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数量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第一篇：同胞数量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同胞数量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摘 要：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女性影响较大，对男性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在国家强调教育公平的时期，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较小；在强调效率的时期，性别差异较大。在农村，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要高于城镇。从同胞构成来看，对女性教育获得影响最大的是弟的数量。研究表明，同胞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家庭预算约束和性别偏好。

关键词：同胞数量；教育获得；性别偏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3-0019-11

Abstract：Gender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effects of sibship size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sibship has stronger negative effect on female’s education but

it’s effect on male’s educ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statistically.During the period emphasizing educational equality，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s of sibship size is small，while it becomes larger during the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The gender difference is much larger for rural residents than for urban residents.Given the sibship structure，the negative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re stronger for female，particularly when there are younger brothers.The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s of siblings are mainly due to family’s budget constraints and son preference.Keywords：sibship siz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gender difference

一、引言

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作为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直受到社会分层研究的关注[1]。对我国的经验研究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分析宏观的制度政策变化对不同性别群体教育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教育性别平等变化的趋势和程度，与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强调平等的时期，教育性别平等化会增强，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期，教育的性别平等化趋势则减缓，甚至不平等会加大[2-3]。也有研究分析某个具体的政策对教育性别平等化的影响，如研究发现高校扩招从整体上改变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机会结构，增加了女性的相对教育机会[4]。另一个思路是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家庭条件的变化对教育水平的影响。张俊森等发现，家庭背景（家庭收入和父母文化程度）对女孩的教育水平影响更大，主要原因是贫困家庭中女孩的教育更易受到经济状况的约束[5]。

除了家庭背景，同胞数量作为家庭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影响子代的教育水平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6-7]。由于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制度环境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研究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对我国的经验事实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也可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主流的实证研究发现，同胞的数量对个体教育获得有负面作用，对此最有影响的解释是资源稀释假说。该假说认为，家庭资源包括非物质资源和物质资源，前者主要指父母的时间、和小孩的情感交流等，物质资源主要包括父母在小孩教育上的投资和提供的学习环境。随着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每个小孩能够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从而影响他们的教育水平[8-9]。第二个解释是群集理论（the confluence theory）。该理论认为，某个特定的儿童所处的家庭智商环境是父母和兄弟姐妹人数的平均水平，因此兄弟姐妹人数越多，对个人教育水平的负面影响就越大。根据该理论，出生顺序对教育获得也有作用，早出生的小孩所处的家庭智商环境就要比晚出生的小孩优越，从而教育程度更高[10]。第三个解释是，父母决定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本身是一个内生的权衡过程。也就是说，父母在决定子女数时，可能同时考虑他们拥有的资源以及对子女教育程度的期望，即有一个我们未能观测到的变量“父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期望”同时影响了兄弟姐妹个数和个体教育水平，从而导致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估计是有偏的，不是真实的因果关系[11]。第四个解释是谢宇等在研究中国台湾地区的代际教育流动时提出的。他拓展了资源稀释假说，认为家庭资源不仅包括父母的资源，也包括未婚子女给家庭带来的资源。在重男轻女的文化中，父母往往牺牲年长孩子（特别是女孩）的教育机会，通过她们对家庭的贡献来帮助弟弟妹妹完成更多的教育，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兄弟姐妹的个数、构成和出生的间隔等对男孩和女孩的影响是不同的[12]。

已有研究表明，同胞数量和同胞结构都对个体教育水平产生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对男女有明显的不同。

二、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研究同胞数量对男女性别教育水平影响的不同，进一步研究中还涉及同胞结构，这就需要我们从多个维度来分析教育的性别不平等。

第一个维度是总的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差异。一般来说，如果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家庭资源没有预算约束，父母不会有性别偏好，这是发达国家家庭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是大部分家庭的重要支出，在对多个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父母就会有一个取舍和轻重的态度。父母在教育投资时的性别偏好，主要还是基于成本收益的经济考虑。在我国，由于女性和男性的生理特点不同，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等原因，女性的平均工资要低于男性。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农村父母年老后基本上是依靠子女养老，而在我国的文化中，男性主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对儿子的教育投资可以获得终生的长期回报，因此父母大多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加偏重对男孩的教育投资，男性教育水平受同胞数量的影响较小。由此，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在性别间存在差异。

第二个维度是考察在不同的出生队列，同胞数量对男女教育水平的影响差异。根据贝克尔（Becker）和索伦（Solon）的理论模型，孩子的教育水平是家庭教育投资和政府教育投资之和的函数[13-15]。如果政府加大教育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家庭资源在教育投资上的预算约束。和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这几十年经济社会制度变化剧烈，不同时期的宏观政策影响了家庭资源的可得性和资源的分配，因此不同时期出生的孩子受到政策的影响是不同的。我国的教育发展一直是服从于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总的来看，教育政策在不同时期追求教育平等和效率的侧重点不同[2]。在注重平等的时期，政府会大量增加教育的供给，降低各级教育的入学门槛，使得教育机会在不同群体上分配比较平等，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水平影响较小，从而男女教育获得的差异较小，这主要体现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1978年以后，我国教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加注重教育投资的效率，因此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变大，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也变大。虽然把这几十年我国教育政策的目标分为追求平等和效率这两个类别过于简单，但对本文的分析来说，确实抓住了政策变迁的主线。本文根据这一思想，根据出生年份和小学的入学时间，我们把样本分为五组，进一步考察不同时期的教育政策对男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据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对于不同的出生队列，同胞数量对男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不同。

第三个维度是分析教育的性别差异在城市和农村是否不同。由于户籍制度限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教育水平呈现巨大的差异。根据2012年CFPS的调查，全国15岁及以上的样本中，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年，非农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城乡差距为3.6年。农业人口的学历主要分布于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学历越高，农业人口的比例越少。而且城乡之间在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分性别来看，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城乡差异为4.0年，比男性受教育水平的城乡差异高0.9年[16]。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在农村比城市更加严重。同胞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家庭预算约束和父母性别偏好。当预算约束减小时，可以预计家庭资源在男女之间的分配更加平均。在我国，城镇居民的经济条件要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为此在城镇居民家庭中同胞数量影响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居民家庭。因此，我们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同胞数量影响的性别差异在农村比城市更大。

