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侦查员的司法介入
刑事侦查员的司法介入
文传系 广告设计0903班黄珍鸿1109104308
摘要：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关键词：刑事侦查；侦查权；诉讼结构；司法审查；司法改革
虽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5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第16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但根据第20条规定的赔偿程序，需要对上述侵权行为予以确认后，才能进行赔偿。确认错捕、错拘以及违法查封、扣押只能在侦查终结至于审判终结之后作出。
我国司法界对于侦查权的界定一直存在一种模糊状态，如《刑法》第94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从而形成了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和狱政管理权都属司法权的司法现实。新华网北京10月1日电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1日起在全国试行。《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对违反规定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机制，确保侦查权的正确行使。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负责人介绍说，刑事立案监督，是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律监督职能。由于现有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具体，致使检察机关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对侦查机关刑事立案情况信息不畅；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形，能否监督、如何监督，缺乏具体的依据等。
该负责人指出，《规定》的出台，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刑事侦查权正确行使的客观需要和重要改革成果，对进一步强化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确保依法准确打击犯罪，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共十四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制定《规定》的目的、依据和刑事立案监督的任务、原则；建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明确刑事立案监督的程序及保障措施；建立公安机关不服纠正违法意见的复议复核制度。
我国侦查程序最大的弊端就是国家权力的过于强大和相对人权利的弱小，为此，必须引人司法审查制度来限制国家权力。在侦查程序中引人司法审查制度的合理性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法治理论、权力分立和制衡理论、人权保障理吟和程序正义理论。
一般说来，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而这两者却常常处于紧张之中，尤其在侦查程序中，更是形成此消彼涨的博弈。因此如何设计侦查程序，调和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紧张关系，是各个法治国家设计侦查程序所要追求的目标。从我国的历史看，以往侦查程序的设计更多地强调惩罚犯罪的目的，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突出表现为侦查机关权力的强大而没有约束，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都是自己决定，没有中立的司法机关的介人。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全面展开和世界保护人权呼声的高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加强也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约束，而约束权力的最好方法是“用权力来约束权力”。所以在侦查程序中引人司法审查机制，用它来约束过于强大的侦查权，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应该是侦查程序设计中的重要一着，也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趋势。
有代表特别强调大力发展刑事侦查技术的重要性，认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加强人权保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趋势是倡导人权保障，但对此有人担心若过分关注于这一点将可能极大地妨碍有效打击犯罪。针对这一矛盾，有代表指出，打击犯罪不能依靠“克扣”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来实，而应当主要通过大力推动刑侦技术的进步来解决。而且技术的进步又可以反过来改善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状况，从而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同时兼顾。
关于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科学配置，有代表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限制过多，给大量需要行使机动侦查权的基层检察机关造成批准程序复杂、错失侦查良机等诸多问题，致使该项权力名存实亡。建议再修改刑诉法时明确并扩大机动侦查权的行使范围和启动条件，同时健全相应的制约机制。有代表分析了我国目前刑事辩护难的成因，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权利规定存在缺陷，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实现途径、侵权救济、保障机制等未作规定，实践中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很难得到落实，从事刑辩业务收入偏低等。因此，如何保障律师权利，充分发挥刑事辩护的功能，是优化刑事诉讼职权配置以及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
有代表对完善辩护制度的必要性及具体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代表认为，完善辩护制度除有利于实现控辩平衡、保障案件质量、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还有利于遏制公安司法人员滑向司法腐败的深渊。完善辩护制度的具体措施包括：首先，改革司法考试制度，使大多数法学专业毕业生都能通过司法考试，保证律师数量能够满足刑事诉讼的需要。其次，修改刑诉法，落实律师法规定的律师权利，完善律师权利的实现途径、侵权救济、责任追究机制等。最后，从保障律师在场权、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着手，全面落实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诸项权利。
关于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及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有代表认为，刑诉法没有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以辩护人的地位和身份。新《律师法》虽然扩充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但仍没有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该代表认为，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以辩护人地位及相
