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现阶段我国的贫富差距及其治理对策
现阶段我国的贫富差距及其治理对策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社会矛盾和挑战,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时期。而其中,贫富差距就是一个众多社会矛盾之中的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给我国社会的稳定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引发了很多的矛盾。因此,正确认识现阶段我国的贫富差距并探讨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贫富差距 现状
治理对策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状
现阶段,“中国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是当前国内外人士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且“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早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版)》指出“十一五”期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10%,尚低于同期GDP增速,且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社会阶层收入差距将持续拉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二、区域间两极分化加剧,东西部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三、不同行为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
四、城市、农村内部以及区域内部贫富差距拉大。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形势十分严竣。那么,我国的贫富差距趋势为何会日益明朗化、扩大化呢?
一、自然原因与历史原因。我国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在农村、城市以及区域间甚至区域内部的生态条件相对悬殊,并且历史发展过程中造成各地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上水平的差异。这些原因都成为贫富差距的潜在原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1、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缺乏分平竞争的平台,行业垄断频繁发生。
2、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非法收入已成为现阶段拉大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的非法收入有: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权钱交易带来的巨额的租金、流失的税收以及流失的国有资产等。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是形成如此之大的城乡贫富差距的体制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通,这使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另外,城乡投资显然不平衡。“城镇一直是国家投资重点,对农村的投资长期明显少于城市,而农村只有依靠自我积累,才能进行相应的建设,造成农民享受不到与市民同等国民待遇和机会,成为‘二等公民’,这既导致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2]
三、国家宏观战略在执行中的缺失。我国改革开放后政府实行的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发展的优先地位,制定并实施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3]但在实施过程中,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思路没有得到很有效的贯彻执行,导致了区域间差距的扩大。
四、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按劳分配中,由于劳动者的个人天赋与劳动能力的差异,劳动分工的不同,按劳分配已引起了分配上的不公平。在按生产要素分配时,尽管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收入,但是却由于各社会成员所掌握的财富与社会资源的不同,形成了“马太效应”——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因此,“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分配方式,这正是当前中国人之间收入分配拉开的主要的基本的原因”。[4]
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我国贫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5]但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平衡收入再分配、缩小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功能显得较薄弱。
现阶段我国的贫富差距的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社会矛盾和挑战,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时期。而其中,贫富差距就是一个众多社会矛盾之中的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给我国社会的稳定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引发了很多的矛盾。可见,怎样控制甚至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是当前社会的紧迫任务。
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前,要深化市场改革,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须做到以下几点:
1、打破行业垄断。对新兴产业采取扶植和保护政策不能成为行业垄断的理由,凡可以由市场做得更好的行业要坚决清除市场准入壁垒,扩大市场竞争。
2、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市场,特别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资源合理配置的局面。
3、要完善市场规则,构造竞争机制,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市场管理,取缔非法经营活动,打击非法手段牟取暴利。
二、完善分配制度。首先必须完善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高收入人群税收监管,改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的现状。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作为保障体制中坚的社会保险制度本身具有缺陷。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须要建立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为不断缩小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提供制度保障。还应该扩大保障种类,建立医疗、住房、就学救助等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从根本上解决好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平衡。“以‘补偿原则’为基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劳动者普遍享有增长成果分享权。”[6]
四、打击权力腐败,有效遏制贫富差距。建立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对腐败行为要综合利用经济、政治与刑事处罚手段,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加大打击力度,取缔其非法收入,以缩小贫富差距,缓和阶层矛盾。
贫富差距是世界性关注的问题,我们要理性而正确地看待。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贫富差距存在的合理因素,还要认清它给社会、政治、经济、阶层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适度地减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由于贫富差距所引起的各阶层的利益摩擦和矛盾,协调好各利益群体关系,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社会的公平。
参考文献:
[1] 张静.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途径[J ].泰山学院学报.2006,(3)[2] 顾荷娟.浅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3] 顾荷娟.浅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4] 张静.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途径[J ].泰山学院学报.2006 [5]谢静,论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 首都师范大家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增刊
[6] 张静.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途径[J ].泰山学院学报.2006
第二篇: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及对策分析
