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与复调1（小编整理）

第一篇：鲁迅小说与复调1

文学院2010级三班要亚楠 学号：2010013828 鲁迅的复调小说研究小结

摘要：复调小说是巴赫金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叙事特征提炼出来的一个理论术语，为文艺理论界广泛关注。鲁迅的创作受到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滋养，尤其是俄国文学的影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来，学术界利用“复调”理论，对鲁迅小说进行文本的深入解读，挖掘其中隐藏的思想和鲁迅的深刻性；也分析鲁迅复调小说形成的原因；同时，通过与陀思妥也耶夫斯基各方面的联系与对比，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鲁迅复调小说的影响及鲁迅复调小说的独特魅力。

关键字：鲁迅

复调小说

小结

正文

近些年，鲁迅小说中的复调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有总体把握的，也有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切入的。如严家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文，从总体上把握鲁迅小说的复调特征；吴晓东的《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一文，着重强调了第一人称的角度的切入点；叶继奋《论鲁迅复调小说的人学特征》一文，运用复调理论解读鲁迅作品中对“人的存在和意义、道德和人性的基本事实”的深刻思考；王沁《思想的复调与复调的艺术——试析鲁迅小说复调性之成因》一文，认为鲁迅启蒙的失败、思想上的复杂性和未完成性，是其小说复调艺术效果的产生原因。沈露儒《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根据与发展过程》一文，和严家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都论述了鲁迅复调小说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联系，张勐的《神性与魔性——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气质比较论》，孙亦平的《忏悔意识下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董尚文的《圣爱与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鲁迅的价值信念之比较》文章，都在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比较中揭示了其复调小说的不同特色。

以上对于鲁迅复调小说的研究虽然侧重不同，但大体涉及一下几个方面：一，对鲁迅小说进行文本的深入解读，挖掘其中隐藏的思想和鲁迅的深刻性；二，分析鲁迅复调小说形成的原因；三，通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各方面的联系与对比，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鲁迅复调小说的影响及鲁迅复调小说的独特魅力。下文将

从归纳总结以上观点，加以粗略论述。

一，鲁迅小说中的复调

严家炎说，不是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复调小说，但是，大多数小说都有复调的艺术。对于其中的名篇，研究者多有解读：《在酒楼上》《孤独者》是最为典型的文本，也最被关注；《狂人日记》《伤逝》《孔乙己》作为单篇分析；《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则也作为整体被研究，如王沁的《思想的复调与复调的艺术——试析鲁迅小说复调性之成因》，即是“从复调小说理论的视角考察《呐喊》与《彷徨》”。

《在酒楼上》中，吕纬甫自白中的申辩成分和其辩难中“我”的态度的间接表现，及二者之间的交锋，正是小说中叙事者“我”与人物吕纬甫的对话与潜对话话。“我”同时也充当了一个审视者的角色,吕纬甫的自我申辩、自我否定正因为他一直感受着“我”的潜在的审视的目光。这种复调的紧张对话性中，隐藏着两种价值观的争辩，是鲁迅对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志向遭遇现实挫折后，何去何从的辩证思考和追问。

鲁迅并未否定吕纬甫，而是在小说中通过“我”与吕纬甫的对话性冲突表现他矛盾的思考。“吕纬甫的话语尽管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但是它毕竟得到了宣泄的途径，也就被间接地彰显出来。它在被质疑和否定的同时，也就有可能获得存在的历史性与合理性。如果只看到鲁迅对吕纬甫的颓唐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就很难意识到这种对话性的冲突以及吕纬甫个人记忆和诗意叙述存在的合理性。”[1] 这正是鲁迅复调小说的价值，也是鲁迅思想深刻之所在。也使得读者不再将鲁迅单纯地定位为封建的斗士，而是看到鲁迅在矛盾中探索者形象。

《伤逝》是一部手记体小说，它的副标题为“涓生的手记”，意味着“小说之上或小说之外还有一个更超越的观察者在审视着“手记”中讲的故事”。[2]在复调理论的支持下，涓生对子君之死的忏悔和迈向新生活的决心中，学者挖掘出涓生对于子君之死责任的推脱和逃避。这种拷问是无声无形的，通过涓生的辩解显现出来，在文本中，形成了与涓生的对话。

利用复调理论，学者透过《伤逝》爱情的主题及反抗旧势力、个性解放、女性独立等范畴，解读出文本深层对人的良知和道德的反省的指向。加深了对《伤

逝》的理解，同时，也深入了对鲁迅的解读。

利用“复调”理论，对鲁迅小说进行新的阐释的成功之处不胜枚举，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鲁迅复调小说形成的原因

严家炎在《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一文中总结出三点：一，“由鲁迅个人的经历和体验所决定的思想的复杂性。”二，“为了表现一些相当复杂的思想体验，小说家鲁迅运用了多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他在运用写实主义的同时，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其他方法。这些不同方法有时单独运用某一种；有时以一种为主,兼揉其他成分；有时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同时并用。”三，“叙事角度的自由变化。”[3]主要分析了《孔乙己》中多变的叙事视角。

王沁《思想的复调与复调的艺术——试析鲁迅小说复调性之成因》。通过对《呐喊》《彷徨》的解读认为鲁迅小说创作的素材来自于作家难以释怀的启蒙失败经历，而鲁迅写作的目的不是在启蒙大众而是在向读者寻求答案。所以鲁迅的思想有复杂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鲁迅在创作中价值判断上的隐退，给予各种思想更大的辩论空间，从而产生了鲁迅小说的复调特色。

本文作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鲁迅复调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当今学者给予其足够重视的同时，将其踢出了鲁迅复调小说产生原因的行列，有失全面。严家炎的观点比较能概括当今学术界的观点。而王沁的分析则是对严家炎观点一的细化和深化。二者都注意到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具体原因可能有不同。

王沁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鲁迅思想的“未完成性”，更深度地解读了鲁迅小说复调形成的原因。他认为鲁迅是提问者而非答案的提供者，他不会简单地给出结论或者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让国民和读者在多种争辩的声音中寻求答案，从而形成了小说的复调特色。本文大体赞同此观点，认为这也是各种原因中的核心原因。不能苟同之处在于，该文否定了鲁迅的启蒙地位，我们说，不是只有指明道路才算作是启蒙，提出问题，引起思考也是一种启蒙。

