最低工资标准，采取特殊的劳保政策。目前家政业总体工资400元以下，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水平，这是很不合理的。考虑到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工作时间长及对“寄人篱下”的工作环境做出心理补偿，家政服务人员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按照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2—1.5倍计算。同时，按现行社保制度，如由家政公司为保姆购买社会保险，家政公司无力承担；如由雇主购买，在不禁止“简单中介”（即中介公司只起一次性中介作用）的情况下，雇主将绝对选择不予购买，这将使广大家政工作者无法享受社保的保障。针对家政行业的特殊性，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是解决之道。雇主的侵权行为要受到有效监督在雇主的相对封闭的家庭生活中，保姆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雇主的行为应该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保姆的权益。有关部门应该规定家政服务的雇主方，有接受家政经营方监督、协调的义务。同时，由于许多雇主的侵权行为，包括性骚扰、罚站、罚跪等行为都是很难取证的，而根据保护从业者人权有利于促进就业竞争，鉴于家政服务从业环境的私隐性和从业人员的弱势特征，建议对雇主侵权、歧视、虐待行为等设定由雇主方负举证倒置责任。应制定统一的保姆权益卡为加强家政服务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统一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权益卡，设置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维权专线。每个保姆都应该手持一张权益卡，以及各家政公司都应该强制性地在醒目处张贴家政服务人员权益公告：上面清楚地说明她们的权利和义务，并醒目地标示出政府相关部门的举报电话。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培养起保姆的维权意识，有效保护她们的权益。组稿六■专家意见非无法可依而是法律意识淡薄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忠家政服务人员权益的保护，在我国并不是无法可依的。根据家政服务人员和家政公司及雇主三方之间建立起的类型不同法律关系，《劳动法》等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民事法律法规，都为家政服务人员构筑了一道法律保护的屏障。针对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经营方式的家政服务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中介公司，这种家政公司只负责介绍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见面洽谈，由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直接确定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雇主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直接建立了事实上的雇佣民事关系，日后如果家政服务人员在向雇主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只要不是家政服务人员自身的故意自我伤害，应该由雇主负责赔偿。如果伤害是由第三方造成的，雇主在赔偿后可以向第三方追偿。中介公司在中介活动结束后，无须为此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雇主的确面临较大的赔偿风险，但如雇主能事先为家政服务人员购买保险，则可以以很小的代价来规避这种法律上的风险。另外一种“培训跟踪管理式”家政服务公司。家政公司是以公司的名义与雇主签订合同并提供家政服务。鉴于家政服务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培训、管理和委派，所以其与家政公司之间无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都形成了一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而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之间并非直接建立雇佣关系。因此，家政服务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只要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伤条件，应该由家政公司按工伤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由此，也应该由家政公司来为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相应的社保。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和家政服务公司之间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如果由于家政服务人员的责任而给雇主家庭人身或财产带来任何损失，均应由家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即家政公司与雇主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应该依照合同法等有关民事法律来处理。而家政服务人员与家政公司之间由于存在的是劳动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发生纠纷，则应该按照劳动法律法规来处理。至于最低工资保障问题，只要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均应当受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等对待。国家也应当对广大家政服务人员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随着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市场会根据供求情况调整家政服务人员的具体薪酬水平，但无论家政公司还是雇主都不应突破政府规定的家政服务人员工资底线，否则即为违法行为。总之，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把对家政服务人员的保护排斥在外，之所以会产生目前这种家政市场很不规范，家政服务人员频频出现遭到人身侮辱和损害，家政公司或中介公司、雇主、家政服务人员三方之间责、权、利不明确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各方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保姆是外来民工缺乏保障的典型广东省科学院社会学和人口学专家郑梓桢保姆是一个难以管理的行业，流动性很强，不同于企业和工人之间有明显的雇佣关系。周岱兰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典型，反映了保姆市场的不规范。而在周岱兰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流动群体，即外地民工，他们也处在社会保障的边缘地带。现在许多工厂在招收外地民工时以各种名目和借口逃避签订劳动合同，逃避交纳社会保险。而且有些民工本身也没有社会保障的观念。要切实保护保姆以及民工的合法权益，确实应该循着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向去探索。签订劳动合同至少能保障保姆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尤为迫切的工伤和保险问题，鉴于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又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发生事故时加大了获赔的难度。现在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将保姆这些人群纳入保护范围，另一种思路就是通过制定行业规范，来保护一些运作相对规范，能保护保姆部分利益的家政公司。跟哪一方签劳动合同可酌情考虑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廖翔达现在保姆和雇主以及家政公司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明确，存在着较大争议。保姆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同雇主，或同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家政公司招募保姆，加以培训并收取管理费，给保姆介绍工作，那么保姆应该选择与家政公司签订合同。如果保姆是通过简单介绍，和雇主有长期的雇佣关系，保姆应该选择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跟哪一方签订合同可以酌情考虑，但是存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保障保姆利益的基本途径。现在家政行业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三方面的努力。其一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依法监管力度，依法解决纠纷，打击一些以家政公司为名非法牟利的中介；其二家政行业应该加强自律，行业内部制定规范，保护管理规范的家政公司，淘汰一些提供虚假信息等的不良企业；其三，通过政府加强保姆的教育宣传，加强他们的法律法规意识，并且学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链接上海20xx年7月1日出台《家政服务综合保险》规定：只要是按照雇主的要求，以自身体力或脑力，完成家庭生活服务，获取报酬的家政服务人员都可以参保，包括：钟点工、半天工、全天工和全天寄宿工在内。家政服务综合保险是在政府积极推动下，由保险公司承保的，具有社会公益意义的商业保险。家政服务综合保险的年保费为30元，最高赔付额为10万元。劳动部门同时表示，《家政服务综合保险》是由雇主购买，家政服务人员受益的险种。根据我国在20xx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这个条例所称的“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根据事实劳动关系这一点，家政公司有义务为保姆购买工伤保险，工伤险是强制险，与属于商业险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并不抵触，家政企业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

