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特稿 那些不再是 同志 的政治局常委
特稿：那些不再是“同志”的政治局常委
十八大以来的第四次中央全会于10月20日—23日在京召开，此次全会因议题“依法治国”而在中共历史上独树一帜，藉此或开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时代。在民众的期待中，此次全会也被认为是终结***案的最佳时机，而这也是中共自十八大后开启的反腐风暴的一个转捩点，由标及本。关于***被拿下的意义已被过多解读，所有的解读都源自于他曾是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成员之一，而回望历史，类似的案例也在不同的时段屡有发生。大公网借此全会之际，推出独家策划“那些不再是‘同志’的常委们”，以飨读者。[评论] 大公网评论员马浩亮
在当今的中国政治体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最高层的领导集体，政治局常委分别担任党政军不同岗位的最高职务。自1921年建党，从中共一大到四大，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执行局”。1927年五大始设中央政治局，并产生了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这是“政治局常委”这一名词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到1956年9月八大期间，政治局只设委员、候补委员，不设常委，这期间设立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相当于政治局常委。譬如七大产生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人称“五大书记”，即是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与现在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的中央书记处不同。从1956年八大起，重新设立政治局常委，并一直延续到今天。90多年产生约70名常委 命运各异
在90多年时间里，约有70人担任过政治局常委这一职务。而在漫长历史岁月当中，由于各种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新老交替等原因，政治局常委的变动频繁。从1921年至1992年，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有届中调整。直到1992年十四大以来，才形成了稳定的局面。除了2007年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黄菊病逝任上之外，近22年来没有发生过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任内的变动。2014年7月，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的***落马，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因腐败遭调查的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被海内外普遍认为是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
梳理政治局常委们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其经历真可谓千差万别，不啻霄壤。就建国以来而言，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连任政治局常委几十年直至在任上病逝的；有刘少奇这样在任上被打倒含冤而死者；有从开国元帅到副统帅再出逃坠机的林彪；有从最高领袖首席笔杆子到文革小组组长而后又成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陈伯达；有王洪文、张春桥这样被政治风暴吹上云端而又重重坠落在地者；有邓小平、陈云这样几经沉浮重新执掌国柄者；有李德生、胡启立这样担任过政治局常委而后又以其他低一级的领导职务退休者；也有华国锋、汪东兴这样完全退出领导岗位者。而在1949年之前的战争年代，政治局常委更是变动频仍，去向五花八门。如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李立
三、李维汉都曾是政治局常委重要负责人，建国后则退出了核心领导圈，王明更是出走苏联，1974年客死异乡；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亦农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牺牲；陈独秀后来与自己一手创办的党分道扬镳；博古（秦邦宪）因飞机失事遇难；张国焘叛党出走；曾经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1931年被捕叛变，旋即被国民政府处决。
卢福坦成中共党史上唯一被处决的常委
需要一提的一位政治局常委是卢福坦。此公与向忠发等人一样，工人出身，早年在老家山东做过工会负责人，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错误，要求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于是卢福坦与向忠发一样进入了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又因王明提携成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初，王明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成为遥控国内的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选。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来拟定了新的政治局名单，卢福坦也被指定为政治局常委之一。但一年之后，卢福坦重蹈向忠发老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叛变。不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处死，而是投靠国民党CC系，相继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长、中统上海区情报股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福坦于1951年5月24日在昆明被逮捕并移送上海关押。1968年因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出1930年代康生被捕叛变的经过，由康生、谢富治签署命令，于1969年11月被处决，时年已79岁高龄。综观92年党史，卢福坦算是第一个被中共处决的前政治局常委，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个。文革与常委命运
卢福坦死后五年，下令处决他的康生，也前列腺癌，死时位列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洪文之后，位列政治局常委第四位。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
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曾被比作中共的捷尔任斯基、贝利亚，是党内的红色恐怖专家。1962年，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大兴红色文字狱，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关押审查，蒙冤十几年。文革期间，作为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更是呼风唤雨，被认为是四人帮的精神教父。文革结束初期，虽然四人帮被打倒，但康生却仍尊享殊荣。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康生出生地在1977年12月被列入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但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从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党校开始，重新评价康生的呼声不断高涨。1980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把康生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又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康生算是第一个死后被清算的政治局常委。与康生一样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除了已经机毁人亡的林彪之外，还有三位曾经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三人也是历史上第一批亦是迄今唯一一批走上被告席接受审判的前政治局常委。
