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在改革中完善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选举制度：在改革中完善发展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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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在改革中完善

党中央指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包括作为人大制度组织基础的国家选举制度。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走向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经济、政治根基和前提，并且决定了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是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国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修改上，即：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两法”)，分别对1953年选举法和1954年地方组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后在1982年、1986年、1995年又三次对“两法”进行了重要修改。新的“两法”的出台和修订，是我国亿万人民参加的多次换届选举的伟大民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标志着我国选举制度向民主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扩大提名权，是保障行使选举权的基本前提。

扩大提名人大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候选人的权利，是保障选民或代表行使选举权的基本前提。1953年选举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不属于上述各党派、团体的选民或代表均得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联合或单独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这里已经对选民或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名候选人作了原则规定，但未规定具体程序，实践中也难于实施。1954年地方组织法对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名“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同样也只作了原则规定。修改后的“两法”则对扩大和保障代表和选民的提名权作了具体规定。关于代表候选人的提出，选举法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地方组织法也规定，省级人大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大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级人大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主席、副主席及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很显然，这些新的规定，是选举制度的一大发展，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真正按这些规定办，可以实现三个统一，即酝酿候选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民主协商和依法办事的统一，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的统一。

二、不断规范代表名额，是完善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提名权得到保障之后，就有一个推荐多少候选人、选举多少代表的问题。规范代表名额一直是完善国家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有两个原则：一是既便于召集会议，又便于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使各级人大与人民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既要注意代表阶层的广泛性，又要注意地区性，以便于及时反映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的情况，又便于把人大作出的决议迅速传达到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变成全体人民的实际行动。选举法的制定和多次修改，在规定代表名额时，大体上都遵循了这两条原则，使代表名额日趋合理和规范。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逐步

缩小农村与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比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别的日益缩小，选举法把原来规定的农村和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的比例县级四比

一、省级五比

一、全国八比一，都修改为四比一，同时规定在县级人大中人口特少的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镇的人口特多或者不属县级以下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职工人数占县总人口比例较大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这显然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人口选举权的不平等性。二是体现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权利的精神。如1979年选举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中，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名。1982年修改选举法时适当提高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在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数。1986年修改时，又规定“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的15%以上、不足30%的”则可适当少于当地人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三是适当减少代表名额。原来我国代表人数过多，而且呈逐届增加之势。如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达到3497名之多。1979年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不超过3500名，1986年修改选举法时又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3000人。1995年修改选举法时，吸收了1986年制定的意在控制地方人大代表名额膨胀的《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方案》，使地方人大代表名额有所下降。我国地广人众民族多，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代表数量太少不行，但过多则难以达到既有广泛性又有较高工作效率，便于开会讨论决定问题的目的。目前我国代表人数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代议机构相比，仍然是最多的，还可以考虑逐步减少一些。有的同志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2000人，省级不超过500人，设区的市级不超过300人，县级不超过200人，乡级不超过50人，比较适宜。这一建议值得将来再修改选举法时参考。

三、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制度，是改革选举制度的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变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1979年选举法首次规定了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以后三次修改都坚持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同样，1979年制定的地方组织法和其后的修改均对选举各级国家机关领导成员规定了差额选举制度。从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起，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实行差额选举。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从选举方式和程序上完善了选举制度，能更好地保障代表或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选举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选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第二，把竞争机制引进选举，有利于发现和遴选人才，使人民拥护的德才兼备的人走上领导岗位为人民谋利益。第三，能够加强人民对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有利于破除一些干部只知道对上级负责、不知道对人民负责，只注意按领导意图办事、不懂得为人民服务的旧观念，也有利于刹住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找后台、抱粗腿的歪风，形成公开、公正、清明、廉洁的政治环境。

四、适当扩大直选范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选举，是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我国1953年选举法只规定乡、镇一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而在县级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邓小平同志在作该法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这样规定说明“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这是由于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适应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1979年新出台的选举法则规定把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到县一级。彭真同志在同年召开的全国选举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直接选举扩大到县，意义很重大。县级(包括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等)直接选举，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再由县级人代会选举县级人民政府和省级人代会，省级人代会选举省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代会。这样，九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代表机