第二篇：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

最近，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专项检查时发现，广州市大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没有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和办理社会保险。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保姆、钟点工们，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很少有人与家政公司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在其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如出现工伤事故时，他们便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他们负责，而他们也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赔偿。保姆的权益究竟该如何进行维护，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调查。【事件】屡见不鲜的“周岱兰”有关媒体披露，去年12月24日，安徽保姆周岱兰从上海雇主家的4楼摔下，经抢救虽然周岱兰的生命无忧，但需再做手术方可摆脱终身瘫痪的危险。可是，高额医药费使贫穷的周岱兰无能为力；已经为其支付2万元医药费的东家也表示难以为继。2月3日，周的儿子在向律师咨询时被告知：不签约的保姆和钟点工，不在《劳动法》和上海有关地方法规的保护范围之内。像周岱兰这样悲惨遭遇的例子并不少见。今年3月12日凌晨4时，从事住家保姆工作的广州退休女工陈伟英还在为雇主打扇子，无意中将一支“不求人”掉落在地上，由于过度疲倦，她弯腰去捡时，控制不住身体向地上倒去，结果不幸导致手腕骨折。事后，为了看病养伤，她向雇主索要1700元医药费及误工费遭拒。经过一番奔波讨公道，她才发觉自己上了家政中介公司的当：和家政公司、和雇主，她都没有签下劳动合同。【调查】保姆多不签劳动合同最近，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部分家政服务公司进行了专项检查。而笔者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了解，结合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保姆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广州的家政公司相当多是以中介的形式进行经营，而这些家政公司并没有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雇主也没有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家政公司、雇主和保姆三者之间往往只有一纸协议。这样一来，保姆的合法权益包括社会保险、最低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等都难以得到合法保护。广州家政行业缺乏统一收费标准，此类投诉比较多。据介绍，有些家政服务公司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向保姆每月征收40－100元不等的管理费，有的公司还向保姆非法加收每月30元的保证金。同时，中介公司向雇主收取一次性中介公司服务费（最高者达690元）和押金（多者达900元），更有甚者又以体检的名义向保姆和雇主两方收取65元的体检费。【问题】事故发生谁来负责由于家政公司、保姆、雇主三方之间关系的不明晰，造成了发生责任事故时难以找到相关责任人。例如，在发生保姆偷窃等违法案件时，家政公司往往逃避责任，不补偿雇主的损失，而此前广州还曾发生过有保姆用安眠药喂儿童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在三者关系中保姆的地位也颇为尴尬。由于不签订劳动合同，保姆在发生工伤时，雇主与家政公司经常互相推诿责任，因而保姆往往很难获得医疗赔偿。同时，多数家政服务公司没有为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因此在发生意外时，保姆无法获得保险赔偿。据了解，家政服务公司在发生纠纷和事故时，最多起调节的中间角色，基本上不负担任何责任。【警钟】保姆要弃雇主而去？每年的春节过后，各地的媒体几乎都要爆炒“保姆荒”的新闻。据介绍，目前广州约有200万个家庭，大约需要40万名保姆，但目前实际在岗的保姆只有约10万名。一方面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做保姆没面子”的传统观念依旧，再加上各种制度的不健全、低劣的工作环境，则“保姆”势必成为极端稀缺的资源。笔者曾经致电许多家政公司欲聘家政人员，都获得“我们这边暂时没有保姆，请您耐心等待”的回复，更有甚者，好不容易马上可以见到保姆，还要受到“她有很多选择的，您说话要谨慎些”的提醒。现在，“民工荒”已给珠三角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保姆荒”的现象对于众多的家政公司、雇主们乃至相关部门而言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组稿二■探究家政公司：上司还是中介？我们只是中介“我们这里的工作就是将保姆介绍给雇主认识，如果他们双方确定意向，就交服务费给我。雇主需交纳服务费150元，包括雇主如果对家政工人不满意，一年内可以免费帮忙调换人选的劳务费；家政工人需交纳服务费50元，包括如果家政工人对雇主不满意或被辞退，一年内可以帮忙调换4次工作。”广州市赤岗街社区某家政中心的段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事先一般都和保姆讲好，如果工作中受伤，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她损害了雇主的财物，我们有可能赔偿损失。”不是正式员工不签劳动合同“严格意义上说，本公司的保姆不算是正式员工，因为我们没有与她们签订劳动合同，相应的，她们也没有享受最低工资保障和社保

