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学校升旗仪式的教育功能

第一篇：再论学校升旗仪式的教育功能

摘 要学校是一个充满仪式行为的地方，学校的日常生活从学生入校第一天起就有着重要的仪式设计。借助于仪式，学校期望学生在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中，能了解学校的校规校训，理解参加各种活动的意义，形成相应的情感、态度、立场和价值观。本文以一所学校场域中的升旗仪式为例，阐释如何让学校升旗仪式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关键词仪式 升旗仪式 时间与空间

神圣的升旗仪式，响亮的国歌，有力的宣誓„„这些场景一直贯穿于学生的校园生活，也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但若从学生个体出发，升旗仪式会给每个学生留下不一样的感觉，并在学生们的成长阶段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那么，升旗仪式究竟应如何实现其正向的、积极的教育功能？

一、升旗仪式解读

升旗仪式作为中小学教育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它是学校场域中一种必须的教育行为，其目的是要使仪式参与者逐渐产生集体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1.升旗仪式的时间与空间

莱辛指出，所有身体都不只存在于空间中，而且存在于时间中。它们在其连续时间的任何一个时刻中继续，可能呈现不同的表象，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1]。仪式作为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存在，学校会通过其时间和空间特性来发挥其教育功能。学校里的仪式、仪式化及仪式实践也能够将儿童和青少年引入包含内在价值的社会时间秩序[2]。在隆重的升旗仪式之后，教育者期望个体能够获得社会所期望有的信念或情怀。对学生大谈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是很空洞的，而通过学校的各种仪式的恰当进行，则可以激发参与者的内在情感。

通过仪式参与和仪式赋予的符号作用，参与者彼此会感觉自己所处的集体是团结的、积极向上的。在仪式中，仪式参与者高度的精神关注与情感投入，学生间的互动与参与行为，能激起或唤起他们的神经兴奋，从而形成与设计者所期望的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仪式活动是情感的转化器，它能使这种共享的情感持续下去。教育者也期望在这种特别营造的神圣时空中，升旗仪式能够给学生带来一种向上的力量，期望正向的价值观能够被创造出来并被传承下去，使学生获得升旗仪式的象征意义和整体感。

2.升旗仪式的程序化

在整个升旗仪式过程中，组织者设计了各种符号和流程，建构了一种庄严的氛围，形成一种正式而又神圣的教育场景。这是一种常规性、制度化、程序性的活动，也是一种不断重复的仪式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仪式的程序显得尤其重要。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少不了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仪式的权威性。每个学校的升旗仪式会略有不同，但总体大致相同。在这些相同程序的升旗仪式中，从超时空的角度说，它们往往是标准化的、重复性的行动。升旗仪式虽具有重复性，但不能只是无意义的重复或遵从。当重复的仪式不再能够拨动参与者的心灵之弦时，仪式就失去了其本有的意义。也就是说，升旗仪式如果只倾向于程式化、陈规化，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再现，仪式参与者就无法产生心灵的触动。

当仪式组织者仅仅为了成人社会的教育目的去事先准备好各种仪式程序，讲究仪式中各个精准的细节时，仪式就会由于其自身的重复性和单调性以及个体感受的无触动性而失去它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性质。当仪式不能触及到学生内心深处的那根弦时，它对儿童的道德教育的意义就消失了。升旗仪式过于单一的频繁的重复性和刻板性反而会弱化他们的归属感或爱国情感。如果仪式仅停留于重复性的程序性上，仪式就会成为一种纯粹属于形式化的东西。因此，既然避免不了这种重复性，如何使重复的仪式对个体产生个别化的意义就尤为重要。

二、现实学校场域中的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是教育者试图通过营造出的场效应，使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灵上的触动，并能激发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起某种生命的能量和产生对祖国敬仰的伟大豪情。那么在现实的升旗仪式中，学生会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教育者所期望的共同的情感？个体参与仪式所产生的好奇和热情能维持多久？