关之所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民主，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日趋完善的重要方面。当然，扩大到什么范围，要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人民的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选举经验等条件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邓小平同志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目前选举法规定直选扩大到县一级是适宜的。有的同志认为，根据我国现在的条件，还可以把直选扩大到市一级，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进行直选。这个意见可以在总结直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从1979年至今，我国已历经四次县乡直选，由于地方各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加强了对选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直选进行得一次比一次更圆满。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出现，一些地方人户分离现象十分突出，许多流动人口中的选民没有参加选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的办法是：选举期间在外地的选民不能回来参选的，可以书面委托原选区选民代为投票;选民实际已迁居外地，并取得当地居住证的，尽管还未转户口，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参选。鉴于委托投票易出问题，特别是难以杜绝利用“委托”进行作弊的现象，加上选举委员会为流动人口办理证明工作量很大，难以做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谈何容易!有的同志建议，可规定全国统一选举日，流动人员就地凭身份证登记参选，从而简化转移证明手续，也可以使理论界关于取消委托投票制的呼吁变为现实。这一建议似可在进一步完善我国选举制度时予以考虑。

第二篇：浅谈加强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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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浅谈加强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浅谈加强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作者 雍定远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第三十八条还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公民作为非职业法官参加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审理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实行陪审制度对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促使审判机关公正司法，实现司法民主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人民陪审制度渊源于民主革命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熟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它不仅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几十年来的实 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对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保证审判权全面、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客观、公正地行使审判权，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保证审判机关密切联系群众，防止案件审判的暗箱操作，扩大审判 工作的政治效果，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如“参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审”“判”分离，陪审成“陪衬”等等，即人民陪审制度在现实中产生一些“异化”，使其未能充分发挥其积

极作用。因此，为了使人民陪审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审判方式相适应，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制度势在必行。当前，人民陪审制度主要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陪而不审 在目前的人民陪审员参加法院审判案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陪审员只把参与的程度停留在“陪”的基点上，具体审判案件时，陪审员只是坐在审判台上，做做样子，摆摆架式，形同虚设，只有形式上的陪审员参与审判，毫无实质上的审判可言，成了完完全全的“陪衬，庭审中，对询问当事人、质证、认证，完全由审判长一人进行。在具体评议案件时，也是审判长一人综述案件事实，阐述有关法律规定，拟定处理意见，陪审员只是机械地同意或否定，名义上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实质上是普通程序形式下的审判长独人审判。人民陪审员参予审判工作，其立足点应该放在“审”字上，帮助审判长查漏补缺，协助审判长组织庭审，评议案件时充分发表自己对案件事实、法律规定、处理意见等方面的见解和看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力求公正审判。造成陪而不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陪审员业务素质不高所致。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熟悉基层的民情民意，熟悉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他们被群众视为代表，应当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条件和基础，人民陪审员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如协助调解、说服当事人等等。但是，审判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格局，要求审判工作实行新的审判方式，人民法院的专业审判人员都要加强学习，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专业培训，而对人民陪审员这支非专业的审判队伍来说，这项工作显得更为重要，现在人民陪审员普遍缺乏法律知识，审判长为了更好地发挥合议庭的整体作用，不仅要向他们介绍案情，而且还要讲解法律，费时费事，难怪有人产生废除陪审制度的想法。然而，人民陪审制度取消了，对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审判权全面正确反人民的意愿又如何体现。造成人民陪审员业务素质不高，陪而不审的现象与我们无配套的人民陪审员管理措施有密切的关系。参与意识不强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这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审判机关吸收非专业审判人员参加人民法院案件的审判制度。虽然陪审员与审判员在法律上的定义不同，但是陪审员和与合议庭中非担任审判长的审判员的权利义务并没有什么区别，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判就是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具体表现。但是，由于大部份陪审员都有自身的本职工作，有的单位也不支持其参与审判，且有的陪审员认为，这是份外之事，故总是被动地参加审判案件，接到人民法院参加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的通知后，总是机械的来和机械的去，2

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不闻不问，毫无主动性可言，有的陪审员甚至不知自己肩负着民众的意愿、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认为参加亦可，不参加亦可，还有个别陪审员认为参加审判案件的待遇低，补助费用少，不如干其他工作的收人多，在人民法院邀请其组成合议庭陪审时，干脆不出庭。造成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意识不强的原因．主要是陪审员的主人翁意识不强，政治素质不高所致。

