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第一篇：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关于中国大学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缺经费和办学条件，就大量投入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缺规模，就不断扩大规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现状；缺人文素质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缺高层次师资，就大量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师资；缺较高的教学质量，就大力实施教学改革……缺什么就补什么！中国对大学改革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结果依然不能令国人满意。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质量、从公平到效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忧的是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现代社会里的大学，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

今天的中国大学牵动着许多仁人志士的神经，人们不断在问，这是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其实，在我们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触及的是大学外表的功用，较少触摸到大学的本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作为创造、传承高深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除了在其教学和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外，还要求具有“明德”与“至善”的使命与理念。如果说后者是尊从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至上的道义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本质。依据此认识，我们考察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

界。)

一、大学理念缺失 大学理念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大学理念是灵魂。然而，就中国的当代大学而言，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理念的大学还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虽然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实践家，却缺少大学自治的社会环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对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震天口号中，许多大学规划几年达到目标，巨大的投入、宏伟的蓝图，美丽的校园中增添了许多躁动的学生……大学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当科学家”，变成了在“社会轴心机构”中“我要票子、车子、房子……”。

这一切就发生在承载国家未来的大学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学理念”的缺失！梅贻琦先生曾改用《大学》的第一句话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何谓大学。大学之道，在于精神层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层面上的求“能”。大学之道在精神层面上，在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这即是所谓的“善”。大学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在于教给学生真理的同时，合理地安排课程体系，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为我所用”，教会学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学更应该为社会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让躁动的人们在这里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最纯粹的科学知识，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使大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二、大学精神缺失

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先进文化并以创新为取向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虽不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那样直观、可测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学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上，使人时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感染力。

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为有效。然而，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定位贪大求全，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文化品位下降，学术失范，一些学者把治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往往按照权利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维护学术自身的尊严；等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同样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活动中的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品质。翻开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学校长及其大学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大学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倡导的大学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引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处在这种变化中的大学更需要大学精神。

三、大学教师理想缺失

大学教师理想本应是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大学普遍提出，青年教师要硕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教师学历职称“大跃进”现象，加速了大学教师的功利化。现在的一些大学教师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抛之脑后。因此导致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缺少个性的眼睛与心灵。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力量，以及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辨识和选择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中国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现，可以洞见大学教师在促成学生“学历成人”时，忽视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说，大学教育已经忽略了人的心灵需求、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在角逐利益时，就会不受理性、良心、正义和道德的制约而沦为经济动物。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并不缺少高深知识，却欠缺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师队伍现状。

四、大学独立性缺失

现代大学在其教育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体现为大学独立的决断和独立的治理。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极易被其他机构代替。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一些行政部门缺乏对大学的必要尊重，更进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学独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强制献血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关部门”为其下达了“义务献血任务指标”。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化，大学如何能独立？

检阅今天的中国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既没有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构成大学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大学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但大学的价值绝不在于沉落为社会的构件，而在先于社会独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领社会的发展。大学是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大学能够积聚社会良知、彰显批判意识，展现对民族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忧患与追求，所以大学应该将自身在制度构造上的独立性与其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

五、大学制度缺失

中国大学制度问题涉及大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集权控制，大学内部运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没有以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为目标，在大学权力分配、教学和研究、教师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行政权力泛化、官僚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学术不受重视，尊重学术人才自然无法得到体现。

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完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这说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彻底革除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常常代替学术权力，以至于以行政权力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大学要实行民主管理，其意义不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为师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权在师生的“民主”，亦即大学主权属于师生，而不是属于校长或行政阶层。这一原则来源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原则表明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师生自下而上的授权，而非自上而下产生，大学师生满意和支持的行政组织就是大学合法的行政组织。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驾于师生之上。这一原则也赋予了师生具有天然的监督行政组织的权利，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制，为维护和保障师生行使这一权利提供顺畅的渠道和途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组织必须为师生服务，对师生负责，这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基础。

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学习）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师生之所想、谋师生之所求、解师生之所忧。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七、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师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大批学问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这所大学学术气氛必浓，学风校风必优，也必将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教授评议会中又有二三十个委员会，决定学校相关事宜，像经费预算委员会除决定经费使用外，还决定给一个系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规划委员会分别决定具体的教学、学术事务。然而，2004年2月4日《文汇报》对中国几所大学和所属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的报道是:“„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却让人疑惑。我们都知道，成立教授会是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举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不是“智囊团”，而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才能实施。

