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读书笔记[五篇]

第一篇：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读书笔记

《形形色色的造反》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内容分为六章

一、导论:目的、方法、主要结论，二、文革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和政治歧视，三、红卫兵的区别和派别，四、造反的原因，五、幻灭和觉醒，六、后果。

其实就是讲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从如何狂热的卷入这场运动，到运动中形成各种各样的派别，到最后如何开始清醒的一个过程。

一、导论:目的、方法、主要结论 目的：

研究红卫兵是研究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对文化大革命时间的界定不是很重要。在中国大陆我们习惯说十年文革，十年浩劫，但是西方学者一般把文革的时间界定为从1966年5月到1968年底或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前）这将近三年的事件，1968年底许多红卫兵上山下乡

本书研究了红卫兵的一个开始到脱离运动之后的过程，对时间讨论不是很严格。首先提到文革，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一场几亿人卷入的群众运动，红卫兵作为这场群众运动的主体，起了先锋和领导作用。红卫兵几乎就是文革的同义词，他们在文革中最受重视，思想变化最大，活动最狂热。方法

搜集材料：

官方的、非官方的、大陆的、海外的、回忆录，专著、当年红卫兵的出版物、与红卫兵的访谈、正式采访一百多人，地域广泛，尽量与每个省份的人交谈，同时兼顾小城镇。农村。大的年龄代表丰富，从大学到高中初中

当年组织背景丰富，各种派别，激进程度不同的。作者本身是红卫兵。有一定的经历 对西方研究成果的重视和借鉴 李鸿永

《文革中广州地区的激进派学生》《中国文革的政治》 西方社会学、心理学.作者的基本观点

红卫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为，具有规律性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是文革前官方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在文革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业已存在的矛盾爆发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结果；文革导致了与其发动者初衷相反的结果，红卫兵不但没有在斗争中锻炼成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对政治欺骗和利用的反感与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疏离，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成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

文革前的教育、意识形态和政治歧视 当时用来教育年轻人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它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如南斯拉夫人50年代所批评的，是一种野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第一

在作者探访的所有红卫兵中，都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归于理想主义。作者认为他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把革命的价值看的高于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高于科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

作者认为这里的革命概念包含四个要素： 它确立了奋斗目标和共同的理想 它强调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动

它把整理利益放在最高地位，把绝对服从视为最必要的素质 它颂扬暴力、敌视温和与妥协。

1949年之后，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就是 政治胜于学业，红高于专。

毛泽东50年代定下的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强调红，学校实施政治辅导员制度，对学生的思想加以指导监督，对学生的政治表现做裁定，学生相互竞争争取得到组织和上级的承认。在学校开设政治课，语文课中砍去大量古汉语知识，中外名著，充斥大量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雷锋精神：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

学习雷锋同志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蒙昧无知和野蛮

西方国家是劳动人民的地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清华附中 一位女学生爱看十八十九世纪的描述资产积极生活方式的小说，被批斗自，战斗小组警告医生不得抢救，医院就不抢救，放在停尸间几天后死亡。学生带红卫兵抄自己的家，打死自己的母亲。

学生一粗鄙为荣，故意表现痞子气，以当痞子为荣。

斗争哲学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

提倡斗争、批判、分裂、反对调和、反对妥协

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阶级斗争迷信，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路线

文革中决定一个学生采取什么立场，态度或能参加什么派别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家庭出生。“血统论”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对儿混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无产阶级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根据当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极其对革命的态度的基础上提出分清敌我友，确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政策。

5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执行的阶级路线，指的是 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待遇的政策。红五类

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 黑五类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非官方因素

人性文明的潜流

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真正占领人们的头脑，彻底控制改造人的思想。

人性可能一时迷失，但是会觉醒，对人性的压制和扭曲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适得其反。

红卫兵的区别和派别

全国有1000万到三千万红卫兵，有成千上万个组织，红卫兵的思想和行动，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运动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模式研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的派别大致如下：

最初成立的红卫兵持血统论的观点，思想和行为较为一致，他们被视为保守派，尽管他们也造过反，接着出现了造反派红卫兵，两派的斗争不断，且愈演愈烈，保守派一般在1966年年底或1967年被打垮。之后，派性斗争在造反派内部两派斗争，这两派的纷争启于保守派垮台之前，大致可以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例外发生在自治区和边疆省份，造反派内部一直没有发展成主要的派别斗争，保守派势力一直不垮。还有一些 与当地驻军的关系，十三个大军区，红卫兵与他们的关系各不相同，部队之间关系也不同，每个省的活动可能也还有区别。

地区差别

北京的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外地的红卫兵是在北京串联红卫兵或当地党委的鼓动指导下成立的，没有北京红卫兵那样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色彩。与中央文革小组直接联系，靠近天子，八面威风。

1、北京的红卫兵往往根据内部消息和靠山的指示或暗示采取行动，所作所为自发程度低。外地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判断

2、北京的红卫兵在做出判断和行动时含有较大的机会主义成分，作出决策看它的来头和背景。

3、北京几个著名的红卫兵组织派别结盟很大程度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的，外地是根据一定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矛盾。

4、北京的红卫兵最先察觉出政治斗争的黑暗与残忍，投入的最狂热，觉醒的最早。北京的红卫兵始终没有按观点形成统一的组织，不存在统一的纲领和行动。上海与北京类似

全国：

向两极化发展，（开始是保守派与造反派，后来是造反派内部，并形成统一组织 与工人，农民，干部组织成大派，往往起领导作用，与当地驻军中的某部分力量形成或明或暗的联盟。地区的自发性强，运动反复，曲折，持久。