陪审补助费偏低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由原工作单位照付工资，没有工作资收入的，由人民法院给以适当的补助”。确定陪审费数额应当以当地的经济状况和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为依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陪审补助费的数额也应当随之增长，不应停留在某个年代的数额上。但是，人民法院属于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单位，由于地方经济不发达，财力差，办案经费都难以保障，如还要负担数额不小的陪审费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二)实践证明，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人民陪审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对其在具体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思考，做到扬长避短。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要使人民陪审工作适应新的审判方式，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陪审员的素质 陪审员的素质是陪审员胜任陪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其所参与陪审案件公正处理的先决条件，明确陪审员的素质要求，对人民陪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至关重要。陪审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等。

1、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是陪审员的首要素质，是陪审员进行各种精神活动所应当具备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以及政治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它是与陪审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工作要求相适应的特殊教养和特定的品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陪审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是其所参加审判的案件公正与否的先决条件。陪审员政治素质要求的落脚点不仅要放在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上，而且还要克服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或对经济工作漠不关心的单纯政治倾向．确立和强化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思想。此外，陪审员的政治素质还包括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反腐倡廉意识等。

2、心理素质 陪审员的心理素质是陪审员的心理素养，即陪审案件时所处的心理状态。陪审员的心理素质要求，3

也是一个判者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状态，他包括无求、无畏、不躁、有情、力学。①无求。俗话说：“无私则无畏，无所求则无所惧”。如果陪审员因为追求某些卑下的目标而有求于人，以致奴颜婢膝，畏首畏尾，从而也就不敢伸张正义，不敢秉公执法。②无畏。所谓刚直不阿，必须用无所畏惧的勇敢作保证。陪审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不向权势低头，不对压力让步，公正廉明，刚直不阿，否则，将有负陪审的神圣使命。③不躁。急躁是审判工作的禁忌，不躁则是陪审员个人修养的起码要求。不躁才能保持心力集中，进行冷静的分析；不躁才能保持心平气和，听取充分陈述；不躁才能保持心思理智，作出公正裁判。④有情，这里所说的有情，仅指同情心，陪审员和普通人一样，同样具有人所共有的仁爱、怜悯之情，并非嗜杀成性，专以给人痛苦或者重罚来体现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对当事人中贫弱而无助者，不能冷漠视之，无动于衷，应该深刻同情，给予法律保护，看问题既要看到正面，同时也要看到反面。⑥力学。知识是无限深广的，个人的精力和视野总是有限的，案件的类型也总是千差万别，就是同一类型的案件，情况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陪审员必须具有力学精神，常学不倦，方能适应陪审工作的要求。

3、文化素质 知识是人类社会认识的成果和智慧的结晶，只有掌握了知识，才能认识世界，可以说文化素质是现代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对于陪审员，这项素质显得犹为重要，这里所指的文化素质是指陪审员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素养，这是陪审员获得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的前提，也是陪审员在审判案件时价值取向的基础，对于陪审员而言应当达到一定学历要求所获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按照这一要求，陪审员的文化知识水平最低应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如果文化程度太低，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那么在法庭上，面对法官，律师的“法言法语”将很难理解，即使再加解释，也困难很大，将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它对从业人员有特殊的要求，不分层次高低而都参加陪审是不具可行性的。由于陪审制度存在司法的职业化与陪审员非职业化的矛盾，所以，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对陪审员知识的要求就是排除了民众对审判的参与，就是对“司法民主”的背离，不附任何条件地、一股脑地规定所有民众都可参与陪审，这是不现实的，实行起来效果也不理想。所以，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要求，笔者认为应当是“大专或者本科以上”，至少也不能低于“高中”，这才有助于审判的顺利进行。

4、专业素质 专业素质是陪审员从事陪审工作的核心部分，不具备专业素质，陪审员就无从谈及协助指挥庭审，4

参加评议。当然对于陪审员来说，不应当要求他们达到职业法官所具备的法学理论水平和较为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但是原则上应考虑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对于法律程序和法律实体上的有关规定应当熟悉掌握，否则，陪审又会走进陪而不审的老一套。

