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谈《一本书的历史》：不是“著”也不是“编”
谈《一本书的历史》：不是“著”也不是“编”
【编者按：众所周知，党史编撰对共产党而言，从来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因此，对党史的编撰总是在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重写”。作为党内第一代“笔杆子”，胡乔木和胡绳可谓为今天的党史叙述奠定了基本范式，金冲及、逄先知是之后的主要负责人。那么，金冲及如何看待“二胡”的党史编撰呢？作为体制内的党史研究和编撰权威，又如何看待高华、杨奎松等人的“体制外党史研究”？经历了民国、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又如何看待时下流行的“民国粉”呢？请看澎湃新闻的访谈。】
澎湃新闻：
您整理出版这些讲话记录的缘起是什么？ 金冲及：
我已经84岁了，说实在话，到这个年龄，时间花在哪里是要反复掂量的。我自己当然也还可以写点东西，但我感觉，自己写书，不如讲讲胡乔木、胡绳这两位同志，他们怎么思考问题，他们讲了些什么，我想对后人可能更有用。这就成为我优先考虑的事情。
严格说来，这本书是胡乔木、胡绳讲的话，我只是记录、整理，没有发表什么自己的议论，更不会以我的看法改动他们的观点。所以署名只有个名字，没有写“著”，因为内容不是我写的，是他们的话；也没有写“编”，他们没有授权我编。写我的名字表示我负责任就是了，这里的内容都是严格按我自己的记录整理的。
澎湃新闻：
您在前言中再三提醒读者，这些话是23年甚至24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些问题可能还在思考中，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那么现在看来是否有些内容需要重新商榷讨论？
金冲及：
这我没有很多地去想，能把它整理出来我就已经松了一口气。但我想我应该做这么一个说明。这是二十几年前的讲话，而且当时并非准备发表的。我相信如果是他们自己写的话，会更字斟句酌，写出来的也许就跟这些记录稿有所区别。
要说变化，我想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想写的东西，隔了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会有变化。这里的很多话，不一定是最后定论，很多是在思考的过程里讲的。讲话的时候我都在场，我看他们常常是一面想、一面讲，有时要停一停再讲。而他们对文字的推敲非常慎重。
谈胡乔木、胡绳：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确立党史叙述的关键人物
澎湃新闻：
胡乔木、胡绳两位先生在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金冲及：
胡乔木和胡绳当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对他们的研究，对具体问题，别人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能够得上他们那个水平的人，到现在为止我感觉没有多少。
胡乔木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注：为了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进行总结清算，研究分析六大以来党内的各种原始文件，1941年上半年党中央决定编辑此书，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正式成书之前，该书曾先以散页形式选印一部发给高级干部阅读，1941年12月正式出版）。这是一个文件汇编，包括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到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会议记录，详细极了。会上谁讲话、谁插话、说了什么，都有。
这些材料当时装了十几个皮箱，周恩来给瞿秋白写了个条子，交给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保管，叫他脱离一切工作，就管这十几箱材料。后来抗战期间陈为人因病去世，就交给另一个人。准备进行延安整风的时候，要梳理此前党的历史，就到上海，从那些箱子里选出一部分送去。胡乔木就编这部资料。
在那之后，因为乔木跟在毛主席身边，很多重要社论都是他写的。解放后，1951年“七一”，原本要署名中央——或者是少奇同志，我记不清了——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结果写出来以后，毛泽东给它署名胡乔木，用他的名字发表。
这一时期的党史，除了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两本是学校里的教材，并不是中央正式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党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1990年写《七十年》的时候，乔木也讲到，当时一般的党史就只写到1949年，有的写到1956年，极少数提到改革开放。所以《七十年》要搞出一份比较完整、简要的党史。
另外，胡乔木、胡绳都是党史的亲身经历者。解放前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一直在他身边；胡绳长期在《新华日报》，这是周总理直接抓的报纸。后来发生皖南事变，把胡绳派到香港，回来以后还是在《新华日报》。解放后中央很多重要文件也都是几个“大秀才”起草的。所以他们讲的历史，不光是根据文件来研究，还是亲身经历，而且在主要领导人身边。胡绳跟领导人没有胡乔木那么密切，但他也经常讲到少奇同志的一些事、1938年博古怎么讲，等等。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澎湃新闻：
那是否可以说，建国后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结论，基本是“二胡”定的基调？
金冲及：
