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新常态是什么和不是什么[5篇范文]

第一篇：习近平谈新常态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江治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导读：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摘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建设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协，【关键词】社会治理，以基层群众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江治强①

【摘 要】基层社会治理是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区层面，在农村主要是乡镇、村层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建设需要在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机制、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载体的基层民主实践得以长足发展，并在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囿于诸多原因，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良性机制的构建仍处于瓶颈状态。探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并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无疑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一、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

社会治理作为一股思潮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究竟何为社会治理并无一致认识。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②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学者俞可

平认为，“治理”主要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不仅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按照上述释义，可见“治理”主要存在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中，与“统治”相比，“治理”更多地注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治理主体与被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这一点看，“治理”的实质是对公共事务决策权的制度安排，也是对传统政府绝对强权的一种挑战。治理理论产生于对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认识。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一种假设：人类需要的演变和发展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从二元分立，愈趋发展为交叉互补的关系。尤其到了20 世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持续碰撞中形成了一个中间场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这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反映人类共同需要，从而在整体上和长远上，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二是在公共场域中，江治强（1976年－），男，山东潍坊人，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二室主任，副研究员。②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１４７号，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邮编１００７２１；电话：*** ② 转引自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年第1 期, 第22 页。

国家权力的“统治”和全面渗透有可能出现代理失灵或权力寻租问题，因而社会自治权的崛起呼吁对国家行政权的限制；三是这个领域的公共事务单纯放手交给社会，既有可能陷入“奥尔森困境”，也有可能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扩展秩序的形成将造成社会公平的损失，甚至会带来社会自治权与国家统治权之间的对抗。社会治理理论的提出就在于解决在公共场域如何协调“社会制约权力”和“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的良性互动问题。在治理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将有利于对政府的理性行为施加约束，使之适应公益性的责任要求，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利益均衡与良性互动的桥梁，从而有利于公共事务效率的改进。

二、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基本形势

在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场域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基层”，即在城市主要是街道、社区层面，在农村主要是乡镇、村层面。长期以来，在中央集权模式下，国家权力在基层全面渗透，形成了国家权力层层下移并依托乡镇（街道）政权、企事业单位和高度行政化的基层自治组织运作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国在持续推进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社会自主空间日益扩大，社会力量的民间化也日益明显，社会主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按照社会的、经济的原则而不是政治的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这一“社会”崛起的趋势正在呼吁在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扩大社会参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动力。这种动力显然来自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碰撞与扭合。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正在推进的政社分开与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使国家权力从基层事务中逐步收缩，基层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的权责边界逐步清晰，同时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趋势仍未根本改变，乡镇（街道）基层政府负担仍然偏重，行政职责普遍存在向城乡社区转嫁。界定基层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使行政权与自治权实现良性互动仍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重大任务。

其二，社会自治组织、民间组织蓬勃发展，进入到社会治理框架内的治理主体更为多元，各类社会组织迅速产生，由此提升了人们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性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但是社会组织发育相对滞后，同时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富有公信力的社会志愿机制尚未形成，尚不足以承担政府剥离的社会职能，也不具备协同政府扩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推进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培育具有与政府组织同等能力的社会组织，成为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

其三，基层治理中政府承担有限责任，国家保障基层群众依法享有自治权，基层自治开启了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通道，同时，基层民主实践中仍然存在群众权利意识不足、基层民主流于形式等问题，基层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在发展社区公共服务、村改居、城镇化等过程中通过左右选举、与市场化主体合谋等方式侵害群众利益，以及垄断、占据和挥霍基层群众所有的公共资源，已造成基层社会矛盾丛生。基层治理机制的形成，必须考虑如何扩大群众的自愿参与，使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基层群众利益之间建立内在根本联系，以此调动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四，城乡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对人口控制的放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等城市边缘群体被排除在城市的主流生活和属地化的社区管理体制之外，特别是一些城市中的“城中村”处于城市管理体制的“真空”地带，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和各类社会保障服务，这些城市“边缘人”作为公民该享有却无法享有，同时也被动地放弃了合法的基层民主政治权利；同时农村人口流出地造成的“空壳村”也使基层民主实践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尚未有现成的制度安排予以有效应对。

三、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构建的总体构想 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所谓基层治理机制，是指在当前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下，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由政府与社会合作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的一种组织协调机制。

