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

第一篇：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探讨安乐死这一死亡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

支持安乐死 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则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既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注释⑤）。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 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注释⑥）。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如果仅仅宣称拥有某项权利而不使这项权利变得实际可行那么所谓的权利只是口号式的权利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利。安乐死需要法律给患者这种尊严和自由的保障。安乐死也需要法律明确界定安乐死本身是基于完全自愿，以便与一些相近似的行为如无意愿安乐死等区分开来，以维护法治的秩序

例子：据当代商报报道，长沙市某单位的一名退休职工因为喉癌晚期，痛苦不堪，他希望能为自己进行安乐死，但是其家人和医院都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生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乐：疼痛与日俱增；家中的所有积蓄已然耗尽。20日，患者张建波在53岁生日时，选择了以 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病痛。

第二篇：企业文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企业文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笔者从事企业文化工作多年，常常有人带着一脸的疑惑，问起这样的问题：企业文化是什么？企业文化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企业到底需不需要企业文化？当然这也包括一些专业的企业文化从业人员，由此笔者深刻地意识到当今企业文化红红火火、如火如荼的热潮背后，的确存在着意识不到的危机。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在危言耸听，或许是在庸人自扰。面对如今的企业文化建设热潮，笔者作为一名企业文化从业人员没有感觉到任何欣喜，而是从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悲哀。为什么说是悲哀呢！看看目前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以及所发生的一切，细心的人就会发现企业文化变味了，的现在的企业文化已经不是真正“企业”的文化，而是企业的“文化”。尤其是一帮所谓的学者、专家把企业文化涂脂抹粉的费力打扮，今天来个企业文化溯根觅源热，明天又是企业文化谈玄说道热……结果是企业文化真的文化起来，变成了“阳春白雪”，变成了一帮文人骚客酒桌上的谈资，和一些企业家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一时间，企业文化真正的受众面——企业员工却无法理解和认识企业文化，从而失去了让我们认识到企业文化真正作用的目标。在这里，笔者强调一下：企业文化不应该一味搞“阳春白雪”的文化，更应该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下里巴人”的企业文化。如果本末倒置的话，我想我们的企业文化热潮恐怕只是浮眼烟云，不会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任何作用。

那么说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作用，以上这些人的疑问，在下认为他们对企业文化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根本没有从思想深处去领会和理解企业文化。即使有时候谈起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他们也会说出这样的理解：企业文化是企业通向21世纪国际市场高速公路的通行证。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也是肤浅的，没有从企业文化的根上去了解企业文化。要想真正地认识到企业文化功效，我想我们必须从企业文化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入手，科学、客观、公正地分析企业文化的作用。

结合笔者多年来研究企业文化的心得，同时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在下提出这样的论点“企业文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的论点呢？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按照市场发展规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回顾中国企业发展历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属于短期的经济时代，那时，中国的企业只要生产出产品，一般不大愁利润。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保持了25年的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从暴利走向微利甚至走向全行业亏损，再走向企业之间的整合，从而出现相对垄断，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够逃出这个规律。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我国加入WTO后，整个的商业环境和终端市场都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我们拆掉三堵墙：拆掉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墙，使过去只在国内市场的经营变为可以在国际市场经营；拆掉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墙以及中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墙，使企业竞争国际化、公开化；拆掉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墙，使部门与部门、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市场关系。而这一切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能否感知这些变化就是所有中国企业事实上都面临的问题。

那么，中国企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取得竞争优势并不是很难，难的是长期保持这种优势。如果说短期的优势可以凭借点子、概念、创意获得的话，那么长期优势则必须依靠企业文化。回想当年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的相声《点子牛》的热潮，一时间，华夏大地的“点子”热，有的企业追腥逐臭，把企业的身家性命压在所谓的点子上，结果又有几个点子让企业基业长青！这只是一处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而已，中国企业获得基业长青的根本还是在于又自己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只能满足一时之需，而“渔”却让企业有谋生的本钱。同样，“鱼”好比企业的产品，而“渔”则是企业文化。