1.升旗仪式的时空影响

仪式行动是一种身体活动，它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仪式的时间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组织者将仪式时间过分延长，仪式会变得冗长、枯燥。尽管仪式气氛的烘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只有升旗仪式的时间经过恰当控制，使学生的情感关注能始终贯穿整个过程时，仪式才能真正实现其意义与价值。

仪式的成功还依赖于合适的空间氛围。在有效的仪式空间内，参与者可以感受、体验日常生活不能体验之事。身体不在场，就无法体验仪式的真正意义。有的学校由于场地原因，学生分批参加升旗仪式。没有参与的学生就只能在教室里，通过学校的喇叭“听仪式”。由于升旗仪式活动中存在着时空上的限制、内容上的偏离和身份上的差异，就会造成部分学生参与升旗仪式时身体在场而“精神缺席”。在升旗仪式中，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即使班主任进行监督，仍然避免不了“缺席、不在场”的发生。最终的结果是：操场上站立的学生在“看仪式”。也就是说，即使有些学生身体在场，其思想与精神并没有参与其中，这样的仪式是一种“无思想的行为”。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生参与升旗仪式产生兴奋和热情的情感，这种现象也只存在于开学初，或刚刚接触升旗仪式的学生。更或者，升旗仪式只有对主持升旗仪式班级来说是有些兴奋度的。对其他学生来说，其情感色调却是苍白的。久而久之，这种日常惯习化的仪式行为，是否会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的东西？参与者们到场一会儿，走走过场，却没有热情，也不能产生多少集体兴奋。当学生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或观众，只是被动地观察时，就只能从中获得低层次的情感体验。

2.国旗下的讲话

借助于仪式活动的开展，语言、程序、节奏等会被一一设置。大多数升旗仪式中“国旗下的讲话”都会由学校教育者定主题，由家长或班主任辅助修改稿子，或者直接从网上搜集一些资料后结合主题来进行。而学校国旗下讲话的主题一般都是根据升旗周的节日或相近时间的节日来确定，或根据学生身边发生的事件来定主题，如“中国梦”“开学典礼”“学雷锋”“拒绝垃圾食品”“静雅校园”“国际助残日，关爱残疾人”等。国旗下的讲话有些时候会联系实际，但却仍然无法改变那种在演讲稿里说着成人套话的现象。仪式活动中，话语成功的前提是观众相信活动者话语的内容。很多时候的升旗仪式会充斥着说教式的演讲辞。这说明我们比较偏爱教育性的、严肃的语言，而下面的学生只能随时准备忍受枯燥无趣的场合。而且很多话语是用同样的意图、同样宣告的方式、同样事先制定的格式，在相同的情境里被表达，这就使仪式成为了一种简单的重复。

3.升旗手与护旗手

谁才能成为升旗手与护旗手？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一特定场域成为羡慕的对象？升旗手与护旗手这一特有的角色往往成为一种规则或权力的象征。升旗资格在学生眼里被认为是卓越或突出的标识。这是一项巨大的殊荣，是很多学生的目标和梦想。一般学校升旗的方队和升旗手及其他组织活动只能由高年级来进行，由高年级的学生轮流循环进行。这些被选中的学生往往是平时表现积极，或者是学习成绩好的，在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这一角色或职位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常常是遥不可及的，因此，羡慕的眼神处处可见。因为学生要达到这种身份是需要时间等待和教师选拔的。升旗手必须是过去一段时间里取得很大进步，或者平时表现优秀的高年级学生。

升旗资格的获得应该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学校单一规则的运用，只能使更多的学生处于观望的状态。所以在学校场域中，仪式使得一种特有的社会关系权力得以体现。这种关系权力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游戏规则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一项成功的仪式应该能使每个参与者感到有信心、满怀激情，而不是产生自卑心理，或对升旗手或护旗手产生很大的距离感。