应权利是国际人权保障观念强化的产物，我国应当顺应这一国际趋势。对新《律师法》与刑诉法的效力冲突，该代表主张前者的效力优先，因为新《律师法》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当按照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对究竟如何强化对律师权利的保护，许多代表都发表了意见。关于阅卷权，有代表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应有权查阅侦查讯问笔录，侦查人员对于认定有罪和排除有罪的鉴定结论都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关于会见权，有代表指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该代表指出，在美国，对恐怖犯罪嫌疑人及存在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等情形，可以推迟会见。在德国，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我国律师界主张赋予律师完全的自由会见权，这在中国缺乏现实性。关于申请调查取证权，有代表认为，检察机关承担控诉职能决定了其不太可能应律师的要求积极地进行调查取证，因而立法应取消律师向检察院申请调查取证这一规定。与此同时，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法院可以拒绝调查取证的情形，并明确拒绝申请的法律责任及救济机制。对于法院不作为而导致证据灭失或难以取得的，辩护方可以作为上诉理由。对此，有代表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只应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使，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不得自行调查取证。但作为弥补，该代表主张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律师、近亲属以申请侦查机关调查、收集、保全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权利。还有代表提出折衷意见，主张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但作出一定的限制：其一，对律师调查取证的手段应有一定的限制，律师不能采用强制性手段进行调查取证。其二，对案件范围也应有一定的限制，即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无权调查取证。对于调查的对象，则不应当进行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说的是侦审合一的职权划分使刑讯逼供成为可能。这表明，刑事诉讼中的侦查、审讯、强制措施等重要职权集中在公安机关，侦审不分、侦审一体，一旦审讯中达不到侦查人员的目的，非法手段就可能发生。同时，刑讯逼供的发生又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中“运用”自己的“职权”进行的，致使受害者告状无门，万一有了纰漏，受害者也难以举出证据，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
应有的保障，刑讯逼供的实施者更是有恃无恐。
所以要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是比较典型的直线型结构，侦查与起诉两条线，检察院虽然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几乎不介入侦查过程，对侦查合法性的监督力度有限。侦查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除逮捕犯罪嫌疑人须由检察院批准外，其他事项均可自行决定、自行执行。尤其是拘留，大多数违法行为包括刑讯逼供恰恰都发生在拘留期间，待检察院发现查处时，刑讯逼供已成事实。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经常介入侦查机关的侦查过程，派员参加某些强制侦查活动，检察院可以确认违法侦查或者从保证起诉质量的角度考虑，对明显不当又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检察监督建议的侦查行为无效，要求其更换人员补充侦查，必要时也可自行侦查，以警戒未来的侦查活动。同时，对于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提讯犯罪嫌疑人，并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其讯问过程合法的证据，如果发现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及时进行查处。
对于证明证据是否合法的方法，有代表认为，实践中控方一般通过提交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来证明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这种材料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但法院常常将其作为认定控诉证据是否合法的依据。近年来，实践中也有侦查机关出示侦查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以证明控方不存在违法讯问行为。同步录音录像应该是证明侦查讯问行为是否合法的一种最合理方法，同时，侦查人员的陈述也可用作辅助证明控方的取证行为是否合法，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解决证据是否合法难以证明的问题。
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代表主张，应当根据办案工作需要确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而不应要求所有侦查人员都出庭作证。在下列情况下，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第一，侦查人员如果在犯罪现场目击了犯罪事实发生，或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或重大犯罪嫌疑分子向侦查人员投案，该侦查人员就应当在审判时就抓捕经过或者盘问、受案情况出庭作出说明；第二，对于侦查人员实施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等活动形成的笔录，如果控辩双方对笔录有疑问，侦查人员应当就上述事项出庭作证；第三，被告人声称侦查人员有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侦查人员应当出庭就收集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证明。
部分学者对司法鉴定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代表主张，刑事诉讼
