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政治化”：再论毛泽东的“延安讲话”

第一篇：文化的“政治化”：再论毛泽东的“延安讲话”

文化的“政治化”：再论毛泽东的“延安讲话”

摘要：通过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放在社会历史的具体性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其历史的特殊性和政治上的普遍性。依次讨论“讲话”的历史缘起，毛泽东对于为新的历史主体即“人民”加以服务的观念，以及如何为此主体创建一种新文化的意见；在作品创造之后，其评判标准带出了阶级社会里评定艺术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性和艺术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文化和政治之间互相起双重作用的洞见，而这也是现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通过对文化进行“政治化”，毛泽东实现了西方先锋派所欲达到的目标。虽然“讲话”基于战时的军事需要而发，但它也体现了毛泽东对创造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艺的最初考虑。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方针；延安讲话；阶级意识；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3-0088-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或“讲话”，本文中所引用语句若无特殊注明，皆引自该“讲话”）部分是对来自国统区的延安知识分子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压力的一个反应。1930年代后期以来，解放区内发生严重困难，比如日本军队采取的对解放区的“三光”及坚壁清野政策、国民党的围堵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都导致了生活水准的急剧退步，工作物资的短缺。结果，许多来自都市的左翼知识分子原先的热情渐渐蜕变为失望和沮丧。到了1941年左右，抱怨和失望越来越明显。一些持五四批判精神的老作家如丁玲、萧军和王实味号召重建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以批评官僚主义等阴暗面（而其时党正号召作家描写边区的光明面）。同时，他们试图重新确立自己启蒙者的角色，或者说要成为“人民灵魂的工程师”（胡风语）。丁玲在一篇1938年写的文章《适合群众与取悦群众》里抱怨说“到大众里去”并不意味着“取媚群众”：“不是把我们变成与老百姓一样，不是要我们跟着他们走，是要使群众在我们的影响和领导之下，组织起来……”《丁玲文集（六卷本）》卷4，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第36页。由言辞可见，丁玲仍是采取单向度的主人态度对待他们须去做工作的大众，“适应群众”只是权宜的工作策略，而没有如党所认为的，知识分子也应向工农学习。

收稿日期：2016-04-19不少学者认为正是为了压制和驱散来自知识分子的埋怨和不满（以及树立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毛泽东才发动了整风运动。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延安讲话”远不只是对一小批著名作家批评的回应或者重申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论。相反，它首先应在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下，即在解放区内艰难相持阶段需要巨大动员以保证军事生存与胜利的状态下来理解。Ellen RJudd，“Prelude to the Yan’an Talks：Problems in Transforming a Literary Intelligentsia，”Modern China，11.3（1985）：378只有在此历史视野下，我们才能将毛泽东的整个思路放在其中，以理解它作为塑造和形成一个“民族阶级”（class nation）和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毛泽东制定的文艺政策的初衷，以及它被其时历史、社会状况制约而产生的内在张力。

“讲话”是在1942年至1944年间进行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试图以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来纠正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立场之间的混乱。它是文艺战线整风运动的指南，力图保证知识分子的政治忠诚和积极性，以及重新定义他们的社会角色、整顿他们思想的意识形态内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讲话”同时是对文艺生产的社会条件的重组。

“讲话”分为两部分，会议的开场白（引言）和结束语（结论）。在开场白中，毛泽东宣布了会议的目的是“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了文艺的功能，对文艺自五四以来的发展作了回顾与评价。

在他看来，革命文化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五四运动缩小了中国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影响的领域，减弱了其影响；在十年内战（1927―1937）期间，革命文化发展迅猛，但这一左翼文化运动却因为反动派的阻碍而与革命战争相隔绝（即左翼知识分子不能亲自参与革命运动）；而当前的抗战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二者结合。然而，这并不能保证革命作家和艺术家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因此，为了“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就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作家的阶级立场、态度，他们针对的读者对象，以及他们的工作和学习问题。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为这三个问题所给出的原则，都指明了他努力将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与“人民大众”有机结合以创造一个新的历史主体的努力。毛泽东所设想的文化的“政治化”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方先锋派所欲达到的目标，即重新将被市场所分化的民众以及所分离的艺术和社会重新整合起来。因此，“讲话”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行动，一个政治性的诗学，它试图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关系中将文化和政治重新结合起来。