基层治理机制的良性运行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基层实施有限的行政管理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广泛参与性的基层民主实践使公共事务纳入协商民主决策程序；基层各类社会力量在规范、协调和服务的过程中发挥基于自身功能的作用。从社会协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机制体系应当包括四项相互关联的内容： 第一，居民公共需求整合机制。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是对社区居民公共诉求的回应。只有整合个体意义上的公民的公共诉求，才能实现将社会公众从治理的客体转变为治理的主体。公共诉求的整合在于使个体的、分散的基层群众诉求，通过向正式制度和组织的输入，从而转化为由不同治理主体解决的公共议题。诉求整合机制的构成要素包括：一是依法保障基层群众理性合法表达诉求的权利，建立需求反馈系统，使辖区任何公民都有公共需求、合法权益的表达权，尤其是利益相关方和常住流动人口的诉求能纳入公共决策程序；二是建立评估系统。基层自治组织将汇聚、筛选后的诉求信息进行需求分析，确定需求类型和程度，并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协商决策；三是基层政府机构和党组织在整合社会利益方面发挥导向与引导作用，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反映群众诉求、规范自身行为的有效载体。

第二，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公共事务关涉社区居民共同利益，对于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问题和公共需求，应先找到各方利益的共同点，以形成群众共同的意见。兼顾各方的公共利益的形成，需要社区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谈判、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即所谓民主协商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由民主听证制度、协商对话制度、民主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成，这些不同制度通过自治组织的支持和相关制度的配套实施，形成规范有序的协商决策程序，以此成为基层治理的目标和准则。第三，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机制。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需要不同治理主体之间达成协作机制。协同治理的理想化模式是，政府以追求社会稳定为直接目标，运用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资源，在社区层面实施基本行政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行政管理事务由相应行政管理机构承担，并通过职能整合的综合性行政机构在提供服务中实施管理；基层自治组织通过反馈信息、反映民意诉求等方式，协助行政管理在基层落实，但不承担具体行政政策的执行责任，而是在宪法框架下，组织群众以民主的方式协商解决基层公共事务；村社范围的公共服务，对属于政府职责的基本公共服务，则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对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重在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社会参与，以市场化方式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不同治理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和行动在参与、处理基层公共事务的动态互动过程中达成彼此协作。基层政府机构与自治组织之间主要是功能互补性协作，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包括市场组织）之间主要是管理性协作，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主要是契约性协作。不同治理主体的协作共治机制就在不同治理主体寻求角色和功能实现的过程中，通过权力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方式动态形成。第四，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在对基层政府应担负的职责和公共服务性质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针对公共服务的不同性质建立相应的供给模式。政府行政事务与社区居委会的职责相分离，行政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由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负责；凡城区、街道、乡镇职责范围内基层公共服务事项，不得向基层自治组织或社区组织延伸和转嫁；自治组织和社区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和公共服务事项，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或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由公共财政确保业务经费和工作经费。社区公共服务推行“一站式”服务，并注重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经营，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共同参与社区服务评估，监督社区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根据上述单项机制设计思路，从公共需求的识别、整合到公共决策的达成，再到治理主体责任分担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形成，构成了一个基层治理机制循环系统，而实现这一系统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结构功能整合的成效。

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第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职责明晰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一是科学界定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应当对不合理的政府职能设置进行优化调整，使县级以下基层政府切实承担面向公众提供经济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职能，尤其需要弱化县级政府和街道目前所承担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职能，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同时将基层政府不应承担和可以不承担的事务推向市场和社会。二是增强乡镇街道行政管理权。从便于加强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适当将县区政府掌管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使乡镇、街道从原来只注重“抓事务、抓收费、抓应付上级检查”，向解决实际问题和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下放到乡镇、街道的事权应精当适度，同时既要解决一些地方机构臃肿、人员超编的问题，又要解决有些地方工作力量不足、职能不到位的问题。三是理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城乡自治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按照精简“条条”、理顺“块块”的原则，减少或取消与县（区）级政府职能部门对应的乡镇（街道）部门，推行大部门制，整合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和上级职能部门在基层的行政性延伸部门，避免机构重复、多头管理，提高行政资源整合化程度；妥善解决街道办职能与社区职能高度重叠的问题。四是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通过合理区分行政管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事业，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行政与公益性的事务，要强化政府职能，经营性的，要逐步推向市场。有些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向市场购买服务等方式，让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第二，培育独立的社会治理主体。中国具有为数众多的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只有这些社会组织成为群众参与的“组织者”、群众诉求的“反映者”、公共事务的“决策者”，担当起社区“当家人”角色，社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形成。当前应当坚持放权、规范、引导的原则，切实解决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不够、社会组织参与性不足的问题。