第四个维度考察同胞的结构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国外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同胞数量以后，孩子的性别和出生顺序变得不再重要[17]。比如，从同胞的性别来看，他们假定，对一个孩子来说，有一个哥哥或一个姐姐对其教育的影响是相同的；从出生顺序来看，他们假定，对一个孩子来说，有一个哥哥或一个弟弟对其的教育影响也相同。但我国和发达国家情况不同。对于第一个假定，我们凭经验知道，对于一个女孩，一个姐姐对其教育的影响一般小于一个哥哥对其教育的影响，这实际上是父母在多个孩子教育投资上性别偏好的反映。国外文献认为出生顺序没有影响，暗含的假定是，家庭资源对孩子的教育获得是外生的、固定不变的[17]。但在中国的背景下，家庭资源还包括代内的资源转移，由于受到家庭预算的约束，父母经常牺牲年长孩子的教育机会，要求他们提早工作来对弟弟妹妹提供资助。在男性偏好的条件下，有弟弟的姐姐在家庭中就处于教育获得最不利的位置。我们把同胞数量进一步区分为兄弟数和姐妹数；再进一步区分为兄、弟、姐、妹数，来考察同胞的性别结构和出生顺序的教育效应。因此，我们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4：从同胞结构来看，兄弟数和姐妹数对男性的教育影响很小，但对女性影响都很大。对女性而言，和兄、姐、妹相比，弟的数量对其教育的负面影响最大。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1.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是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8）。该调查运用四阶段分层抽样，覆盖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搜集了被访者教育获得经历和家庭背景等信息。样本范围包括除宁夏、青海、西藏三个省（自治区）以外的内地其他地区共计6000名18岁以上的城乡居民。

2.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被访者的受教育年数。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该变量反映了对教育的投资。问卷中报告了被访者回答的受教育年限和最高教育程度，我们根据这两个问项，统一换算成教育年数

通过比较被访者回答的教育年数和用最高教育程度转换过来的受教育年数（即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本科=16年等），两者的相关系数等于0.9519，因此被访者对受教育年数的回答是可靠的，考虑到多元线性回归的因变量是定距变量，而用最高教育程度转换过来的受教育年数取值相对较少，因此用被访者回答的受教育年数作分析更好[16]。样本中有一位被访者没有报告其受教育年限和最高教育程度，我们根据该样本的年龄和其他信息，将其教育程度替换为0。

自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同胞数量、父母教育程度、民族、户口、父亲职业地位、受访者小学入学年龄所处时期、地区等。核心自变量为同胞数量，为了考察同胞结构的影响，我们把同胞数量进一步划分为兄弟数、姐妹数；兄、弟、姐、妹的数量。问卷报告的同胞数量取值范围在0-12，在统计分析时，将大于等于5个的个案都赋值为5，以降低极少数的极端值对模型估计的影响[3]。

我们将父母的教育程度转换为教育年数，并取其中较高的教育年限，反映家庭文化背景对子代教育水平的影响[18]。汉族普遍比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要高，我们加入了一个以少数民族作为参照组的虚拟变量，来控制民族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户籍歧视，出生时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在教育获得上比农村户籍的居民有优势，所以我们按照出生时的户籍状态设立了一个户口的虚拟变量。除了父母的文化背景，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一个人的教育获得也发挥重要作用，由于问卷中没有报告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收入，我们用该时间父亲的职业地位来代替，划分为四类职业。我们把14岁时父亲“全职就业”且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定义为“管理和技术人员”，将非农就业中的产业工人定义为“产业工人”，将非农就业中的非管理技术人员和非产业工人定义为“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人员”，最后将“全业务农”、“兼业务农”等其他就业状态统一界定为“务农”也有研究者依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将父亲的职业进行编码

[3，21]，由于问卷中该题项的缺失值较多，并且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对我国并不太适用，因此本文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而是参考李春玲和吴愈晓的处理方法将众多类别的父亲职业简化为管理和技术人员、办事员和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民四类[19-20]。由于该变量仅是一个控制变量，因此这种划分不会对分析结果有大的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会受到国家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影响，运用截面数据分析宏观政策对个体教育影响的一个困难在于，个体的教育历程会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无法确定个体在教育历程中哪个政策对其教育水平影响最大。一般来说，家庭环境对个人教

育获得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个人求学的早期，因为家庭一旦做出教育决策，就很难收回

[7]。

因此宏观政策对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是集中于个体接受教育的早期阶段。我们按照7岁开始上小学计算，据出生年份把样本人群分为五组：①出生队列1（1946年之前出生）；②出生队列2（1947-1957年出生）；③出生队列3（1958-1965年出生）；④出生队列4（1966-1972年出生）；⑤出生队列5（1973年及以后出生）出生队列1的群体最晚在1965年考大学，不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出生队列2群体接受小学或初中时遇到基础教育大跃进，高考入学年龄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生队列3群体高考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后；出生队列4群体初中以后的教育就没有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并且处在强调效率的改革开放初期；出生队列5群体1986年及以后升入初中，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影响。详细说明请见郑磊的论文[21]。[13]。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东部的教育水平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因此在文章中加入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控制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3.方法

我们利用OLS方法估计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数据按照抽样概率进行加权。CGSS 2008的数据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PSU，区/县）抽取了60个家庭户的60个被访者，因此数据在区/县层面存在聚集，这会导致OLS估计系数的标准误产生偏误。为此，我们用调查估计方法对样本权数和聚类标准误统一进行了调整

根据2008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按照性别和城乡这两个变量对样本进行加权；由于在抽样设计中第一阶段的PSU是从5个抽样框中抽取的，因此样本在第一阶段分为5层。但样本只报告了PSU信息，因此本文用一阶段分层抽样近似模拟实际的四阶段分层抽样（Stata11.0，Svyset命令帮助文件）。

四、实证分析结果

1.描述性统计

表2展示的是按照性别和同胞数量区分的中国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总的来说，男性的受教育年数高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在只有1个同胞的家庭中，男性受教育年限少于女性。但在未加权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中，该种情况下男性受教育年限要高于女性。无论男女，随着同胞数量的增加，受教育年限也都减少。此外，随着兄弟姐妹数的增加，男女的教育差距也在增大。女性在有两个同胞的家庭中平均比男性少接受0.8年教育，但在5个及以上同胞的家庭中她们比男性少接受1.6年教育。把同胞数量区分为兄弟数和姐妹数可以发现，随着兄弟数的增加，男性受教育年限减少，女性受教育年限也减少，但在5个及以上兄弟的家庭中，女性的受教育年限比3个兄弟数的家庭中受教育年限要高。随着姐妹数的增加，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受教育年限都在减少。

2.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

表3中模型A报告的是同胞数量和其他解释变量对总体教育获得影响的估计。可以看出，同胞数量每增加1个，个人平均教育年限减少0.16年，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男性比女性的教育年限平均多1.12年，反映了女性在教育获得上处在不利地位。父母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会使小孩教育程度平均增加0.24年，反映了家庭文化背景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很大。相对父亲的职业为务农而言，14岁时父亲拥有全职的管理或技术工作使子代教育平均多1.2年。从出生队列变量来看，相对于出生队列1，其他四个队列的平均教育年限都有明显提高（出生队列2不显著），其中教育年限提高最多的是出生队列5（即1973年及以后出生的），比出生队列1人口（1946年及以前出生）增加了2.35年。反映了这几十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全民的教育程度。由于我国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比西部地区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多0.8年。