一通过改变阶级意识创建新的身份

毛泽东认为对于阶级立场及相应的“态度”的改变，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立场和态度应该分别被看作是阶级意识及其指引下的阶级惯习的别称。他数次强调文化工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大众一边”。这一立场具体意味着感情上的“改变”即“从一个阶级转变为另一个阶级”。只有这个转折完成，知识分子才能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这一认识是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改造”项目的核心关键。

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在结束语中，又以一种比喻性的修辞被加以强调。毛泽东宣称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他们从上海到延安的旅程不但是经过了两个不同地点，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原来的讲稿里，时代原作“朝代”。朝代在这里指称了一种不同的时间性，一个有新的统治者、重组的社会结构与机制的新社会，同时是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里（因此后来的改正没有改变其基本含义）。毛泽东在这里表面上强调了这个社会新的统治阶级是劳苦大众，但它暗含的是知识分子角色的相应变化：如果他们不想与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统区里受压制国民的角色一样，他们就应该站在“工农兵与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与后者拥有同样的阶级意识。这显示了毛泽东建立一个新的个人（与国族）身份的方案的本质。

但在评论家或褒或贬地评定毛泽东的观点时经常被忽略的是，他的立场是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前提之下的，就是那些负面现象没有恶化的趋势或状况（用他的话说，只要他们不坚持他们的错误），或者说在人民和党内的“异化”过程不会严重到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前提并不能得到保证；而毛泽东当时反对过度批评党内（延安）的负面现象当然除了这个理论上的“爱护人民”外，也有实际的策略上的考虑，比如团结对敌，不给敌人的宣传以可乘之机，以保证政治军事胜利与文化上的吸引力、号召性和领导地位。

三提高还是普及？艺术标准和阶级本色

一旦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服务（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对于文艺工作重点放在提高还是普及的争论就迎刃而解。表面上，毛泽东赞同陈伯达的观点，即民族形式必须是广大普通群众都熟悉的（而非感到奇怪与笨拙），并且通过旧形式的灵活运用，新形式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同时，他似乎在实际工作中也与周扬一样倾向提高，周扬认为这两个工作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通，互相发展”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39年第1期，第39页。的。

周扬的论证看上去是十分有道理的，因为一旦普及性作品的艺术水准逐渐提高（在其中普及化的新形式与旧形式起了同样的作用），大众的欣赏水平也被设想能得到相应提高以便欣赏优雅的艺术。但正如大卫?霍姆指出的，在这一理论推演与实际操作之间有几乎不可解决的矛盾：“理论上是很好的。但在实践中，当年轻作家面临为大众写作与受过教育的公众写作（因此可以在国内甚至可能在国际上给自己赢得名声），大多数年轻作家偏向于把时间花在更安全也更有吸引力的这些选择（后者）上。”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第39页。大卫?霍姆敏锐地评论道，这一段落“提出了关于周扬在此刻对于普及化的程度的力度的问题；通过提到‘艺术与大众的鸿沟’，他可能看上去在暗示大众没有他们自己的艺术。‘艺术’在这一意义上非常接近于梁实秋和白壁德的其他学生所用的含义”。David Holm，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1），64更糟糕的是，周扬的其他论断――艺术和大众的鸿沟已经在社会历史中形成几千年了，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长期分隔的结果；因此彻底消灭这个分隔只能在目前社会的历史矛盾被解决之后David Holm，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64――虽然看上去很辩证，但当与其它因素一起，实则给1940―1941的提高倾向，以及在延安的文学圈内普及和提高工作间的多多少少的分离现象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Ibid，65