一是增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和自治能力。加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建设，首要的是通过立法及政治改革进一步改变行政权力侵蚀自治权力的问题。应限定政府的行政权，建立行政权不能干预自治权的监督、考核机制；增强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贯彻执行的强制力，防止用行政手段干预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和随意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指标和指令性任务。同时要增强自治行为的法律约束，规范自治权和自治边界，真正尊重和保障居民的自治权。特别是应当授予社区公共资源由社区民主协商解决权，在达成了一致意见和保证公平的基础上，鼓励基层自治组织动员社区资源，逐步提高依靠自身获得资源的能力；同时政府应当采取“费随事转”的方式转移部分资源给基层自治组织，使基层自治组织在承担政府转移职能中获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相应资源。要明确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保证村委会的选举和日常运作真正体现村民的意愿。二是培育独立而具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自主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自发秩序的形成所不可或缺的组织载体。社会组织要在组织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从根本上推进“去行政化”变革，使其实现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的社会实体。应当在分类管理的前提下，全面推行社会组织取消业务主管部门，采取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推进社会组织与行政部门脱钩，禁止行政人员在社会组织内任职，消除社会组织的官办色彩，理清社会组织与政府权力边界。对于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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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习近平新常态”的应该、必须与本来

“习近平新常态”的应该、必须与本来

2014-11-15 09:35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新常态”，本来是总书记用于描述中国经济的一个词，可是近来越来越被“跨界”指称中国政治，一些媒体更是将其合二为一统称“习近平新常态”。这或许会引发一些讨论，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新常态，为什么又能够出现新常态。

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应该”状态反映的是对价值的坚守

一个社会决不只是人类自然本性的恣肆泛滥和丛林法则的简单博弈，人们发展经济、选择政治更看重的是通过经济政治的运行，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目标与价值追求。因而，围绕特定目标和追求而呈现出来的经济作为与政治努力就是该社会的“应该”状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伟大的梦想，新常态反映的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

我们以经济新常态为例。告别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了调整盘点、稳中求进的状态。很多人对中国经济这一新常态很不适应，当作是力不从心的无奈之举。其实不然，以今日中国经济之实力，再来一个4万亿甚至8万亿的经济刺激都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样一件饮鸩止渴的事情呢？经济新常态恰恰表明中国在“经济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上弄清楚了。

经济应该求“好”而不只是“快”，经济发展应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不仅仅是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能为最广大的民众所共享，而不是变为少数人积累财富要挟社会的工具，经济发展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未来，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这就是总书记所讲的，“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也是李克强总理以改革为主打的“强式改革”，而不是片面的财政货币刺激。

依靠财政宽松货币“放水”固然能维持一时的经济高增长，依靠廉价劳动力为世界打工也能换来天量的国际贸易顺差，但这不是持久之计。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经济附庸。我们可以引进技术，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关键技术还是要靠自己”；我们要善于运用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发展自己，可是一个大国尤其还是有独立政治形态追求的大国，没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是可以用贸易换回可口可乐、波音空客甚至大量的美元，但是不可能换回强大的国防、高端的产业、高素质的劳动者等大国之所以是大国的“标配”。而所有这些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的是工夫、是耐心、是坚守。

经济上的“应该”自然带来政治上的“应该”。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依法治国，从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到重申政党理想信念，让人民群众不仅形式上当家，更要事实上做主，中国政治新常态方兴未艾。“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总书记这番话就是对中国政治新常态最好的阐述。

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必须”状态体现的是对规律的遵循

大国复兴，应该做的事情很多，必须做的事情同样不少。“必须”体现的是对规律的遵循，无视规律一厢情愿、漠视规律得过且过是大国复兴的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克服不良现象，必须化解深层矛盾，必须守住身份认同，政治新常态在这些方面同样是可圈可点：

——打铁先得自身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先进优秀是底线要求，也是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但这些年来一些政党成员信仰丧失、作风萎靡、行为腐化已有蔓延之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不仅政党自身战斗力丧失，社会认同也会消失，长期执政就无从谈起。于是，以雷霆万钧的反腐败从严治党，就成为政治新常态的第一幕。