人民陪审员的产生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陪审员由选举产生，这是法律规定，选举能体现民众的意愿，本无可厚非，但是，选举产生的陪审员是不是人人都具备应有的素质，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要求，这一点可能谁也不敢下肯定的结论。人民陪审员既然在执行职务期间与审判员具有同等权利，那么审判员的任命程序也适用于陪审员，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应当在选举产生的基础上，经过考察后，由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选举的职数应当大于人民法院所需陪审员的职数，在选举的基础上择优任用。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单位素质较高的退休干部，经过考察后，可以不通过选举直接由人民法院院长提诸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特邀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的管理 人民陪审员经任命后，同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就具有同等权利，因此，建立健全陪审员的管理制度至关重要，由国家组织人事部门或审判机关制定一套陪审员的管理措施迫在眉睫。其中，应对陪审员的产生办法、权利义务、任职条件、待遇报酬等方面加以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为了使陪审员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应当由人民法院组织陪审员进行定期培训；为了调动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可以对陪审员评定等级职务，在此，可将陪审员评定为陪审员，中级陪审员和高级陪审员，并对不同等级的陪审员在陪审费用和陪审案件的难易程度上都应当有所区别。对于陪审员徇私枉法或陪审造成错案 的应当给予处理。处理可以由其所在单位和人民法院进行，处理的方式，可采取降级、记 过、取消陪审员资格等。

建立专家陪审体系 这里所指的专家，并非专指有学术研究或重大发明的人，而是指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特长的有识之士。对于一些复杂的、技术性、专业性特别强的案件，吸收有关专家参加审理，这是非常有益的。专家参与审判，它有助于克服法官知识的有限性和片面性，弥补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对于推进案件的顺利进行和纠纷的合理解决，具有重大意义。这些 人虽然有的对法律不一定很熟悉，但是在某些专业技能方面，有较为突出的特长，如能吸收其参与陪审，可以解决很多非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从而对提高审判效率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 5

用，对于专家陪审员，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主任医师、工程师、会计师、审计师以及其他具有专业特长的人，对于组建专家陪审员队伍，可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通过各级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程序进行。此类陪审员人数不宜过多，基层法院一般可考虑在五名以下为宜，中级以上法院可以适当增加名额，专家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权期间，人民法院应当为其解决有关费用，如旅差费，适当的补助费等。

关于物质保证问题 陪审员代表人民参加 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陪审虽然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杠杆”的作用越来越强，陪审员参与陪审，必然要耗费一定时间和精力，如继续以五十年代的那种靠陪审员内心的好奇、责任感为动力，让陪审员无偿参与审判，很少有人愿意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给予陪审员以适当的补助，是相当必要的。但鉴于各地财政状况的不同，在具体补助数额上则应有所差别。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所需的费用，应当列入财政预算范围，并作为专款由同级人民政府统一拔给人民法院专用，并做到实报实销。人民陪审员有工资收入的由原工作单位全额发给工资，在陪审期间的待遇，应视为在本单位上班同等对待，同时还应适当给予适当补贴。没有工资收入的和专家陪审员，人民法院应根据其工作量，按标准发给报酬。这对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支持，也是人民法院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有力保障。

应该说，我国发展到今天的人民陪审制度与西方基本上由不懂法律的外行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有着质的区别，我国的陪审员有一个从外行发展到内行、从非专业发展到专业、从不懂法发展到懂法精通法律的过程，而这种发展过程又基本上是通过参与陪审这种特殊的形式进行的，这种特殊发展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式下有着强劲的生命力，笔者相信经过加强和完善的人民陪审制度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一定会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三篇：党内完善选举制度

党内选举制度

为了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镇党组织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一、党组织任期

党支部每届任期三年。

二、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

党委和党支部任期届满都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根据我镇党组织情况，换届时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党党委、党支部的换届工作，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管理权限，分别由党党委、党支部操作实施；党支部的换届工作由党党委操作实施。由于各种原因需要延期或提前进行换届选举，应当报上级党委会批准。延长换届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三、换届选举前的准备工作

1、换届的请示报告

我镇党组织进行选举前，应召开全体委员会讨论，并用书面形式向上级党委请示报告，在得到上级党委批复后方可进行。我镇党组织换届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召开换届选举大会的指导思想、任务、时间、选举形式以及下届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等。