法应当明确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至少也应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而且例外应当明确。对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究竟是否合理，与会代表存在不同看法。有代表认为，侦查机关自侦自鉴严重损害鉴定人本应具有的中立性，因此侦查机关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充其量只能作为破案的线索。但也有代表持相反看法，认为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源于侦查工作的及时性、紧迫性、时效性，长期以来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不宜简单否定，该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应当是对司法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程序进行改革与完善。关于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问题，有代表提出，现行立法将刑事司法鉴定启动权赋予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仅享有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权利，这一规定原本旨在防止司法鉴定程序启动的随意性，但是却严重损害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公正性。这一点在著名的邱兴华一案中得到直接体现，因此应当进一步深入探索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合理配置方案。
第二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法治化的思考
——兼谈如何实现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有效监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频频发生，并逐渐多样化、复杂化，行政执法案件数量与日俱增，但真正以涉嫌犯罪进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却不与之相称，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现象严重，直接导致了经济犯罪日益增多的势头难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突出反映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法律监督的软弱问题。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保证涉嫌刑事案件顺利移送，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随后，高检院又联合多家行政执法机关联合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工作配合的文件，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些规定与工作实践存在较大脱节，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刑事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效果不佳，检察权的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探讨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在立法和适用上有机衔接实有必要。
一、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少的原因探究
大量的调查资料显示，目前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移送刑事犯罪案件时存在着“两少”现象，即移送案件的行政机关少和移送案件数量少，甚至有的行政执法部门从未移送过刑事案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行政机关内部原因和外部监督不力等因素的影响。
（一）行政执法机关自身因素
1、行政权具有天然的自我扩张特性，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权力的滥用。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行政权的内容和边界被扩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安全秩序外，还有普遍的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其行使方式更加复杂，内容范围大大扩张，其表现便是行政机关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若该自由载量权不受到控制，就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违背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贯穿现代宪政的主题就是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行政执法权的自身特性是造成权力滥用后果的自然因素。
2、行政执法机关狭隘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是造成移送刑事案件少的重要因素。一是行政执法机关掌握较大的处罚权，行政罚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部门的经济利益。很多行政执法机关基于狭隘的保护部门利益观念，认为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的同时，也就转让了对违法者的部分控制权，会影响到单位利益，因此其处理的大部分案件就存在能罚就罚，一罚了之的现象，大多不移送到司法机关，最终使得犯罪案件线索流失，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二是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有一部分都发生在对本地区贡献比较大的单位或部门，对他们的查处势必影响到本地区的利益，因此对该企业的移送查处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行政上的干预和阻挠。
3、行政执法人员认知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一是部分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不高，执法水平相对较低，业务能力不强，对刑法中有关罪名及构成要件掌握不够，导致案件线索少。二是一些执法人员认为行政执法机关主要任务是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打击犯罪不是其职责，加之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标准高、要求严，导致移送刑事案件意识不强。
（二）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不力。
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一个是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案件中，是否涉及到刑事犯罪案件，而行政执法机关并没有依法将其移送给有权机关处理。另一个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是否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触犯刑法的行为。
在现实中，检察机关由于多种因素导致监督效果不佳。一是监督无措。法律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移送案件的标准、程序以及责任等都没有具体规定，使得现行许多法律规定如同虚设。二是监督“为难”。在现行检察机关双层领导体制下，检察院对地方行政机关存在着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实际上相当于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执法部门。而其他行政机关具有管人、管钱、管物的权力，检察机关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协调处理好与各个部门的关系，因此对于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实在是勉为其难。因此导致目前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能良好发挥。