p;同时，按现行社保制度，如由家政公司为保姆购买社会保险，家政公司无力承担；如由雇主购买，在不禁止“简单中介”（即中介公司只起一次性中介作用）的情况下，雇主将绝对选择不予购买，这将使广大家政工作者无法享受社保的保障。针对家政行业的特殊性，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是解决之道。雇主的侵权行为要受到有效监督在雇主的相对封闭的家庭生活中，保姆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雇主的行为应该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保姆的权益。有关部门应该规定家政服务的雇主方，有接受家政经营方监督、协调的义务。同时，由于许多雇主的侵权行为，包括性骚扰、罚站、罚跪等行为都是很难取证的，而根据保护从业者人权有利于促进就业竞争，鉴于家政服务从业环境的私隐性和从业人员的弱势特征，建议对雇主侵权、歧视、虐待行为等设定由雇主方负举证倒置责任。应制定统一的保姆权益卡为加强家政服务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统一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权益卡，设置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维权专线。每个保姆都应该手持一张权益卡，以及各家政公司都应该强制性地在醒目处张贴家政服务人员权益公告：上面清楚地说明她们的权利和义务，并醒目地标示出政府相关部门的举报电话。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培养起保姆的维权意识，有效保护她们的权益。组稿六■专家意见非无法可依而是法律意识淡薄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忠家政服务人员权益的保护，在我国并不是无法可依的。根据家政服务人员和家政公司及雇主三方之间建立起的类型不同法律关系，《劳动法》等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民事法律法规，都为家政服务人员构筑了一道法律保护的屏障。针对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经营方式的家政服务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中介公司，这种家政公司只负责介绍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见面洽谈，由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直接确定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雇主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直接建立了事实上的雇佣民事关系，日后如果家政服务人员在向雇主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只要不是家政服务人员自身的故意自我伤害，应该由雇主负责赔偿。如果伤害是由第三方造成的，雇主在赔偿后可以向第三方追偿。中介公司在中介活动结束后，无须为此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雇主的确面临较大的赔偿风险，但如雇主能事先为家政服务人员购买保险，则可以以很小的代价来规避这种法律上的风险。另外一种“培训跟踪管理式”家政服务公司。家政公司是以公司的名义与雇主签订合同并提供家政服务。鉴于家政服务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培训、管理和委派，所以其与家政公司之间无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都形成了一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而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之间并非直接建立雇佣关系。因此，家政服务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只要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伤条件，应该由家政公司按工伤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由此，也应该由家政公司来为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相应的社保。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和家政服务公司之间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如果由于家政服务人员的责任而给雇主家庭人身或财产带来任何损失，均应由家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即家政公司与雇主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应该依照合同法等有关民事法律来处理。而家政服务人员与家政公司之间由于存在的是劳动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发生纠纷，则应该按照劳动法律法规来处理。至于最低工资保障问题，只要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均应当受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等对待。国家也应当对广大家政服务人员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随着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市场会根据供求情况调整家政服务人员的具体薪酬水平，但无论家政公司还是雇主都不应突破政府规定的家政服务人员工资底线，否则即为违法行为。总之，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把对家政服务人员的保护排斥在外，之所以会产生目前这种家政市场很不规范，家政服务人员频频出现遭到人身侮辱和损害，家政公司或中介公司、雇主、家政服务人员三方之间责、权、利不明确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各方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保姆是外来民工缺乏保障的典型广东省科学院社会学和人口学专家 郑梓桢保姆是一个难以管理的行业，流动性很强，不同于企业和工人之间有明显的雇佣关系。周岱兰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典型，反映了保姆市场的不规范。而在周岱兰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流动群体，即外地民工，他们也处在社会保障的边缘地带。现在许多工厂在招收外地民工时以各种名目和借口逃避签订劳动合同，逃避交纳社会保险。而且有些民工本身也没有社会保障的观念。要切实保护保姆以及民工的合法权益，确实应该循着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向去探索。签订劳动合同至少能保障保姆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尤为迫切的工伤和保险问题，鉴于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又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发生事故时加大了获赔的难度。现在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将保姆这些人群纳入保护范围，另一种思路就是通过制定行业规范，来保护一些运作相对规范，能保护保姆部分利益的家