与此相对的是，毛泽东强调要从“工农兵大众的基础上”提高，它意味着“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甚至在他承认干部有接受更高水平的文艺的要求时，他仍然将其看作是一“间接”满足大众的需要，因为干部需要它来教育大众。这里的关键仍在于毛泽东预想为大众创造一种新文化，它应该是来自大众，服务于大众，最终甚至是由大众自己来创造。它不但应是革命性的，而且最终要比其他文化在艺术上更先进。毛泽东的方法实际上是他探寻另类现代性进路的设想和尝试。

由于整篇“讲话”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之上，毫不奇怪，毛泽东在最后一节再次重申所有文学的阶级属性：“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把这一信念和当时的革命需要联系在一起――即当前的“无产阶级文艺”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得出与列宁同样的结论：它们是整个革命机器的 “齿轮和螺丝钉”。

这一断言很容易（也经常）被指责为将文学政治化，而不顾文艺的自足或至少半自足性。这些批评在下面的意义上是有效的：毛泽东似乎将他的“革命功利主义”推到极致，而不承认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为了反抗艺术商业化的侵蚀，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大多从社会撤退到其内在圈子里，进行“为艺术而艺术”的实践而自娱自乐（毛泽东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或者对其完全忽视）；但这些批评部分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一不同的背景不仅意味着毛泽东试图将艺术有机结合到革命的阶级政治中（类似西方先锋派的将文艺与先前与其隔离的社会生活再度连接，或更激进地制造一种革命性的艺术），而且也意味着在这一急剧转变了的社会，艺术的角色功能已经彻底改变。它不再是一个个人性的私下的浅吟低唱式的娱乐消遣，而是一个集体性的、有着节日般欢快气氛的公共事件。同时，它既是文化欣赏与美学熏陶，也是个政治教育的过程。如果我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里艺术的自足半自足的状况是对所有领域商品化的反应，那么在毛泽东所设想的“新”社会里，韦伯的各领域结构分化的理性化过程将要被再次倒转，政治和文化将再次被连接为一体。艺术的这一角色变化带来了评价标准的变动。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指向了两个相分离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再度统一。毛泽东指出，在此时此刻，当一个文艺作品有利于团结抗战，它就是好的。但他也警告，“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此外，在新社会，必须将作品的社会效果纳入考量。

毛泽东对艺术质量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相呼应，而这也为他在解放后发展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打开道路。他相信“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的确是达到典型性的更辩证的道路，它与后来创作中僵化教条的“类型”学说大相迳庭，而更符合杰姆逊对“典型性”的看法：通过一个人物的言行及其在一个社会关系网中的位置特征，展现时代的动态趋势。See Frederic Jameson，“Reflection on the Brecht-Lukacs Debate，”i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Essays 1971-1986，Vol2，London： Routledge，1986

第二篇：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时一直为中共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提供了根本方针，是对当时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我们通过《讲话》理解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他通过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工作问题，学习问题，认识事实，文艺服务，如何服务，文艺战线，主要斗争几个方面来讲文艺问题。它对当时有着很强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们现代文学也有很多理论上的帮助，有很多要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下面我具体阐述一下我认为对现代文学有比较深刻作用的几点。

第一，讲话中讲到“仅仅有这种军队（军事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性，不但鼓舞了当时的氛围，也鼓舞了我们现代社会的工作者，给我们现代社会的文人一种思想上的激励作用，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进而促进文学的丰富缤纷发展。

第二，讲话中提到“一些阶级有落后的思想，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大踏步地前进。”其实这就是文学所被赋予的作用，正确的文学倾向或者文学作品会对群众思想进行启蒙，在现代社会，也是一样，它会对现实中存在的落后现象落后思想用笔杆子将其扶正，促进我们的思想发展。