陈伯达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1956年八大时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之初窜升为政治局常委，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位列第五，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陶铸被打倒之后，陈伯达升至第四。九大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一道当选为五常委之一。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31年。1970年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赞同林彪设国家主席的主张，被毛泽东打倒，就此被关押。1972年7月被打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1973年中共十大正式开除陈伯达党籍。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位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后。1981年1月，特别法庭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被定为江青四人帮集团主犯，而非林彪集团主犯。与陈伯达相比，张春桥、王洪文的资历要浅的多。1956年当陈伯达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际，张春桥还是个局级干部，担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而时年仅21岁的王洪文刚刚从部队复员，只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一名普通干部。孰料随着十年后的文革狂飙骤起，二人在中国政坛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陈伯达。1973年中共十大，王洪文与张春桥都进入政治局常委，38岁的王洪文更是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被视作接班人。1976年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等，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他们与陈伯达一样走上被告席。张春桥被判处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再减为有期徒刑18年。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这里增加一个小插曲。王洪文出生于1935年12月，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之时，尚不满38周岁，是建国以后迄今为止当选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而在他之后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近30年间的政治局常委包括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等人，年龄都比他大，只有出生于1942年的胡锦涛比他年轻。甚至于2002年新晋政治局常委的罗干，生于1935年7月，还比王洪文大五个月，而此时距离王洪文进入政治局常委，已经过去了29年。***的特殊性 2014年7月29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鉴于***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新闻稿中，***之后已无“同志”二字。
其实，在中国所有党政军职务，无论高低，某种意义上都比不上“同志”二字。有这顶“桂冠”，说明问题尚属于党内矛盾，或者说尚有转圜、软着陆的空间。即使一些曾犯过政治错误的领导人，仍然会保留“同志”称呼，如官方新闻稿曾发布的“赵紫阳同志逝世”、“华国锋同志逝世”。
而一旦被褫夺“同志”名号，就意味着已经被打入另册，性质严重，无可挽回，必被清除出党。在党史上，由于退党、叛党等等失去党籍或者被开除党籍从而不再是“同志”的前政治局常委，在***之前已经有10位，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向忠发、王明、卢福坦、康生、林彪、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2014年的***，成为第11位被褫夺“同志”称呼的政治局常委。
但***又有着他的诸多特殊性。陈独秀、张国焘、向忠发、王明、卢福坦都是建国之前的政治局常委，或被捕叛变或脱党退党。就建国之后的几位政治局常委而言，康生乃是死后被政治“鞭尸”，林彪、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尽管方式不一，但都是在政治局常委任内翻船的。***是唯一一个在平稳卸任政治局常委之后而落马的，也是唯一以“严重违纪”之名而被立案审查的。由于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在被抓之时都仍然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故此依照党章规定，将他们开除党籍都是在之后党的有关会议（中共十大、十届三中全会）上以正式决议作出的。但***的情况与他们都不同，虽然他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这一党内最高级别的职务，不过在卸任之后理论上只是普通党员。已经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就是说，适用于张春桥等人的甚至于适用于蒋洁敏、李东生等人的“撤销职务”处分对***并不适用。蒋洁敏、李东生等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尚需十八届四中全会来予以撤销，但***虽然级别高高在上，却早已不是中央委员，无需中央全会来撤销职务，也无职务可撤。
中央纪委对***立案审查依照的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两部党内法规。《党章》第三章第四十条规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 而《条例》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对党员的违纪问题，实行分级立案。(一)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违犯党纪的问题，由中央纪委报请中央批准立案。” 如此看来，对于***案由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乃是将***比照了中央委员，亦即依照《条例》规定，让已经不是中央委员的***“享受”了有关“待遇”。而对于***的处分，最可能的将是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处理决定。并且，依照《党章》来看，如若严重触犯刑律，可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对于同样卸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徐才厚，就是适用这一条款，由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而由政治局直接将其开除党籍，并将涉及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但目前对于***问题尚只提“违纪”，未提“违法”。故此，周案的处理方式究竟如何？如若“违法”，会否成为继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之后第四个走上被告席的政治局常委？仍然难有确切定论。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重拳反腐打虎，就是赢得民心的伟大斗争之一。拿下周老虎，打破“刑不上常委”潜规则，其实也算是一项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重大事件。那么，对于***的处理，同样是一件前无古人的新课题。但无论怎样，新一届中央树立起的崇高权威、全体国人对反腐败前所未有的信心，都为今后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与保障。
第二篇：三八特稿
森林田庄
“三八”节特刊
中共大田庄乡委3月8日
●山村姑娘登上巾帼建功榜
●周家庄村妇女发展的带头人---王友芹
●小樱桃大效益—记樱桃大王周宝英
●简讯：庆祝国际三八劳动妇女节102周年座谈会召开
山村姑娘登上巾帼建功榜
“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家姑娘登上巾帼建功榜了，真是了不得啊”，3月8号一大早，黄崖村赵同宝的邻居就来到赵家表示祝贺。
赵贵芳，今年 26岁，2001年到2008年在费县塑料厂上班，在打工期间，她比别人好学能干，不多久便熟练掌握了加工技术。积累了经验与人脉后，小赵不满足再给别人打工，她想到要回家创业，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
经过一番考察与思考，小赵决定加工制作塑料编织袋。塑料编织袋作为一种新型包装材料，化肥农药、粮食食品、物流运输等需要大量包装袋，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行业。2008年下半年，小赵辞去了工作，拿出这几年的积蓄买了设备，召集当地妇女开了塑料编织袋加工厂，一步一步的发展了起来。
现在小赵的编织袋加工厂已有工业缝纫机50多台，液压打包机2台等设备，总价值70万元。有近60名附近妇女在这里加工制作，年产塑料编织袋3000万条，销售收入1800万元，可实现毛利润120
万元。产品大都销往日本、韩国、波兰等海外市场。
虽然现在加工厂已走上正轨，可是小赵并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她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学习深造，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把企业做大做强，为家乡的妇女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父老乡亲都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周家庄村妇女发展的带头人---王友芹
周家庄村村委委员、妇代会主任王友芹，今年50岁，从1992年开始便在村里担任妇代会主任、计生专职主任职务，二十多年来为村里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在2011年第十届村民委员会换届中被选为村民委员会委员。在她的带领下，周家庄村立足本村山区实际，发挥妇女优势，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使村容村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2005年以来，王友芹积极响应县妇联开展“美在农家，富在庭院”活动，突出抓本村庭院经济开发建设，利用自家庭院开办了农家乐，带领广大妇女发展农家乐及庭院盆景、花木种植等项目，发展山区乡村生态游，目前全村各类农家乐旅游户达32家。年可接待游客20万多人次，年收入达200余万元。
周家庄村地处蒙山腹地，由于海拔高、紫外线照射强、昼夜温差大，所产果品果个大、色泽好、口味独特。由于男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果树管理的重担便落在在妇女的身上。王友芹多次和乡果树站、县果业局技术人员了联系，邀请他们来给妇女们讲解果树管理技术，周家庄村的妇女们学习的积极性也特别高，在在去年临沂市举办新型农民培训班时，就有30多名妇女去参加培训。
在王友芹的努力下，周家庄村去年申报为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成功创建了省级旅游特色村。现如今周家庄村的旅游知
名度越来越高，有更多的城里人来这里吃农家饭、体验农家生活。
小樱桃大效益