2、制定换届的实施计划

上级党委批复同意换届选举后，我镇党支部必须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制定选举工作实施计划。实施计划应当规定选举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实施的具体步骤和目标，指定每一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员。本届委员会在选举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应在选举前经委员会集中讨论后起草，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3、确定换届选举的形式。

4、选举前对党员进行动员并组织学习

我镇党支部在换届选举前，要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和动员，对党员进行党性观念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使党员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认真履行党员应尽的义务。

选举前我镇党组织应召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本届委员会及个人任期内的工作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对本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应组织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

四、酝酿和确定候选人

1、我镇我镇党支部的委员会候选人，应当按照德才兼备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班子结构合理，是指班子成员的年龄结构、专业知识结构、性别结构等，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班子的整体功能。

2、镇我镇党支部委员会候选人，一般由党组织负责人、党员行政负责人、群众组织党员负责人及其他党员构成。

3、我镇党支部应先提出候选人的名额和条件，在全体党员

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经过自下而上推选，上下结合，反复酝酿，根据多数党员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确定候选人。也可以先进行预选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名单须报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

4、我镇党支部的书记、副书记产生，由各支部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候选人，报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后，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举。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全体党员充分酝酿，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后，在党员大会上进行选举。

5、党我镇党支部选举实行差额选举的办法，委员候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20%。

差额选举有两种具体形式：一是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20%的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二是在正式选举前先进行预选，产生与应选人数相等的正式候选人，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预选必须差额，获得赞成票超过实际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一半，才能列为正式候选人。

我镇党支部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进行选举，都应事先向上级党委请示同意后，并经党员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五、选举的实施

1、基层党组织选举应召开党员大会。党员大会由上届支部书记主持召开。

2、大会主持人向大会报告应参加大会党员人数和实参加大会的党员人数。

（1）到会的有选举权的党员达到应到会有选举权党员人数的五分之四，大会有效。党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大会的应会前请假。

（2）凡是党员组织关系在基层党组织的正式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预备党员和组织关公司不在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在党员重新登记中未办理登记手续和缓登记的党员，均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党员，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党员人数内：

① 患有精神类疾病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

② 年老体弱卧床不起和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③ 自费出国半年以上未归的；

④ 因工作调动、外出学习或工作半年以上未归的；⑤ 虽未受到留党查看以上处分但正在服刑的；⑥ 按规定应转走组织关公司而没有转走的；

⑦ 因各种原因被停止组织生活的；

3、基层党的委员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4、大会选举前，基层党组织应将候选人的情况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党员介绍，对选举人提出的询问应作出负责的答复。

5、推选（通过）监票人，宣布计票人。党员大会必须设总监票人和监票人，负责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在不是候选人的党员中推选，经全体选举人表决通过。已提名

作为下一届委员会候选人的不得担任监票人。总监票人和监票人需经大会通过。大会计票工作人员由基层党组织指定。

6、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差额选举。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党员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或不赞成票，也可以投弃权票。投不赞成票者可另选他人；弃权的，不能另选他人。

因故未出席会议的党员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7、投票结束后，监、计票人清点选票，确认选举是否有效。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

8、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计票。每张选票上赞成人数不超过应选委员数的，为有效票；多于应选委员数的，为无效票。划写选票时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完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全票无效；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辨认的部分为有效，无法辨认的部分为无效。

监票人、计票人应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由监票人、计票人签字。

选举结束后，应当场封存选票，未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任何人不得启封、查阅、销毁。

9、进行正式选举时，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的人数的一半，始得当选。

当选人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

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得票多的当选。

当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也可以减少名额，不再进行选举。

10、大会主持人或总监票人以得票多少为序，向大会宣布选举结果。

11、选举结果应及时报上级党组织，由上级党组织批准后，新一届的委员会即正式成立。

七、监督和纪律

1、我镇党支部的换届选举工作由镇党委组织部负责监督实施。

2、党我镇党支部选举要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进行，不得有违反党章和本细则行为的，若违反，必须严肃查处，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有关党组织、党员批评教育，直至给予组织处理。

