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文化

第一篇：论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文化

论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文化

摘要：中国教育是这样的模式，教者苦教，学者死学，死教死学死知识。现在的大学生正面临着突出的问题：懒惰、不爱自己动手、能力不足等等，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严峻的关键因素，因此不得不拷问中国的大学教育，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教育，且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应该如何思考。

关键字：懒惰，能力，大学教育，文化，思维方式。

选题依据：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已经经历了高考、考研两道门槛，顺利的考入了自己理想的院校。在别人眼中，我是一名优秀天之骄子，但是从我内心讲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并不是我理想的轨迹，这和我以前的那些憧憬完全相悖，我开始有了一种蔑视大学生的心理。对于外在的这种教育制度我无法改变，因为中国的这种教育制度已延续多年，可是面对现在大学生缺乏实践能力，就业形势严峻，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一定的努力，我要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让自己过得更加轻松快乐一点。

引言

中国教育的根本价值[1]，就是给国家提供具有崇高信仰、道德高尚、诚实守法、技艺精湛、博学多才、多专多能的人才，培养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培养合格公民，为国、为家、为社会创造科学知识和物质财富，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民族兴旺，促进人的发展，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

在21世纪的今天，教育水平已经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重要依据。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有着极为紧密和深刻的本质联系，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且在社会需求多样化的今天，高等教育要走多样化的道路。社会需要多层次、多方面的人才，因此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应该进一步改善，以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现象，形成我们独特的教育文化[2]。

（1）当代大学教育的现状

随便从网上搜索，都可以看到很多搞笑又令人隐隐作痛的事例，譬如大学宿舍的懒虫们不愿意耽误自己打游戏、看电影的时间通过绳子来调取食物，或者花着高额的钱叫外卖，我们的大学生究竟懒到何种的程度，连吃饭都不愿意，那么对于自己的需要动脑动手的学习可想而知；一个女大学生四年八进考场，只为了上大学，考试费用高达三万，可是当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后，忘记了当初的理想；曾经有位自比“范进”高考状元，因为校园盗窃十余起被捕，而他的作案动机却称是为了释放释放学习压力。

试问：当前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高等教育的学位证书与能力的不相称，学习能力与道德的不相匹配，自身能力与升学的不相称，等等的社会与教育的问题，我们该进行何种的反思与应对？

到底什么样的大学教育文化制度才是我们中国真正适应的文化教育体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国人去思考。我们所谓的高等大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社会对国家带来的美好前景是不是将来会成为天方夜谭。以前有一位政治老师曾总结一句话：“中国人得诺贝尔奖的条件：要么政治上反对共产党，要么文学上揭露中国黑暗，要么科学上纯粹的没有国界”。我们中国现有的教育制度是不是真的就培养不出真正的适应时代的人才，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青年动力。当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种种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将逐渐的不再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尤其是在这个21世纪的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以其无比的穿透力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的爆炸性的增长，以及知识获取的平等性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契机。但是我们的教育模式似乎还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以适应这个时代，可以说我们教育的步伐已经根本跟不上社会的发展的脚步了。

我感觉教育的模式的转变是在互联网的出现做为分割点[3]，互联网出现以前和互联网出现以后。互联网出现以前指的是每个人的获取信息有限的前提下，我们知识的获取是靠的是高等的大学教育（大部分），故依照我们现有的教育方式进行教育，其中的弊端还不是太明显，而且社会发展速度的还不太快，故社会比较的认同大学的教育水平（虽然有的不合时宜，但确实最好的选择人才的方式）。而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以及获取的专业信息已略显不足与滞后，而且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教学模式的发展，但是外界的社会发展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呈现出多样化，每天的获取的信息量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无论是身在清华，还是身在一个专科院校，只要你知道你想获取什么样的知识，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的找到相应的知识。那就是意味着，学校的等级优劣将来不再会显的那么的重要，关键是个人的见识与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社会的观点更加的开放全面，将来将渐渐的不再很关注那些学历的问题，而是一种能力。故，我们的教育方式迫切的需要改变，而且要从本质上改变。