三，鲁迅复调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目前，还没有将“鲁迅”“复调”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作专篇的文章来研究，不过，鲁迅复调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在研究鲁迅复调小说的文章和对于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比较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论述。《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事》《〈穷人〉小引》是大多研究者都利用的资料。

沈露儒的《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根据与发展过程》一文，详细论述了鲁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认识过程过程，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性刻画的深刻，鲁迅对他非常崇拜；经历过启蒙的失败，鲁迅更加清醒冷峻，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最初的无限崇拜，有所质疑，不认为中国也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皈依基督教。这也就分析了两位文学巨人的同异。

鲁迅始终赞叹陀思妥耶夫斯基高超的心理剖析能力，如鲁迅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点：“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于人性剖析的深刻正是巴赫金分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复调的运用。严家炎认为鲁迅大致从三个方面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是写灵魂的深，二是注重挖掘出灵魂内在的复杂性，三是在作品中较多地用全面对话的方式而不是用单纯的独白体的方式加以呈现。这三个方面互相紧密联系,构成了复调小说的基础。”这是鲁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借鉴学习，所以鲁迅的复调小说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深刻。

二者的复调小说的不同点在于：一为长篇，一为短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通常都是涉案故事，并以欧洲惊险小说的情节布局为基础，在异常的生活环境和极端的情势中，写出人的复杂性；鲁迅的复调小说大多是精致的短章,且取材于平淡的日常琐事，在遭遇“边缘情境”，思考生与死，存在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最后都归于基督教，而鲁迅的人物则依然在迷茫的探索中，作者并没有给出最终的解决道路。第三点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一般都归为两位作家的气质和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同时，这也是鲁迅复调小说独特魅力的显现。结语：

本文以CNKI上的论文为资料依据，总结了近来学界对于鲁迅复调小说的研究大况。主要从一，对鲁迅复调小说复杂性进行了解读，挖掘其中隐藏的思想和鲁迅的深刻性；二，分析了鲁迅复调小说形成的原因；三，总结了鲁迅与陀思妥也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异同。因资料不全，总结有一定偏颇和缺漏。以后会不断尽力完善。参考文献：

[1][2]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04期

[3]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03期

[4]沈露儒，《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根据与发展过程》，《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05期

[5]佘小云，《浅析<孔乙己>的复调及原因》，《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年第01期

[6]王沁,《思想的复调与复调的艺术——试析鲁迅小说复调性之成因》，《兰州学刊》，2009年第02期

[7]叶继奋，《论鲁迅复调小说的人学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02期

[8]张丽萍，《多维视域下的众声喧哗——复调艺术之于鲁迅小说创作影响阐析》，《现代语文》，2008年第07期 [19]朱卫兵，《“杂语”与“复调”——论《故事新编》的语言特征》，《名作欣赏》

2007年第10期

[10]耿传明，《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现代性”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国文学研究》

2002年第02

[11]张勐，《神性与魔性——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气质比较论》，《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06期

第二篇：第二节 鲁迅小说与现代主义

第二节 鲁迅小说与现代主义

一、鲁迅小说的象征、隐喻

药

鲁迅小说富于象征和隐喻，有自己的象征意象系统，如《狂人日记》里的“月亮”与“夜”，《药》里的“药”，它的主题也是象征的、隐喻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他的“病情”、“病况”毫无意义，他是怎么发狂的，该如何去医治，对小说的主题都不是很重要。狂人是一个象征符号，没有现实的对应物，他“发狂”的心理感受与“先觉者”的清醒思考合二为一，只要从艺术的象征与虚拟性上才可能完全理解狂人形象的寓意和小说的象征主题。《药》也是象征小说，它采用明暗两条线索，设置有两个故事，表面上是写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做药给儿子治病，暗地里隐藏有先觉者夏瑜被害的故事，二者借助有“象征”意义的“药”连结起来，表现了先觉者和被启蒙者的双重悲剧，传达了一个象征性的主题：什么是医治华夏民族的精神药方？具体分析，以下小说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和隐喻功能。

1、小说《孔乙己》的象征

孔乙己

《孔乙己》也有象征，它所设置的“看与被看”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其中有一个细节，写孔乙己极高兴和自豪地告诉小伙计，“回”字有四种写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象征，表现孔乙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意义。一般语言有语义、语音和语法，语言文字形状对语言意义并无多少影响，即使“回”字有四种写法，它的意义还是一个，用法也没有改变，读音也是一样。语形是汉字书法的居所，就语言的意义而言，它却是最边缘性的，改变不了语言本身。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因拥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文字，并守住其意义，而拥有自己 的话语特权。他们以创造话语意义为天职，以使用语言符号为手段，确立社会和人的价值意义，从而也确立了自身的意义。如果他们在对语言的基本元素：语义、语音和语法的运用和阐释上变得无所作为，也证明了他们自身已逐渐被社会边缘化而陷入意义的漂浮状态。当孔乙己为自己知道“回”字的多种写法而沾沾自喜时，象征他生存意义的无根状态和喜剧性命运已昭然若揭，读者已了然于心。可以说，鲁迅使用的这一“回”字与其他小说中的“药”、“**”、“祝福”、“肥皂”、“故乡”、“示众”和“离婚”都有象征的意义。