各个地区染上了当地风土人情的色彩 上海 君子动口不动手

打架就算野蛮了

广西 民风粗暴 武斗残忍全国之首，有一些地区发生大规模枪杀群众和吃人事件。

年龄特征 最小初一 13 最大大学生24 一般情况

年龄较大 比较成熟和理智，关心政治和文化方面问题 年龄较小 冲动 轻率 偏激 武斗多

女学生的暴力 北京师大附中副校长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 在天安门给毛泽东带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 亲手打死七人。不爱红装爱武装，改名为宋要武

大多数地区 大学生和中学生形成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大学生居于领导地位，中学生附庸支持，北京 大中学生关系最为松散 表现差异 ：

中学生数量多，社会来源复杂（上大学要筛选）。思想活跃，更具可塑性，活动多，思想变化大。

1.中学生受血统论的影响，非红五类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利，成为造反派

2.运动初期文革的内容，中学生偏重搞校党委和工作组的问题，中学生偏重批判 有问题的教室，打击出身不好的 学生，3.大学生怀疑的早，中学生不如大学生更多的关注上层的政治斗争。(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

保守派和造反派

红卫兵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区别是他们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然而这似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矛盾，因为红卫兵是造反者，他的宗旨和目的就是造反。

之所以有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区分，就是因为，在首都，第一批红卫兵（老兵）发现毛泽东的意图不是要他们早牛鬼蛇神的反，而是早（走资派）即他们父辈的反时他们不敢了，他们抛弃了（誓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誓言，当起了保爹保妈派。

在外地的话，各级党组织借用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手法，组织和操作官办红卫兵，以对抗其他学生早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毛和中央不得不改弦易辙，倚重那些被校党委、工作部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以及被老兵的血统论排斥的非红五类学生，利用他们对老兵和外地红卫兵进行清算，于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壁垒分明。势不两立。造反这个说法其实名不副实。中国历来把反抗朝廷和现存统治者的行径视为造反，是大逆不道之举，而文革中的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支持和赞许下造反的，其实他们是挟着最高领袖毛主席的威势，欺辱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当权派，严格的说，是货真价实的保皇派。

造反派的形成

1966年夏天，党内“揪出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反党消息不胫而走，北京的一些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年轻人自发成立了在当时独立的组织，清华附中的一群学生在六月初的大字报自称为红卫兵，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并附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于是，红卫兵取得了合法地位，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并佩戴红卫兵袖章，相当于向世界宣告，他是红卫兵的最高总司令，于是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红卫兵冲向社会，大破四旧 一开始就和血统论结下不解之缘，红卫兵的发起者把红五类和黑五类对立起来，使工农子弟，甚至资历不够的中低级干部的子弟都不能参加红卫兵。外地的红卫兵刚开始血统论不是很强，后来北京的红卫兵把血统论宣传到全国各地，这类组织开始清理组织。

造反派的组织始于八月初，江青等文革派多次到一些学校煽动造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些学生就领悟到毛及文革派支持造反，然后，一些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血统论。

10月1日是转折点，林彪检阅全国来京师生的谈话中，提出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10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为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学生平反，之后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血统论，这一连串的表态，把老红卫兵置于犯错误的地位，原来受压的少数派扬眉吐气，名正言顺建立红卫兵组织，与保守派斗争。这个时候起，老红卫兵引起社会**，他们的蜜月就结束了。

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哪些问题上形成对立,一般来说：

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学校大权在工作组手中，奉命控制局面，把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学校中的造反派都是反对工作组的。

支持还是血统论。坚持，保守派，造反派以中等家庭出身的学生为主，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和少量红五类学生。

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造反派非常积极。

是否造各级党组织的反。最先整学校领导的是保守派，个别造反派识破（舍车保帅），保本校党委，造上级党委的反。

意识形态方面：造反派把（党内走资派）当成事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而保守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阶级敌人），保守派从经济方面定义阶级，把主要目标视为残存的资产阶级，造反派重使用政治觉悟和行为标准，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都是阶级敌人。

四、造反派内部的一系列分化 全国各派的斗争情况 三省典型案例

温和与激进的意识形态分歧 两派的一系列对立

造反派内部的斗争延续的时间更长，斗争更激烈。省一级水平上的观察和分析。造反派内部长期不息的派性斗争提示了一些问题：

1、打到刘邓之后，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并未结束

2、运动在全国各地发展复杂、不平衡

3、军队在文革起了极大作用，造反派激烈的斗争往往是因为各自背后有不同的军队支持，许多部队属于不同派系，性质，不同利益

4、造反都认同毛的革命路线，但不同的态度反映中国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 一、二十九个省级单位

二、详细说明 湖北 四川 广东、三个典型

三、意识形态分歧

保守派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和理论，只是嚷嚷血统论。造反派的学生力图在官方宣传之外独立阐述自己对于文革的理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虽然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言论和官方立场找到依据，但都被中共当局示威反动文章，作者都被抓捕，原因是，1、这类文章往往以某一地区文革为背景，透露出的观点可能与中央相反。

2、在号召群众享有大民主的文革中，思想控制其实十分厉害，任何对于文革的独立探索都是不允许的。

两派的一系列对立

1、在组织成分上有差异。

一是对于所谓（阶级路线）的重视和强调程度不同。二是与之结盟的其他行业群众组织队伍成分不同。温和派强调出身、成分、激进派强调受走资派压制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