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多活动是以人为中心运转的。比如管理靠的是某个“铁腕”领导，企业创新依靠某个人的灵感。这就相当于把企业的前途系在少数人的身上，他们个人的一举一动，比如跳槽、去世。都将给企业带来极大的动荡。相反，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应该将个人的决策转化为企业文化，即团队意识、核心竞争力等。比如，建立塑造企业精神、提升企业理念、打造企业共同价值观……这一切就好象一个人赋予其远大的目标和深邃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走向成功。没有思想和目标的人，最终走向毁灭，同样而言，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愚蠢的企业，是一个永远无法长大的企业。

在国外，很多日本、美国的企业中，它们的企业文化独具特色，而且创新层出不穷，并且其企业文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企业在国际市场尽领风骚，可以说这样的企业就是拥有现代化捕鱼设备的“渔”业巨头，市场中的鱼大多数被他们打捞过去。而我们的企业充其量也就是驾着一个破舢板，拉着一张小网，打捞人家剩下的小鱼小蟹，这不足以果腹。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果？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律都是从市场参与者到竞争者的阶段。其实，所谓市场竞争者有三类人：一类是领导者，领先者，游戏规则制定者，也就是所谓行业巨头，比如美国微软、通用、日本东芝、夏普等企业，在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主宰者。一类是竞争者，另一类是参与者，中国多数企业充其量是市场的参与者，有一部分可以做到竞争者的行列。所以价格战是中国企业通常做法。一旦宏观紧缩就没有其他竞争手段。深刻地反省一下，中国企业有多少企业是在管理的深层和核心竞争力及企业战略上下工夫，有多少企业能够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所以中国企业多数夭折在襁褓阶段，平均只有3岁，那么中国企业还拿什么谈成长和壮大。想想也真是可笑，我们的企业在吃完了自己盘子中的鱼以后，竟然忘记了捕鱼的方法，结果是活活的饿死。

而这些国际巨头，你却很难找到所谓的“核心”人物。相反，我们的很多企业，在某些人被“挖”走后，这个很快就陷入困境。这些企业的领导者真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对某个人要有这么强的依赖性。还回到“鱼”和“渔”的这个比喻中来。我们的企业是看到眼前肥美的鲜鱼，还是努力学会捕鱼方法，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诚然鱼自然很重要，可以解决一时之需，但是捕鱼技巧更重要，因为自己拥有再大的鱼、再多的鱼，也会有吃完的那一天。但是别人的捕鱼技巧会越来越好，必将在全球的市场中捕获更大、更多鲜美的鱼儿。

在企业文化建设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企业要绝对摒弃多少年来中华民族根深已久的小农主义思想，而应该放宽我们的视野，从实际工作出发，扎扎实实、实事求是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时下，有两种不良的走向，一是装神弄鬼的企业文化，一些企业把企业文化做成了没有血肉的“标本”，以最华丽的辞藻、最现代的意识、最昂贵的包装，整出一套“领导”文化或者“御用”文化，结果换来的只是企业文化虚假的外壳。我想这样的文化绝对不是我们企业文化工作者初衷，这样是在屠戮和糟践企业文化。二是扒皮吸髓的企业文化，一些人打着企业文化专家的幌子，对企业文化进行诊治，其实这样的江湖术士根本就不了解企业文化，实际上是在浪费企业的资产和人力之后，到头来，没有治病救人，反倒加速了企业病入膏肓进程，这样只是肥了个人，损了企业。

所以说，我们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明白企业建树企业文化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是停留在眼前能够为企业带来多少经济效益的——“鱼”，而是应该以长远的发展眼光，使企业文化发挥其自身功效，提升企业凝聚力、增强团队意识、塑造企业形象等诸多方面入手，教会企业掌握在全球市场中捕鱼的方法——“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也才有资格从哪些国际巨头的盘子里面分出一块蛋糕，否则的话，我们的企业只有的是那么留下的残羹剩饭，那样的话，这无疑就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悲哀。

同样而言，中国不应该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商和制造商，遍及全球的“MADE IN CHINA”不是我们所应该骄傲的，而是我们深刻反思和警醒的。中国的企业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同样也不能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