2、小说《示众》的象征意义

“示众”是小说《示众》里的中心情节，它表面上写实，多用白描，描写在“盛夏”的“酷热”里，牲畜与飞禽就只能发出生理上的“喘气”，比牲畜和飞禽高级的人却耐得住暑热立在十字路口观看穿“白背心”男人的“示众”。他们“仰起脸”，伸着“脖子”，“挤”进“挤”出，寻着“看”、“研究”着“看”，“相互”“看”，不断发出“好看”、“多么好看”的赞叹声。他们没有姓名，没有自我，没有精神和思想，只有“四肢”、“五官”上的差别和感觉，只有年龄、面相和性别的不同。有“小孩子”、“秃头老头子”、“穿白背心的男人”、“红鼻子胖大汉”、“老妈子”、“胖脸”、“椭圆脸”、“长子”、“瘦子”和“猫脸”的不同，但他们都是“看客”，是没有自我意识和精神灵魂的无聊的、冷漠的看客，这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人能区别于动植物的，是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是意识的高等动物，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和行动者。我们实在看不出《示众》里的“看客”与一般动物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区别，也许他们是一群能站立的动物，不同的可能是能够忍受和抑制生理上发出的热的反应而不伸“舌头”，鼓“肚皮”地去“看”。人与人的区别在于有自我意识和精神情感，而他们的不同却是生理自然和性别差异，他们有“类别”，而无“个性”，有动作而无“思想”，有“外形”而无“情感”。他们所做的“挤”、“说”、“指点”、“叫喊”、“喝彩”都是直接出自生理的简单反应，都是为了“看”，而没有经过内心的触动和意念。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有“人形”而无“人心”的动物，是受着“好奇”与“无聊”驱使的生活旁观者，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小说写了一个片断，主要情节是“看客”们“看”示众，读完以后才发现小说的寓意却是把“看客”们拿来“示众”，让“看客”“示众”，“看客”表演着他们的“看”，读者看出了“看客”们的“看”的悲哀与沉痛，反过来一想，扪心自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看客”么？小说的寓意和目的就实现了。在这里，“示众”和小说《示众》都是象征的

3、小说《离婚》的象征和隐喻

小说《离婚》也有其象征和隐喻性。小说的表层故事是写爱姑找夫家去“离婚”，实际上是写她要在老爷、大人和洋少爷们面前去“评理”，“出气”，证明自己婚姻的合“礼”、合法性。她的目的并不是要“离婚”，是因她的丈夫“小畜生”在外面姘上了小寡妇，她认为自己15岁就用“花轿”抬到施家做媳妇，有“三茶六礼”的定礼，平时“低头进，低头出”，严守妇道，“一礼不缺”。而丈夫却在外找了小寡妇，要赶她出去。她为此而“不平”，要找人评说道理，甚至想“给他们一个颜色看”。由此可见，爱姑的本意并不是想与夫家闹离婚，而是争得自己“做媳妇”的位置，她不过是在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位置而奋斗。更有意味的是，爱姑自认有理，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婚姻和行为合乎传统的“礼”，殊不知她丈夫的找小寡妇也是合乎“礼”的，“礼”让女人有节操，守妇道，但并没有限制丈夫“妻妾成群”的梦想，只不过“礼”中规定了她的“妻”的地位，“小寡妇”是“妾”的位置而已。妻妾之分不过是名份、称呼的不同，要以丈夫的意见和妻的忍耐程度为前提，一旦丈夫不愿意，他可“休妻”，或者是妻的大吵大闹，更为丈夫的“休妻”提供了口实。爱姑自认是有理和礼的，小畜生的行为也是合“礼”的，这些“礼”都是由男人们设置而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并且，“礼”的背后是权力，是“知书识理”者的专利，解释权握在他们手上。所以，小说写到爱姑要找老爷、大人们去评理和说礼，想从他们那里获得“理”的支持。结果是老爷和大人们的“理”都是一样的“同理”：“走散的好”，赞同夫家的“离婚”，休掉爱姑。爱姑从“不平”到“后悔”，再心存感激，还“谢谢慰老爷”，爱姑的心理防线被击破而垮塌，她在懵懵懂懂中承认了“理”的高深和“礼”的不可评说。“礼”是男人的护身符，也是知识者和权力者的把戏，由他们所确立，也由他们去判定，合礼与非礼并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如果要说有的话，就是男人中心和权力至上。爱姑自认有“理”，也合乎“礼”，但她不知“礼”的标准是双重的，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礼”之理也是不可讲的，更不会由女人们去“品评”和“论说”，连她的父亲和兄弟们也不知“礼”的深浅，因为他们不“知书”，没有多少文化，“礼”是写书上的，是有知识的特权，连庄木

三、爱姑们所知的“礼”也是经“知书”者所说，再由他们去“信”，去做的，他们有理说不清，只好用“武力”“打架”，“拆”了施家的灶。连进过“高门大户”，有威望的庄木三到了城里的“大人”目前，也变得一言不发。难道他先是知道“礼”之“理”的不可说的么？至少他在“威严”而“知书识理”的大人们面前，是无话可说的了。

鲁迅精选集

小说设置了两个场景，在“船上”和在慰老爷“家里”，乡村村民和知书识理的老爷们对“离婚”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反应。纯朴的乡民自有公道，不断说“对对”，为爱姑的 勇气而佩服，赞赏庄木三一家的行为。但老爷们却不讲公道话，虽“知书”但不识常理。“离婚”在小说里是一个事件，也是一个象征符号，它本身是指对一种秩序和关系的拆解和分离，小说在“离婚”背后却隐喻着对“礼”之“理”的双重性和权力性的嘲讽，“礼”是不可讲，不可说的，实是无理的。爱姑的“离婚”也成了一个自我反讽，她不想离而被“离”，她从大“闹”而“恭恭敬敬”，从大“吵”而被“炒”，所有的努力结果都转向了自己，你说就是你错，你闹就是你的不对，在“礼”面前，哪有爱姑说话的权力？“礼”是不由讨论的，不知爱姑在被“离婚”，被以“九十元”物化后是否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二、鲁迅小说的叙事革命

鲁迅小说也带来了中国小说叙述方式上的革命，他巧妙而精心地选择叙述者，在隐含作者和叙述者间设置距离，形成叙述的反讽，在读者、隐含作者和人物之间取消间隔，把主体情绪融入叙述，产生一种诗性化的抒情效果。相对于传统情节化小说，鲁迅创造了现代心理小说和象征小说。在艺术上，《孔乙己》对“看与被看”叙述视角的设置，《示众》象征寓意的“突转”，《伤逝》和《故乡》的抒情性回忆视角，以及《阿Q正传》等作品对杂文等非小说文体的大量引入都有“创新”和“革命”的意义。鲁迅小说的语言也有创造和实验性，他对语言有“洁癖”，追求语言的节俭、含蓄和凝练，善于巧妙使用动词和副词。当然，在表达情感的繁复与痛苦时，他也不吝啬使用语言的冗长与重复。含蓄、凝练是鲁迅小说的主流，复沓、冗长、象征的笔墨也时有所见，二者交替、混合，各有所长。

