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司法误区需注意
刑事司法误区需注意
2013年，刑事错案一次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到河南李怀亮冤案，再到萧山五青年冤案，再到安徽于英冤案。
为什么错案在中国能够一次次被复制？从证据的角度而言，很多人会说是刑讯逼供。但刑讯逼供作为错案的原因是个表象，我们不能把实际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妖魔化，有些人在当警察之前并没有打过人。我们需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其实每一起错案的发生往往都是多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原因就反映出中国刑事司法工作中的十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在犯罪案件发生之后，侦查人员就千方百计去查找嫌疑人，找到嫌疑人之后就竭尽全力去拿下认罪口供，拿下口供之后再想方设法去收集补足有关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这种侦查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先抓人、后取证”，很容易导致错案。比如八年前重判的湖南滕兴善案，是一个“亡者归来”的错案，这种侦查模式的问题体现得很充分。
第二个误区是违背规律的限期破案。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之后，中国的公安机关的领导，甚至是省市领导就会要求侦查人员“限期破案”，后来还演化出命案必破的要求。但刑事侦查和司法有自己的规律，这种与奖惩和晋升机会相联系的“限期破案”可以激励侦查人员的主观积极性，但是难免会有些侦查人员只要速度，急于求成。有些侦查人员甚至会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弄虚作假，以假当真，最终酿成冤案。
第三是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由于侦查人员主观地认为抓到的嫌疑人就是实施该犯罪行为的人，所以就只去收集能够证明该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不去收集能够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这些年披露的刑事错案中，很多都存在对发现或者由嫌疑人提供的无罪证据也有意无意地忽视的问题。无罪证据不能进入诉讼程序，有罪证据无论真假都可以在诉讼中畅通无阻。司法人员片面地根据有罪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冤错案件由此而生。
第四是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科学证据也有可能是不科学的，把“种属认定结论”误读为“同一认定结论”。上个世纪中国的刑事侦查水平也比较低，如滕兴善案中用毛发来辨认血型并作为重要证据的做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血型相同是一个种属认定，不能作为充分证据。把“倾向性鉴定结论”误读为“确定性鉴定结论”，如滕兴善案中使用了颅相重合来辨认死者的身份，但最后的结果是“亡者归来”，被害人实际上没有死亡。还有一种是把试用期科学证据误读为成熟期的科学证据，滕兴善案中对测谎结论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五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造成错案的直接原因之一。刑讯逼供在中国具有超强的生命力，臭名昭著却屡禁不止，声名狼藉却潜藏生机。究其原因，包括：片面的执法观念，陈旧的思维习惯，不良的行为环境，低下的侦查能力，乏力的监督机制，空泛的证据规则，失效的刑罚威慑等。
第六是放弃原则的遵从民意。这其中的民意其实有不同的情况，包括被害人或其家人所代表的“民意”，也包括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民愤”，还包括当事人或其亲属上访所表达的“民意”。这些“民意”经常会成为司法人员办案的“指挥棒”。司法机关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听取民意，也应该尊重民意，但是为了片面追求裁判的社会效果去遵从甚至迎合民意，放弃司法裁判应该遵循的原则，就会与司法公正背道而驰，导致冤案的发生。佘祥林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第七是徒有虚名的相互制约。公、检、法三家既有分工又要相互配合，三个部门的共同目标是把好案件的“质量关”，保证刑事司法系统生产出合格的“社会产品”。作为第一道“工序”的侦查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实质性环节，而起诉和审判只是对“上游工序”的检验或复核。毫无疑问，很多冤错案件的生成都根源于侦查环节的错误，但是这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又都通过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把守的关口，顺利通过了“流水线”上的层层审查，最后成为刑事司法系统制造出来的“伪劣产品”。中国这种“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诉讼模式，政法委牵头的“联合办案”和“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协调办案，使得公检法三个机关“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
第八是形同虚设的法庭审判。所谓“庭审虚化”，就是说，法官对证据的认定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庭上的举证和质证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庭审之前或之后对案卷的审查来完成的，或者说，法院的判决主要不是由主持庭审的法官作出的，而是由“法官背后的法官”作出的。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应该是法庭审判，司法裁判权应该属于法官。但是在当下中国，未审先判、下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判决、审案者不判、判案者不审的现象很多。第九是骑虎难下的超期羁押。超期羁押包括形式上的超期和实质上的超期两种。所谓形式上的超级羁押就是：法定的羁押期限届满后，没有办理任何继续羁押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嫌疑人或被告人。实质上的超期羁押是指：虽然程序上办理了继续羁押的手续，表面上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在超期羁押，譬如有些多次的发回重审和反复的补充侦查，也可以称之为“久押不决”的案件。在超期羁押的情况下，“补充侦查”已然无能为力，于是“放”还是“判”就成为两难的选择，既然已经在继续关押，很多人就会选择“继续往前走”，硬着头皮“判决”，结果就是错案的发生，这种情况在佘祥林案中也发生过。