大学到底需要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文化，才是真正的教育文化？大学生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熏陶，难道就是那些所谓的大学中的文化知识的教育吗？ 大学的专业知识交给我们的太少了，况且大学的专业知识也不再能够胜任当前社会的发展的需求，学习知识的陈旧，以及更新的速度缓慢。现在的各种社会现象让老师得以觉悟需要一段时间，老师在闲谈中传授给学生又需要一段的时间，而学生能够理解与体验又需要一段时间。如果老师依然抱着陈旧的知识—30-40年前的专业知识作为重中之重来教授，那么社会的脱节就成为必然。

在当前的教育中，我们仍然继承着上个世纪的知识，依靠着记忆的功能来熟知这些的知识，并决然的执行着一个教育的通用的法则（记忆产高成绩-成绩升名校）。这个法则的背后产生的是一辈又一辈的记忆机器，我们的个人的独立的判断能力，决策能力仿佛就得不到锻炼。故，面临社会问题，我们要么就是创新，开拓新的想法，要么就是依赖，原有的思想。

（2）中国大学教育体制的发展趋势

我们的教育体制该怎么走，我们的教育如何与社会接轨、国际接轨，让大学生，研究生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宅男宅女，只会谈论社会的表面的信息，却不深入的追究其中的原因。当代的教育的结果不会再出现“毕业等于失业”的怪象，新的育教体制育出来的是高文凭的创新人才，而不再是一堆的迷茫和懒散的人。那样中国的教育投资才会得到真正的回报。

我认为，大学的教育更要注重的是人文的教育以及一种思维方式的教育[4]，以及信息的时效的抓取,。

人文的教育在于教给学生养成更高的做人的品质，一种节操, 一种德学的修养。思维方式的教育是解决一切事物问题的一种哲学。像李敖大师，毛泽东，邓小平等等人物都是深谙哲学思想，所以能够将生活看透，将事物处理的清晰。而我们每天的喊着十八大，还让同学们写什么十八大的感悟等等的政治的表面的现象的分析结果，除了一堆的吹捧外，几乎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分析，更别说是让我们去决策一件事了。仿佛前面有人提到大多数的是剩男剩女的问题，其实这正是我们的教育文化让我们产生的是更多的依赖，女朋友希望依赖男朋友，自己不用怎么辛苦的做事情，就依赖这种的关系就可以坐享其成，而男朋友又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事情，就产生了剩女。剩男又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不能拥有自己的爱情，就产生了剩男。这其中的最本质：就是我们的文化教育还不能够更加的合理化。信息的时效抓取，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搜集到相应的资料，快速的熟悉环境的变化，其实就是培养我们像变色龙一样能够迅速的根据环境的变化快速的做出反应。写论文也是如此，拟定题目，然后通过各种的方式，在网络，图书馆等等各种的渠道抓取信息，提取信息，对信息进行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提高我们写作的能力。

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的是具有创新，有能力，有思想，有作为的人。应该破除一些教育的条条框框，应本着有能者居之的教育模式进行教育，而非考试的机器[5]。

同时，我们选拔人才的制度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再让我们的成绩决定我们的深造学习的机会，而是人才尽其能，使人才各进所用，让同学们有更多的选择权，且为我们选择的方向创造机会。其实，当代中国教育体制不适应优秀特别的人发展。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为什么中国做科研最好的学生会去转行”,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科研好的，是在一方面比较的突出，但是中国的教育是所谓的通俗的教育，人的全面的发展。全面的记忆。不能考上如愿的院校，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新的道路。这就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与时间的消耗。这样导致的局面就是：能够考上的尽量出国，考不上的不得不改变其方向，为生活奔波。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的大学生教育文化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只有改变中国教育的这种现状，才能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虽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只要给予希望，中国的教育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对通识教育有关概念的辨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3）

[2] 杨叔子.现代高等教育：绿色，科学，人文[J].高等教育研究，2002，（2）

[3] 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83.[4] http://

第二篇：论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

论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 【副题名】

【责任者】 许祥文

附加信息

【内 容】

论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

许祥文

内容提要：社会系统是一个多元复合的文化共同体，一个民族的成员不仅要遵循共同的文化制度和享受共同的文化成果，而且由于社会群体的生活区域、职业特点、审美价值、心理状况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群体文化。当代中国军事文化是属于群体文化的一种，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既有文化的整体性，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军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精髓，社会文化又是当代中国军事文化生长和发育的土壤，两者相辅相成，从而推动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当代 中国 军事文化 社会文化 理论研究