4.仪式效果的偏离

事实上，每个学生对待升国旗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有的学生特别期盼每周一的早晨参加升旗仪式，而有的学生则持另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使升旗仪式未能取得成效。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主要是没有群体归属感、缺乏认同感、缺少对群体符号的尊重与理解、参与热情不高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仪式从开始的漠然而致最后的失效。强迫性的仪式是消耗而不是创造情感能量。参与者并非自然地充满了情感，而是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看似充满情感。事实上，对于那些不喜欢强迫性仪式的个体，教育者可以让他们成为活动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体验成功常来的正面情感能量，以取得仪式的效果。

三、学校升旗仪式的完善

1.增强仪式中身体与精神的共同参与

学校仪式设计的目的是要使个体产生集体的意义、目标和价值感。仪式对参与者的教育功能体现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因为仪式既需要身体的参与，也需要精神的参与。首先，仪式与身体是紧密联系的，它是身体自我理解的一种方式，可以作为身体知识、行为知识，因为几乎所有仪式都会有参与者的身体动作参与其中[4]。仪式通过运用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取得它的教育及社会上的效果[5]。在身体参与中，学生可以进行精神的洗礼。身体与精神的共同在场，能使仪式的神圣性与严肃性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教育者若想借助仪式活动触动学生的内心世界，就必须使学生形成与学校的教育功能相关的、惯习化的身体活动。所以要想使仪式发挥其积极功能，组织者首先要考虑到仪式活动是否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其意义是否深入学生内心，这些活动是否在学生的身体和心灵上都发生了触动性的影响。

2.触及学生心灵的国旗下讲话

国旗下的讲话是被爱国主义话语体系所认同的一套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如若完全不涉及学生日常生活的内容，其效果必然远离教育者预先的设计。在国旗下的讲话中，与过去有关的节日的话语在此刻可以被重新提起，特别是与国家或民族相关的话语在此刻得以表达。这一环节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个重温这些故事并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机会，将抽象的爱国主义思想转化成学生亲历的体验、情感和日常生活，使儿童能够记起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教育者可以通过国旗下的讲话这一环节，将升旗仪式指向国家神圣的活动，在学生心目中建立起国家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这种活动是对“奠基式的过去进行现时化。回忆着的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巩固其认同”[6]。

同时，国旗下的讲话内容也要深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升旗仪式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学校行为，它需要把个体与神圣的、非日常的世界联系起来。当神圣的讲话走下讲坛，走入学生的生活，作为听众的学生才能与讲话者进行心灵的沟通，以使整个升旗仪式产生其应有的效果。

3.人人皆有资格参与

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对仪式的天然需求。在升旗仪式中，学校可以使每个学生都有资格参与升旗仪式的各项活动，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组织这项活动的程序，甚至可以使升旗仪式的形式多样化。教育者只需给以指导。这样，在这个多维度的仪式结构中，在严肃神圣的环境氛围中，仪式教育的神圣性就会自然呈现，其教育意义也会水到渠成。

升旗仪式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在升旗手与护旗手的选择上不是把“好学生”拉进来，把其他的学生拒于千里之外，即不能对学生进行人为的“选拔”或分层。在仪式活动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意识到，如果没有个体的直接参与，许多观念和价值根本就无法被经历、被领会、被体验或被认知。学生只有亲身参与到活动中，才能真正理解正在发生的集体行为的意义。

第二篇：再论遵义会议

再论遵义会议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历史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有时往往令人异常惊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一分为二，成为前后两个14年。这个中间点，既是党的历史第一次由“左”的错误濒临绝境走向正确的转折点，也是党的领导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线。

重温这段历史，深入分析遵义会议前后的若干重要节点，科学地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对于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不无裨益。

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三个改变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同一支军队，局面完全两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在于遵义会议实现了三大改变。

（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 12月 18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大量出现。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过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就是一个典型。那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全然不顾这个困难形势，仍照搬共产国际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今后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参见《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页。)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一些区域，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参加长征时只有8.6万多人。

这样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注定是要失败的。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

例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有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所以才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三）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页。)

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长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页。)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上述三大改变，最重要的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才有思想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是与其前后召开的系列会议密切相关的

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则很少提及。

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笔者在做现场考察的“长征行”时，了解到党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间，比较重要的就达20多个，除遵义会议外，还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与这些会议的关系问题。

