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反方：不应当引入沉默权

第一篇：辩论反方：不应当引入沉默权

一、反方学者观点：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不符合我国国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义务如实回答对他的提问。

“沉默权最大的弊端就是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丧失了口供的便捷性，给侦破案件造成很大的困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怀旭教授说，“虽然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只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但目前绝大部分案件都要依靠它寻找突破口，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主观色彩的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某些证据比如凶器等，没有口供再高的侦查技术也很难查清。

”沉默权是一种具有某种奢侈性的制度，承认沉默权必然导致破案率大幅降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肖胜喜副检察长指出，确认沉默权需要满足很高的条件要求，就我国目前的制度配套、侦查能力、人员素质和司法资源来看，显然难以做到。由于可能造成一大批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在目前治安状况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社会能否承担如此代价，实难把握。

北京东城公安分局的一位预审员坦诚地说，”你可以说我们的软硬兼施侵犯了嫌疑人的权利，是粗暴的懒惰行为，但事实上，讯问是一门比刑侦技术更为精深和有效的学问。我们可以不使用刑讯逼供，可以不把嫌疑人看作罪犯，但你给他们不回答我们提问的沉默权利，就像缴去我们的武器一样可怕。"如果每一起案件都在充分获得了直接的犯罪证据之后再去触动犯罪分子，那么破案率必将大大下降，很多本来能得到及时破案的案件只能白白扔掉。

二、沉默权制度的弊端

1．理论上对沉默权的批评。事实上，在沉默权的产生之初，就褒贬不一，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例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就曾激烈地反对过沉默权，他认为，一，自证其罪并不比其他人作证更残忍；二，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三，沉默权只会保护有罪的人，而对无罪的人没有什么价值。他把沉默权称为“人的思想所曾经发现的最有害和最荒谬的规则之一”，并且以讽刺的口吻说：“如果每个级别的罪犯聚集在一起，并且按他们的愿望设计出一种制度，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除了这项规则作为首选，还会是什么？无罪者绝对不会利用这项规则，无罪者绝对会主张说出来的权利，就像有罪者援引沉默权一样”。他认为沉默权的产生是偶然的，不能由于禁止拷问而将一切正常的讯问都予以禁止。美国法学家庞德接受了边沁的思想，并在20世纪初期，在不否认沉默权在历史上产生的必然性的前提下，认为沉默权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因为沉默权不能帮助无罪的人，倒是职业罪犯通过律师滥用这一权利。

当然，即使在美国，对于沉默权也没有统一的说法，比如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就是以5：4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的。当时持反对态度的科拉克等法官认为，“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的是这一规则的危害——毫无疑问，法院的新规则将会极大地减少被告人自白的数量。”另外，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标准道德委员会主席戈德斯托克也说，“我认为宪法中不应当规定沉默权，我找不到在刑事诉讼中有什么理由实行沉默权。沉默权不仅给执法人员制造麻烦，而且对公众也不利，警察不得不采取另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反而侵犯了公民的权利。

对于上述沉默权的观点，有的显属过激，但其中揭示的关于沉默权的弊端还是客观的，沉默权的缺陷和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2．沉默权降低了诉讼效率，不能有效地惩罚犯罪。被告人供述是侦查人员查明案件事实的捷径，而沉默权赋予被追诉者沉默的权利，从而堵塞了这条捷径。侦查人员所拥有的讯问权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与口供相连带的各种潜在的证据也只能完全依靠现有的侦查技术以及侦查人员的专业能力来获得，从而大大减慢侦查进程，甚至使侦查工作停滞不前。沉默权与经济诉讼原则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诉讼效率的天敌。

沉默权制度确立以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张行使沉默权，对侦查、起诉、审判人员的讯问不予回答，这时办案人员就必须停止讯问，转而进行其他证据的调查。如果难以查到其他相关证据，案件真实无法查明，就不得不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而此时倘若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真正的犯罪实施者的话，那么就无疑会导致放纵犯罪的发生，妨碍了为被害人伸张正义。

3．沉默权必然增加诉讼成本。如果一旦被追诉者采取沉默的态度来对待侦查人员的讯问，那么侦查人员就只能自己去花时间，花精力，通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寻找线索，查找证据，了解案情，而这些证据本可能从被追诉者口中获得线索。因此，沉默权制度的建立必然会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