第三，“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我们的文艺作品就是给群众看的，在作品中应反映群众的语言，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这样的作品才能得到普及，不但这样，而且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会不断提高着。这也是我们现代文学值得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现代文学也要服从服务于群众，和群众引起共鸣。

第四，“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我们一定要明白国家的真正思想，明白方向及趋势是怎么样的，反动是坚决是要反对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对一些文艺理论基本命题的建立曾有过和继续起着重大的作用。真正只有明白这些，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第五，“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团结起来。”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内容。首先，经济政治文化是分不开的，一切文学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文学文艺作为一种软实力是作为国家的一种基础要服务于经济政治的，进而以文学来促进全方面的发展。但是不能把文学政治化，使其缺乏文学的美感。其次，文学不仅是国家的，也是世界的，更不用说是共产党之外的其它民主党派了，应该在文学层面团结起来，一同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

第六，文艺一定要是源于生活，却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既有说服力，又有震撼力，既能引起共鸣，又会感受到文学的美。即“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再之，我们要取之精华，去之糟粕，但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比如说现在，那对于这样的点我们就应该辩证看待，不能完全学习。总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们现代文学的启迪和影响还有很多，它仍是新时期我们中国文艺工作的一种方向。

第三篇：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 读后感

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讲话有感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至２３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讲话的引言部分，揭示会议目的：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主要讲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阐述的文艺工作者的以下问题不但适用四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而且对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和中国青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一）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我们应毫不动摇的坚持这个立场。

（二）态度问题。对于敌人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应该赞扬。因为人民也有缺点，所以文艺工作者应当帮助改造人民。

（三）工作对象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来自人民群众，来自根据地，根据地农民占有大多数，所以文艺工作者要学习并且理解农民的语言，以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所以要改变思想，积极向农民学习。

（四）学习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

得出结论，文艺工作者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包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因为有些文艺工作者偏爱小资产阶级，因此要帮助他们改造，由偏爱小资产阶级转为偏爱无产阶级。

坚决批判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要鼓励革命文艺家深入群众，同时要让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转变思想。

毛泽东在讲话中的一些要求和结论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他的思想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中国青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的问题的中心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二）文艺服务于群众，有利于群众的，就是好东西。这体现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思想

（三）革命文艺家的根本任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要跟得上时代变化不能只关注个人感情 要服务大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要有知错就改的态度 有鲜明立场不断实践。

毛泽东要求全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清除文艺工作者受到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能只关注个人感情 要服务大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这体现了毛泽东的狭隘性。不可否认这是由当时的时代决定的，但是对资

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还是会阻碍我国文艺事业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告诉我们事物具有两面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毛泽东的讲话存在不足之处，但从时代出发，总体上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以后很可能成为文艺工作者。纵观今日中国文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人说，所谓大家，非黄即暴。何况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作家越来越多，而作品却越来越次。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因为中国作家缺少悲天悯人的资质，写作日趋商业化，过分关注自己的个人情感生活，脱离了群众，何谈为人民服务呢？ 我们关注历史的同时，更该注重现实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反思。

第四篇：毛泽东论工作方法

毛泽东论工作方法

惠 民

稿件来源：南阳日报

在改进工作方法、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重温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领导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但读起来是那么亲切、贴近和现实，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能静下心来再次研读一遍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篇目，定会受益匪浅，大有长进。笔者通过学习，初步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工作方法的系统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解决“桥”和“船”。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７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所作的结论性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还针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新区边区等一切工作，提出了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

紧紧把握中心。毛泽东同志曾把那种“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称之为主要矛盾，他认为：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不懂得这种方法，就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抓住主要矛盾，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就

是“抓中心工作”的方法。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他还特别强调“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要求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解决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毛泽东还提出要把工作中心放在对革命的进程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关键的事情上，放在对各项工作的开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点工作上，“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工作上，而不应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学会“弹钢琴”。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区别和互相转化的。因此，他要求每个领导者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应该统筹全局，在抓住工作中心的同时，做好兼顾文章，即学会“弹钢琴”。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学会“弹钢琴”作了专题论述。“„弹钢琴‟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要认识中心和一般的内在联系，既要抓住中心不放，又要兼顾各个方面，反对顾此失彼“单打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辩证法的灵活运用。