其实，目前中国各大学以及各院系都设有类似于教授会的“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发言权，最多就是当当“智囊”。在大学这个学术的重镇，教授的权力无法体现，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存在。

八、大学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学优势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学由于在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历史传统不同，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才可办出特色保持优势。然而，中国大学“同质化”严重，已是国内外教育专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伯顿?克拉克说:“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九、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问题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严肃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其实，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肃、积极的学术评论。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在进行学术评论时，还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应执其一端不计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辞。

同时，要严以律己，虚怀若谷，宽容地对待各种评论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阀、学霸作风，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创造学术讨论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发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意味着学术平等，不但一般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是平等的，而且领导人对学术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与其他学术观点进行平等交流。学术平等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保护少数，因为只有多数保护少数，才能使学术上的少数派，在平等的民主气氛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十、大学信任缺失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清华退学博士王垠曾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一些学子认为，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真是死读书活受罪。大学近几年连续扩招，在校人数激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大学管理改革滞后，必然会导致大学突发性事件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加爵、薛荣华等事件曾一度震惊世人，黄蓉事件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类似的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也屡见报端。更严重的是大学充斥着浮躁之风、浮夸之风，出现了泡沫学术。大学在强大的商业压力下，日渐庸俗，乱办班、滥收费、乱设专业屡见不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尽管这类负面现象不多，这类问题在大学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视这类问题，就会给大学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原因作深层次的透视，防微杜渐，防止此类现象对构建和谐大学的负面影响

第二篇：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2011年04月28日

来源：当代教育论坛

作者：刘尧

关于中国大学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缺经费和办学条件，就大量投入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缺规模，就不断扩大规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现状；缺人文素质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缺高层次师资，就大量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师资；缺较高的教学质量，就大力实施教学改革„„缺什么就补什么！中国对大学改革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结果依然不能令国人满意。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质量、从公平到效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忧的是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现代社会里的大学，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

今天的中国大学牵动着许多仁人志士的神经，人们不断在问，这是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其实，在我们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触及的是大学外表的功用，较少触摸到大学的本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作为创造、传承高深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除了在其教学和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外，还要求具有“明德”与“至善”的使命与理念。如果说后者是尊从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至上的道义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本质。依据此认识，我们考察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一、大学理念缺失

大学理念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大学理念是灵魂。然而，就中国的当代大学而言，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理念的大学还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虽然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实践家，却缺少大学自治的社会环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对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震天口号中，许多大学规划几年达到目标，巨大的投入、宏伟的蓝图，美丽的校园中增添了许多躁动的学生„„大学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当科学家”，变成了在“社会轴心机构”中“我要票子、车子、房子„„”。

这一切就发生在承载国家未来的大学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学理念”的缺失！梅贻琦先生曾改用《大学》的第一句话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何谓大学。大学之道，在于精神层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层面上的求“能”。大学之道在精神层面上，在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这即是所谓的“善”。大学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在于教给学生真理的同时，合理地安排课程体系，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为我所用”，教会学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学更应该为社会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让躁动的人们在这里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最纯粹的科学知识，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使大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二、大学精神缺失

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先进文化并以创新为取向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虽不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那样直观、可测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学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上，使人时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感染力。

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为有效。然而，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定位贪大求全，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文化品位下降，学术失范，一些学者把治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往往按照权利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维护学术自身的尊严；等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同样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活动中的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品质。翻开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学校长及其大学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大学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倡导的大学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引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处在这种变化中的大学更需要大学精神。

三、大学教师理想缺失

大学教师理想本应是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大学普遍提出，青年教师要硕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教师学历职称“大跃进”现象，加速了大学教师的功利化。现在的一些大学教师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抛之脑后。因此导致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缺少个性的眼睛与心灵。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力量，以及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辨识和选择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中国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现，可以洞见大学教师在促成学生“学历成人”时，忽视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说，大学教育已经忽略了人的心灵需求、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在角逐利益时，就会不受理性、良心、正义和道德的制约而沦为经济动物。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并不缺少高深知识，却欠缺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师队伍现状。

四、大学独立性缺失

现代大学在其教育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体现为大学独立的决断和独立的治理。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极易被其他机构代替。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一些行政部门缺乏对大学的必要尊重，更进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学独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强制献血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关部门”为其下达了“义务献血任务指标”。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化，大学如何能独立？