说道这里，我想起中国了一则古老“点石成金”的故事，一位神仙会点石成金之术，能够用手指将石头点成黄金。一次他下界想满足世间两个人的心愿，这两个人一个是乞丐，一个是富豪。他点出两块很大的石头分别给这两个人。乞丐非常满意的捧着金子就离开了，而哪个富豪却没有拿那块金子，神仙就问哪个富豪多少块金子可以满足他的心愿，哪个富豪回答到：“我想要你哪根点石成金的手指”。

虽然这则故事讽刺了哪个富豪的贪婪，但是这里我引用这则故事目的就是想说明，中国的企业对待企业文化建设不应该象乞丐那样，只满足眼前的金子，而是应该象哪个富豪一样，不要被眼前的金子所诱惑，只有得到了点石成金的手指，才能有更多黄金。

第三篇：企业文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企业文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笔者从事企业文化工作多年，常常有人带着一脸的疑惑，问起这样的问题：企业文化是什么？企业文化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企业到底需不需要企业文化？当然这也包括一些专业的企业文化从业人员，由此笔者深刻地意识到当今企业文化红红火火、如火如荼的热潮背后，的确存在着意识不到的危机。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在危言耸听，或许是在庸人自扰。面对如今的企业文化建设热潮，笔者作为一名企业文化从业人员没有感觉到任何欣喜，而是从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悲哀。为什么说是悲哀呢！看看目前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以及所发生的一切，细心的人就会发现企业文化变味了，的现在的企业文化已经不是真正“企业”的文化，而是企业的“文化”。尤其是一帮所谓的学者、专家把企业文化涂脂抹粉的费力打扮，今天来个企业文化溯根觅源热，明天又是企业文化谈玄说道热……结果是企业文化真的文化起来，变成了“阳春白雪”，变成了一帮文人骚客酒桌上的谈资，和一些企业家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一时间，企业文化真正的受众面——企业员工却无法理解和认识企业文化，从而失去了让我们认识到企业文化真正作用的目标。在这里，笔者强调一下：企业文化不应该一味搞“阳春白雪”的文化，更应该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下里巴人”的企业文化。如果本末倒置的话，我想我们的企业文化热潮恐怕只是浮眼烟云，不会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任何作

用。

那么说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作用，以上这些人的疑问，在下认为他们对企业文化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根本没有从思想深处去领会和理解企业文化。即使有时候谈起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他们也会说出这样的理解：企业文化是企业通向21世纪国际市场高速公路的通行证。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理解也是肤浅的，没有从企业文化的根上去了解企业文化。要想真正地认识到企业文化功效，我想我们必须从企业文化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入手，科学、客观、公正地分析企业文化的作用。

结合笔者多年来研究企业文化的心得，同时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在下提出这样的论点“企业文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的论点呢？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按照市场发展规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回顾中国企业发展历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属于短期的经济时代，那时，中国的企业只要生产出产品，一般不大愁利润。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保持了25年的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从暴利走向微利甚至走向全行业亏损，再走向企业之间的整合，从而出现相对垄断，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够逃出这个规律。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我国加入WTO后，整个的商业环境和

终端市场都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我们拆掉三堵墙：拆掉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墙，使过去只在国内市场的经营变为可以在国际市场经营；拆掉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墙以及中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墙，使企业竞争国际化、公开化；拆掉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墙，使部门与部门、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市场关系。而这一切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能否感知这些变化就是所有中国企业事实上都面临的问题。

那么，中国企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取得竞争优势并不是很难，难的是长期保持这种优势。如果说短期的优势可以凭借点子、概念、创意获得的话，那么长期优势则必须依靠企业文化。回想当年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的相声《点子牛》的热潮，一时间，华夏大地的“点子”热，有的企业追腥逐臭，把企业的身家性命压在所谓的点子上，结果又有几个点子让企业基业长青！这只是一处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而已，中国企业获得基业长青的根本还是在于又自己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只能满足一时之需，而“渔”却让企业有谋生的本钱。同样，“鱼”好比企业的产品，而“渔”则是企业文化。

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多活动是以人为中心运转的。比如管理靠的是某个“铁腕”领导，企业创新依靠某个人的灵感。这就相当于