——改革不能变成少数人攫取财富的狂欢，不着眼于共同富裕的改革没有前途；改革不能让阶层固化、群体隔阂。如何才能重整改革形象，积聚改革共识？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必须的。

——人类社会越走向现代化，身份认同的问题越凸显。人类社会的技术也许是普适的，西方社会的汽车是四个轮子，东方社会的汽车没有必要刻意用三个轮子。但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价值却不是也不能普适，否则就是现代流水生产线上的“标准品”。那么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标注“这一个”，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湮没了自己、丧失了自我，守住、呵护并发扬自己的文化基因、价值源泉、精神家园就成为一种必须。只有保持了精神独立，经济、政治独立才有了坚实的基础，经济政治才会真正独立。总书记曲阜访孔府、北京讲孔子，世界各国谈文化，正是要把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通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现代中国找到证明自己、说明自己的“软实力”。新常态是中国社会的“本来”状态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接续

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解读“习近平新常态”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新”上。新领导、新作为、新气象当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习近平新常态”要义关键在“常”。我们之所以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到两年时间的作为、面貌、气象冠之以“新常态”，就是因为这些作为、面貌、气象与中国共产党奋斗90多年、执政60多年、改革30多年的作为、面貌、气象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就是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本来”状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接着做”。

在强力反腐败，打老虎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方面，我们可以听到当年毛泽东从严惩处刘青山张子善的回响；在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方面，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邓小平当年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的坚毅身影；风生水起的生态文明、自信从容的经济新常态更是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硕果。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前辈手中接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接力棒，更把他们的精神与意志、努力与作为“当作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关于这一点，我们重温总书记的两篇讲话会理解得更深入。

十八大后的这两年，正逢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和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总书记都作了重要讲话。对于毛泽东，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对于邓小平，他概括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这“三大灵魂”、“六大品格”确实是两代伟人最突出的标志，但我们细细品味，认真观察，这又何尝不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勉与期许，践履与遵循？

通过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保有中国精神的独立性，在十八大报告里写入“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等，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称为新常态，那么恐怕更多的是一代接着一代做的“常”，是寓常于新的表述、作为与姿态。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把这样一种应该、必须、本来的状态视为“新”呢？再光彩夺目的宝珠，不勤于打扫也会蒙上灰尘失去光芒；再先进优秀的群体，不保持自省也会犯无心之过。至于少数人更会通过“反常”来获取不公平正义的特殊利益，而且日子久了“反常”会变为“正常”，潜规则大行其道，伪道理甚嚣尘上，恶作为肆无忌惮。在这个时候，“常”倒反而有些新鲜和陌生了。这也提醒我们，今日中国社会在守“常”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至于称之为“习近平新常态”，其实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对新常态所体现出来的自警、自尊、自信、自强等希望与信念的认同与呼唤，而习近平正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给了中国社会这样一种希望与信念。

第三篇：半月刊时谈：立足新常态 奋起新作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万口网箱下东江”……地处湘江上游、罗霄山脉西麓的湖南省资兴市，曾因资源富集而成为湖南经济最发达的县域之一，一度有“煤 都”“林海”“电城”之称。然而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注定了资兴繁华落尽之后的艰涩与阵痛。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已然成为资兴发展的不二选择。情势所迫 必须转型

宽阔的马路，郁郁葱葱的植被，干净整洁的门店，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是资兴市留给记者的印象，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煤尘漫天飞舞。“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转型是被迫的。”资兴市委书记陈荣伟说。

资兴以煤闻名，境内探明的煤炭储量约为1.3亿吨，其开采历史可追溯至晚清，故有“百年煤都”的称号。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资兴煤炭年产340万 吨，达到最高峰。“当年资兴全部矿业人口占总人口40%以上，煤炭及其相关联产业财政收入多年占据财政总收入的50%以上。”资兴市发改局干部郭振辉说。

上世纪80年代，资兴矿区就有了电影院、篮球场，热闹非凡。煤炭集中的三都镇，一度有5个火车站。“当地的小伙子很好找对象，因为外地姑娘一听有5个火车站，觉得肯定是个大地方。”

然而，2000年以来，资兴煤炭日益枯竭，当地相继关闭了44家国有及乡镇煤矿，煤及相关产业生产总值及财政收入比鼎盛时期降幅超过50%。

曾经因煤而兴的资兴，随着资源枯竭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数万职工吃低保，维稳压力大，社会保障负担重，矿区出现了33平方公里的地下采空区、48平方公里的地面沉陷区，区内生存环境极度恶化。

