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让贤 蒋和胡适的对话范文
1935年胡适对蒋介石作评价:“他长进了,气度也变大了,态度变平和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多不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并且“能相当地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
民国首届总统大选:蒋介石让贤内幕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实现“还政于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此次总统选举没有任何悬念,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也参与其中,成为总统候选人,是这次的大选变得曲曲折折。
当年的副总统竞争十分激烈,桂系李宗仁和蒋介石推荐的孙科展开角逐。但到4月29日国民大会副总统第四次选举,李宗仁得1438票,孙科得1295票。李宗仁战胜了孙科当选国民党政府第一届副总统。然而,蒋介石是万分不愿李宗仁参选的。
胡适又是如何加入到总统大选中来,早前的《胡适日记》记载:“蒋公(蒋介石)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但依据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最新公开的蒋介石1946年到1955年日记手稿进行撰写,及《李宗仁回忆录》,《胡适日记》,以及《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等相关资料,“胡适选大总统”这一构想,最早既非出自胡适本人,也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是李宗仁。
1948年初李宗仁决定参选副总统的消息传出后,根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1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李宗仁也立刻回了胡适一封信,希望他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也来参加大总统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李、胡的互动见诸报端后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写下:“李宗仁自动竞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其用心可知。但余反因此而自慰,引为无上之佳音。只要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务使我人民与部下皆能安心服务,勿为共匪乘机扩大叛乱,则幸矣。”
当时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法币大跌、物价飞涨,人心不满到了极点;加上美国自马歇尔调停失败,舆论公开批评蒋介石独裁,杜鲁门对蒋施加的压力也更为露骨,内外交逼,接踵而至,让蒋介石有了“让贤选能”的想法。
1月17日的日记他写道:“近日心里多为让贤选能之准备。最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时交出政权,本人不加入竞选,而提出推选国中无党派之名流为大总统。若果如愿以偿,则余
为国家为军事必使军民不致因余退职而恐慌与动摇,愿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一俟军民安定,不致应新旧交接为匪所乘,则幸矣。”
蒋介石的让贤构想,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极可能是因“李宗仁想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给了蒋推选“国中无党派之名流为大总统”的灵感,而开始以胡适为规划目标。其二,为避免“新旧交接为匪所乘”,蒋介石“愿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
蒋介石与胡适的君臣模式堪称经典
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诤臣,典型的是唐太宗时期的魏征,他死得早,算他命大福大。其余的,大多数结果都不太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样的历史冤案,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不乏其人。那些不愿承担充军发配,满门抄斩风险的人,就变成软骨头、墙头草,违心说话做事,哄上司和皇帝开心,走升官发财的路。即使在现代社会,有谁敢说“君臣关系”完全脱离这个铁律。然而,抛开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的好恶,在君臣关系上,笔者推崇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模式。
由于历史的偏见,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客观上损害了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鲁迅曾经因为胡与蒋走得太近调侃过胡适叩拜清末逊帝时的那种屁颠颠的御用情结。但根据蒋胡二人的交往史,胡适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曲意逢迎、依阿取容。蒋介石作为一代独裁领导人,尽管打击甚至镇压过不少民主自由人士,但他一生还能够结交善待胡适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批评和和讽谏,也实属不易。胡适在蒋身边能够善终,无疑给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增了分。
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是共产党的胡适,几乎成为国民革命的敌人,这是历史不能抹杀的。胡适按捺不住愤怒,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发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但胡适怒发冲冠的背后,是对当局对政策抱着一种修正的态度,“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大陆很多人所不知的胡适。
胡适甚至对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也提出过异议,他说,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宪之前有一个“训政”阶段,这是不对的。民治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承认普通群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的。结果招致“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和蒋介石给他授予的“反党”罪名。
1932年,来武大讲学的胡适拜访了在汉口的蒋介石,这是二人第一次相见,未能与蒋单独会晤的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此书又集道家之大成,其中心思想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无为政治的重要基础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