检阅今天的中国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既没有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构成大学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大学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但大学的价值绝不在于沉落为社会的构件，而在先于社会独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领社会的发展。大学是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大学能够积聚社会良知、彰显批判意识，展现对民族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忧患与追求，所以大学应该将自身在制度构造上的独立性与其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

五、大学制度缺失

中国大学制度问题涉及大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集权控制，大学内部运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没有以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为目标，在大学权力分配、教学和研究、教师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行政权力泛化、官僚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学术不受重视，尊重学术人才自然无法得到体现。

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完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这说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彻底革除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常常代替学术权力，以至于以行政权力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大学要实行民主管理，其意义不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为师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权在师生的“民主”，亦即大学主权属于师生，而不是属于校长或行政阶层。这一原则来源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原则表明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师生自下而上的授权，而非自上而下产生，大学师生满意和支持的行政组织就是大学合法的行政组织。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驾于师生之上。这一原则也赋予了师生具有天然的监督行政组织的权利，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制，为维护和保障师生行使这一权利提供顺畅的渠道和途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组织必须为师生服务，对师生负责，这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基础。

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学习）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师生之所想、谋师生之所求、解师生之所忧。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七、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师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大批学问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这所大学学术气氛必浓，学风校风必优，也必将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教授评议会中又有二三十个委员会，决定学校相关事宜，像经费预算委员会除决定经费使用外，还决定给一个系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规划委员会分别决定具体的教学、学术事务。然而，2004年2月4日《文汇报》对中国几所大学和所属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的报道是：“‘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却让人疑惑。我们都知道，成立教授会是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举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不是“智囊团”，而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才能实施。

其实，目前中国各大学以及各院系都设有类似于教授会的“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发言权，最多就是当当“智囊”。在大学这个学术的重镇，教授的权力无法体现，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存在。

八、大学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学优势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学由于在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历史传统不同，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才可办出特色保持优势。然而，中国大学“同质化”严重，已是国内外教育专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伯顿?克拉克说：“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九、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问题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严肃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其实，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肃、积极的学术评论。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在进行学术评论时，还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应执其一端不计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辞。

同时，要严以律己，虚怀若谷，宽容地对待各种评论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阀、学霸作风，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创造学术讨论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发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意味着学术平等，不但一般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是平等的，而且领导人对学术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与其他学术观点进行平等交流。学术平等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保护少数，因为只有多数保护少数，才能使学术上的少数派，在平等的民主气氛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十、大学信任缺失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清华退学博士王垠曾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一些学子认为，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真是死读书活受罪。大学近几年连续扩招，在校人数激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大学管理改革滞后，必然会导致大学突发性事件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加爵、薛荣华等事件曾一度震惊世人，黄蓉事件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类似的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也屡见报端。更严重的是大学充斥着浮躁之风、浮夸之风，出现了泡沫学术。大学在强大的商业压力下，日渐庸俗，乱办班、滥收费、乱设专业屡见不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尽管这类负面现象不多，这类问题在大学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视这类问题，就会给大学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原因作深层次的透视，防微杜渐，防止此类现象对构建和谐大学的负面影响。

第三篇：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组图)

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组图)关于中国大学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缺经费和办学条件，就大量投入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缺规模，就不断扩大规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现状；缺人文素质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缺高层次师资，就大量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师资；缺较高的教学质量，就大力实施教学改革……缺什么就补什么！中国对大学改革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结果依然不能令国人满意。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质量、从公平到效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忧的是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现代社会里的大学，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

今天的中国大学牵动着许多仁人志士的神经，人们不断在问，这是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其实，在我们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触及的是大学外表的功用，较少触摸到大学的本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作为创造、传承高深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除了在其教学和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外，还要求具有“明德”与“至善”的使命与理念。如果说后者是尊从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至上的道义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本质。依据此认识，我们考察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大学理念缺失

一、大学理念缺失

大学理念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大学理念是灵魂。然而，就中国的当代大学而言，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理念的大学还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虽然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实践家，却缺少大学自治的社会环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对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震天口号中，许多大学规划几年达到目标，巨大的投入、宏伟的蓝图，美丽的校园中增添了许多躁动的学生……大学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当科学家”，变成了在“社会轴心机构”中“我要票子、车子、房子……”。

这一切就发生在承载国家未来的大学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学理念”的缺失！梅贻琦先生曾改用《大学》的第一句话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何谓大学。大学之道，在于精神层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层面上的求“能”。大学之道在精神层面上，在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这即是所谓的“善”。大学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在于教给学生真理的同时，合理地安排课程体系，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为我所用”，教会学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学更应该为社会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让躁动的人们在这里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最纯粹的科学知识，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使大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大学精神的缺失