周家庄村周宝英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妇女，自从去年我乡举办了首届大樱桃采摘节擂台赛后，她便在十里八村出了名。她管理的大樱桃在擂台赛上以果个大、糖分高获得双冠王。周宝英也被誉为樱桃大王。她种植的大樱桃价格最高达到60元每斤。仅采摘节当天销售收入达到3000元，去年她家每亩地樱桃纯收入达到1万元。
借着去年周家庄村创建旅游特色村的契机，乡里帮周宝英聘请了专业的园林设计公司做了采摘园说明牌，开辟了专门的采摘线路，把自己的樱桃园改造成了采摘园，为今年的樱桃采摘节做好了准备。尝到甜头的周宝英今年准备要扩大种植规模，把原来闲置的3亩地也全部种上了樱桃，接下来她要好好管理樱桃园，争取更大的丰收。
简讯：
庆祝国际三八劳动妇女节102周年座谈会召开
3月8日上午九点，大田庄乡举行了庆祝国际三八劳动妇女节102周年座谈会，全体女机关干部及女村两委成员、查访员、妇代会主任参加了会议。座谈会上，乡妇联主任汇报了大田庄乡2011年妇联工作，与会的妇女同志们畅所欲言，谈了工作中的收获和生活中的感悟，对田庄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党委副书记任光辉在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今年的工作目标，号召广大妇女干部要积极围绕植树造林、环境整治、优质果品品牌基地、发展特色旅游、倡导文明新风等方面工作中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为建设森林田庄、打造休闲旅游胜地做出贡献。
第三篇：人物特稿
人物特稿“隐形翅膀”——刘伟
颁奖台上，主持人严肃的站立在讲台中央，念念有词的给大家述说一个励志的故事：“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语录，他说，要么赶紧死，要么就精彩地活。他还说，活着，就值得庆祝，是怎样的经历、怎样的感悟，才有这样的表达。”主持人所说的这个人就是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获奖者——刘伟。
2011年一月，悠扬的中国名曲《梁祝》回荡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内，人们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中，更深深的被这位无臂钢琴师，二十三岁的中国男孩刘伟所打动。表演结束后，刘伟受到全场的热烈掌声祝贺，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孩亲自走上表演台为刘伟戴上事前准备好的花圈。刘伟非常乐意的戴上花圈，然后面向在场为自己鼓掌的观众们致以灿烂的笑容，然后是一个标准的九十度鞠躬以感谢大家对自己的支持和厚爱。
十三年前，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年仅十岁的小男孩刘伟身上，当你，刘伟如常地在公园玩耍，本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活动，不幸的命运像是一早就被安排好似的跟刘伟擦身而过。万万没想到的是，刘伟所经历的这个不幸却是让他陷入了人生的大危机中。刘伟被突然断掉的十万伏高压线击中了双臂，双臂由于受到高压电击的影响，被送到医院抢救的小刘伟当时双臂早已毫无知觉。手术结束后，小刘伟被迫切除双臂，当他醒来以后，小刘伟开始在哭泣中睡去，睡醒了又继续哭，整整三个月生不如死。但是在康复中心两年的日子里，他看到太多病友的进进出出、生生死死，小小年纪的刘伟仿佛明白了自己能活下来该是多么庆幸的事，他发誓一定要坚强起来。“只要你能迈出你的第一步，迈出你自己，你就成功了。”这句话出自刘伟的心声，他的这句话也鼓励了不少其他病友勇敢与病魔战斗，帮助他们度过疾病的煎熬。在妈妈的鼓励下，在并有的帮助下，刘伟渐渐走出了阴影，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至少我还有一双完美的腿。
在记者的采访中，刘伟的妈妈王香英这么说着：“只要你自己努力了，努力地去做了，我做到什么程度，我说没关系。”而此时，刘伟正运用着自己灵活的双腿给自己换衣服，虽然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小阻碍，但他还是依靠自己小小的力量客服重重困难。刘伟没有让妈妈感到失望，他用双脚学会了吃饭、穿衣，几乎手能做的事情他用脚都能完成了。十二岁那年，刘伟被推荐到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开始了游泳训练，刘伟的伤残程度在这里是最重的，他付出的艰辛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游泳队教练郭蓉安是这样评价刘伟的：“你这个游泳他要靠四肢，利用四肢来平衡、来做动作，他现在只能是靠他两只腿，他学起来要比别人很困难的，他一晃他就失去平衡了，但他也就一直跟着做。”
沉下去坚强地昂起头，再沉下去，再奋力地昂起头，这个不屈的身体一次次从水里钻出来，与命运顽强地抗争。终于，在两年后，刘伟站在了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的冠军领奖台上。刘伟说：“就我决定去做一件事情，就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一定要去把它做得最好。”就在刘伟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满怀信心备战2008年残奥会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又一个巨大的不幸降临在这个原本已经残缺的身体上，他患上了严重的过敏性紫癜，不能再做剧烈运动了，一心想拿奥运会金牌的刘伟不能游泳了，这是他失去双臂后命运给他的又一次致命打击。回想起刘伟的不幸，刘伟妈妈用手擦干眼泪，可眼泪还是忍不住从眼角流下：“我真的就站在窗台上对着老天爷喊，那个时候就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再折磨我，我说我做错什么了呀！”一心想拿奥运会金牌的刘伟不能游泳了，这是他失去双臂后命运给他的又一次致命打击，他陷入深深的迷茫，此时的他多么渴望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决不放弃的刘伟选择再一次从头开始，再一次向命运挑战。这一次，刘伟的新目标是音乐，负责的导师说：“所有人都觉得用脚弹钢琴不可思议。”可刘伟去不这么认为，他眼神坚定地说：“很多事情我认为就是，你努力去做了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但是你不努力去做，肯定就什么都得不到。”
为了支持儿子的梦想，刘伟的父母借钱买来了钢琴，又因为找不到能教他弹钢琴的老师，十九岁的刘伟无奈开始自学。从最简单的单音练起，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脚的大拇指过于粗大，超过了琴键的宽度，摁下去的时候经常会带键。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尝试，刘伟找到另一个解决的方法，他尝试把脚的大拇指立起来，然后斜着摁，一声清脆的音符被独立弹奏出来。但是，更大的难题是由于脚趾难以岔开，连最基本的三和弦音都弹不出来，音乐导师认为人的脚趾是不分掰的，刘伟冷静分析自己的条件，究竟该如何学琴呢？他发现，自己能利用的脚趾有三根，可是三个脚趾怎么才能达到别人用五根手指的效果呢？依靠自己的分析，刘伟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他干脆使用两只脚同时弹奏，依靠速度来切换八度的东西。那时候一天的练习时间起码有七个小时以上，最后连腿都几乎抬不起来，长时间的练习把脚也磨出大大小小的血泡。使用自己设计的指法，刘伟的弹奏居然有了调式，这让刘伟感到异常兴奋。一年后，刘伟钢琴弹奏达到用手弹钢琴七级的水平，刘伟说：“我失去了双臂，但是感谢上苍他只是想让我拥抱更大的世界。”
颁奖台上，刘伟正在弹奏钢琴曲，台下无数的观众都为刘伟热烈鼓掌，有的观众甚至为刘伟的各种经历落下了怜惜的眼泪。这幅场景似乎与当时在维也纳表演的情况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此时的刘伟在弹奏音乐的水平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刘伟为大家弹奏的音乐曲子名为《希望》这首曲曲风比较伤感，跟刘伟自己本人过去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共鸣，但是名字去有让人感到希望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刘伟用双脚为观众谱写出一段自己的励志故事。尽管表演期间现场的气氛是相当严肃的，但是从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刘伟表演时的表情是始终保持一个微笑的笑容，从他眼中透出的是一种积极乐观，永不放弃的坚毅精神，演奏完毕，台下迎来无数的掌声鼓励着刘伟，台上只有刘伟与主持人，两人互相面向观众，主持人介绍说：“其实原本我们定的是采访他坐在那就好了，但是刘伟自己的意思是，不，我一定要站着接受采访，后来我们都觉得，对，这是刘伟。”主持人的这句话带出刘伟不仅是个坚强的人，还是个努力的人。说过话后，刘伟露出了无比灿烂的笑容，并且面向观众摆出标准的九十度低头鞠躬，台下又迎来新一波热烈的掌声。据刘伟自己介绍，他还给自己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活着已值得庆祝》，“活着就是一场修行”刘伟说。在他的文字和说话里头，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就是“活着”，刘伟解释说：“因为我觉得活着是你得到所有事物的一个基础，因为只有你活着你才可以得到幸福，得到磨练，得到以后你所有所有想要的东西。”主持人直言：“其实命运对你够狠的。”刘伟只是微微摇头，然后笑了一下，说了一句：“还好，还好。”当主持人问起自己有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刘伟还是笑容灿烂地回答：“因为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抱怨也没用，不如花这个时间、要不然多睡一会儿，要不然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当被问起命运对自己够狠的，但你对自己更狠，刘伟回答让人出乎意料，他这么回答：“还好，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做事情比较决绝，就是自己如果决定做了就一定会去做到完。”对于如何评估自己的命运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刘伟直言：“我觉得命运就跟生活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看你怎么样去看它，如果你用一个很开心的角度去看它，它所有的事情都是开心的，但你用一个悲观的角度去看，你所有看到的事情都是悲观的。”这句话很好的表达出此时此刻刘伟对于自己命运的看法，也很好地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访问结束后，刘伟跟主持人来了一个“拥抱”，换来大家的热烈掌声。
