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考

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选举制度又是这一根本制度的基础。1953年我国的第一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就明确规定了我国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则，即普遍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具体规定了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从而正式确立了当代中国的选举制度。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反右扩大化和“左”的错误严重滋长，尤其受十年**的严重干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了全面破坏，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名存实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把加强人大建设、修订选举法、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提到了重要的义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第二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后又经过1982年、1986年、1995年的三次修改，使我国的选举制度更加完善，如选举的民主程度明显提高、直接选举范围从乡级扩大到县级、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选举方式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以及候选人提名方式所作的很大改进等。

但是，审视我国的选举制度，尚有不少问题，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还有不少距离。马列主义关于人民代表机关选举的基本原则-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民主选举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不但直接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同时也是完善整个人大制度的前提、基础和切入点。

一、要进一步提高和扩大直接选举的层级和范围

长期以来，我国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法。尽管从1980年开始，已把直接选举范围从原来的乡级扩大到县级，但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则由多层间接选举产生。我国人大选举的显著特点也就体现为以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主。应该说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由我国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决定的，也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这种选举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一是过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不能全面确切地表达选民意愿，有时甚至会歪曲选民意愿；二是靠少数人投票决定当选人，对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损害；三是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必须模糊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削弱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使选民难以对代表实行真正的直接监督。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广大人民能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就需要不断完善选举制，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及时提高和扩大直选制的应用层级和范围。这既是理论上的依据，也有客观上的需求，更有实践上的经验。首先，它是马列主义选举理论的一贯要求。马列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真正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并且认为新型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资本主义议会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选举产生的。列宁说过“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选举法，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真正的委员会。”（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273页。）列宁还说过：“从人民专制论的观点看来，首先必须切实保障充分的宣传自由和选举自由，然后召开真正全民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应当通过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产生，应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注：《列宁全集》第9卷，第181页。）可见直接选举是列宁强调的真正民主原则之一。[!--empirenews.page--] 其次，过去一直强调的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民主意识落后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因素不应当成为限制提高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正当理由。尽管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比较落后，但我国并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经过五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等条件，已普遍提高，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也已日益增强。再用经济、文化、民主意识落后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因素来限制直选层级和范围已显得过时。前苏联在1936年就开始实行从乡村及市苏维埃起到最高苏维埃止的直接选举。那时他们的经济、文化也非常落后，至少要比我们现在落后许多，而且幅员极为辽阔。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与我们差不多，经济、文化等条件比我们更落后，但印度在1935年就开始了省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1947年一独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国范围的直接选举。尽管前苏联和印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们的经验至少可以说明，直选制和普选制不必完全拘泥于经济、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关键还在于组织和选举技术。

第三，我国公民已基本具备比较完全的直接选举的知识和经验。因为我国农村和一般城镇，乡级直接选举制已运行了45年，县级直接选举制也已运行17年，在有下辖区的一些城市，区级直选制也已推行45年，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也已搞了10多年。那么多年的直选已使广大公民积累了比较完备的选举知识和经验。目前，城乡公民对提高和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无疑为今后更高层级更宽范围的直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提高和扩大我国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各方面条件均已日趋成熟。目前我们完全可以在两点上取得突破。一是将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省级。除了上述的理由外，主要是因为我国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平均人口为3800万左右，平均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这大体相当于英国等中等国家的规模。若按单名制和人口标准划分，每选区人口大致为9万左右，规模也与英国等国家的选区相当。可见，省级直选制的推行在空域和人口规模上是完全可行的，而关键在于解决组织和技术上的问题。二是要推行乡、县级行政首脑直接选举制。对此，经过10多年基层民主选举实践的农村公民呼声尤为迫切。当然，这关系到修改选举法等有关法律。

二、进一步完善修选人的提名、介绍方式

代表候选人或国家机关候选人的提名是选 举中的又一重要程序。候选人提名过程是否民主，直接关系到整个选举的民主实现程度。1979年尤其是1980年以来，通过对《选举法》、《组织法》的修改，过去那种“上面定名单，下面划圈圈”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是在候选人的提名、介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按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联合提民的代表候选人，政党、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可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一些地方的。近几年，选民或代表联合提名现象不断增多，但党组织往往以非组织活动为名，采取多种措施，减少或消除联合提名活动。这些措施主要有动员或劝说被联合提名的候选人放弃提名；动员或劝说参与提名的党员代表撤回提名，使之不符合法定人数而自然失效；在以上两者都无效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党组织还采取突然宣布人代会休会或延期召开，或对当选的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选后不予以确认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选举意图。上述种种做法，无论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人民代表大会本质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邓小平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曾指出：“党要有意识地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注：《邓小平文选（1938-195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empirenews.page--] 可以肯定，随着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今后选民或人民代表联合推荐候选人的现象必将大大增加，甚至会超过政党或人民团体提名候选人，这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也是选举民主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只要程序和步骤合法，就不应予以指责和干涉。事实上，“联合提名”候选人的出现，可以弥补党组织推荐候选人时可能出现的差错，使得上述两种候选人展开合法的竞争，从而使各级人大选出更优秀更合格的代表或国家机关领导人，同时也能促使党组织在推荐候选人时更加严格、认真，推荐出更好的候选人。