09学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论文
我国
贫
富
差
距
现
状
及
对
策
分
析
信息技术系 05级4班 沈珊珊(2047)
[论文关键词]贫富差距 现象 影响 原因 对策
[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 年来, 我国居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
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弊端,能够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充分配置有限的资源,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按贡献进行分配,而其中资本这项要素总是得大头。这样,在劳动收入大体均等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主要因资本要素占有者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垄断致富。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凭借对关键资源的独自拥有或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地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在产品市场或者要素市场上具有独自决定价格的能力,它们可以不用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会转化成为该行业在岗职工工资,从而导致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
3.非法暴富。我国已有富豪阶层出现,他们的人数不多,集中的财富占了全国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这些富人中相当部分是靠勤劳致富的,然而不少人主要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他们走私贩私、制假贩假、集资诈骗、偷税漏税,更有甚者,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以权谋私、做权钱交易,搞“腐败经济”,看看当前的腐败问题,很多都与经济金钱有关。而这些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必然加剧贫富差距。
4.税收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另外,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覆盖范围比较窄、保障程度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化隔离的基础之上,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这种缺乏覆盖城乡全体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四、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
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五、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对策
1.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只能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因此,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要逐渐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
2.改革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及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率,并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援助。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应尽早开征遗
产税、赠与税、物业税。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等,可以考虑开征特别消费税。
3.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当前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尽快制定和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加紧研究《企业工资条例》,对工资的确定原则、依据、拖欠工资等违规行为处罚力度等作出明确规定,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护。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4.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这种现象很不公平。我们要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体,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反垄断法》来有效地约束垄断经营行为,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行严格监督,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使其获得的超额利润收归国有。
5.坚决取缔各类非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强化对掌握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的公务人员和机构的监督和约束,铲除腐败,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依法严惩侵吞国家财产及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私利的一切腐败行为。
6.创造平等的教育和竞争机会。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同时,打破生产要素流动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给予他们平等待遇,让其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7.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D],江苏,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6
[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 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京华时报,2008-08-29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2
[5]李中华,透视现阶段贫富差距的拉大[J],求索,2005(3): 25-27
[6]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7]林毅夫: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J].党政干部文摘,2007(6)
[8]林彬:由基尼系数引发对中国现今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J].现代商业,2007(17)
[9]于猛:缩小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2007(11)
第三篇:现阶段我国反腐败的对策分析
文章标题:现阶段我国反腐败的对策分析
在严厉打击腐败犯罪的同时,加强对腐败行为的防治,是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和要求。综观世界各国反腐倡廉、惩治腐败的措施,不外乎治标和治本两大类,只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而有所侧重。惩治着眼于对腐败的打击,重在治标;预防则重在防患于未然,立足于治本。
分析我国当前反腐败对策,重在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反腐败的整体战略,逐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变;二是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三是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
第一节构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的第三部分,专门对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做了精辟的阐述。200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特别是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建立健全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教育是基础
立足教育防范,加强事前监督,做到“以德治权”。注重道德教化,是自古以来一直被视为反腐防腐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如管仲倡导“修以成廉”,孔子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美德。教育的意义在于塑造健康的人格、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一)丰富教育内容,增强时效性