当时管这些事的，主要是他们两个。党史领导小组是杨尚昆当主任，副主任呢，胡乔木放在薄一波前面。照理说薄一波资格更老，但这事实际上是胡乔木在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两个机构都是胡乔木当主任。后来他不当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是李琦当主任，党史研究室就是胡绳。胡绳原本在文献研究室当副主任，后来到党史研究室去当主任了。
“文革”前曾经要编党史，当时想成立一个党史委员会，由董必武负责，后来这件事没有做。除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及前面提到何干之、胡华那两本书，几乎就没有其他党史著作。（胡乔木、胡绳主持党史编写的工作，）他们管得具体着呢，不是跟你讲讲思路就算了，写完他要一遍一遍改，连标点都给你改。这样的大家，管到这样的程度，（很不容易）。
澎湃新闻：
您长期跟着两位先生工作，也参与了《七十年》的编写，您觉得他们的讲话记录中，哪些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金冲及：
比起具体的论点、问题，更要看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对大家有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你看我后来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就会知道，多少是从他们那里学的，或者按照他们的希望去做的。
跟着他们工作，听他们那么多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有几点：
第一，他们总是强调，写书要有一个笼罩全篇的思想、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索。中国人过去写文章讲究“文气”，党史也要这么写，比如《七十年》要有贯穿党的70年历史的那么一口气，就是告诉别人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
第二，讲脉络线索不能是干巴巴的几条。写《七十年》的时候胡绳同志讲过多次，40万字要写70年的复杂历史事情，你要清楚目的是说明什么问题，详略得当。他不只一次提到《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写得很细；但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上前线的故事那么长，几个字就了了。这一点从方法上来讲对我也一直有影响。
乔木同志则是强调，能让人身临其境的材料，就得展开说。比如他讲大革命，那是一部悲壮的历史，那你就应该用悲壮的文字写出来。有一些关键性的事情，得有特写镜头。
第三，强调“夹叙夹议”，乔木同志讲要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带议论的。事实上他后来也说，有时议论就在叙事中间。
我们这里（中央文献研究室）写很多领导人的传记，我以后在自己工作里就是受他们这个思想的影响。
你看巴金的《家》，你看了以后就感到封建大家庭的黑暗，看得你掉眼泪。但巴金写到那里的时候如果突然跳出来说，你们看，这个封建大家庭多么黑暗！你不就倒了胃口了吗。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事实，把你要议论的内容展示出来，这样议论就是画龙点睛。
我感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写历史不能像法官写判决词一样，好像读者不需要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的。他讲要夹叙夹议，并不是要你离开事实去发很多议论，而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事情本身的经过中引导出结论。它是一个平等的、商讨的过程，不是强加于人。但要是一点议论都没有，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最后《七十年》的通过讨论会上乔木同志也讲，希望同类著作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写法。
第四，力求准确。
他们很讲究文字干净。我来文献研究室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编《周恩来传》，给胡绳看过、改过。后来回忆的时候，胡绳说我都忘了，只记得给你勾（删）掉了几十个“了”字。他说我们讲历史都是过去时，一般不需要“了”。还有，写“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他说“秘密”这两个字应删，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哪一次中央全会不是秘密召开的。所以他对文字、包括提法的准确度要求很高。
澎湃新闻：
那您觉得他们是不是不可复制的？既是当事人，又是理论家，这样的党史工作者是不是很难再出现了？
金冲及：
是，我就感觉现在很难能够找到代替他们（的人），一方面他们亲历了许多关键时刻，常常在领导人身边，这个本身就（不容易）；另外他们的知识面（广）、理论水平（高）。
胡绳说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我看胡绳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他们两个，无论是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哪个方面的问题去找他，他都能讲出一番你没有想到的道理。讲得夸张一点：我看现在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中，像他们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个也没有。
澎湃新闻：
不少学者研究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比如他说“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有人批评他“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您怎么看？
金冲及：
以我跟他的接触，在我听来，他就是认为，对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学过来，以前不强调这一点，是个失误，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思想。但要说反对社会主义、主张搞资本主义，他不会有那样的想法。