感动中国委员会为刘伟留下这么一句评语：“无臂钢琴师刘伟告诉我们，音乐首先是用心灵来演奏的，有美丽的心灵就有美丽的世界；脚下风景无限，心中音乐有梦，刘伟用事实告诉人们，努力就有可能，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励志的故事能赶上刘伟的钢琴声。”在热烈掌声的陪伴下，刘伟走上颁奖台领奖，这个奖项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个奖项那么简单，更是大家对他努力付出的一份肯定。刘伟的事迹告诉我们，当面对命运对自己不公的时候，你首先不能放弃自己，不放弃或许得不到什么，一旦放弃自己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第四篇：家庭暴力不再是家事
家庭暴力不再是家事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张红燕是被一桶冰水泼醒的。
借着窗外的灯光，她看见床边竟坐着一个人！来不及尖叫，拳头就劈头盖脸地砸向她。张红燕瞬间明白，是几个月没见的丈夫回来了。
这一次的殴打，让她尚未伤愈的身体又添多处淤伤。
“我要求警察验伤并留下证据，警察说没有相机，我告诉他，我带着。”鼻青脸肿的张红燕没理会警察不可思议的表情，从包里掏出相机。“被打得多了，报警次数多了，就有了经验，要留下证据。”
可最后，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很多时候，人们都觉得家暴是私事，应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即使报警，也多是调解调解就完事了。”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洪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与反家暴相关的条款，都是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中，这没办法从真正意义上保护受害者。
“终于，我们迈出了那一大步。”李洪涛感叹道。
11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这意味着，我国将有一部专门的国家级法律，来喝止那些高举的拳头。
24.7%的女性和超过四成的儿童遭受过家庭暴力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每个被毒打的夜晚，张红燕都一遍遍地问自己。
这种难熬的日子，并不是只有张红燕在经历。
2013年10月，全国妇联出版《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24.7%的女性遭受过来自配偶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此外，调查还表明，中国家庭虐童的状况也十分严重，10～17岁儿童遭到父亲和母亲家暴的比例分别为43.3%和43.1%。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则有14%在调查前一年内遭遇过家暴。
张红燕也已经记不清自己找过多少次派出所，报过多少次警。但每次，警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调解调解，从不会让下一次落到身上的拳头轻一点。
湖南省妇女权益部部长彭迪说，早期的时候，警察不会考虑到家庭暴力特有的规律和问题，甚至会觉得这种问题就不应该由警察出面来解决。
“这个理念也不能怪执法人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法律规定说，家庭暴力发生时，哪个机构一定要做些什么。”彭迪说道。2008年，全国妇联联合中宣部、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原卫生部六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力求将反家暴职责落实到各个职能部门头上。
李洪涛认为，《意见》虽反映出反家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效果却不甚明显。
“还是没有明确职责和具体化的操作过程。”李洪涛感叹，即使在《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里，涉及反家暴的条款也大多属于原则性条款，缺乏可操作性。
“我们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告诉各个部门，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李洪涛说。
家暴不再是家事
“很多时候，施暴者是有恃无恐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怎么样。”李洪涛说。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杨晓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审判中，家庭暴力案件的第一个坎儿就是“取证难”。
“因为家暴通常发生在家里，这种私密和封闭的环境，很容易错失第一手证据。”杨晓林说，大多数时候，被害者都没有取证意识。即使有的人知道拍下受伤的照片当证据，遇上对方死不承认，也还是没办法。
“这就还需要报警，留下出警记录、验伤证明、笔录等当证据。”杨晓林说。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祁建建认为，现有法律中，对公安机关出警程序和取证的规定还不够细，影响了对证据的收集固定。
李洪涛则认为，取证难，与社会对家暴的认识误区也有关。
李洪涛曾接触过一个案例。妻子被丈夫毒打，脸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情急之下夺门而出，敲开了邻居的门。
“你这个事我们可管不了。”看着眼前满脸是伤的女子，邻居“嘭”地一声又关了门。
李洪涛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都觉得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我们不好插手。”
李洪涛说，不只是老百姓觉得家暴是人家的私事，管不了，一些社会机构也会这么认为。
一位医生曾给李洪涛讲过自己看到的“悲哀又愤怒”的一幕。急诊室里，医生手忙脚乱地给家暴受害者处理伤口，却没有一个人去拨通报警的电话。而在欧美和台湾，遇到家暴受害者，学校、医院等组织都有义务且有责任为他们寻求法律援助。
为此，《意见稿》作出明确规定，当受害人敲开邻居家的门，或者急诊室的医生遇到就诊的受害者时，他们有权利，并且有义务提供帮助。“不但赋予组织和公民在发现家庭暴力时有制止权、报案权，还对一些特定机构的报告义务作了强制规定，要求他们在发现家暴情况时必须报案。这就有利于及时发现并制止、消除家暴行为。”祁建建说。
记者在《意见稿》中看到，如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精神病人、老人、残障人士、重病人遭受家暴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尽报案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还会给予相应处罚。
反家暴告别执行难
祁建建参与了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她告诉记者，在家庭暴力的预防、处置、对受害人的保护等方面，《意见稿》都有亮点。
在此之前，不少有效的反家暴制度因无法可依，面临“执行难”的尴尬。
“比如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由谁来执行？这份裁定对公安机关执法有没有指导意义？”彭迪说，因为没有具体的规定，部门间的配合就存在障碍。
而这一问题，有望在此次草案中得到解决。《意见稿》规定，法院应当在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后24小时内送达申请人、受害人和加害人，并抄送受害人和加害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居委会和妇联。
“这是反家暴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行之有效的司法经验的认可。”祁建建说，这也是将家暴案件中的人身保护制度，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下来。
此外，《意见稿》还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应当将反家庭暴力工作纳入本系统的业务培训和统计”。
“这些机构太需要专业的培训了。”李洪涛说，曾有受害者表示，在遭受家庭暴力后，还会在维权过程中受到这些机构的二次伤害。
“有受害者告诉我，报警后，替她们验伤的是个男警察，态度冷漠生硬，上来就冷冰冰地说，‘脱！’。”李洪涛说，这让受害者们感到十分屈辱。
此外，此次《意见稿》还规定，在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出警。对询问方式、如何制作书面记录等，也作了具体要求。
在诉讼环节，《意见稿》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例如，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受害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未代为告诉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告诉。同时，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对于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也要求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这就明确了执法部门各自的职责。”祁建建说，依照《意见稿》，在调查环节，反家暴法为警察处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细致的指导，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固定。在自诉案件的起诉环节，则加强了针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特定群体实施家暴行为的追诉。
“国家主动介入家暴自诉案件，这体现了国家在反家暴中将承担更多责任。”祁建建说。
她还提到，在涉及家暴民事案件的审判环节，也将举证责任的分配权交由法院裁量，这实际上是减轻了家暴案件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网民期盼法律能有可操作性
在专家看来，《意见稿》在多方面都有进步。但也有舆论认为，其中对于家庭暴力的定义是不是太窄？