在改善对候选人的介绍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介绍、宣传候选人。那种不向选民或代表散发候选人的简历，不作情况介绍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让选民或人民代表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工作业绩、从政态度、参政议政能力及工作规划等。如在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中，我们不但可以公布名单，利用公报、广播、黑板报、电视、报级等多种方式作间接介绍，还可以由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当面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还可以允许候选人直接走访选民，宣传自己的从政态度和主张。总之，增进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有助于选民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投票，减少盲目性。

三、把差额选举真正落到实处

作为一种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差额选举自1979年实行以来，不仅在县乡换届选举中得以“兑现”，而且在选举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府两院”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时也得以落实。1979年，经过对有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我国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和省以下行政首脑的差额选举。尤其是1986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明确规定了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的差额幅度，即人大常委主任、秘书长、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乡、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至三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去操作。尤其是对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还比较稀少。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仅有12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8个省的省长，15个省的法院院长和11个省的检察院检察长实行差额选举。可见我们还没有把差额选举真正按法律要求予以落实。即使在差额选举中，违法选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在代表和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差额选举中，搞“暗箱”操作，甚至公开或半公开地安排差选，有些基层单位甚至竟任命在 当地落选的县长、乡长候选人为书记职务；有的地方对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后，不予承认或不及时给予相应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等。

实行差额选举是搞好选举的关键之一。真正实行差额选举是健全制度，实现选举人意志和提高选举民主程度的重要措施。因为在等额选举中，另选代表候选人以外的人，当选的可能性很小，选民不得不勉强投赞成票，从而影响民主权利的行使。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差额选举，党推荐的候选人也要通过选举，接受选民和代表的选择，从而体现了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因此，真正实行差额选举，有利于加强群众对干部和代表的监督，增强他们的对下负责意识和群众观点，而且还有利于发现和选拔人才，把“人民公认”的人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我们必须按法律的规定真正落实差额选举。对此忧心忡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党的领导原则的前提下，在根本不存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执政权的现实条件下，真正落实差额选举，根本不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反而有利于增强政治活力，增强党的生命力。[!--empirenews.page--]

四、适度引入竞争机制

有位宪法学家说过，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选的差额，也不是真正的差额。

长期以来，竞选被当成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视为禁区，不敢跨越。诚然，竞选是由资产阶级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广泛运用的，但这并不等于竞选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事实上，竞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事物之间缺乏竞争就会丧失生命力。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市场经济本质上说就是竞争型经济，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以竞争为本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在政治领域适度地引入竞争，尤其是要引入竞选机制。

中国共产党对竞选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组织搞过竞选，并提倡过竞选。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就对竞选作了专门规定，选举单位“可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十亿农民经 过十多年基层民主选举的训练，城乡公民目前对在选举中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呼声很高。可以预测，在人大选举制度中适度引入竞选，是今后选举工作的必然趋势。根据条件逐步推行适度的竞选，可以有效地激发选民或代表的选举热情，增添选举活力，拓宽选举范围，提高选举质量，为候选人创造公平竞争的舞台，选出高素质的人民代表和领导干部。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竞选制度，而应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竞选制度。

第二篇：关于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

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选举制度又是这一根本制度的基础。1953年我国的第一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就明确规定了我国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则，即普遍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具体规定了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从而正式确立了当代中国的选举制度。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反右扩大化和“左”的错误严重滋长，尤其受十年**的严重干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了全面破坏，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名存实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把加强人大建设、修订选举法、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提到了重要的义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第二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后又经过1982年、1986年、1995年的三次修改，使我国的选举制度更加完善，如选举的民主程度明显提高、直接选举范围从乡级扩大到县级、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选举方式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以及候选人提名方式所作的很大改进等。

但是，审视我国的选举制度，尚有不少问题，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还有不少距离。马列主义关于人民代表机关选举的基本原则-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民主选举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不但直接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同时也是完善整个人大制度的前提、基础和切入点。

一、要进一步提高和扩大直接选举的层级和范围

长期以来，我国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法。尽管从1980年开始，已把直接选举范围从原来的乡级扩大到县级，但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则由多层间接

选举产生。我国人大选举的显著特点也就体现为以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主。应该说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由我国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决定的，也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这种选举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一是过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不能全面确切地表达选民意愿，有时甚至会歪曲选民意愿;二是靠少数人投票决定当选人，对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损害;三是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必须模糊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削弱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使选民难以对代表实行真正的直接监督。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广大人民能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就需要不断完善选举制，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及时提高和扩大直选制的应用层级和范围。这既是理论上的依据，也有客观上的需求，更有实践上的经验。首先，它是马列主义选举理论的一贯要求。马列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真正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并且认为新型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资本主义议会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选举产生的。列宁说过“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选举法，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真正的委员会。”(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273页。)列宁还说过：“从人民专制论的观点看来，首先必须切实保障充分的宣传自由和选举自由，然后召开真正全民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应当通过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产生，应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注：《列宁全集》第9卷，第181页。)可见直接选举是列宁强调的真正民主原则之一。