（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的系列会议。

1.通道会议。

这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湘西集结近20万军队。面临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中央领导对于红军的进军方向发生了争论。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反对北上湘西并陈述了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贵州，但没放弃再去湘西的主张。只有李德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

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只决定立即西进黔东。这样，通道会议虽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2.黎平会议。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页。）

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开会，讨论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他们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在1935年1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

（二）对巩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发挥重要作用的系列会议。

1.“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不断发生变化，就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扎西会议。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

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充实红军作战力量。会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

3.苟坝会议。

红军二渡赤水后，向敌军兵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五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于是，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剿”。为了粉碎敌军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中央纵队到达距离打鼓新场百余里的苟坝后，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在3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将刚就职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两人去找朱德，三人认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朱德。第二天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对于毛泽东而言，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三）辩证地认识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

为了把握好遵义会议与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会议的考察，笔者形成了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认识的三个方法论原则。

（1）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

（2）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

（3）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据此，对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讲两句话：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既要讲“过程论”，即把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也要讲“合力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诸多会议都为推进这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同时还要讲“链条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结果，而应看到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重要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正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更加凸显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正确决策，并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两句话是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因此，讲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既要讲前一句话，还要突出后一句话。

三、以遵义会议为界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14年

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既要放在那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还要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说：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就两个历史时期的曲折发展而言，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建党之后参与领导的头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首度辉煌，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这两个转折点，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危急关头。

——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30多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此一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呢？笔者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方向校正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就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而言（既要从前往后看，又要从后回头往前看），这个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先看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与此同时，要正确地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讲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在那14年，正确的指导思想还是主流，犯错误是第二位的。右的错误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过半年左右；“左”的错误主要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只有4年。

——讲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是就其成熟性、稳定性而言，并不是说党的历史只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领导都不算数。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误读。

——就是在党犯错误时期，广大党员和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还有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为革命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和巨大贡献。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开辟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铸就的。这些革命精神永远感天动地，熠熠生辉。

——对犯错误的领导人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错全错”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也是应当肯定的。

（二）再回过头来看，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

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消灭 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笔者以为，以遵义会议为界把民主革命的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 14年，并且从前后两个方面来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认识党领导的 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第三篇：再论教育走向生本读后感

《教育激扬生命》读后感

石室联中张剑

没有人能够知道春风的颜色，只有当她吹拂过山川和田野；

没有人能够知道教育的发生，只有当它让学习者的心灵扬起风帆；

没有人能够知道孩子们的灵慧，只有当他们自由地思考和实践。

———郭思乐

俗话说：“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因此，每读完一本书，就会多一份感悟，多一份收获。这个寒假有幸接触了郭思乐的《教育激扬生命》一书。读完此书，感触颇深。

我校推行生本课堂已经有段时间了，所谓的生本是指“真正以学生为主人的，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生本教育的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生本教育实验在国内百多所中小学学校开展后产生巨大的效果和社会影响，引起了教育界的强烈回响。然而生本教育的管理理念跟传统教育的管理理念有所不同，生本教育是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从刚开始时的不适应，到适应，再到积极的研究适合学生的生本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分的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体育课堂中扮演一个“纠错者”和“评价者”，而不是课堂的主导者。

《教育激扬生命》一书中教者对学生学习的管理，应是为了学生的自主的有效的活动。然而长期以来，教师的职能却缺失这种宗旨。我们忽视学生在学习和成长领域的生命活动，对他们一点一滴地教，把自己的臆断和模拟加于他们，要他们亦步亦趋，教不厌细，日清月结，把学生看成是需要拉动的逆水之舟，而我们教师则成了“纤夫”，学生没有兴趣去学习，单纯的依靠教师和家长的“强权”去学习，很是被动。

