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科技史论文
中国科技史论
文
吴丽媛
20121102848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3-11-11
中国科技史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有着很多足以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发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有了本质的改变,人们已经不再停留在衣食住行的满足,人们越来越向往的是一种过去现在都不会有的生活,而那种改变是处在饥寒交迫的人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所有人都公认的事实,科技的力量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的到摸得着的,如果没有科学技术,很难想像我们现在的生活还处在为温饱烦恼,为生计发愁。说起近代的科技进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得益于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辛苦奋斗,努力付出,是多少先驱血与泪的凯歌,犹如冉冉升起的太阳,将整个人类的世界照亮。每个人都是科技金币的受益者。
近代科学技术成就数不胜数。
1.两弹一星 —卫星发射回收(1964—1970)2.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
3.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到“1+2”(1966)4.杂交水稻(1973)5.核潜艇(1974)6.激光照排(1979)7.运十大飞机(1980)8.银河巨型计算机(1983)9.载人航天(2003)10.歼十飞机(2006)
另据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站发起,评选的建国以来重大的科技成果中,其中有四项被称为当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它们是:杂交水稻、王选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青蒿素)。
这些科技发明,只是科技长河中的一小部分,九牛一毛,它们不仅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更改变着社会的面貌。
其中的复方蒿甲醚,是六十年代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研发的一种具有全新的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全球首选的治疗疟疾的最佳用药,是至今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的专利药品。该项目是1967年在毛主席关心下,由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有关科技部门合作研发的,当时被称为“523”项目。在统一部署下,数十个单位组成攻关协作组,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经过190多次实验,终于从上万种中草药提取物中筛选出青蒿的提取物— 青蒿素,经过反复临床试验,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一重大发现于1973年完成,被称为中国医药界首创中药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性成就。由于它的出现,使千万年来危害人类生命的疟疾病归于消灭。而不用人们在用普通的农药,不仅伤害大,很容易误伤,而且环境污染特别严重。
关于杂交水稻,那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处了。它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让13亿人口有饭吃,有饱饭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工程。在开始全国推广后,十年内累计增收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创造了巨大的收益。真的是解决一个大问题。
提起科技,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原子弹了。就不得不歌颂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研究成功了原子弹,没有资源,没有经验,更有着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对于中共和美国的原子弹历史,我想我们该理解。前后经历了许多艰难。
第一阶段从1949——1964年。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遏制,经济封锁、制裁,并在中国周边进行侵略和扩张,对中国安全利益造成严重威胁。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有原子弹,而中国没有。美国处于绝对的优势一方,肆无忌惮地挥舞着核大棒,进行赤裸裸的核威胁。从新中国诞生次年的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就公开宣称要用20-30颗原子弹,投在中朝边境,以阻止志愿军入朝。中国由于没有原子弹,采取了争取已经掌握原子弹的苏联支持、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策略,两国关系处于尖锐对峙状态。
第二阶段从1964——1978年。1964年,中国在“打破核讹诈”的指导思想下,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并在此后十几年间,迅速掌握了氢弹、飞机投掷、运载火箭投掷等关键技术,使得核垄断被完全打破,两国关系出现平衡,美国失去了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出于两国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缓和。这一阶段,中美关系不但开始结束对抗,甚至破冰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原子弹,正是这一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毛主席说过:“原子弹,就那么大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别人就不和你谈。”
第三阶段从1979----现在。由于中美都拥有了原子弹等一系列核武器,战争能力相对平衡,都开始致力于合作核不扩散。特别是1991年冷战结束后,防扩散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中美两国在防止原子弹、核扩散趋势方面,利益共同点增多,因而两国在防扩散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由于涉及到两国的根本利益,这一时期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原子弹作为“中美关系”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中的“定海神针”,也即最关键的因素,可以预料,仍然会长期地处在“保持均衡”、“防止扩散”的稳定状态下,我们有了原子弹,有了核武器,我们并不是要侵略,而是和平,提高我们的大国地位,不再让别人欺负我们。
我国航天技术从零起点迅速跃居全世界第三位,而至今却仍然是这个排序。虽然在金许多年,我们的航天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前30年的科技发展速度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称得上是真正的“突飞猛进”!但是对于我们起步晚,发展缓慢的进度来说,其步调要赶得上发达国家,还是有相当大的那难度,毕竟差距就在那里,所以需要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付出。仅仅靠着那些科学家 是不行的。
目前国内命名的“大师”、“专家”到处都有,然而其中有多少人能够同当年像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袁隆平、陈景润等人的成就相比?在各科技领域究竟中有多少创新成果能够同当年诸如“新石油地质理论”、“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两弹一星”试验、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以及地震观测和预报等重大成就相比!
