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刑事司法干预

第一篇：论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刑事司法干预

一对家庭暴力事件进行刑事司法干预的必要性

（一）严重的家庭暴力状况需要必要的法律干预机制

1、家庭暴力的定义

随着新婚姻法的出台，“禁止家庭暴力”第一次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条文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而且将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步入法律调整的范围。然而法律本身并没有对家庭暴力进行定义。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看法。1993年联合国发表的《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宣言》第一次给“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下了定义：不论发生在公共场所或私人生活中，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我国家庭暴力项目组《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起草的专家的定义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另外，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还采取了较为客观、严格的标准，没有把日常生活中偶尔的打闹、争吵理解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的现状

无论从何种定义出发，对妇女施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对女性施暴的现象，包括乱伦、性虐待、强奸以及殴打残害等已在全球泛滥，在某些国家，l／5至一半左右的女性曾遭到过家庭成员或性伙伴的虐待。美国司法部和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接近25％的女士曾被现任或前任伴侣强奸或殴打过。据估计，美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名女子被亲密的伴侣强奸或殴打。在英国，伦敦北部的一项调查表明，30％的妇女遭到过家庭暴力；12％的妇女报告过家庭暴力（报警）；8％的妇女受到过武器的攻击；23％的妇女被男性伙伴强奸过。37％的妇女在离开或与实施过暴力的男人分手后仍受过他们的侵犯。在日本，有15.4％的妻子曾遭到丈夫的殴打，在遭丈夫殴打的妻子中，有4.6％的人感到生命遭到威胁。有鉴于此，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的问题引起了世界众多国家的关注。为遏制家庭暴力，维护受害者，尤其是受虐妇女的权利，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挪威等国家通过修改政策、制定法令加强对此类事件的法律干预。

家庭暴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同样也是全国性的问题。虽然，对于家庭暴力的状况，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竟有9000万个家庭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之下。我国家庭的离婚率为1.54，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祸起家庭暴力。地方妇联提供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令人担忧的是，家庭暴力的数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消减，与此相反，有迹象表明，家庭暴力的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行为则是对社会细胞的侵害，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是影响妇女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干预机制的情况下，家庭暴力的存在，势必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家庭暴力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以来，时至今日，很明显，若没有社会的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当大的一部分家庭暴力案件将升级为更严重的事件。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份统计表明，若没有有效干预的话，32的受害女性将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再次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社会发展趋势已不再把家庭暴力视为“私人问题”，在法治社会里，法律制度，对于遏制家庭暴力事件，给被害人提供必要的救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严峻的现实表明，运用法律手段干预家庭暴力，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刑事司法干预机制对遏制家庭暴力事件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在对家庭暴力作出反应方面，刑事司法体系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1、承担刑事司法职能的机关，尤其是警察机关，具备对家庭暴力事件进行快速反应的天然优势。“人们普遍认为地方警察发挥着轴心的作用且通常最先与有暴力倾向的家庭进行联系，向他们提供免费服务，是高度可见的权利机关。它维持着一种中央派遣系统而且可能是唯一一个24小时提供快速帮助的公共机构。”在我国公安派出所处于打击家庭暴力的第一线，应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

2、承担刑事司法职能的机关，其依法享有的采取强制措施权、刑事处罚权，如果能够有效运用，对于保护受虐妇女、惩戒施暴者和阻断家庭暴力事件的升级，与其他手段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执法机构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在众多的家庭暴力事件中，虽然有其他社会机构的介入，但并不能阻止施暴者暴力行为的继续和升级。加拿大的司法实践表明，执法机构的有效干预将大大减少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如果现场拘留施暴者并对其提起公诉，使受害人再次遭其殴打的概率减少了50.如果不对施暴者提起公诉，受害人往往会再次受到暴力威胁或殴打。

3、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处置的状况，对其他反家暴机构乃至公众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刑法干预的直接影响之外，司法机关还可通过宣布暴力行为不在刑法范围之内的方式来限制允许干预的范围，从而赦免那些不会导致逮捕或起诉的行为。因此，刑法体系不仅充当了最初的响应者而且形成了其他社会机构将来可能作出的反应。

一旦司法机关重视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及时有效地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救助，则会向社会公众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政府对家庭暴力持积极的干预态度，家庭暴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样的信息，不仅有利于其他反家暴机构采取有效措施援助受虐妇女，亦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积极的反对家庭暴力的健康环境，与此同时，也会鼓励受虐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寻求法律的救济，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相反，如果缺乏必要的刑事司法干预机制，不仅会抑制其他反家暴机构活动的有效性，助长消极的反家暴社会环境，而且会阻碍受虐妇女运用法律手段摆脱家庭暴力的侵害，而被迫选择其他为法律所禁止的手段“自我拯救”，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受虐妇女在无助的情况下，选择“以暴治暴”。