首先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对党员干部,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的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堤坝,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注意联系实际,用正确的意识形态主导社会思想阵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国家公职人员的头脑,以提高其政治思想素质,保持明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增强其坚持政治原则的意识和分辨是非的能力。
其次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是思想教育的延伸,当前对公职人员的职业教育,在内容上应突出对依法办事、文明执法、清正廉明、服务人民、忠于职守、献身事业等行为要求和精神的强调,有重点地进行职业理想教育、责任心教育、道德修养教育、党风党纪教育和纪律教育。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克服失职渎职现象的发生,而职业道德加强有助于逐渐减少公职人员腐败犯罪的现象。
再次是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法律意识有利于反腐败,不仅应组织公职人员学习与本部门行业单位工作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更应学习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务员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同时还应进行党纪、政纪、行规、工作制度、工作纪律、职业纪律等教育。
(二)找准教育对象,突出针对性
要督促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记“两个务必”,自觉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领导干部的廉政状况及其模范作用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单位或部门的风气,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服务意识、表率意识、责任意识、管理意识、公正意识和廉政意识。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搞好了,既有利于遏制领导干部自身的腐败行为,也有利于领导干部自觉、主动地遏制和查处其下属腐败行为,而不是充当其下属腐败行为的保护伞。
(三)创新教育方式,体现多样性
在教育内容上要突出针对性。对共性问题进行专题教育,对各个时期易发问题开展疏导教育,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警戒教育,在教育时机上要突出超前性。注重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教育形式上要突出形象性和层次性。要将宣传月教育与经常结合起来,将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将书本教育与示范性教育结合起来,将理性教育与警示教育结合起来。在教育效果上要突出目的性,对公职人员进行教育目的明确,要讲究实效,而不是走过场,在教育频率上要突出反复性和连续性。
二、制度是保证
推进制度创新,强化事中监督,做到“以法制权”。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保证。因为,制度周全严密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反之,制度存在漏洞可以使坏人有机可乘。要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出台一批必要的法制法规和一批易于操作的实施细则,形成一个制度网络。在这个网络下,各个领域都有制度在发挥作用,使领导干部做任何事都必须执行制度规范的程序,使其权力的运行控制在法定范围之内,无任意的自由裁量权(目前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自由裁量权过大),这样才能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一)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创新现有的体制制度,规范权力运作,应重点做到“四个管好”:一要“管好人”,通过对“人权”的制度创新与改革,有效遏制“吏治腐败”;二是“管好权”,通过对“职权”的科学设置,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清除“权钱交易”的体制机制因素;三是“管好事”,当前的重点是抓好对政府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工作事项的“随机监察、同步审计、重点参与、全程监督”[1]和对土地使用出让、产权交易、建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等进行管理方式市场化的改革;四是“管好钱”,进而有效切断腐败“寻租”的“财源”。
(二)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制度改革与创新
一是改革创新干部人事制度。要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进程,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继续推选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责令辞职、引咎辞职、任职试用期等制度。
二是改革创新行政审批制度。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建立行政许可过错追究制,严肃追究过错责任人和主管人员的责任。
三是改革创新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要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完善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加快建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形成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机制。加快银行、证券、保险业的改革,建立和完善投资监管体系,改革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
四是改革创新司法机制。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严格执行审判公开制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三)改革创新惩处制度,增大腐败风险
目前,我国社会腐败行为成本低,风险系数小,且常常出现反腐败的“呆账”,腐败分子大多有侥幸心理,因此,要彻底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增大腐败分子搞腐败的成本和风险。
一是增加腐败被发现的概率。首先,真正严格实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其次,借鉴国外政策设计,奖励那些掌握腐败证据者能站出来的人,提高对腐败的举报率和侦破率。腐败最终能否被揭露和侦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人”是否愿意举报、指证或作证,这就需要非常巧妙的政策设计,如重奖公共机构内部的“吹哨者”等。
二是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罚力度。我国目前查处官员腐败案件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章中关于贪污贿赂罪的规定,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这给腐败行为的界定、分类、量刑都带来一定困难,况且《刑法》对贪污罪的处罚具有很大的弹性,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潜在的空间,使其有可能通过各种关系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因此,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罚力度,其内容至少应包括:经济上实行重罚,法律上严厉惩处。实行重罚(经济处罚)重处(法律、党纪、政纪处罚)同时并用,使犯罪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得不到任何好处。当前应尽快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制度。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完善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制度。抓紧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和党纪政纪处分的相关制度,制定和完善对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探索和完善辞职、辞退、免职、降职、降薪、任职等有关规定,完善违纪违法财物没收追缴责令退赔的规定等。
三、监督是关键
构建制约机制,强化内外监督,做到“以权制权”。腐败是一种权力失控症,它的实质内容就是公共权力私用,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行使会造福于民,滥用权力就会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以经常性的、强制性的“他律”手段去规范干部的从政行为,以促进其“自律”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要坚持以管钱、制权、用人为主线,把监督渗透于人、财、物管理、使用、调配的全过程,坚持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门,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发挥综合威力,将监督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始终。
(一)明确监督对象,突出监督重点
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加强监督既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从而增强虚心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情况、重大决策通过情况、重要干部任免情况、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情况、民主生活会的开展情况以及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的执行情况等都应当处于经常性监督之下。尤其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财政资金运行、国有资产和金融的监管三个重点环节必须加强监督。