对于以上所说的发明,那只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
公元1世纪初期的西汉时期,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公元105年左右中国科学家蔡伦又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从而使造纸技术在中国迅速推广开来。
公元3世纪左右,中国人发明了瓷器,这一技术在11世纪传到波斯,由那里经阿拉伯于1470年左右传到意大利以及整个欧洲。到唐朝,中国科学家发明了火药,并在公元9世纪首次将其用于战争之中。在11世纪中期的宋朝,中国科学家发明的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5世纪中期,中国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成为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到此时为止,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时期,四大发明已经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现代西方世界所应用的许多发明都来自中国,中国是一个发明的国度。
蚕桑丝织,考古发掘表明,这一技艺之始创是在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与黄帝时代相当。作为蚕桑丝织的母国,中国的丝织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交流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汉字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一大发明。从陶文、甲骨文、金文到汉隶、楷书„„汉字的创建和衍变,它的形、音、义之构成,都自成一格,与世界上其他文字迥然不同。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进一步走向世界。
中国的青铜文明虽较为后起,但技术上却后来居上且自成体系。诸如具原创性的井巷木结构支护、竖炉、“硫化矿—冰铜—铜”冶炼工艺、分铸法、失模法等技艺均由先秦矿师和铸师率先发明,为创建位居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是瓷器制作的母国,其英文名称China即由此而来。原始瓷早在商代便已出现,青瓷烧制技艺至东汉趋于定型。之后,历唐宋至明清,各类瓷器精彩纷呈,成为民众居家必用之物,且大量外销产生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
火药 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术有紧密的联系,硫磺、硝石和木炭混合加热的爆燃现象是在唐代发现的。黑火药的配方首载于北宋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其后由阿拉伯人传至欧洲几经改进,在军事上显示了巨大威力,并在工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中国的古代科技起步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曾经达到的高度,也非现时所能想象。但却最终衰落。及至今日,但凡说新科技和创新,几乎唯国外论。几乎唯洋人论。痛需思痛。凡事皆有源头。中国科技发展史几乎可以认为是一部悲剧史。每当你在历史书上看到一个伟大前人留下的辉煌,势必让你对今时今日科技的落后而感到耻辱。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此悲剧?这需要我们每个中国人用心想,去体会,去避免走我们的先人的老路,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是时代的大潮流,我们该感谢科技为我们带来的巨大变革。同时,我们应该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凡是都是有利有弊,巨大的利益背后,肯定会有着隐藏的危害,科技的发展不仅仅是日益进步的生活,也有日益增加的环境污染,和日益退步的人类生活质量。科技发展,人类的利欲熏心,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我们能说什么呢?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不是用来伤害人类的。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大气层污染,空气污染……
是的,科技的确是个好东西,谁能说自己没有受益于科技呢?可以说,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社会,就没有上天入地理想的实现,就没有中国的崛起。我们该好好利用科技的发展,造福人类,造福社会,不要用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的便利,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也不要让经济的利益,蒙蔽了你的眼睛,蒙蔽了你的心灵,在你享受现在高科技的一切成果的时候,你该感恩那些先辈们血与泪的付出。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科学,既要努力的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尽一份力量,又要注意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科技,正在飞速的发展。
第二篇:中国科技史论文
浅谈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历史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农业大国。在灿若星河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国农业科技文化贯穿始终,清晰的表明了我国古代先进的社会生活形态及生产方式,让我们全方位的认识中华民族的发展。
一、中外农业交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国外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辉煌的中华农业文明正是在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外农业交流问题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朱宏斌、王雯在《试论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一文中,对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同周边地区及民族的远近亲疏和控制方式的差异,提出了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体移植型、辐射渗透型和远接互化型三种模式。随着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内涵及影响方面呈现出同步的弱化态势。
在作物品种传播方面,四川大学张箭的《咖啡的起源、发展、传播及饮料文化初探》,认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种植和饮用。20世纪初咖啡传入云南,中国大陆开始栽培咖啡。随着咖啡种植、饮用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咖啡饮食文化。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严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传入和影响》,对西汉至宋代期间香料传入的途径、香料种类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香料贸易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认为香料传入对中国内地的饮食、医药以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探讨了我国引种美洲陆地棉的时间、路线和过程,分析了引种和推广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的《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系统地介绍了清朝后期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引进问题,认为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呈现出小范围、零碎性和同步性三个特点。南京农业大学王志军、惠富平的《西方育种技术引入与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对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技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以农业高等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和农事试验场为推进主体,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重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国麦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张英利的《近代日本蚕业科技的兴盛及对中国蚕业的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缫丝机械的引进,其蚕业科技在蚕种选育、缫丝技术和防治蚕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日本蚕业著作和文献被译成中文、日本养蚕和制丝技术的引进、日本蚕业教育的模式,对中国蚕业科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赵勇的《民国前期国外农机的引进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前期国外农业机械的引进情况,认为当时中国农机制造业比较落后,国外农机比较效益显著,是引进国外农机的主要原因。