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寓言小说，也是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它收有８篇小说，从1922年到1935年，鲁迅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取材加以自由演绎，“新编”而成。它以反时空，反逻辑，反理性的创作方法大胆地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把杂文笔法、戏剧程式、故事演义混在一起，把历史人物与现实场景，英雄事迹与世俗生活，客体对象与自我感受融注为对历史、文化意义的解构，对现实、生命的复杂体验。整部小说是“反讽”的，也是象征的，它的每一篇都有自己的不同意义，从第一篇的《补天》到最后一篇的《起死》又构成一个整体的意义，分开是独立的，合起也是一部大小说。它的意义也是连贯、统一的，它在对历史上的创造者、英雄、名家和圣人的生存状态与意义关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的表现，既刨了中国历史的“祖坟”，又敞露了人与文化的无意义性。鲁迅是绝望的，但又是反讽、喜剧性的。他站住文化“废墟”边上发出“笑”，坐在“坟”中间做小说的“游戏”。他从来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潇洒、从容和幽默，他有庄子式的思维，有儒家“内圣外王”的境界，更有存在主义者的超越意识，体现的却是一个现代思想者和文学家的“怀疑”、“反叛”、“抗争”和“创造”精神和智慧。有了《故事新编》，中国就有了另一种历史，有了另一种文化，也有了“大”小说，有了真正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和寓言小说

第三篇：鲁迅小说与绍兴民俗文化

鲁迅小说与绍兴民俗文化

摘要:鲁迅小说除了以深刻地思想见长之外,还常以绍兴为背景,反映了出一个地域、时代浓郁的风土人情与精神面貌。其间包涵的民俗文化不容忽视,更反映了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鬼神的信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理。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现象;鬼神信仰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1]

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民俗具有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体系,他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等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浙江绍兴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散射出久远的光辉。

一、鲁迅小说反映的民俗现象

(一)祭祀习俗

祭祀在当地也称“祭福”。灶神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祗,已有很久的历史《战国策,·赵策三》中有“梦见灶君”[2]的话。灶君亦称灶神、灶王。原始人有祭火的习俗,祭灶风习亦历史久远,《论语·八佾》中王孙贾就有“媚奥媚灶”[3]之问。人们认为灶神除执掌灶火外,还考察人间太平并告知天帝。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每年的供奉就是为了“贿赂”灶神,求他在天帝面前多说两句好话,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

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祝福》中就写了敬神祭祖这个习俗。每当旧历年底,地主阶级和有钱人家举行年终大典,杀鸡、宰鹅、买猪肉,并将三牲煮熟作为“福礼”,恭请天神和祖宗享用,感谢他们保佑当年“平安”,并祈求来年“幸福”。那种隆重肃穆的气氛,足以显示出祭祖的重要性了。

所祭的神像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人叫祝福菩萨、大菩萨,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的。

浙江绍兴过年最大的特色莫过于祭祀和社戏。“社”,最早指的是土地之主。渐渐引申为土地神。《左传通俗篇》有云:“凡有社里,必有土地神,土地神为守护社里之主,谓之上公。”[4]所谓社神就是土地神,其起源是来是对大地的敬畏与感恩: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此乃中国人所以亲土地而奉祀土地的原因。《药》中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这土谷祠就是社庙。《长明灯》里也谈到“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这些都表明民间百姓对土地神的敬重。中国人对神祗的敬仰往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稽山鉴水社戏热”,绍兴人自古有看社戏的习惯。每逢庙会和大年,社戏成为水乡绍兴最“露脸”的演出。光绪《金华县志》载:“一会之兴,有烟火、有戏班,且多至十顶。”[5]戏台搭在湖中央,戏台前的湖面上挤满了小划船、出畈船、乌蓬船。社戏深深地植根于绍兴人的心中,凡是有个喜庆之事,无论是知名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还是民间的戏班子,个个炙手可热。“水乡观戏”成为绍兴人一道必不可少的新春“大餐”。鲁迅笔下的《社戏》描绘出了一幅绍兴风情图。

(二)婚丧习俗

从作品中获知:初去鲁镇时的祥林嫂,大约二十六七岁,而比她小十岁丈夫已因病去世,那么可以推测,他的丈夫结婚时可能是十五六岁,或许更小。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是多大呢?祥林嫂初来鲁家,“小叔十多岁”。卫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将尽时来鲁家拜年,她说:“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可见,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鲁迅在作品中接连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婚姻状况,是有特定用意的。可见当地的婚俗是女子比男子岁数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岁至十六岁就结婚。这种婚俗正是早婚习俗。这种落后的婚俗不仅表现在早婚上,而且还表现在女子可以作为婚姻的买卖上。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去,婆婆得了八十千,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五十千,除办喜事费用外,还剩十多千。这种赤裸裸的婚姻贩卖,在世俗人们看来,“婆婆倒是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恶,反而佩服赞扬。祥林嫂的婆婆不仅买卖婚姻,而且凭借宗法所赋予她的婆权从鲁家把祥林嫂抢来送到深山野林,这又是一种抢婚形式。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了亲。这种抢婚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是氏族社会婚姻形式。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习俗,目的是揭露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

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鲁迅小说也多次写到死人、出丧的情形,比如《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之口述到他给他三岁时死掉的一个小兄弟迁坟;《药》中写到夏瑜和华小栓死后,两位母亲同时去上坟,“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独子宝儿死后也是烧纸钱,烧四十九卷《大悲咒》,雇了两名脚夫,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还有《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的祖母去世后,亲族聚议,要魏连殳在丧葬仪式上按照以下三大条件去办:其一是穿白,其二是跪拜,其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法事这里指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仪式。可见,人们不但重视活着的人的终身大事,也关心人死后的亡灵问题。

(三)服饰饮食习俗

服素。《祝福》中两次写到祥林嫂的穿着打扮,前后看上去像是没什么变化,都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实际上是祥林嫂刚好两次都死了丈夫,两次都正在戴孝。

银项圈。在小说《故乡》里,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这作为饰物的银项圈,显然表现着民间信仰,不仅寄托着父爱,也有着对神佛的迷信。

素食。小说《祝福》中的柳妈“吃素”。柳妈是个善女人,即信神而吃斋念佛的女人。吃素是民间信仰在饮食结构上的反映。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佛教徒对饮食并没有严格规定,有所谓食“三净肉”之说,即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耳听到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净肉,佛教徒都可以食用。后来,南朝梁武帝大力提倡僧徒禁止肉食,认为“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食肉就是杀生,是违背“不杀生”戒条的。由于梁武帝的提倡,就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人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来僧侣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柳妈的“吃素”,突出了柳妈的善,她因此在鲁四老爷家只洗器皿,而不肯“杀生”。