第十是证据不足的疑罪从轻。错案往往多为疑案，根据已知的证据，被告人可能是无罪也可能是有罪。但中国司法系统中过度强调打击犯罪的价值观念使得司法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宽证明标准，而且在证据不足时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所以多采用“疑罪从轻”的处理办法。特别是在应该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既然证据不足，事实存在疑点，那就不要判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或者无期徒刑，名曰“留有余地”，实际却导致了错判。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面，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Innocent Center），通过“无辜者行动”（Innocent Project）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目前已经发现了311起错案。而中国如何走出或避开上述的误区，是司法界必须认真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注：作者何家弘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06年至2008年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第二篇：美国签证申请：五大误区需注意
美国签证申请：五大误区需注意面对即将到来的签证高峰期，你做好准备了吗？除了提早预约和准备申请材料很重要外，美国签证官提醒各位学生，注意剔除一些“NO ZUO NO DIE”的拒签行为。花招一：“吹水唔抹嘴”
曾有网友分享自己的拒签史：签证官问他最喜欢的钢琴家是谁，那人说是贝多芬，签证官让他哼一段致爱丽丝，没有哼出来，就被拒了。真实才是签证通过的法宝。
申请签证的材料和回答问题的时候，都要真实诚信，有时候一些“太聪明”的做法反而会影响签证的取得，就像上述网友一样，以为随口回答一下，就可以过关，怎想签证官会再深入地考验？还有学生在签证的时候听不清签证官的问题，又不敢问，于是就自以为是地回答了自己猜想的问题。其实，签证官的问题没听清一定要有礼貌地重新问一遍，而不能随便回答，因为签证官很忌讳说谎或吞吞吐吐含糊其辞。
花招二：流水单看晕签证官
申请签证很看重申请人的资金来源，所以有些学生往往迫切地想把这方面表现给签证官看，会把每个月份的流水单全部打出来堆到签证官面前。美国签证培训师表示，这样做是很“作死”的：“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就是签证时学生不一定需要将全部资金准备齐，一般来说，只准备第一年学费生活费总额的存款就可以了。因为签证官更加注意的是学生家长是否提供了可靠的工作证明、收入证明及房产证等文件，以让签证官相信，他们有能力继续支付剩余几年的费用，同时在支付这些学费和生活费后，家长仍然可以在中国有很好的生活。所以没必要把自己每一笔的收入支出都拿出来给签证官看。”
花招三：晒周游列国记录
人们普遍认为，在申请英、美等国家的留学签证之前，如果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第三国的成功出入境记录，就对申请英、美等国的签证会有帮助。事实上，英、美这样的国家是不会以他国的签证作参考的，而且如果签证者的护照经历过于复杂，就可能需要对过去的出境记录作解释，由此就多了不必要的麻烦。
花招四：流露移民倾向
如果父母申请移民，学生申请F1学生签证是否非常困难？美国签证培训师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申请F1签证，是非移民类的签证，即是表明，学生到美国的目的是学习，而非希望移民到美国，完成学业后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的。但是移民类的签证是有移民意向的，所以已经申请了移民签证家庭的孩子申请非移民类的F1签证，是跟签证原则相违背的。“所以我们建议，应该等到移民签证有了结果后，再决定是否申请F1签证。”
花招五：乱穿衣惹误会
面签着装要穿和自己身份相符合的衣服，“如果你明明是一名高中生，却要穿一套职业装，明明是一名白领，却要穿得低胸性感，就算不被拒也会被减分。”建议学生最好穿校服，或T恤牛仔裤。肢体语言要自然，不要紧张。北京英语培训
第三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法治化的思考
——兼谈如何实现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有效监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频频发生，并逐渐多样化、复杂化，行政执法案件数量与日俱增，但真正以涉嫌犯罪进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却不与之相称，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现象严重，直接导致了经济犯罪日益增多的势头难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突出反映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法律监督的软弱问题。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保证涉嫌刑事案件顺利移送，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随后，高检院又联合多家行政执法机关联合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工作配合的文件，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些规定与工作实践存在较大脱节，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刑事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效果不佳，检察权的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探讨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在立法和适用上有机衔接实有必要。
一、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少的原因探究
大量的调查资料显示，目前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移送刑事犯罪案件时存在着“两少”现象，即移送案件的行政机关少和移送案件数量少，甚至有的行政执法部门从未移送过刑事案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行政机关内部原因和外部监督不力等因素的影响。
（一）行政执法机关自身因素
1、行政权具有天然的自我扩张特性，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权力的滥用。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行政权的内容和边界被扩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安全秩序外，还有普遍的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其行使方式更加复杂，内容范围大大扩张，其表现便是行政机关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若该自由载量权不受到控制，就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违背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贯穿现代宪政的主题就是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行政执法权的自身特性是造成权力滥用后果的自然因素。