第三篇：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

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

最近，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专项检查时发现，广州市大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没有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和办理社会保险。

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保姆、钟点工们，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很少有人与家政公司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在其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如出现工伤事故时，他们便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没有人愿意

站出来为他们负责，而他们也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赔偿。保姆的权益究竟该如何进行维护，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事件】

屡见不鲜的“周岱兰”

像周岱兰这样悲惨遭遇的例子并不少见。今年3月12日凌晨4时，从事住家保姆工作的广州退休女工陈伟英还在为雇主打扇子，无意中将一支“不求人”掉落在地上，由于过度疲倦，她弯腰去捡时，控制不住身体向地上倒去，结果不幸导致手腕骨折。事后，为了看病养伤，她向雇主索要1700元医药费及误工费遭拒。经过一番奔波讨公道，她才发觉自己上了家政中介公司的当：和家政公司、和雇主，她都没有签下劳动合同。

【调查】

保姆多不签劳动合同

最近，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部分家政服务公司进行了专项检查。而笔者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了解，结合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保姆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广州的家政公司相当多是以中介的形式进行经营，而这些家政公司并没有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雇主也没有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家政公司、雇主和保姆三者之间往往只有一纸协议。这样一来，保姆的合法权益包括社会保险、最低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等都难以得到合法保护。

广州家政行业缺乏统一收费标准，此类投诉比较多。据介绍，有些家政服务公司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向保姆每月征收40－100元不等的管理费，有的公司还向保姆非法加收每月30元的保证金。同时，中介公司向雇主收取一次性中介公司服务费（最高者达690元）和押金（多者达900元），更有甚者又以体检的名义向保姆和雇主两方收取65元的体检费。

【问题】

事故发生谁来负责

由于家政公司、保姆、雇主三方之间关系的不明晰，造成了发生责任事故时难以找到相关责任人。例如，在发生保姆偷窃等违法案件时，家政公司往往逃避责任，不补偿雇主的损失，而此前广州还曾发生过有保姆用安眠药喂儿童的事件发生。

另一方面，在三者关系中保姆的地位也颇为尴尬。由于不签订劳动合同，保姆在发生工伤时，雇主与家政公司经常互相推诿责任，因而保姆往往很难获得医疗赔偿。同时，多数家政服务公司没有为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因此在发生意外时，保姆无法获得保险赔偿。

据了解，家政服务公司在发生纠纷和事故时，最多起调节的中间角色，基本上不负担任何责任。

【警钟】

保姆要弃雇主而去？

每年的春节过后，各地的媒体几乎都要爆炒“保姆荒”的新闻。据介绍，目前广州约有200万个家庭，大约需要40万名保姆，但目前实际在岗的保姆只有约10万名。一方面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做保姆没面子”的传统观念依旧，再加上各种制度的不健全、低劣的工作环境，则“保姆”势必成为极端稀缺的资源。

笔者曾经致电许多家政公司欲聘家政人员，都获得“我们这边暂时没有保姆，请您耐心等待”的回复，更有甚者，好不容易马上可以见到保姆，还要受到“她有很多选择的，您说话要谨慎些”的提醒。

现在，“民工荒”已给珠三角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保姆荒”的现象对于众多的家政公司、雇主们乃至相关部门而言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

组稿二

■探究

家政公司：上司还是中介？

我们只是中介

“我们这里的工作就是将保姆介绍给雇主认识，如果他们双方确定意向，就交服务费给我。雇主需交纳服务费150元，包括雇主如果对家政工人不满意，一年内可以免费帮忙调换人选的劳务费；家政工人需交纳服务费50元，包括如果家政工人对雇主不满意或被辞退，一年内可以帮忙调换4次工作。”广州市赤岗街社区某家政中心的段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事先一般都和保姆讲好，如果工作中受伤，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她损害了雇主的财物，我们有可能赔偿损失。”

“严格意义上说，本公司的保姆不算是正式员工，因为我们没有与她们签订劳动合同，相应的，她们也没有享受最低工资保障和社保等待遇。”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说，由于家政服务公司这种劳动派遣的模式是近几年才形成的，因而并不包括在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范围内。直到今天，有关保姆的劳动合同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至于社保，公司与保姆双方需要每个月缴纳140余元的费用，而以目前保姆平均400-500元的月收入，还有他们那种培训跟踪式的家政公司每个月收取100元管理费的运作成本来看，根本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给保姆上社保，而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基本上也没有雇主愿意为保姆上社保。