山西省妇联在对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调查时发现，女犯中有46.2％的家庭存在暴力现象；存在暴力现象的家庭中，有52.74％的女犯。

二有关国家刑事司法干预机制

20世纪70、80年代来，对女性施暴现象的泛滥，使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44个国家和地区明确规定了处罚对女性施暴行为的法律。在对的犯罪原因直接和家庭暴力有关。而在内蒙古女子监狱，关押着的“以暴制暴”杀夫的女人们，总数已经从58上升到了60.家庭暴力实施刑事司法干预方面，综合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二）扩大警察对施暴者的逮捕权。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14个州全部要求警官在执行无授权的逮捕之前需要亲眼目睹一种轻罪。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警察在找到发生重罪的可能原因时，有能力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执行逮捕令。

因为大部分的家庭暴力行为都被倾向于划分为简单的袭击和虐待——一种轻罪，这也就成了一个主要的局限性。在警官在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重复这种行为，则不能进行逮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家庭暴力的轻罪行为的大部分这种法令限制已被消除。实际上，到1992年，有47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已颁布了法令，授权在这种情况下执行逮捕；在这14个州中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当警官判断发生了涉及家庭暴力的犯罪时，就要求进行逮捕。甚至是其他的3个州——特拉华州、弗蒙特州以及西弗吉尼亚州——法庭的规则或许会允许这种做法。

（三）设立强制司法干预制度，增强警方对家庭暴力案件干预的主动性，减轻受虐妇女的举证责任。在加拿大，所有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条文都集中在《刑法》265条上。该款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故意冒犯他人的，不论程度如何，均属违法。此项规定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最轻微的接触到引起人身伤害的严重攻击都包括在内。其后果都是刑事制裁。尽管如此加拿大也曾出现这种情况，由于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警方不太愿意介入家庭争端，致使受害者处于求助无门。1981年以来政府开始给警察和法官提供指导性文件，以培养他们的意识，鼓励警方干预家庭暴力问题。许多省份甚至作出硬性规定，必须对家庭暴力案件作出反应。并要求警官无论是否得到受害者的合作，都要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调查，提交报告，必要时还要作出指控。在这个过程中，警方也逐渐认识到让受害者自己提供证据是很困难的，因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家庭暴力案件之中。正因为有了执法系统的强有力支持，妇女受害者不像以前那样认为受伤害是可耻之事，而敢于面对暴力采取行动。一旦丈夫的暴力行为严重，很可能被判入狱。在审判过程中，妻子只是作为证人参加，无需提供任何证据。在挪威，1988年，一项重大的刑事诉讼控诉规则的修改出台。该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unconditionaljudicialintervention）的公诉原则。[7]具体来说，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信号，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即家庭暴力不仅是犯罪，而且是严重的犯罪。

（四）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法庭可采证据，保证家庭暴力受虐者可以获得公正的审判。受虐妇女综合症原来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名词。在北美成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可采证据最早用于加拿大的司法实践，是在1987年。1990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琳。拉娃莉案中，九位大法官们一致同意受理此案的上诉。经审理，该有关“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被裁定为可采证据。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们认为，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专家证据有二个可以互补的作用。其

一、证明根据刑法规定，受虐妇女以暴力进行自我保护的行为是合理的。其

二、澄清社会对受虐妇女的误解。可以证明受虐妇女不是因为喜欢挨打而是由于后天无助感才无法离开充满暴力的婚姻或同居关系的。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后，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不少被迫杀夫的受虐妇女因此得以无罪释放、减轻或从轻处罚。沃柯博士在她的《可怕的爱：受虐妇女为何杀夫，社会应如何看待她们的杀夫行为》一书中提到：作为专家证人，她曾出庭为许多被控杀夫的受虐妇女作过证。在她的当事人中，25的杀夫妇女获无罪释放，2/3的被告妇女没坐过一天牢。为了使所有那些有受虐史的杀夫妇女都能获得司法公正的对待，1990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州长赦免了20位因杀夫入狱的受虐妇女，其中包括一位死刑犯。1991年马里兰州长赦免了8位此类女犯。这些女犯在受审时都没有机会聘请专家证人向法庭证实她们患有受虐妇女综合症或曾长期遭受丈夫或男友的殴打和虐待。此后，其他州也纷纷仿效。有报告说，至1990年，赦免此类妇女的浪潮已在美国20多个州掀起。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95年决定彻底复核在该判例之前被判入狱的女犯的案件。1997复核工作结束后，2名女犯获无条件赦免，2位女犯减刑，1名女犯的案子被子移送至上诉法院重新审理，以确定她杀人时是否有犯罪故意。