其次，过去一直强调的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民主意识落后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因素不应当成为限制提高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正当理由。尽管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比较落后，但我国并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经过五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等条件，已普遍提高，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也已日益增强。再用经济、文化、民主意识落后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因素来限制直选层级和范围已显得过时。前苏联在1936年就开始实行从乡村及市苏维埃起到最高苏维埃止的直

接选举。那时他们的经济、文化也非常落后，至少要比我们现在落后许多，而且幅员极为辽阔。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与我们差不多，经济、文化等条件比我们更落后，但印度在1935年就开始了省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1947年一独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国范围的直接选举。尽管前苏联和印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们的经验至少可以说明，直选制和普选制不必完全拘泥于经济、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关键还在于组织和选举技术。

第三，我国公民已基本具备比较完全的直接选举的知识和经验。因为我国农村和一般城镇，乡级直接选举制已运行了45年，县级直接选举制也已运行17年，在有下辖区的一些城市，区级直选制也已推行45年，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也已搞了10多年。那么多年的直选已使广大公民积累了比较完备的选举知识和经验。目前，城乡公民对提高和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无疑为今后更高层级更宽范围的直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提高和扩大我国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各方面条件均已日趋成熟。目前我们完全可以在两点上取得突破。一是将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省级。除了上述的理由外，主要是因为我国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平均人口为3800万左右，平均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这大体相当于英国等中等国家的规模。若按单名制和人口标准划分，每选区人口大致为9万左右，规模也与英国等国家的选区相当。可见，省级直选制的推行在空域和人口规模上是完全可行的，而关键在于解决组织和技术上的问题。二是要推行乡、县级行政首脑直接选举制。对此，经过10多年基层民主选举实践的农村公民呼声尤为迫切。当然，这关系到修改选举法等有关法律。

二、进一步完善修选人的提名、介绍方式

代表候选人或国家机关候选人的提名是选举中的又一重要程序。候选人提名过程是否民主，直接关系到整个选举的民主实现程度。1979年尤其是1980年以来，通过对《选举法》、《组织法》的修改，过去那种“上面定名单，下面划圈圈”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是在候选人的提名、介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按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联合提民的代表候选人，政党、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具有完全平

等的法律地位。可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一些地方的。近几年，选民或代表联合提名现象不断增多，但党组织往往以非组织活动为名，采取多种措施，减少或消除联合提名活动。这些措施主要有动员或劝说被联合提名的候选人放弃提名;动员或劝说参与提名的党员代表撤回提名，使之不符合法定人数而自然失效;在以上两者都无效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党组织还采取突然宣布人代会休会或延期召开，或对当选的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选后不予以确认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选举意图。上述种种做法，无论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人民代表大会本质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邓小平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曾指出：“党要有意识地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注：《邓小平文选(1938-195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可以肯定，随着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今后选民或人民代表联合推荐候选人的现象必将大大增加，甚至会超过政党或人民团体提名候选人，这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也是选举民主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只要程序和步骤合法，就不应予以指责和干涉。事实上，“联合提名”候选人的出现，可以弥补党组织推荐候选人时可能出现的差错，使得上述两种候选人展开合法的竞争，从而使各级人大选出更优秀更合格的代表或国家机关领导人，同时也能促使党组织在推荐候选人时更加严格、认真，推荐出更好的候选人。

在改善对候选人的介绍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介绍、宣传候选人。那种不向选民或代表散发候选人的简历，不作情况介绍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让选民或人民代表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工作业绩、从政态度、参政议政能力及工作规划等。如在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中，我们不但可以公布名单，利用公报、广播、黑板报、电视、报级等多种方式作间接介绍，还可以由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当面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还可以允许候选人直接走访选民，宣传自己的从政态度和主张。总之，增进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有助于选民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投票，减少盲目性。

三、把差额选举真正落到实处

作为一种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差额选举自1979年实行以来，不仅在县乡换届选举中得以“兑现”，而且在选举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府两院”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时也得以落实。1979年，经过对有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我国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和省以下行政首脑的差额选举。尤其是1986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明确规定了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的差额幅度，即人大常委主任、秘书长、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乡、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至三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去操作。尤其是对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还比较稀少。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仅有12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8个省的省长，15个省的法院院长和11个省的检察院检察长实行差额选举。可见我们还没有把差额选举真正按法律要求予以落实。即使在差额选举中，违法选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在代表和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差额选举中，搞“暗箱”操作，甚至公开或半公开地安排差选，有些基层单位甚至竟任命在当地落选的县长、乡长候选人为书记职务;有的地方对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后，不予承认或不及时给予相应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等。