所谓军事文化是军人在军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斗争方式、思维方法、军人精神等构成的观念形态的复合体。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没有疆界的，但作为系统中的要素，文化是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结构的。军事文化的定位就在于它是属于“军事”，而不是属于“经济”或者“政治”，但是“军事”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它必须受到社会的种种制约。我们既要研究各种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立性，又要研究各种文化存在着的内在的联系，在交流和碰撞中达到融合和发展的目的。

一、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战略地位

军事文化在文化共同体中的层次结构是多维的，如果从较高层次到较低层次的排列顺序为：第一层次是以国家利益为原则的军事战略文化；第二层次是以条令条例为规范的军事制度文化；第三层次是以战争手段为目的的军事科技文化；第四层次是以军人价值为内容的军事观念文化；第五层次是以精神需求为形式的军事生活文化。这五个层次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军事文化建设的理论。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性”（即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到邓小平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都强调了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蕴涵着对军事文化建设的要求。

1．当代中国军事文化是先进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不仅继承了古代军事文化的珍贵遗产，而且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开拓和创新，它作为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从地位上看，当代中国军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战斗号角。所谓先进社会文化，是指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体现具有发展前途的生产力要求的文化。在我国，先进文化应是指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集体主义人生价值观、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要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在战争年代，我军的根据地往往是传播社会先进文化的发源地，军事文化的发展也代表了当时社会先进文化的水平。正如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当时的军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团结人民的旗帜和战斗号角。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却有强弱之别。所谓“强势文化”就是指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并具备时代特点的文化系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军事文化是属于一种“强势文化”。当代和平时期，中国军事文化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继承了民族文化的许多优秀的、传统的、有很强生命力的道德观念、文化形式。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在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企图“西化”或“分化”我国的情况下，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处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能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宣扬崇高的理想信念，使其先进性和战斗性愈加明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中国军事文化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

二是从结构上看，当代中国军事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江泽民同志指出：“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实际存在的综合力量，它既包括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又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教育、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互相作用的状况。综合国力竞争的最高形式——现代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越来越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文化程度和科技成就。现在人们普遍使用“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文化也是一种力量。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围绕着文化的传播与封锁、扩张与抵制、消亡与保护，等等，展开着复杂的较量。而军事文化已是衡量一个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方面，军队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军队中科技干部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指挥干部的文化素质，成为21世纪质量建军的制高点，自然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三是从功能上看，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所组成的，而每一种文化要素都有实现其特殊文明价值的功能，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在军事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是建设性功能。军事文化无论是对军队内部还是对军队外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能聚集历史和现实的所有信息和能量，构成军队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二是协调性功能。军人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文化在协调人们关系中起着“调节器”的作用。军事文化在协调军人与民众之间、军人与军人之间、军人与政治、军人与经济、军人与自然、包括军人与整个社会之间都起着粘合剂的作用。三是教育性功能。军事文化对军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治教育、文化媒体、科学知识来实现的。军人在军事实践和生活中必然形成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因此，军事文化能极大地丰富军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途径和手段，它所蕴涵的科学理性精神，是军人成才的重要内驱力。

2.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对社会文化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在社会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其主要作用表现在：

首先，当代中国军事文化的“精品”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从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战争与和平，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正是在这一主题下产生了经典性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也同样如此。在上个世纪中叶，《谁是最可爱的人》、《红岩》、《党的女儿》、《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的故事》、《欧阳海之歌》等，影响了几代青年人的进步和成长，也成为当代中国军事文化繁荣的象征。甚至可以称之为当时主流文化的代表，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等文学佳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90年代以来，军队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把军事生活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怀着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形式写出了一大批好书、好戏、优秀影片、优秀电视剧、优秀理论文章。近几年，作为当代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和艺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庆祝建党80周年之际，中宣部向全国读者推荐10部优秀读物，其中有6部出自部队作家之手。还有《和平年代》、《长征》、《突出重围》等电影和电视剧，以及一批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的有力度的理论文章，其思想内容和时代特色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其次，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它丰富了社会文化的内涵。社会文化是非常宽泛的范畴，从广义的角度看，它包含了人类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有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等等，军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亚文化系统。军事文化是军人生活和实践的客观反映，这种反映是通过各种信息表现出来的，它有相对独特的语言系统和表现形式，有其记录、储存、传递和加工的功能。由于军事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具有较大的差别，反映这两种生活的文化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他社会群体文化是不能替代军事文化的，因此，军事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丰富了社会文化的内涵。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保持其健康向上，繁荣活跃就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原则。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在中国的舞台上，以它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大批军事题材、体裁、风格多样的影视、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和文学作品不断问世，其中不乏既有巨大思想感染力又有艺术吸引力的主旋律精品，深受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喜爱。我军自从成立那天起，便把文艺当作最形象、最生动、最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思想教育手段，用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目前，军队拥有的电影制片厂、电视宣传中心、报社、出版社等，在满足部队官兵的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3．当代中国军事文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助推器