三、我国刑事司法干预机制及其不足

（一）法律规定

我国法律中还没有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但并不意味着，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无法可依。恰恰相反，许多法律、法规可以被理解为涉及到了对家庭暴力的问题，甚至可以直接援引作为施暴者的法律依据。

例如，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199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人身权利一章对妇女人身权作了专门具体的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残害妇女”。1997年修订通过的刑法第260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

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1）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2）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等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条款，《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除此之外，各地也在制定相应的法规。1996年1月，湖南省长沙市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定。2000年2月，辽宁省有关部门联合发出《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此后湖南省、四川省、沈阳市均通过了类似条文，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打击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3省11市出台了此类规定。

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在一定意义上，为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事件实施司法干预，保护受害妇女的权利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依据。

（二）主要的问题

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法律、法规较为原则，目前在中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套用《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的故意杀人、伤害和虐待罪等条款。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刑事司法干预机制，在运用刑事司法手段遏止家庭暴力方面，司法机关的作为，与现实的需要相比，呈明显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任何的刑事法律及其解释或者统一的刑事政策明确地规定，将家庭暴力行为作为禁止的对象。

《婚姻法》在修正后增加了有关家庭暴力问题内容的条款，但是很显然用属于民法范畴的《婚姻法》来规范家庭暴力行为是很不够的。因为民事制裁的主要手段是经济赔偿，在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分割之前，对受虐妇女而言，通常没有实质的意义，不能真正体现对弱者的法律救济。

虽然说，对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暴力而导致受虐妇女重伤或者死亡的案件，可以依照其后果，直接援引《刑法》中故意杀人、伤害的条款予以处罚。但对于遏止家庭暴力而言，却远远不够。一是对于大量的尚未达到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家庭暴力，没有赋予司法机关及时介入的义务，从而未能有效保护处于此种困境之下的受虐妇女；二是家庭暴力具有反复性和逐步升级的特点，许多家庭暴力行为并非一开始实施即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后果，而是在经历一定周期之后，逐渐恶化。故意杀人、伤害罪刑法规范的设立，无助于司法机关采取措施，阻止家庭暴力事件的升级，从而有效防止受虐妇女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对家庭暴力犯罪没有明确界定，实际上，司法人员在是否运用刑事司法手段处置家庭暴力事件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任意地拒绝受虐妇女的求助。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男尊女卑”、“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的国家里，更容易形成消极的影响：有的公安机关会认为这是家务小事，不用管；有的检察机关也会认为这是家务小事，无须公诉；有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考虑不到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该从轻时没有从轻，该判刑时没有判刑。而当受害妇女到法院进行刑事自诉时，法官会尽量进行调解，而且调解时往往忽视妇女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劝妇女，“你把丈夫告到监狱里去，对你、对你们的孩子、对你们的家庭有什么好处？至于财产赔偿问题，现在没有离婚，他的财产也是你的财产，你要他赔还不是从你的左口袋拿到右口袋„„”

2、缺乏对受虐妇女予以人身保护的有效措施。我国没有任何针对家庭暴力事件的特别的程序性措施或者强制手段，用以限制施暴者对受虐妇女的接触，从而有效避免受虐妇女遭受进一步的伤害。理论上，行政拘留可以用于足止施暴者的进一步行为，但实践中，极少有因家庭成员间由于轻微的殴打行为而被处以拘留。受虐妇女在受到家庭暴力侵害时，往往在人身安全上得不到司法机关有效的保护，甚至遭受施暴者更严重的报复。法律干预的不足，反过来影响妇女寻求法律帮助。调查显示，当女性受到暴力侵害之后，虽然她们迫切需要得到来自社会的帮助、安慰和支持，但派出所治安处罚和通过法律诉讼的选择最低。