(二)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
一是改革创新党内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规定,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在闭会期间发挥监督作用,以及党的委员会发挥监督作用的途径和形式,保障党员有效行使监督权。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批评、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使每一个党员都有充分的权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毫无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和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其次要建立健全党内举报制度,为党员行使揭发检举权提供顺畅的渠道和严密的保护措施;第三要建立健全党内弹劾罢免制度,使党员的要求罢免权得到落实;第四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纪律检查机关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充分发挥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
二是改革创新人大监督机制,以权力监督制约权力。要通过审议重大决策事项、执法监督和选举、弹劾、罢免等手段,有效地对同级“一府两院”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制约。“二十年磨一剑”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于2006年8月27日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07年1月1日起施行,此举有力地推动了人大监督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各级人大应早日建立监督常设机构,专司监督职能,使立法监督制度化、经常化。建立社会监督员制度,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三是支持和保证政府专门机关和司法监督。强化行政监察职能,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强化审计监督,逐步推行效益审计,突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资金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依法实行审计公告制度;支持和保证监察、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开展监督,对拒不执行监督决定的,要依法追究有关机关和责任人员的责任。审判机关要依法审理行政案件,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检察机关要依法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法院审判活动和判决生效后执行活动的监督。健全公安、审判、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的制约的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
四是切实加强社会监督。反腐败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生命力所在。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权利,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对施政行为的监督渠道,建立健全受理群众举报违纪违法行为的工作机制,建立利于群众监督的利益机制。很多腐败分子“不怕向上报,就怕见登报”,这足以显示出新闻监督的力量。因此,要尽快出台《新闻监督法》,用法律制度保证舆论监督的真正实现。
四、三位一体,惩防结合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由教育、制度、监督及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配套的子系统构成,包括惩治和预防两方面功能,是治标和治本的辩证统一。
(一)三位一体,并重并进
教育、制度、监督三者之间虽各有侧重,不能互相替代,但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配套、相互促进,三位一体,三者并重,三管齐下,统分结合,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
首先,教育具有引导性,侧重于教化,教育的目的是要解决思想问题,但如果没有制度和监督,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人的思想是外界条件在人脑中的反映,制度的不健全、监督的不到位,都是诱发掌权人滋生腐败的外界条件。教育要用制度加以规范和巩固,并善于运用监督的成果开展教育,深化教育的效果。其次,制度是保证,制度具有规范性,侧重于强制,但许多事实表明,离开教育和监督,其保证作用难以实现,腐败分子会想方设法寻找制度上的漏洞,钻制度的空子;离开了监督,制度就形同虚设,这已经被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制度制订后要加强宣传教育,并采取有力措施监督制度的执行,同时要及时根据监督的情况修改和完善制度,保证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强制力。再次,监督是关键,监督具有威慑性,侧重于约束,但监督的前提是必须有制度,没有制度,监督就没有依据,失去了监督的标准,监督就成为走形式,党员干部就会缺乏监督意识。监督要在广泛深入的教育基础上开展监督,不搞不教而诛,还要善于将监督的成果制度化,促进制度建设,进一步发挥好监督的标本兼治功能。因此,特别要注重三者“并重并进”,哪一环节都不能少,哪一手也不能软。
(二)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有机统一并贯穿于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惩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前者是治标之策,后者是治本之策。它们是惩中有防、防中有惩。只有严惩腐败,民众气顺,社会和谐,反腐败才有号召力,教育才有说服力,才能为积极预防腐败奠定良好基础。也只有积极预防腐败,关口前移,重在治本,重在建设,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减少腐败的发生率,惩治腐败的成果才能得以巩固。
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惩处,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足以威慑腐败分子。但是,惩处不是目的,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终是为了消除已经产生的腐败和避免产生新的腐败,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在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坚持惩防并举,绝不可忽视任何一个方面,但是“并举”并不意味着事事处处在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上平均使力,应根据各自实际、面临形势、任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要防范在先,打主动战,打进攻战,注重抓腐败的苗头、源头,尤其是对新出现、反复出现、集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一定要从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找准症结,及时提出预防腐败的战略措施,不断完善预防腐败的体系,在坚决惩治腐败,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必须注重预防,注重治本,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才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节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方法治理腐败
我国之所以有今天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无疑得益于发展和改革。解决腐败问题也不例外,要把发展和改革体现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用发展的思想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改革统揽反腐败各项工作,把防治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之中,在发展中解决滋生腐败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一、用发展的办法防治和克服腐败
反腐败工作的重大任务艰巨和重要目标,就是紧贴中心,围绕中心,为中心工作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强的政治保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从腐败现象与经济社会的普遍联系和矛盾发展中寻找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一)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始终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幅度跃升,可为反腐败工作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越充分,解决问题的条件越成熟。所谓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死路一条。因此,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的关键,必须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丰富的物质文化条件,不仅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能推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建立廉洁高效政府是执政党的追求,更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历史和实践证明,离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去谈反腐败是一种说教,而用发展的办法才是防治和克服腐败的有效途径。