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军事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影响、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力，也有间接的影响力，所谓间接的影响力是指通过特定的思维方式实现的。它主要指人们在思维活动中受到了军事经验、军事理论、军事知识、军事观念的影响，从而改变了认知结构、价值结构、心理结构，并决定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在我国，“战略”一词是由古代汉语中的“略”字发展演化而来的。“略”字的本意，古代文字学家许慎解释为：“经略土地也。”后来引申为泛指筹谋、策划、方案、方法等，既用于文事，也用于武事。如武经七书中有《三略》、《六韬》。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战略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维博大精深，对当今的军事战略和社会发展战略依然有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军事文化继承了传统军事文化的精髓，像“方略”、“韬略”、“将略”、“谋略”、“兵略”等思想，都广泛地运用于今天的军事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战略中。

二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军事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很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反作用而显示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各要素的共同作用，文化在受到生产力决定的同时，又能给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能动的反作用。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几乎每一项新技术的发明，首先的目的是用于战争，而且许多新的军事技术，本身就带有军民两用的性质。火药的发明，在军事技术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蒸汽机的出现创造了海上作战的奇观，也开辟了海上航行的新时代；原子弹在战争中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原子能技术却可以造福于人类。激光、卫星、电子计算机……这些新技术开始都源于军事目的，就如美国人的“曼哈顿计划”，不仅造出了原子弹，而且为人类利用核裂变和放射性同位素技术开辟了道路。所以，由于军事文化中科学技术含量的增长，必然引起社会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从而推动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

三是对社会管理制度的影响。每个社会组织都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单位，文化传统对组织的建构、运行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军事组织作为一个文化系统，它有一套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历史传统、优良作风、道德规范、行为方式，从而形成独特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这些管理制度和模式，在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已被大量运用和模仿。如军事管理中的效率原则、控制原则、民主原则已成为现代企业家和军事家的共识。实事求是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雷厉风行的作风、团结拼搏的作风已成为许多企业创业的口号。一些企业的职工都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军事训练，采用军事化管理，使企业的科研、生产、流通井然有序。总之，在企业制度文化中，隐含着许多军事文化的成分。

二、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异同

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是“和而不同”。在多元化的文化形式中，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和”是指“共性”，“不同”是指“个性”，当代中国军事文化和社会文化在“和”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自身的发展。

1．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共性

一是认同社会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所谓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指整个民族和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可并共同遵循的价值判断体系，它集中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共同文化和心理倾向，是衡量、评判人们生活和实践的最高行为准则。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以及与这些“主义”紧密相连的艰苦奋斗精神、公而忘私精神、助人为乐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等等。无论是军事文化还是社会文化，一切文化艺术和理论宣传都必须紧紧围绕时代的主旋律，突出地宣传社会核心价值观。因为生活在同一时代和同一社会环境中的军人和公众，都必须受到统一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如果军事文化偏离社会核心价值观，即社会的主旋律，必然造成社会文化的紊乱现象。军人与公众虽然各有其一套自成体系的价值观，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趋于一致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必然导致民族的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国家分散主义，成为一个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民族。