3、没有建立家庭暴力案件公诉的制度或政策。对于大量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来说，用以保护自己遭受更严重的伤害的法律武器是《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然而，虐待罪第一款为自诉案件，需由受虐妇女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始终承担指证犯罪的义务。换言之，并未要求司法机关积极主动地调查取证。所以，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可能不予处理、或敷衍塞责；即使出警，也不会像处理刑事、治安案件那样仔细勘查现场、提取证据、询问当事人、证人和制作笔录文书，拒绝为被害人出具进行人身伤害鉴定的证明等。甚至可能责备受害者、对受害妇女造成二次伤害，如在涉及个人隐私或对当事人询问时，对受害人提问的态度、语言和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歧视性、侮辱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夫妻之间，没有第三人证明，受虐妇女在没有司法机关的主动干预下，自身难以完成证据收集任务，导致刑事自诉案件定性难、胜诉率低，加之受社会舆论和传统文化影响及资源匮乏的限制，受害妇女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忍受暴力而不能提出请求和告诉。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或情节不够恶劣达不到虐待罪而使受害人权益得不到保护的例子比比皆是。沈阳市一妇女的鼻骨被丈夫打成骨折，鉴定为轻伤害，应受到法律的处罚，但由于其丈夫不承认，即不能认定，致使这个妇女一直上访，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据辽宁省妇联信访反映的情况看，90的家庭暴力事件不能被认定，其原因是证据难取。

4、尚未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可采性证据。对于因遭受家庭暴力而被迫杀夫的受虐妇女而言，在定罪量刑时，考虑其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方能保证其受到公正的审判。然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并没有明确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可采性证据，致使受虐妇女以“遭受家庭暴力”为由要求减轻处罚的主张，被法庭以“没有证据支持”为由拒绝。许多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难以得到公正的处罚。例如，河北省妇女董俊会因长期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将其夫杀死。历经三次审判，二次一审均被判处死刑，二审被判处死缓。河北省妇联聘请的专家认为董俊会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症状的意见，董本人提出自己遭受长期家庭暴力的辩护意见，均没有被法庭接纳。河北省另一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刘栓霞，在被迫将丈夫杀死之后，当地数百名村民要求对其从宽处罚。然而，法律援助律师提出对刘进行“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鉴定的主张，同样被法院拒绝。相应地，在法院的判决中，鲜有将遭受家庭暴力作为公开的判决理由的。

四有关建议

（一）颁布司法解释或者修改刑事政策，将家庭暴力行为明确纳入刑事法律规范或刑事司法活动调整的范围，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

（二）明确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事件予以司法干预的义务，制定对受虐妇女的特别人身保护程序，建立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刑事公诉制度，保证司法机关能够及时有效地介入家庭暴力事件，对施暴者予以有利地制裁，对受虐妇女予以有效地保护。

（三）修改证据规则，明确“受虐妇女综合症”可作为辩护的依据，将此方面专家鉴定或证词作为可采证据引入刑事诉讼，防止司法机关任意拒绝受虐妇女有关遭受家庭暴力的主张和进行鉴定的请求，以保证被迫以暴制暴的受虐妇女能受到公正的审判，避免过重的刑罚。

（四）广泛开展社会性别培训，促使立法和执法机关工作作风和性别意识的根本改变。“社会性别与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培训应纳入警察培训课程，法院、检察院等也应开展性别意识培训。

第二篇：对家庭教育学的认识

家庭教育学

小时候，我总认为父母不够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限制我这个，还要限制那个，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自己有了个小孩，我一定要做个好妈妈。我一定要给她她想要的，尊重他想要的，给她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所以，当知道家庭教育选修课的时候，我就立即报了。还记得老师上的第一节课，老师讲到，母亲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树立爸爸高大得形象，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尽管父母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但是绝不要损坏彼此在孩子间的形象。比如,爸爸在认真严肃的教育孩子的时候，妈妈说：“别听你爸的，你爸说的不对！”妈妈这样做就损坏了爸爸在孩子心里的形象。他可能会认为妈妈才是真疼他，爸爸则不是，这样他就会疏远爸爸，其实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还有老师讲到她妹妹用垃圾桶吓唬孩子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妹妹不听话的时候，妈妈经常用长胡子的爷爷吓唬她，直到现在，她7岁了，但是一看见长胡子的爷爷就吓得哭。吓唬孩子的确不是好的教育孩子的手段。

这节课的确让我学到了很多的家庭教育的知识，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认识到了家庭教育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如何正确妥善处理家庭事务也是一门学问。

第三篇：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

和责任追究规定》

《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31日 01 版）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全文如下。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要求，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带头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司法权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任何领导干部都不得要求司法机关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处理案件，都不得要求司法机关做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

第三条 对司法工作负有领导职责的机关，因履行职责需要，可以依照工作程序了解案件情况，组织研究司法政策，统筹协调依法处理工作，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为司法机关创造公正司法的环境，但不得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司法裁判等作出具体决定。

第四条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不得执行任何领导干部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