第四篇：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

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如何合理的运用这一权利，如何保证选举的公平公正对每一个公民，乃至对于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选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成为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任务与重要形式。1953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全国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与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根据1953年选举法，于1953年3月到1954年8月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的普选。全国进行直接选举的基层单位共214798个，共有人口571 434511人，登记选民323 809684人，占选举地区18岁以上的人口总数的97％多，实际参加投票约有278093100人，参选率为86％。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1953年选举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要求与经验，通过了新的《选举法》。1982年宪法颁布以后，根据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曾对选举法进行了三次修改（1982、1986、1995）。

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确立有其客观必然性。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1953年我国选举法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是：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 2 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1953年《选举法》的意义在于将普选的政治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实，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法律化，为顺利开展初次的全国性大规模普选，也为以后的选举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然而1953年选举法很多重要内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规定较多，很多具体 3 问题要留待实施细则解决。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在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与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1953年选举法做了重大的修改。

一是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第二条），但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

其次是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条）。

其他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1、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第三条）。

2、在平等选举方面，1979年《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规定“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3、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 4 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4、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5、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 5 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较之1953年选举法，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是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进行的。为清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选举法》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如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选举法》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以发挥地方积极性。

1979年选举法出台以后，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 6 议对1979年《选举法》进行了较小的修改。修改后的选举法将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还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代表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重新修改和补充了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但不涉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规定，是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机构建设。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包括：

简化选民登记手续，确立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而之前的规定是每次选举都普遍进行选民登记，耗时耗力；“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修改前的规定为“三人以上附议”；缩小了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规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仍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选举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关直接选举的这些修改，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提议，其后果在于控制产生更多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使直接选举的组织者、管理者“便于”进行选举，但它也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选民政治参与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

预选的规定也是一例，在确定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正式代表候选人方面，修改稿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从而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提出，将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预选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删去预选，7 在以后的选举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关于宣传介绍候选人，修改稿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修改稿还有几个细节修改、补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之外，增加了代表辞职的规定。

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79年《选举法》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总结近十年全国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完善选举法制。比较重要的修改有：

确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1986年的修改稿确定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规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代表数”的方法，以此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规模，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与1953年《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的方法不同，这次的基数方法能够保证地方人大代表拥有基本规模，适应几十年间人口巨幅变动的社会变化，按人口数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保证代表与人口数在总体上的比例均衡。

统一代表与人口数的比例。缩小了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的比例，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原来的5:

1、8:1，统一修订为4:1，自治州、县、自治县仍是4:1。这一规定从总体上缩小了城乡选民投票权不平等的程度，是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还包括，恢复预选，但仅限于间接选举中；直接选举中选区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罢免和辞 8 职的程序。这些修改都是选举经验的凝结和反映。

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改《选举法》。要点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进一步，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本次修改越过了过去的公式化介绍形式，使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交流成为可能，使选举向着民主、竞争的方向实质性前进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对罢免程序作完善，规定了破坏选举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种类。

我国选举制度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进程，对促进和保障我国选举的顺利进行，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维护国家的稳定，保证公民的民主权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人民民主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的选举制度，将会更加民主和更加完善。

第五篇：期待在改革中完善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37个字的表述不仅受到科技界的关注，也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讨论。

院士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关注?科技工作者对院士制度改革又有哪些建议和期待?

公众关注度何以居高不下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其他内容相比，院士制度改革的篇幅并不长，但受到的关注却明显更多。

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胡乐乐是文科教学领域的研究者。按照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他基本不可能成为院士，但他一直在关注院士制度的改革。“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科技的最高学术称号，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会跨出科技领域，延伸到整个学术界。因此，院士制度的改革与整个学术界都有关系。”胡乐乐说。

胡乐乐坦言，目前学术界普遍有一种浮躁的风气，跑项目、使用经费不合理等问题并不鲜见，他希望通过院士制度改革带动整个学术界风气的好转。有胡乐乐这样的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对院士制度改革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这一制度本身，甚至超出科技领域，变成对整个学术界的期待——以院士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带动整个学术界更健康、更好地发展。