实行差额选举是搞好选举的关键之一。真正实行差额选举是健全制度，实现选举人意志和提高选举民主程度的重要措施。因为在等额选举中，另选代表候选人以外的人，当选的可能性很小，选民不得不勉强投赞成票，从而影响民主权利的行使。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差额选举，党推荐的候选人也要通过选举，接受选民和代表的选择，从而体现了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因此，真正实行差额选举，有利于加强群众对干部和代表的监督，增强他们的对下负责意识和群众观点，而且还有利于发现和选拔人才，把“人民公认”的人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我们必须按法律的规定真正落实差额选举。对此忧心忡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党的领导原则的前提下，在根本不存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执政权的现实条件下，真正落实差额选举，根本不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反而有利于增强政治活力，增强党的生命力。

四、适度引入竞争机制

有位宪法学家说过，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选的差额，也不是真正的差额。

长期以来，竞选被当成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视为禁区，不敢跨越。诚然，竞选是由资产阶级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广泛运用的，但这并不等于竞选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事实上，竞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事物之间缺乏竞争就会丧失生命力。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市场经济本质上说就是竞争型经济，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以竞争为本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在政治领域适度地引入竞争，尤其是要引入竞选机制。

中国共产党对竞选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组织搞过竞选，并提倡过竞选。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就对竞选作了专门规定，选举单位“可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十亿农民经过十多年基层民主选举的训练，城乡公民目前对在选举中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呼声很高。可以预测，在人大选举制度中适度引入竞选，是今后选举工作的必然趋势。根据条件逐步推行适度的竞选，可以有效地激发选民或代表的选举热情，增添选举活力，拓宽选举范围，提高选举质量，为候选人创造公平竞争的舞台，选出高素质的人民代表和领导干部。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竞选制度，而应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竞选制度。你好哦啊，

第三篇：浅谈人大选举制度的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是我国选举制度的核心。从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制定实施以来，我国人大选举制度在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产生以及赋予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代表民意、集中民意、表达民意，对当选者及其承诺政策实施预警监督，缓和社会矛盾、解除社会危机、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政治社会化和整合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然而，随着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所显露出来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影响着这一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本文将在考察选举制度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现行人大选举制度所存在弊端的表现，提出如何解决这些弊端、完善我国人大选举制度的一些构想。

一、选举制度的历史演进

选举现象最早见于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雅典城邦中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的成员。现代选举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出现的。西方近代选举制度是伴随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同封建势力的反复斗争的过程中，在继承和借鉴古代社会选举制度的基础上，为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逐步产生的。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已较为发达和完善，其基本原则主要有普遍性原则、平等选举原则、直接选举原则、秘密选举原则、自由选举和任意选举原则。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当家作主、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政权本质，决定了现有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因为尽管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国家政权的本质，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特点，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不可能直接地经常地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只能实行间接民主的人民代表制。

我们的民主选举可溯及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的选举，但形成为一种制度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制定颁布过两部选举法。第一部选举法是1953年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类型的选举法。该法明确规定了我国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则，从而正式确定了当代中国的选举制度。

1997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二部选举法。该法对1953年通过的选举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积极性的增强，我国选举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特别是又经过1982年、1986年、1995年三次重大修改，使我国的选举制度向民主化方向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为我国的民主选举提供了法律保障。今年我国对《选举法》又进行了第四次修改，引人注目。

二，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利弊分析

邓小平曾清醒地指出：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在实行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十分有必要认真反思人大制度的利弊得失，并进行相应的重大改革，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人大制度的改革应借鉴议会制的经验，朝着更加科学、民主、有效的方向迈进。

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所显露出来的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代表作用发挥有限，没有有效地发挥职责。目前，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多数是兼职，精力有限，参加代表活动较少，活动质量不高。据报道，2000年，烟台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代表在人代会期间做审议发言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只占45.3％，人均提议案建议不足0.15件；其中，40.3％的代表受时间、精力、能力的限制，4％的代表不愿得罪人，4％的代表职责意识不强。《选举法》中加大了对破坏选举活动的制裁，规定了在选举过程中犯有违法行为的，当选无效。但对当选后无所作为又该如何处理呢？选举偏重的究竟是过程还是结果呢？目前的选举制度给人的感觉是要求代表们“不求无功，但求无过”。

2、对人大代表资格条件的规定较为笼统。《选举法》中对代表应具备哪些条件缺乏具体要件，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造成了部分代表素质不高。在肯定大部分代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部分的代表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理论水平也不高。对现代知识了解掌握“浅”“窄”“乏”的情况较为突出。这对提高立法素质，有效进行法律监督而言无疑是空中楼阁。更有甚者，一些人将人大代表仅仅当作一种荣誉称号或是自己的政治资本，在此掩盖下作出违反法律的事，极大损害了人大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3、缺少竞选环节。长期以来，信息不畅通、缺乏透明度，对于代表候选人“只知其名，不见其人”是选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修改后的《选举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了“选举委员会可以