“为什么前配偶关系不能算家暴，有些男的离婚了比离婚前打起老婆来更厉害，那离个婚反倒给了他们保护？”网民“给我一个任意门门门”提出了质疑。
记者注意到，《意见稿》中，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侵害。其中，家庭成员具体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同时，还包括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
《意见稿》说明中还提到，有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整。
但李洪涛认为，婚前恋爱期间、同居期间、离婚后的暴力行为，比如约会暴力、分手暴力，都应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此外，祁建建还提出，《意见稿》中规定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是否包括性侵害及其他侵害，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在她看来，为了加强对妇女、儿童权益的特殊保护，应该将性侵害与身体、精神侵害并列。
对于这部法律，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是它最后能落实到什么程度。
李洪涛说，反家暴法不仅仅要列明应该怎么做，还应该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以及相应的评估机制。“不仅要让相关单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还应该让他们明白，不这么做会怎么样。”
第五篇：清华走出9位政治局常委
清华从中国“红色精英摇篮”迈向世界一流学府
新华网北京4月21日电（记者 许林贵 李江涛 吕秋平）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4月迎来百年华诞。根据学校公布的发展战略，这所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学术、兴业、治国精英的百年老校将有望在10年间完成全面跻身世界一流学府的跨越。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911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上世纪中叶开始，清华大学在为国家培育“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人才方面成绩卓著。
清华大学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毕业或曾在校工作过的校友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330人，工程院院士14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超过280人，其中曾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也是清华校友。4月20日，胡锦涛在清华大学考察工作时，特意回到40多年前曾学习、工作过9个年头的水利系看望师生和校友。他希望清华大学以建校百年为新的起点，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造就更多优秀人才。
虽然清华大学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在各类世界主要大学排行榜上，清华大学基本在50多位徘徊，鲜有进入顶尖行列。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评出的2010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清华大学排名第58位，美国哈佛大学名列榜首。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百年庆典前夕表示，尽管国内外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公认的严格定义和量化评价标准，但是世界一流大学具备学术、贡献、声誉得到国际认可的共性。到2020年，清华大学将努力做到“若干优势学科跨入或保持在世界先进行列，主要办学指标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进一步提升社会声誉和国际影响力。”
他说，学校早在1985年就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长远奋斗目标。1998年，国家决定实施“985工程”，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被确定为首批重点支持院校，建设一流大学从清华人的美好夙愿和学校的自身努力，上升为国家意志，清华大学进入了历史上又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博士生黄毅说，他本科入学10年来明显感受到清华向世界一流学府发展的坚实步伐，“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出国研修交流的机会变多了，而另一方面„大师‟级人物的引入，让清华学生不出国就能师从某学术领域世界级的带头人。”
据校方介绍，清华大学先后聘请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国际著名数学家林家翘院士、2004年世界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院士等来校全职工作。
“不仅是清华，过去10多年对于整个中国高等教育都是发展的„黄金时期‟，获得的投入大，产出的科研成果也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但我们同时也发现，近几年在用人单位、社会评价和毕业生自评中，高校培养的人才质量却在下降。”
他说，近年来随着留学条件进一步放宽，越来越多高中毕业生选择香港或国外大学深造，也反映了优秀生源在世界一流学府的机会面前选择放弃中国传统名校的趋势。在牛津大学，中国已成为继英国和美国之外的第三大生源国。
熊丙奇说，中国高校中要产生世界顶尖学府还有漫漫长路，论文“泡沫化”、成果“工具化”等学术功利行为普遍存在，高校“行政化”的情况还很严重。他认为，高校管理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行政主导机制，回归追求学术至上的导向，减少行政干涉，建设世界一流学府的目标才能如期实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信息产业知名经理人、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在清华校庆期间举办的创新论坛上说，他20多年来在苹果、微软、谷歌3家国际大公司供职过程中遇到的许多优秀人才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过去办校的成功让我相信清华能走向更辉煌的未来。”他说。（记者吴晶、王学涛参与采写）
清华校友中的部分政界英才
清华校友中的部分政界英才
1.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14人
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刘延东（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朱镕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宋平: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吴官正：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曾培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王汉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胡启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
姚依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黄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胡乔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李锡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6人（按毕业年限排序）
费孝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彭珮云（女）：原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丁石孙：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
周光召：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华建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吴阶平：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培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科协主席
钱学森：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伟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孙孚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
朱光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叶选平：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茅以升：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蒙：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林文漪（女）：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
华罗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3.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2人
郑天翔（郑庭祥）：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贾春旺：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公安部长