2、行政执法机关狭隘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是造成移送刑事案件少的重要因素。一是行政执法机关掌握较大的处罚权，行政罚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部门的经济利益。很多行政执法机关基于狭隘的保护部门利益观念，认为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的同时，也就转让了对违法者的部分控制权，会影响到单位利益，因此其处理的大部分案件就存在能罚就罚，一罚了之的现象，大多不移送到司法机关，最终使得犯罪案件线索流失，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二是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有一部分都发生在对本地区贡献比较大的单位或部门，对他们的查处势必影响到本地区的利益，因此对该企业的移送查处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行政上的干预和阻挠。
3、行政执法人员认知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一是部分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高，执法水平相对较低，业务能力不强，对刑法中有关罪名及构成要件掌握不够，导致案件线索少。二是一些执法人员认为行政执法机关主要任务是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打击犯罪不是其职责，加之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标准高、要求严，导致移送刑事案件意识不强。
（二）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不力。
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一个是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案件中，是否涉及到刑事犯罪案件，而行政执法机关并没有依法将其移送给有权机关处理。另一个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是否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触犯刑法的行为。
在现实中，检察机关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监督效果不佳。一是监督无措。法律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移送案件的标准、程序以及责任等都没有具体规定，使得现行许多法律规定如同虚设。二是监督“为难”。在现行检察机关双层领导体制下，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实际上相当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而其他行政机关具有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检察机关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协调处理好与各个部门的关系，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实在是勉为其难。因此导致目前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能良好发挥。
二、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为使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国务院、高检院等相继出台了多项规定、意见，确定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并对工作中存在的信息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不规范等问题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可操作性和效力不强，导致实践效果不佳。
1、现有规范的性质不一，作用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国务院及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出台的规定则属于内部工作制度，其中对于对公安机关处臵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有关要求，实质上是重新规范立案监督的规定，其作用有局限性。
2、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发布的各种办法和意见，效力不强，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对行政执法机关强制力不够。有些办法和意见仅是一些宣告式的权限规定，比较概括和抽象，没有制定固定的制度和详细的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虽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责和权力，但并未明确具体的监督手段和措施，对行政执法机关缺乏强制力，柔性有余，刚性不足，使得这些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这些发文的作用有限，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
3、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不明造成案件司法认定上的困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才是最终环节。然而在司法实务中，突出问题之一就是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证明规则及采纳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司法上的困难。比如侦诉机关根据联合认可的文件接受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但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因合法性原因不被法庭采纳。而许多案件查处的条件、时机，进入公安、检察环节后往往时过境迁，无法重新收集证据。对于书证、检验报告和鉴定结论等材料情况稍好，但也常常面临法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和当事人关于证明公正性问题的质证，法院对类证据的采纳、取舍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的法治化进路
目前，虽然各地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不能将该项协调制度视作一次专项行动，而是要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工作机制，并将其纳入到法治的体系中来，才是长久之计。