雇主与保姆：“婆媳关系”？

“雇主与保姆之间的关系近似于一种‘婆媳关系'，保姆的工作需要融入雇主的家庭，而雇主也需要以接受家庭中的一员的心态来对待保姆，而不是百般挑剔责难。”赤岗街社区某家政中心的段女士说。

而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则称：“我一直把保姆、家政公司以及雇主的关系看作一个链条，表面上看，乃至目前许多媒体的报道都比较关注保姆的素质低下问题，但我看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保姆们一般都背井离乡，其工作从劳动强度上讲需要付出巨大的心力体力，从劳动时间上说是要随时候命，而在精神上还要忍受社会对家政劳动工作的歧视。我倒觉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关键在于雇主的身上。”

组稿三

■现象

逾半保姆权益受过侵犯

据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介绍，该公司的几千名员工中，曾有半数以上的保姆受到过雇主的侵权。

田欣说，在雇主相对封闭的家庭环境中，雇主一般享有绝对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保姆经常受到侵犯。据介绍，保姆受到雇主的侵权包括，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辱骂、殴打、性骚扰、不允许保姆出家门等，有的雇主还强迫保姆称呼自己的子女为“少爷”、“小姐”。

他说，如果有1例保姆对雇主财产进行蓄意破坏的行为，那么就有10例雇主漠视保姆权利的侵权行为。这几年来，仅仅性骚扰事件正祥和公司就遭遇了上百起。田欣表示，他相信还存在更多性骚扰事件保姆没有和公司说过，这种纠纷绝大部分的结果只能不了了之。他说：“我们不排除有个别保姆怀有恶意的可能，但我们同样相信有一部分保姆会因为忍受不了压力而做出消极的逃避乃至报复行为。”

据介紹，曾经有一个四川籍的保姆，被一位60岁左右、资产上千万的雇主雇佣，合同期间被雇主强奸。雇主当时就给了保姆1万元息事宁人，那名保姆将钱一直用报纸包着不动，10多天以后才敢向公司说。田欣当时跟那位保姆说：“你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我们立刻去公安局。”没想到那位保姆却说：“我和公司签了合同，我只希望公司不要让我赔钱，让我回家就可以了。”

对上述问题的发生，田欣表示政府部门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护保姆的权益。他说，当人格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许多保姆选择退出家政市场，而一个保姆的退出往往会带动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厂子的潜在保姆止步不前。如此下去，别说家政公司没有选择保姆的权力，就是雇主，也会面临保姆供不应求的尴尬。

组稿四

■解决之道

与保险公司合作为保姆买保险

为了保障雇主和保姆的权益，据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总经理田欣介绍，目前该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作，为所有保姆上了包括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附加险、保姆本身的人身意外险以及客户家庭盗窃险。目前正祥和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合作，每年需要为每个保姆缴纳的保险金额为300多元。其中，雇主责任险和保姆本身的人身意外险旨在保障保姆的安全，第三者责任附加险旨在保护因保姆的责任而造成的雇主损失，而客户家庭盗窃险则意味着如果雇主家里丢失东西，怀疑为保姆所为，而且报案后三个月之后仍然没有破案的话，则由保险公司预付损失的费用，如果日后破案，这部分的款项再追回。具体补偿金额中，如果因保姆的责任造成雇主家中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金额可达40万元；因保姆责任造成雇主家财产损失，最高赔偿金额可达6万元，而如果保姆在工作的时候自身受伤或者死亡，最高赔偿金额为5万元。

田欣还表示，因为他们的承诺最多、最有保障，所以正祥和对请保姆客户（雇主）一般收取900元的押金（合同期满后退还），690元的服务费（包括300余元的保险费），当保姆去雇主家工作后，前两个月内要分期还我们320元的培训费，而且在合同期内每个月要上交100元的管理费。

组稿五

■建议

保姆应实行特殊社保政策同时，按现行社保制度，如由家政公司为保姆购买社会保险，家政公司无力承担；如由雇主购买，在不禁止“简单中介”（即中介公司只起一次性中介作用）的情况下，雇主将绝对选择不予购买，这将使广大家政工作者无法享受社保的保障。针对家政行业的特殊性，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是解决之道。

雇主的侵权行为要受到有效监督

在雇主的相对封闭的家庭生活中，保姆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雇主的行为应该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保姆的权益。有关部门应该规定家政服务的雇主方，有接受家政经营方监督、协调的义务。

同时，由于许多雇主的侵权行为，包括性骚扰、罚站、罚跪等行为都是很难取证的，而根据保护从业者人权有利于促进就业竞争，鉴于家政服务从业环境的私隐性和从业人员的弱势特征，建议对雇主侵权、歧视、虐待行为等设定由雇主方负举证倒置责任。

应制定统一的保姆权益卡

为加强家政服务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统一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权益卡，设置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维权专线。