他写了一篇《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写好了却没有发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还有一半没有讲。他指的就是，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它跟现代化大生产相结合的那些东西，我们都要好好学。我认为，他的想法只是到这里。
谈《七十年》：背后的问题关怀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
澎湃新闻：
《七十年》写作和出版的时代背景很关键，一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二是1989年国内国外的一系列**。时代背景对于这本书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金冲及：
1990年提出要出版这本书。大家知道那时候东欧基本上都变了，前苏联还没解体，另外1989年的**刚刚过去，这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共产党都垮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党史就是要告诉人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么样的党，如何一步步走来，这个过程不容易。我觉得，那个特定的条件下，迫切感到需要把这些问题讲讲清楚，是很自然的。
但真到1991年写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多地涉及东欧，就是把中国共产党本身是什么说清楚。这个党在中国的土地上自己摸索，会碰钉子，他也不可能一开始都想得对。碰钉子以后总结，总结了改正再前进。乔木讲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们心里想写的就是这个。
澎湃新闻：
《七十年》对党史上的问题提出不少新看法，胡乔木也说这本书的特点是“不满足于重复已有的结论与研究成果”、“独立做出判断”。可不可以说，对于抗战的正面战场、土地改革、延安整风这些问题的说明，是在1991年《七十年》、包括后来的《党史二卷》出版以后，才得以打破“禁区”？
金冲及：
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两本书出来才打破，我觉得在那之前已经陆续放开了。其实你读《毛选》的话，它对正面战场也有肯定。我跟台湾学者讲，我是接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不是共产党教育长大的。我1947年进复旦大学，解放前还做了两年大学生。所以我当然知道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这一类问题，我一直就觉得没什么不能讲的。当然有的同志可能担心一点：怎么共产党的（抗战）你不讲，光讲国民党的？或者说共产党讲得少了、国民党讲得多？有时候因为以前这方面讲得少嘛，一段时间多讲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得。
关于蒋介石的抗日，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七十年》中有一句话，说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抗战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最开始是我写的，我写“蒋介石对抗战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胡绳可能考虑到用党史研究室（的名义编的），就改了一下，改成“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主要领导人嘛，当然就是蒋介石了。
澎湃新闻：
为什么在1991年就敢讲这样的话？ 金冲及：
我觉得事实是这样，就这么写了。抗日战争我是经历过来，1935年进小学，之后抗战爆发，1945年我高中一年级念完准备升高二。蒋介石做了什么，我自己也看到的，这是事实。而且读《毛选》也可以找出根据来。另外胡绳改得也是很巧妙。
澎湃新闻：
《七十年》这本书的议论性很强，写作过程中的作为研究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有没有受到影响？
金冲及：
如果说史料清清楚楚、完全有把握，那么不管以前什么结论，事实是什么样，就改过来写，没有问题。但是有两种情况特殊。
一种是和中央有过决定的重要问题结论不一样。比如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错误的阶级根源，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犯错。胡绳别的问题没有报告，这个问题专门报告了一下，说我们这本书里没有这样写，为什么，因为这样讲就意味着你要求无产阶级不会犯错误，但事实上无产阶级如果对形势判断错误，也会犯错。为什么要专门报告呢？因为这个论述跟中央发表过的重要文件不一致。报告了以后他们也都同意，那就这样写。
还有一种，是重大问题而你又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
我举个例子，谁最早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两位当事人、都是负责同志，一个说是毛主席提的，一个说是朱总司令。我个人也可以有判断，但又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把握，这个事情又重大。所以，我原来写了几千字初稿，又把它全勾（删）掉了。因为这本书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不是个人名义，两个当事人说法又不一样，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写。除此以外，问题都不大。
澎湃新闻：
您在书中说，胡绳在写《七十年》期间看了好几本外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他认为麦克法夸尔的书“臆测居多”。那么我们的党史写作，是否还是主要受前苏联党史写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