模型B的解释变量和模型A相同，为了考察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影响的不同，我们估计了同胞数量和性别交互项系数的大小。可以看出，虽然同胞数量对男性平均教育年限的影响符号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但对女性，每增加1个同胞会减少0.35年教育年限，统计上高度显著。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1，即同胞数量增加会降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在我国该负面影响主要集中于女性，男性教育受同胞数量影响很小。

3.同胞的性别结构和长幼构成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

模型C把同胞数量区分为兄弟数和姐妹数，从性别构成的角度分析它们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可以看出，兄弟数和姐妹数对男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且数值很小；而兄弟数和姐妹数对女性教育获得都有显著负影响，但影响的大小不同。每增加1个兄弟数会减少女性的教育年限0.34年，而每增加1个姐妹的数量则会减少女性教育年限0.24年。

模型D进一步把同胞数量区分为兄、弟、姐、妹四种类型，考察他们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兄、弟、姐、妹这四种类型的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都没有统计上的影响；但他们对女性的教育获得都有显著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每增加1个兄的数量，会减少女性教育年限0.23年；每增加1个弟的数量，会减少女性教育年限0.46年；每增加1个姐的数量会减少女性教育年限0.2年；每增加1个妹的数量，会减少女性教育年限0.28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弟的数量，并且统计上十分显著（p<0.001）。表4的结果支持了假设4，即同胞中的兄、弟、姐、妹对男性教育获得都没有影响，但对女性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弟的数量。谢宇等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父母往往牺牲年长孩子的教育机会，让他们提早工作来资助年幼孩子的教育[12]。由于中国父母的男孩偏好，他们一般牺牲姐姐的教育来资助弟弟的教育，这反映了家庭资源不仅包括父母的资源，也包括家庭内部的资源流动。这个解释对中国大陆地区同样是适用的。

4.在不同队列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

我们按照7岁开始上小学计算，据出生年份把样本人群分为五组：①出生队列1（1946年之前出生）；②出生队列2（1947-1957年出生）；③出生队列3（1958-1965年出生）；④出生队列4（1966-1972年出生）；⑤出生队列5（1973年及以后出生），见表5。出生队列1的人口接受教育的时期是我国经济教育水平非常低的时期，人们接受教育的经济价值很低，同胞数量对家庭资源的稀释作用很小。虽然女性的系数在统计上也显著（p<0.05），但男性和女性系数的差异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证明同胞效应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没有差异。出生队列2的人口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正赶上我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教育大规模的扩张。这两个特殊时期教育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的教育扩张，降低入学的考试门槛和学费支出，来保证教育的平等。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各个层级的入学率都显著提高，从1957年到1959年，小学净入学率从62%上升到80%，初中入学率从44%上升到62%，高中入学率也有显著提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目标，各级教育都几乎是免费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到1976年和1977年，农村的初中和高中入学率分别达到了90%和70%[18]。家庭对个人教育的影响很小，因此同胞效应在男女性别上都不显著。出生队列3的人口接受教育的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之间，因此家庭资源对个人教育的影响开始显现。出生队列4和出生队列5的人口的教育经历主要处在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期间，家庭资源对个人教育获得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主要原因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国家从大规模、较低教育质量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向了竞争性的、较高教育质量的教育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财政分权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制在农村，县、乡和村分别负责当地的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教育投入；在城市，区和县分别负责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投入。由于各地特别是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教育投入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在贫困农村地区，由于当地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教育支出的缺口很大程度上由农村家庭来承担。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小孩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明显提高。国家政策的变动影响了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选择。数据分析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这两个队列中，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都没有影响，但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非常显著，反映了父母在经济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即在男性的教育回报率较高的现实条件下，父母为了保证男孩的教育水平，不得不牺牲女孩的教育机会。总的来看，在五个出生队列中，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但对女性的影响都非常显著（除了在我国教育非常规扩张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越强调效率的时期，同胞数量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也越大。

5.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户籍差异

表6揭示了在城市和农村户籍下，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差异。可以看出，对于出生时拥有城镇户口的人，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没有统计上的影响，但对于女性而言，每增加1个同胞，教育获得减少0.32年；对农村户籍的人，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同样没有统计上的影响，但对女性来说，每增加1个同胞，教育获得减少0.36年。由此可见，相对城市女性在教育获得上的不利地位，农村女性的不利地位更甚。这就支持了假设3。主要原因是城市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好，在教育投资时受家庭预算的约束较少，对女性的教育歧视就更低。而农村家庭经济受预算约束较强，为了保证男孩的教育，就不得不牺牲女孩更多的教育机会。

6.同胞数量和结构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性别差异的统计检验

为了检验同胞数量（构成）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是否相同，我们把模型B到模型F中的同胞数量（构成）的估计系数统一放在表7中。表7的第2列反映的是同胞数量（构成）对男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大小，第3列是同胞数量（构成）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大小，第4列报告的是两者是否相等的t检验结果，第5列报告的是同胞效应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是否相同的总体F检验结果。从模型B到模型F，t检验和F检验结果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表明同胞数量（不同的同胞结构）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都是统计显著的。模型组F中的两个回归方程的t检验结果都显著，表明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都是显著的。对于模型组E，可以发现在出生队列1和出生队列2这两组，男女性别系数的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的影响没有差异，反映了在教育的经济价值很低和国家大规模的教育扩张这两种情况下，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很低和家庭资源对子女受教育作用很小。从出生队列3至出生队列5，男性和女性系数的差异都在统计上十分显著（男性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同胞效应主要体现在女性，对男性没有影响。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研究同胞数量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文章分析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源稀释理论，即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越多，每个孩子获得的资源就越少，接受的教育水平就越低。国外的实证研究一般都支持这个结论。但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背景方面有几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几十年间我国的宏观政策变动剧烈，对家庭资源的获得和内部分配都有很大的影响。二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家庭在教育投资时还面临经济预算的约束，因此在对多个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就面临一个取舍或投资力度的不同。三是在我国养老保障体制还不健全的条件下，大部分父母主要依靠儿子养老，从而在教育投资上表现出特有的男孩偏好。我国和发达国家在背景上的这些差异，使得同胞数量（和结构）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获得的影响就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特点。

总的来看，我国同胞数量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但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在国家教育大规模扩张或特别强调公平的时期，家庭资源（同胞数量等）对女性教育水平的影响会减弱。相对城镇居民，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较差，受经济预算的约束更大，因此在农村，同胞数量对女性的教育水平影响更大。从兄、弟、姐、妹的构成来看，弟弟对女性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最大，反映了父母为了保证年幼孩子，特别是儿子的教育，往往要求年长的姐姐牺牲教育机会，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家庭作出贡献，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和以往的研究发现不同，本文发现年轻队列中同胞数量对女性教育获得的负面效应要大于年长队列，并且男女间的教育差距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根据经验，随着兄弟姐妹的减少，教育扩展带来更多的教育机会，家庭在教育上的投资更加宽裕，家庭不必牺牲女孩的教育机会，同胞数量对女性教育机会的影响会越来越弱。对此，我们提出的一个解释是，虽然教育扩张带来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但同时我国教育成本，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也大幅度上涨，家庭面临的经济约束并没有减少；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出现短缺，熟练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上升，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不少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鼓励女孩出去打工。总的来说，同胞数量对男女教育获得影响的机制，主要还是父母在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在比较教育成本和收益的条件下做出的一个理性选择，所以本文的结论也支持了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理论[13-14]。