2、对当权派的估计和斗争程度不同

温和派认为大部分比较好，激进派指责说，这是对走资派认识不足，抱有幻想

3、对军队的态度。激进派冲击当地军队，因此的受到镇压，温和派袖手旁观

4、所谓左倾和右倾。激进 极左，口号喊 向左，向左，向左！认为越乱越好。

5、对所谓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激进派彻底批判，彻底摧毁，将文革进行到底。

6、对解放干部的标准。激进派认为只有文革前期受到工作组打击和迫害的人才是坚决革命的。温和派认为建国后的政治标准仍然有效。

7、对周恩来的态度

激进派打击周，周和若干温和派头头关系较好，江青和激进派头头较好

当时有一种感觉，保守派后台是各级走资派，激进派后台是中央文革，温和派后台是周，正面参加文革，但时时，事事表现温和，克制，按照决议和规则行事，被指为（右倾）。

总的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可以说是对改变现存状态的态度不同，这既包括上层政治权力格局的现状，也包括下层群众中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低下者的现状。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破现状，改变他大权旁落的现状。他不能单靠上层权力斗争改变，争取广大对现状不满的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他。温和派只是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这一角度理解，支持文革派改变上层权力现状，激进派既想改变上层现状，也想改变下次现状，对毛的说法信以为真，要彻底实现毛的暗示。

四 造反的原因

这一章研究人们为何造反，造反的内在原因 强调两类区别

学生和其他人的区别：学生投入文革动机较为单纯，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迷狂起来很大作用，其他人受利益驱使因素较多。

红卫兵中带头造反的人，骨干分子和一般群众的区别。政治头领：执着追求，身上的理想，信念，热情最多

积极分子 ：既受理想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又与自己的利益有关 随大流，没有坚定的立场

一：共同原因：

青春期遇上文化大革命。

缺乏生活经验，思想偏激，遇事好走极端，把自己的理想，热情乃至一切奉献给某个偶像。与之相对的是学或，压抑，学校的枯燥刻板的。

二、老红卫兵

意识形态的狂热、当仁不让的接班人心态。与自我期许相当大的现实。毛的阶级斗争和接班人理论，即投合他们的理想，又符合他们的利益。

三、造反派

1、大多学生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在文革前期政治上不得志，受歧视，血统论泛滥，受到红五类压制。

1949到106年，执政者在人民中划分等级，制造矛盾，是各单位，各部门总是有人整人，有人被整成为生活中的常态，并不断发起政治运动，敢于发表意见的人沦为人民公敌。

制造黑五类的队伍，中国社会中形成一个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种姓制度。许多卷入者的行为，正是由怨愤和反抗心理所引导的。

四、文革发动者的策略手段。

毛利用社会矛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向政敌发难。

让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己什么也不做，但可以随时半路杀出，打乱刘的部署。在文革初期，毛离京外出，让刘指挥全国运动，将刘置于与群众对立的境地。

毛和毛派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站在群众一边，与党的官僚完全不同。文革派表面反对（血统论），认为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应该是斗走资派的，实际只是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矛盾，利用这种矛盾打垮政敌。

五 结盟和听命

许多红卫兵的后台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或是以林彪为首的军方，周恩来的作用较为隐蔽。

红卫兵的行为的自发性往往都是表面的，自始自终都有人插手，控制，操作。

六、文革是一场社会冲突吗

研究文革的理论框架：权力斗争说、路线斗争说、社会冲突说

第五章 幻灭和觉醒

1、联动的最先发难

首批造反的老红卫兵最先表现出抵制文革的思想和行动，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大胆的抗争，喊出达到江青的口号。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失败了。

2、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利用青少年的纯洁理想，驱使他们向自己的政敌进攻，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中。但是，人不是天生的傻子，不会永远受骗。当毛在现实政治中得手之时，他的威望遭到了无法修复的损害，红卫兵的理想和热情转化为对他和他缔造的党、政治制度的怀疑。

3、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是他们对文革，甚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反感的最大原因。国家无力解决学生的就业和升学问题，毛泽东轻松的来一个动员，各地实际是强迫和半强迫。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出乎红卫兵的想象，了解了中国现实中的苦难，思想急剧变化。

4、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是信仰改变的转折点。林彪集团571工程纪要公布，他们完全发现自己被利用，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红卫兵在反叛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5、异端思想和书籍的影响 当红卫兵重新反思文革，重新思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时，给他们最大启发的就是当时流传的异端思潮和一些国外书籍，遇罗克的《出身论》站在人权的立场上要求人的平等和尊重。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是文革中对造反派影响最大的异端理论。他主张文革的目的是建立没有官僚的新社会，手段是实行财产和和权力的再分配。

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危险的 封建性法西斯专制。资本论、法国大革命史、第三帝国的兴旺、促使他们觉醒。

第六章 后果

文革造就了整整一代在正常社会主义体制下成长的青年不同的人，这代人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具有某种独特性，从而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产生特定影响。

文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早就了一大批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经历过运动反复曲折磨练的年轻人，他们对中国社会，对各阶层人民的情况，对现有体制的弊端和不可触动之处有深刻了解

1、推出运动后生活、工作和思想的一般状况

分化。一些人被分配到边远地区，一蹶不振、得过且过、怨天尤人，一些人由于国家建设急需人才获得迅速升迁的机会，好些人现在是领导岗位上的实权人物。

在行政职务上获得高位的人不多，部级屈指可数，局级处级多一些，经商的比较较大。思想上右转，文革暴露了他们憧憬的一切都是幻想

2、独立意识

文革增强了人的独立意识。总体上抛弃了文革前和文革出的那种虚幻的理想主义和盲目的英雄主义，以及狂热的个人崇拜。这一代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持疏远，警惕。嘲弄的态度。