金冲及： 当然有很大影响，现在无法一一展开。但我是非常认真地学过联共党史，尤其是1952、1953年的时候(注：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九到十二章(即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内容)。光笔记就写了满满一本。
谈党史研究：西安事变有些档案当时为什么不能公开
澎湃新闻：
您觉得党史是一个政治理论还是一门科学？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金冲及：
当然是科学。讲历史首先要有事实根据，你要有一个论点，得拿证据来。我和中宣部的领导同志也说过，宣传跟研究，是有联系、有差别的。宣传是把已经知道的结论——对或不对可以推敲——让更多人知道。这是已经解决的、有定论的问题。当然，宣传工作极重要，而且也很不容易做好，要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信服。而研究工作，是要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当然，我也很坦率地说，党史涉及的问题有时候敏感性很强。
举个例子，西安事变。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他说西安事变的事情你们不能随便写，因为张学良现在还在台湾，要考虑他的安全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1980年代初，我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我们的刊物《文献和研究》首次公开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几十个电报，那是当时被引用得最多的材料。但我也扣下了一个电报。它讲的是对蒋介石的处理：“必要时，诛之为上。”我看过大量相关的（未公开）档案，我也知道，第一，所谓“必要时”是指两种情况，在另外的档案里讲得很具体——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进潼关，要打到西安了；第二种情况是内部不稳。在这些前提下“诛之为上”。
这话本身没有错，周恩来也公开讲：只要你们中央军不进潼关，委员长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这个话反过来意思就是，那要是进了潼关，对不起，他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
但那个时候我把这封电报扣下了，没有公开。为什么呢？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必要时”指什么，看到这个就会简单说共产党是主张杀蒋介石的，这不符合实际。有些人就会渲染，说哦，原来还有一个“诛之为上”的说法。而且你越解释，人家越认为你要逃避问题。
另一方面，张学良还在台湾，这不能不考虑。所以就没公开。后来有人编西安事变的书，把这个电报发了，万毅，当时的七大候补委员、东北军的将领，就写信给胡耀邦，说这个电报不该发。耀邦同志就通知这本书停售。那么我想，当时的决定没有错。所以，党史研究牵涉一些现实、敏感的问题，跟其他如古代史研究就不一样。
我有一次看英国人写的太平洋战争，是根据美国1980年代初公布的档案写的。书里有好几个地方写到，公布的材料是复印的，有些地方被遮盖了。可见美国的档案，涉及到他认为有现实影响的、政治敏感的档案，也不会公布。
但是，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出去的档案，大概比什么单位都多。这个话，我想大概并不夸张。
谈“非官方”党史：有些材料他们看不到，只能靠猜
澎湃新闻：
您编著的可以说都是“官修”党史，那么您如何看待其他一些在社会上也非常活跃的党史学者？
金冲及：
我有一次在山西跟高华聊了半天。要说年龄，我差不多比他长一辈。他父亲是厦门大学地下党，我是复旦大学地下党，所以讲经历很多事情都能够说到一起。他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想这对人看待问题确实会有影响。
高华的书出版后就寄给我了，当时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全部看，但我听别人说了大概印象。
关于延安整风，他用的是公开发表的材料。延安整风核心的材料是会议记录，特别是1941年9月跟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等，很关键，这些他看不到。如果系统地看过就会知道，有些东西他还是比较隔膜，很多是靠猜。
2008年前后我到法国去，当时有一个德国教授讲毛泽东，我就说你有几件事讲得不对，我的根据有会议记录、有当时的电报，一条条讲。休息的时候他就过来，他说是啊，你讲的这些档案会议记录我们都看不到，只能去猜了。这倒也是老实话。
延安整风里面当然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抢救运动。但是从会议记录来看，最中心的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实事求是也是这时提出来的。陈云也讲过一句话，说我延安整风时候把毛主席起草的这些电报文件系统看了一遍，印象最深的就是“实事求是”。
澎湃新闻： 杨奎松先生的研究很棒，在读者中也很有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
杨奎松的东西我当然看，他书都送我的。他的第一本书还是我给写的序言，《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他有许多长处，搞材料是非常用功的。说起来他们搞材料没有我们这样方便，有很多是一个省一个省的档案馆去跑，另外他一直在那里想问题。所以杨奎松到北大去当教授，我给他写的推荐信。推荐信当然都要全面地讲，我先讲了他的很多优点，也讲了一句，有时候有片面性。
我觉得创新有两种。一种是原来的结论没有错、但很笼统，你用大量的事实把它弄清楚。另一种是过去说错了，你纠正。现在都认为后面那种才是创新。
关于“翻案”，有一次胡绳跟我讲，说他们要创新，把我推倒；结果推倒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就是当年我们推倒的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人有时候总是喜欢一个新鲜的说法，以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妇女穿旗袍，一段时间风行长旗袍，过了一阵又流行短旗袍。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我可以这样讲，有的事情，有时候不方便讲我顶多不说，绝不会明知不是这样，却瞎写。假如是你的推测，用“看来、据我分析”，那也好。