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的内容，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法律采用的是“可以”。因此这一环节并不具有强制力。另外，被动地回答选民的问题而不是主动地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其效果如何，两者相比，不言而喻。人大代表是人大工作的主体和依托，其素质如何、作用发挥得怎样，直接关系到人大工作的水平。从人大工作的实际看，代表素质不高一直是

困扰人大工作“难以到位”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治本之策还得从制度层面入手，在加强对代表履职监督的同时，从源头上建立起代表竞选机制，通过竞争来吸纳优秀人才，提高代表的整体素质。

4、直接选举范围过小。《选举法》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有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的层次较多。由于间接选举并非选民亲自表达意愿，存在着不客观全面反映民意的情况；多层次间接选举削弱了选民与代表的联系，淡化了选民对代表的监督，模糊了选民与代表间的责任关系。

5、代表的活动缺乏有效保障。代表深入社区、企业调查研究，调查群众反映的焦点、热点问题等，缺乏一定的经费作保障。代表法等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但规定过于原则，没有一个量化标准，且缺少相应的责任条款。其次是缺少程序性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代表法》均未对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规定具体程序，如代表们开展什么活动？如何开展？谁去组织？如何运作？有何责任？不履职怎么办？等等。

6、对代表缺乏必要的监督。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法律对不参加代表活动、不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代表如何监督，未作明确规定；代表对选民和原选举单位负责没有落到实处，其履职行权具有较强的随意性；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缺乏必要的监督意识，很少行使对代表的监督权。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代表的监督难以实施；代表履行职责没有明确标准，选民和选举单位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监督。

三、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具体措施的构想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是改革我国的选举制度。在此过程中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于如何完善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我们有如下构要想：

1、减少代表名额，使之精简化。修改前的《选举法》第九条第一款曾规定“人口超过一亿的省，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千名。”修改后的《选举法》删除了“人口超过一亿的省”这一限制。但是我国人大代表的数额仍然是居高不下。现在，全国人大代表近３０００名，是世界议会之最。我国人大代表人数之多，固然有它的必然性。但是，代议机构设置有它固有的要求和规律。代表机关要从事立法和决定其他重大事项，人数太多不便于召开会议和讨论决定问题。所以，代表机关的人数是有限度的。代表机关的人数确定必须考虑下列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需要尽量多的代表，使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性；一方面代表不能太多，否则，不利于开会、讨论和决定问题。把两者结合考虑，才是决定代表机关人数的科学根据。

2、让一部分代表先专职起来。代表专职化是人大代表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和国家职务确定后的必然要求。在我国，人大代表队伍相当庞大，各级人大代表总数共有300多万之多。但是，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是兼职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又担任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公职。代表专制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只可能让一部分代表先专职起来。一是适度减少代表人数，让人大代表“少”起来；二是减少公职人员所占份额，让人大代表“精”起来；三是人大代表闭会期间的活动与常委会工作紧密衔接，或者说先实现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让人大代表“忙”起来。

3、实行竞选。虽然修改后的《选举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这一内容，但是这和实行竞选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事物发展、人类社会进程的客观规律。关于“竞争机制”，我们应该作出与时俱进的理性判断：一是有序竞争并不是资本主义民主独有的法宝；二是有序竞争并不一定导致“金钱民主”和“阶层垄断”。《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在深圳福田区人大代表选举中，独立候选人，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海归硕士）王亮在其所在的29选区以1308票的高票，击败正式候选人。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直接参选胜出在全国还是首例，这样的例子意味着一个很好的开端。通过竞选，可以有利于选民加深对代表候选人的了解，有利于增强代表的责任感，有利于从源头上提高代表的素质。

4、提高直接选举程度。毫无疑问，直接选举范围的扩大，是更民主的选举。马克思主义认为，新型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资本主义议会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直接选举产生的。而现在我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范围只限制在县、乡两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多层间接选举产生的。这与当今世界各国议会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很不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让人民更充分直接地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就必须不断扩大代表的直接选举范围。

5、为人大活动提供相应保障。首先是设立专门的活动经费，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量化的标准，明确代表的活动经费在预算中应占的比例，增强实际操作性。第二是设立闭会活动程序。包括界定代表的何种活动属于公务行为、明确活动内容、对代表活动内容要设置具体的操作规程等。如代表个人在哪些情况下可持证视察，视察及提出建议有何法律效力，代表能否进行个案监督，运作程序是什么，有何效力等。

6、加强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在选举制度中，选举权和监督罢免权应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说，监督罢免权是选举权的延伸，是对选举权的一种保护。因此我国《选举法》第44、45条写明了对代表罢免的相关规定，这对鞭策、提醒人大代表切实履行职权是十分有必要的。此外，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和公众的监督。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宪政建设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走向理所当然地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相信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将在新的时期得到不断的完善与发展，从而使人大代表更好地完成宪法与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篇：党内完善选举制度