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同志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一条定律：“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个定律，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动群众的方法，这就是“抓两头带中间”。他这样说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既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抓住两头就可以把中间带动起来了。”他除了把这种方法传授给各级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外，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采用了这套方法。如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农业合作社运动中，他就告诫各级领导：“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在“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典型的引导作用。他说过：典型是一种政治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帜，典型产生后，通过宣传、表彰等舆论导向，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好样的”学习，由一到十，由点到面，逐渐形成一种气候。

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最早、完成最多、感受最深、收获最大的一种工作方法。早在他青年学习时期，他就表明了“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的志向和愿望。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坚持深入实际特别是农民之中，大量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不朽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由之路，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在具体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为什么开展调查研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观点和方法。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紧接着就指明调查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结论，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还就“调查的技术”列出了七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今天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调查技巧及应该遵循的准则。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中应持有的态度，那就是把调查会当做学校，把群众当做先生、英雄，“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敬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身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和全光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一般与个别结合。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的共产党员进行工作必须采用的两个“相结合”方法之一，另外一个即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结合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整风毛泽东同志全面论述了领导活动中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他的论述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围绕一般，他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另一方面，针对个别，他又辩证地提出：“但如果（领导者）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落空的危险。”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个别的一般是“空洞”的，没有一般的个别是“盲目”的。就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与方式方法，毛泽东同志作了具体阐述：“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若干个（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懒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毛泽东同志还提醒各级领导：若一般与个别相分离相脱节，很容易造成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之前，毛泽东同志已专题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他所提出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其实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毛泽东同志对“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话解释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如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呢？那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作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还针对工作中发现的“许多领导”中“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和“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喜欢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等现象，强调在整风中必须加以纠正，务必学会和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一工作方法无不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指导思想、革命实践之中。

第五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至２３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１００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⑴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 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 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 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⑵。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⑶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⑷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 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 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⑸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 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⑺，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 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⑼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 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 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⑾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⑿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⒀，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⒁，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 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 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 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4〕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 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 “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8〕 “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 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 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13〕 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 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2年5月23日）

李长春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周年。中央对这次座谈会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讲话》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高度赞扬70年来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作出的重要贡献，对新形势下进一步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必将鼓舞和鞭策广大文艺工作者沿着《讲话》指引的正确方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70年前，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由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讲话》第一次科学、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确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篇彪炳史册的光辉文献。《讲话》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也对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指导作用；不仅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为我们今天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此时此刻，我们回顾70年峥嵘岁月，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联系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讲话》闪耀着永恒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时空的不朽力量。