第五条 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

以组织名义向司法机关发文发函对案件处理提出要求的，或者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司法人员均应当如实记录并留存相关材料。

第六条 司法人员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行为，受法律和组织保护。领导干部不得对司法人员打击报复。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司法人员免职、调离、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

第七条 司法机关应当每季度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必要时，可以立即报告。

党委政法委应当及时研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报告同级党委，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领导干部属于上级党委或者其他党组织管理的，应当向上级党委报告或者向其他党组织通报情况。

第八条 领导干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开：

（一）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二）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三）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四）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五）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第九条 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造成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领导干部对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予以警告、通报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情形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依纪依法追究主管领导责任。

第十一条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应当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是指在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5年3月18日起施行。

第四篇：行政干预司法前言

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研究

吴殊

【摘要】：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是现阶段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要建立法治社会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保障司法权不被行政权干预。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环境。改变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的现状,实现司法权独立行使制度的真正贯彻实施,一方面可以解决现行司法实践中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先锋队和试验田。当然,司法权独立行使制度的有效实施,还有赖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和其他相关条件的成熟。我们希望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法学理论界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我国的司法能真正发挥作用。本文以现行法律规范为视角,对我国权力横向配置模式及行政权、司法权关系进行梳理和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我国行政权对司法权干预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办法,促进司法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行使,以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全文共分以下三个部分： 引言,该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一部分,通过对行政权、司法权的内涵及现行法律规范下我国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模式及其成因的研究,指出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必然性及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下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揭示在我国行政权能够干预司法权的制度漏洞。第二部分,通过对我国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的原因、形式、弊端及实践中排除行政权干预做法的分析,指出在我国行政权为什么要干预司法权、为什么能够干预司法权、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的不良后果及实践中排除干预做法的不科学性,为如何在现行法律规范的视角下科学、合理的排除行政权干预司法权提供技术支持。第三部分,通过对影响司法权独立行使的相关法律的研究,指出怎样在现行法律规范的视角下排除行政权干预司法权。

第五篇：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_刑法论文_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_刑法论文

内容提要：在诉讼法学研究方面，司法救济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同国家推行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制度有着紧密联系。所谓司法救济，是指当宪法和法律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对受害人给予必要和适当的补偿，以最大限度地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助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此规定中的司法救助，内容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实践证明，现有的法律规定已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工作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建立起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实属急需。本文拟从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现状、完善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论文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司法救济 司法和谐

一、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现状

1、司法救济在现行法律中的体现 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助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规定是200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该规定第二条是这样定义司法救助的：本规定所称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第三条：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一）当事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

（二）当事人追索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而生活确实困难的；

（三）当事人为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本人确实生活困难的；

（四）当事人为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孤儿或者农村“五保户”的；

（五）当事人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

（六）当事人为国家规定的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的；

（七）当事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领取失业救济金，无其他收入，生活困难的；

（八）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者家庭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

（九）当事人起诉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农民履行义务，生活困难的；

（十）当事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法律援助的；

（十一）当事人为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的。第四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1」 另外，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指定辩护人的三种情况：⑴被告人是盲、聋、哑；⑵被告人是未成年人；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最高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的第三十六条对其进行了补充，第三十七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的七种情况：⑴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⑵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⑶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⑷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⑸具有外国国籍的；⑹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⑺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2」