(二)把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对党的建设根本经验的运用和发展,从而开辟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
今后抓党风廉政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就廉政建设抓廉政建设,而是必须把党风廉政建设置身于国家发展的大局中通盘谋划,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廉政建设,又以党风廉政建设来促进经济建设。用发展的办法防治和克服腐败将极大地丰富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程度,从而使我们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要把发展的成果作为检验反腐倡廉工作的标准,实现反腐倡廉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检验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反腐倡廉工作成效,既要看这个地方部门的党风、政风是好是坏,更要看这个地方部门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否发展了。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端正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又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
通过发展完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依靠制度管人,依靠制度管事,依靠制度管理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使对公共资源、公共资金、管理岗位、公共投资项目的调配,不因领导人的关注而倾向某人或某一群体,创造和谐的经济、政治、文化、人际发展环境,解决因国家工作人员心理失衡、社会矛盾加剧产生的腐败问题,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社会条件。
二、用改革的办法防治和克服腐败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2]反腐败问题必须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坚持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改革和创新。深化改革,是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是从根本上解决反腐倡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
(一)用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要求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转轨特点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改革选择的是一条被世人称之为渐进式、双轨制为主要特征的道路。渐进式改革使得新旧体制长期并存,在有些方面旧的体制尚未受到触动,而在另一些方面新体制已经深入人心,体制改革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政府改革的滞后,以及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制度建设落后于宏观水平上的体制改革等,凡此种种,都为腐败行为创造出一种有利可图的机会结构。
要以改革统揽防治腐败的各项工作,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改革措施之中。改革是破除一切陈旧观念,消除体制机制弊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办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大力推进有利于防治腐败的各项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腐败现象发生的深层次问题,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二)用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预示着在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之际,必须预见到可能出现的腐败形式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任何一项重大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有可能产生新的腐败机会和腐败形式,为此,要求即将出台的改革措施尽可能地缜密完善,以减少诱发腐败的机会,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腐败形式采取应对措施。这就需要加强决策程序的科学民主,依法行政,做到群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的“三结合”。
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大量的从事腐败活动的机会,旧的腐败形式消失了,新的腐败形式又会出现,因此,反腐败还必须伴随于整个改革过程之中,需要用不断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一方面必须对腐败现象的顽固性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必须坚定对改革的信念。改革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为反腐败斗争提供物质基础;改革堵塞体制机制上的漏洞,为反腐败创造有利的体制条件;改革通过观念和体制的创新,为反腐败斗争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制度的完善,规范权力运行程序,使权力得到制约、分散、淡化,减少腐败的机会和收益,不断铲除腐败的土壤。用改革防止腐败,可以起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预防和惩治作用。
第三节寻求国际反腐合作,严厉打击腐败分子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证明,国门彻底打开之初,正是腐败现象高发之时。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反腐败斗争带来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既有机遇,也遇到新的挑战。特别是反腐败的外向型特征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东西方文化冲击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能低估,对此必须有清醒地认识。
从国际反腐败发展趋势看,腐败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复杂化、有组织化、国际化的趋势。由于腐败犯罪的跨国、跨地区特点,加之各国法律制度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管辖权、引渡、司法协助、腐败资产的追回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单靠一国的力量难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犯罪的滋生和蔓延。鉴于腐败犯罪这一国际化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世界各国之间加强合作,很多国家都强烈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反腐败的合作,要求将它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要求国与国之间建立腐败犯罪数据和情报交换机制及互信合作机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反腐败国际合作途径,提升打击和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国际合作水平,将腐败发展的国际化势头打下去。
一、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引渡法的双边和多边条约