当然,胡适也说过蒋介石的好话。1935年,胡适曾对蒋介石作过善意的评价:“他长进了,气度也变大了,态度变平和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多不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并且“能相当地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即使赞许也是谈论言论自由,希望蒋介石不做独裁的最高领袖。即使是说好话,其口气俨然一幅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态势,贵为领袖年轻气盛的蒋介石是需要一定气量才能领受这番美言的。
1947年蒋介石邀已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做国务委员和考试院长,胡适再三婉拒,理由是请政府要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有点用处,始终不愿意放弃独来独往的自由。次年蒋提议胡适作总统候选人也遭婉拒。在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胡适仍然向蒋提出十条意见,要蒋“必须认错,必须虚心”,蒋介石都能很和气地接受。1948年底,蒋请胡适出面向美国争取外援,胡适为难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第二年年初,胡适给蒋介石讲了英国的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试图用西方人对战争与价值观的理解,劝他放弃抵抗,走民主共和之路。胡适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记得闻一多、李公仆是作为反独裁争自由的民主人士被当局所杀。
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受到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胡适仍然不客气地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他认为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政府承认新闻独立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这些意见相当尖锐,但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胡适的观点与思想,即使拿到我们今日大陆,也算惊言警句。
在蒋介石70岁生日时,胡适重提当年送《淮南王书》的用意,希望蒋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他奉劝蒋先生“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希望他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那时,中央日报请胡适为蒋介石70寿辰写篇文章,胡适写成后并附一信,说我量人不敢登。因为这篇文章希望总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当时报社负责人很为难,但蒋介石非常宽宏大量,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
当蒋介石寻求第三次总统连任时,胡适向记者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反对总统连任。”在发生雷震“涉嫌叛乱”后,岛内在野党给政府巨大压力。胡适顺应民意,公开指责“政府此举不甚明智”,敦促政府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另一方面,他盛赞雷震为自由付出的牺牲精神,提醒在野党要更加慎重,希望他们对政府要采取和平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在不推翻政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政府的“谅解”,否则,执政党就有可能把你先打倒。但这次蒋介石没有听进胡适对政府的意见,仍然通过军事法庭判处雷震10年徒刑。胡适只能以“太失望”表达自己的心情。
1962年,胡适去世。蒋介石得此噩耗,写了一幅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第二天又上书挽额“智德兼隆”,以求哀悼。蒋介石还亲自吊唁,并颁布褒扬令,对胡适盖棺论定,但对胡适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努力缺乏充分的肯定。这也说明,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既有难得的雅量,更有他自己的不易动摇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回首一看,胡适一生向蒋介石要民主自由和人权,近乎与虎谋皮。谈民主人权自由,扯上君臣关系,本身二者相悖。然而,二者客观联系又客观存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见而不认。
蒋胡二人先后作古多年,有人追捧胡适为当代圣人,就笔者的阅历与见解暂不苟同。但胡适关于民主人权自由的思想的确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有人简单地把胡适当作独裁者的御用文人,笔者也持异议。因为,偏颇历史描绘给我们“奴颜媚骨式”的胡适,其实保持了他为民请命铮铮风骨式的独立思想与人格。蒋胡 “君臣关系”模式值得我们反思历史和现代许多诤臣义士的不朽作为与悲惨命运,反思有些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的民主运动。说白了,大陆的民主政治建设值得借鉴,金玉其外的台湾民主也值得认真反思。
第二篇:中国哲学史--胡适方法论
浅谈胡适方法论
(人文学院哲学系101班)
【摘要】胡适晚年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他把他的治学方法简洁地表述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誉之为“科学方法”,终身不遗余力地宣传、阐释和辩护。这个“科学方法”它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直到现在,仍然获得许多学者的信服。本文通过对胡适的生平,求学经历,以及对方法论的梳理,以巩固所学,加深对其的理解。
【关键字】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怀疑假设求证
胡适,1891年生人,字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1910年到美国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12年转至该校文学院。在此期间,他在留学生中积极提倡白话文、白话诗,主张文学改良。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二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八不主义: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
(五)须讲求文法;
(六)不作无病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在现在看来,这“八不主义”非常平淡,但在当时却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掀起狂风巨浪的白话文运动第一炮,胡适也因这一文章而一举闻名,终身显赫。