除了煤炭，东江湖是资兴的另外一张名片。东江湖是国家“六五”重点能源工程东江水电站的蓄水库，湖水清澈，青山叠翠，风光旖旎，水质达国家一级饮用水标准，承担着为长株潭等多个城市供应饮用水的责任。因库容相当于半个洞庭湖，也有“南洞庭”的美誉。

然而，就是如此风景秀美的宝地，却因为移民以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造成人水矛盾十分突出。

“煤炭和山水是资兴最宝贵的两大资源，很遗憾，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没有珍惜好，还引发了不少矛盾，若再不转型，资兴难有未来。”陈荣伟说。转型就得忍痛割爱

“那时开钨矿，每天几十万元进账，数钱时手都没感觉了。”唐社善曾经是东江湖畔一个钨矿老板，最“辉煌”时每年纳税上千万元，但2011年在保护东江湖的行动中，他的钨矿被关闭了。2013年10月，在政府支持下，唐社善用开钨矿赚的钱投资农业，带领101户社员成立了东江名寨红茶专业合作社，发展茶叶基地近3000亩。

唐社善所在的滁口镇，依山傍水，风景秀美，境内拥有丰富的钨、锡、钼、铅、锌等矿产资源，其中白钨储量亚洲第一，世界第四。“这里的钨矿不深，开采成本低，利润高，就像印钞机。”郭振辉说。

可是，这些“印钞机”却位于东江湖上游，大量开矿洗矿，直接污染一湖清水。“保护好东江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资兴市市长贺遵庆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东江湖保护逐渐成为资兴市的“一号工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号召渔民网箱养鱼，提出„万口网箱下东江‟，现在正好反过来了，要求网箱„退水上岸‟。”回想起这些年资兴发展理念的变化，资兴市经信局副局长袁三仁颇为感慨。

2011年以来，东江湖周边有40多家矿业、水泥等企业被关闭，曾经壮观的网箱养鱼景象已不复存在。滁口镇2012年就关停了产销两旺的多家矿业公司，损失税收3000多万元;全镇网箱养鱼面积3.26万平方米，现已完成“网箱退水”面积达2.67万平方米。

陈荣伟说，资兴最大的财富就是生态、就是水。“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大家的观念都转过来了，实际上把这些资源保护好并利用好，才是最大的财富，才是最好的发展!”

立足山水美景，资兴提出了“旅游业振兴计划”，从2012年起，3年投资100亿元。目前，东江湖正在创建5A级景区，游客络绎不绝。“现在资兴第三产业占比四分之一以上，未来将推动东江湖的区域旅游向全域旅游发展。”贺遵庆说。在转型中实现接续发展

“一方面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积极培育接续替代产业。”陈荣伟说，这是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的转型之路。

产业转型并非全盘否定传统产业，当下资兴的发展仍离不开煤。煤还是过去的煤，不过资兴必须要换个“活法”。以前资兴的煤矿多，但“乱杂小”现象严重，粗放开采，污染严重。为此，资兴大力整合，煤矿由2007年的25家减少到目前的10家，矿产资源开始向优势企业集中。

同时，立足煤、延伸煤，建设 11个煤炭精深加工项目，2个煤炭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先后投入2.8亿元，完成了周源山煤矿全自动综采系统、兴通球团清洁生产等一批技改项目，增加煤产品 附加值。煤矿减少，效益却没减。资兴煤炭工业销售总产值不降反升，2014年煤炭工业销售总产值1.9亿元，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同比还增加了3.2%。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接续发展。近年来，资兴累计投入27亿多元，构建了“一区四园”的发展格局，为加快产业优化升级、集群发展构筑了良好的平台。在此基础上，资兴大量引进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电子信息、资源循环利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市长瞿海点评：

新常态下，百姓需求从过去的温饱转向环保，从生存转向生态。地方政府必须树立“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的理念。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不仅具有社会效 益，也有很大经济潜力。发展以“两型”为特质的环保产业，有助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兼顾环保和效益的新业态产业集群，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创业机 遇，为群众致富畅通渠道。(半月谈记者 张春保 丁文杰 陈文广)