把企业的前途系在少数人的身上，他们个人的一举一动，比如跳槽、去世。都将给企业带来极大的动荡。相反，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应该将个人的决策转化为企业文化，即团队意识、核心竞争力等。比如，建立塑造企业精神、提升企业理念、打造企业共同价值观……这一切就好象一个人赋予其远大的目标和深邃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走向成功。没有思想和目标的人，最终走向毁灭，同样而言，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愚蠢的企业，是一个永远无法长大的企业。

在国外，很多日本、美国的企业中，它们的企业文化独具特色，而且创新层出不穷，并且其企业文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企业在国际市场尽领风骚，可以说这样的企业就是拥有现代化捕鱼设备的“渔”业巨头，市场中的鱼大多数被他们打捞过去。而我们的企业充其量也就是驾着一个破舢板，拉着一张小网，打捞人家剩下的小鱼小蟹，这不足以果腹。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果？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律都是从市场参与者到竞争者的阶段。其实，所谓市场竞争者有三类人：一类是领导者，领先者，游戏规则制定者，也就是所谓行业巨头，比如美国微软、通用、日本东芝、夏普等企业，在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主宰者。一类是竞争者，另一类是参与者，中国多数企业充其量是市场的参与者，有一部分可以做到竞争者的行列。所以价格战是中国企业通常做法。一旦宏观紧缩就没有其他竞争手段。深刻地反省一下，中国企业有多少

企业是在管理的深层和核心竞争力及企业战略上下工夫，有多少企业能够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所以中国企业多数夭折在襁褓阶段，平均只有3岁，那么中国企业还拿什么谈成长和壮大。想想也真是可笑，我们的企业在吃完了自己盘子中的鱼以后，竟然忘记了捕鱼的方法，结果是活活的饿死。

而这些国际巨头，你却很难找到所谓的“核心”人物。相反，我们的很多企业，在某些人被“挖”走后，这个很快就陷入困境。这些企业的领导者真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对某个人要有这么强的依赖性。还回到“鱼”和“渔”的这个比喻中来。我们的企业是看到眼前肥美的鲜鱼，还是努力学会捕鱼方法，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诚然鱼自然很重要，可以解决一时之需，但是捕鱼技巧更重要，因为自己拥有再大的鱼、再多的鱼，也会有吃完的那一天。但是别人的捕鱼技巧会越来越好，必将在全球的市场中捕获更大、更多鲜美的鱼儿。

在企业文化建设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企业要绝对摒弃多少年来中华民族根深已久的小农主义思想，而应该放宽我们的视野，从实际工作出发，扎扎实实、实事求是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时下，有两种不良的走向，一是装神弄鬼的企业文化，一些企业把企业文化做成了没有血肉的“标本”，以最华丽的辞藻、最现代的意识、最昂贵的包装，整出一套“领导”文化或者“御用”文化，结果换来的只是企业文化虚假的外壳。我想这样的文化绝对不是我们企业文化工作者初衷，这样是

在屠戮和糟践企业文化。二是扒皮吸髓的企业文化，一些人打着企业文化专家的幌子，对企业文化进行诊治，其实这样的江湖术士根本就不了解企业文化，实际上是在浪费企业的资产和人力之后，到头来，没有治病救人，反倒加速了企业病入膏肓进程，这样只是肥了个人，损了企业。

所以说，我们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明白企业建树企业文化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是停留在眼前能够为企业带来多少经济效益的——“鱼”，而是应该以长远的发展眼光，使企业文化发挥其自身功效，提升企业凝聚力、增强团队意识、塑造企业形象等诸多方面入手，教会企业掌握在全球市场中捕鱼的方法——“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也才有资格从哪些国际巨头的盘子里面分出一块蛋糕，否则的话，我们的企业只有的是那么留下的残羹剩饭，那样的话，这无疑就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悲哀。

同样而言，中国不应该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商和制造商，遍及全球的“MADE IN CHINA”不是我们所应该骄傲的，而是我们深刻反思和警醒的。中国的企业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中华民族同样也不能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

说道这里，我想起中国了一则古老“点石成金”的故事，一位神仙会点石成金之术，能够用手指将石头点成黄金。一次他下界想满足世

间两个人的心愿，这两个人一个是乞丐，一个是富豪。他点出两块很大的石头分别给这两个人。乞丐非常满意的捧着金子就离开了，而哪个富豪却没有拿那块金子，神仙就问哪个富豪多少块金子可以满足他的心愿，哪个富豪回答到：“我想要你哪根点石成金的手指”。