1915年9月至1917年5月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该系系主任为杜威,胡适曾有言:“杜威教授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杜威对胡适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17年胡适通过博士学位考试,博士论文是《中国名学发展史》。1917年,新文化运动发动了,胡适应蔡元培、陈独秀的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课题便是评论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观念,看其适于不适于新时代的需要,就是对文化作重新估价。评论、估价必须有一个方法,一个工具,胡适适逢其时,带来了在美国很盛行的实验主义,这就如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加应用了。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国驻美大使至1942年,后移居美国从事学术工作。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开始作《水经注》考证工作。1946年6月回国,9月就任北大校长。1948年后北平解放前夕,离职往南京。1949年4月由上海乘船到美国,寓居在纽约,1958年4月离美回台北定居。10月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1962年去世。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贡献大体可以分为这样三点:一,提倡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二,整理国故,以《中国哲学史大纲》、《红楼梦考证》为代表;三,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方法论,即所谓实验主义。而在中国现在哲学史上,胡适的方法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影响是巨大。严复是在中国引进英国经验派的首要人物,王国维和蔡元培是引进欧洲大陆派理性主义的首要人物。而胡适则是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引进中国的首要人物。美国哲学的主流就是实用主义,或称实验主义。胡适没把pragmatism译成实用主义,而是沿用日本人的译名,译成“实际主义”。而且在他看来,实际主义若换成实用主义与实验主义是有区别的。胡适认为实际主义注重实际效果,而实验主义虽然也注重实际效果,但它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所以,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是一种方法论。
对待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构成了胡适论实验主义的根本观念。一方面,从前的人有一种迷信,以为科学的律例都是一定不变的,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实验主义者继承了近代科学思想,认为科学上的许多发明都是运用“假设”的结果。科学的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为方便的假设。这些科学律例用来解释事物现象,若解释得令人满意,就是真的;解释得不令人满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求别种假设来代替之。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律例:首先,是人造的;其次,是假定的,全根据它解释事实能不能令人满意,方才可定它是不是适用的;第三,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天理。总之,实验主义认为,我们所假设的律例,不过是记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变化的“速记法”,这种对于科学律例的新态度,是实验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学理。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它只承认一切真理就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它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实验室态度”。另一方面,进化论认为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由来,都经过了许多变化,方才到今日的种类。实验主义认为,不但种类变化,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实验主义认为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它只承认具体环境中的这个真理或那个真理,这一类的“这个真理”是实在,是具体的,是特别的,是有凭据的,是可以证实的。实验主义者把进化论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便有了一种“历史的态度”。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上述是实验主义两个最根本的观念。第一是科学实验室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胡认为这两个态度都是19世纪科学发展的影响,实验主义就是此种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的结果。
实验主义反对虚玄思辨的哲学,主张哲学要能解释生活,应付环境,要适应环境,应付环境,就要能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所以,实验主义注重方法。胡适曾说道:“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 胡适把杜威的五步说概括为三步:第一,发现种种问题,找出疑难之处;第二,提出解决疑难的假设;第三,通过实验加以解决。但是胡适更经常的做法是把上述的两种说法归结为如下的“十字真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胡适的方法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影响的,就是他所谓的“十字真言”。胡适的方法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怀疑;疑难与困惑的产生就是由怀疑产生的。胡适十几岁时就有较为强烈的怀疑精神,并在寻求解决怀疑的方法。受到杜威,赫胥黎的影响,他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我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其实这种怀疑精神是从事思想研究、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没有怀疑精神,就没有真正的思想,真正的学术。有了这种怀疑精神就能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就能促进思想发展,变化。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动力就是怀疑精神,而不是什么经济变革和社会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历史上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层次,假设;要解决疑难,就得设计或提出理论假设。胡适认为,假设是从以往地经验里产生的,根据杜威的五步说,假设不只是一个,而是有多个,这样我们才能从中选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解决疑难的假设。胡适强调假设一定要大胆。“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当然这里所谓的假设的大胆是针对着所产生的疑难而说的。只有大胆地假设前提,才有可能寻觅到解决疑难的方法。胡适的大胆假设的思想实质上受到了“小心求证”的制约。胡适大胆假设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标准来在数量众多的假设中进行选择,胡的方法论没有提供这样的标准。所以,这样选择有盲目性。