文革增强了人们抗衡压制或镇压的能力，告密减少，遭人厌恶，肯定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

3、道德危机

文革改变了许多人的道德观念。文革之后，人们一改过去严峻苛刻之风，并走向其反面，道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玩世不恭被认为是正常的，维护某种行为准则会遭到嘲笑，在道德上认真被认为是虚伪，人们逐渐养成了不干涉他人私生活的习惯。人们喜欢轻松。向往潇洒。

一些人学会了政治斗争手腕，练就了政客的头脑和意志，这一代人的权力欲超过别人。

4、代际差异

文革一代人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强烈的异己感，代际问题突出。红卫兵，第三代人。

第二代人指责第三代人野心勃勃，长反骨。第三代人指责第二代人对上奴颜媚骨，对下以势欺人。第三代人性格复杂，他们有更强的整理感和自我意识，保持更多的政治兴趣和社会关怀。

5、文革中的民主和文革后的民主运动

文革后不久，80年代开始，以青年学生为先导和主力的民主运动开始涌现并不断发展壮大。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可以视为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开端，它表现为反对文革派，但基本精神是反对专制和独裁，（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口号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

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本身是一场民主运动，人们在文革中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毛的反官僚特权思想为中国人争取民主和自由提供了思想武器。

作者不赞同。文革中造反的权力是被奉为神灵的毛的权威给予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他可以回收，结社集会游行这些权力只是使学生可以斗争毛的打击对象。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是打到阶级敌人的手段，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

毛所做的是他不满意这个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已经达到的专制的程度，他要求更加专制和更加集权，党内的民主派阻碍了他，危及到了他。

文革

和之后的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复杂的，曲折的，没有文革，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作者提出，民主运动是文革的副产品。

文革中所谓的民主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价值，文革的后果是打击了党的权威，增强了人们的独立意识，增加了人们追求民主的精神能量。

1978年和1979年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雨后春笋般的民间刊物和传单，81年高校竞选的大辩论，87,89年的示威游行。

6、未解决的社会矛盾

1、***制度依然存在，政治依然是禁区，邓小平搞垮华国锋，人们发现中国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2、官僚特权问题突显。文革中打到的当权派恢复，以权谋私的行径更厉害，急于捞回文革中失去的东西，为儿女安排前程。，搞经济，办公司。

两种社会矛盾加剧爆发了89运动。

邓小平以努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南巡，缓解了中国在进入90年代的紧张局势。

社会公正和社会民主一 直是共产党政权的两大难题，解决办法——政治多元化，民主化。分享权力。

只有合法的反对 才能使监督有效

只有实现言论自由，才能利用舆论监督

只有让广大人民、各种政治力量有机会参与，他们才能共同承担社会变革中的责任

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分析文革中群众造反的社会根源，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解。

第二篇：《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形形色色的造反》读书笔记 原铭泽 41304007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形形色色造反》读书报告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严家其高皋于1979年开始撰写1986年完稿的，本书主要以三个视角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描写。这三个视角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描写全国性红卫兵运动以及个人崇拜问题方面比较系统和客观，但是在刻画林彪和江青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时候，笔法有待商榷。《文革十年史》对于林彪和江青的描写有很多都是通过“正面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来反映出林和江的恶。比如在第一篇第十章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此时的刘少奇已是鼻青脸肿，他的腿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双腿像灌了铅是的一跛一跛的走路。”而这种偏重描写的笔法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同情心与主观性，从而误导读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但是因为本书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编写，两位作者在文革期间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迫害，所以这种语气和笔法情有可原。

但是为了能够更客观的了解这一段历史，我特地又去找到了另一本书《形形色色的造反》。这本书是香港的徐友渔编写的，香港对于中国文革的研究远超大陆，这本书对于那段历史的描写也相对来说较为客观，不加带个人感情色彩。哲学出身的训练使作者行文的逻辑严密、论证充分；作者本人当过红卫兵，具有亲身经历的优势；通过对众多前红卫兵的采访，占有了大量资料。作者通过对红卫兵精神素质的研究，揭示出红卫兵运动的种种特点，例如造反的行动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区差异，以及红卫兵思想的类型和文革前后变迁的趋势等等。作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红卫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为，具有规律性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是文革前官方意识形态灌输，毛泽东在文革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业已存在的矛盾爆发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结果；文革导致了与其发动者初衷相反的结果，红卫兵不但没有在斗争中锻炼成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对政治欺骗和利用的反感与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疏离，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成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然而《造反》一书从一种对于中共和共产主义较为敌视的态度对文革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进行描述，对于了解那段历史来说也有一些瑕疵。

当时用来教育年轻人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它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如南斯拉夫人 50年代所批评的，是一种野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第一：在作者探访的所有红卫兵中，都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归于理想主义。作者认为他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把革命的价值看的高于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高于科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作者认为这里的革命概念包含四个要素：它确立了奋斗目标和共同的理想它强调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动它把整理利益放在最高地位，把绝对服从视为最必要的素质它颂扬暴力、敌视温和与妥协。1949年之后，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就是政治胜于学业，红高于专。毛泽东50年代定下的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强调红，学校实施政治辅导员制度，对学生的思想加以指导监督，对学生的政治表现做裁定，学生相互竞争争取得到组织和上级的承认。在学校开设政治课，语文课中砍去大量古汉语知识，中外名著，充斥大量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雷锋精神：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学习雷锋同志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蒙昧无知和野蛮西方国家是劳动人民的地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华附中一位女学生爱看十八十九世纪的描述资产积极生活方式的小说，被批斗自，战斗小组警告医生不得抢救，医院就不抢救，放在停尸间几天后死亡。学生带红卫兵抄自己的家，打死自己的母亲。学生一粗鄙为荣，故意表现痞子气，以当痞子为荣。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 提倡斗争、批判、分裂、反对调和、反对妥协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阶级斗争迷信，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路线文革中决定一个学生采取什么立场，态度或能参加什么派别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家庭出生。“血统论”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对儿混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无产阶级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根据当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极其对革命的态度的基础上提出分清敌我友，确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政策。5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执行的阶级路线，指的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待遇的政策。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非官方因素人性文明的潜流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真正占领人们的头脑，彻底控制改造人的思想。人性可能一时迷失，但是会觉醒，对人性的压制和扭曲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适得其反。