70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我们党始终把文艺事业摆在重要位置，高度重视、精心领导，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战略思想，作出新的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文学艺术作为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中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作为鼓舞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园的冲锋号角，激励和引导广大进步作家艺术家踊跃投身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洪流，催生出一大批感人肺腑、影响深远的 优秀文艺作品，开启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崭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指明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正确道路，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要为培育“四有”新人作出贡献，文艺工作者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作家艺术家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伟大人民的优秀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满腔热情地讴歌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繁花似锦。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征程中，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时代前进脉搏，顺应历史发展要求，把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之中，把文艺创造寓于时代的进步之中，满腔热情地讴歌时代主旋律，社会主义文艺充分发挥了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呈现出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的生动局面。70年来，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感召下，与时代同进步、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心连心，自觉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出反映时代呼声、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德艺双馨、深受人民喜爱的文艺家，谱写了我国文化发展的辉煌篇章，为激励亿万人民投身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7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继承和丰富《讲话》精神，不断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讲，主要体现在：一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真正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四是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做到“两手抓、两加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五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六是必须坚持尊重规律、团结和谐，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 劳动，充分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形成有利于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的良好局面。这些宝贵经验，体现了《讲话》发表以来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文艺工作的成功探索，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本质要求，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遵循，我们要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70年前，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讲话》犹如精神灯塔，指引革命文艺健康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70年后，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纪念《讲话》，就是要引领文艺事业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讴歌人民、昭示光明、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重要作用。回顾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中国文艺70年的辉煌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去年，我们党胜利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实践探索的基本结论，鲜明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走什么样的路、朝什么样的目标迈进这个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次全会，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工作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性阶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凝结着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有益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鼓舞中华儿女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凝聚全社会智慧力量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贯穿了《讲话》中蕴涵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与《讲话》精神在思想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等方面一脉相承，又紧密结合发展了的实际与时俱进，体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广大文化工作者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清肩负的崇高责任和神圣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更加积极地响应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号召，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开拓奋进，不断开创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领文化发展方向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强调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 想。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才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才不断从繁荣走向新的繁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多样，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引领思潮，才能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才能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始终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根本的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彻落实到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评论等各个方面。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解决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充分发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巨大作用。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学习实践活动，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文艺创作，正确反映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正确反映近代中国革命史，正确反映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开放史，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激发人们爱党爱国的热情，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根据时代变化的新要求，研究回答新时期文艺创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和美学体系，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评价体系，使文艺发展建立在深厚理论基础之上。要紧密联系文艺创作实践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关注热点焦点问题，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形成有利于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良好氛围。要积极探索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思潮的有效途径，深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思想活动的差异性，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与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在事关方向、原则的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达党的文艺立场、文艺方针，理直气壮地批评不良倾向和错误观点，努力在多样化文化思潮中立主导、谋共识，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讲话》在中国革命形势最为严酷的时刻呼唤革命文艺承担起“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对文艺工作发挥团结凝聚亿万中国人民的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文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文艺作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必须自觉体现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赋予精神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 思想内涵，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思想道德风尚和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激发亿万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文化支撑。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承担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自觉把正确的价值追求同崇高的艺术追求统一起来，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进行艺术创造。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化发展史，任何文化都是其精神价值与承载这些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之间的有机统一。精神价值是文化的“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承载文化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是文化的“体”，决定着文化精神价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每一次文化的繁荣发展，都是文化“魂”与“体”完美结合的结果。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文化建设“魂”与“体”的辩证关系，努力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们情感世界的契合点，通过生动感人的形式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丰富多样的题材、鲜明生动的形象、个性化的艺术创新和有效的传播形式来培育和弘扬正确的价值导向，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得到陶冶、受到启迪，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紧扣党和国家工作主线，推出更多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生动展示中国人民奋发有为精神风貌和宏伟业绩的文艺作品，用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影响更加广泛的文化活动，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最强音。要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文艺作品的突出主题，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优秀传统，深刻反映当代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倡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把积极的人生追求、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生活情趣传递给人民，在全社会形成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良好风尚。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境界，不仅对我国文艺事业发展而且对整个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指导作用，是《讲话》这座精神灯塔中最耀眼的光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方向和最终目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一切伟大的文化工作者无不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一切伟大的精神文化产品无不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当文化工作者的心与人民的心紧紧贴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产品就会拥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就会拥有传之久远的生命力。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道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追求有着高度的内 在一致性，那就是文化源于人民、文化为了人民、文化属于人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牢记文化建设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自觉走与人民结合的道路，站稳群众立场，培养群众感情，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继承发扬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荣传统，更加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人民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忠实生动地记录普通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浓墨重彩地歌颂各行各业劳动者可歌可泣的事迹，满怀热忱地反映他们的精神世界。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投身“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线，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关心人民命运，体察人民愿望，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挖掘素材，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提炼主题，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中汲取灵感，把握生活的主流，展示社会的积极面，展现人生的美好前景，让人们在文艺作品中看到光明、看到进步、看到希望。要坚持面向基层、重心下移，把发展先进文化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多创作生产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多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艺活动，把更多优秀作品投向基层，把更多文化服务延伸到基层，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开辟渠道、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挖掘基层的文化资源，支持群众自办文化，激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到文化工作的各个方面