二、大学精神缺失

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先进文化并以创新为取向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虽不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那样直观、可测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学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上，使人时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感染力。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为有效。然而，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定位贪大求全，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文化品位下降，学术失范，一些学者把治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往往按照权利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维护学术自身的尊严；等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同样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活动中的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品质。翻开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学校长及其大学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大学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倡导的大学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引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处在这种变化中的大学更需要大学精神。

教师理想缺失

三、大学教师理想缺失

大学教师理想本应是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大学普遍提出，青年教师要硕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教师学历职称“大跃进”现象，加速了大学教师的功利化。现在的一些大学教师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抛之脑后。因此导致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缺少个性的眼睛与心灵。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力量，以及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辨识和选择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中国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现，可以洞见大学教师在促成学生“学历成人”时，忽视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说，大学教育已经忽略了人的心灵需求、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在角逐利益时，就会不受理性、良心、正义和道德的制约而沦为经济动物。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并不缺少高深知识，却欠缺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师队伍现状。

独立性缺失

四、大学独立性缺失

现代大学在其教育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体现为大学独立的决断和独立的治理。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极易被其他机构代替。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一些行政部门缺乏对大学的必要尊重，更进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学独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强制献血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关部门”为其下达了“义务献血任务指标”。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化，大学如何能独立？

检阅今天的中国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既没有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构成大学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大学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但大学的价值绝不在于沉落为社会的构件，而在先于社会独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领社会的发展。大学是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大学能够积聚社会良知、彰显批判意识，展现对民族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忧患与追求，所以大学应该将自身在制度构造上的独立性与其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

大学制度缺失

五、大学制度缺失

中国大学制度问题涉及大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集权控制，大学内部运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没有以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为目标，在大学权力分配、教学和研究、教师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行政权力泛化、官僚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学术不受重视，尊重学术人才自然无法得到体现。

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完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这说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彻底革除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六、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常常代替学术权力，以至于以行政权力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大学要实行民主管理，其意义不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为师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权在师生的“民主”，亦即大学主权属于师生，而不是属于校长或行政阶层。这一原则来源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原则表明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师生自下而上的授权，而非自上而下产生，大学师生满意和支持的行政组织就是大学合法的行政组织。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驾于师生之上。这一原则也赋予了师生具有天然的监督行政组织的权利，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制，为维护和保障师生行使这一权利提供顺畅的渠道和途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组织必须为师生服务，对师生负责，这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基础。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学习）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师生之所想、谋师生之所求、解师生之所忧。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七、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师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大批学问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这所大学学术气氛必浓，学风校风必优，也必将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教授评议会中又有二三十个委员会，决定学校相关事宜，像经费预算委员会除决定经费使用外，还决定给一个系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规划委员会分别决定具体的教学、学术事务。然而，2004年2月4日《文汇报》对中国几所大学和所属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的报道是:“„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却让人疑惑。我们都知道，成立教授会是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举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不是“智囊团”，而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才能实施。其实，目前中国各大学以及各院系都设有类似于教授会的“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发言权，最多就是当当“智囊”。在大学这个学术的重镇，教授的权力无法体现，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存在。

大学特色缺失

八、大学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学优势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学由于在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历史传统不同，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才可办出特色保持优势。然而，中国大学“同质化”严重，已是国内外教育专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伯顿?克拉克说:“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九、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问题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严肃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其实，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肃、积极的学术评论。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在进行学术评论时，还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应执其一端不计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辞。

同时，要严以律己，虚怀若谷，宽容地对待各种评论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阀、学霸作风，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创造学术讨论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发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意味着学术平等，不但一般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是平等的，而且领导人对学术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与其他学术观点进行平等交流。学术平等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保护少数，因为只有多数保护少数，才能使学术上的少数派，在平等的民主气氛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大学信任缺失

十、大学信任缺失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清华退学博士王垠曾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一些学子认为，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真是死读书活受罪。大学近几年连续扩招，在校人数激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大学管理改革滞后，必然会导致大学突发性事件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加爵、薛荣华等事件曾一度震惊世人，黄蓉事件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类似的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也屡见报端。更严重的是大学充斥着浮躁之风、浮夸之风，出现了泡沫学术。大学在强大的商业压力下，日渐庸俗，乱办班、滥收费、乱设专业屡见不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尽管这类负面现象不多，这类问题在大学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视这类问题，就会给大学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原因作深层次的透视，防微杜渐，防止此类现象对构建和谐大学的负面影响。