二是高扬主体意识。人是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推动者，人是文化的主体。以人为核心，这是一切文化的出发点。在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中，人起着重要的作用，离开了人也就无从谈什么文化，不同文化之所以存在着共性，就是因为存在着对“人”的价值的认同。所有文化形式都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宗旨，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人为本”，把党的温暖送到干部战士的心坎里。这是尊重人的价值的体现。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就是抛弃了极“左”的影响，积极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在社会文化探索和实践以“人的价值”的重新发现和阐释的基础上，军事文化也提出了“军人是人”的命题。一些以战争为主题的军事文学作品寻找和挖掘了英雄的个性特征和人性基础，把军事文学推向尊重军人本身价值的制高点。进入90年代后，一些描写军人个性和实际生活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艺术，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角，英雄主义的“人性”表现感染力更强，宣传效果更显著，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文化的发展。

三是遵循服务宗旨。在社会发展中，无论是军事文化还是社会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客观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文化必须与现实结合。社会文化必须同市场经济结合，军事文化必须同军队现代化建设结合。谁结合得好，谁就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有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谁脱离现实，谁就会受损受限，甚至难以发展。第二个要求是文化必须树立“服务”的观念。社会文化与军事文化必须满足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是一切文化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衡量文化工作的标准，就是群众和官兵喜欢不喜欢？对社会生产力和部队战斗力是否有利？第三个要求是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工作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文化工作的现实定位与整个社会的主旋律相关，文化工作的运作方式与整个社会经济和军事运作机制相关。但这并不否认文化工作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相反，能否真正把“结合”和“服务”工作做好，恰恰在于能否真正保持文化工作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2．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个性

任何文化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差异，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存在着千差万别，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个性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是文化理念体系的差异。军事文化和社会文化是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不同社会群体在不同历史过程中参与不同社会生活的结果。人类不同的社会群体，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依据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参与劳动或者战争，他们不仅创造了别具特色的物质设备、经济生活、工艺技术，也创造了特殊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语言、制度、艺术，等等，这些具有文化特征的理念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实现功能上的整合，于是构成一种文化理念体系。军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明显不同，军人的思维方式与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也不同，反映军人和社会公众的文化理念也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如在当代的中国军事文化中所体现的是对当代战争的文化透视、官兵的文化艺术修养、军事科技进步对战争的影响、军事思维对军事战略的指导、军事文化进步对军事制度改革的作用，等等，以及现代军事思想中蕴涵的军事谋略理念、随机应变理念、不战而胜理念、兼容并收理念，等等，都与社会文化存在着区别。

二是文化主体背景的差异。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明显差异在于：军事文化以“兵”为主体，社会文化以“民”为主体。“兵”字在古代有兵器、军事、战斗、军人等多项含义，一切军事文化都是以“兵”为研究对象和表现形式。如：以战争为研究主体的文化，主要研究战争的性质和作用；以军事制度为研究主体的文化，主要研究军事学说和军事思想；以将帅士兵为主体的文化，主要研究将帅的指挥的艺术和士兵的训练技术；以国防建设为研究主体的文化，主要研究全民的国防教育和国防意识；以军营生活方式为主体的文化，主要研究官兵的文化活动方式；等等。这些军事文化主体与社会文化主体在背景上有很大的区别。军事文化是以战争和军人为轴心，以各种形式来“刻录”战争的状态和军人的所作所为。而社会文化则是以社会和民众为中心，以各种形式来“描述”社会的环境和民众的生活方式。诚然，这种文化主体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当一种文化精神诞生以后，势必在不同程度上要渗透到军事领域，军事领域的文化形式也必然会渗透到社会领域。

三是文化审美价值的差异。由于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也由于军人与社会公众审美主体的生理基础、心理素质、文化教养、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人们的审美价值不仅有各自的价值取向，而且在审美的能力和尺度上也存在不同的质调。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在“美”的欣赏和判断之间，会对某些对象和事物表现出特殊的喜好和偏爱，表现出一定的审美情趣。在各不相同的审美情趣之间，不但有高雅与庸俗之分，而且有健康与病态、进步与落后之别。军事文化的产生过程是一种具体的军事实践过程。它是由军人、军事训练、打仗、执行特殊任务等要素组成。训练过程与战争场面的“美”具体表现在：首先，是军人个体的美。它要求军人有健壮的体魄，英姿焕发、富有生气；其次，是军人集体的美。军事组织要求整齐划一，从服饰到内务，从队列到训练都表现为特殊的风格和气质。再次，是军事环境的美。无论是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军人战斗、工作、学习的环境是恶劣也好，还是优越也好，军人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都能给人一种美的启迪。而社会文化的审美价值则与人类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美；人与社会的和谐是一种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一种美。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提高，被人类创造的美必将空前广泛和无比丰富。