（一）深化体制改革，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现行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及其变异，对检察机关诸多方面造成了制约；使得检察机关地位的“附属化”和检察权的“地方化”，对本地行政执法进行法律监督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认为只有深化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体系中设立上下级垂直领导的单层领导体制，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才能保证其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立法，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1、结合刑法，充实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关于移送案件的规定。一是制定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准确移送案件提供详细的法律依据。二是完善行政法与刑诉法。由于行政法对于案件移送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而刑诉法也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未涉及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监督，实践中对案件移送没有详细的法律可依，随意性比较大，因此为规范移送工作，需要完善法律，将移送程序法定化，细化移送条件、期限、效力、责任等规定，使得移送工作有章可循，更具操作性和执行性。
2、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解决证据规则及司法认定难题。一是对于进入司法审查程序的行政执法案件，明确只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审查。二是明确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刑事诉讼法律地位。对行政执法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可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对有关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专门性证据材料，司法机关做程序审查后决定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对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言辞材料，原则上要求司法人员重新收集，但确因有不可抗拒原因经侦查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吻合，相互印证违法犯罪事实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由此来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在司法认定上面临的法律难题。
（三）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工作制度
1、建立常态的联席会议制度。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健全情况下，应当允许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探索多样化的联系制度，并将制度逐渐规范化、常态化，这是实现检察监督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实务中，联席会议制度易被大多数地方接受，一方面联席会议可以定期交换行政处罚、移送案件等情况，研究执法、司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既可以掌握、总结工作，也可以适时解决问题。但目前的联席会议大多由侦查监督部门参加，建议反贪、反渎、预防等部门也共同参与进来，提高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性，同时还能积极发现渎职犯罪线索和问题，提高预防和反渎工作的针对性。
2、规范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和检察机关案件查处的提前介入制度。一是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发现的可能涉及到的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侦查机关，并向检察机关备案。二是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重大事故、重大案件，在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检察机关有权及时介入调查，防止证据灭失，并对其中的渎职犯罪有权进行调查。
3、明确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监督制度。一方面是确立行政执法部门在向侦查机关移送案件时，同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备案制度，以便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立案的监督，另一方面确立检察机关对于移送案件的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防止侦查机关以罚代刑。
4、强化相应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交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四）探索创新多样化的监督方式。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发挥网络优势，在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搭建网络链接，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网络动态，全面监督案件线索移送、案件查询和管理，反映执法、司法动态，取得良好效果。建议经济和技术水平逐渐成熟的地区采取这一手段，加大监督力度，促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
第四篇：浅析刑事自诉司法救济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的刑事自诉案件受理。
按此规定理解，这类案件在主管上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作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管辖，也可以作为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管辖处理，但事实上这类案件是法律上规定的公诉案件，只是由于“公案件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被害人又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才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自诉案受理，是附条件的由公诉案件转为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其意义在于：当被害人确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必须有一个机关能直接并依法处理这类案件，从而解决被害人“告状有门”，实现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在我国这一机关只能是法律授权的司法裁判机关即人民法院。