2、司法救济制度的局限性（1）受案范围的限制性。从理论上讲，只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国家就应当提供司法救济。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法律调整范围的确定性，司法机关受理案件总是限制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受案范围内。对不属于受案范围内的案件，司法机关一律不予立案，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司法机关裁定驳回起诉。如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作了严格的规定，特别对不受理案件的范围也作了规定。（2）诉讼时效的机械性。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对诉讼时效作了严格的规定，即行为人的行为超过一定期限就不再承担法律责任。相对而言，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超过一定期限法律也不予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超过两年未通过法定程序主张权力的，法律不予保护，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实践中，许多当事人就是由于超过诉讼时效失去司法救济的机会。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是要求当事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后应当及时寻求司法救济，以便司法机关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但从社会意义上讲，规定诉讼时效就相对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力，使其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但是，司法机关只能依法办事。（3）诉讼活动的有偿性。由于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支出的诉讼成本较高，国家规定司法机关在受理这类案件时必须向当事人收取一定费用。主要包括诉讼费、执行费、再审费、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支出其它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费用。这些费用原则上由承担法律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但在裁判和执行前必须由原告或申请人预交。各种费用对有些当事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尽管法律有规定，当事人经济特别困难的上述费用可以实行减、缓、免，但实际操作程序复杂。因此，司法实践中，还是有许多当事人由于交不起各种费用而打不起官司。明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但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去司法救济的机会。（4）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国家为了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对诉讼程序作了严格而又繁琐的规定。仅以民事诉讼为例：当事人起诉后必须经过立案审查，预交诉讼费，通知当事人答辩，庭前交换证据或举行听证会，通知开庭，开庭，调解，宣判，送达，上诉或申诉，申请执行等。如果案件需要再审、重审、审计、评估、鉴定或法院内部请示等，其过程更复杂。因此，往往一个案件中，当事人要耗费大量财力精力，有时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终结。由于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未能得到及时保护，即使最终裁判是公正的，权利人仍感到不满意。但从司法程序上看，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5）裁判公正的相对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司法机关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审判质量，这为司法机关公正裁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任何裁判公正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司法裁判公正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它与社会意义上的公正有很大的距离。（6）权利实现的有限性。公正的裁判并不能最终保证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绝对得到实现。这是因为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对权利人的自动履行和其有无实际履行能力。司法实践中，许多负有法定义务的当事人法律意识较差，不能自动履行生效判决。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有的当事人还逃避执行，长期下落不明；有的当事人隐藏、转移财产，而申请人又提供不出被执行人的下落和财产线索，人民法院采取相关措施后，仍查找不到被执行人和其财产，案件不得不依法中止终结，这样，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就得不到实现。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当事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如刑事犯罪中的杀人案件，一般被告都比较困难，被判死刑后，对民事赔偿义务根本没有履行能力。「3」

3、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 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仅限于民事、行政诉讼，应将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内容囊括到司法救助制度中来，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待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后可纳入该体系。第二，司法救助的规定救助范围过于狭窄，采取的是列举式，很难穷尽。还有相当一部分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不起官司却又无法依法得到救助。第三，司法救助的具体方式还仅限于诉讼费用方面，需要予以扩展。让我们来看看刑事案件被害人在被告人无力赔偿时的痛苦和无奈：1998年9月的一天，某省一村庄，兄妹二人吃了家里的剩饭，即出现呕吐、昏迷现象。经抢救，妹妹脱离危险，哥哥死亡。后在他人提醒下，死者父亲携带剩饭到省公安厅检验，并报案。经鉴定，剩饭中含毒鼠强成分。遂立案侦查。同村一男性村民（46岁）有重大犯罪嫌疑，被刑事拘留。侦查终结后，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审查起诉。但是，指控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未调取到足够证据。最终，该案作不起诉处理。相似的案例揭示了这样的现实：

刑事诉讼是靠证据来推进的，但是，由于受客观条件和办案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证据的搜集有时十分困难，这也直接导致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案件无法侦破，或者被作不起诉处理，或者被撤销，或者被告人被判决无罪等情况难免时有发生。那么，在这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该如何保障？比如，上述两起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不仅承受着巨大悲痛，由于没有明确刑事责任人，理应从加害方得到的民事赔偿也无从谈起，生活陷入艰难。而且，实践中，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上访申诉的案件，已经占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的相当大比例，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4」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谦说：“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障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立法理念，但是，在对被害人实体性权利保障方面，无论是认识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方得到损害赔偿，又没有其他社会救济的情况下，由于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导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所以，进一步加强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是完整地实现刑事诉讼原则和目的的根本要求，是完善国家救济制度的迫切需要。近代被害人补偿制度由边沁提出，经过加罗法洛、菲利等为代表的实证学派的发展，逐步得以确立。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开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成为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此后，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立法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对刑事及滥用权力的被害人的补偿制度。注重刑事程序中对被害人的保障，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1、适应弱势群体希望得到社会帮助的实际需要。司法的宗旨在于保障人权，因为“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A right without is not a right.）「5」。朱鎔基总理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了弱势群体的概念，他是就经济地位而言的。在司法地位方面，面对强大的司法职权和庞大的司法机制，弱势群体也同样存在。1991年公布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作出“主持起诉原则”的规定，其精神内核完全符合司法救济的思想；1994年初，国家司法部提出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在后来相继出台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9条）里得以确认，它为保障公民权提供了具体的救济手段；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近日获息，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出司法救助的新举措。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也预示着司法救济理论大有发展前景。