国外农机引进对我国农机制造业及农机教育科研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有一些论者从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入手,分析了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状况。徐州师范大学安宇的《农学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南方水稻改良与推广》,认为农学留学生在我国南方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栽培、推广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南京农业大学宋超的《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中来华的苏联专家》,探讨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援华专家在农业管理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国营农牧场的分布状况,认为他们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的《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灾荒防治》,对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将西方近代救灾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
此外,韩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朴正根教授针对韩国稻米经济变迁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朴锡斗研究员对日本占领时期朝鲜粮食增殖计划和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全北大学苏淳烈教授介绍了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成效和意义。韩国忠北大学俞镇采教授以韩国忠北法住寺为案例,论述了韩国土地改革对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二、区域农业技术交流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
区域农业交流与农业发展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们不仅讨论了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而且对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探讨。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的《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乱频繁,黄河流域人口持续地大规模地南迁长江流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至南方,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最终促成全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术传播与稻作扩展以宋代为例》,认为移民、垦殖和官方劝导导致宋代稻作面积不断扩大,而区域之间的稻作传播,更是丰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种,因此,水稻种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农耕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结果。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的《近代华南甘蔗品种的演变与传播》,阐述了近代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广东甘蔗品种从细茎种向粗茎种演变,不仅提高了甘蔗的品质和产量,而且适应机器糖业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种繁育技术的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区域农业史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学者们在会议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区。
对江南地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会救济、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慈鸿飞、黄敏的《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重新审视城居地主的作用,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资、改良农业原料品种、推行农作物的商品性生产、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地主离乡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农村经济的衰败并不是地主城居带来的结果。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城乡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南京农业大学郭春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耕地利用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时苏南地区农均耕地资源数量少,经营规模狭小,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艰难,因此农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量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苏州大学王卫平的《江南士绅与光绪二年苏北义赈》,对光绪二年苏北海州、沭阳地区的义赈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苏北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筹资、自行放款的“民捐民办”行为,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张祥稳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灾民救济政策落实情况研究》,以乾隆11年江苏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阐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赈济灾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苏州大学池子华、李勇的《苏南渔民的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认为天主教传入苏南地区以前,当地渔民崇拜多种水神以及与捕鱼有关的神灵。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近代时期,苏南渔民笃信天主教,信徒数量远远超过该地区其它农民群体。而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孤立无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苏南渔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农业史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衷海燕的《水事之争与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以江西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水事纠纷,揭示了传统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虽然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分享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他们的行政职能一般必须经过官僚政府的授权,才能持久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与此相适应,官僚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支持传统的民间习惯法,建立一个制衡性制度。江西师范大学万振凡的《民国江西农业院与农业现代化》和郭静、崔存岭的《抗战时期江西农业探析》,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前者侧重探讨民国时期江西农业院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江西农业院在选育农作物新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创新农业管理体制、完善农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者分析了抗战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江西农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江西本省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东南诸省。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的《农田养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从土壤耕作制度和农田培肥制度两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江西农田养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建国以来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经历了传统多耕多耙、强调少耕免耕、实现轮耕轮作、推广保护性耕作等四个阶段,农田培肥也经历了单纯有机培肥、有机无机并重、化肥为主培肥和生物生态四个阶段。