然而这一刑事自诉救济功能条款在司法实践运用的可能性又如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也就是说，只有被害人持有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或不予受理书面决定书的，被害人才有从法律程序上实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和依法要求惩处犯罪的可能。
毋需讳言，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对某些应当立案或提起公诉的案件，由于各种原因并未依法履职，出于顾虑，又不书面告知被害人，从而使这类可以由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因“手续不齐”未被受理。试想，公安、检察机关对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出具书面不予追究决定书的可能率有多高。实践中往往使被害人处于推来挡往的尴尬处境。
笔者认为，由于这一限制性规定，致使被害人享受司法救济的权利再一次从程序上受阻，导致告状无门、放纵犯罪，也是刑事方面引起当事人信访、上访的根源。只有从法律规定上尽快完善方能彰显司法公正，为此建议补充：
作为法律赋予特定职权的公安、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在法定期限内对应当立案、起诉的案件不作为的，视为对该案件被告人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刑事自诉案件受理。从而切实有效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真正解决“告状难”问题。
第五篇：刑事司法学院2010年工作总结
刑事司法学院2010年工作总结
2010年，我院在各组织的领导下，上下齐心，团结一致，扎实工作，开拓创新，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狠发力，本着以人为本为学生服务的理念，以社会实践、素质拓展活动为统揽，紧扣时代脉搏，保持原来认真谨慎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地做好每项工作。
回望2010年，我们始终坚持不变的刑司精神，以新的思路寻求新突破，认真抓好院的建设，在此让我们为2010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也为即将到来的2011年扬起新的航帆。
现将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我院分团委在校团委和院党委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团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的一系列活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系列活动，继续努力推进团的建设大踏步前进。牢牢把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核心，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团日活动、交流会、培训会、社会实践等活动形式，不断提高青年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政策理论水平，为广大团员青年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多彩的学习的平台。
二，我院学生会在团委和指导下，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院学生会先后承办了各类学术讲座，旨在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专业精神。如： 2010年10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赵秉志教授在我校文泰模拟法庭做了以“刑法修正案（草案）热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为主题的讲座，同月28日，台湾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刑事法学会理事、台湾刑法修正委员、台湾刑事诉讼法修正咨询委员、台湾修正刑法适用咨询委员柯耀程教授的“台湾刑法中的死刑问题”学术讲座，11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建平教授关于“中国严宽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的 刑法学术讲座，11月6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高铭暄教授的“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学术讲座等一系列讲座。
同时，还不定期举行一系列的学术研会，开展了“砺剑杯”，“希贤杯”，新生风采大赛等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由大量本科生，研究生等参与进来的大型活动。涉及人数多，影响大。
另外，学生会新成立了调研服务部，对口专门委员会。定期收集广大同学的相关建议，整理提案、为学院建设献言献策，及时反馈给专门委员会，积极有序地开展工作，更有效地发挥起作用，做好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桥梁。
三，我院志协通过建立志愿服务工作站，发挥平台作用；开发志愿服务项目，充实服务内容；发展志愿者队伍，壮大服务力量；健全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志愿服务理念传播，营造良好氛围将我院的志愿服务长效机制进行完善。一年来进行了“文明导乘”“爱心捐赠”“文明清扫”“图书导架”“社区调查”等各种志愿活动，给予相关单位和个人无偿服务，各个志愿活动都得到充分表扬和肯定，受到服务对象的感激和赞许。
这些活动体现了刑司学子的奉献精神和良好风貌。
四，我院新闻网络中心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网站导向作用
我院网站作为重要的网络信息交流窗口，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反映我院共青团工作的各项最新成果，及时报道我院团学新志组织的工作动态，反映团学工作的新成就、新资讯，对宣传我院共青团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院新闻网络中心加强了与文澜网络、校团委网站及校报的联系，中心设新闻宣传联络员，及时提供新闻资讯，将院内发生的各大事件及时对外宣传。本学年发表“系列学术研讨” “军训系列报道”“砺剑杯系列报道”“运动会系列报道”等，至今在文澜网络发表我院新闻20篇。同时，校外坚持和外媒体联系，积极提供新闻线索，我院主办的“风险社会与刑事政策的发展”学术研讨会获得法制日报、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并在在“中新网”“中国日报网”“中国大学生在线”等外媒发表，获得了很好的正面曝光率。
总之，我院在过去的一年方方面面都有可喜进步，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将继续努力，相信在新的一年能创造新的辉煌，扬我刑司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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