二、民俗背后的核心——鬼神信仰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6]

中国人务实求存、重视现实的利益,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心理。人们不是把宗教价值作为现实幸福的慰藉,不是在精神上向神“奉献”,而是索取。对神的精神虔诚和物质供奉,就是为了得到好处,免灾祈福,有着现实的具体的目的,信什么就需要从什么得到好处,“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注脚。佛教传来后,它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观念,与中国原有的灵魂观念结合在一起,使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可因生前的善恶或升天为菩萨,或重新投生为人,或转生为牛羊猪狗,甚至成为饿鬼,堕入地狱。在小说《祝福》中,善女人柳妈吓唬祥林嫂死后会被嫁过的两个男人锯身子,就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祝福》中,祥林嫂由于再嫁,就被同是佣工的柳妈的一席话说得恐怖万分。柳妈说:“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谁好呢?阎王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7]柳妈给祥林嫂提出的补救办法——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也是道教所谓的禳解的办法之一,即让这条门槛作为祥林嫂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才能赎掉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从以上列举的各项习俗来看,其实反映了民众内心一个重要的信仰问题,即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原始人由于灵魂观念而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鬼就是已经死亡了的人们的灵魂。鬼的观念后来又演变成神的观念。最初的神,就是远古时候的氏族部落的“大人物”死后的灵魂。因此,在先民看来,鬼与神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除了祭祀鬼神以外,鲁迅在小说《补天》中,还曾形象地提到秦皇、汉武求仙之事:“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下转第12页)(上接第14页)个方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7]汉武帝也是与秦始皇齐名的执迷不悟的神仙迷。

以上列举的民俗事象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并不是作品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读者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总的说来,民俗的生成和发展,是艺术的契机和指向,文学作品也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法)H·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著.张伟译.艺术哲学[M].北京出版社,2004.[2](西汉)刘向编,周晓薇,王其校点.战国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张以文译注.四书全译[M].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4]左丘明.左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清)邓锺玉,等纂修.光绪《金华县志》十七卷[M].[6]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7]鲁迅选集第1卷[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第四篇：论文鲁迅小说

目 录

一、鲁迅小说中麻木、迷信、愚昧、萎缩的人物形象…………………………… 2

（一）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阿Q ……………………………………… 2

（二）深受封建教义毒害的吴妈和柳妈…………………………………………… 4

（三）两个麻木、愚昧的中年男人………………………………………………… 5

二、鲁迅小说中势利、贪鄙、堕落、腐烂的封建统治者形象……………………

（一）拼命维护封建教义但势利而贪小便宜的赵太爷…………………………… 6

（二）土绅士和洋鬼子的混血儿假洋鬼子………………………………………… 7

（三）农村宗法制度的维护者鲁四………………………………………………… 7

（四）“知书达理”却“不说人话”的七大人…………………………………… 8

（五）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四铭……………………………………………………… 8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9

（一）失子的寡妇：单四嫂子……………………………………………………… 9(二）再寡失子的祥林嫂…………………………………………………………… 9

（三）离婚的爱姑…………………………………………………………………… 11

（四）“五四”新女性：子君……………………………………………………… 11

四、结语………………………………………………………………………………参考文献………………………………………………………………………………

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内 容 摘 要

摘要：鲁迅先生将下层社会的不幸用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塑造了“精神胜利法”的阿Ｑ，被封建统治者熏陶麻木、丧失了同情心的吴妈等一系列被迫害的形象，剖析了这些病态社会中的人国民性的弱点，表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

鲁迅先生还将上流社会的堕落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塑造了拼命维护封建教义势利而贪鄙的赵太爷，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假洋鬼子，披着讲理学外衣致祥林嫂死地的鲁四，“知书达理”但伪善凶猛的七大人，道貌岸然却要“咯支咯支”十八九岁的讨饭女的四铭等封建统治者的形象，揭露了这些封建统治维护者身上的劣根性，不带痛惜地撕掉了他们的伪装。

关键词：国民精神 病态社会 礼教信徒 劣根

鲁迅先生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取材“采用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既揭露封建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又揭露封建统治集团在文化思想上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摧残。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鲁迅先生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后者，即揭露在愚民政策钳制下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一、鲁迅小说中麻木、迷信、愚昧、萎缩的人物形象

(一)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阿Ｑ

鲁迅先生在小说《阿Ｑ正传》里选择了阿Ｑ这样一个辛亥革命前后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作为主人公，并通过阿Ｑ性格的发展来展开对中国农村阶级关系的描写。阿Ｑ是属于“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他被地主老财剥削得一无所有——他没有土地，失去了独立生活的依凭；没有家，常年寄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做短工度日，割麦、舂米、撑船„„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都有些“渺茫”。阿Ｑ的现实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但是他还要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惨重剥削。例如，三十岁左右的阿Ｑ向吴妈求爱，这

压迫、欺凌，而且把它化为“轻松”、“得意”，甚至很快把它“忘却”。他已经无是非，无憎恶，宁可麻醉自己的灵魂，平抚自己的创伤，却不愿正视现实，不敢反抗压迫者。

但是，在阿Ｑ心里也多少还蕴藏着复仇的火种，那就是他向往革命。不过，在觉醒以前，他不可能有明确的革命意志。他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把复仇的情绪发泄在比他更弱的弱者身上。这就是阿Ｑ的欺软怕硬、欺弱怕强的卑怯本领。阿Ｑ总是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见了比自己弱小的小D，便破口大骂，小D承认了自己是“虫豸”也不行，于是演出了一场“龙虎斗”。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在他头上以后，他就在认为可欺的小尼姑身上出气。他在弱者身上泄愤，似乎对于一切“晦气”都报了仇，在“鉴赏家”面前，他为自己的“勋业”得到“赏识”，愈加兴高采烈起来。“仿佛全身比拍拍地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了。”这时阿Ｑ早已忘却了自己曾经身受的屈辱和痛苦。阿Ｑ的头脑里还装了许多乌七八糟的合于“圣经贤传”的封建思想。如阿Ｑ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遵守得很严，相信“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类胡说。他还受了“儒者柔也”的欺骗，对于革命党造反，认为是“与他为难”，一向“深恶而痛绝之”。阿Ｑ在精神上变得非常愚蠢、麻木、糊涂、可笑，这当然不是作为农民的阿Ｑ固有的精神品格，而是被统治者长期统治的结果，是统治者的“治绩”，是被统治者的悲哀。