4．沉默权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笔者在前述沉默权制度的优点时曾提到，沉默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刑讯逼供的作用。但是，理论与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客观各种原因的存在，再加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侦查人员总能想出各种手段、各种理由来规避法律上的责任。因此，沉默权本身不是医治刑讯逼供的灵丹妙药。要使沉默权制度真正起到抑制刑讯逼供的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充分的完善，建立配套的机制，弥补存在的漏洞。

司法所追求的不仅是公正的实现，更需要以一种看得见的程序正义的方式来实现。且不说罪犯也理应有自己的人身权利，在法院没有最终定罪之前，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无法认定为案件真凶，那么，他们保持沉默的权利，就不应该受到非法侵害。倘若这样近在咫尺的司法秩序都不能够得到遵守，那么那些“永恒的正义”便注定只能成为正义的乌托邦。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接受“米兰达警告”，能够忍受米兰达规则所带来的副作用，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律首先需要钳制的应该是公权力，其次才是危及社会的犯罪分子。公权力一旦脱缰，其对社会的危害远甚于个人犯罪。放过真凶，不过是让正义迟到；而动用公权机器滥杀、错杀无辜，则直接让正义变形乃至贬值。公权力之所以为“公”，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表征，更在于他们理应对公平正义进行不懈追逐。倘若偏离航向、滥用权力维护所谓“永恒的正义”，就极可能将一些守法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推入罪恶的深渊。届时，即使它维护了一百次正义，也无法抵销一次不义带给人们的伤害。

5．在一些重大的恐怖性犯罪、有组织性犯罪的案件中，沉默权也往往会被这些“职业罪犯”所滥用，从而使其逃避法律的惩罚。

结语：由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国情、民俗与西方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在民众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更与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异。同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物质水平比较低，而沉默权制度的实施需要很高的要求和前提条件，我国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的，如果现在强行规定并实施该制度，势必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定。因此，目前沉默权对于我国而言，是一项超越国情的奢侈性制度，沉默权制度在中国应该缓行。

第二篇：反方辩论稿

开辩词：

敬爱的园长，各位老师，对方辩友大家好，今天我方的观点是教师可以收礼。教师节了，孩子们给老师送上一些“微薄”的小礼，孩子们亲手画的一幅画，做的一个玩具，或者折叠的一件纸质饰品。这些“礼”无可厚非，并没有占用孩子们多少时间和金钱。做为孩子们对老师的一种敬意，此份礼可收，而且要多收。也许礼不值钱，但是却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多年后再回到老师家集会，老师把某某某同学何年何月教师节送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显摆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中国自古就有：“礼多人不怪”的说法，收礼、送礼历朝历代就是中国的传统，当官的收礼，为政者收礼，撑权者收礼。礼是联系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纽带，礼也是这个社会必须的一种“尊重” 教师是人，不是神。人们对待教师，不能以神的标准来衡量。神，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可以一心为民。神的精神是高高在上的，纯洁高尚。神，有着崇高的境界。社会的很多人对教师，就要求教师必须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教师是蜡烛，必须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是春蚕，必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老师是孺子牛，必须只能吃草，而挤出来的一定要是奶。教师，当冠于“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时，老师只能为这虚名而出卖自己。他们只能是默默无闻，淡薄名利，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象神一样，不吃不喝，一心为了学生。教师是人，不是神，所以人们对待教师，不能以神的标准来衡量。所以我方认为教师可以收礼

关于教师的收礼受礼，关于教师可否接受家长宴请尤其是谢师宴等，已争论多年，可惜至今毫无结果。倒是每年开学之际，每年教师节前后，因为全社会目光的集中，自然要热烈讨论一番的：媒体给足了版面，当事人或诉尽了委屈，或表达了义愤，受众有了“切身的”感受，受礼行为被曝了光，教师们“受到了教育”。但想不到了是，一年以后，又是大抵相同的现象，大抵相同的议论，甚至是大抵相同的结局——明年继续讨论。这样一来，教师收礼吃请等，倒像是顽疾，已无可救药。但为何至此，我倒觉得该认真思考追究一番。真的是因为老师身不正吗，想收礼吗？个人认为是家长心不正。