写过周恩来的高先生，他出国前我们就坐在这个沙发上聊了一下午。我们都很熟。他的那部书，两头引的材料都是真的——他的引文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编造的——但是，两段引文中间的叙说，有很多是他的推想。人家一看，全信了，全接受了。对这些情况，我的想法就是，我认为怎么样的，就怎么说。不方便的，我最多是不说，我绝不瞎说。
澎湃新闻：
现在民间对中共党史、国民党史的研究都很有兴趣，他们可能更愿意听和官方叙述不一样的历史。您怎么看？
金冲及：
可能有很多原因。现在的人有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我说共产党对，他们就说反正你是官方的（史学家），你替政府辩护。另一个人说共产党不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挑它的过错讲，人们觉得这是过去没听说过的，（就趋之若鹜）。这种心理状态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但看问题是不是一定非得这样看？
刚才说我和高华的父亲是同一辈人。我也在“文革”中吃过好几次苦啊，但现在我想的还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
其实我这个人，跟我熟悉的都知道，我大概属于比较温和的，不是很极端的人。我当年上学也是去读书的，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革命。那时是想着，这国家搞到这样怎么办啊，大学生要改变它。那么共产党的主张我接受，我就参加。
我现在不是说，国民党的好话一句也不能讲。这我太了解，我是接受国民党教育下长大的，我上学时就读过《缅甸荡寇志》（关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作品，1946年出版），感到很佩服的。我们也都看，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抗战）。
但现在人好像有一种逆反心理，讲国民党净说好的，讲共产党净说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实啊。有些人说这些过去我都不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只能说，有的是事实，有的是事实的一部分。现在人的心理状态就觉得，诶，这是老一套，那个新鲜，就相信那个。但是我看（有些研究），总是感觉，哎，他太年轻，他没有经历过。
我今天也不是官方的代表了，没有义务去为什么辩护。我现在没有官职，只是说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听不同的声音常常是有益的。有一次我参加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三方共同参与的研讨会，谈中日战争里的军事问题。日本、台湾学者的发言也给我很多启发，对于不同的叙述，如果有道理，那我就要放弃原来的看法。
比如跟台湾学者蒋永敬讨论的时候，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孙中山提出的，国民党一大也没有提。我仔细查材料，确实找不到，这话他站得住。那我就跟他讲，我接受这个意见，三大政策是后来才提出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孙中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蒋永敬说这他也能接受。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跟台湾学者可以达成共识：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没有提三大政策，但事实上是照那样做的。
金冲及很少在媒体上露面，这次说是要谈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胡乔木、胡绳，才答应接受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金冲及那间办公室过去是叶群的卧室，旁边就是林彪、林立果的居处。访谈就在这样一个曾经的“历史现场”进行。
今年已经84岁的金老先生精神很好，三小时的聊天中丝毫没有显露疲态，说话有条不紊、始终笑容满面，讲到激动之处还手舞足蹈。有人问他养生的秘诀，儿子金以林在一旁打趣说：“抽烟、喝酒、吃肥肉”，他像个被错怪的小孩，马上反驳说：“我不爱吃肥肉。”——边说边伏案给一叠新书签名，一笔一划地签。
金冲及说他从高中时开始读胡绳的作品，并如数家珍地报了一串书名，“那个时候没有能够实际跟着他学习，但事实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
后来他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跟随胡乔木、胡绳工作，包括参与1990-199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文简称《七十年》）的编写。而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官方党史之一，也是定义党史上诸多重要问题的依据。
先后主持《七十年》编写工作的胡乔木、胡绳曾就此做过多次重要的内部谈话，金冲及出于职业习惯对这些讲话都做了记录。他练过速记，又熟悉“二胡”的江苏口音，录下的内容极其详尽。20多年后的今天，他在金以林的协助下将这些记录整理出版，定名为《一本书的历史》。
第二篇：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也谈儿女教育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也谈儿女教育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
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