制度改革事关学术风气

“关于遴选制度，我认为只保留院士推荐一个渠道就够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周忠和说，院士是一种荣誉称号，“如果部委、地方、单位、学会都可以推荐，就难免掺杂利益因素，带来行政干预，也存在重复浪费的问题。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优秀人才不会被埋没。毕竟，能否当选最终还得由院士们投票产生。当然，这需要改变‘3名或3名以上院士才能推荐’的规定，或许可规定每个院士都能推荐1-2名候选人。需要多名院士推荐的要求，必然导致一些人去‘联络’，这样弄得大家都很有压力。”

周忠和认为，遴选制度还应该保证被推荐人在增选的过程中，处于绝对被动状态，“也就是说直到被选上为止，当事人是不知道的”。

“事实上目前都是被推荐人提供材料，他自己都知道了，还怎么绝对被动?”周忠和介绍，在美国、欧洲等国家的院士选举中，他们一般会联系被推荐人的同行，请他提供相关材料，保密并保证材料的准确性。”周忠和自己就是这样被选上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也曾遇到过欧洲某国科学院请他提供一位同行的材料。

对于院士遴选制度，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指出，当前有两个“瘟疫”，首先是公关，这种现象在选举过程中普遍存在，导致不想公关的也“被迫”加入，否则就会吃亏。在秦伯益看来，花样繁多的公关，折射出候选人对学术名利的急切态度;另一个“瘟疫”就是恶意投诉。这些都是需要在改革中解决的问题。

“院士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遴选制度、学科布局、年龄比例，这些都需要院士们讨论决定。”周忠和说，“但退休制度就不是院士能决定的了。”

说到退休，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秦伯益。早在2002年秦伯益就在《光明日报》撰文直言“院士不是花瓶”，他清晰地看到，一方面，院士被人当作花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院士乐于当花瓶。因此他在2004年写信坚决要求退休并获得特批。

但秦伯益仍然是一位院士。他认为，院士是终身荣誉，是对过去工作成绩的认可，诸如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称号都是荣誉性的。很多接受采访的院士都表达了这个观点，退休是指离开工作岗位，院士是学术称号和终身荣誉，荣誉怎么退休呢?

然而，终身荣誉并不等于终身工作，他所在单位的岗位不是终身的。“如果院士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弱了，的确应该退出本单位的科研岗位。”秦伯益认为。

回归“荣誉”才是改革根本

“荣誉应该坚持，但荣誉绝不是特殊化。”有院士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同行肯定和公众认可，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秦伯益说：“授予一个人‘院士’学术称号，不仅是对他成绩的认可，更是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一种体现。同时，大部分院士都堪称学术道德的楷模，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引领示范的作用。因此，院士称号作为最高学术称号和一种终身荣誉，本身并没有问题，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但这种荣誉不该和利益挂钩。”秦伯益坦言，在现实生活中，这个“荣誉称号”确实出现了偏差。这也是院士常常成为舆论焦点的主要原因。我国不少省份规定，院士在组建实验室、申请科研经费等方面享受优先权;在生活补助、医疗保健等方面甚至可以享受副省级待遇等。

“改革关键在去利益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如果院士只是学术头衔、学术荣誉，不与学术利益挂钩，年龄和终身制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学者符合当选的条件，什么时候当选都可以，因为当选之后，他仍然和其他学者一样平等竞争进行学术研究，没有学术特权;同时，终身荣誉也没有问题，因为这就是荣誉而已。”

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这不仅仅是院士的事。

很多人认为院士参加国家科技政策制定、项目评审比较多，个别院士会借此占有太多科技资源。其实，院士们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问题，要在这些活动中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制度保障。事实上，科技界也一直在呼吁，减少对科技发展和科研立项中的行政干预，实施同行评议的评价机制。有院士指出：“要用制度防止学术腐败，比如在评审过程中实行回避制度、保密制度等。”

而说起院士为何被抬得这样高，院士们也是一肚子委屈：“国家对院士的‘特殊’待遇只有一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在2008年10月发了一个文件，从2009年1月1日起，将两院院士津贴由每人每月20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000元，执行至今。”有些单位百万元年薪招聘院士、有些部门和地方在评审与评估中加入“院士权重”……这些“被附加的”的利益，就不是院士们能够控制的了，对此院士们也很无奈，“让院士称号回归学术、回归荣誉，还需要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院士”。

汇报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