这些认识,对当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山西地区农业史,有两位学者提交了。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的《清代山西农业生产及其租佃关系》,对清代山西租佃关系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山西农民的耕作技术和生产能力在各个地区的差异,决定了境内各处农耕劳动习惯的不同,也决定了各处农村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在晋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佃户劳动能力低下,劳动成果小,所受剥削比较严重,主佃关系严重对立;晋中南一带,农民的劳动技术水平、劳动能力较高,所受剥削就相对较轻,主佃之间冲突较轻。这个结论,使人们对古代租佃关系的地域差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山西大学张俊峰在《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一文中,对学界提出的“明清时期华北水利加工业完全衰落”的观点进行了纠正,认为明清以来山西境内水利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水力加工业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数量惊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电动机械的广泛应用,以及水库建设、挖煤采矿、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传统的水力加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的《秦西垂农业环境的认识与考察》,通过对甘肃礼县西山早秦遗址发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先秦时期西垂具有优越的农业环境,当地居民以农业经营为主,西垂农业具有明显的旱作农业类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学谢丽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耦合规律研究》,讨论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现象的频繁发生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力量综合作用的链条中,社会人文因素应是该地区绿洲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缘古绿洲具有随着农业开发强度的加大和社会繁荣而消亡的耦合规律。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的《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对艾山渠的修建过程及引水技术、输水技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艾山渠的修建,不仅促使北魏时代银川平原水利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且对以后银川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历史基础。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黄富成的《两汉边地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蠡探》,从区域控制与制度农业的角度探讨了两汉边地农业的发展。认为两汉时期实行的边地农业政策是区域控制下的制度农业,边地农业实际上就是内地农业社会在边地的移植,以便对边地进行有效的控制。此外,与会的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对东北地区农业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讨了伪满时期的土地“开发”政策与日本移民的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生永井里沙对民国时期东北农村运输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三、不同时期的农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农业经济
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无论作物栽培和食用,还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双峰县徐迪新、徐翔的《中国直播稻、移栽稻的演变及播种技术的发展》,认为中国水稻经历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种子直播到浸种催芽的发展过程,不催芽播种是传统农业技术的创新,这种技术与地膜覆盖栽培、种子丸化包衣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将推动生态农业的改进和发展。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葡萄种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历史,进而提出欧洲葡萄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栽培驯化葡萄。由于中国古代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一直使用粮食酿酒,这就抑制了葡萄酿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驯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没有进一步驯化成像西方那样的优良的食用和酿酒品种。郑州大学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国古代花卉饮食》,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代花卉饮食的概况,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各类花卉食品、饮品的具体制作方法。这项研究,对于我们开发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昆虫文献研究所王华夫、李微微的《中国蜂产品饮食文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虫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的《敦煌壁画与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农作图进行考察,详细叙述了敦煌地区的牛耕技术、播种技术、以及中耕和收获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向人们展示出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形。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柴福珍的《中诗歌的农学意蕴》,对元代著名农学著作《王祯农书》中农器诗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农器诗歌包含了丰富的农学,不仅记录了农器的农学知识,而且揭示出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反映了当时农器的推广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的《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讨论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认为欧亚草原地区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围的畜牧及相关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进了青铜与铁器技术,走上了武装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和相关器具的创造者,而是这些技术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传播者。
中国古代的粮食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卜风贤副教授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村人口的粮食安全状况》,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社会阶层的粮食占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负担对粮食安全状况的影响。莱阳农学院王宝卿副教授的《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从古到今粮食亩产的变化趋势,认为统治者的重农思想、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推动是影响粮食亩产量变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灾人祸对粮食亩产量变化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巢湖学院杨松水副教授的《论清代皖中地区与江南米粮贸易的动因与影响》,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与皖中米粮交易的动因,认为米粮贸易对皖中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密切了皖中与江南的经济交往,实现了双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促成了皖中地区农业经济的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的步伐。