第三个层次,求证;胡适反复强调,求证要拿出充分证据来检验假设是否可靠。求证一定要小心,细心,对于证据要问:“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找的?什么时候寻出的?什么人寻出的?什么地方和时候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这个人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假的可能吗?”证据一定要可信。
当然,胡适的方法论也存在着问题,比如,过分强调了自然科学方法,而没有突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特色。比如,胡适的方法主张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这样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特色,却不能运用来分析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大问题。再比如,因为它忽视了理论思维的作用,所以作为方法论,实验主义本身也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胡适的方法论在一个不讲方法论的中国哲学界来说,是有很重大的意义。人文科学界如季羡林先生曾多次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自然科学界如神经科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果能严守这两个座右铭,你将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是严肃的科学方法,是实验主义所要求的实验室态度,这一方法尽管简单,但其影响在当时还是很巨大的。时至今日,在悉心学习胡适方法论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结合实际,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意义,哲学的思想就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沈寂 主编《胡适研究》(三辑)北京:东方出版社
闻继宁《胡适之的哲学》上海三联书店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道德《胡适的科学方法简析》,《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三篇:社会主义与中国对话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对话
讨论提纲: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定义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3.现代社会存在的不和谐现象 4.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现代社会存在的和谐现象
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参考内容(部分):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定义部分:
和谐社会一言蔽之就是社会中的人都讲社会道德的社会。社会道德是指存在于某个社会的人们,为了“我们”社会的利益而约定俗成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显然,当社会中的人们都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没有社会矛盾的,和谐的社会。——摘自《中国幸福学研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也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各级党委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确保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事实上,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也期待着每一个中华儿女去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部分: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随后,在中国,“和谐社会”便常作为这一概念的缩略语。
20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3)当代社会存在的不和谐现象部分:
55秒内,8个孩子死亡,5个孩子重伤,刀的效率,会比枪低吗?4月28日上午,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凶手郑民生伏法,枪声刚落,当天下午3时许,广东雷州教师陈康炳潜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用水果刀砍伤16名学生和1名教师;次日,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本地一名无业人员徐玉元潜入该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砍伤32人,其中学生29名;再次日,4月30日早上7点40分左右,山东潍坊市坊子区45岁的尚庄村村民王永来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抱住两名学生点燃,学校老师奋力将学生抢出,王永来当场烧死;加上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两死众伤事件,不到一个半月里,发生了5起群死群伤的校园惨案。凶手令人发指之处在于,他们的屠刀所向,基本上是不满10岁、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鲁迅在1925年《杂感》中的一句话,倒更像是为80年后的中国书写的箴言。作家郑渊洁一生为儿童写作,这次他写的不是童话,是歌词:“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5月2日,民谣歌手川子在迷笛音乐节上唱起郑渊洁作词的这首歌时,台下很多观众忍不住流下眼泪。
(4)构建和谐社会七大举措:
1、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
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中央财政收入和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翻了一番还多。据测算,全国乡级财政要支付的乡公务人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品维护和建设、办公费、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500亿元,而乡镇能够合法获得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谓“创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费来维持政权运转,结果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
现在穷乡镇和富乡镇财政收入有“天壤之别”,负债运营的乡镇财政估计占全国乡镇的2/3。相当多乡镇困难的财政不得不依靠“财政空转”(用贷款上缴县级财政)、“买税”(花钱挖其他地方的税源)和“垫税”(用个人或乡镇名义借款垫税)过日子,即便如此很多乡镇还经常拖欠工资。而中央和省级机关周边宾馆,常常住满“跑钱”、要项目的地方政府派出人员。据专家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目前已超过8000亿元。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出、缓解基层财政的紧张局面,是目前调节基层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