生本教育主张“把作为教育者的所有的活动，都变成学生得以自学的辅导力量”，从教转变到促进学生的学，教师的工作应该是“成为规划学习生活的组织者，帮助学生顺利地进行自主学习，组织学生的学习生活”。教师的核心能力是组织学生学习的能力。教师帮助的意义仅仅是激发和引导，教师的作用就像是在点燃火把，而不是像过去的观念那样是灌满一壶水。这就决定了教师可以成为“生命的牧者”。

读完《教育激扬生命》一书，作为一名教师，我要重新审视自己，需要反思的地方的确很多。即使已具备了这些理念，要落实在行动中我们还是存在距离的。如在教学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好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学生的活动中及时的、恰到好处的引导，如何使学生自由发展但同时又对我们产生信赖和依靠，从而使教学活动健康的、有效的进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今后的教学中，作为教师的我们一定会不断地思索，力争在自己的课堂上和孩子一起实现生命的飞扬。

第四篇：论人民调解的功能（范文）

论人民调解的功能

系别：劳教管理系 专业：矫正教育学 班级：10级试点

[摘要]：

我国的调解制度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民间调解既有联系与又有区别。吴爱英部长在2008年4月9日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说，今年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预防矛盾纠纷、化解矛盾纠纷和法制宣传教育三项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由此可见，人民调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掌握好人民调解相关知识，对于我们这些将来的基层政法干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在于阐述人民调解的三项基础功能，当然，作者水平有限，在借鉴了他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也仅仅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不足之处请各位指出，相互学习。

[关键词]：人民调解功能

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运用自己的力量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一种自治活动。具体来说，它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人民调解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三个特征：

一、人民性

人民调解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调解员是经人民群众选举，由有政策法律知识的人担任；调解的民间纠纷是人民内部矛盾；

调解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德；调解的目的是平息人民群众之间的纷争，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二、民主性

人民调解坚持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强行调解;调解运用说服教育、耐心疏导、民主讨论、协商的方法。

三、群众司法性

人民调解是在法定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司法活动，不是群众自发的活动，它是依法调解。人民调解还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的指导与监督。

人民调解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它主要有三项功能：

一、预防矛盾纠纷功能

人民调解工作处于矛盾纠纷调解的第一线。人民调解员深入基层，及时捕捉有关信息，能尽快了解事情动态，准确把握民间纠纷的成因和特点，积极有效地开展预防矛盾纠纷激化，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发动和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做好信息通报工作，拓宽了人民调解的信息来源，第一时间获得纠纷信息，从而及时调解。深入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对排查出来的各类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及时归类汇总，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的优势，将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上，科学地把握民间纠纷产生发展的规律，积极主动探索预防、调解、处理这些矛盾纠纷的新方法，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潜在因素，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调解、早解决，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防止纠纷的激化和转化，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消除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隔阂。

起到预防矛盾纠纷的功能。

二、化解矛盾纠纷功能

矛盾纠纷很多具有社会性、区域性、突发性，纠纷双方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往往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只要能够及时调解，矛盾很容易化解，但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处，就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纠纷升级，小纠纷演变成严重的刑事案件，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人民调解的力量来自基层，来自群众，对民间纠纷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进行调解，及时达成调解协议，快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由于调解及时，方法灵活多样，所以调解成功率比较高，具有及时性。而且靠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来解决纠纷，需要走诉讼渠道必须履行法律程序，需要较长时间，还涉及到当事人的精力、财力，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同时，也不是所有的矛盾纠纷都适合 “打官司”，“打官司”并不是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它往往是当事人在无其他解决方式可寻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人民调解不仅能降低了诉讼成本，还节约了司法资源，具有便捷性。因为基层群众的法律知识、法律水平有限，对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并不是都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因此往往会影响判决的执行效果。多数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纠纷，当事人并不是心服口服，诉讼反而会使当事人双方隔阂加深，容易引发新的矛盾。人民调解具有疏导化怨作用。因此，人民调解在正对矛盾纠纷化解上，具有针对性的优势，发挥好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功能，能有效化解矛盾，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法制宣传教育功能

群众的法律素质同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由于基层群众居住较为分散、生活忙碌，几乎成了普法教育常规方式的盲点，人民调解却能很好地担负起对基层群众的法制宣传重