4.部级正职20人（包括后升任国家领导人，按毕业年限排序）
罗隆基：原森林工业部部长
乔冠华：原外交部部长
何东昌：原教育部部长
林宗棠：原航空航天部部长
艾知生：原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
李绪鄂：原航空航天部部长
张皓若：原国内贸易部部长、原四川省省长
伍绍祖：原国家体委主任
陈士能:原轻工业部部长、原贵州省省长
叶如棠：原建设部部长
汪恕诚：原水利部部长
张福森：原司法部部长
田成平：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山西省省长、青海省委书记、省长
周济：原教育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长
解振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环境保护部部长
蒋南翔：原教育部部长
康世恩：原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石油化工部部长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张奚若：原教育部部长
韩长赋：农业部部长、原吉林省省长（据人民网）
领导人们的清华故事
清华园里走出了无数学者大师，还有众多政治伟人。尤其是一些政坛领导人，他们曾就读于水木清华，“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仍然心系母校，有的常去探看，有的回到清华大学任职、执教，都成就了母校一段段佳话。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当年的清华大学老校歌激昂犹在。
今天，清华学子即将迎来母校百岁诞辰。这所于辛亥革命当年建立起来的学校，植根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上，在峥嵘岁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优良的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百年来，清华园被青年们称为“令人神往的知识圣地”，从中走出的各领域领军人物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一些政坛领导人，他们曾就读于水木清华，“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仍然心系母校，有的常去探看，有的回到清华大学任职、执教，都成就了母校一段段佳话。
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进清华大学，找寻这些领导人的足迹，为您讲述他们的清华故事。
辉煌校史跌宕起伏，经世治国人才济济 世纪清华与民族共命运
3月的清华大学，草坪微绿，百花待放。这座令中华学子十分向往的高等学府，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即将在4月24日(清华将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定为校庆日)迎来百年华诞。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清华时，这里到处弥漫着节日般的气氛。无论是在庄严雄伟的大礼堂，还是在典雅肃美的老式教学楼，迎接校庆的彩色标语和横幅随处可见。各个学院的宣传栏上，都张贴着校庆活动时间表或倒计时牌，一名经济管理学院的大四学生告诉记者：“我为自己是一名清华人而自豪，也为能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感到荣幸。”
用“庚子赔款”建校
100年春华秋实，100年薪火相传，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蕴含着一个故事、书写着一段传奇、镌刻着一种精神。回顾百年峥嵘岁月，清华大学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于1911年建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原因在于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第二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西方联军赔款总额高达9.8亿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3200多万两。1904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承认赔款“实属过多”，同意“退还”部分“额外”赔款，并要求退款必须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企图从知识上和精神上“影响”未来的中国精英阶层。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学校于1925年设立大学部，除留美预备班外，又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留美预备班取消，第一届大学生也刚好毕业，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清华大学。
心系国难，励精办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和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先到长沙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改校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前后8年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全体师生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心系国难，励精办学，“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均有杰出表现。
抗战胜利后，曾遭日寇蹂躏的清华园已是满目疮痍。清华师生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学校复建工作中去。解放战争时期，清华校园中的进步力量日益壮大，在中共清华地下党的引导和影响下，组织了一系列爱国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清华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原有的文、理、法学院基本全部调整到他校，综合实力受到一定影响。不过，清华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建设者，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尽管“文革”期间，清华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教学、科研等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但随着**结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清华大学取得了飞速发展，逐步确立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目前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工、文、法、医、经济、管理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正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昂首迈进。
大师云集，领导人辈出
清华园里走出了无数学者大师，还有众多政治伟人，他们如同璀璨的明星，散落在清华大学绵延起伏的校史长河中，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水木清华，办校伊始就人才济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学校奠定了“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基调，潘光旦、朱自清、闻一多、吴晗、梁思成、金岳霖等赫赫有名的清华学子在这里演绎传奇人生，还有才子佳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世爱情。
在自然科学方面，清华培养的人才更是数不胜数，而且在各自领域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如邓稼先、钱三强、杨振宁、李政道、竺可桢、高士其等等。梁启超曾赞叹道：“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这正是对这些栋梁之才的真实写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大学，用一个世纪的沧桑和风采，筑就了中华民族崛起的脊梁。新中国成立后，从清华大学走出的不仅有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火箭技术专家王永志等，还走出了许多政治领导人，担任省部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就有300多位，其中国务院各部部长100余人，省委书记、省长80余人。他们在中国的政坛上大放异彩，也为母校清华续写了更多佳话。
胡锦涛、吴邦国、曾培炎等领导同志，因工作关系常回校看看
3月27日，天气格外晴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怀着崇敬之情，再次专程走访了清华园。
记者此次的目的地是清华的水利馆，这里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当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那时叫水利工程系，如今叫水利电力工程系。清华人习惯把某某系的教学楼称为某某馆。水利馆有两个，一个是旧水利馆，建于1933年，现在是水电系的实验室；一个是新水利馆，建于1955年，现在是教学楼。
记者面前的新水利馆坐落在清华大礼堂的左侧，正在装修，楼前堆放着很多建筑材料。整座楼从空中看呈“工”字形，中间部分四层高，两边三层，红砖红瓦。进入楼内，看到大部分装修已完工。每座教室大约五六十平方米，墙上有块巨大的黑板，新瓷砖地面显得非常光亮。
楼上装修一新，几乎看不到一点旧时的模样，但在一楼中央大厅里，记者发现了一些搬不走的大型教学机械，从中仍不难看到水电系“往昔的一些影子”。
“5字班”年龄最小的学生
1959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2079名学子走进清华园，进入12个系的33个专业学习。其中，年仅16岁的胡锦涛被分在了水利工程系。