义乌：小商品“线上线下融合”突围

电子商务的旋风一度让国内专业市场、实体店铺晕厥。作为全球最大、最有标志性意义的小商品专业市场，义乌小商品城遭受巨大冲击。在“更迭还是互补” 喧哗中，义乌人秉承当年“兴商建市”的吃苦、崇商精神，拥抱、运用互联网，开启了“线上线下融合”突围，谋求与各专业市场抱团取暖。

发展的新机遇往往就蕴藏在“危机”之中，也展现在主动而为的争取之间。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义新欧”班列始发地……义乌积极融入国家战略，成为新丝路的“新起点”。全力创建具有全球引领效应和标杆地位的新型专业市场，这是义乌的新目标。

并存加互补，专业市场再定位

浙江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中心，也是民营经济、专业市场的聚集区。“电商冲击”在这里比其他地方来得更为猛烈。杭州一年内两家沃尔玛超市关门、闻名全 国的武林女装街尽显萧条，温州、台州等地众多中小企业在电商冲击下消失……最近两年，受产品同质化、供过于求等结构性因素和电商冲击的共同影响，具有“经 济晴雨表”功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等众多专业商品市场陷入困顿乃至衰退之中。记者早前走访义乌小商品市场多个区域看到有空铺。“这几年生意不太好，到了年关，一些外地经营户都提早回家过年了。”一位商铺老板说。从事货运业务 的义乌扬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丽仙告诉记者，在电商冲击下，不少商户面临经营困难，但这也符合市场法则，过去那种“租个商铺就能赚钱”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了。

义乌市场经过这几年的转型探索，出现了经营主体两极分化，一些经营能力差的主体跟不上转型步伐，经营相当困难，有鉴于此，为保持市场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小商品城对不少商户的租金进行了50%以上的让利。“这几年日子并不是太好过，传统制造业中的一部分企业已经走到尽头了”，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曾任省工商局局长的郑宇民说，“还有一部分专业市场也将走到尽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规律，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

摆在众多专业市场、实体店铺面前的一个问题是：究竟电商对实体是一种颠覆式的更迭还是某种程度的互补?电商大潮初来之时，的确有不少人不以为意，但没想到近两年影响如此之深，接着又有人认为电商是替代性、更迭式的，实体市场“必死无疑”。

随着电商与实体从对抗走向融合，市场对两种形态的商业方式做出了“并存加互补”的选择。义乌小商品城处在风口浪尖，在压力之下积极拥抱互联网，对专业市场做了重新定位，决心以互补、融合的思维联结电商与实体。正是理念的转变，让义乌小商品市场在新形势下为专业市场引路。从小商品城到“义乌购”

面对电子商务扑面而来的冲击，义乌的应对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记者采访了解到，义乌电子商务发展最早在1998年，由商城集团与义乌电信联合 创建的“商城信息”网站，此后多番试水，电商网站也经历多次更名、改版，最终于2012年10月重组为“义乌购”正式上线运营，并于2013年10月开通 国际站。这14年之中，阿里巴巴、京东商城、唯品会等电商平台，无一不从当初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变成了业界巨擘。

在这样的背景下，“义乌购”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和传统电商不同，„义乌购‟坚持实体店入驻，线上线下真正融合”，“义乌购”总经理王建军告诉记 者，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户实名认证完成率达到98%以上，电商平台总商品数达到305万，网站在线总交易额达15亿元，通过“义乌购”线上询单达成的 撮合交易额已超过150亿元。

这是一个属于小商品城商户自己的电商平台，它的边界清晰、线上线下一体，既可展示、也可交易，相当于为各级各类批发商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秉持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理念，“义乌购”在2014年初还启动了全球“合计划”。据悉，该计划分为海外市场合作以及全国专业市场对接两种模式，为合作伙伴建立专业市 场电子商务网站并对接义乌市场。目前总计签约44家，签约总营业面积约1800万平方米，总商位约20.6万间。

“可控、可信、可溯源”的诚信交易保障体系确实让不少市场商户尝到了甜头。只有高中文化的义乌市易阳窗帘装饰工艺品厂商户魏煌兰说：“我们的客户过 去主要是俄罗斯人，前段时间卢布大贬值，本来我们要吃大亏，幸好在„义乌购‟平台上新增了欧美等国客户，弥补了30%的损失。在网上洽谈的外贸公司一看我 们有实体店，来采购就放心很多。”

小商品集团董事局主席金方平表示，为进一步激发活力，“义乌购”引入战略投资者，争取通过三年努力打造成千亿级电商平台。今年打算以“义乌中国小商 品城”驰名商标认定为契机，通过实体市场走出去、“义乌购”信息化覆盖、构建内部物流体系三个步骤，构建一个以诚信为根本，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蛛网式” 市场大平台。