在经营制度方面,本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马政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翟麦玲的《唐代的屯田与营田考论》,对唐代的屯田和营田进行了辨析,认为屯田和营田在管理机构、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人员、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屯田和营田属于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屯田和营田都可以转化为均田。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大连水产学院王磊合撰的《略论元代的马政》,对元代马政机构、马匹征括、牧养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元代马政较为发达,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与元代统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业文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来看,村社组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但是在维系乡村社会运行、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石华、张法瑞的《元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运作方式之探析》,系统地探讨了元代的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认为元代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分为乡、都、社三级,它们同时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双重职能。“社”由传统的劝农组织演变为政府基层行政机构,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强化的结果。
民间组织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冯开文教授提交的《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规模与退出问题》认为合作社一般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政府在其中只是发挥了引导、宣传和规范作用。因此,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理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变迁。他的研究,对于发展和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副教授的《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农会组织的分布、流变、运作绩效等进行了探讨,认为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稳固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强烈干预下,农民并未在农会中取得主体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会的运作绩效,甚至沦为国民政府加强保甲、征兵调粮、抵制革命的工具。
农业社会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州师范大学王健的《汉代祈年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对汉代的祈年与籍田仪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祈年与籍田仪式的文化内涵,认为祈年与籍田仪式对于塑造两汉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方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广西师范大学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认为壮族的农事祭祀节日系统体现了鲜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维持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满足人们的宗教信仰需要、促进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苏州铁道科技大学朱小田教授《社会史视野中的“俗例”——以“抢亲”为对象的研究》,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了“抢亲”这种“俗例”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发生的历史条件,认为地方俗例在整个近代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等过程并没有对地方俗例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通过“抢亲”这种“俗例”进行研究,他进而提出“史学范式”转换问题,认为以“整体性”为追求目标的社会史研究,对于传统史学在视角转换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第三篇:科技史学习心得
科技史学习心得体会
仲其龙
经过这些天对科学技术史的学习,我丰富了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得到了人文精神的熏陶。
近代科学的伟大先驱者培根说得好,读史使人明智。科学技术史是一块蕴藏着巨大精神财富的宝地,如果你从这里吸取必要的营养,那么在学习和工作中的盲目性就会减少,自觉性就会增加。学习科学技术史的意义我总结为这样几点。
第一,扩大知识面,激发学习兴趣,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科技知识是科技人才综合素质的基础。它是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真理,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特点。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史为镜可以使人耳聪目明。科技史的内容几位广泛丰富,几乎涉及人类与自然界接触的每一个领域,包裹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从无机到有机,从微观到宏观,从科学技术,从理论到应用各个方面。人类数千年来的主要科学技术成果,是一部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通过科学技术史的学习,我们能比较系统地了解世界科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裂解一些著名科学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无疑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
第二,学习科学的认知论,方法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提高哲学素质。理论思维,哲学素质是未来科技人才必备的素质,是指人在具备了了一定哲学知识之后,对事物进行深层次的理
性思考,从而抓住事物的本质,规律的思维品质和能力。因此这一素质是教师不可或缺的素质之一。
第三,培养科学精神。尤其是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科学精神是现代教育工作者可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回国我国20世纪的教育,不难发现,学校的科学教育在价值取向上过于偏斜与物的一方,即只注重科学知识的传递,而忽视了科学方法特别是科学精神的传播,知识许多学生虽接受了多年的科学教育,掌握了大量科学知识技能,却领悟不到基本的科学精神。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使学生在学习中培养出科学精神,那么自己就必须具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自己就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和提高创新的能力。一句话,只有教育工作者自己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去影响学生。而科技史的学习对于完善教育工作者的科学精神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四,弘扬人文精神,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弘扬人文精神和高扬科学精神并行。人文精神,主要指执着地追求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实现人的最高价值,追求自身完善,谋求个性解放,一切想着人,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实施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提高和发展,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相辅相成的。
第五,我想说的是,不懂历史的人是愚昧的。不懂科学的人是无知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类的科学文化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为什么我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首先在西方国家兴起?要回答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就要学习科学技术史。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先行,而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学好科学技术史。