由于这一届学生在1965年毕业，因而被称为“5字班”。
包括胡锦涛在内的“5字班”的学生，应该算是“幸运的一届”。因为他们前面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大跃进”，后面躲过了1966年开始的“文革”，得以完整地接受了6年制本科教育。
这一届还赶上了一位好校长。时任校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先生。据土木建筑系1965年毕业的一位老同志回忆，当年蒋校长带着一批清华学生在河北“蹲点”。一个下着大雪的午后，老校长把同学们叫到自己住处聊天，并谆谆教导说：“有一个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也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当时是水利工程系同年级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两位。他俩品学兼优，待人真诚，与同学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校期间，胡锦涛是出名的高材生，大学6年，除一门功课4分外，其余全是满分5分。
胡锦涛不仅成绩好，而且多才多艺。入学没多久，他即被选入清华大学文工团舞蹈队。清华每次重大文艺活动，都必然有他的身影。无线电电子系1965届毕业生靳东明，也是文工团舞蹈队的一员。据他回忆，“1960年暑假后，文工团搬到16宿舍。各队和各系一样，配备政治辅导员，单独成立党团组织。”胡锦涛就是他们舞蹈队的团支部书记。
文工团要求很严，平时照常上课，队员一定要品学兼优、素质全面。“如果在文工团期间有功课为3分，学校会要求学生回班，以保证学业。几年下来，我们„5字班‟在舞蹈队集中住宿的几个人学习成绩都比较好。”靳东明说，“队员们每天早晨在16宿舍门口的小路上练功。每次排练之后和演出之前，队员都要喊一个口号叫„战斗、胜利！‟”由于学校对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紧，队员们常常开会。“全队集中到一个宿舍，上下床都挤满了人，学习、讨论、辩论。”
清华舞蹈队排演的，都是一些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舞蹈。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首都文艺工作者历时2个月，创作排练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清华大学选派了100名学生参加，其中就有胡锦涛。在10月1日当天，胡锦涛又被选入清华大学游行队伍，参加首都各界群众国庆大游行。国庆节后，胡锦涛把参加《东方红》排练和游行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
毛泽东思想的颂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发表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就是在这一年，胡锦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蒋南翔校长从1953年开始就力推政治辅导员制度。他要求从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党团员中挑选人才担任该职务。这一制度建立10周年时，蒋南翔有感而发：“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的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历史证明了蒋南翔的远见。
担任政治辅导员后，胡锦涛的主要任务是为学生解决思想上的疑惑。为此，他推迟了毕业时间。1967年10月28日上午，他和1966届的毕业生一道，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参加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毕业后，胡锦涛被学校留在水利系参加科研工作。1968年，他走出清华，到位于甘肃的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参加了工作。
清华园里忆当年
在甘肃，胡锦涛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甘肃省建委副主任。此后，尽管职务不断提升，肩上的担子越挑越重，但他和清华大学老师、同学的距离并没有拉远。
1984年5月24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回到母校，与当年水利工程系的毕业生座谈。他结合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学生们“顺应时代潮流，做推动社会前进的促进派”，勉励他们“处理好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投身实践，把自己锻炼成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2001年3月，在清华大学校庆90周年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中南海听取了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等人关于学校工作的汇报。他希望清华总结办学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培养更多的治学、兴业、治国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出贡献。这一年的4月29日，胡锦涛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领导同志，来到清华大学，出席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并参观了清华科研成果展。在新水利馆二楼，胡锦涛还与当年的同学们座谈，回忆那些难忘的岁月。
2002年2月22日上午，胡锦涛陪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到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在清华主楼大厅，胡锦涛先发表讲话，向布什等介绍了自己的母校及校训：“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学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奋斗不止……”在讲话的最后，胡锦涛强调：“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世界的未来，希望中美两国青年能够推动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加强交流，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促进世界和平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年是清华水利工程系建系50周年。在校庆前夕，胡锦涛和水利工程系1965届校友一道，向母校捐赠了一座名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雕塑。如今，这座雕塑就坐落在新水利馆门前。
2002年岁末，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在台盟中央走访时，见到了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陈仲颐。他紧紧地握住陈仲颐的手，对大家说：“我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时，上过陈老师的课。”师生情谊溢于言表。
2008年5月10日，在访问日本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驱车前往松下电器公司参观。在会见来自清华大学的松下奖学金获得者时，胡锦涛热情地称其为“我的学友”，然后还说起自己的女儿也曾就读清华大学。他还发表讲话鼓励青年学子们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将来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
“做辅导员不吃亏！”
和胡锦涛一样，还有许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国家领导人，如吴邦国、曾培炎、彭珮云等，他们也有不少机会回到清华大学，或参加外事活动，或视察校园、指导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于1960年到1967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现为电子工程系)就读。
2011年3月7日一早，吴邦国走进当年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位于东主楼北门外的电子工程系旧馆。见到守候在这里的张克潜老教授，吴邦国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走进系馆，站在中国无线电电子学事业奠基者、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创始人之一孟昭英的塑像前，吴邦国感慨地回忆道，当年孟先生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大家对他很佩服，这么大一位教授，实际动手能力也特别强，连烧玻璃之类的工作都很擅长，总是亲力亲为。
如今，当年的电子系已搬进了新的系馆伟清楼。楼前“热烈欢迎吴邦国学长回系视察”的红色横幅迎风飘扬，老中青几代电子系师生在大门两边夹道欢迎。吴邦国频频合掌致意，与围在身旁的老师、同学们一一握手。在这里，吴邦国终于见到了惦念已久的恩师吴佑寿院士，还有曾与他一同做过学生政治辅导员的丁晓青教授。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在伟清楼门口，吴邦国与电子系师生合影留念。他说，能回到自己原来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看到很多老师、当年做辅导员时曾辅导过的同学和现在的学生，看到86岁高龄的吴佑寿院士身体还是那么健康，整个电子系也呈现出奋发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感到非常高兴。