2、适应惩治司法腐败、推进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司法领域，司法权未能得到有效监督、内部人事权管理混乱、政法干部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司法三权的设置不尽合理等问题的客观存在，是产生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先贤早有预言，不受约制的权力不是倒向专制，就是倒向腐败，唯以权制权才是硬道理。按照权力均衡理论，当某一方的权力过分强大的时候，不妨适当提高权力相对方的权利，使之趋于均衡，它符合现代法治理论提出“以权利约制权力”的论断；或者为权力设立专职“看门人”，实施有效的权力监督。均衡论的观点正是司法救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辩护律师被无理地驱逐出法庭、行政诉讼原告在开庭前后遭到被告人拘捕、法官违背自愿原则强行调解，等等。在这些司法现象的背后，相伴随的往往就是司法腐败。以司法救济理论指导司法改革，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政法干警的头脑中正确树立为弱者仗义执法的思想。只有消除政法队伍中的一部分败类，把好进人关与用人关，理顺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权义关系及监督机制，提高诉讼参与人的具体诉权，加大司法办案的透明度，才能真正把司法改革引向深入。「6」

3、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

司法救济制度是贯彻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必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名言：“稳定的国家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今世界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人类最早的平等观念产生于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梭伦曾说：“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口号，并论述了雅典民主制与法律的关系：“这种民主制的特点在于政权是在公民手中，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而宽恕的，但在公共事务中则遵守法律”。在当代，平等观主要是基于分配正义而主张的事实平等，亦即主张基于基本人权同等之上的存在合理差别的平等。平等的实质是基于政治结构与社会制度之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在公法上则体现为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干预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宪法诞生那天起，就成为宪法的灵魂，深入人心。宪法平等权原则，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视同仁地受到平等对待，不分性别、种族、职务、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都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许有任何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宪法平等权所蕴涵的法制理念深邃、高远。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得以光照民众，正是人民法院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进行的各项司法审判活动。宪法的平等权基本精神在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并通过确保程序公正得以全面实施。对弱势群体实行司法救助，减、免、缓交诉讼费用，使孤老残幼平等行使诉权成为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社会郑重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因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要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7」 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介绍，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诉前救助和诉讼中救助。已经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诉讼终结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

4、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与司法和谐密不可分。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9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其中，“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与此对应的是，在1月6日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曾首次提出“司法和谐”理念，并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显而易见，这种司法和谐，并不只适用于民事司法，同样也适用于刑事司法。在笔者看来，“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提出，正是对这样一种司法理念的具体彰显和生动诠释。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阙如，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失，要想得到补偿，途径一般只能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来进行赔偿。而这样一种赔偿途径的缺陷无疑十分明显：其一，如果刑事案件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侦破，无法确定犯罪人，那么受害人则难以落实具体的索赔对象；其二，即使案件破获、犯罪人被确定，如果犯罪人缺乏足够的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诉讼”也会因无法得到执行而成为一纸“法律白条”。比如“邱兴华案”，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邱兴华家庭贫寒，根本没有赔偿能力，11个被害家庭不得不在人身伤害后再次陷入极大的经济困顿之中。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从更深层次上，所预示的实际上也是国家在司法、法治责任承担上的和谐。为什么明明是犯罪人造成的受害人损失，却需要国家进行补偿？

显然，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对受害人具有一种抽象的人道救护责任，而根本在于，这是一种国家必须承担、责无旁贷的司法、法治责任——毫无疑问，从法治角度看，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果公民因犯罪而受到各种非法伤害，就不能只看做是具体犯罪人的过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视为国家的过失，即国家未能充分履行自己有效保护公民的法治责任。这种背景下，一旦找不到犯罪人或者犯罪人无法进行赔偿，国家出面予以补偿，为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起责任，自然就成为司法、法治和谐的必然之义。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8」