本文实证研究方法上的最大问题是内生性问题。已有研究发现，孩子的数量和教育质量都是内生变量，他们都被无法观察到的父母喜好和家庭特征影响，因此同胞数量和教育获得的关系不是一种因果关系[22]。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法主要是用工具变量估计和面板数据。现在运用最多的工具变量是双胞胎。（李（Lee）针对亚洲国家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提出了以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识别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影响的工具变量）[23-24]，但我们没有双胞胎数据，并且CGSS 2008是一个截面数据，无法做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因此，本文揭示的同胞数量（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只能说是揭示了一种相关关系，不能做因果关系方向上的推断。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父母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权衡或许重要，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在我国，孩子长期被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尤其在农村地区是父母老年生活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父母不会有这种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的想法[7，11]。即使有这种权衡，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同胞数量对男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因此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的结论也不会有大的影响。当然，如果有合适的数据，对该问题进一步展开研究，真正找到二者的因果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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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队历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数量

中国队历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数量：

1、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金牌数：02、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金牌数：153、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金牌数： 54、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金牌数：165、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数：166、2000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金牌数：287、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金牌数：328、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金牌数：51

总计163块金牌9、2012年，第30届伦敦奥运会金牌数：

31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第三篇：数量与质量

关于党员质量问题的思考

乔培华 马振华

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党的活力的源泉。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需要一支数量可观的党员队伍。因为，没有一定数量的党员队伍，我们党自身就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就无法实现党的目标；没有一定数量的党员队伍，就不能实现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难以形成浩浩荡荡的现代化建设大军；没有一定数量的党员队伍，特别是没有一定数量的中坚分子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难以实现党的领导。

我们党在强调党员数量的同时，更注重党员的质量。因为党员的质量决定着党的性质、党的形象、党的战斗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及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那么，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呢？首先，要严格入党标准。严把入口是保持党员质量的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的质量标准不能降低，要把那些勇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必须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充实党的队伍，改善党员队伍结构，增强党的战斗力，这是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需要。

其次，要强化对党员的教育。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党员。对于广大党员一要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教育。通过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能力和政治敏锐性，从而增强工作中的科学性、原则性和预见性。二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要结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教育党员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正确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三要进行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教育。要针对党员模范作用不强的现象，教育我们的党员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薄名利、无私奉献的模范。四要进行爱党教育。教育党员增强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吸引力和战斗力。五要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党员教育的新路子，增强党员教育的针对性。

再次，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关键是建立和完善制度，包括“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联系群众的制度、交纳党费制度等。这些制度对提高党员质量是十分重要的，切不可流于形式。同时，必须加强对党员的监督。在监督过程中，要坚持党组织监督和党员群众监督相结合，坚持教育为主和严格执行纪律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纪检机关在维护党纪党风方面的作用。

最后，要严格净化党员队伍。敞开出口是解决党内组织不纯的重要手段。清除腐败分子要重拳出击，决不手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决不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努力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工作，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不合格党员的标准，使基层组织在进行党员评议、处置不合格党员时有章可循；要把握政策界限，讲究处置工作的原则性，要严格操作规程，注意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规范性。同时也要做好后进党员的转化工作，这部分人中除少数问题严重而又屡教不改的应该清除出党外，绝大多数要靠党内教育。

***说，抗战胜利时，全党只有120多万党员。毛主席在党的七大做题为《愚公移山》的报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全党上下众志成城，信心百倍，充满力量。现在，讲经济总量，中国已是世界第二；论党员人数，有8000多万党员，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拥有崇高威望，在世界上具有空前的国际地位。但我们也不可盲目乐观，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政党，并不是党员人数越多，力量就越大，关键还是要看党员的质量，看党员是不是“个顶个”，是否都能充分发挥作用，都有积极的群众影响。对于共产党来说，就要看是否都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否都能自觉地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风雨同舟，血肉相连；是否能抵制和反对腐败，尤其在市场环境下能出淤泥而不染；在选人用人上，能否尊重民意，发扬民主，选准用准干部，等等，这些都是党建方面的重大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党建是立党之本，中央历代领导人都做过重要论述，锦涛总书记也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好新形势下的发展党员工作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给研究所党的建设包括发展党员工作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近几年来，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按照党章中关于基层组织要“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的规定和中组部“坚持做好在生产、科研一线和优秀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的要求，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的发展党员工作，为保持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和保证了以科研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一、克服“把质量和数量对立起来”的倾向，增强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前些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些群众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求入党的积极性不高，写入党申请书的有所减少，而要求加入民主党派的有所增加；在职党员数量有所减少，离退休职工党员有所增加。“两增两减”的现象引起党委的重视和警觉。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响发展党员工作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少数党员特别是党委、支部骨干不能正确处理发展党员中质量与数量的关系，偏重于“保证质量”。为了端正认识，统一思想，我们多次召开党委会和支部书记会进行讨论，全面领会“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发展工作方针。不少同志谈到，发展党员质量和数量是辩证的统一，注重质量是对的，但决不能理解成发展不发展无所谓，发展多少无所谓。因为没有一定的数量作保证，质量也就无从谈起了。临近退休的支部书记傅玉珍同志联系研究所的现实深情地说，要求入党的越来越少，在职职工党员特别是科研一线党员越来越少的现象不能不令人忧虑，照此发展下去，在研究部建立党支部都成了困难，二十一世纪谁来接班都成了问题。经过认真分析，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保证研究所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培养跨世纪的合格接班人，就必须从源头抓起，以现在做起，努力使入党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壮大，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使命来完成。

为了把发展党员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党委作出了加强发展党员工作的决定。每年的党委工作要点都将

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部署，并抓好检查落实。每年的党委工作总结，发展党员情况也是对各支部讲评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党委重视，思想到位，措施得力，初步扭转了“两增两减”的被动局面，使发展党员工作逐步走上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轨道。据统计，1997年至今写入党申请书的同志有66名，发展新党员35名，并且质量是一致公认的，其中科研一线的23名，35岁以下的16名。

今年以来，通过深入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大家思想有了新的提高，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的自觉性更强了。在6月初举办的党务干部培训班上，不少同志谈到：科技工作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进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播者，肩负着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民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历史使命，因此，加大在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技骨干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力度，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改变“坐等上门、自然成熟”的做法，主动靠上去做工作