在《造反》一书中，徐友渔采用西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定义，把文革定义为1966年到1969年的红卫兵运动。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校教育中对于革命和“红”“专”抓的越来越紧。“在中国政治实践中，‘革命’这个概念包含四个要素：一，它确立了奋斗目标和共同的理想；

二、它强调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动；

三、它把整体利益至于最高地位，把绝对服从视为最必要的素质；

四、它颂扬暴力，敌视温和与妥协。”这样的教育使得1949年以后受教育的学生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变得狭隘与狂热，极易被煽动，而青年学生正是处于一个盲目和迷茫的年纪，使得红卫兵运动获得了群众基础。而建国以来各个关系中积累的矛盾，比如师生矛盾，干群矛盾，红黑矛盾，贫富矛盾，使得红卫兵运动有了矛盾基础。红卫兵运动中的学生斗老师，群众斗干部，红五类对黑七类的打压与欺凌，对于地富反坏右的批斗，无不是积累起来的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

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考察和解释“文革”，并不自徐友渔先生始。早在1970年代，美国学者陈佩华、骆思典、李鸿永等就已经对此进行了尝试，并因此奠定了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运用“社会冲突理论”解释“文革”，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无情揭破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柔面纱。“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和矛盾冲突的许多事实，在这类研究作品中表露无遗。这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社会动因。相形之下，“路线斗争”理论模式对于群众运动成因的那种简单化约的解释（如狂热的个人崇拜和盲目迷信等），显得尤其苍白和片面。

毛泽东在1966年煽动了长久以来对他个人积累了足够的崇拜信仰的红卫兵，开始对全国的党政机关和中央进行翻天覆地式的运动清洗，对怀有不同意见的各层人士进行批判和打压。其目的也具有全局性和针对性，从全局性来说毛希望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即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运动来清洗异见者，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人人革命人人共产，从而实现1957-1959年未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从针对性来说，毛希望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将北京以及中央机构的特别是以开国元老为代表的一批不同意毛的政治观点的干部，斗倒斗垮，以便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计划能够成为现实。

毛泽东掀起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如同掘开堤坝，将压抑已久的各方矛盾集中爆发，汹涌的群众将下游的一切席卷而去，以至于不计其数的人死于非命，即便是亲手掘开堤坝的那些人也都没有成为最终的受益者（事实上，文革几乎没有受益者）。洪水过后，剩下的只是无尽的废墟和烂泥。

13级金融一班

原铭泽 41304007

2015年5月24日

第三篇：《渔童》读书笔记

今天，我们学习了《渔童》这篇文章，我读了之后，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很多的感触。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从前有一个老渔翁，每天辛勤打鱼，日子十分贫苦。在一年夏天，老渔翁从河里打上了一个白玉鱼盆，上面绘制着美丽的图案，在拿回家之后，在晚上竟发生了奇特的事件。但后来被一个洋毛子知道，想把它据为己有，洋毛子找到县官帮忙，老渔翁不但不给，盛怒之下还将鱼盆摔个粉碎，渔童便从盆中跳了出来，立刻变得又高又大，他惩罚了洋毛子和县官之后，搀扶着老渔翁走了，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当我看完之后，十分痛恨文章中的那个洋毛子和县官，洋毛子贪心不足蛇吞象，结果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县官为了保平安，为了一己私利，竟将中国的宝贝拱手相让;而那渔童和老渔翁是值得赞扬的，他们为了自尊中国人的自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就不要拿;如果助纣为虐，终究没有好的下场。

第四篇：徐友渔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合

徐友渔：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合

自上世纪90年代来，主义之争成为我国学术界独特的一道风景。在这场争论中，影响最大的两派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最近又掀起了物权法甚至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笔者认为，二者不仅有争论分歧，更有着共同的敌人，切莫因双方的争论放纵了共同的敌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一、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界定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都是从西方借用的，但基于他们在中国的产生背景、历史使命及使用的语境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所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与传统西方的概念有很大区别。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对二者先要进行概念界定，否则这种讨论就是无的放矢、不分对象的。

关于新左派的概念学术界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分为两派。自由主义者认为，欧美的新左派是社会民主主义中自由主义倾向比较强的派别，是介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政治派别。在中国，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体制和“西马”之间，而不是在斯大林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当然更不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而新左派他们自己认为，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理由有二：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是形成两大阵营，即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二者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新左派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中心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还是斯大林体制。

为了使本文的探讨更具共性，本文采取以双方都大致共同认可部分为基础、相对中立的一种观点，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其核心问题是反思“现代性”，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阳、韩毓海、汪晖等人。

对于自由主义的界定，双方的差异比较小，两派都认自由为我国的自由主义与欧洲的自由主义、美国的保守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基本相同。朱勤对此作了作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定义：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刘军宁、秦晖等人。