三、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 据统计，我国近八成的刑事赔偿难以兑现，多数受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了人财两空的艰难境地。对于受害人而言，因被告人的行为导致疾病、残障甚至失去亲人，经济上又得不到补偿，生产和生活上往往陷入困境，这无异于对他们的第二次伤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近5年来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执行情况作过调研。结果显示，5年来，有2300余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80%以上的案件民事部分执行不了，成为“空判”。尤其是部分犯罪后果严重，受害人及其家庭损失大，且得不到任何赔偿的案件，受害人往往以“人财两空”为由，大闹法院，长期上访，严重干扰了法院办案，影响了社会稳定。众多的法学学者和机构提出了“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在犯罪研究中最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被害人的保护”。专家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旧观念制约了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赔偿难以到位；另一方面，这与目前我国刑事案件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缺位有关。著名刑法学专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说，当许多国家都已进入“被害人时代”时，如果我们还是空白，甚至判决时不考虑被告的承受能力，就会造成像现在这样，表面看起来是法律给当事人主持了公正，但实在的“胜利”他什么都没感受到，只能陷入“无期的等待”。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如果施害方无钱可执行或案子进入漫长的司法程序，这些受害人就无法及时得到赔偿。对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人们充满了期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将来必定要建立刑事受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当务之急则是探究一条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法律途径。”据报道，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议案。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工作部署，也是对备受关注的这一问题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说：“司法救助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这段话的最好注脚，就是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对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有益尝试。山东青岛某高校学生王某两年前遭到抢劫，头部受重伤，成了植物人，家人为其救治花费了50多万元。案件很快侦破审结，但两名被告人均系未成年人，都来自农村，无任何赔偿能力，加上家庭贫困，根本无法支付高额赔偿。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启动了刑事受害人救助程序，将2万元救助金送到了王某家里。「9」目前，刑事案件受害人救济制度正在青岛市各基层法院逐步推广。“这项制度运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实践证明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是满意的。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邹川宁对这项制度的前景很有信心。「10」 马克昌介绍，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助和救济制度早在二战以后，就被新西兰和欧美等国迅速采纳，日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国家赔偿委员会。并设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付法》。而这项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拨款还是慈善募捐等何种形式，都要设立一种公共基金，对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进行救济。即由国家代那些确实拿不出钱的刑事被告给受害人以应得的补偿；既让受害人切

切实实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我国现在一些地方法院已经开始了大胆的探索。在福州，遭到犯罪行为侵害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可以向法院申请经济救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制定了《关于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司法救助的若干规定》，救助一般情况下限于人民币2万元以内，救助基金由市财政拨款，收入和支出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宝成认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立法模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制定一个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二是制定一个刑事被害人保护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种立法模式当中，除了要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这方面的制度内容以外，还要规定被害赔偿、被害援助等内容。这种立法模式，相对于前者来讲是一个大立法。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后一种模式更加适宜。因为，如果只考虑到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而对其他与被害人保护相关的制度没有设计或者没有通盘考虑，那么保护和救济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难达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规定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权利与合法权益的目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刘仁文认为，对被害人的救助决不能靠法院自己创收来解决，而是要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皇粮”来保证。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财政部申请专项拨款，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实行配套拨款。笔者认为，如果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最终得以成文，那么，这必将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表现。但是它又面临重重陷阱，既包括制度陷阱，又包括实施程序陷阱，更有法理的陷阱。所以，司法救济尚任重而道远，更需要不断试验。司法救涉及到很多方面，表现在：第一，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需要政府财政支持，需要地方人力与物力支持，还需要防止可能出现的资金截留。第二，就目前来看，可能的司法救济范围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的。那如何认定谁需要国家救助谁不需要国家救助？如果这个问题不辨别清楚，势必引起未受救助家庭的反弹，从而使得本来造就和谐的好事情变成引发不和谐的导火索。所以公平的实现也需要合情合理公正透明的程序。第三，从法理上来讲，国家责任应该是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不能由受害人的财产多寡来决定国家责任的多寡。无论富人穷人，在享受法律救济的权利方面，应无大小之分，否则，新的不公平又将出现「11」，势必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背道而弛。综上所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既是匡扶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之必需，亦是关乎社会和谐之必要，但又面临重重陷阱，既包括制度陷阱，又包括实施程序陷阱，更有法理的陷阱。所以，司法救济尚任重而道远，更需要不断试验，期望有关方面担负起更大的国家责任，勇于实现制度进步，以为民谋生存、与民造安康。司法救济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救济方式。但司法救济具有相对性，不能绝对的保护当事人的一切合法权利。国家应当加强司法救济有限性的宣传教育，教育公民、法人、有关组织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减少经营风险和安全风险，力争自己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要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解决。只有其它途径无法解决时，再启动司法救济程序，但要考虑到司法救济的固有属性，预测司法救济可能得到的结果，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司法机关也应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最大限度地及时保护权利人各种合法权益，以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笔者以为，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对他们进行司法救济，另一方面也需要被害人自己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学会保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法定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2」唐芹《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思考和建议》，载于《中国法院网》。「3」张日才《试述司法救济的有限性》，2009年10月2日。「4」张建升、周文英《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载于《检察日报》。「5」转引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6」张光宇《司法救济理论与人权保障》，载于《福建法学》。「7」崔丽《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3日。「 8」张贵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彰显司法和谐》，载于《燕赵都市报》，2009年1月9日。「9」申爱山《完善司法救助·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有望出台》，2009年1月14日。「10」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8月9日，第14版。「11」《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任重而道远》，载于《南方日报》，2009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