随后，吴邦国走进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阅览室，安静的阅览室立刻沸腾了。同学们纷纷站起身来，对仰慕已久的老学长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吴邦国看到一名女生正在读航天航空方面的书时，赞叹说，中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是清华的校友，清华人在国防军工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老学长，他还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现在来图书馆上自习是否还提前抢位置？”同学们告诉他：“是，每天很早来到图书馆，座位就已经基本满了。”吴邦国满意地点点头，他说：“这就是清华的学风。清华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传统，具有很好的读书环境，正是如此才培养出了这么多的优秀人才。”
一名正在读研的同学希望从老学长那里了解一下辅导员的工作。吴邦国风趣地说：“做辅导员不吃亏！”他告诉这位同学，做辅导员工作可以密切地和学生们联系，他和过去带过的学生们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仍然保持着联系。更重要的是，做辅导员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对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学会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对一生的成长都很有用。
在视察的最后，吴邦国说，“我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校友的双重身份来到清华的。作为校友，在百年校庆前夕回到母校，见到老师、同学和年轻一代的清华学子，感到非常高兴；而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来到清华，既对清华的百年校庆表示衷心祝贺，同时也对清华师生寄予很高的期望……衷心祝愿清华大学发展得更好更快，为中国实现从大国走向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也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2年毕业，是吴邦国的师兄。2000年6月7日，国家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曾培炎应邀回到母校给老师、同学做报告，他说：“在清华校风、学风熏陶下培养起来的治学之道、为人之道，奠定了我一生做人、做事的基础。无论在哪个时代，清华的师生都是将个人的价值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同学们要参加到西部大开发中来，这个精神值得鼓励……”曾培炎还多次回清华大学视察工作，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3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留校担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2009年4月28日，她回校参加98周年校庆时回忆说：“我1947年来到清华学习，当时我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地下党总支委员。之所以选择社会学，是因为我有志于解决社会问题。我一直在实践中学习和理解社会，最开始组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后来参加工作，也一直怀有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在工作中追求社会学的实践精神。”
朱镕基、华建敏、周培源等领导同志，从昔日的清华学子成为清华导师难忘母校课堂
在清华园中，他们曾是青年学子，吸纳知识，砥砺人格，终于成为经世治国之才。但心中难以割舍的“清华情结”，吸引着他们回到母校，担当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成了清华大学的老师。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朱镕基、华建敏等人。
班上的“业务尖子”
1947年，年仅19岁的湖南伢子朱镕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在当时报考清华大学的众多湖南籍学生中，他的考分最高，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一进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因为喜爱文科，英语又好，朱镕基刚进清华时“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这也促使他下决心在工科埋头钻研起来。朱镕基的同窗好友、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学习很用功。当时，电机系的功课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自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当过“课代表”。他待人诚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朱镕基非常热爱文学。郭道晖记得，1948年的一天，他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一篇署名“容基”的文章，作者正是朱镕基。“那篇优美的散文题为《谈爱与憎》，文中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朱镕基还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在清华园里，朱镕基结识了一群大师级的教授，每次回想起当年的情景，都感觉值得回味。“朱(自清)先生为人廉洁、谦虚。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同方部(清华大学小礼堂编者注)讲话的样子，音容宛然。”“我们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他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参加电机系60周年院系庆祝会时，题写了“为学与为人”的赠言。
学习之余，朱镕基痴迷唱戏，曾在清华京剧队当过票友。巧的是，清华电机系58届毕业的师妹、后来与他结为伉俪的劳安也唱得一口好戏。朱镕基的孩子也都和清华有缘。朱镕基曾在同学聚会上说：“劳安在清华就读时，在校医院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燕来；劳安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儿子云来。”
学生运动的旗手
清华园不仅是朱镕基收获知识与爱情的地方，更是他增强能力、树立信仰的地方。1999年3月，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中国时，朱镕基对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他说的事，就发生在他上清华时。
1948年4月，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等校的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安全，清华的学生们成立了“护校纠察队”，朱镕基是队员之一，和郭道晖等人一起夜间轮流值班，拿着棍棒守护校园。
1948年秋，清华大学的十来位湖南籍同学自愿组成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朱镕基积极参与进来，并很快成为组织的骨干之一。小组生活的内容是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办了一份油印报《晓露》。朱镕基负责撰稿、发消息，还因为字写得工整漂亮帮着刻蜡板。在《晓露》上，他和清华的同学们发表过吴晗、张奚若教授为青年所写的文章，还撰写了《历史的道路》等文章，回顾“五四”以来的学生运动，以及清华、北大校园里的民主生活和争人权争自由的斗争，还用红油墨印出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供全校同学学习，在读者中名声大噪。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据当时的电机系党支部书记李叔平回忆，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人。他作为班长，代表本班同学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还援引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中的情节，说明勇敢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为了保卫祖国，革命青年应当不怕牺牲，无所畏惧，抵抗美国的侵略。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并于1951年1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朱镕基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他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声援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动员同学踊跃参加捐献运动；还同清华大学的校委会与青年团联合制定了“全校爱国公约”等。后来，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有人夸他组织能力强、口才好，他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1951年，朱镕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一直十分珍惜在清华的同窗情谊，他所在的51届电机系，确实也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有4位。朱镕基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并深深为之自豪。清华这片沃土，是朱镕基厚积薄发、成为栋梁之才的根基。饮水思源，朱镕基在母校建校80周年的时候写下“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身不忘”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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