二、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为使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国务院、高检院等相继出台了多项规定、意见，确定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并对工作中存在的信息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不规范等问题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可操作性和效力不强，导致实践效果不佳。
1、现有规范的性质不一，作用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国务院及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出台的规定则属于内部工作制度，其中对于对公安机关处臵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有关要求，实质上是重新规范立案监督的规定，其作用有局限性。
2、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发布的各种办法和意见，效力不强，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对行政执法机关强制力不够。有些办法和意见仅是一些宣告式的权限规定，比较概括和抽象，没有制定固定的制度和详细的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和执行性，虽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责和权力，但并未明确具体的监督手段和措施，对行政执法机关缺乏强制力，柔性有余，刚性不足，使得这些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这些发文的作用有限，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
3、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不明造成案件司法认定上的困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才是最终环节。然而在司法实务中，突出问题之一就是行政执法阶段形成的证据的法律地位、证明规则及采纳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司法上的困难。比如侦诉机关根据联合认可的文件接受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但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形成的言词证据，因合法性原因不被法庭采纳。而许多案件查处的条件、时机，进入公安、检察环节后往往时过境迁，无法重新收集证据。对于书证、检验报告和鉴定结论等材料情况稍好，但也常常面临法庭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和当事人关于证明公正性问题的质证，法院对类证据的采纳、取舍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的法治化进路
目前，虽然各地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不能将该项协调制度视作一次专项行动，而是要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工作机制，并将其纳入到法治的体系中来，才是长久之计。
（一）深化体制改革，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现行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及其变异，对检察机关诸多方面造成了制约；使得检察机关地位的“附属化”和检察权的“地方化”，对本地行政执法进行法律监督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认为只有深化体制改革，在检察机关体系中设立上下级垂直领导的单层领导体制，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才能保证其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立法，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1、结合刑法，充实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关于移送案件的规定。一是制定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准确移送案件提供详细的法律依据。二是完善行政法与刑诉法。由于行政法对于案件移送的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而刑诉法也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未涉及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监督，实践中对案件移送没有详细的法律可依，随意性比较大，因此为规范移送工作，需要完善法律，将移送程序法定化，细化移送条件、期限、效力、责任等规定，使得移送工作有章可循，更具操作性和执行性。
2、明确行政执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解决证据规则及司法认定难题。一是对于进入司法审查程序的行政执法案件，明确只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审查。二是明确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材料的刑事诉讼法律地位。对行政执法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可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对有关检验报告、鉴定结论等专门性证据材料，司法机关做程序审查后决定是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对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言辞材料，原则上要求司法人员重新收集，但确因有不可抗拒原因经侦查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吻合，相互印证违法犯罪事实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由此来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在司法认定上面临的法律难题。
（三）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工作制度
1、建立常态的联席会议制度。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健全情况下，应当允许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探索多样化的联系制度，并将制度逐渐规范化、常态化，这是实现检察监督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实务中，联席会议制度易被大多数地方接受，一方面联席会议可以定期交换行政处罚、移送案件等情况，研究执法、司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既可以掌握、总结工作，也可以适时解决问题。但目前的联席会议大多由侦查监督部门参加，建议反贪、反渎、预防等部门也共同参与进来，提高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性，同时还能积极发现渎职犯罪线索和问题，提高预防和反渎工作的针对性。