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的又快又远。
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评：他们成为我们的孩子，只是个奇妙的偶然。他们不属于我们。只是借着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的思维可以给他们提供思考的方向，但不能强制他们再按我们的轨迹开始他们的一生。儿女不是私产，他们和父母一样，是天地的产物。孩子身上的很多问题都实际上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我们父母的问题，对于孩子成长遇到的困惑，我们只能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成长，因为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
第三篇：策划部改制左不是,右也不是
策划部改制左不是，右也不是 H化妆品公司的策划部要改制了。
消息传出，人心沸腾。对于这次部门改制，公司从上到下，认识空前的统一。领导们觉得是时候改改了，策划部人员更是觉得，早就该改了。
大家公认，策划部有三大现存问题：
一是专业水准不稳定。
策划部是一个号称“合金钢”的全能型部门，无论产品、活动、广告或品宣，所有的策划工作都集中在这一个部门完成。
任务分配则是只分项目、不分专业的“一条龙”方式，譬如一个新品开发项目交给某个策划师来做，那么，从前期的产品开发到后期的上市推广，从地面的促销活动到高空的宣传造势，必须一个人全程跟进负责到底。
因此，公司对策划人员的要求也是大而全，十八般兵器，样样都得会使。而策划的复合性、交叉性，注定了每个策划人员在专业上各有长短，于是不少策划方案只有到了执行之后，才在市场反馈中暴露出某种专业上的欠缺：
或包材工艺不完善，或品项设置不合理，或促销赠品无吸引力，或广告文案缺乏煽动性…… 久而久之，策划得越多，“小尾巴”也就越多。一旦被人找到短板，策划人员便自我解嘲：这年头只能拼个综合实力。
二是工作量分配不均衡。
“一条龙”的项目负责制，还经常导致策划部一干人等忙闲不均。
甲的项目做完了，乙的项目正忙得不可开交，但甲乐得袖手旁观，因为这不是自己的项目；而乙也未必乐意别人插手，因为这是自己负责的项目，不想被人抢了功。于是忙起来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没人帮忙，闲起来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别人的热闹。三是部门管理难度大。
大而全的职能设置，无疑加大了部门经理的管理难度。
领导重视的重点项目，人人抢着做；其他日常性的工作、边缘性的项目，个个躲着走。部门经理稍有点一碗水没端平，便滋生抱怨与牢骚。加上不时出现的忙闲不均现象，更为抱怨增添了作料。这种情绪日积月累，上下矛盾、部门内耗日益凸显。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连两任空降的策划部经理都因压不住阵脚、扛不住压力而辞职。公司高层开始反思部门机制，并决定顺风划船，借第二任经理离职之机，正式启动策划部的改制手术。
新武器亮相
改制后的策划部按三大职能板块一分为三：产品开发部、营运推广部和品牌宣传部，分别负责产品、活动和品宣的策划，部门经理则由原策划部的三个主管分别升任，受总经理直接管辖。
公司高层认为，新架构改变了过去“一条龙”式的全项目策划，让各部门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板块，有助于策划更加专业化，同时避免了大部门的职责不清、互相推诿。因此，对于改制的成效充满了期待。
事实似乎验证了他们的看法。
由主管提拔上来的三个部门经理意气风发，铆足了干劲要一显身手。几个月下来，部门里的内耗少了，效率高了，各环节所显示的专业水准似乎越来越稳定了。
于是，在业内极为重视的秋季订货会之前，高层信心满满地宣称，改制不仅会带动企业营销升级，还将以更强大的策划优势，与对手形成差异化。这次秋季订货会就是实弹演习的练武场！
围绕秋季订货会，三大策划部门各自拿出了本部门的策划工作规划，在总经理的统筹下，按部就班开始运作。
全线产品的升级开发如期完成，从品项规划、包装设计到卖点提炼都各具特色。
秋订会的订货方案和配套促销方案轻松敲定，政策不仅有力度，而且兼顾了渠道和终端双层促销的需求。新产品的广告宣传计划也顺利出炉，广告创意和媒介组合都有所突破。
接下来的订货会顺风顺水。代理商、零售商对公司的新动作反响热烈。会后，账面上大大超出预期目标的订货额，让公司上下很是惊喜了一把。
时值浓秋，大家却仿佛看见春天走来。波涛汹涌而来
当大家还沉浸在秋季订货会成功的喜悦之中时，市场却裹挟着寒流袭击而来。
公司发现新品的订货返单量异乎寻常的低，起初以为是秋季订货量过大，需要时间消化，不久便陆续收到经销商反馈，纷纷抱怨新品动销慢，老品销量在下降，新品销量却上不去，库存压力大增。
市场人员进一步跟进后，问题的焦点完全指向了秋季订货会：
1.产品升级后价格升幅较大，没考虑老顾客的维系，以致原有客群大量流失。
2.促销方案同样没解决新老衔接的问题，只是把重点放在如何抢夺竞品份额上，但主要对手针对公司的产品升级，有针对性地出重拳做促销，结果导致新顾客的增长极为有限。
3.大部分用作促销的产品小样（小容量的产品类赠品），所选品项不是利润产品，而是走量产品，无法起到拉高客单价和利润率的作用。特别是产品小样促销套装，与走量产品过于重叠，降低了消费者成套购买的意愿，结果不促销反阻销，加大了关联销售的难度。
4.产品折页与媒体广告的宣传口径不一致，导致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混乱，也对终端销售造成了消极影响。
……
一下冒出来这么多问题，公司高层和策划部门都有点找不着北。于是开会、分析、诊断，最终发现，源头竟然出在改制！
三大策划部门在改制后成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都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各自埋头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虽然名义上有总经理统筹，但彼此之间欠缺沟通与默契，总经理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过问部门工作，因此，综合性策划项目难以真正有效整合，更别说深度整合了。以这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订货会来说，虽然事前总经理曾经跟各部门提及新老顾客的衔接等问题，但产品开发部认为既然是升级，新产品的卖点就必须要跟老品拉开距离以体现价值感，至于留住老顾客，那主要是营运推广部在终端活动方案中要考虑的事。