任。人民调解本身就来自基层，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基层人民调解员能够充分发挥这种亲情、友情、乡情的优势，把个案调解与法制宣传紧紧结合起来，运用具体案例在基层群众中开展生动直观的法制宣传，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学法、知法、用法、守法，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在人民调解工作开展的同时，就能教育基层群众，对基层群众进行普法宣传，就是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功能的直接体现。

在社会矛盾日趋多样化、复杂化、维护社会稳定任务十分繁重的变革时期，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只有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人民调解工作必须紧紧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期，迎难而上，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人民调解工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为社会和谐稳定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第五篇：写作语境功能论

语境(context)，即“语言环境”的简称。尽管多学科都对语境有不同的定义——例如语言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等，但写作学坚持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它：语境指的是现实社会提供给写作者思想言论表达的条件，又称表达空间。

一方面，具体的写作行为总是在具体的生活事件的基础上发生的，写作的主题思想总是在写作者对客观生活及各种事件的认识基

础上提炼而来；另一方面，现存的社会生活环境又成为制约写作的条件，它是否接纳或容许写作者的思想，还要看它是否触及语境中的种种禁忌。简言之，在发生的意义上，生活是写作的源头；在生长的意义上，语境是写作的条件。

语境由或隐或显、或“硬”或“软”的多元因素所构成，它以话语禁忌的形式构筑“边界”、显示存在。

这些因素，我们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其一是时代精神。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精神要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如果写作者的思想超越了它所提供的实现条件，其思想就不会得到承认，语境不会为它而存在，它也就失去了表达空间。例如，在科学史上，在某一个时期内的一定阶段，不承认新发现或新见解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美国心理学史家杜·舒尔茨在谈到时势造英雄的史观时说到：“甚至是伟大的思想(或者特别伟大的思想)往往受到所谓zeitgeist——时代精神或文化气氛——的约束。所以，对一种发现的接受和使用，受到一定文化、地域或时期的主要思想模式的限制。这样，在某一文明时期中，一种太新或太荒谬而不能得到承认的思想，可能在一代或一百年以后会很快、很容易地被接受。”他说，“除非时代精神为伟人的主张作了准备，他的话是不会被人们听从的(或者他可能受到嘲笑，或者把他烧死——这也可能决定于时代精神①，……不管人物怎样伟大，如果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气氛相去太远，那么他与他的见解将会默默无闻。”②

但时代精神的要求只能通过代言人来表达。这些代言人，他们是历史必然性的最先认知或感知者，可叫做先知。他们是时代的精英，他们超越了阶级、国家或民族的立场，因此往往被指责为贰臣逆子，然而却是阶级、国家、民族的良心!

其二是主流意识，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在一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它是最为显著、最有刚性、最具强势的语境规范因素。它现实地要求着、事实上也占据着最为广大的表达空间。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论述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

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传统构成最为复杂的语境背景因素。它既是隐性的，又是强势的。它是主流意识的形成基础。例如，没有儒家道统，不会有专制政治，因之，主流意识也得服从其规范。文化传统的禁则，是通过统治者的法规来体现，通过主流意识来控制的。例如，2003年6月号的《读者》发行了又收回，原因是它刊登了《人性寓言》，文章大谈穆斯林所忌讳的猪，而兰州则是穆斯林的聚居地。此事惊动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对此，加拿人艾伯塔学院的文学教授梁丽芳说，穆斯林的感情应当受到尊重。她说，种族问题，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一定要慎之又慎，容不得丝毫的“感觉迟钝”。与此相类的更为著名的是印裔英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他因写了《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被伊斯兰世界认为亵渎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因而作出了一项教法判决，于1989年2月13日由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判处作者死刑，10多年来一直追杀不止。

其三是民间话语。即广大民众“活法”的一种世俗化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要求。有一本当代民谣选集，书名叫《老百姓的天空》，正通俗地、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民间话语的内涵。这是一方表达广大平民百姓愿望、欲求、意志的园地。阿q的世界是这个空间的一部分。“流行”是它的通用包装。在这个世界中，他们可以发泄，可以抗辩，可以逃