2、规范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和检察机关案件查处的提前介入制度。一是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发现的可能涉及到的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侦查机关，并向检察机关备案。二是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重大事故、重大案件，在行政执法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检察机关有权及时介入调查，防止证据灭失，并对其中的渎职犯罪有权进行调查。
3、明确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监督制度。一方面是确立行政执法部门在向侦查机关移送案件时，同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备案制度，以便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立案的监督，另一方面确立检察机关对于移送案件的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防止侦查机关以罚代刑。
4、强化相应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交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四）探索创新多样化的监督方式。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发挥网络优势，在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搭建网络链接，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网络动态，全面监督案件线索移送、案件查询和管理，反映执法、司法动态，取得良好效果。建议经济和技术水平逐渐成熟的地区采取这一手段，加大监督力度，促进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
第三篇：浅析刑事自诉司法救济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的刑事自诉案件受理。
按此规定理解，这类案件在主管上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作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管辖，也可以作为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管辖处理，但事实上这类案件是法律上规定的公诉案件，只是由于“公案件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被害人又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才规定属于人民法院自诉案受理，是附条件的由公诉案件转为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其意义在于：当被害人确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必须有一个机关能直接并依法处理这类案件，从而解决被害人“告状有门”，实现对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在我国这一机关只能是法律授权的司法裁判机关即人民法院。
然而这一刑事自诉救济功能条款在司法实践运用的可能性又如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也就是说，只有被害人持有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或不予受理书面决定书的，被害人才有从法律程序上实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和依法要求惩处犯罪的可能。
毋需讳言，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对某些应当立案或提起公诉的案件，由于各种原因并未依法履职，出于顾虑，又不书面告知被害人，从而使这类可以由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因“手续不齐”未被受理。试想，公安、检察机关对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出具书面不予追究决定书的可能率有多高。实践中往往使被害人处于推来挡往的尴尬处境。
笔者认为，由于这一限制性规定，致使被害人享受司法救济的权利再一次从程序上受阻，导致告状无门、放纵犯罪，也是刑事方面引起当事人信访、上访的根源。只有从法律规定上尽快完善方能彰显司法公正，为此建议补充：
作为法律赋予特定职权的公安、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如在法定期限内对应当立案、起诉的案件不作为的，视为对该案件被告人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刑事自诉案件受理。从而切实有效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真正解决“告状难”问题。
第四篇：刑事司法学院2010年工作总结
刑事司法学院2010年工作总结
2010年，我院在各组织的领导下，上下齐心，团结一致，扎实工作，开拓创新，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狠发力，本着以人为本为学生服务的理念，以社会实践、素质拓展活动为统揽，紧扣时代脉搏，保持原来认真谨慎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地做好每项工作。
回望2010年，我们始终坚持不变的刑司精神，以新的思路寻求新突破，认真抓好院的建设，在此让我们为2010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也为即将到来的2011年扬起新的航帆。
现将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我院分团委在校团委和院党委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团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的一系列活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系列活动，继续努力推进团的建设大踏步前进。牢牢把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核心，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团日活动、交流会、培训会、社会实践等活动形式，不断提高青年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政策理论水平，为广大团员青年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多彩的学习的平台。
二，我院学生会在团委和指导下，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院学生会先后承办了各类学术讲座，旨在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专业精神。如： 2010年10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赵秉志教授在我校文泰模拟法庭做了以“刑法修正案（草案）热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为主题的讲座，同月28日，台湾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台湾刑事法学会理事、台湾刑法修正委员、台湾刑事诉讼法修正咨询委员、台湾修正刑法适用咨询委员柯耀程教授的“台湾刑法中的死刑问题”学术讲座，11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建平教授关于“中国严宽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的 刑法学术讲座，11月6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高铭暄教授的“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学术讲座等一系列讲座。