在发展党员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历了一个变“坐等上门”、“自然成熟”为主动出击、靠上去做工作的过程。开始，面对有些同志不愿入党的状况，有的党员甚至支委认为，入党是自愿的事，劝人家写入党申请书，那不是硬往党组织拉人吗？个别支部书记报怨：群众不申请，怎么做工作？党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坐等积极分子成熟的消极做法如不及时纠正，势必阻碍发展党员工作的正常开展，伤害申请入党同志的积极性，导致入党积极分子人数下降，发展工作出现停滞，使党组织不能及时吸收新鲜血液。为此，我们经常利用组织生活会、支部骨干培训等各种时机，学习发展党员工作的有关规定，引导大家正确处理入党自愿原则与积极进行教育、帮助的关系。终于使大家逐步转变了观念，主动从党员自身找原因，较好地实现了由积极分子找上门来“自然成熟”到党员走上门去“促其成熟”的转变。

为了帮助入党积极分子尽快提高素质，早日具备党员条件，我们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注意做经常的、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是实行联系责任制。从党委委员到支部委员，每人分工联系1-2名积极分子，保证每名积极分子有两名以上的联系人。党委委员重点联系研究部正副主任以上的非党骨干和青年科技骨干，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并在党委会上汇报培养帮助情况。各支部也给党员明确任务，要求每个同志与被联系人结成教育培养对子。

二是让导师育才又育人。所内40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有一半的项目负责人是党员，也是国际国内知名的专家，其中4名院士都是党员。党员专家是青年成就事业的导师，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其言行对他们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况且，许多党员专家的人生追求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会使青年“亲其师而信其道”，逐步向党组织靠拢。于是，党委和支部注意发挥党员专家的特殊作用，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工作。入党积极分子陈洪章在读博士期间一度认为只要集中精力搞好学习、工作就行了，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愿望不很迫切。为便于做工作，支部分工陈洪章的导师、研究员李佐虎作他的培养联系人，经过启发、教育和传帮带，陈洪章明白了“只有在党的旗帜下，个人的理想和才干才能得到完善和统一”的道理，于1998年7月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并于1999年底被批准入党。

三是让青年人帮青年人。同一时代的人，由于对许多事物的认识想法和兴趣爱好相同或相近，往往更容易沟通。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在发挥老同志作用的同时，让青年党员现身说法，产生了带头和示范效应。针对部分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研究生中存在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年轻的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青联副主席李静海和党委书记、院“杰出青年”刘会洲多次给年轻人作报告，介绍自己在国外学成回国，在国内有所作为的经历，使大家在国家整体利益中找到了个人价值的正确定位。自1997年以来，有十几位博士和硕士正是在青年党员的带动、影响下，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四是把工作做到心坎上。为了帮助入党积极分子尽快成长进步，党支部不仅在思想上教育，而且在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研究三支部书记姚建中在与积极分子潘贵全谈心时发现，小潘情绪一度比较消沉。原来是他一直干实验室的辅助工作，感到不受重视，不想在这儿干了。姚建中一方面给他讲正确对待分工的道理，另一方面又建议课题组负责人多给小潘一些参与重要课题的机会。不久，小潘当上了实验室的领

班。1998年他又被推荐为本所的在职博士生，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党组织的关怀，使小潘深受教育和鼓舞。

除此之外，我们注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利用纪念“七一”等时机宣扬优秀党员的事迹，树立勤政廉洁、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营造鲜明的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形象及氛围，对吸引先进青年入党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年6月30日，在所礼堂举办了“入党宣誓暨庆七一报告会”。为了扩大教育影响，除了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之外，邀请全所职工参加。会上，被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授予“优秀党员”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懿同志作了先进事迹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三、防止“临时突击、降低标准”的苗头，严把发展党员的质量关

近几年，由于强调注重在科研一线和青年中发展党员，而这些人员中写入党申请书的又相对较少，个别支部在发展党员中出现了标准不高、把关不严的苗头。有的党员说：现在的形势下，申请入党难能可贵，差不多就行了。对此，党委反复重申，注重在科研一线和青年中发展党员，是形势发展和研究所建设的客观需要，应当在发展党员中注意把握，但是无论发展什么人，都必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这个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严格把好“三个重要关口”：

第一是考察关。对每一个申请入党的同志，党支部都要对其思想觉悟、政治品质、现实表现、政治历史、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进行认真的考察了解，从中确定发展对象。同时，指定正式党员作为发展对象的培养联系人，定期听取发展对象的思想汇报，仔细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等全面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教育。我们专门在全所统一了《申请入党人员培养考核登记表》的填法，要求入党介绍人或负责培养考察的党员，定期如实填写，把重点放在政治立场、政治表现和入党动机上，严格把好政治关。去年，根据与“法轮功”邪教组织斗争的新情况，我们把发展对象对“法轮功”的态度增加为考察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是审批关。认真履行发展党员的组织程序和入党手续，是对申请入党者的一次实际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审查，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关口。发展对象基本成熟之后，正式发展之前，党支部都要采取多种形式，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入党介绍人指导他们填写入党志愿书，尔后由支委会研究，最后交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党委对接收新党员的党员大会非常重视，要求党委办公室必须派人参加，现场检查指导。各支部也都严肃认真地开好每次大会。会上不是光讲优点，唱赞歌，而是敢于打破情面，指名道姓地指出问题，体现了党内生活的特色，多次出现新党员流下激动泪水的感人场面。支部大会之后，党委在开会审批时十分慎重，不仅要听党委办公室的详细汇报，而且要听指派谈话人的意见，经集体讨论作出能否发展的决定。

第三是转正关。我们注意抓好预备党员的继续考察教育，通过严格组织生活，进行系统教育和分配一定工作等方法，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不足，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党性修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同时，要求预备党员坚持思想汇报制度，定期写自我鉴定。入党介绍人经常和预备党员谈心，对他们的思想品质、政治经历和现实思想变化和全面情况进行了解，并定期向支部汇报。待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严格办理转正手续，确保发展一个，合格一个，防止了“入党前拼命干，入党后松一半”现象的发生。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所在青年科技工作者中发展党员的工作逐步形成良性循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最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以“做好新形势下青年科技工作者党员发展工作”为题，介绍了我们的做法。目前，全所正在努力进入中科院第二期知识创新工程，无论是在平时的科研工作中，还是在争取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中，共产党员特别是一线青年党员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申请进入创新的22个课题组，有15名组长是党员，4名是入党积极分子。

（中共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委员会

破解农村党员发展难题 实现数量质量双突破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贵州遵义务川组织部 点击数：

310 更新时间：2008-12-25 近几年来，务川自治县认真坚持党员发展十六字方针，始终把发展农村党员作为一项突出任务，切实强化责任，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工作机制，有力破解了农村党员发展难题，实现了数量质量双突破。仅2007年，全县共培养入党积极分子953名，发展党员310名，比2006年同比增长51%。