第四篇：大学之道和中国大学教育的缺失

张汝伦：大学之道和现代大学教育的缺失

一些问题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今天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梅贻琦对古“大学之道”的精辟理解

据说是日本人最先用“大学”来翻译西方的university，但这个翻译的确很妙。倒不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大学”这一说，《大戴礼记·保傅篇》上就有“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的说法；更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即《大学》开篇的那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学记》上还有对“大学之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但按照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的解释，这两段对“大学之道”的解释并不相互抵牾：“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这的确是对古“大学之道”的精辟理解。

不过梅先生并不将它仅仅理解为与现代大学无关，或最多间接有关的古之大学之道，而是认为它也表达了现代大学之道，或者说，现代大学的实质精神。这与近代以来动辄用洪堡、纽曼或其他西人的大学理念来理解大学的流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梅先生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大学各系科学术的传授和研究，固然可以格物致知功夫目之，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也对学生格致诚正的心理生活不无裨益。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学生课外的社团活动，以及教师以公民资格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学生的实习，树立一种风气等等，都对学生将来离开学校，贡献于社会有所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而，梅先生又不得不承认，现代大学的实践与此大学之道是有距离的。例如，明明德讲的修己功夫中之所谓“己”，是一个整全的人格，至少包括知、情、志三个方面。但今日大学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有知这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更何况今日大学教学，“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不得二三”。这样，要学生左右逢源，深造自得，几无可能。此仅就知识教育而言。人格教育方面几乎全付阙如。

由于只重知识和技术传授，学校也基本不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尽力。更何况今日之教师本身也是只重知识传授的现代教育的产物，能孜孜以求于专业知识已属不易，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对此辈而言是谈不到了。此外，“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繤远哉！”今日在大学教书者，有谁能说这不是今日大学师生关系、教学关系之真实写照？稍有不同的是，教学关系是买卖关系在今日大学几乎已成“共识”。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学生自身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大学》八目，此占其五。但却是“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其原因在梅先生看来有三。一是“五闲暇故”。学生学业繁重，上课太忙。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此说一点不错，但当今学子未必都无闲暇，只是很少有人还把修身当回事，这恐怕是梅先生想不到的。

修身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独”。“独”是“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距离，适当之分寸”，这样才能独立特行，力排众议。但今日学子往往扎堆抱团，拉帮结伙，故“每多随波逐流（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大学》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是谈不上了。修身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付诸阙如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师友关系已如上述。“友”之一道，于今只是“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已”，更何况尚友古人哉？此不独一般人要与时俱进，“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子很少能理解什么叫“如对古人”。

现代大学在明明德一方面少有建树，在新民方面也乏善可陈。因为明德功夫为新民功夫最根本之准备，前者的缺乏，不能不影响后者。但还不止此。现代大学新民方面之失，还在它只是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但“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外，大学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有问题，“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合国情民性”。这样，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也就是文凭而已。大学若要有新民之效，还要有学术自由。梅先生用宋儒胡瑗的话“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来解释“学术自由”。但他认为“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不是荡放。因为“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在他那里，学术自由归根结底还是隶属于大学之道。

现代大学的实践与大学之道相去甚远

尽管作为当时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大学的实践与大学之道相去甚远，但他认为这是“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此话或有可商。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创制并不是按照什么人的理想观念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大学的理念，才有大学。而是相反，先有大学，然后思想家们针对大学的种种问题提出他们的大学理念，以期校正或将其纳入理想的轨道。例如，洪堡的大学理念就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大学范式，即启蒙时代和专制制度按照国家和社会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设计和建立的大学。同时又是针对英国和法国大学的不足提出的。英国大学在教会的管理下原则上还不承认科学自由，而法国大学则受国家的指导和控制。洪堡自己创办的大学虽一开始尚能贯彻他的理念，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不能不与他的理念渐行渐远。