二、两派的歧见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派争论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层次之深，都是空前的，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效率诸价值到学风无一漏过。本文旨在探讨二者的共同敌人，因此对两派观点的差异只作简单的归纳，以备对比共同点之用。

（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我，而新左派重视国家。

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国家的首要职能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指出，“‘我（指个人）’是宪政的基础。宪政的本质在于保障人的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没有‘我’，宪政也就失去了保障的对象。在市场经济、宪政民主之下，存‘我’的原则从道德领域到社会体制都得到了表现，它限制了国家的权力，使人类免受了集体的蛮横力量的打击，又把集体的强权置于个人的权利之下”。[v]而新左派则认为，个人是依赖国家而存在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对于那些民主改革者来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在民主化的进程中破坏或削弱政府机构的作用都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在那些政府根本不存在或极端脆弱以至于无法实行民主化的国家中更是如此。

（二）在自由与公正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而新左派重视公正。

在这一点上，新左派认为，公正是第一位的，他们指责自由主义者普遍忽视公正。“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作为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虽然不一定忽视公正，但他们几乎都认为自由先于公正、高于公正。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以自由为依归的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没有自由，公正将失去意义”。

（三）在社会不公的产生原因上，自由主义认为是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新左派认为是市场体制本身造成的。

新左派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是“自由主义”，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出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韩毓海说：“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自由主义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可以改得极“彻底”，改得决无半点“社会主义”的残留，只是这种改革将毫无公正可言，它将变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一场超级原始积累过程。解决社会不公正的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四）在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视实质正义。

尽管自由主义者秦晖先生认为程序公正问题是常识性的、基本共识，是无所谓价值多元问题的。但事实上，在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关系上，双方不但未达成共识，反而这正是双方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冲突在长江读书奖**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新左派看来，程序只是保障实质正义实现的一个工具，只要这种程序限制了实质正义的实现，这样的规则可以直接丢到一边，由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实质正义。应该注意到，“制度拜物教”妨碍着我们认识中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制度创新的事例。人应当充分解放思想，摆脱“制度拜物教”对人的制约。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身为《读书》杂志主编及长江读书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的汪晖获得专著奖，这是完全违背程序的，就象裁判员给自己颁奖一样的荒谬。

（五）在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自由，新左派重视民主。

自由的国家未必是民主的，民主的制度也未必不会妨碍自由。当二者的内存逻辑不一致时，也是会发生冲突的。在自由主义看来，纯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多数决定的原则基础上的，多数一旦拥有绝对的权力，轻则滋生弊端，重则导致恐怖，最终泯灭了自由。他们坚信托克维尔的这句名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新左派也认为自由与民主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且同样也从托克维尔那里寻求支持，是托克维尔第一个集中提出了扬弃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型问题，他们都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

（六）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民主，新左派主张直接民主。

在民主的具体实现方式上，新左派主张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他们认为，议会民主的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用少数来取代多数。中国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中国能否成熟为一个政治民族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制度性的保障，即大众民主及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的中央权力之落实。自由主义则认为直接民主由于规模的限制既不可行，成本又高；既容易产生暴政，最终又未实现其承诺的全体人民自主统治，相比而言，间接民主是可行的，成本又低，既能防止多数暴政，又能兑现民主的承诺。因此最终只能实行间接民主。

（七）在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政治民主，新左派重视经济民主。

自由主义主张政治民主。具体到农民与劳工等弱者的民主权利上，自由主义主张赋于他们以结社自由、罢工自由，自己通过与国家和企业进行谈判来获得更具体的经济权利，如社会保障、提高工资等。而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企业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败的。企业决策应当由所有者或受其委托并对其负责的经营者作出，“大众参与”只能限于建议性质。而新左派主张由加强国家权力，由国家直接赋于经济权利。经济民主包括宏观和微观民主，在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民主国家的“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在我国表现为“鞍钢宪法”，其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八）在国情认识上，自由主义认为还未建成完善的市场体制，新左派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市场体制。

“新左派”对中国的国情和未来有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条件，甚至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的行为、职能、作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经济改革己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己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政府应加强对市场的主导作用。而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市场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目前出现的问题主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来完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和体制的原因，解决办法是政府节食、减肥，退出市场，取消垄断，政治体制改革迟早启动。而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逆的潮流，加入这一进程对中国来说，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领域，都是可取的。全球化之所以可取是因为，不同国家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密切交往是可取的，„„这个能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定空间是什么呢？答曰：民主政治。

（九）在全球化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加入这一进程，新左派认为应延缓这种趋势。

新左派认为，今天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入的“自由世界”，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组织化的世界，这是一个由金融和资本主导的跨国劳动分工体系。我们不应接受这样一个同质化世界。中国目前加入世贸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而代价却是确切无疑的。因此，加入世贸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十）在对待大跃进、文革态度上，自由主义主张全面反思，新左派认为应合理借鉴其合理因素。

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新左派主张挖掘文革的合理成份，并发扬光大。主要有：第一，毛泽东所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应制度化为定期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可从县长、省长、县人大、省人大做起）。第二，利用现代科技，实现直接民主。今天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必要再走政党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国的电视网络，直接进行“个人化”的选举。第三，应使“造反有理”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immunization rights）和“不稳定权”（destabilization rights）。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第五，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而自由主义认为，不能从大跃进本身的问题上再导致另外一种结论，不能从大跃进、文革等等事情中认定直接民主是有害的。如果导致这一种结论的话那就很可悲。以上只是简要作一梳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三、两派的共同敌人