教师收礼，原因很多，有真正感激老师的教育之恩的，也有通情达理又力所能及表达敬意的，更有把送礼列入成本以求回报的。不论哪一种，教师基本都难以拒绝，礼物价值小到几十元多到几百元上千元，会因为家庭状况有所不同，老师也难于甄别家长是否另有企图。与其为难自己，还不如顺其自然笑纳之。

现在的社会风气本来就不是很好，去找人办事的有多少不送礼的？干部有多少不收礼的？但“根据刑法原则，既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非公司、企业人员的医生、教师等，事实上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就算受贿了也无法定罪量刑。”也就是说，在目前法律规范上，只要收礼不过度，不强拿索要，家长属于自愿送礼，教师收礼不是“罪”。教师可以收礼，教师应该收礼！

这就进入第二层面的问题，为什么教师并不是孜孜追求（应该不是我要刻意提高我们的教师），但家长们仍是要向老师送礼，要千方百计请老师吃饭？进而形成一股所谓的风气，这阵风又理所当然地在每年秋季开学前后，尤其是借教师节，最猛烈地刮着。我想，这样的风气这盛，真不该咎归教师，而应追问这个“人情社会”，追问为什么形成了这样一个不送礼、不请吃就不能办事的环境，追问为什么形成了“不送礼、不请吃”心里就不踏实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规则，追问是谁在引领“送礼受礼”“吃请请吃”的潮流和风尚。这几个问题厘清了，解决了，也许人们也不会再去想方设法给教师进贡送礼了，教师也不会为收不收学生家长的礼发愁了。

可以收礼，但是该收什么样的礼？收亲朋好友的礼，收没有威逼到自己为对方付出，办事，谋钱，谋财，谋权，等谋取政治资本的礼。中国是送礼大国，《红楼梦》里曹雪匠写过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文，人情练达即文章”。

本人认为，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礼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润滑剂，小到逢年过节、走亲串友、看望长辈送点礼品，男女恋爱互送鲜花、戒指等情物，大到国家外交送国礼，就连动物也讲究以物传情。试想，如果没有这个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抨击教师收礼的人们，当你卧病在床，别人空手来看你时；当你过年，你的晚辈空手来给你拜年，你会有何感受？

“孔子当年收礼”的铁证是:《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后人翻成大白话,就是:孔子说:只要给我送十条咸猪肉,我就收他做学生。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我并不反对儒家思想，因为在我身上也有它的影子，我也赞同克己复礼，因为它的正解是相互尊重

在国外,教师并非不收礼。例如丹麦,圣诞节或教师过生日,可接受学生5美元以下的小礼品,但严禁向学生索要或有任何形式的暗示行为,同时规定教师要在适当时机以等额礼品回赠学生。在韩国,教师节时可酌情收受学生赠送的手绢、袜子等小礼物。博茨瓦纳教育部门规定,教师因调离工作和学生分别时,可接受学生赠送的咖啡糕等小食品,但须和学生一起分享,吃不完的允许老师带走。这些规定极具人情味,照顾了到师生间的礼尚往来和情感表达，既然身为教师，就必须切记一点，不论礼物大小多少，都不能改变一视同仁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千万不能因此厚此薄彼，另眼相待，变成势利小人。个教师的师德到底如何？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学生，哪怕还只是个幼儿。爱心，善心，慈心，是藏不住的，也是装不出来的，一个让学生高兴满意的教师是有热度的，他留给学生的感染和记忆，学生会铭记会传递会“手舞足蹈”和“神采奕奕”，家长看得见，社会看得见。温总理还说，一个好老师，可以教出一批好孩子；一个好校长，可以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批教育家，可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个“好”，第一体现就在师德。只要守住师德底线，面对送来的礼物，只管收下，这与腐败文化无关。当学生发现，即使没有礼物，自己依然被爱包围，这就足够了。而这，应该成为每一位教师的基本境界。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泱泱大国,礼仪之邦,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加上现今接受教育的普遍是独生子女，家长的重教心理倍加严重。不惜血本培养子女，由此成为社会常态。义乌的家长大都财大气粗，为孩子读书好，给老师送点礼实在是无可非议。从这点来看，送礼之风只是这种现象的一种侧面反映。其二，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是子女成才的主要途径。特别是在城市，教师的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权相应提高。由此教师地位固然得到改善，但也为家长（学生）和教师的关系非正常化埋下伏笔。其三，在当前师资和教学资源（特别是优质学校）严重稀缺的教育格局下，教育领域供求关系不平衡，也是送礼之风盛行的一大因素。既然如此，那在教师节的时候，我们许多人为什么偏偏要把矛头直接的指向我们的“人民教师”？社会只看到了教师两个月的暑假和２０天的寒假，但却看不到教师一天工作的繁忙程度。教师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公务员一个月的工作量，教师的付出的劳动，倾注的心血，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教师，身心交瘁，他们有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学校的压力，家长的压力，这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教师身上。教师一定要承受，而且必须要顶住这一切。