第四篇: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的发展趋向论文
李约瑟生前身后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这缘。昔人已乘黄鹤去,一代汉学大师李约瑟逝世有8年时间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技术史》撰著工程亦将全面告竣。于是,中国科技史界开始面对“后李约瑟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开始了后李约瑟时代的探索——促进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国际化发展。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国家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
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⑼ 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1),pp44—52。
⑽ 甘向阳,刘建军:《数学史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pp531—534。
第五篇:中国古代科技史专题
11中国古代科技史专题
一.知识归纳
(一)大纲版
1.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
(1)先秦时期:①春秋时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即指哈雷彗星,这一记录比欧洲早六百多年。②春秋时期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19年7闰的原则,这比西方造160年。③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其中有丰富的天文记载,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天文的认识。
(2)两汉时期:①汉武帝时,天文学家制订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书“太初历”,开始以正月为岁首。②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被世界公认为是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③东汉时,张衡从日、月、地球所处的不同位置,对月食作了最早的科学解释。④张衡发明制作的地动仪,可以遥测千里意外地震发生的方向,比欧洲早1700多年。
(3)隋唐时期:①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②僧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在实测中他认识到,在小范围有限的空间里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向大范围甚至无际的空间推演,这是我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4)宋元时期:①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突出贡献在天文学方面,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完全统一起来的“十二气历”更加简便,有利于农事安排。②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③元朝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近二十件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④郭守敬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早300年。2.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1)两汉时期:《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分九章介绍了许多算术命题及其解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南北朝时期:①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②南朝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外国早近一千年。它的专著《缀术》对数学发展有杰出的贡献。3.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成就
战国时期:物理学有较大成就。《墨经》中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包括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写的很系统,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光学八条”。4.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成就
(1)先秦时期:扁鹊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生,后代把他奉为“脉学之宗”,他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从脉象中诊断病情。切脉是扁鹊的主要成就。四诊法成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病法,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中医所沿用。
(2)两汉时期:①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②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③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④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其代表作《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4)隋唐时期:①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并有许多创见,在我国医药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②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③唐高宗时期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要点。
(4)明清时期: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和试验观察,注意运用比较方法,所以他对药物的认识和总结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本草纲目》对药物的分类反映了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进化观。李时珍还提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的观点,反映了他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5.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成就
(1)南北朝时期:①西晋时期,裴秀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图学家。绘制出《禹贡地域图》,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原则。②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通过为古书《水经》作注,以《水经》为纲,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2)明清时期:明朝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观察和记述,早于欧洲约两个世纪。还记录了一些地理发现,纠正了前代地理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6.中国古代建筑学成就
(1)先秦时期:夏、商、西周的都城是全国政治、交通中心,都城有城门供居民出入,城内有整齐宽广的街道。
(2)隋唐时期:隋唐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取得了辉煌成就。①隋朝著名建筑师宇文恺主持修建了大兴城,唐朝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长安城。长安城政体设计合理,建筑规模宏大,体现了当时城市建筑的高超技术。②宇文恺采用图纸和模型结合的设计方法,是我国建筑技术上的一大突破。③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宋元时期:①北宋末年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建筑史上的杰出著作。②辽代河北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木塔,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木结构建筑。③金代的卢沟桥闻名中外。④元大都建筑宏伟,城内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4)明清时期:明成祖令人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北京城,约八十万能工巧匠中,最有名的是木工蒯祥,被誉为“蒯鲁班”。北京城有三重,宫城外有皇城,皇城外有京城。宫城又称紫禁城。北京城的主体建筑都布置在中轴线上,中央官署集中在京城南部,钟楼、鼓楼位于城北。宫城的黄色琉璃瓦和红墙相配,充分体现出封建皇帝的威严。7.农业、手工业技术专著和科技论著