2、继续加强反腐败、反贿赂的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扭转国家财政供给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之间工资差异甚大的局面,实行透明的和可监测的“阳光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同一级别的工资可根据物价和消费水平进行调整。国家和地方财政要保证政权正常运转的支出,不允许国家全额财政供给的部门进行所谓的“创收”和进行工资外的收入分配,严格“收支两条线”。国家公务人员要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并建立公务人员的就职、离职和换岗的财产检查制度。
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致富
建立根据收入水平的增长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线的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增加税务征收力量,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漏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
4、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
要力争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继续加强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差距相差20年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把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5、促进城市化,改变就业结构
抓住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社会抚养系数较低、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劳动年龄人口),两头小(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人口机遇期”(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目前30%左右提高50%左右,把城市化率从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6、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
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把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从目前的约8%提高到2010年的12%;提高医疗保健和健康水平,把人口的服务医生比例从目前的1.6%提高到2010年的2.0%;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7、建立全民的节约型社会
要逐步扭转我国人均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生产和生活都要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力减少空气、水源、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争取达到资源、能源消耗速率和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和影响因素表明,中国很有可能打破10%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难以超过20年的以往规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在未来的15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稳定与不断完善,不出大的波折,中国就会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新成就,为国际发展经验作为特殊的贡献。
(5)和谐在中国部分:
(一)世博内容
世博会向世人展示的不仅是城市发展的理念,而且是城市发展的实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与其说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不如说是人类的理想,它呼唤着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历史的和谐,正如一位先哲所说:“每一届世界博览会,无论规模大小,都使人类文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和谐曲》进驻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画家巨石正在创作《和谐曲》
4月26日,从上海传来好消息,陕西画家巨石的一幅国画作品被世博会组委会选中,这幅宽4米、高2.2米的大型作品《和谐曲》已被悬挂在中国馆中,在世博会期间迎接宾客,此后还将永久陈列于此。
(二)熊猫金币内容
熊猫金银币堪称为中国的“国币”。自1982 年,中国人民银行以“中国国宝”大熊猫的形象设计、铸造、发行了第一套熊猫金币以来,熊猫金银币以其多变的图案、精湛的工艺成为与法国的玫瑰币、加拿大的枫叶金币、美国的鹰币、南非的富克林金币等世界著名金币媲美,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奠定了自己在国际钱币集藏界的地位和声望。
2010年:最年轻的熊猫银币。
该套纪念币共10枚,其中金币7枚,银币3枚,分别由深圳国宝造币有限公司、沈阳造币厂和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铸造,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该套金银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背面图案均为熊猫双嬉图,设计上将丰富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独具魅力的国际时尚元素融为一体,代表着现代中国人情感和文化的精神诉求。
图案以写实手法为主,突出了“熊猫与人类、熊猫与自然”的回归自然主题,着力渲染“人、熊猫、自然”的氛围,拉近人与熊猫的心理距离,2010版上的双熊猫形态雍容,神情姿态巧妙谐和,以最自然的场景设置蕴含了东方文化最丰富的妙理和妙趣——和则大同。这恰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不谋而合。
(6)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部分
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执政理念的升华。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最广大人民也就是我们的根本利益。这需要我们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
小组成员: 陈莉2008115064 李珊2008115129 吕翔2008115002 刘勋2008115008
第四篇:中国梦国际对话[推荐]
中国梦国际对话
作者:
最初,我对于中国梦的理解只是局限于这是一个系列计划的代名词,她是国家领导人实现国家强盛的一种手段,一种途径。现在,在阅读《中国梦国际对话》后,中国梦在我心中的价值提升了,她不仅仅是一个代名词,说她是一种现代社会人民的信仰也不为过!