同时，还不定期举行一系列的学术研会，开展了“砺剑杯”，“希贤杯”，新生风采大赛等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由大量本科生，研究生等参与进来的大型活动。涉及人数多，影响大。
另外，学生会新成立了调研服务部，对口专门委员会。定期收集广大同学的相关建议，整理提案、为学院建设献言献策，及时反馈给专门委员会，积极有序地开展工作，更有效地发挥起作用，做好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桥梁。
三，我院志协通过建立志愿服务工作站，发挥平台作用；开发志愿服务项目，充实服务内容；发展志愿者队伍，壮大服务力量；健全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志愿服务理念传播，营造良好氛围将我院的志愿服务长效机制进行完善。一年来进行了“文明导乘”“爱心捐赠”“文明清扫”“图书导架”“社区调查”等各种志愿活动，给予相关单位和个人无偿服务，各个志愿活动都得到充分表扬和肯定，受到服务对象的感激和赞许。
这些活动体现了刑司学子的奉献精神和良好风貌。
四，我院新闻网络中心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网站导向作用
我院网站作为重要的网络信息交流窗口，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反映我院共青团工作的各项最新成果，及时报道我院团学新志组织的工作动态，反映团学工作的新成就、新资讯，对宣传我院共青团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院新闻网络中心加强了与文澜网络、校团委网站及校报的联系，中心设新闻宣传联络员，及时提供新闻资讯，将院内发生的各大事件及时对外宣传。本学年发表“系列学术研讨” “军训系列报道”“砺剑杯系列报道”“运动会系列报道”等，至今在文澜网络发表我院新闻20篇。同时，校外坚持和外媒体联系，积极提供新闻线索，我院主办的“风险社会与刑事政策的发展”学术研讨会获得法制日报、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并在在“中新网”“中国日报网”“中国大学生在线”等外媒发表，获得了很好的正面曝光率。
总之，我院在过去的一年方方面面都有可喜进步，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院将继续努力，相信在新的一年能创造新的辉煌，扬我刑司风采。
第五篇：检察机关介入公安刑事预审必要性的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指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七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察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里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包含了在立案、侦察等整个诉讼过程的监督。
一、问题、案例在现实的公安机关的刑事预审中，检察机关一般都不派人到现场进行监督，笔者认为这是监督环节的一大漏洞，有碍于对刑事案件准确定性和公正判断。以往多年的一些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公、检、法一同办错案，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最初的错，才导致了最终的错。有的公安人员为了完成某些指标、任务、创收等目的，采取非法、暴力等手段，造成了一些本不该的冤案。有的为了某些利益，擅自放走一些犯了法的人，此时，正是因为缺乏权力的制约、监督，结果可能执法者违法却无人知晓。笔者认为主要审讯嫌疑人的过程是个关键，即无另外的司法机关到场监督又无律师在场，很容易发生此类事情。以往监狱无检察机关到场监督出一些问题，后来改革后减少了问题，这就说明监督的必要性，这也是司法监督的具体体现和职责。是正义、公正、防腐败的重要保证。是法治上的进步。那么为什么刑事预审这个首要、重要环节缺乏监督呢？是体制问题？是资源问题？还是其它原因？众所周知，刑事案件定案关键是证据，而口供证据往往被一些公安部门特别看重，正因为认为管用，所以才会不择手段地获取。不可否认口供的作用，但如果一些不人道、有辱人格、侵犯人权、虐待肉体、精神等做法如果不被制止，就会损坏法律的形象、执法者的形象。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城市巡逻警在午夜拦查了一个骑车男子，并在车后架子的麻袋里发现了一具女尸，该男子解释说，他是在一垃圾堆上见到这个麻袋，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想驮回家去看看，关于女尸，他无所知，警察不相信他的“鬼话”便带回公安局讯问，经过 一番“较量”，该男子“供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但后来在法庭上，被告人翻供，声称受到刑讯逼供，法官经过有关调查，认定被告人确实曾经受到过刑讯逼供。在本案中，公诉方除了被告人口供笔录和证明被告人曾骑车驮着女尸的证据之外，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被告人杀人的证据，最终结果当然以不满足于“法律真实”而判无罪。此案件差点被误判，其原因之一就是只信口供了，所以重事实证据乃是司法机关必须遵守的主要原则。“疑罪从无”是当今国际公认惯例。那种推定有罪，则很可能造成冤案。刑事公诉方、审判方必须证明“疑凶”犯罪无疑，证据确实充分，方可定罪。公检法之间的相互制约不可忽略、不可替代，“人命关天” 法律至上的理念首先应成为司法机关信奉的准则。所以要严厉禁止，并坚决制裁一切违法取证行为。侦破案件应当主要是注重侦察策略、调查研究、科学的技术手段和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落后的侵犯人权的“武断”办案。
二、思考、建议为什么检察机关介入监督就能好一些？俗话说“一人为私，二人为公”。两种机关介入，公正性当然会好些。这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当然检察机关本身就是追诉犯罪机构，监督可能有倾向性，但是在缺乏中立和对立机构、人员的情况下，也只能相信检察机关了，因为检察机关也讲公正，起码也多一个负责的，要律师提前介入在目前国情下则更加难办。目前一些检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往往导致难以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问题，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检察机关不参与公安的预审活动就难以知晓预审中的违法行为，有些事后查实了，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已成事实，由此造成的损害和恶劣影响已难以挽回。公安机关这种刑事强制职权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往往导致滥用，容易使无辜者受冤。这种程序性审查监督有时直接影响了实体性质。司法的公正是司法的灵魂。打击犯罪应与维护人权并重，这都是宪法所规定的。也是世界诉讼制度发展趋势。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区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置检察室，派员到场直接监督刑事预审活动。尤其是重大案件，以便在内部先实行公开透明，当然监督不是“唱反调或一个鼻孔出气”，主要是忠于事实和法律，立场公正，严格程序，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此种环节的特殊作用。以保证“非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人身自由、监禁”成为人人遵守的法则，依法保护人权深入人心。xx区司法局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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