（一）用责任制具体管理责任人，提高乡镇党委对农村党员发展工作重视程度。一是建立和落实了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明确了各党组织及班子成员发展党员职责和任务，乡镇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和组织人事干事是直接责任人，村党组织书记是具体责任人，做到用责任制管责任人，靠责任人带一班人，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格局，对连续两年未发展党员或未完成发展计划的村党组织书记给予取消评先选优和选拔任用资格；二坚持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乡镇党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述职的主要和考核依据，并把发展党员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乡镇党委书记履行基层组织建设责任述职的主要内容。2007年，我县在认真总结前三年党员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制定了三年规划和每年党员发展党员工作安排意见，对各乡（镇）党委发展党员的数量、质量、结构等提出了量化要求，并对113个村（居）明确了每年发展3-5名年轻党员的任务指标；三是建立了党员发展定期督促检查通报制度。把每年的7月份和11月份确定为“发展党员活动月”，集中预审，并通报各乡镇党委发展党员情况。2004年来，先后对没有发展党员的41个村党组织发出了预警通知书，对4人进行了诫勉谈话，对3个党组织进行了通报批评。

(二)用规范蓝本培训责任人，提高乡镇党委对发展党员工作熟练程度。一是每年举行一期村党（居）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培训班，编制发放《发展党员工作指南》，使各级党组织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了一个规范的蓝本；二是认真设计了总支活动记录本和支部活动记录本，有效解决了基层党组织有活动、无记录，有记录、不规范问题；三是严格兑现预审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三个制度。实行由县委组织部对全县发展新党员实行预审，有效防止了基层党组织突击发展党员问题，规范了入党程序和材料，对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履行职责不到位、弄虚作假或不按程序进行操作的各责任人，将进行诫勉谈话直至党纪处分。

（三）用严格程序要求责任人，提高乡镇党委对发展党员工作民主程度。一是把好标准关，坚持把政治思想素质放在首位，既不求全责备，又不降低要求，做到坚持标准，慎重发展，宁少勿滥，保证质量。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坚决封杀“关系党员”、“人情党员”等通过党内的不正之风发展上来的人员，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二是把好预审关。出台了《关于实行发展党员预审制和公示制的意见》，坚持发展党员六不审批制度，即：经支部讨论，达不到党员标准的不审批；培养教育不满一年以上的不审批；未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或考试成绩不合格的不审批；政审

材料不齐全的不审批；未经组织谈话的不审批；不符合入党程序的不审批。三是过好民主关，近年来，各级党组织注重从制度建设上加强对发展农村党员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发展党员公示制、民评民推制等制度，扩大发展党员工作的民主程度和透明度，提高新党员的群众公认度。同时，党支部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环节实行“公推制”，由党员和群众代表共同推荐积极分子人选，在研究前采取对外“公示”和党员进行“票决”，既确保新党员质量，又提高了党员发展的成功率。

(四)多措并举，不断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和发展农村新党员。一是强化措施，解决增强农村党组织凝聚力和号召力不强的问题。通过加强村级党组织班子建设，切实增强了党组织为民办事的能力，增进了广大党员的信任，让他们看到发展的希望；通过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促进了党员的经常性教育管理，调动了党员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和管理的积极性，切实增强了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二是注重引导，帮助农村青年志愿入党。在开展“五联五带”活动中，采取“一帮一”和“一对一”的方式，对青年农民进行思想引导，增强他们对党的认识，使他们相信党，跟党走，自觉把入党作为精神追求，并积极投身为人民服务。三是实施关爱，提高农村党员的政治待遇。建立了贫困党员帮扶制度，使农村贫困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心和爱护。建立病、逝党员村送花圈制度，对属离任党员村组干部的，还要以组织形式为其致悼词，对其功劳和贡献给予肯定。通过这些方式激发农村青年对党的向往和追求，提高他们入党积极性。四是坚持“党建带团建”。注意发挥团组织的作用，支持和指导团组织做好“推优”工作；五是建立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强化培养教育。坚持先培养后发展和边培养边发展的原则，建立和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各乡镇党委都建立了动态的不少于应发展数3倍以上的入党积极分子档案。同时，每年举办1—2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理论、经济、法律、科技及党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强化入党意识，彻底改变一些地方存在的不注意培养教育，而是“等待上门”的状况。六是突出重点，抓好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发展党员工作。我县近年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逐年递增，注重加强了对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引导，积极做好具有发展前途、综合素质好的在外务工经商青年的入党动员、思想教育工作，吸引优秀青年积极靠拢党组织，并正在探索在外出务工人员多的地方设立流动支部。

第四篇：社会心理语言学与英语言语行为性别差异

摘 要: 毕业论文范文言语行为性别差异是英语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语音等多方面对男女言语行为的差异进行了总结,并从 社会心理、社会地位和权力、个人心理、男女生理差别等四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 社会心理语言学;英语;言语行为;性别差异

人类社会是一个两性社会,男女在生理、心理方面的特点和差异早已得到公认,但男女双方在语言上的特点和差异,却是一个研究不多的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对性别语言的研究产生了兴趣。英语中男女言语行为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语调、语法、词汇及交谈等方面,了解这些差异,分析个中缘由,从多方面特别是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去探讨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英语语言的特点,掌握其中的规律,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1.男女言语行为差异

男性和女性在运用语言时存在着差异,在言语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多种差异。不同年龄阶段的男女言语行为有差异,处于同一心理年龄男女的言语行为亦是各不相同的。英语中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语音差异 研究表明,男女在音质、音调、发音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女性的平均音质高于男性,女性的清晰度更高,音响穿透力更远,音色更鲜明。女性发音的音调高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为经常地使用超高与超低调型。在发音方面,女性比男性清晰,男性比女性含混,“元气”比女性足,女性使用的语音形式更标准纯正[1](P180-181)。

男性和女性在使用同一种语言变体时,语音上有所不同,这是语言性别差异中最普遍的类型。如在美国英语的许多地域方言变体中,女性使用的元音通常比男性使用的元音更趋向于极端。这也就是说,她们所发的高元音比男子发的高元音舌位更高,她们所发的低元音比男子发的舌位更低。如果是前元音或后元音,女性发的元音也比男性的舌位更前或更后。此外,英美女性更喜欢使用逆序重音。

(2)语调差异 一般来讲,女性说话时多用升调,语调变化多而富有表现力,而男性讲话时多用降调,语调变化少。只有女性才经常使用一种“表现犹豫的特殊语调”

[2](P115),如当一个人问一位主妇“When will dinner be ready?”(饭什么时候能做好?)时,她很可能答道:“Oh...around six o clock?”(啊,大约是六点钟吧?)。这个句子本来是一个省略了部分句子成分的简单陈述句,按英语习惯应该用下降的语调。可女性说这句话时,常常使用出现在疑问句中的升调。