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的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略记”是充满了血泪的奴隶生活的记录。这种被扭曲的、变形了的性格，不是阿Ｑ一个人所独有，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概括，是中华民族耻辱的标记，它成了现代许多愚弱的国民走上革命道路、走上人生解放道路的桎梏。

(二)深受封建教义毒害的吴妈和柳妈

《阿Ｑ正传》里的吴妈是个寡妇，是赵府上的女仆，她一入赵府的门，就被封建社会道德熏陶成了一个典型的奴才。她对自己的命运非常甘心，赵府成了她的整个世界，她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主人家的事。她对阿Ｑ平时无大恶感，在灶间洗完了碗碟，就在长凳上坐下和阿Ｑ谈闲天。可是当阿Ｑ用直鲁的话且“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向她表示爱情的时候，她却恼了。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还哭天抹泪，仿佛真的被阿Ｑ玷污了一般，阿Ｑ当然受到了赵大爷的痛打，受到了赵太爷和地保的严重经济剥削。可是，吴妈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是小D这类人物的嘲笑：“瞧，这就是阿Ｑ想同她困觉的吴妈！”她的精神创伤，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她的。

吴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传统的观念浸淫了她的心，是赵太爷的是非观俘虏了她的心，使她忘记了自己和阿Ｑ是同类，都是被压迫被奴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吴妈成了赵太爷间接的助手，她的愚昧，使她成了阿Ｑ的“敌人”。阿Ｑ走上法场的路上，在人丛中发现了吴妈，吴妈似乎没有看见他，“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连吴妈也认为“凡当局所‘诛’者皆有‘罪’”，成了阿Ｑ杀头时的看客。这充分说明了吴妈已经被封建社会熏陶成了一个麻木而缺乏同情心的人了。

《祝福》中的柳妈生活艰辛，受尽苦难，有着不幸的命运，然而她对自己的不幸却无知无觉。她尽管生活贫穷苦涩，艰辛压抑，但仍真诚地信奉封建礼教、封建思想所宣扬的一切东西：做“善女人”，“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皿”，与人为善。可是她对祥林嫂，却没有同情心。她对祥林嫂的再嫁不以为然，认为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对祥林嫂倾诉自己的悲苦遭遇，表现出不耐烦，冷淡，觉得味同嚼蜡，于是改换话题，毫不避讳地寻问起祥林嫂关于头上伤疤的隐私来。“干枯的小眼睛”像刀子一样“钉住了她的眼”看，并一直追问到祥林嫂局促不安、难堪、难为情才满足，并将她们的谈话毫不留情地传扬出去，成为鲁镇上的人们新的笑料。她的“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的话语，使祥林嫂把社会的罪自觉地转化为自己的“罪过”，从而最终使祥林嫂完全失去了对社会的反抗精神。

如果说是封建礼教“吃”掉了祥林嫂，而柳妈则是将封建迷信、封建思想注入祥林嫂内心、骨髓的人。她开启了祥林嫂对到了阴司，也无法逃脱因罪孽深重而将受到酷刑惩罚的恐惧，使祥林嫂陷入生死两难的境地，求生不成，求死不能，失去了生存的任何希望。柳妈诛杀了祥林嫂的心，但是，更可悲的是柳妈挥舞着“封建贞烈观念”的板斧向祥林嫂砍去的同时，全然不觉自己是一个刀斧手，还以为是祥林嫂的救世主。

（三）两个麻木、愚昧的中年男人

小说《药》通过开茶馆的主人公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小栓治痨病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市民群众不觉悟的精神状态。

《药》在对华老栓一家的生活境遇的典型描绘中，表现了鲁迅先生对于“病态社会”的强烈愤懑，也流露出了他对华老栓的愚昧昏聩的同情和沉重的心绪。鲁迅先生认为，反动统治者用钢刀杀害革命者夏瑜，固然是残酷的；而“拿着软刀子的妖魔”用封建迷信思想对华老栓这样的劳动者的压迫和毒害，其实是更加残酷的。华老栓的麻木、迷信正是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年幼的小栓也因此被这种愚民政策所吞噬。鲁迅先生虽然深深同情华老栓不幸的生活遭遇，但又不满于他的麻木、愚昧，“怒其不争”，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华老栓以及那些“鉴赏”杀人的“看客”的落后心态。辛亥革命者的血变成了药，被那些可怜的愚民吃下去。鲁迅先生希望像华老栓一类的中国人能够意识到“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灵药”，再不能对革命的、进步的事业表现出那样糊涂和冷漠了。然而，由于生活的胁迫，二十年后的闰土，却完全变了样，灰黄的脸，深深的皱纹，松树皮一样的手，浑身瑟索的神态，记录了闰土大半生的辛酸和悲楚。他虽然淳朴、善良，②①________________

①《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8 页

也有几手了，也就不敢明白地向阿Ｑ泄愤了——“气愤只敢气愤在肚子里面”，这是何等贪鄙而怯弱呀。

（二)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赵太爷、钱太爷的第二代。他进过洋学堂，去过东洋，剪过辫子。照理回国后应该做一点事业，而他却仍旧回未庄做他不劳而获的地主，把经济生活的基础建立在对佃户们的剥削和榨取上。

对于阿Ｑ的谩骂，假洋鬼子不屑像王胡、小D一样地回骂，而是把手里的黄漆棍子“拍的一声”打下来，阿Ｑ否认是骂他的，然而“拍！拍拍！”仍旧继续打下来。他手里提着一根黄漆棍子，是他的生理需要吗？不是的。在假洋鬼子完全是阶级的标记，是剥削阶级支配阶级的标记。牧羊人用鞭子驯牛马，假洋鬼子用黄漆棍子对付阿Ｑ，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假洋鬼子头上拖着假辫子，行为蛮横霸道，衣着不伦不类，说话怪声怪气。他是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既有封建性，又带有洋奴气，在人民面前是暴君，装腔作势；在帝国主义脚下是奴才。阿Ｑ称他是“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人”，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阿Ｑ要革命，不管有多少荒唐可笑的成分，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就是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因为他完全清楚，如果让阿Ｑ们起来革命，就等于在自己身边燃起了烈火，他就要在这火中葬身。这种不准别人革命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民族。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和阿Ｑ不准小D革命，二者性质不同，但其思想病根是相通的，都是对革命的摧残、压制。