“义新欧”开启新征程

除了线上线下融合突围，义乌还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成为新丝路的“新起点”，开启更高水平、货物信息一体“走出去”的新征程。

2014年11月18日，从“全球最大超市”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始发，运载82个标箱出口小商品的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出发，奔向13052公里 之外的西班牙马德里市。这意味着中国义乌至西班牙马德里的“义新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开通，这是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的重大突 破。“义新欧”(义乌-马德里)铁路班列，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国，最后到达西班牙马德里，穿越7个国家，几乎横贯整个欧洲，是所有中欧班列中最长的一条。

金丽仙告诉记者，“义新欧”班列开通，为货物运输提供了一个全新渠道，特别是一些时间要求紧的客户可以选择铁路运输。第一趟“义新欧”班列开通后，反响很大，2015年1月18日开行的第二趟“义新欧”出现了“一柜难求”局面。“客户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现在就希望这条班列能常态化运行，为小商品出 口欧洲开辟一条全新的安全、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为义乌小商品的展示、出口提供新机遇。” 金丽仙说。

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表示，“义新欧”中欧班列具有所运送中国商品元素鲜明、辐射范围广、货源支撑强劲、综合运输成本较低等优势和特点，未来发展潜力巨大，这是中国梦与世界梦交融的一条新丝路，将有效促进浙江乃至全国商品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商品更好地汇聚浙江，推动义乌市场向“买全 球、卖全球”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点评：

过去，义乌在不沿边不靠海的情况下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现在，虽遭遇到电子商务的巨大挑战，但与生俱来的危机感、苦干精神和天生的商业基因，再加上奋起作为努力对接国家战略的远见，必将让义乌在互联网时代再创新辉煌。

第四篇：习近平谈调查研究

谈谈调查研究

习近平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中央党校学习培训的都是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党校不少班次都有专题调查研究的教学安排。现在到了年终岁末，各地各部门都要总结今年的工作，谋划明年的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很有必要。

一、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得到纠正而又继续胜利前进。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

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经常走出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因为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本身就是领导干部分析和解决问题本领的重要反映，也是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反映。领导干部不论阅历多么丰富，不论从事哪一方面工作，都应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

为什么对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要强调“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呢？一是因为我们所肩负的任务是不断变化的，原有的任务完成了，新的任务又摆到了面前，又需要重新学习和调查研究。二是因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要不断地进行新老交替和不断地调换工作岗位的，老干部离开了领导岗位，新一批干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要求加强和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二、学习和掌握正确方法，努力提高调查研究水平和成效 做好新形势下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应的对策，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服务。

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这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只有这样去调查

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

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有些干部，不是不了解情况，也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正视现实，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这些现象都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在调查研究中能不能、敢不敢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是党性问题。只有公而忘私，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要进一步营造和保持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鼓励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把党内生活庸俗化。

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从目前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看，有调查不够的问题，也有研究不够的问

这是很有道理的。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该通过什么调研程序决策的事项，就要严格执行相关调研程序，不能嫌麻烦、图省事。对本地区、本部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问题，应坚持做到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提交讨论的重要决策方案，应该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有的要有不同决策方案作比较。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出台，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要在建立、完善落实重大项目、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真正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调查研究，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拿出对工作全局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调研报告。为什么要强调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呢？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党同志就当时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都参与了调研，结果很快就形成了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

实地考察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情况，解决了一批影响和制约地方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发现和总结了许多基层党建新经验，结交了普通百姓朋友，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同时也发现了一批优秀人才。今年8月以来，中央宣传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在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大批编辑记者深入基层蹲点调研、采访写作，采写的新闻报道令人耳目一新，在了解基层实际、反映群众意愿、树立良好形象、推动具体工作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浙江省嘉善县从2008年起，每年分批选派近200名部门中层干部到基层单位开展为期3个月的蹲点调研，采取“菜单式点题”、“承诺式蹲点”和“全程式联挂”等形式，组织机关干部集中下基层开展服务、调研活动。3年来，参与调研的干部每年都提出了一批好的工作建议，并为基层和群众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办了不少实事，群众赞誉“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又回来了”。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央机关和地方还有不少。以上这些做法，都有助于了解实际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发现和解决问题、密切党群关系，值得学习和借鉴。