避，可以麻醉。它既与主流意识并行不悖，义顽强地抗拒着被主流意识所同化和吞并，所以它总给人一种对抗的意味，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三者关系，不管是在历时或共时的意义上，都有统一、兼容、不相容的情况。

三者统一，有两种情况存在：一种是，统治阶级和领导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其最大限度地代表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民众的愿

望。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

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④另一种情况：即使是统治阶级处于衰退阶段，也存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区间，所以也存在统一问题。三者统一的情况，写作的表达空间最大。

有两者交*兼容的区间。只要存在兼容，语境空间就相对比较大。

但当互不相容时，就产生了三对主要的矛盾：

“时代精神”与“主流意识”的矛盾。因为主流意识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意识，这就有了阶级的局限，利益的考虑。特别是当这个阶级不处于上升阶段时，其意识往往是保守的乃至反动的。矛盾于是呈现出来并愈趋尖锐化。

“主流思想”与“民间话语”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以及各自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不同，这对矛盾是“天然的”和普遍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显与隐和强与弱的表现。在我们国家，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得两者有可能在最人程度上统一。但有时也有相当尖锐的表现。例如，有一个资深报人就说，“新闻工作特难搞：上面要所好的，下面要听差的，为难了我们动笔的。”

“前卫思想”或曰“先知思想”与“世俗观念”的矛盾。大众意识往往是钝化了的、习惯化了的意识，一般比较保守。大众的思想要进步、观念要更新、思想要解放，往往要*能敏锐感知时代精神，把握时代发展规律的思想者的引导。这些人只是少数，也只可能是少数，在这个意义上可叫他们为“前卫”人物或“先知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往往在一开始时并没有“市场”，其思想不被人理解。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悲哀。这种悲哀鲁迅在小说《药》里已有深刻揭示。

写作语境的特征，如上所述，首先是它的多元性。其次，具有空间性。此空间有时表现为地理性的区域空间。例如，有的作品在此地区(国家)轰动一时，大为畅销，却在彼一地区(国家)遭到禁止。有时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时空背景。再次，具有弹塑性。由于语境是多元的，各元之间既有统一又有矛盾，矛盾的运动便使它具有了扩张或挤压的消长互让的弹性空间，这为写作者驾驭语境，扩大表达空间提供了基础。最后，它还具有变化性。为什么同是一个作家或同一部作品，昨日还盂毁无誉，今日却大紫大红；或曾经煊赫一时，转瞬之间却湮灭无闻?语境在变化也。

语境的功能，可以借用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它决定写什么和左右怎么写。例如“滥竿充数”这个成语故事，经常被用来作为写作的材料，不同的时期取材的角度明显不同。当社会要倡导青年读书的时候，南郭先生便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不学无术，最终会落个可悲的下场；当要实行岗位责任制时，齐宣王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南郭先生之所以能滥竽充数，是由于齐宣王对吹竽者不加考核，引出了当前要建立严格考核人才制度的主题；当社会呼吁机构改革时，又说，是齐宣王每听“必三百人”的“大锅饭”体制害了南郭先生，使得他身无长技，所以必须改革“大锅饭”体制。再如伯乐这个人物，一会儿他是选拔人才的圣者，一会儿又变成“个人说了算”的典型，是什么使得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如此评价?当时的社会需要也。自居易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⑤刘熙载认为：“文之道，时为大。……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⑥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所谓“与时为消息”，就体现了现实语境对写作的客观规定性。

这种规定性渗透到写作的技术层面，使得“怎样写”摆脱了传统的技巧色彩而具有了智慧的价值，使得写作者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把玩”，而必抱着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来认认真真地作别无选择的选择和创造性的操作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个例子中体味到这一点。