而营运推广部则认为升级后产品价格提升幅度大，老顾客肯定会大量流失，促销的重点在于抢夺一线品牌更高端的客群。
同样，品牌宣传部也独行其是地判断这次广告活动以造势为主，与其强调与市场上同类产品大同小异的产品卖点，还不如通过创意偏重于品牌告知。
各自为政的结果就成了“三权分立”，形散神更散。
策划灵魂游荡
整合对于策划的重要性，恰如“米格-25效应”所揭示的那样。
前苏联研制的米格-25喷气式战斗机，所使用的许多零部件比美国战机要落后得多，但其整
体作战性能却反超美机，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原因就在于，米格公司对各零部件进行了更为协调的整体组合设计，从而使该机在升降、速度、应激反应等诸方面都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惊人效果。
可以说，整合营销时代，整合就是策划的灵魂。
H公司原架构尽管百弊丛生，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策划链是一体的，不存在松散和脱节。而改制后的策划部，局部的专业化加强了，但部门间沟通与协调脱节，最终整体效能却反而降低了。以前是小毛病不少、大问题不多，现在虽然小毛病少了，大问题却反而暴露出来了。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在三部门之上再设置一个策划总监，以解决方案整合的问题？ 其实，H公司当初并非没有考虑过这个办法。但是，设置一个总监牵涉诸多管理环节，绝不只是增设一个职位的问题。
比如，总监不可能只做光杆司令吧，要不要围绕这一职位额外增加多个编制？
其次，原策划部归属主管销售的营销总监管理，你一个策划部就多出来一个策划总监，岂不是凭空多出一个同级别的总监来分庭抗礼？
而且，三个策划部门更不乐意在自己和老总的直线沟通中再增加一个中间环节。当然，合适的人选很难招到，也是个一票否决的理由。
说到底，全能型策划部与三驾马车式架构各有其优劣利弊，企业真正要考量的是哪种方式更适合企业现阶段发展的需要。
同 时，无论哪种部门架构，内部协调与配合都是关键因素。H公司的管理者最初因为身在此山中，于是只能切身感受到全能型架构的一些弊端，殊不知，从改制前到改 制后，最根本的问题（即团队协调与整体配合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改制，只是将这一关键问题由显性变为隐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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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北京遇上西雅图》：死亡也不是分离
从上映开始就挑逗着我的好奇心的这部电影，终于让我一个人今天在电影院一睹为快。
看到海报时，我觉得这是汤唯在我心目中银幕现象的彻底改变，我也为吴秀波的出演此类爱情剧捏了一把汗，一直反派人物的他，可以吗？
事实证明，她和他都是实力派。
我想，之所以这部电影较卖座，我想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它接地气吧。小三，赴美生子，同性恋，以及前妻，与前妻的孩子……这些现代元素似乎有形无形每天都在上映。
从文佳佳一出场，我就感受到了，她的北京公主脾气，以及和其他在西雅图坐月子的女人的相处，都让我忐忑，她能好好地吗？这种霸气而乖巧恐怕只有汤唯身上有这种气质了。
整个上午，我的泪点几次到达，想起前几日的《分手合约》，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中韩别合拍电影了，韩剧在中国的兴盛，跟《怀珠格格》，《流星雨》在国内的兴盛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有相当一部份心智与此类电视剧相齐的很多三姑六婆在看，但在电影院看韩派电影的，恐怕这些人就不会很多了。汤唯在晚秋里的不知所谓以及沉闷，确实也突出了这一点，别跟我说，她因这部片子在韩国获奖，那是韩国，不是中国。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虽然没钱给我买游艇，请我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上跑好几条街去给我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这样的话竟然是在文佳佳被郝志女儿茱莉戏弄进警察局面对警察说的话，它是如此戏剧却又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我们总是不经意说着成了箴言的话。这句话在整部电影出现了数次，看来，导演对它情有独钟。
当老钟的案子了结后，佳佳又回到老钟身边，但佳佳发现，她根本回不到当初了。于是她提出分手。
但当她提出分手时，其实老钟说得没错的，你就是嫌我没有时间陪你呗，你想什么呢？哪个天天窝在家里的男人是有出息的，哪个在外面做大事的男人，是可以天天晚上可以陪老婆孩子聊天的，下雨的时候你要天晴，出太阳你又要下雨了，你也太作了。
其实很多人也许沉浸在剧情里，并没有在意这句台词，站在客观的角度，老钟说的是事实，文佳佳在经历过一场生死较力之后，才发现，她真的要什么。
可是事实是，现实中的很多人经历不到这一点，可是电影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总关注于凄美的爱情如此真实，却不知现实总是这样戏剧。
当我们没有钱，总以为钱能解决问题，当我们有了钱以后，才发现钱解决不了很多问题，有时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在那个时候，我们青春已不再。而那些没有钱的人，因为体会不到有钱的悲哀，总盼望有一天能够那样的的有钱。
做过美食编辑的文佳佳前往美国产子，做着职业小三，可是她还不承认。职业小三，还真不是一般可以做的，年轻漂亮，身材好，恐怕这不够，会讨男人欢心，会撒娇，床上功夫要好。满足这些条件，只算是达到了入门条件，还得靠机遇，因为有此等条件的人正排队做小三，因为就那些人，那些官员就别扯了，因为他们是淫虫，且不是自己的钱，一不小心便会锒铛入狱，商人便不同。小三，其实也是热门行业，紧俏得很。
于是有人说：
如果文佳佳先遇到每天早晨都为她跑几条街去买豆浆油条的frank，平淡的日复一日之后，突然遇到会带她去坐游艇、吃法餐的老钟，不停收到包。那时，她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又会是谁呢？人生伴侣的出场顺序很重要。先遇到老钟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先遇上frank是《蜗居》。