（这是习近平同志2011年11月16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本报发表时作了文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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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习近平谈抗洪救灾

习近平谈抗洪救灾

---总书记做好当前防汛抗洪抢险救灾重要讲话引起受灾地干群强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０日电 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总书记做好当前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重要讲话引起受灾地干群强烈反响新华社记者

正在宁夏考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专门就做好当前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前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形势非常严峻、任务非常繁重，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进一步行动起来，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抗洪抢险一线干部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指战员中产生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面对当前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的严峻挑战，要勇于担当，突出防御重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抓紧谋划灾后建设。

经过一天一夜紧张抢险救援，大暴雨形成的巨大洪峰终于从河南省安阳市穿境而过，城市安全暂时有了保障。安阳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指导员候俊杰站在崔家桥镇高庄村齐腰深的水里，通过高塔对讲机，正嗓音沙哑地汇报救灾情况。他说，“习主席指示，要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我们要继续冲锋在前，敢打硬仗，继续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受连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目前，汉北河部分地势较低的河堤已经漫溢，防汛形势极为严峻。在湖北省天门市胡市镇政府的防汛抗洪前线指挥部指挥的天门市市长吴锦说：“人民财产、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一定落实好总书记指示精神，首先要把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湖北天门市胡市镇公议村党支部书记尹铜祥说，虽然连续奋战很累，但防汛是天大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责任制就是一级一级将自己的责任落实到位。作为最基层的干部，就是要将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执行到位，确保该转移的村民一个不落，确保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湖南省华容县“头顶长江水，脚踩洞庭波”，境内水网密布，向来是我国南方地区防汛抗洪的主战场之一，在今年的洪水中，华容县水位高涨，多处堤防出现险情，部分堤防出现溃口。华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张志宏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指导当前防汛抗洪救灾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作为“十年九涝”的洞庭湖腹地，要进一步做好科学精准预报，化被动为主动，做好防汛抗洪的各项准备。

面对当前汛情，要突出防御重点，确保大江大河重要地方、大中型水库、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水利厅厅长詹晓安说，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具有针对性，指出了当前防汛抗洪的重点，涵盖了防汛救灾的方方面面。对于基层怎么打好打赢这场防汛抗洪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也让基层干部群众备受鼓舞，更加有信心。

中部战区空降兵某师副政委朱建军带着３００名官兵一接到命令，就连夜赶到汉北河大堤，于２０日凌晨到达指定位置执行任务。他说，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我们的任务是按照上级部署抢筑子堤，一层一层压实责任，力争做到水涨堤高，确保不辱使命。

安阳市殷都区铁西艺校家属院内灯火通明，铁西路办事处和文源社区的工作人员正与辖区的１００多位居民一道挑灯夜战。全国人大代表、文源社区书记赵红霞说：“安阳遭灾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关心我们群众。习总书记要求真诚关心和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我们自己要动起手来，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力争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因遭受连续暴雨袭击，湖南省第三大河流资江的水位暴涨，资江岸边的桃江县浮邱山乡是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浮邱山乡乡长夏薇说，总书记提出要谋划好灾后水利建设，对我们非常具有指导意义。根据习总书记的指示，灾后重建一方面要对水利、道路、堤坝等水毁工程尽快进行修复整治，同时对一些长期以来薄弱环节的“顽疾”进行根治，从而在长远上能应对今后的大暴雨、大洪水。另一方面，要组织好受灾群众的生产自救，政府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和临时救济资金。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要发挥好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尽可能地帮助身边的群众，带领群众重建家园。

武警湖南总队直属支队战士吴建波说，武警官兵将发扬“９８抗洪”的优良传统，在防洪救灾中发挥主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深化军民一心的关系。在抗洪中，统一听从防汛联合指挥部的调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灾后重建中，做好清淤扫障等工作，哪里任务最重就去哪里，把老百姓损失降到最低。老百姓渡过难关了，武警官兵的辛苦就值得了。

湖南欧江岔镇欧江岔村种粮大户王立清说，目前全村绝大部分稻田都已被水淹了好几天，产量至少减半。王立清告诉记者，总书记的讲话让基层农民感受到了党中央对灾区的关心，非常温暖。总书记提出要谋划好灾后水利重建，对于粮农来说，这是以后生产的命根子，只要抓好下一步的水利重建，就非常有信心尽快恢复生产。

习近平就做好当前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强调 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继续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