党内选举制度

为了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镇党组织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一、党组织任期

党支部每届任期三年。

二、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

党委和党支部任期届满都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根据我镇党组织情况，换届时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

党党委、党支部的换届工作，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管理权限，分别由党党委、党支部操作实施；党支部的换届工作由党党委操作实施。由于各种原因需要延期或提前进行换届选举，应当报上级党委会批准。延长换届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三、换届选举前的准备工作

1、换届的请示报告

我镇党组织进行选举前，应召开全体委员会讨论，并用书面形式向上级党委请示报告，在得到上级党委批复后方可进行。我镇党组织换届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召开换届选举大会的指导思想、任务、时间、选举形式以及下届委员会委员的名额等。

2、制定换届的实施计划

上级党委批复同意换届选举后，我镇党支部必须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制定选举工作实施计划。实施计划应当规定选举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实施的具体步骤和目标，指定每一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员。本届委员会在选举大会上的工作报告，应在选举前经委员会集中讨论后起草，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3、确定换届选举的形式。

4、选举前对党员进行动员并组织学习

我镇党支部在换届选举前，要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和动员，对党员进行党性观念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使党员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认真履行党员应尽的义务。

选举前我镇党组织应召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本届委员会及个人任期内的工作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对本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应组织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党员的意见。

四、酝酿和确定候选人

1、我镇我镇党支部的委员会候选人，应当按照德才兼备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班子结构合理，是指班子成员的年龄结构、专业知识结构、性别结构等，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班子的整体功能。

2、镇我镇党支部委员会候选人，一般由党组织负责人、党员行政负责人、群众组织党员负责人及其他党员构成。

3、我镇党支部应先提出候选人的名额和条件，在全体党员

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经过自下而上推选，上下结合，反复酝酿，根据多数党员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确定候选人。也可以先进行预选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名单须报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

4、我镇党支部的书记、副书记产生，由各支部全体党员投票选举候选人，报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后，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举。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全体党员充分酝酿，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委审查批准后，在党员大会上进行选举。

5、党我镇党支部选举实行差额选举的办法，委员候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20%。

差额选举有两种具体形式：一是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20%的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二是在正式选举前先进行预选，产生与应选人数相等的正式候选人，然后进行正式选举。预选必须差额，获得赞成票超过实际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一半，才能列为正式候选人。

我镇党支部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进行选举，都应事先向上级党委请示同意后，并经党员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五、选举的实施

1、基层党组织选举应召开党员大会。党员大会由上届支部书记主持召开。

2、大会主持人向大会报告应参加大会党员人数和实参加大会的党员人数。

（1）到会的有选举权的党员达到应到会有选举权党员人数的五分之四，大会有效。党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大会的应会前请假。

（2）凡是党员组织关系在基层党组织的正式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预备党员和组织关公司不在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在党员重新登记中未办理登记手续和缓登记的党员，均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党员，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党员人数内：

① 患有精神类疾病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

② 年老体弱卧床不起和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③ 自费出国半年以上未归的；

④ 因工作调动、外出学习或工作半年以上未归的；⑤ 虽未受到留党查看以上处分但正在服刑的；⑥ 按规定应转走组织关公司而没有转走的；

⑦ 因各种原因被停止组织生活的；

3、基层党的委员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4、大会选举前，基层党组织应将候选人的情况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党员介绍，对选举人提出的询问应作出负责的答复。

5、推选（通过）监票人，宣布计票人。党员大会必须设总监票人和监票人，负责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在不是候选人的党员中推选，经全体选举人表决通过。已提名

作为下一届委员会候选人的不得担任监票人。总监票人和监票人需经大会通过。大会计票工作人员由基层党组织指定。

6、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差额选举。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党员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或不赞成票，也可以投弃权票。投不赞成票者可另选他人；弃权的，不能另选他人。

因故未出席会议的党员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7、投票结束后，监、计票人清点选票，确认选举是否有效。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

8、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计票。每张选票上赞成人数不超过应选委员数的，为有效票；多于应选委员数的，为无效票。划写选票时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完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全票无效；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辨认的部分为有效，无法辨认的部分为无效。

监票人、计票人应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由监票人、计票人签字。

选举结束后，应当场封存选票，未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任何人不得启封、查阅、销毁。

9、进行正式选举时，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的人数的一半，始得当选。

当选人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

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得票多的当选。

当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也可以减少名额，不再进行选举。

10、大会主持人或总监票人以得票多少为序，向大会宣布选举结果。

11、选举结果应及时报上级党组织，由上级党组织批准后，新一届的委员会即正式成立。

七、监督和纪律

1、我镇党支部的换届选举工作由镇党委组织部负责监督实施。

2、党我镇党支部选举要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进行，不得有违反党章和本细则行为的，若违反，必须严肃查处，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有关党组织、党员批评教育，直至给予组织处理。