(1)农学专著:①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②明朝时期,徐光启《农政全书》。综合介绍了我国传统农学成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书中还引入了《泰西水法》,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工具。全书60卷,分12门,其中“救荒”一门占全书三分之一,表明作者关心民间疾苦,也说明当时灾荒的严重和政局的衰败。
(2)手工业专著:战国时期,出现了手工业专著《考工记》。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不但在我国工程记述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3)科技论著: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许多科技成就,在我国和世界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4)生产技术综合著作: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国外传来的记述,这表明海外技术的不断传入已称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知识。国外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二)新课标版:古代中国的发明与发现 1.四大发明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1)造纸术:西汉前期,中国已经有了纸。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称“蔡侯纸”。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是书写材料的一次伟大革命。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洛阳、长安、建业、扬州,是有名的造纸中心。唐宋时期,竹纸、皮纸成为主要品种。751年,大食俘虏唐军的一些造纸工匠,造纸术传到阿拉伯。造纸术外传时间口诀:四七(世纪)朝日八世阿(阿拉伯),十二欧非去安家,十七美洲十九大(大洋洲),造纸技术传天下。
(2)印刷术:隋唐之际,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人们已使用彩色套印技术,宋刻本被后世藏书家视为珍品。11世纪中叶,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15世纪中期,欧洲才有活字印刷术。
(3)火药: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发明了火药。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最早的火药武器有突火枪、火箭、火炮等。宋朝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4)指南针: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是战国时期发明的“司南”。后来,人们利用磁石指南的特性,制成指南针。北宋时,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廉价的纸张很快取代了欧洲人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和小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靠冷兵器耀武扬武的骑士阶层日益衰落。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还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大大推进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2.数学:《九章算术》和珠算
约成书于东汉的《九章算术》,采用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运算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以计算为中心的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最初采用的是算筹,后来演变成算盘。珠算运算法编成歌诀流利顺口,配合以小九九和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明清时期,珠算运用得到普及和发展。人们可以用珠算法解决加减乘除和开平方、开立方等问题。明朝时,珠算法已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
3.天文:《石氏星表》和浑仪
尧设有火正、羲和之官,负责观察日月星辰。中国不仅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太阳黑子以及哈雷彗星的记录,而且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后人根据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石申的记录,编成《石氏星表》,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表,保留了一百多颗恒星的赤道座标数据。中国古代创制了许多先进天文观测仪器,如浑仪、简仪等。浑仪是望远镜发明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工具,至迟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科学家已使用浑仪确定天体坐标。简仪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革新浑仪而制成的。4.历法和农学:《授时历》和四大农书
我国自古农业发达,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历法制订和农学研究,成果丰硕。夏朝时制订历法《夏小正》,商朝改进为“殷历”。元朝郭守敬编订的《授时历》,集前代各家历法优点之大成,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规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今天世界通用的公历格里高利历基本相同。《授时历》1281年颁布推行,比现行公历的颁行早了300年。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朝王祯的《农书》和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成就卓著的四大农书。《齐民要术》是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农业科学著作,主要记录了东汉以后五百年间,特别是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生产经验。贾思勰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他提倡精耕细作、防旱保墒,主张轮作、多施绿肥,创造出培育实生苗、扦插、嫁接等果树栽培方法。
5.医学:《伤寒杂病论》和《本草纲目》
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东汉末年,张仲景写出了集大成的中医专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施治的方法,奠定了后世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
明朝李时珍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对中药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本草纲目》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二.规律小结
1.中国古代科技的世界地位及其在近代衰落的原因(“李约瑟难题”)
(1)中国古代科技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欧洲,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向世界各地传播,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原因:①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②封建经济的发展,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③封建教育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进步,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条件;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功不可没,科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国家的支持;⑤统治者对外实行开明的文化、宗教政策,有利于科技文化正常交流和发展;⑥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前代科技文化成就为后代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⑦重视为“农本”思想的服务,如天文历法、数学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⑧广大科技劳动者积极进取、勤奋钻研的精神。