虽然这则故事讽刺了哪个富豪的贪婪，但是这里我引用这则故事目的就是想说明，中国的企业对待企业文化建设不应该象乞丐那样，只满足眼前的金子，而是应该象哪个富豪一样，不要被眼前的金子所诱惑，只有得到了点石成金的手指，才能有更多黄金。

第四篇：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欲美文

有位工人师傅，在工厂里干铆工，工资不多，也就800元多一点。妻子下岗后，自己买了台小型豆汁机，在闹市街头给人家磨豆汁，一天也就挣个十块、八块的。夫妻俩没钱买楼房，带着女儿住在简易的、低矮的破瓦房里。他们省吃俭用，一个月的收入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离他们家不远处，刚建成一家文具超市。每个星期天，这位工人师傅都要领着他们的小女儿到这家文具超市里去转一圈。文具超市里的文具琳琅满目，非常精美，而且价格也不菲。女儿站在文具架前，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那些诱人的文具，脸上总是露出了非常羡慕、渴望的神情。

这位工人师傅带女儿来文具超市的头几次，售货员以为他们在为购买哪款文具而犹豫不定、取舍不决。但是，当她靠近这父女俩，热情地向他们讲解，推荐某一款的文具时，父女俩总是微笑着，不置可否。售货员对他们的行为深感困惑，随后摇摇头走开了，索性任由他们在那里观看。

自从这家文具超市开业几个月以来，这位工人师傅说不清带着女儿到这里来过多少次了。可是，在这家超市里，他从来没有为女儿买过一样文具。

离他们家不远处，还有一家本市最豪华的星级大酒店。这位工人师傅，也是经常带着他的女儿到大酒店里去玩耍。在这家大酒店的门厅里，他的女儿特别喜欢去坐那些宽大的沙发，小心翼翼地去感受它们的柔软、舒适与华贵。有时候，她还非常喜欢趴在沙发扶手上，专心致志地观看那些服务生热情地招呼客人，为客人们提供各种周到的服务；或者观看服务生靠在柜台上，一丝不苟地磨咖啡。

有一次，一名服务生终于忍不住了，好奇而又友善地问这位工人师傅：“不消费为何总带女儿来这里？”

工人师傅笑了笑，憨厚地说：“你问得很好，我们虽然没钱在这里消费，但是，我想给孩子一个希望，想让孩子知道世上有那么多的美好和富足等着自己去努力，去追求……”

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读了这位工人师傅和他女儿的故事后，这句俗语的外延应当有所扩展：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欲。

第五篇：安乐死亦称安死术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 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5页。）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 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 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注：石文亮：《试论安乐死立法》，《法律与医学》1995年第2期。）但也有学者持 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 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 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状态安乐化。”（注：冯秀云：《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 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 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 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 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注：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可谓古已有之。在西方，有些原始部落为了其 整体的生存和健康强盛，常把病人、老人击杀或埋葬，以此来减少病弱者的痛苦和部落的负 担。（注：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医生延长那些最终仍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伦理 的，并赞同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自己结束生命。斯巴达人为了保证士兵的健康和战斗力，也有处死有先天疾病或生理缺陷之新生儿的习俗。在东方诸国，尤其是受佛教影响的地方，崇尚人自然的死亡，“圆寂”、“坐化”等就是佛教徒追求的死亡方式。我国敦煌有一幅 唐吐蕃时期（公元781～847年）“自行诣死”的壁画，描写一位老者在寿命将终时自行到坟墓 中安详地辞别人世，这可视为我国较早时期的安乐死思想。（注：赵建雄：《我国早期的“安乐死”思想》，《健康报》1996年10月19日。）但是，由于安乐死违背传统的 伦理观念，（注：长期支撑社会秩序的传统，在西方是以宗教伦理为主，如基督教就曾经禁止自杀；在东 方，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大部分地方，莫不视死为一个禁忌，在大多数时代里的大多数 人也无不将长寿视为一种极其自然的追求。）并与传统的医学理念和死亡概念相冲突，自杀和他杀的界限也因此而趋于模糊，故安乐死的思想和行为也普遍地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