这场争论是一场被人为扩大了的争论，按理说双方应该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分歧本不该如此严重，比如说双方都对当今社会的严重不公感到愤怒与担忧，都希望扩大民主，等等。但由于对问题症结的诊断以及所依据的学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争论到最后，双方似乎都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敌人，而把真正的敌人给忘了。事实上，二者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并不矛盾，因为新左派针对的是新权贵而自由主义针对的是旧体制。那么他们有没有共同的敌人？如果有他是谁？两派面对共同的敌人该何去何从？

（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国家本位、否定个人。

双方在讨论问题时，都运用了西方的学术资源，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的东西引入中国？虽然中国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说到人，首先是个人；个人构成人群，构成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

在这一点上双方应当是有共识的。“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新左派同样也认可这一点，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这是洞见），苏联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苏联的政治制度（我国长期的模仿对象）缺乏“人性”。

此时双方的共同任务就是共同反对国家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国家践踏。

（二）在自由与民主关系问题上，双方的共同敌人是长达数千年的专制传统。

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如今我们可以不去争论“姓资姓社”，但不能不争论是否自由。否则我们就不配称之为“公民”。新左派也同样自称“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自知比那些抨击我是”自由主义者外部的敌人“的先生们，要千万倍的热爱自由。”作为新左派旗手之一的汪晖他也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无论从哪种理论出发﹐任何将政治自由贬低为次要的或者虚假的论题的方式﹐都必须加以拒绝；与此同时﹐社会专制本身并不仅仅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且也来源于某些社会群体和知识群体及其运作机制。在这样的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的知识分子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对于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的专制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的持久斗争。”

至于在民主的形式上，二者也并不存在多大的分歧。因为新左派往往强调的是直接选举，他们自己认为是直接民主。即便是直接选举还是一种间接民主，无论选举的是总统还是议员，因为大家还是选举了一个代理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造成了争论中某种虚构的对立。

面对我国长达数千年的专制传统，讨论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似乎是太奢侈了，社会主义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削除专制。

（三）在自由与公正问题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以实质正义为借口来侵害个人自由和权利。

虽然我国有重实质轻程序的传统，但最终结果却是二者同样缺乏。古代滥施酷刑，屈打成招，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人”。既无程序公正，又无实质公正。

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每一个认为自己“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却不尽然。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可敬的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最需要确立的是”自由与公正的底限“，而无端地热衷于派别之争，谁还会再相信我们？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自由与公正，都是人类世世代代所欲求的价值，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不一致之处，但绝非不可调和。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不是自由太多、公正太少，而是两者都还很缺乏，因此还远远谈不上以公正来纠自由之偏的地步。认为自由只有利于强者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弱者更需要自由。可以说，自由是起点，是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公正。笔者认为，在中国最大的不公正，就是剥夺了弱者的自由。孙志刚案便是典型的一例。

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自由与平等还是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都还很缺乏的时候，我们更应将其作为统一的目标来追求，而不是过于超前地把尚未到来的危险当作现实的危险来对待从而人为地夸大二者之间的矛盾。想想看，当前我国已经是自由过多从而威胁到了平等了吗？还是相反？我想二者都不是。那么当务之急，就应该是找出那些既妨害自由又妨害平等的因素来，然后尽力消除之。

（四）在人与规则的关系上，我国有着数千年的人治传统，缺乏对规则的基本认同。

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人治传统。毛泽东试图用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卢森堡提出的问题，用大民主的方式来吸取群众的批评，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恢复党和人民的联系，这样一种理想又并没有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因此最终失败，成为一个历史的悲剧。越是伟人，往往越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往往坚信他已经掌握了实质正义，在规则限制了他之后，他就开始寻求通过某种方式非法定程序来突破规则。在他眼里，规则本身就是一种保守的力量。虽然法治不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模式，但至少它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这本身也应当是对大跃进、文革反思的一种成果。

为了减少因为盲信个人理性而造成的悲剧，此时大家的共同任务就是共同维护规则的尊严，对于落后的规则，只能通过法定程序修改完善后再执行新的规则。

（五）在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二者共同的敌人是在长期的党国体制、计划体制下已经严重扭曲的国家。

在此大家必须注意这样一种现实：中国市场化的过程与西方截然相反，西方是在一个弱小的世俗封建政权下过渡到市场经济，而我国是由一个强大政权主导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方向与西方相反。当前出现的不公正现象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的违法形式，也表现在几种经济成分竞争时的不平等。由于如今“问题”禁忌往往比“主义”禁忌更突出——这是“如何分家”比“要否分家”更突出、利益冲突比“信仰冲突”更突出的社会动态在思想界的反映——致使这场“主义”讨论如今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思想资源”的层面上展开。

在这种条件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停止主义之争，恢复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同心同德立志铲除腐败的传统。具体而言，就是要谋划一些具体的办法来规制政府，规制公正权力，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因为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本质是“以权势者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与手段，对社会资源的一次再分配”。尽量不让国家看见的“脚”踩了市场看不见的“手”。

当然，只限制国家的权力是远远水够的，在某些领域内还应提高国家的能力。但提高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却是缩减不必要的政府部门，让政府减肥，减少垄断。在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宪法体制下才可加强国家的权力：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政府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