中国梦,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她代表了新一届政府对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信心。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的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梦主题讲话中的论述,他告诉我们中国梦的含义便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她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深刻阅读过这篇文章后,我思绪万千。文章中多国专家就中国梦遇到的困难以及实现中国梦的思路等发表了引人深思的演讲,其实,现在的我还不能够深切的明白专家们所讲的问题,但是,中国梦实现个人幸福这一目标在我脑中尤为清晰。
九零后的我们,正赶上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告诉提升的年代,没有经历过近代受压迫的屈辱,没有经历过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同样,也没有感受过老一辈中国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坚韧执着,我体会到的只有实现个人目标、体现自身价值和创造个人幸福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每个人都拥有,只是在中国梦被明确提出之前,我们的目光具有局限性,只看到了眼前的现状,对于实现个人幸福,以及个人幸福的定义都没有准确的认识。而现在,我心中对于如何实现个人幸福有了清晰的思路。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更作为一名肩负国家使命的国防生,说大一点为了国家的复兴,说小一点为了个人的幸福,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便是好好学习,在学生生涯中不断磨砺自己,为日后实现自身价值、得到个人幸福、完成国家复兴打下牢固的基础!
现在关心中国的发展、关心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还为时尚早,国家花费极大的经历培养我们,为我们创造一切的有利条件,我们便不能浪费这样的时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真正报答国家,用自己的锋锐在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披荆斩棘是在我们学成之后,得到真正的历练之后。现在以为祖国发展出力为名而放弃学业的人只是盲目而为,现在的我们只有不断积累自身才是真正的为国家复兴而奋斗!
中国梦,是一种信仰,她不同于基督教、佛教等的信仰,她存在与全世界每个人的心中,只是在中国,她名叫中国梦,同样,在其他国家也会有相应的美国梦、德国梦。。。,中国梦的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但是在前方的道路上依然充满坎坷,我相信,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会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共同努力,不仅是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也同样是为了得到自身幸福。
吾必达次鸿鹄之志!善!
第五篇:胡适为什么在中国推行实验主义
胡适为什么在中国推行实验主义
胡适先生从学农改为学习哲学后,从1915年至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是对胡适一生影响最深刻也是最长久的时期。在这期间,他师从杜威,系统地接受了实验主义(有译“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进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哲学基础。根据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所以,杜威认为“实用主义”更好的名字应该是“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或者“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
胡适将“实验主义”带回国后,进一步解释:实验主义是科学的产物。用科学的观点看,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万物都在变化,没有绝对真理。实验主义只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的效果。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知识、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应该从事实中寻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本事。养成创造的能力,做真理的主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用实验主义的真理观,以怀疑为起点,持务实的态度,用实验的方法,寻找新知识来解决疑难。胡适把这些思想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实就是杜威在《思维术》中讲述人之有系统思想的“五个阶段”的精炼概括。胡适一生都用这一学术思想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尽管晚年的胡适已经淡化对实验主义在中国的关注,更潜心于传统文化研究及中西方两种文化如何共同造就中国的“文艺复兴”、文化建设研究,但在那一段历史,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多做点研究,少谈点主义”等主张,是他对在中国如何推行实验主义提出建议的纲领;并在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同参与领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倡导“科学”,“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普及等大事件中进行了实践。对他的主张有全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相当时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胡适“反动文人”的标志,曾被作为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受批判;另一方面,胡适思想影响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几十年至今,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典范,这是胡适与其他著名文化人不同的成功之处。
以上谈及的胡适的主要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有多少人会作为反动的东西去批判,事实上如何研究胡适思想在过去和今后对中国文化思想建设的积极作用,才是需要努力的事。
“胡适为什么要在中国推行实验主义”当然是个很大的题目,笔主在此只能先告一段落。为了能比较清楚的阐述自己想在这篇文章中想要说明的东西,我想提一下主要发生在思想界,同时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西方对实证主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