就现在的我看来，在当今社会老师收礼这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似乎还没有到若不整治就校将不校，教将不教的程度。人与人打交道，固然强调精神交往，但现实则是，精神交往往往有物质相伴。逢年过节的时候，超市商场都是送礼的广告、促销的礼品，买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很多贵重的礼品大多是买者不吃，吃者不买。既然这是既成事实，就要面对。老师收点小礼，既不会对社会风气的污染增加多少指数，老师不收礼，也不会对净化社会风气起到多少作用。但是怎么送、怎么收只要有个度就好，老师注意师德，家长注意尺度。不送，有不送的权利。送，也有送的道理。不能一味的炒作老师收礼，指责老师不该收礼！将心比心，社会上有多少人没有或多或少的受到过礼？那我们是不是对教师太苛刻了些呢？！教师也是人，不是神！。

结尾词：

9月1日，是新加坡的教师节，9月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题为〈别让送礼流于形式〉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教师节给老师送礼的习俗不应该被轻易否定，毕竟送礼的行为背后有着传情达意的作用，所谓礼轻情意重，通过送礼的形式表达对老师辛勤教诲的感恩和尊重，未尝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同时也批评了近来学生和家长为表达对老师的情意而送厚礼的现象，给老师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节是老师的节日，也不妨当作一个灌输价值观给孩子的日子，如何拿捏给老师送礼的分寸，同样可以是家长身教的机会”。

我并不是借题发挥，借机“动员”各位教师收礼。而是想说，适当的送礼，不值得大惊小怪，教师节，更不能成为讨伐老师收礼的“劫日”。有多少家长，能够把教师节看作是对孩子“身教”的机会呢？对于家长来说，不送别害怕——如果老师敢对孩子不公，有多种投诉渠道。送点也没啥，只要把握好分寸，也是其乐融融的事情。

第三篇：沉默权制度引入的思考专题

刑事侦查学

沉默权制度引入的思考

10法学五班 王源 2010300080205 沉默权制度是否应该引入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之中，每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总能引起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特别是，近年来大量因刑讯逼供而引起的冤假错案频频被曝光，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制度的强烈质疑，严重打击了社会公众对于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价值的信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一些学者试图借鉴法治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成熟的沉默权制度，解决我们所面临刑事侦查困境，探索刑事法治发展的道路。

（一）沉默权释义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讯官员提问依法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而并不因此受到追究的权利，讯问官员则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此项权利。沉默权制度是被追诉者面对追诉机关时的防御手段，其消极作用在于被追诉者在面对警察讯问时有保持沉默，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而其积极作用在于违反沉默权规则所获得的被告人陈述，被告人有权请求不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沉默权制度历史渊源

沉默权制度的发展及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在社会因素及司法实践的孕育之中逐步确立。

追溯历史，沉默权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消极沉默权阶段，即不得以被追诉者之沉默做出不利于他的推论，其标志是英国17世纪的约翰·李尔本案件。第二阶段是积极沉默权阶段，即将被追诉者的沉默转化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的义务，其标志为美国于2O世纪60年代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第三阶段是限制沉默权阶段，即对沉默权的行使做出适当限制，其标志是英国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下面，将重点介绍沉默权确立的标志——米兰达案及米兰达规则。