第五篇：对完善人大执法检查的几点思考

对完善人大执法检查的几点思考 完善和加强人大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加入WTO后，检察机关在法制统一原则和公开透明原则规制的执法环境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更应当自觉地接受人大的监督。法治的进步和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要求彻底改变现阶段人大对检察工作监督存在着法律至上性与现实中的结构性弱化之间的强烈反差，真正实现人大对检察工作监督的超系统、跨机构的现实的最高国家权威性。这既是人大司法监督职能的强化与规范化过程，也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健全接受人大监督机制，以监督为支持，借人大监督促检察监督的互动过程。要使接受人大监督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无序到有序，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对于人大以及检察机关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有审议工作报告、人事任免、执法检查、评议、质询、交办、调查、个案监督、法律监督文书等等。其中，执法检查最为常用，而评议则正在探索并逐渐推广。本文试针对执法检查和评议这两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从被监督者的角度，结合实践经验，进行利弊分析，提出规范化、制度化建议；同时，以积极主动的心态，研究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

一、协助人大完善执法检查制度，促进公正执法

关于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8月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执法检查的组织、活动原则、主要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组织几次执法检查。其中专门针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检查不多，如《检察官法》执行情况检查；大多数是针对某一法律如《刑诉法》的贯彻执行或某一专项行动如“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执法活动进行的系统检查或行业检查。执法检查也是执法评议的基础和依据之一，这些检查对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提高检察队伍执法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避免执法检查和评议流于空泛和形式，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加强和改进。而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将从中发挥积极有效的辅助功能。具体表现在：

（一）检查主体的专业性缺陷及其克服。检察机关及有关职能部门的业务，如不捕、不诉的法律分析、抗诉审查等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而系统、机构之间的分工、配合、制约关系又较为复杂。执法检查本身对监督者监督水平提出了考验。然而，当前人大拥有的法律专业人才与其不断强化的法律监督职能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导致所谓的“外行查内行”现象。如在对我院的执法评议中就有人大代表把取保候审也当作超期羁押的范畴，混淆了侦查期限与羁押期限的法律概念。

在提高检查主体的专业水准方面，检察机关可以有以下作为：一是作专业辅导，向人大代表、委员讲解有关检察业务的基础常识，对检务公开和检察工作报告包括的专业知识进行重点介绍。如我院张温龙检察长就曾经在全区人大代表培训班上作关于“如何提高人大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的讲座，受到人大代表的欢迎和好评。二是在执法情况报告后附注有关专业解释和法律依据以便对照检查。如我院将执法检查的具体内容分项逐案列表说明，使检查评议一目了然，简单方便，同时也使监督者更熟悉掌握相关业务。三是建议在检查组成员中增加司法实践者和法学研究者的比例，使检查组更具权威性。如我院接受人大进行执法评议时就建议邀请政法系统的法制委聘任委员参加，他们的意见、建议就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上述措施并不能根本改善人大的专业化问题，但对于经验积累和具体操作仍不乏促进和优化作用。[!--empirenews.page--]

（二）检查内容的针对性缺陷及其克服。就针对检察机关或政法系统的执法检查而言，错案追究责任制等办案制度和办案纪律约束最严格的，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以及公检法三家矛盾最突出的执法权力和环节，才是执法监督的关键和实质所在。一些执法检查在内容选择上贪多求全，结果反而重点不突出，目的不明确，失去了督促检查的意义。

接受人大执法检查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检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防止执法权力被滥用或执法过程中出现偏差，保障公正执法。既然是监督制约机制就应当着重针对最要害最薄弱的环节，否则，忽略或规避都可能产生不公正甚至腐败的隐患。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向人大提出需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内容的建议，并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如我院主动邀请区人大进行执法检查评议时就提供了相关的内容目录附注说明，列举了不捕、不起诉公开听证、自侦案件强制措施及犯罪预防、人大交办工作、检察长接待日工作等方面供人大常委会选择定夺。因为人大代表与社会各界联系密切，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最能反映人民的满意程度。主动建议检查内容，事实上是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将检察执法质量与效果通过人大的检查和评议进行最严格的验收。当然，这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是检察权的内在必然要求。对检查内容的建议，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检察机关始终将检察工作置于人大监督之下的端正态度和公正执法的信念。

（三）检查形式的真实性缺陷及其克服。现实中，大多数执法检查都经过事先长期的准备，在可预见和“包装”的情况下，采取书面检查、听汇报、开座谈会等形式，难免有走过场之嫌。在一些执法检查中，作为检查者，以完成工作计划和上级任务的心态，要求或不希望被检查者出现问题；而被检查者也以应付的思想进行迎检部署和材料准备，补缺补漏，扬长避短，报喜不报忧，结果是皆大欢喜。这显然有损法律至上的严肃性和人大的权威，造成人大监督“虚化”效应。对检察职能的全面正确履行也有害无益。