四是文化传承方式的差异。文化是人类社会经验和知识得以积累遗传的媒介和手段，充当人类历史经验的记事本和储藏室的角色。文化通过自身符号系统达到的社会信息的记录和保存，从而把人类社会每一时代的社会经验以知识形态加以凝固和保存下来。文化符号所携带的信息是人类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容易保持自身的特征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不同文化的传承方式是不尽相同的。但任何文化的传承方式从过程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①文化的共享性，是指人们对文化的认同与理解；②传播关系，是指文化传播中的社会关系；③传播媒介，是指传播关系的工具和手段；④传播方式，是指传播过程中的模式。所不同的是它们的主体不一样，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传播的渠道不一样，信息的源头不一样。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始信息源，中国军事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中，一直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中国军事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通过“兵书”来体现的。这些兵书中有：早期记载军事资料的群书——经书；如《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等；还有记载军事、战争史料的史书。其中，有以人物为中心的将帅史；有以战争发生、发展和结束为主线的战争史；有以军事制度为系统的通史；有以地方志为主的史志；还有诸子百家的军事学说史。这些军事文化遗产不仅给人们勾画了当时时代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向人们展现了我国古代的各种军事文化理念。可以说，中国军事文化贯穿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的学者把中华社会文化概括为“兵、医、农、艺”，“兵学”文化列为榜首。自古迄今，称得上兵书的至少有两千多种，这些军事文化遗产不仅在军事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哲学史、文学史、科学技术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军事文化占相当的比重，影响着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其他领域。

三、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责任

1．共同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集中表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客观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和风貌。它对本民族的发展具有激励和鼓舞作用，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促进、推动作用。中国军事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来表现中国军人的精神。“军魂”与“国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像“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历代军人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当代中国军人虽然有许多新的精神，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是传统精神的演变和发展。人类文化总是推崇英雄，因为英雄可以给人类带来希望，时势造英雄，战争是英雄的舞台。正如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认为：“历史是伟人的传记，每一个真正的人倘若能尊崇确实是高于自己的人，不是也觉得自己更高尚吗…·，·所以，人类总是这样或那样的崇拜英雄，这种崇拜就像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基石……现代革命史若没有这块坚定不移的基石，就会变成一片无底无岸的海洋。”当代中国军事文化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一幅自强不息、勇于奉献、坚忍不拔、浩然之气的宏伟画卷。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操和气节，培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感和意志力。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从不同的角度把人们带进了一个新的军事时代，这就是对国家、社会、军人的新的理解和思考。

2.共同塑造时代典型

时势造英雄。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涌现符合时代精神、代表先进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他们的行为规范、精神风貌、工作业绩超出一般人的水平，具有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性。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教育功能就是要积极宣传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时代典型的作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正如江泽民指出：“我们的人民中间，工人和农民中间，知识分子中间，有千千万万个先进的典型，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体现了民族的希望。”以高尚的精神塑造时代典型，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呼唤。在战争年代，我们军队涌现出张思德、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等英雄人物，他们对鼓舞部队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和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60年代又产生了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铁人精神，这些以艰苦奋斗、拼搏奉献为特征的典型，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协调一致，为了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共同宣传了党的好干部孔繁森，人民的好军嫂韩素云，服务战线的好工人徐虎，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好党员王廷江等，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军事文化还是社会文化必须塑造时代的英雄，用高尚的精神鼓舞人，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和军人。

3．共同凝聚军心民心

文化战略不仅关系到文化本身的发展，而且涉及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目的是增强党和国家的凝聚力，增强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的凝聚力，更好地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它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多次抵御外族入侵，使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代代相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共同的民族精神和巨大的凝聚力。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肆掠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凝聚和激励下，同外国列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最终保持了民族的独立。在当代，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共同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宣传形式，使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这是保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克服种种困难，争取更大胜利的精神力量。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曾经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多年来，军队与地方通力合作，大力弘扬先进文化，使军心和民心凝聚，精神振奋，使亿万人民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豪感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