这电影里的小三可真是幸福，前半场爽有钱花，后半场有人爱，两年后，他们又重逢了，正应了那句话，如果爱情走了，它还能回来，它便是你的，如果它走了，却回不来，它便不是你的。
其实细细想来，这部电影，剧情一般，为什么我们如此趋之若骛，因为他和她真情流露，加入如此真切就如同在身边，于是，我们觉得，它就是帮我们演绎了我们另一个自己，另一个人生。如若我们不真诚，人生还不如电影，反之，我们的人生比电影还要美。
在公园里，佳佳问frank，墓碑上是什么，frank说：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泛泪花，想起有个人曾经发给我的我这句话，原来，她早看过了这部电影。我们常常无法选择，也只能等待，等待那可能完美的爱情，却总是在电影里这般上演。
谨以此拙文，祭奠我们逝去的和将要逝去的那些爱情，献给我们将要完美的爱情。
第五篇：不是班主任，也学魏书生
最近，学校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读《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的热潮。确实，魏老师有着高超的班级管理艺术，独特创新的班级管理机制，他在《班主任工作漫谈》这本书里为我们详细讲述了班主任要努力改变自我；让学生成为自身的主人、成为班集体、国家、社会的主人；科学管理班集体；在特殊情况下用特殊的方法教育学生以及提高学习效率等方面的内容。作为班主任，不可不读这本书；然而，作为非班主任，读完这本书后，也会受益无穷，可以帮助非班主任提高课堂管理的效率，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等。
一、非班主任老师的人格魅力同样重要
非班主任老师如果能和学生同进退，那么，学生就会把你当成他们的好朋友、同盟者，那么你再驾驭你的课堂时就如鱼得水了。学生喜欢你，自然就喜欢你所教的课了。魏老师坚持参加长跑锻炼，和学生们一起挥汗如雨，一同享受着“健康”带来的神奇力量。有了这样的榜样在身边，学生们又怎能不受到熏陶、感染呢？想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利用我们学校的每天下午的阳光体育活动和周六的班级活动课和学生一起挥汗如雨呢？
二、非班主任老师不能把班级管理置身事外
从魏老师的《班主任工作漫谈》中，我认识到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是一种爱。作为非班主任老师，我并不是只上我的几节课而已，学生忘带校卡、衣服里长外短、集队时的纪律、晚修的学习状态等，只要出现了问题，我都会直接进行干预。所以，我上课的班级，学生的纪律都比较好，这不就是对我的教育教学的最好的帮助吗？
三、课堂上让学生人人有事做
魏老师在实行班级管理时真正把学生放在了主体的地位——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这种管理方法使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了自己在这个班集体中的重要位置，在岗位上体验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极强凝聚力的优秀团队。作为非班主任老师，你在你的课堂上也应该毋庸置疑地把学生放在主体的地位，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有事情做，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使每个学生都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或得学习的成功体验。久而久之，你的课堂就成为了学生最喜欢的课堂，你也就成为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了。
四、对学生的批评也要有艺术
班主任老师，批评学生要有艺术；作为非班主任老师，批评学生更得要有艺术了。如果只是一味地大声斥骂学生，换来的是孩子们那漠然的态度，有时会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会跟你对立起来，还有可能鼓动其他的学生在你的课堂捣乱。而魏老师是怎样“惩罚”那些违纪的学生的呢？魏老师利用班级日报、特色周、自我激励等奇特的惩罚方式都创造性地解决了问题，培养了学生健康的人格。尤其是他的“惩罚”艺术让我们很受启发，他把批评变成一种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他把惩罚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教育，看来，这种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能够真正唤醒学生沉睡的心灵，能够真正帮助学生走出误区。而这些富有创意的教育方法是出自于魏书生老师对学生们的“真爱”。本周二，我上课的时候，还剩一分钟就下课了，这时，有两位学生在下面偷偷地拿出了歌词。怎样处理这件事,学生才能接受呢？我课后找到这两位学生，没有像大多数老师一样，要他们写说明书，而是提供两种方式由他们自己选择。一是每人唱三首歌，然后录制下来放给全班的同学听；二是既然在数学课堂上分神，那就要把课堂的损失补回来，每人做六道数学习题。他们都明白了学习的时间就要把学习补回来，所以，放学后，其他同学都走了，他们留下来，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习题才离开。这样，用一种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去“惩罚”学生，对师生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教育是一门科学，育人成才是一种精雕细刻的艺术，在工作中只有讲科学、讲创新、讲艺术，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人才来。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多学习先进经验，结合自己，不断改进，不断提高，积极探索，善于总结，使自己的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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