当前,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协作配合,建立健全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大缉捕境外经济犯罪逃犯的工作力度,要注意立足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国情,注意借鉴国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腐败的有益做法。“追逃难”是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碰到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据公安部统计显示,到2004年底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其中多为贪官),涉案金额达700亿元。除了开展专项行动,我国检察机关正在研究建立追逃长效机制。入世后,出国的手续越来越简化和方便,一些巨贪和其他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可能事先就将赃款转移出境,一旦风吹草动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由于我国与一些国家没有签订引渡罪犯的条约,无法使一些巨贪和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将这些国家当作“防空洞”和“避风港”,得以逍遥法外。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侦查机关立案的案件无法结案、涉案的赃款无法追回,更使国内的腐败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加了侥幸心理,严重影响到打击腐败犯罪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为此,司法机关和外交部门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尽快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有关引渡的条约,使犯罪分子不论逃跑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他抓回来绳之以法,真正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第58届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正式成为该公约缔约国,体现了我国党和政府坚定反腐败的鲜明立场和中国对国际反腐败事业的有力支持,显示出敢于并善于承担国际义务的负责任的大国风范,为我国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在中国反腐败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战略意义。近年来,通过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我们成功地将一些外逃的重大案犯缉拿归案,追回了部分赃款,震慑了犯罪分子。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案发后携巨款外逃美国,经中美司法双方合作,目前已将余振东遣返回国审审判,并追回部分赃款。因此,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引渡依法贿赂等腐败犯罪分子的双边和多边条约,使腐败分子在国外也难逃法网,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当务之急。
二、加强相邻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共同开展打击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入世后国外的黑恶势力,会程度不同地渗透到我国,从而助长腐败现象发生,扩大腐败犯罪的危害。腐败为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的犯罪可能会使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变得更为猖獗。随着我国入世,国外的黑恶势力和处于隐蔽状态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也会利用WTO的规则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打着投资、贸易的幌子在我国注册成立公司,然后发展成员,扩充势力,并用金钱收买和色情勾引等手段在我国公职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中寻找保护伞。他们先是利用“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对党政干部形成一个极具腐蚀的环境,再利用某些党政干部给他们提供的“保护伞”进行带有博彩、色情性质和其他非法行为的经营活动。有的更是同境外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联手行动,用种种卑劣手段买通海关、边防等部门大肆进行走私、贩毒、洗钱等严重犯罪活动。
目前,国际上的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所以能够形成气候,并呈现继续发展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国政府在打击处理上各行其事,独立作战,使之既有地域之差可以机动,又有时间之差可以利用。面对活动越来越频繁、危害越来越严重的国际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我们要加强与相邻各国的合作,摒弃因社会制度不同、民族习惯不同而产生的误解,解决好认识上的误区,形成共识,达成协议,适时开展打击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对走私、贩毒、洗钱等严重犯罪活动的统一行动。2003年8月,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如此,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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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学号:108263010235姓名:黄镜元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
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
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思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还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加大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从而减少和抑制腐败。凡是腐败现象丛生的地方,必是腐败行为成本低廉、“效益”丰厚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的腐败之风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腐败犯罪的低成本、低风险状况,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不良作用。腐败行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成因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法纪松驰、惩处不力;其次是检举机制不完善,腐败行为难以暴露;第三是无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引咎制度。
4、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制度建设,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机率。加快“电子政府”建设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达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随着“政府上网工程”及相关系列工程的实施,只要有一部上网电脑,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项工作。“电子政府”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与公众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为“机机交往”,从而减少腐败的发生机率。利用网络系统,让贪官“上网”,使腐败者身败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员会”创建的网站成为印度人次数最多的网站。该站公布了88名涉嫌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同时,还建议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惩处以平民愤。印度政府调查人员已据此逮捕了7名高级官员。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五篇:现阶段我国医院财务制度问题及对策
现阶段我国医院财务制度问题及对策
现行的医院财务制度对会计要素给出了定义,也对会计要素确认和计量做了规定,但在规范会计要素确认和计量标准时,不够缜密。随着医疗事业的迅猛发展,十年前制定的《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存在的固定资产核算和会计报表不完善的不足逐步涌现出来。本文作者试图分析当前医院会计制度的不足,探讨完善医院会计制度法子的建议。
一、当前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的不足
1.固定资产核算
(1)固定资产计提修购基金后没有反响固定资产净值,从而造成医院资产不实,会计信息失真
当前《医院财务制度》规定,医院固定资产按账面价值的必然比例提取修购基金,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和大型修缮。其本色是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反响在“专用基金——修购基金”里,但没有设置相应的“累计折旧”科目作为固定资产的减项,以反响固定资产净值和累计提取修购基金(累计折旧)。从而造成医院资产不实,会计信息失真。
(2)未达到固定规定标准的耐用物质管理杂乱
当前《医院财务制度》固定资产的标准是指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专业设备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应用期限是一年以上,并在应用历程中根基维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光阴在一年以上的大宗同类物质,也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按这个固定资产标准,医院购置的大宗家具办公桌等物质,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的标准,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那小批或单独购置的家具办公桌等物质就可不作固定资产管理。这就造成家具办公桌等有些是固定资产,有些又不是固定资产,容易造成固定资产管理杂乱,账实不符。
吴登科——天下伐谋咨询首席服务管理专家!