结语

突出强调二者的共同敌人及目标，并不是要否认二者争论的重大意义，正如章海陵所说：“在唇枪舌剑的硝烟中，倒看到中国希望的火种，从“五四”、三十年代到跨世纪的思考旅程，这场论战表明，中国思想界在世纪末拒绝交白卷。”正是这场争论使们对当今中国的问题有了一个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这是自由主义的名言，但是这一态度是为了保护各种学说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那“一元”，以形成“多元化”的总体景观。我们应当以建设性的态度，向新政学习，正如伯林所言，新政是20世纪最好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与经济保障之间取得的最富有建设性的妥协。”我们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应以一种更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这场争论、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集中力量对付他们共同面对的敌人，解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五篇：读书笔记-徐靖博

坚持集体主义和反对个人主义

——读《乡土中国》有感

不同的文化对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这是文化的一种差异。在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当中，人们会把对自己的责任感看做最为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小孩都常常受到教导“做你自己”，“你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人和你一样独特”。这些信息强调了个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满足以及对自我意愿的真诚的态度。个人主义文化的一句经典口号就是“我要成为我自己”。此外，它同时还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要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成为许多人自我鞭策的座右铭。他们不会等待别人的帮助，相反，他们会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研究表明，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个人主义最为明显的几个国家。

与个人主义不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从小被教导对家庭、社区或者公司的责任感才是最为重要的。集体主义文化更加关注群体的利益，而较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往往拥有比较高的责任感以及忠诚心。他们会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群体之中普通的一员，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例如，多哥共和国的卡布列族常常会因为要维护群体的利益付出自己的财物。集体主义文化的口号是“我是我家庭的一员，我的家庭就是我”。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包括了韩国、日本以及大部分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原则。个人主义道德原则认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可以牺牲集体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把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是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是个人主义者共同遵守的道德信条。常常以自为为中心，不顾他人的利益，把自己置身于完全的自私自利，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核心背道而驰的，是与集体利益相对立的。

因此本人认为集体主义就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先导，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为核心，是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标志，它的原则就是以集体的力量同资产阶级个体主义作斗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紧紧相结合，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体利益，同时个体利益又是和集体利益相互密切，当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必需无

原则的让步，集体利益是教育人们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大地上还是以集体利益为重和个体利益让步的时代，那个时候人们都觉得生活在集体群中而自豪，一切心中都是集体观念，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汗水洒在集体的利益上，所以中国人民用集体的力量战胜了一切想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个体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爷爷领导广大群众的发挥了集体无穷的智慧，与天斗与地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同一切来犯之敌作斗争，这就是集体的力量，因为集体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团结才是胜利，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才是希望，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人民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也得到飞跃的发展，特别是全国的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国有企业等都有了质的搞高，中国人民开始迈向“四个现代化”。在我的记忆里最深的是七十年未，中国广大的平原农业土地耕种都已实现了半机械化和大半机械化，农民已经从原始的牛马耕种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农民真正体会到了国家给与的福利，城市的工业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如火朝天，到处是工厂矗立，城市人和农村人欢歌笑语，形式一片大好，尽管人们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没有气累，还是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对祖国无限热爱，对政府信心有余，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集体给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管在国家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政府都是极力为大多数人民着想，无能是集体、国营、国企都是民众的“避风港”，所以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少计较个人得失。这也恰恰说明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核心，是我国人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原则。

社会学家罗国杰在他的书中曾指出，“集体主义原则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联系着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人性的基本理论中引申出来的。集体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不是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前提出发，它强调的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集体主义在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是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相联系的一种价值导向，而个人主义则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服务的。坚持个人主义还是坚持集体主义，是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坚持资本主义的问题相联系的。“归根到底，个人主义只会对社会主义事业本身造成危害，而且会通过价值导向的方式，最终将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国际帝国主义在和平演变的战略中，为什么要使用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一武器，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深刻反省的。””

就像《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这段中描写的“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的城里人，何尝不是如

此。扫清自己门前的雪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功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一倒，就完事了。”这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做法，也是中国现实社会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实。

人的自私是合理的，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人的私欲有着不同的层次，低层次的需求诸如吃穿性爱等，高层次的需求诸如被人尊重被社会认可等，但人的自私毕竟不同于禽兽的自私，我们的自私应该是在不损害他人、集体、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的自私，应该是在法律、规则、道义约束下的自私。一个人一但形成极端个人主义就会无恶不作，为了个人的私利所困，利欲熏心，他们可以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出卖国家利益，作出各种有损国格人格的事而毫不脸红，甚至杀人越货盗抢铁路器材，等等，这都是个人主义在作祟。因此我们必须要真正认识到，世上的事不是自己认为可便可，自己认为不可便不可，道义认为可才是真的可，道义认为不可就是真的不可；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自己有感受，别人也有感受，自己不是宇宙的中心，世界上的事从来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的一厢情愿存在、发展和变化的。我们有私欲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不只是自己的主人，我们还是集体、国家的一个成员，我们还应该以主人的姿态对待国家集体的事务，当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舍弃个人私利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捍卫正义事业，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我们国家的脊柱和栋梁。

人的私欲的实现程度不只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而且是受客观条件约束和限制的，不顾自己的客观条件而放纵私欲，另外，人的私欲的实现程度也与自己所完成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一般说来，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其私欲的实现程度越高，从一的定程度上讲人的私欲的实现程度是由完成的社会责任的轻重大小来决定的，人面对私欲和社会责任，首先应在完成其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再谈个人私欲和个人幸福，否则私欲和个人幸福的实现就如竭泽而鱼或空中楼阁，是不会持久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封建皇帝得说是其私欲最不受约束的，可是一但其纵欲无度，荒废其社会责任，必然殃及子孙，甚至不得善终。

最为大学生，作为新一代祖国的栋梁必须理智客观的审视自己，全面客观地认识法规、条件和社会责任允许自己实现私欲的程度，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为中国的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