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以平常心对待执法检查，保持执法标准的一贯性和公开接受监督的经常性。首先要求杜绝为迎接检查而“造假”的不良现象，敢于暴露问题，正视检查结果。其次要深化检务公开，把日常的执法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经常向有关部门通报工作，定期向人大报送专项和综合的执法质量分析、调研报告等，把定时间、定内容、定形式的执法检查向平时的各个具体的执法行为延伸，从而使检查评议客观真实地反映执法质量与执法水平。最后，应当主动欢迎人大执法检查采取暗访式、突击检查式、抽查式以及交叉检查式等不确定性形式，使检查结果不含水份。

（四）检查效果的持久性缺陷及其克服。执法检查的阶段性似乎成为思 维定势，忙过一阵下次从头再来。一方面，是因为检查后的分析、评价、责任追究与督促整改措施没跟上，检查组一走就完事大吉；另一方面则由于某些量化标准不科学，过于僵化，没有充分考虑合理的差异进行区别对待，结果使先进更先进，落后更落后，非但不利于良性的竞争，反而挫伤了某些条件艰苦的弱势单位。[!--empirenews.page--] 要体现执法检查的监督作用，检察机关还是应当从自身重视和配合上入手。首先，要坚持一检查一整改一反馈制度，认真从检查中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整改措施，狠抓落实。尤其针对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建议和要检查评议中过问的具体事项，要作为督办事项，由检察长亲自督促，指定业务骨干具体承办，在期限内及时办结并书面正式行文向人大报告反馈。如我院针对人大代表在执法评议中询问的有关个案，逐一进行了书面答复，对法制委委员指出的不足之处，全部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方案，由专人负责落实，并定期反馈改进效果。其次，要将执法检查评议中的成绩与问题、表扬与批评和具体的责任人对号入座，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奖勤罚懒，赏罚分明。最后，要主动向人大了解检查活动的总体情况以及其中可以借鉴的得与失，主动与其它单位横向对比，树立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如此一来，不但检察机关内部对执法检查评议的不正确态度得到纠正，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制约效力，从而促进执法责任的落实；对于人大而言，检察机关对检查评议结果的高度重视和整改落实则有助于强人化大的监督意识，维护人大监督的法律尊严。

二、以评议整改为契机，借人大监督促进检察监督

关于对检察机关的评议，包括对人大任命的检察员进行述职评议和对检察执法情况进行代表评议两种。评议不仅拓展了人大在例会之外的监督权，对被评议的个人和单位也产生有效的制约，有利于促进责任制的落实。当然，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如评议是一种代表活动，还是一种监督方式，还是对现有监督手段的组合？又如，评议主体是谁？绝大多数地方，参加评议的是部分代表，少数地方（如上海）是全体代表，有的地方则规定代表参加的比例（如安徽规定10%）。还有，采取哪种形式评议比较适宜？是否必须在会议（人代会和常委会会议）上进行，或者可以采取召集代表或委员开座谈会、办公会或者逐一走访的形式。再如，评议效果如何？不具备法定人数的评议和会议外的评议，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监督法出台前，这些问题有待人大和检察机关通过协商加以解决。

以下，笔者仅结合我院主动邀请人大对检察执法进行评议的具体情况，谈谈检察机关在评议中的能动作用。

为了保证评议结果的公正、客观且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我院在由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法制委委员以及来自区直机关和各基层单位的人大代表进行集中评议前，建议人大发动全区人大代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在评议中增加了质询的环节，由检察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当场解答代表和委员提出了问题。评议的结果比预想的更加严格，批评和建议也相当中肯，直接反映了一些检察机关平时难以得知和掌握的情况。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法律监督方面，如立案监督在监督立案后跟踪督促公安机关侦查报捕力度不够；又如石场非法采石致人死亡等重大责任事故没有受到追究；再如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超期羁押现象严重而检察监督不力；还有附加刑中的罚金未执行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并非没有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而是被监督者的法律意识不高，而检察监督在许多方面又缺乏强制效力。但是在评议中由人大代表和委员们提出来，加上检察机关进行的解释说明，人大领导、法制委委员和与会的人大代表都形成了共识：必须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必要时由人大出面督促落实。这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最急需的支持。使检察监督获得了人大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支持。[!--empirenews.page--] 评议后，我院专门就如何与人大配合加强法律监督向人大领导和法制委汇报了工作设想：一是由人大发动向全体人大代表进行法律监督的宣传教育，密切联系群众为检察机关提供案源线索，为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正确履行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二是由人大法制委牵头组织政法三家就有关法律监督问题举行联席会议，统一思想，解决分歧。三是由检察机关定期向人大报告法律监督过程中的困难与出现的新问题，人大根据需要组织专项执法检查，或与检察机关共同跟踪监督纠正违法情况。四是由人大根据检察机关反映的有关部门和有关责任人有错不咎问题，与对该单位的工作评议和对有关领导的述职评议相挂钩，落实违法者的具体责任和领导责任。显然，上述措施必将大大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制效力，为检察工作提供更好的监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