(三)农村宗法制度的维护者鲁四

《祝福》里的地主鲁四，披着“讲理学的老监生”的外衣，书房里摆着《近思录集注》①、《四书衬》之类的儒家经典，墙上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一类充满中庸之道气味②的条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宽宏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慈善家，虚伪的对着神灵致敬尽礼，但他恰恰是农村封建宗法制度的最高统治者。他崇拜祖先，思想僵化，反对社会的一切变化；他大骂康有为，大骂维新党，维护帝制。所谓“心气和平”，是权势者把自己自私、贪婪、冷酷、狠毒的本质用礼教层层包裹起来，用以欺骗百姓。鲁四是祥林嫂致死的罪魁。他开始只是讨厌祥林嫂“是一个寡妇”，感到不吉利，还能容忍；后来祥林嫂再嫁回来，鲁四就不能容忍了，嫌她“败坏风俗”，害怕她玷污了祖先。正因为他在精神上迫害祥林嫂，才使祥林嫂生存的信心彻底毁灭了。当祥林嫂的精神和肉体受尽摧残，丧失了劳动能力后，鲁四就把她视为“不祥之物”打发走，一任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冒着风________________

① 杨星映《小说艺术的奥秘—小说文体学》，重庆出版社，第657页。②《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

入木三分地揭穿了这个“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挽救颓风而存国粹”者鼓吹“读经救国”的虚伪本质。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一）失子的寡妇：单四嫂子

最早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是《明天》，单四嫂子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悲剧形象。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也具有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弱点，逆来顺受。她是中国旧社会农村“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妇女形象”。单四嫂子是勤劳、善良的。守寡后专靠着自己的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封建礼教“从一而终”、“从子”的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深深地植下了根。她的心中只有宝儿。毫无疑问，宝儿是她的希望和寄托，是她的劳作以至她的生命的意义。然而她的宝儿突然生了病，神签求过、愿心许过、单方吃过、医生诊过，她尽一切可能想救活她的儿子，然而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粗笨的女人”的信念和希望就是让儿子健康地活着，但儿子死了，她面对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她茫然的双眼能看透自己悲剧的未来么？深受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早已经麻木了，“她能想出什么呢？”“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梦里，希望在梦里与宝儿见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但明天又会怎样？“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摆在了读者面前。”在封建思想的桎梏、封建礼教的枷锁、封建政权的压迫下，可以想象，明天，等候着单四嫂子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二）再寡失子的祥林嫂

第二个失去儿子的寡妇是祥林嫂。《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但这样一个平凡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活在吃人的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父权、神权四座大山把她彻底压碎了。祥林嫂是勤快、能干的。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她具有传统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品质。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把她强嫁给山里人。

③

②①________________

①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

②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鲁迅小说导读》，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

③王彬《试论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萃》邓志远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当她在山里平静的生活中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又成了寡妇。可是她还有儿子，所以，这也还不能打垮她。阿毛被狼叼走，给了这个坚强的灵魂不可抵挡的一棍，她终于改变了，“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得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在周围人的鄙视和侮辱下，她渐渐走向崩溃。柳妈的话，使她感到了阴间地狱的威胁，以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禁止她沾手的呵斥。这个女人，终于完全失去了抵御的能力，终于在精神上走向了死亡，而肉体上的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祥林嫂是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绞死的”。在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劳动妇女，尤其是寡妇，尤其是再嫁的寡妇、失子的寡妇，在社会上已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封建统治者的代表鲁四老爷对她实行经济上的剥削、肉体上的摧残。就因为祥林嫂能干，“竟没有添短工”。不仅如此，鲁四老爷们还在精神上给予她无情的打击。就因为祥林嫂是寡妇，鲁四爷已经皱了眉；再嫁再寡，就是“败坏风俗的”，祭祀时候帮手的份也被禁止了。就连如祥林嫂一般的受压迫者，他们实际上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对祥林嫂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而婆婆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劫回，不顾死活的强迫把她嫁到山坳里去，实际上依赖的是封建社会的族权、夫权。阴间的恐怖，代表了愚昧的封建迷信思想，在精神上折磨着祥林嫂，使她花了一年的工钱去捐一条门槛。就这样，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织成了一张有形和无形交织的网，通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有效地完成着践踏、侮辱和伤害的任务，无情地粉碎了祥林嫂的一切努力和挣扎，终于酿成了祥林嫂这个旧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剧。祥林嫂和单四嫂的形象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她们都是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而且都是失子的寡妇，受苦受难，“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单四嫂是麻木的，只会呆坐空想，只会“等候明天”，但明天又能给她什么呢？可以预见，等候她的只能是更痛苦、更黑暗的命运。祥林嫂有一点抗争，如从夫家逃了出来，独立谋生；婆婆强迫她再嫁，她“闹得厉害”，甚至不惜用头撞香案寻死。但祥林嫂的这些抗争是不自觉的，是盲目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她的逃跑，只是因为婆婆的虐待。她的寻死，只是封建思想“从一而终” 在作怪。最后，更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愚弄，跑到土地庙里捐门槛。她们都受封建礼教的毒害，都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鲁迅对她们的态度“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概括。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立场.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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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② 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③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版,第33页.0勇敢地冲出家庭，大胆地自由结合了。子君跟前面分析的几位女性不同，就因为子君的心中有爱，她和涓生的爱是真挚的、热烈的。因为爱，子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强音，这种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强烈的；因为爱，子君背叛了家庭，在世俗的冷眼中表现得无所畏惧；因为爱，子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第二年初春，他们的同居生活就解体了。子君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又回到了会馆破屋里那“寂静和空虚”之中。子君的故事，同样是一个悲剧。子君的悲剧，首先是时代的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轰治地位，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子君和涓生的反封建行为，必然会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治地位，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子君和涓生的反封建行为，必然会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的个人奋斗，还无法逃脱没有自由可言的旧社会这个大牢笼。在“小东西”的作祟下，涓生被解职了，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起码的经济基础。任凭涓生如何想方设法、如何努力，但在封建社会各种势力的孤立下，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绝境。可见，个性解放离开社会解放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子君的悲剧也有自身的原因。他们缺乏远大的理想，只是把自己束缚在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一旦他们自由结合，达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湎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之中，他们的爱也“凝固”了。子君已没有了新的理想，新的追求。“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还跟小官太太暗斗，竟然虚荣到拿涓生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去喂阿随。昔日勇敢的子君已经蜕变成一个关在小家庭的樊笼里、依赖丈夫生活、毫无独立能力的平庸小女人了。子君逃出了一个封建旧家庭，又建立了一个旧社会模式的小家庭。经济的窘迫，使他们的爱渐渐产生了裂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爱的坟墓。终于，涓生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他们因为爱自由地结合，因为失去了爱而走向了悲剧。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将问题留给了读者，而鲁迅用子君的形象证明了自己曾经讲过的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观点。封建势力的迫害，个人思想的局限，子君的路必然是悲惨的结局。