“米兰达规则”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国家基本法对刑事诉讼、刑事侦查中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已经形成。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1868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一步规定：禁止执法人员“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为沉默权的实现提供了程序保障。1963年3月3日晚，米兰达在车内强暴一名妇女，随后释放。后经被害人描述和辨认，警方依法逮捕了米兰达，米兰达供认罪行并在供认书上签字。案件宣判之后，米兰达以警察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为由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最高院支持了米兰达的诉讼请求，认为被告虽没有受到身体强迫，但是“警察局的关押环境和复杂的讯问手段就构成了警察迫使许多嫌疑人讲话的不可否认的力量”，这种场合下所作的供述不足为证。由此，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应运而生，它要求警察在将犯罪嫌疑人拘捕后进行讯问前，必须告知其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即“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否则你的陈述将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三）针对沉默权制度的价值分析

沉默权产生之初是为了将公民从教会法院神明审判、纠问式审判的司法恐怖之中解放出来，从而保障被追诉人应有的正当权益。但是，现代社会早已不是中世纪，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理念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同，针对沉默权的争论从来没有平息。

沉默权制度的优势表现在：第一，从自然伦理的角度来看，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人格尊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自我保护是人的本能，因而强迫一个人说出不利于己的犯罪

刑事侦查学

事实，是违背人之本性的。保障被追诉人的沉默权，是对个人自由表达意愿的尊重，实质上是在保证一个人的其他天赋人权的实现。第二，从法律价值来看，有利于保护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通过程序的办法维护实质正义。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判断 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第三，从刑事诉讼实践的角度来看，有利于平衡控诉双方的诉权，优化诉讼结构。在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面前，沉默权赋予了被追诉人面对代表侦查机关自我防御的能力，当他完全无力对抗国家追诉的时候，至少还保持着最低限度自我保护措施——保持沉默。第四，从刑事侦查实践的角度来看，有利于一定程度上抑制刑讯逼供，迫使侦查机关改进侦查技术，侦查人员提 升侦查素质。沉默权的内涵是被追诉人不能被强迫要求自证其罪，侦查机关损害被追诉人此项诉讼程序权利而获取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明其犯罪行为的证据。从程序上确认了侦查机关采用刑讯方式逼取被追诉人供述的违法性，不得不改用更加温和的询问方式，并通过寻找其他相关证据来证明犯罪行为。

但是，沉默权制度是一柄双刃剑，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曾十分激烈地反对沉默权：边沁把沉默权称为“人的思想所曾经发现的最有害和最荒谬的规则之一”；庞德在肯定其历史作用的同时，提出沉默权可能成为职业罪犯利用律师逃避法律制裁的避风港。沉默权制度的缺陷主要有：第一，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不利于打击犯罪。沉默权是完全保护被追诉人的制度，职业罪犯可能利用这一便捷手段继续进行犯罪行为，侵害不特定社会公众的权益；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沉默权是以威胁并可能损害社会上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第二，降低侦查效率，提高侦查成本。侦查机关不能规定被追诉人供述案件真实情况的义务，强迫其为之供述亦因违反法定程序而丧失证据效力，显然会增加侦查机关的侦查压力，耗费侦查人员的时间、精力，延长侦查时间。第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刑讯逼供问题。刑讯逼供问题反映的是整个刑事侦查法律体系的缺陷、刑事侦查人员素质的低下，而不是让被追诉人对被追诉的犯罪拥有保持沉默的消极权利就可以完全解决。沉默权保护被追诉人权益的效果取决于它所依附或从属的整个法律体系的质量，不顾实际盲目引进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沉默权也是如此。利弊相权取其轻，因沉默权的行使也许放过真正的罪犯，但他最终无法逃脱法律对他迟到的惩罚；而没有沉默权对被追诉人的适当保护，可能因一次错误判决而对无辜的人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立法、司法实际，引入沉默权制度。

（四）沉默权制度引入的实践分析

我国有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基础。从国际层面上来讲，凭借英国、美国以及英美法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沉默权制度在其产生和确立之后逐渐被众多西方国家所采纳，于20世纪50年就已经上升为国际人权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而其中的相关国际条约中国已经签约，有履约之必要。从国内基础上而言，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刑法、刑事诉讼法均已写入了保护人权条款，刑事诉讼法以“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确立了中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以保护人权为宗旨，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应有之义，实在有引入沉默权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要。