国内著名服务管理研究学者,“感动服务”的倡导者。曾任职海尔售后服务总部总监,负责海尔服务网络与服务人员的工作问题研究与方向把控,在三星销售总部任职期间,与同事共同创建了三星电子销售总部培训体系。现任北京天下伐谋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首席服务管理专家!
吴老师结合亲身工作经历与广泛的企业实践,融合国际领先的服务理念,不断研发与传授引领行业服务发展的服务管理课程。2009年独立原创开发的《以感动服务提升企业竞争力(管理篇》、《从满意到忠诚的优质服务技巧(技巧篇)》两门课程在以后几年间获得服务及培训行业广泛认可,并填补了培训市场中“感动服务”与“客户忠诚管理”的两项空白。在2012年开发的《打造中国制造业服务标杆》,是基多年制造业的服务研究,为制造业服务转型及服务水平提升讲述方向与方法的课程,已经受到行业广泛认可。在“2010年(第六届)中国企业培训与发展年会”上荣获“2009中国新锐培训师”称号。
吴老师所讲的课程,所有内容均从学员实际工作提炼而来,传授教科书上没有的、工作中最简练与最实用的技能。并根据客户行业与企业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培训内容,采用学员体验与讲师启发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凡课上讲过的,学员现场就能掌握。给您一套行为改善的方法,只要企业愿意配合,就能看到学员行为的改善
(3)为改良就医环境而进行的门诊楼、住院病房等固定资产装修应容许增加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随着国民群众对健康的请求逐步进步,医院除了供给优质的医疗技巧服务,还要供给良好的就医环境。医院一些门诊楼,住院病房大多是十多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旧建筑物,固定资产原值较低,对其装修不属于在原有根基上进行改建、扩张项目,按当前的《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规定,其装修费是不能增加固定资产原值的,这就不能真实反响固定资产价值。
(4)没有设置“固定资产减值”会计科目,不能真实反响固定资产价值
科学技巧的发展日新月异,有些原本贵重的医疗设备仪器已明显减值。如果这些实际上已经产生减值的固定资产,还按购置时确认的原值在固定资产账面反响,那固定资产价值明显失真,有违会计信息质量请求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原则。
2.医院会计报表欠缺现金流量表
当前医院会计报表首要有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医疗收支明细表、药品收支明细表、基金变动情况表等,而作为经济运动规模庞大的医院,有的每年现金流量多达10亿元以上,医院会计报表系统中短缺了反响医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情况的首要报表现金流量表,使医院会计报表不能全面真实反响医院的经济运动。
二、完善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的对策
1.增设“累计折旧”会计科目
针对医院固定资产计提修购基金后没有反响固定资产净值,从而造成医院资产不实,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建议医院会计增设“累计折旧”科目,具体核算措施参照企业会计制度
2.建议医院会计在“固定资产”科目下增设“固定资产装修”明细科目核算医院门诊楼、住院病房装修掩护费用
针对医院门诊楼、住院病房装修不属于在原有根基上进行改建、扩建项目,按当前的《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规定,其装修费是不能增加固定资产核算,确保固定资产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