(3)语法差异 说英语的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附加疑问句,她们不直接说“John is here.”而说“John is here, isn’ t he?”即使当一位女子被问及仅有她自己才晓得答案的问题之时,她也有可能把答案变作问句形式说出。男性多用陈述句(即陈述句后面加上问号所构成的问句),或省略的特殊疑问句(即只用疑问代词或疑问副词所构成的问句)。男性与女性在运用被动语态时,使用“be”和“get”的频率不一样。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学过这两种形式: a.It was eaten by the children.b.It got eaten by the children.男性更常使用后者,也就是说男性使用“get”的频率高于女性。一般来说,女性的言语比男性显得客气一些,文雅一些。女性常用最有礼貌的复合祈使句(compound request),如某个说话人想让听话人把门关上,可采用下列句子之一: a.Close the door”b.“Please close the door”c.“Will you close the door”d.“Will you please close the door”e.“Won’ t you close the door”从对男女说话人的调查统计来看,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c、d,特别是e这种类型的句子。

(4)词汇差异 在英语中,指称某些颜色的词是女性专用的,如beige(米色), ecru(淡褐色), aquamarine(篮绿色), lavender(淡紫色), mauve(紫红色)等都是女性使用的词。一个男子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使用这些词就会受到嘲笑。

属于女性专用的形容词有adorable(极可爱的), charming(有魅力的), sweet(甜蜜的), lovely(可爱的), divine(好透了)等。英语中还有一些分别为男性或女性使用的感叹词。男子常用“damn”(该死),女子则常用“Oh dear”(哎呀),“shit”(讨厌),“Oh fudge”(胡说), goodness(天啊)等等。

女性在言语活动中喜欢使用情感词,如语气词、感叹词、夸张词,善于使用语言的表现手段和描绘手段,她们的言语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据研究,女性使用感叹词的频率恰好是男性的两倍,女性较男性更多地使用形容词和副词以及起强调作用的词语。男性更重视那些表达实在意义的实体词女性比男性更善于使用委婉语,不论在什么场合,女性都要比男性更多地使用委婉语。

此外,女性还喜欢使用闪避词(sort of, I guess, I think, you know),强势词语(so, very, really),礼貌语(you are so kind, please, thank you)等。

(5)交谈差异 在言语交际中,女性说话比男性更含蓄,带有明显的情感成分,不喜欢左右话题,表现出交谈的被动性,她们比男性更善于“倾听”,更倾向于提问和表示肯定或赞同,她们更常用““和厄”这类维持交流的叹词以及用“你们”和“我们”这类人称代词。女性的言语更雅致得体。女性比男性更注重言语的规范性,对各项语言规则更习惯于循规蹈矩。

在男女语言交谈中,男性一般处于主导地位,他们比女性更能控制谈话的主题,更能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的谈话主题更富于创新,他们不时打断别人的讲话,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争辩,以及不理睬对话人的意见,不时更换话题,而且他们说话的量较女性大

[4](P116)

[3](P214)。

。

以上现象反映出两性不同的社会取向:男性重视在公开场合表现自我以提高自身地位和声望,而女性则重视在非正式场合中与他人的交往,营造融洽和谐的人际氛围。

研究的多数结果证明,一般情况下,男性谈话时间占四分之三。不仅一般情况下女性比男性谈得少,就是在课堂里教师对女学生说的也比对男学生说得少。一些研究材料表明,大、中、小学的教师(无论男女)与男学生谈话的时间是与女学生谈话时间的三倍。教师对男学生提问多,谈话时间也长。如果把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等变异因素考虑在内,“女性使用的语言形式通常要比男性更接近于标准语,或是更接近于那些具有较高声望的形式”

[5](P155),或者说,她们更经常地使用这类形式。彼得·特鲁杰1968年夏天对英国诺里奇市方言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女性更多使用标准语,而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男性却更偏爱工人阶级的话语,因为工人阶级话语对男性来说具有有利的含义,而对女性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

赞扬是交谈中常见的一种谈话方式。调查发现,赞扬最常发生于女性之间,而较少发生于异性之间。女性习惯于使用加强正面意义的语言形式来赞扬他人,而男性恰好相反,他们喜欢使用削弱赞扬力量的语言形式。就话题而言,对外表的赞扬最受女性的欢迎,男性似乎更热衷于对理财能力发表赞扬。女性把赞扬看作是加深友谊和增进感情的积极交际手段;而男性则视之为赞者对被赞者的恩赐或威胁面子的行为。

对道歉的理解,男女亦有不同的看法。男性一般从自我出发,认为道歉是承认失败有损本人面子的行为,因而尽可能避免先使用;女性则更可能从他人出发,把道歉当作减轻或消除由冒犯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修复关系的礼貌行为。因此,道歉常发生于女性之间,而罕见于男性之间。男女对为何道歉,何时道歉和向谁道歉等问题的见解不同,因而产生了彼此不同的道歉模式2.差异的缘由

造成以上男女言语行为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个人心理因素以及生理因素构成了主要原因。

(1)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低下和权力有限造成了男女言语行为差异。自从人类由无阶级的原始母系社会发展到有阶级的父系社会以来,妇女由于在经济上依附于男子,没有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她们被迫十分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文化程度而言,总的来说女性比男性低,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妇女比例也比男性低。社会一方面限制女性活动范围,使她们的个人才能无从发挥,一方面又对她们的言语提出了一系列比对男子要苛刻得多的要求。女性在寄人篱下的情况下,只好努力争取在容貌、衣着、言语、仪态等方面给人以好的印象。相反,男性不在乎别人在这方面对自己有什么议论。因为他们的社会活动范围广泛,人们更加重视他们在工作、事业上表现出来的才

[6](P72-73)

。能。正因为不能用女性的职业或她们在事业上的成就去衡量她们,因此社会地位的其他标志,其中包括语言,相应地也就更加重要了。对女性来说,更需要在言语行为上和别的方面来表明和保障她们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妇女“身份意识较强”或爱慕虚荣的社会原因。由于上述原因,在语言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当某种语言形式向另一种社会威望更高的语言形式靠拢时,女性往往走在前面;如果语言变化不具这种向标准形式靠拢的性质,甚至是更加偏离标准语,妇女则倾向于比较保守。(2)社会心理因素 男女的言语行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心理因素制约的。男女在社会心理方面的差别,会影响他们对语言的态度,从而产生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社会印象认为,女性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必须使用文雅规范的语言,否则将是无教养的表现。而男性言语如果傲慢自负、盛气凌人、声大气粗、直言不讳则无可厚非。在某些地方,禁忌语和脏话仅仅可为成年男人使用,女人和孩子用了就会惨遭厄运,而社会也更能接受男子说粗鲁话的事实。男女均为社会的人,因此,在言语行为方面,“男性学着做男人,女性学着做女人”