沉默权制度的引入将让我们面临着两个紧迫的问题：一是，现有法律体系的调整；二是，沉默权消极效应的规避。

针对法律体系的调整，既要修正法律规范，也需要更新刑事侦查理念。其一，刑诉法93条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回答义务”，明显有悖于被追诉人针对讯问“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必需修改或者删除。其二，针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传统刑事侦查理念应当更新。沉默权是被追诉人的一项权利，可以由其选择行使或者放弃；当被追诉人

刑事侦查学

选择放弃此项权利而向侦查机关如实坦白案件事实时，理应作为量刑的从轻情节予以考虑，但不能因为其行使不说的权利而受到责罚。因此，这句侦讯标语应当从每位侦查人员的内心深处抹去。

针对沉默权消极效应的规避，需要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际对沉默权的行使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适当限制。以英国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为标志，各法治发达国家针对不断变化的新犯罪形式，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纷纷对沉默权加以限制。美国经过于1984年的纽约州诉夸尔斯一案确立了“米兰达原则”的例外，基于公共安全的例外和基于紧急情况下不必宣读米兰达规则即可采取刑事措施；爱尔兰针对恐怖犯罪、毒品犯罪提出例外；加拿大更是通过1993年《证据法》的判例解释“本条规定废除了普通法上的拒绝自证有罪的权利”。结合各国经验，我们应当在针对涉及紧急情况和重大犯罪的时候应当限制被追诉人的沉默权，打击犯罪，以期保护更多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对于紧急情况和重大犯罪的界定，需要结合我国犯罪发生情况及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来合理确定其范围，若范围过宽过广将使沉默权形同虚设，无疑是一种倒退。

总之，沉默权引入中国刑事制度就是一个利益均衡的考量。我们要寻求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之间的平衡点，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不能因不敢尝试而止步不前。积极探索，努力实践，总能找到沉默权与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国社会的契合点。

第四篇：愚公移山反方辩论稿

愚公移山反方辩论稿

移山的精神固然重要,但不能片面无限夸大而盲目追求.愚公的愚就在于浮夸、不切实际、盲目追求.一、从时间方面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和外界联系，那么搬家只需几日，而挖山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且事倍功半。在当时工具简陋、交通极其不发达的条件下，移山无疑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况且他移山的产物拿来填海，那么试问他有时间世世代代奔波于大山和大海之间，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在这中间的一段路程上开辟一条道路？时间就是生命怎可如此虚度？人生短短几个秋，说起来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怎能花在无意义的移山上？有句话说：“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愚公移山小说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大说便是对后代的严重摧残，这样害己又害人的是为什么要做呢？再者，时间对于经济学者就是金钱，就是效率。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时间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往日工作散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吃大锅饭的现象越来越少，呈现在眼前的是抓紧时间创造效益，创造财富。

二、从学习环境说，古有孟母三迁，是为了给子孙创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若终日困在大山，如何能增长见识？大山中落后的条件制约了子孙后代的发展，这造成后果便是使落后的更加落后，愚昧的更加愚昧。这定不是大家所想看到的吧！

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愚公的愚就在于无视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让世世代代都去移山，没有人去种地生产粮食，那么他的子孙们吃什么，更重要的是去掉一座山去填一个海，破坏了山和海的自然生态，山里的海里的那些生物将要面临则灭绝的可能，自古我就有一句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把整座大山都铲平，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吃什么喝什么？这将导致怎样一种灾难性的后果，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自然不属于人，而人属于自然，人与自然应该是相互和谐的存在。

四、从计算的角度来说，移山这件事情是一件迂腐至极的事情，书中描述愚公所移的大山方圆七百里，高万仞，那么我们试分析一下，全部把他们铲平需要有多少土石方？而愚公搬一家所用的时间若用来移山,可又能挑几担土呢?而且他们要用挑土的方式填到大海，试想一下他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估计到现在这座山也没有铲平。