在西方，启蒙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传统社会走向式微的开始，个人对于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把 握与张扬迅速拓显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自十七世纪起，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 想便应运而生了。（注：培根、莫尔、洛克以及休谟等人都阐述过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托马斯·莫尔在其《乌 托邦》一书中还对如何实施安乐死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页。）于此同时，由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濒危病人的生 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予以延长。这极大地激化了医学伦理中的一对固 有矛盾——延长病人的生命与解除病人的痛苦。有关安乐死的病例和讨论不断涌现，终于使 安乐死合法化运动在二十世纪初叶与人权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5年在英 国出现了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其后美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国也陆续 出现了类似的组织。

但安乐死运动很快就随着纳粹德国的兴起及其对非日尔曼种族的屠杀而遭受挫折。二战期 间根据其信奉的优生学理论以及其纯净种族（雅利安）的理想，纳粹党人用“安乐死”、“尊 严死亡”等名义有计划的屠杀慢性病、遗传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其他民 族人士达600万人。（注：[美]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赵永前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 版，第1～4页。）从1938年法西斯分子滥用安乐死到50年代后期，安乐死声名狼藉，关 于安乐死的讨论也几近销声匿迹。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医学革命得到复苏，安乐死合法 化的讨论再度兴起。1960年，有人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规 定，允许早死条例并附先决条件：本人自愿并提出申请，医生诊断患绝症，患者痛苦异常，亲属同意。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的一项安乐死法案中声明：“医生给一个做出宣布的合格 病人实行安乐死是合法的”。类似的法案也曾被美国爱达荷州、俄勒冈州等地的立法机构提 出，但最终均未获通过。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首次从法律上承 认 了“死的权利”。70年代后期的法国、德国也都先后制定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程序。荷兰和 澳大利亚分别于1993、1995年通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但结果施行未几均告夭折。

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 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 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 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注：对于此案十余年来媒体一直有各类报道和介绍评述。主要有：宋蔚林：《安乐死与杀人 罪》，上海《民主与法制》1987年第8期；王鸿鳞：《关于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人民司法》1990年第9期；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502页；2001年4月23日千龙新闻网转载《华商报》的报导文章《当事人披露我国首 例“安乐死”案审判始末》。），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1988年全国和上海的各界专家学者分别组织了一次关 于安乐死的研讨会，虽然意见不一，但与会者多主张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立法上都应谨慎对 待。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 死立法草案。

（二）安乐死之合法化纷争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 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 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 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

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这是自由 主义者的主张，集体主义者即使赞同安乐死，一般也只主张消极安乐死。他们认为，个人生 命是人类集体生命的组成部分，前者应服从于后者，个人是否可以实行安乐死要看对集体利 益是否合适。）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 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 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注：本段观点分别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 ～47页；纪宗宜：《关于医学法律中若干问题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诺埃 勒·勒努瓦：《生物伦理学：宪制与人权》，《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第 1期。）

即便是在赞同者内部，关于安乐死的实施对象，也还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安乐死的对 象 主要有三类：植物人，脑死亡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极度痛苦者。（注：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 版，第45页。）也有人主张安乐死 的对象主要是两种病人：一是身患绝症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二是有严重残疾，生命 质量和生命价值极其低下或已丧失的病人，如不可逆的植物人状态或已发生脑死亡者，严重 畸形且医学上无法治疗的胎儿、新生儿等。（注：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还有学者将植物人和严重先天缺陷的新生儿排 除，提出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应是“医学上无法挽救存在痛苦的濒死者”。（注：冯秀云：《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政法论丛》1997年第5期。）

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 能 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 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 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 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 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 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 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 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 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注：本段观点分别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 ～47页；纪宗宜：《关于医学法律中若干问题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另外，念九州还提供了一些较为不同的观点，详见其文：《价值冲突：安乐死合法化的根本障碍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二、生命权与自由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 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社会 有史以来的所有行动和思考，从最终意义上讲，也的确未能超出我们人类自身的立场和价值 取向。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 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 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