四、结 语

纵观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中”，无论是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七大人、四铭，还是阿Ｑ、闰土、华老栓、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吴妈、柳妈„„这众多的艺术形象，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思想内涵，揭示了我国“国民的弱点”，当揭露上流社会权势者身上存在的劣根性时，着重剖析这类人物的堕落和腐烂，撕掉他们的伪装，毫不惋惜他们的溃灭。对于这类人，鲁迅先生的暴露与讽刺是不含眼泪，不带丝毫痛惜之情的。相反，对于下层社会的农民和市民，鲁迅先生在暴露他们身上的弱点、揭露造成他们愚弱的根源的时候，即使这种暴露和批判是尖锐的、冷酷的、不留情面的，但是鲁迅先生是理解造成他们精神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的，关注的是他们的前途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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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鲁迅小说研究

鲁迅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彷徨》是鲁迅的小说作品集，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首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16日，末篇《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多。整部小说集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 恰如(故事新编· 序言》所说明的, 大多用的正是这种方法: “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以至把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也大胆地引入历史, 突出其针贬流俗的意义。《故事新编》的这种没有“将古人写更死” 〔2 〕, 而是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勒出他们的形象, 既不违背故事木身的真实性, 又从中照见了“ 五四” 以后, 别是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灵魂的创作方法, 使得《故事新编》显示出了一种历史小说创作中前无古人的新貌。所谓的油滑，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了”时，“便陷入了油滑的开端”。具体的说，就是在作品中的古代神话、传说和人物形象身上出现了现代生活的情节，而且这种现代生活的情节并不局限某部作品而是从第一篇小说作品贯穿于全部作品。《故事新编》的这种表现方法同现代美学范畴中的“怪诞” 的表现已无二趣了。（《故事新编》中的古代人物使用现代语言, 古人生活中出现现代生活的因素, 这对于描绘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来说, 显然是历史生活中“ 自然所没有” 的情形。这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夸大, 甚至变形了原来生活中的人或事。这种重新创造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艺术效果, 这就是古今重叠, 作品中出现了漫画般夸张或变形, 甚至有些幻想色彩的古代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是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和事那些古代人物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畸形混乱和荒唐却恰恰是现代生活中某些人物的本质持征和生活心态。这就达到了艺术芙的要求: 形式是光怪陆离, 违反常态的, 但它却是寓真于怪, 以扭曲的形态, 曲折地反映出生活本质的真实的要求, 因而它是可以达到艺术美的。细节的怪诞，《故事新编》中的怪诞艺术表现方法的运用, 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愿望, 而更多的则取决于生活本身。社会是人的所有关系的总和, 这当中也许会产生许多始料未及, 超出人们意愿和理智范围的奇特现象。文学中的怪诞是揭示这种社会生活的奥秘。1.深层文化心理语境中的“ 一” 对“ 多”的外结构模式A.行动元的价值指向向深层掘进所谓行动元, 就是推动故事向前进发的内在驱动力。一个角色可以成为一个行动元,也可以成为多个行动元, 而多个角色有时也只能构成一个行动元。º 对立的行动元之间构成矛盾冲突。然而《呐喊)(仿徨》却显现 出另一种截然不同景观。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外在紧张, 亦没有柳暗花明的曲折, 散漫的日常生活场景流淌着浓郁的原汁气息展现于我们面前。只有细细地品尝, 我们才能感受到故事深处的内在紧张, 这是一种灵魂的无意识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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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模式出于消遣的目的和其它种种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行动元往往被构筑为单一对立的矛盾冲突, 因而其结构大多便呈现为“一”对“ 一”的线性平面构架。《呐喊》《仿徨》的故事行动元采取的则是一种“ 一”对“ 多”的结构形态。先觉者的现代意识及其存在权利、弱小者的奴隶资格和封建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的正常人性是“ 一” , 封建传统文化是“ 多”。1叙述者主体意识支配下的 内部结构方式在《呐喊》《仿徨》中, 由于故事的“ 一”对“ 多” 的向心立体架构, 多种矛盾都失去了延展的势能, 矛盾之间的并列互补关系使之无法构成自身运转的具有强烈消遣功能的故事链, 这意味着故事自足性的极大消解, 叙述者的结构功能因而也便显得意义非凡。第一,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使小说在故事层面上以更为经济的篇幅容纳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容, 同时也使“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也难以实现。第二,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也为对故事价值蕴含的发掘、提升进而构筑一个更富于主体独创性的意蕴空间立下了汗马功劳。不难看出, 由于外结构模式的变革, 内结构方式的引进及其强化内外结构的相互叠印使《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获得了古典小说无法比拟的深广度, 创作主体精神结构的渗入更是古典小说中见所未见。正由于此, 当代研究者们对《呐喊》《仿徨》主题学层面的研究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向度: 一是王富仁先生的“ 镜子”论;一是汪晖先生的历史“ 中间物”意识论。前者侧重于文本的外部结构研究, 后者侧重于文本的内部结构研究。综合这两种研究成果亦可证明叙事结构的内外变革大大地拓展了《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 从而从一个方面为《呐喊)(仿徨》的现代艺术品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