五、从变通的方面说，一味地强调移山是种不知变通。我们知道，问题有多种，有的只有一种解决方法，那么我们无法选择。而有的则有多种方法，正如愚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种科学、更为便捷的方法呢？ 无论是搬家，还是移山，还是在山里开通一条隧道，它最终的目的，都是更好的与外界沟通。既然解决的问题相同，那么肯定要选择一种既现实又可行的方法。试想，山就这么移下去，至少需要多少代人，而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这仅有一次的生命难道应该用来移山吗？而愚公搬一家所用的时间若用来移山，可又能挑几担土呢？如此劳民伤财，还不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地打破封闭的凝固，邓爷爷曾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能够得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正式按照运行、总结、改进的方式不断摸索从而发展的结果。

六、从时代进步的角度上来说，创新才是发展的硬道理，类人猿从树上搬了下来变成人直立行走,从洞穴里搬出来人开始刀耕火种,从封闭落后的小山村里搬出来,我们又开始辞别了小农经济走向工业文明.爱迪生发明电灯、本茨发明了汽车，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等等，我们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现在，每一步都是创新与改造的结果，绝对不是迂腐的墨守成规式的移山.没有思维的超越，和创新的理念我们现在子子孙孙估计还在挖大山，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高楼洋房、车水马龙。

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正提倡人们从多角度、多层次看待问题吗？如果死钻牛角尖，一条道走道黑，那培养出的所谓的“新时期的接班人”岂不都成了迂腐的顽童？再者，中国的发展正需要新思维、新道路，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改革开放不是要一味蛮干，而是要讲究方法，要在务实之中求变通，变通之中求进取。三十年前的中国也正是由于“经济变通 ”才有今天的辉煌成就，这难道仅是坚持就能做到的吗？

综上所述，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夸大其词的盲目追求是迂腐的行为，是不求进取的表现；而科学便捷的思维方式和不断总结改进的处事方法，才是推动进步的必要条件，有道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只有务实,应变进取,才能破旧立新,再造辉煌。

第五篇：反方辩论稿

辩论稿一辩陈词

尊敬的主席同学对方辩友

大家好

我方的辩题为政治与行政不可分。

《法国行政辞典》中把“行政”定义为：“公共服务的总体，从事于政府意志的执行和普遍利益规则的实施”。政治，与指导和影响的政策相关，而行政，则与这一政策的执行相关。这一点展现了二者的紧密关系。

而谈到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时，我们就不得不提起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对政治与行政二分进行的全面和系统的阐释。

首先，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强调政治与行政是无法严格区分开来的，它们的分开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他认为，“政府的民治程度越低，国家意志表达的功能和国家意志执行的功能的区别就越小。”“尽管政府的这两种功能(政治和行政)的分化非常明显，把这两种功能委派给两个分立的机构行使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政治与行政职能是相互交叉的。

其次，政治功能与行政功能相互协调。分权原则的极端形式不能作为任何具体政治组织的基础。因为这一原则要求存在分立的政府机构，每个机构只限于行使一种被分开了的政府功能。然而，实际政治的需要，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之间协调一致。”而为了求得这种协调，“就必须或者牺牲掉国家意志的表达机构的独立性，或者牺牲掉国家意志执行机构的独立性。要么执行机构必须服从表达机构，要么表达机构必须经常执行机构的控制。只有这样，在政府中才能存在协调。只有这样，真正的国家意志的表达才能成为被普遍遵守的实际的行为规范。”这也就证明古德诺认识到实际的政治需要使政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分离的想法很难实现，之后他又重点探讨了如何实现这种协调。他认为要实现这种协调，政治必须对行政进行适度的控制，由此他提出了两种模式，一种是体制内控制，另一种是体制外控制，而美国和英国则分属于前后两种。只有这样，真正的民主政府和有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成为现实。

最后，古德诺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不但强调了政治与行政之间分立的必要性，而且强调了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协调并对之做出了系统阐释。他指出，国家意志的表达与国家意志的执行之间，必须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协调，否则就会导致政治的瘫痪。并且，细读《政治与行政》这本著作，就会发现，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只是一种形式，真正的目的是要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而这种协调与不可分，也不正是政治与行政得以吸引全世界的学者投身于其中的魅力所在吗？

因此今天我方观点是政治与行政不可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