大概是1992年，我国的改革进程进入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阶段。这时便面临一个精简机构、精简人员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有大批大批的人员“下岗”。各种宣传机器自然要为这一改革大造舆论，各路写作者也自觉地投入到“鼓与呼”的阵线上。有的媒体提出了“能者上，庸者下”，“以‘三铁’破‘三铁’”(甩“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破“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等口号，很激昂、很响亮、很有气势、很有来头。但是，这种宣传却引起了相反的心理效果，因为这些提法太硬、太无情、太伤感情、也太叫人难以接受。对于下岗者来说，下岗还要背着一个“庸人”或“多余人”、“懒汉”之类的“头衔”，心里怪不是滋味。这样容易引起对改革的抵触情绪，所以这种宣传客观上反而起到了延缓改革进程的作用。

当写作者意识到这一点后，马上调整自己的宣传战略。于是，报端上出现了另外“提法”的文章，例如：

富余人员之所以富余，是因为劳动力配置不合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对企业来说这是坏事，对劳动者来说也一样是坏事。它抑制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本来可以成为“龙”的，在“大锅饭”中也只能做一条“虫”。有一些下岗人员虽不能适应原岗位的工作，但不能“登山”未必就不能“下海”。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从力不从心的岗位上下来，换个地方或许就能在新的天地里大显身手。

富余就是机遇，这对于那些因懒、散和技术水平低而下岗的人来说也一样适用。他们的毛病，是“大锅饭”养出来的。如今“大锅饭”没了，要吃饭就得*自己的努力去“找米下锅”，这不正是锻炼提高自己的机会吗?……⑦

……现在有种错觉，好像改革一深入，就会改出一大批厚脸皮吃救济的无用之辈。其实世上没几个庸才，多的是放错地方的人才。许多下岗人员，绝对不笨，主要是不适应原有岗位，有些人培训到退休也未必完全适应，而换个岗位，不用培训也能很快适应。这种岗位本厂没有，本厂外肯定有。别以为企业一门心思想把包袱甩给社会，也许人家多的，正是我要的。这叫人才结构调整，是为了适应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让富余人员长期在企业内待业，不光束缚企业手脚，也会耽误待业者才能的更好发挥。的确，由于人才流动渠道多年不畅，许多人不清楚自己应在什么岗位上较为合理。如果真正形成机会均等的就业竞争机制，宁肯一辈子吃救济的人总是个别的。通过不断的比较和选择，绝大多数人会各得其所的……⑧

请假设你就是一名即将“—卜岗”的人，你读了这样的文章，是不是会觉得气顺一些，没有了那种被抛弃的感觉，甚至对自己更充满信心?

这就是写作的策略调整。一开始，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也代表了改革的要求，但为具体语境所不容，效果适得其反。改变了的提法和写法，只不过是相同目的的另外一套话语表达方式罢了，然而，有了这种改变，初衷与效果才比较好地统一起来了，写作的目的才能达到，它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推动改革进程的作用，才算是有益于世之作文。表面看，这纯粹是表达方式写作技巧层面的操作，但这种操作又并不是写作者可以随心所欲的。是语境真正操控了表达方式与技巧的运用。

从这一观点看，任何有生命的写作技巧，都是特定语境要求的产物。没有那种语境，也就不会产生那种技法。技法的运用也是如此。没有某种特定的需要，就不会选择那特定的技法。而既然选择了某一特定的技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产生这种技法的历史语境再一次重现罢了。例如“春秋笔法”这种技法的生命力，在于产生“春秋笔法”的语境千百年来一直在滋润着它。所以，写作的操作并不是纯技巧的运用。写作技巧只是人们对有关写作的感性经验知识的归纳，它们基本上是静止的、孤立的、甚至是机械的。我们懂得有些什么技巧和这些技巧会产生什么效果是一回事，懂得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和怎样运用又是另外一回事。表层是对技巧的操作及对技巧操作的操作(驾驭技巧操作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深层是写作者利用写作这一工具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对自己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的一种操作。这一切都统一于文本的处理过程中。表层的操作是一种工艺，深层的操作则是一种智慧的释放。想一想鲁迅杂文中的“曲笔”和王蒙作品中的“幽默”等技巧的运用，我们就不难认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