这是因为，现代大学虽然是从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却基本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不能不服从现代性的种种意识形态要求和制度要求。关于这一点韦伯倒是看得很清楚。在《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演讲中，他反对崇拜人格，认为只有专心科学工作的人才有人格。人格原则一度是大学通过科学进行教育（教化）的基础，但在韦伯那里却被“客观性”所取代。他明确排除在科学中通过教育实现人格。现代科学只是西方“理性化过程”、即我们的世界通过科学和科学定向的技术在思想上理性化构成的一小部分，它只有在它的进展中才有意义，它参与了世界的“去魅化”，它把存在的东西归结为没有内在意义和规范力量的纯粹事实。这种科学因此也没有意义和价值取向，它不可能是洪堡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化。因此，把一切教化的因素从科学教育（其实是科学知识传授）中排除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机构，大学必须服从经济发展和资本增值的逻辑。这种逻辑要求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越来越密切与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要求大学教育越来越以符合资本的要求为准绳，否则它将无法生存。在这种历史的总趋势下，受教育者上大学决不会抱着明明德和新民的目的；以教育谋生者（教师）也不会以此而教。教与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谋生吃饭。纵有像梅校长这样对“大学之道”深有体认、且掌握一定将之实践的权力者，对之也无可如何。眼下许多人热衷谈“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似乎它们没有任何今天教育的弊病，这实在是将它们的过去美化甚至变成神话了。无论是“过去的大学”还是“过去的中学”，都从未能贯彻“大学之道”。不但梅先生的《大学一解》可以作证，潘光旦先生也可以作证。潘先生在1936年写道：“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受教者和施教者，他们二位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观察应该是可信的。这并不是否认当时的确有不少教育家和教师力图实践传统的教育理念；但中国现代教育依然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惯性在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化和制造神话不但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反而会使我们看不到深层次的问题之所在。

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今天关心教育问题的人中，除了言必称“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外，还有些人言必称美国的大学。似乎中国教育的问题只是“地方病”，在美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人中也许还有人会认为，梅先生虽也曾负笈美国，以传统的“大学之道”来解大学未免冬烘。可美国人一度主流的教育理念似乎并不与之相悖。1945年，哈佛大学的一批教授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长达267页、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的报告，研究整个美国教育制度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重蹈历史上曾经的文明被毁灭的覆辙。该报告认为，需要把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时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认识自我及世界的方法。它指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不仅指政府制度，而且还包括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渗透了民主思想），需要最大多数的人们共享高尚的人格和正确的世界观。”这里所表述的教育理念，不也就是明明德和新民两部分目标？

然而，理念归理念，现实归现实。现代大学还是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惯性行事。早在1962年，就有人批评“通识教育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专业教育就更不用说了。据担任过8年哈佛学院院长的哈瑞·刘易斯说，在《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问世后的30年里，“课程的专业性和选择性完全占了主导地位，而二战后提出的围绕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为不同学生提供共同体验的理想则消失殆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850年，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关就敦促哈佛传授有用的知识，指出在选修制度下，“谁需要学习什么课程，就得出钱，凡无人问津的课程就要放弃”。随着学生选择权的扩大，教师也开始随心所欲地选择教学内容。到了19世纪90年代，本科生已经享有充分的选择权，但他们不清楚所学的一切对自己意味什么。1796年，约翰·克拉克在给哈佛读书的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先辈深知学问的旨趣所在。„„他们学养广博，也仁慈地希望科学之光能照亮后代的心灵。我们对实现这一希望抱有足够的信心——只要教书育人的工作在继续，美德和自由的理念就后继有人。”可一百年后，哈佛的哲学教授却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组织和发展知识，而不是培养个体的心智。再过了一个多世纪，2006年出炉的哈佛课程的自我评估鼓吹的哈佛的教育目标与此一脉相承：“促进知识拓展和跨学科学习的机遇”。根据刘易斯的观察，“经济动机成为‘象牙塔’教育的主题，我们已经忘记了教给学生人文知识，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成为人；我们忘记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忘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美国社会中公民的自由理念，大学就无法教会学生认识自身与全球社会的关系”。结果是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迅速从教育机构（ivyleague.edu）变成了商业性机构（ivyleague.com），而哈佛则成了这一进程的引领者。（以上材料均来自哈瑞·刘易斯的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今天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刘易斯的新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至少可部分证明这一点。在这些方面，中国大学正被美国大学引领着“飞速赶上”。

好在教育界还有良知在。就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于2006年出版后，哈佛又提出了新的本科教育课程改革计划，“重新强调了哈佛曾经非常缺乏的教育理想”。这些理想在现代性条件下能否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人家对大学之道还有坚守的决心。

（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西哲学研究著作若干）

第五篇：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由有到无，由繁盛到缺失，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北洋时期

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90年代到现在

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建国前和大学扩招后大学精神的比较。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