每个保姆都应该手持一张权益卡，以及各家政公司都应该强制性地在醒目处张贴家政服务人员权益公告：上面清楚地说明她们的权利和义务，并醒目地标示出政府相关部门的举报电话。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培养起保姆的维权意识，有效保护她们的权益。

组稿六

■专家意见

非无法可依而是法律意识淡薄

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忠

家政服务人员权益的保护，在我国并不是无法可依的。根据家政服务人员和家政公司及雇主三方之间建立起的类型不同法律关系，《劳动法》等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民事法律法规，都为家政服务人员构筑了一道法律保护的屏障。

针对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经营方式的家政服务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中介公司，这种家政公司只负责介绍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见面洽谈，由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直接确定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雇主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直接建立了事实上的雇佣民事关系，日后如果家政服务人员在向雇主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只要不是家政服务人员自身的故意自我伤害，应该由雇主负责赔偿。如果伤害是由第三方造成的，雇主在赔偿后可以向第三方追偿。中介公司在中介活动结束后，无须为此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雇主的确面临较大的赔偿风险，但如雇主能事先为家政服务人员购买保险，则可以以很小的代价来规避这种法律上的风险。

另外一种“培训跟踪管理式”家政服务公司。家政公司是以公司的名义与雇主签订合同并提供家政服务。鉴于家政服务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培训、管理和委派，所以其与家政公司之间无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都形成了一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而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之间并非直接建立雇佣关系。因此，家政服务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只要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伤条件，应该由家政公司按工伤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由此，也应该由家政公司来为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相应的社保。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和家政服务公司之间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如果由于家政服务人员的责任而给雇主家庭人身或财产带来任何损失，均应由家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即家政公司与雇主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应该依照合同法等有关民事法律来处理。而家政服务人员与家政公司之间由于存在的是劳动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发生纠纷，则应该按照劳动法律法规来处理。

至于最低工资保障问题，只要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均应当受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等对待。国家也应当对广大家政服务人员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随着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市场会根据供求情况调整家政服务人员的具体薪酬水平，但无论家政公司还是雇主都不应突破政府规定的家政服务人员工资底线，否则即为违法行为。

总之，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把对家政服务人员的保护排斥在外，之所以会产生目前这种家政市场很不规范，家政服务人员频频出现遭到人身侮辱和损害，家政公司或中介公司、雇主、家政服务人员三方之间责、权、利不明确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各方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

保姆是外来民工缺乏保障的典型

广东省科学院社会学和人口学专家郑梓桢

保姆是一个难以管理的行业，流动性很强，不同于企业和工人之间有明显的雇佣关系。

周岱兰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典型，反映了保姆市场的不规范。而在周岱兰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流动群体，即外地民工，他们也处在社会保障的边缘地带。现在许多工厂在招收外地民工时以各种名目和借口逃避签订劳动合同，逃避交纳社会保险。而且有些民工本身也没有社会保障的观念。

要切实保护保姆以及民工的合法权益，确实应该循着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向去探索。签订劳动合同至少能保障保姆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尤为迫切的工伤和保险问题，鉴于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又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发生事故时加大了获赔的难度。现在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将保姆这些人群纳入保护范围，另一种思路就是通过制定行业规范，来保护一些运作相对规范，能保护保姆部分利益的家政公司。

跟哪一方签劳动合同可酌情考虑

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廖翔达

现在保姆和雇主以及家政公司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明确，存在着较大争议。保姆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同雇主，或同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如果家政公司招募保姆，加以培训并收取管理费，给保姆介绍工作，那么保姆应该选择与家政公司签订合同。如果保姆是通过简单介绍，和雇主有长期的雇佣关系，保姆应该选择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跟哪一方签订合同可以酌情考虑，但是存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保障保姆利益的基本途径。

现在家政行业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三方面的努力。其一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依法监管力度，依法解决纠纷，打击一些以家政公司为名非法牟利的中介；其二家政行业应该加强自律，行业内部制定规范，保护管理规范的家政公司，淘汰一些提供虚假信息等的不良企业；其三，通过政府加强保姆的教育宣传，加强他们的法律法规意识，并且学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链接

上海2004年7月1日出台《家政服务综合保险》规定：只要是按照雇主的要求，以自身体力或脑力，完成家庭生活服务，获取报酬的家政服务人员都可以参保，包括：钟点工、半天工、全天工和全天寄宿工在内。家政服务综合保险是在政府积极推动下，由保险公司承保的，具有社会公益意义的商业保险。家政服务综合保险的年保费为30元，最高赔付额为10万元。劳动部门同时表示，《家政服务综合保险》是由雇主购买，家政服务人员受益的险种。

根据我国在2004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这个条例所称的“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根据事实劳动关系这一点，家政公司有义务为保姆购买工伤保险，工伤险是强制险，与属于商业险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并不抵触，家政企业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文秘114版权所有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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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