[7](P318)

在西方社会中,有人认为造成语言性别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男性具有一种追求“潜在声望”的社会心理。通常情况下,语言的标准变体是社会声望最高的变体。因为它是日常口语的加工形式,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才能掌握,被看成是有文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能使用的语言变体。语言的非标准变体则往往和从事体力劳动、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相联系。可是这种非标准变体却会使人联想到体力劳动者通常所具备的强壮、粗鲁、直率等特征,这些特征又被认为是男子气概的表现。所以一些社会地位较高、有文化的男性宁愿放弃标准语的形式,采用非标准语的形式以获得这种标志男子气概的“潜在声望”。

教师发现,女孩子比男孩子使用非标准的动词短语形式的百分比要低3倍,有的男孩在他们自以为没人注意他们时,就以模仿女孩子的标准语形式互相取笑。这表明男性从儿童时代开始,就把语言的标准形式和“女人气”联系在一起,而认为非标准形式是男子气概的表现。不过,也有人(Shruy 1969)认为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对学校环境作出不同反映的结果。在英国的小学中,女性占优势是一种正常情况。女性价值(例如在学校中,传统上都强调要安静)在通常的教育中占了支配地位。男孩有可能比女孩在更大程度上对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教育采取否定的反映,从而也拒绝使用标准的语音形式,因为标准英语也是学校教给学生的价值系统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方面。

(3)个人心理因素 男女心理发展特点对语言的使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青春发育期以前,女性在理解人际关系、形成任务感和责任心等方面比男性成熟早,女性的心理年龄比男性要大一岁到一岁半。青春发育期后,男性敢于冒险,喜欢逞强,好称英雄,坚定果断,喜欢直截了当,对异性反映较强烈,但比较粗心,不太注重细节。而女性文静怯弱,温柔纤细,有柔弱感,情绪体验深刻,感情丰富细腻,礼貌友好,但强烈向往异性的支持、爱护和保护,优柔寡断,迟疑心重,气量不大,胆小怕事,缺乏自信。女性和男性不同的心理特点决定了在言语上会出现一些差异,尽管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上述女性喜欢使用情感词,与她们情感丰富,体验深刻有关;善用委婉语,言语温文尔雅与她们文静怯弱有关;不喜欢左右话题与她们依赖性强有关;喜欢使用反意问句与她们缺乏自信心、疑心重有关。

男女对于什么是友好的交谈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小学生讲话也显示出同样的性别倾向,女孩子看重亲密关系,而男孩子则更注重维持相互的地位关系。男女不同的社会地位也影响了她们的心理因素。由于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他们刻意尊奉的社会行为规范也有所不同,这种受社会因素左右的心理因素在言语行为上的体现就造成了男女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异(4)生理因素

男女的生理差别亦是造成言语行为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的声调一般比男性的高,这从解剖学可作出解释。因为女性的声带一般比较狭窄,声调自然也就比男性高。发音器官上的不同,必然导致男女在音质等方面的差异。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肺是呼吸气流的风箱,在肺活量上,女性一般没有男性大。由于各种生理原因,致使女性的发音没有男性的“元气”足。但是,生理的差异只是男女语音差别的物质条件,是否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则是由社会心理因素决定的。因为人们习惯认为,[8](P142)

。女性说话应该柔声细语,不能气粗声大,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即使“元气”较足的女性也不得不有意识地节制自己的音量,以获得较好的社会评价。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发现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差别无不左右着语言上的性别差异。两性间的社会地位差别越大、越固定,语言上的性别差异也就越大”

[9](P128)

。越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部落或农业社会,语言中性别差异也越是明显。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差异仍然存在,虽然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歧视”和偏见的烙印经过文化的提炼演变成了一种更为精致的形式强加在女性的身上, 毕业论文范文以至于从表面上看不出来。通过对言语的透视,我们可以发现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心理。随着社会情况的巨大变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女权的不断提高,英语中女性的一些特点会逐渐减少,男性与女性之间一些言语差异也许会逐渐消失,但基于男性和女性心理和生理的自然条件而具有的一些特征,不会那么容易消除,某些方面的特点也许会以变异的形式长期存在下去,这将赋予社会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以新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方芒.英语中男女语音差异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探微[J].吉首大学学报.2001(6).[2]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3]王德春,孙汝建,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4] Fasold, Ralph.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5]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6]李悦娥.女性,男性与礼教简介[J].当代语言学,2001,(1).[7] Wardhaugh, R.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inguistics [M].Oxford: Basil Blackwell Limited, 1986·

[8] Hudson, R.A.Sociolinguistics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9]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第五篇：历届奥运会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共）

奥运会是一项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你知道在历届奥运会中，我们中国一共获得了多少枚金牌吗?获得奥运会金牌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哪个?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历届奥运会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_历届奥运会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国家，欢迎参阅。

历届奥运会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

2016年第31届里约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_枚、银牌：_枚、铜牌：_枚，共计_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_名。

备注：此文发布于2016里约奥运会期间，所得奖牌种类及数量尚未确定。

2012年第30届伦敦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38枚、银牌：27枚、铜牌：23枚，共计88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2名。

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51枚、银牌：21枚、铜牌：28枚，共计100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1名。

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32枚、银牌：17枚、铜牌：14枚，共计63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2名。

2000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28枚、银牌：16枚、铜牌：15枚，共计59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3名。

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2枚，共计50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4名。

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6枚，共计54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4名。

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5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共计28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11名。

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获得金牌：15枚、银牌：8枚、铜牌：9枚，共计32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4名。

历届奥运会中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国家

美国是历届奥运会中获得金牌总数最多的国家，金牌总数为1022枚。另外，金牌总数位于第二名的是俄罗斯，总共591枚，德国位居第三名，总数为428枚。

除去还未开幕的2020东京奥运会，现代奥运会一共举办了31届。除了第6届、第12届和第13届奥运会没有参加之外，美国参加了其他28届奥运会。因为这几届奥运会因为一战和二战的原因没有举办。而我们只参加过13届奥运会，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9届奥运会。

从这一方面看，我们中国能够获得227枚奥运会金牌成绩，也算是后来居上了。

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

1932年7月29日，23岁的刘长春经过3个星期的海上颠簸，来到了美国洛杉矶。他是这次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中唯一的中国运动员。而在第二天(7月30日)下午，第10届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就开幕了。

刘长春当时中国跑得最快的人，他在1933年创造的100米10.7秒的全国纪录保持长达25年之久。刘长春原本是要参加100米、200米和400米比赛的。遗憾的是由于经过3个星期的海上颠簸，体力受到很大的影响，最终因为体力不支，仅参加了100米和200米比赛。这两个项目的比赛也没能晋级。

虽然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没有拿到名次，但他却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此外，刘长春还参加了1936年第11届奥运会柏林奥运会。刘长春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历届奥运会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