(3)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①中国科学技术自身的缺陷:满足于实际上的应用,没有形成理论上探讨和深思的风气。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大多是对生产经验和自然现象的简单总结,属于经验和描述的范畴,领先于西方的大多在经验技能方面,缺少科学的概念、定律和逻辑推理,也未能提出较为系统的完整的学说。如火药的发明是人们在炼丹时偶然发现的副产品,并未上升到化学反应方面的科学认识。中国人最早发现了哈雷彗星,但却没有分析研究其平均出现的周期,而英国人哈雷却揭示了其中的规律。中国的数学偏重“算”的实用技巧,而缺乏用以演绎、证明规律的理念。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不可能使科学应用达到较大规模,从而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应用失去了应有的土壤。③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阻碍了和工商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④明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如八股取士、文字狱等,使大量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⑤教育的落后,不利于科学间的互相融合,也不利于培养大批人才。
2.明代以前,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其外传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3.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水平同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国家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三.热点冷点
1.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主要科技成就是历年高考的热点。
2.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科技发展状况与当时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是高考的冷点。
四.高考题例
01.(2004天津文综16)中国古代记载物理学知识,其中包括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声学和光学知识的著作是
A.《墨子•墨经》 B.《梦溪笔谈》 C.《营造法式》 D.《天工开物》
02.(2007天津文综13)郭沫若为张张衡墓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中亦所罕见。”此评价的依据之一是张衡
A.创制了简仪 B.最早做了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 C.制定了《大衍历》 D.最早对月食作了科学的解释
03.(2004全国一卷文综16)系统总结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的著作是
A.《梦溪笔谈》 B.《汜胜之书》 C.《齐民要术》 D.《农政全书》 04.(2005天津文综18)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公元3—13世纪之间保持着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属于此时期的科技成就有
①雕版印刷术 ②记录太阳黑子 ③实测地球子午线 ④铸铁柔化处理技术 ⑤计算圆周率的方法
A.①③⑤ B.②④⑤ C.①②④ D.①③④ 05.(2006江苏历史4)下列有关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表述,正确的是
A.西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B.隋唐时期已经有了活字印刷的书籍 C.唐朝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 D.宋代在航海交通上已普遍使用指南针 06.(2008重庆文综12)某中学历史兴趣小组准备开展宋元时期科技成就的探究性学习,需重点查阅
A.《考工记》
B.《神农本草经》
C.《齐民要术》
D.《梦溪笔谈》 07.(2008上海历史分叉部分A组8)中国古代有许多重大发明,下列发明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司南、纸、火药、活字印刷 B.纸、火药、活字印刷、司南 C.火药、活字印刷、司南、纸 D.活字印刷、司南、纸、火药 08.(2008海南历史5)下列各项中,最早记载蕃薯(甘薯)传入我国的文献是 A.《齐民要术》 B.《农书》 C.《农政全书》 D.《四洲志》
09.(2009年山东基本能力26)《韩非子•喻老》中的《扁鹊见蔡桓公》一文记载,神医扁鹊四次面见蔡桓公,便知其腠理、肌肤,逐渐发展到肠胃、骨髓。该典故说明扁鹊看病所用的诊法是
A.望诊 B.闻诊 C.问诊 D.切诊 10.(2009年山东基本能力42题第(4)小题)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发展,下面左侧是繁体“书”字,其活字应该是
11.(2008广东历史32)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兔 【释名】┅┅ 【集解】┅┅(时珍曰)┅┅或谓兔无雄,而中秋望月中顾兔以孕者,不经之说也。┅┅
肉 【气味】辛,平,无毒。┅┅(弘景曰)兔肉为羹,益人。妊娠不可食,令子缺唇,┅┅(藏器曰〕兔┅┅,子从口出,故妊妇忌之,非独为缺唇也。【主治】补中益气 【发明】┅┅其性寒而解热┅┅,故又能治消漏,┅┅虚寒者,宜戒之。┅┅ 【附方】┅┅
血 【气味】┅┅
——李时珍:《本草纲目》第五十一卷,“兽部”。问题:
(1)《本草纲目》一般分那几个门类来介绍一种药物?其中纠正了前人关于兔子的什么错误说法?(4分)
(2)从材料看,《本草纲目》有何不足之处?(2分)
(3)总结《本草纲目》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的主要贡献。(3分)
高考题例答案及解析: 01.A 识记教材中有关知识。
02.D 张衡的科技贡献除地动仪外,还有最早对月食的科学解释等。03.A 熟悉南北朝时农学成就。
04.A 公元3—13世纪是指南北朝至宋末元初。②项西汉,④项春秋。05.D A项应为东汉,B项应为北宋,C项应为南宋。06.D 选项中只有《梦溪笔谈》是北宋时的科技著作。
07.A 司南在战国;纸最早在西汉前期;火药在唐朝中期;活字印刷在北宋。08.C 甘薯是在明代传入中国,选项中只有《农政全书》能记载。09.A 从题中“面见”蔡桓公,知其病情,可作判断。10.D 从左右相反的反刻规律可判断。11.
(1)(根据括号中的词语作答,集解中有关于兔子受孕的说法)释名、集解、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望月而孕。
(2)(从对兔肉的说明中可看出)没有否定或纠正前人的某些错误说法(如孕妇忌吃兔肉)。(3)(结合教材和材料,进行适当概括)对16世纪以前传统中医药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创立了新的药物分类法;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说法。
五.新题预测
01.汉代有人指出:“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这是 D A.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B.王充反对“天人感应”的论据 C.张仲景注重自然环境对疾病的影响 D.张衡对月食作出的科学解释 02.为中医学奠定理论基础的著作是 B A.《神农本草经》 B.《黄帝内经》 C.《伤寒杂病论》 D.《四部医典》 03.韩剧《大长今》的播出,扩大了中医在世界的影响。下列关于中医表述正确的是 A ①《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②李时珍被誉为中国的“药王”
③《唐本草》是最早的官方颁布的药典 ④华佗被誉为“神医”是“四诊法”的创始人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04.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发现,那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了„„早在1300 年前,在一部古代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这部书是 B A.《墨子》 B.《齐民要术》 C.《天工开物》 D.《农政全书》
05.“„„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颇似淳漆,然(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这段记载最有可能出自 C A.《齐民要术》 B.《四民月令》 C.《梦溪笔谈》 D.《农政全书》 06.下列文明成果最早经阿拉伯人传往西方的是 A 造纸术 罗盘针 地动仪 突火枪
07.在楚汉之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韩信投靠刘邦后,被派去管理杂乱无章的粮仓。但很快韩信就把新谷、陈粮分开,而且新谷、陈粮的多少统计的非常清楚。他的这些智慧最可能记载于 B A.《石氏星表》 B.《九章算术》 C.《夏小正》 D.《汜胜之书》
08.小明同学想了解中国古代的中医药的一些治病古方,于是上网点击“中医药”进行搜索。下列信息不正确的是 A A.《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基础 B.《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C.《伤寒杂病论》提出了辩证施治的方法 D.体现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生态度 09.“其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以下关于这则材料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C A.材料中内容说明了火药的巨大威力 B.此种情景应当出现在唐末以后 C.这项发明极大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D.火药起源于道士的炼丹活动
10.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提出:“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的对象就是人本身。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科技作科学的解释与推广。”李约瑟这段话的理解准确的是 C A.个人与社会、自然是无法分开的 B.研究人类惟有研究人本身 C.中国古代只注重人的研究,不重视科技的研究与推广,影响了科技的发展 D.对自然界的研究是无法穷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