每一位劳动者都经历过进入工作以前，都得进行身体检查，身体合格者可以参加工作，进入工作以后就没有人关心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如何，亦为的强调工作工作在工作。有的劳动者猝死在工作岗位，有的劳动者不明不白死去，死在工作岗位算工伤，死在家里什么也不是，死在上班途中算什么？《劳动法》第六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就没有提出对劳动者进行身体检查，劳动者打工者是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我们的权益哪去了？《工伤保险条列》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现在很多职工打工者为了生活超负荷工作，身体都处于亚健康状况，如果在工作当中没有死亡怎么办？一切法律都围尧着工作生产进行，没有一条保护劳动者打工者身体健康法律存在！各种设备都得定期检查，防止人身事故发生进行维护保养，难道我们劳动者打工者连生产设备都不如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都没有提出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合法保护！我们劳动者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主人，因为劳动者打工者不是他们手里设备，是……人。

第五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社区尊老敬老氛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央领导同志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区”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区建设是基础。

近年来，在社区建设中，古城街道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大力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积极整合社区资源，健全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强化服务功能。尤其在基层老年维权工作、提高为老年人服务水平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5年4月29日，在市、区老龄部门指导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西路南社区创建了全区第一个社区老年维权工作站。

老年维权站成立两年多来，坚持以普法宣传为先导，以切实帮助老年人解忧烦为宗旨，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先后成功解决涉老侵权案例6起。这项工作的开展，搭建了司法、公安和律师部门参与社区老年维权工作的平台，加大了社区老年维权工作力度，提高了居民群众依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识，营造了社区尊老敬老氛围，促进了地区法制化建设，受到老年人的好评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肯定。

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把老年维权工作纳入社区工作重要日程

维护老年人权益是社区老龄工作的内容之一，也是工作的难点之一，在党和国家大力加强老龄工作，积极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养老社会风尚的情况下，广大老年人在家庭的照顾和社会的关怀下，生活快乐幸福。

古城街道西路南社区有居民964户，1918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323人，占社区总人口的17%。在社区里，一些老人因丧偶、子女下岗等原因，日常生活困难；一些老人遇到了只图老人财产不尽赡养义务的不孝之子，晚年生活凄惨；还有的老人碰上了不懂礼貌的邻居，争吵纠纷不断。随着社区老年人日益增多，面对侵害老年人利益情况时有发生而老年人又普遍缺乏维权意识的情况，社区居委会感到维护老年权益是社区的责任，但又苦于居委会人员少，法律知识也不足，对于一般涉老纠纷只能是以和为贵，对双方加以劝解，遇到混不讲理的，还常常挨骂，因此，老年维权工作力度薄弱。2003年，市老年维权中心组织有关部门来到西路南社区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专业司法人员通俗易懂的讲解，打开了老年人郁闷的心扉，也给了居委会干部极大的启发，就是请司法部门协助，消除社区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提高社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水平，满足老年人维权服务需求。

二、积极争取司法部门参与，努力构建社区老年维权服

务体系

加强社区老年维权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究竟要采取什么形式？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开展活动？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做法可借鉴的情况下，西路南社区经过认真筹划准备，确定建立“社区老年维权工作站”。

1、求真务实，构建切实可行的工作模式。老年维权站在社区党委和居委会的领导下，实行以社区老龄干部主管，社区老年人协会参与，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街道司法所、派出所参加的社区老年维权工作模式。明确了各单位的工作任务和责任，老年维权站下设老年维权监督队、涉老纠纷调解队、法律咨询服务队、法律援助服务队四支队伍。老年维权监督队由社区法律维权志愿者担任，负责了解掌握社区维权工作信息，以便早发现早处理。涉老纠纷调解队由社区民调委员和社区老年协会组成，负责调解涉老纠纷，使老年人的事情及时有人管。法律咨询服务队以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为主，根据老年人的具体事由，义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服务队由街道司法所、古城派出所承担，负责对有困难的老人提供法律援助和维护老年人人身财产安全。

2、建立工作制度。老年维权站制定了六项工作制度：

1、老年人来信来访和基本情况登记制度；

2、利用社区板报、橱窗，开展经常性老年法律知识宣传制度；

3、组织尊老互助活动制度；

4、协助司法部门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制度；

5、与空巢老人亲属的联系和陪伴服务制度；

6、特困老人生活救助制度。

3、公开工作承诺。老年维权站首先开设了一条社区老年维权服务热线电话，做到老年人有问必答，态度热情；其次，为每位老人制作一个法律爱心联系卡，公开老年维权站的服务内容和联系方法，并请老年人和社区群众监督；第三，对空巢、孤寡、低保、行动不便的老人实行专人负责、定期上门服务。