《讲话》深刻地指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坚持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到文化工作的各个方面。科学发展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鲜明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鲜明主题。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只有通过科学发展，文化建设才能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空间，实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文化的科学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紧紧抓住科学发展这一主题，激活文化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文化发展后劲，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努力把握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规律，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强化机遇意识、发展意识，紧紧抓住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解决好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推动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快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优先安排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文化项目，深入实施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以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为目标，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抓手、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文化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坚持统筹兼顾，加快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力争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要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提高文化产品创作生产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实施精品战略，充分发挥“五个一工程”、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重点文学艺术作品扶持工程等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要处理好繁荣与管理的关系，在促进繁荣的过程中改进和创新管理，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为繁荣文化提供健康有序的制度环境。要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要突出以文化人的功能，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以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

《讲话》深刻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同志还反复强调，革命文艺事业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的根本保证。这些年文化领域取得的一切进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创新，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不竭动力。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改革创新，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积极作用的体制机制，才能充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单位和文艺工作者遵循艺术规律，焕发创造活力，更好地贴近群众、贴近市场，丰富文化产品服务，繁荣城乡文化市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可以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继承和弘扬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讲话》核心思想的本质要求，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我们要紧紧围绕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由人民评判、为人民共享这一根本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贴近群众、贴近市场的体制机制，切实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深化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劳动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改革，完善服务方式、改进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能力。要进一步创新有利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基础上，把改革改组改造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加快培育一批富有活力、实力和竞争力的合格市场主体，催生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进一步创新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坚 持把遵循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满意作为评价作品的最高标准，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统一起来，催生更多“既叫好又叫座”的精神文化产品。要进一步创新有利于推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群众、面向市场的体制机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引导和鼓励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各展所长、建功立业。要大力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的浓厚氛围，保护创新热情，完善创新机制，鼓励原创，使一切创新的观念得到尊重，一切创新的举措得到支持，不断把文化创新的丰硕成果奉献给人民群众。

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讲话》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努力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和审美特征，积淀着深厚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基础，也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开放的道路，我们要立足中华文化的深厚沃土，努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互鉴发展。

广大文化工作者要担负起弘扬中华文化的崇高使命，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新要求，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活力，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之树开出新的时代之花，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要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坚持辩证取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提高转化再造能力，吸收借鉴一切国外文化有益成果，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要积极推动双边、多边文化往来，促进文化相互借鉴，使文化成为加深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精神纽带。要推动国际文化产品贸易交易和文化服务平台建设，发挥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在推动文化走出去中经常性、持久性的优势和作用，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努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方式的文化走出去新格局。要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发挥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文化非营利机构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要遵循国际文化交流规律，适应国际文化市场需求，改进对外文化传播方式方法，加快建设现代传播体系，既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体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又符合国外受众的思维方式、审美特点和接受习惯，努力做到“中国内涵、国际表达”，充分展示中国人民改革 创新、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精神风貌和良好形象，提升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推动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文化建设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组织实施、一同督促检查。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深入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问题，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

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关键在人才。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师和各领域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要加强文艺院校建设，努力培养更多优秀青年文艺工作者。要关心爱护文艺工作者，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生活上真诚关怀，努力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团结鼓劲、和谐奋进的良好氛围，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和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引导作家艺术家努力践行文艺界“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核心价值观，自觉遵守《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珍惜时代提供的舞台，珍重社会给予的关爱，严肃对待作品的社会效果，热心公益、弘扬正气，以德艺双馨的公众形象，争作恪守职业道德的表率，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言已经变成现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在迎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肩负起庄严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