三、以开展法律宣传为基础，增强老年人自我维权意识，促进社区居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1、广泛开展法律学习和咨询服务活动。维权站定期开设法律课堂，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咨询活动，宣传老年法律法规。如：请社区志愿者、首都师范大学法律专业学生为社区的老年人讲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赡养与抚养，财产继承等问题；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刘敬之以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结合法律知识，指导老年人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先后两次邀请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在社区内举办了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律师面对面与社区老年人座谈，解答老年人提出的侵权问题，并发放法律宣传资料180多份。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会人数200余人，咨询案例30多件。通过这些活动，使居民们学到了法律知识，提高了维权意识。

2、加强老年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为做好老年维权站工作，在社区内建立了3个固定宣传橱窗，每个楼门都设有宣传栏，利用这些宣传阵地定期张贴宣传材料，为老年人和社区居民学习法律知识创造方便条件。同时还举办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比如每季度组织一次维权站工作人员法律知识培训，提高大家做好维权工作的能力。举办社区老年法律知识竞赛，活跃老年人生活并营造社区学法氛围。邀请区消协、区工商局的同志到社区举办“消费者谈维权”活动，讲解如何辨别假冒伪劣商品，为老人免费测试食盐的质量等项目。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同时也提高了社区老年维权站的信誉。

3、积极开展“睦邻友好工程”和评选敬老先进家庭活动。在广泛开展老年法律宣传的基础上，在社区大力提倡“睦邻友好工程”。即由社区干部包楼、楼门组长包楼门，社区党员、志愿服务人员包户，让困难老人和“空巢”家庭老人户户有人管，事事有人帮。通过这些工作，居委会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老年人的维权需求和生活情况，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社区的关心和温暖。同时，在社区居民中开展“尊老敬老好儿女、好儿媳”评比活动，经楼门组长推荐，社区居民代表会审议，对评选出的“尊老敬老好儿女、好儿媳”进行表扬鼓励，给他们戴红花、照光荣照，并在社区宣传栏展示，在社区树立尊老敬老为荣的理念。

四、以切实帮助老年人解决问题为重点，不断提高社区老年维权服务水平

西路南老年维权站以“居民利益无小事，老年人的事情争朝夕”为座右铭，不辞辛苦，不怕麻烦，千方百计帮助老年人解决问题。2005年5月，社区的李大妈反映楼前的洗浴中心每天凌晨常从烟囱里冒出黑烟，气味难闻，老人无法开窗通风。老年维权站的工作人员得知后立刻找到洗浴中心，并在城管部门的监督下加高了烟囱，可是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维权站又反映到区环保局，在区环保局的干预下，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事后，李大妈再次来到维权站，高兴地说“现在有替我们做主的地方了”。

财产继承问题是老年维权案例中最多的问题。社区76岁的刘大妈和刘大爷14年前再婚，老两口多年来相依为命。2004年8月刘大爷去世后不久，刘大爷的儿子找上门来将刘大妈的东西从屋内扔出并和老人发生争执，老人只得另租房安身。无奈之下，刘大妈找到社区老年维权站，诉说自己的遭遇，希望得到帮助。维权站的同志通过调查走访，得知刘大爷和刘大妈再婚后一直居住在此，刘大爷的儿女既不在身边又没有尽赡养和慰籍的义务。于是维权站的工作人员向她讲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告诉她：“老年人有依法继承配偶的遗产和接受遗赠的权力。老年人承租的房屋，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挤占，不得擅自改变租赁关系。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刘大妈的心里有了底。后来，社区民警和调解员又多次上门做工作，可刘大爷的儿子不仅不听劝诫反而变本加厉，气得刘大妈经常有家不能回，独自一人在外一坐就是一整天。为了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老年维权站工作人员帮助刘大妈向法院提起诉讼，2005年6月法院判老人胜诉。刘大妈重新搬回居住了十多年的住处后，激动地说：“是社区老年维权站给我指明了路，为我撑了腰。”维权站成立以后解决了类似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6起，各种纠纷20多件，分别在北京晚报、石景山周刊、新城区等报纸刊登。其他社区的老年人闻讯也前来咨询，老年维权站都热情接待并给与了积极的帮助。

“空巢”老人郭文英身体不好，因病致贫，生活拮据，老年维权站感到按照国家《老年法》的规定，郭文英老人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和帮助，便把她的情况反映给居委会。居委会又及时向街道民政部门汇报，为老年人报销药费1286元。老人住院期间，维权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前去看望，老人拉着大家的手，热泪盈眶地说：“你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古城街道西路南社区老年维权站成立两年多以来，争取了司法、公安、律师部门的支持，探索了社区老年维权工作社会化、网络化发展的途径，改变了过去社区老年维权工作人员少、力度小的状况，增强了社区干部做好老年维权工作的信心。同时，社区老年维权站用诚心、爱心和热心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用真情温暖了社区老人和居民群众的心，用实际行动为老年人解除了忧烦，也为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和法制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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