4.共同实现创新发展

人类文化总是在不断革新、不断发展，总是处于新旧交替过程中，文化发展的过程又是不同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又要从异质文化中不断吸收新鲜血液；还要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地走向辉煌。江泽民指出：“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中华民族文化经历几千年而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具有提炼和融合各种文化的自我创新能力。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加剧，文化的创新已成为国家的战略问题。无论是军事文化还是社会文化都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根据军队和社会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创新，对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造和升华，使之具有新的、特定含义及新的表达方式，成为新文化的有机因素。从而创造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既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第三篇：论大学文化产业化

论大学文化产业化

【摘要】校园纪念品承载着一个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内涵，国内有很多高校意识到校园纪念品设计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本文通过介绍高校纪念品的设计的主要内容和设计特色，说明校园纪念品的开发的意义，及系列销售推广途径。

【关键词】纪念品，学生，校园文化，推广与设计

1校园文化纪念品的定位

以学校标识和学校代表性景物为题材、承载了学校历史人文特色并具有相当品味的纪念品，它是学校与受赠人的纪念信物，代表者学校与受赠人不可割舍的感情与联系。对一所高校尤其是一所具有较长历史的知名高校来说，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积淀、文化底蕴和办学传统，传统节目，已经成为学校精神上的宝贵财富，在社会上已经构成了相当的影响力。这些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以学校主要标识和学校代表性景物为主体上的学校标志性特征。

学校的校名、校会、校训以及校园代表性建筑物和景观形象均为学校的主要标示，它代表着学校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蕴含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妥善保护和加以利用，对于树立学校形象，团结学校的人，增加归属感有重要意义。

第四篇：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论

谭旭东

————————

内容提要：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品。但当代儿童诗的发展也面临着受诗歌界排斥、儿童文学界冷落等现实困难。本文还论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儿童诗 发展 现实难题 精神对话

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至今，中国儿童诗的发展已历近百年，这百年的道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儿童诗在社会的艰难跋涉中书写了自己的辉煌。就当代儿童诗而言，虽然社会形态的急蘧变革和文化的快速转向，使它曾经迷茫和困惑，但其丰厚的积淀和诗人们真诚的姿态却是文学史、诗歌史无法抹杀的。

一、当代儿童诗发展轨迹的思考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当代儿童诗发展已历50多年，这期间，时代思潮的变化，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化观念的更新，使得儿童诗创作经历了三个艺术转变的阶段：

（一）集体主义——群体代言人的儿童诗。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经济是公有制模式，公有制模式下，劳动和收获是在国营机制和集体机制下发生的群体行为，个人是在集体的力量中现实价值，或者说，个人的创造必须得到集体的承认才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文化的发展也遵循着整齐化一的秩序，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文学而言，在单一指向的文化语境下，其话语方式自然是单一维度的，作家的心态也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的文化妥协与调和。以成人文学为例，50年代和60年代的小说创作就是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而确定方向和主题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就是一根红线串起了特定时代的主题；而58年的“民歌运动”和文革中的“样板戏”更是一个标准模式。这种创作由于强调“阶级的对立”，使得作品的社会群体意识过于强烈，而作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被遮被，被隐藏，或被有意地压抑，于是小说、戏剧中人物形象类型化，诗歌的中心意象都是“红色意象”或“暖色意象”。儿童诗作为以儿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学样式，也无法走出成人社会政治功利的怪圈，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涌现了叶圣陶的具有唯美意味的《小小的船儿》、艾青的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春姑娘》、柯岩的充满儿童情趣的《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金波的优美的《回声》、圣野的童真的《欢迎小雨点》、刘饶民的童话色彩的《大海的歌》、任溶溶的表现儿童生活智慧的《爸爸的老师》等等优秀的具有纯美学意义上的儿童诗。但儿童诗创作的主体是和成人文学一样配合时代的需要，与现实革命和建设密切合作的，于是表现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力量的伟大、对时代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歌颂等就成了儿童诗的基本主题。从审美语符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的语言基本是采用明朗甚至是直白的儿童生活语言，其意象多是单纯的，意境也比较轻快；从抒情范式上来看，此时期的儿童诗强烈地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一般是直接表达诗人对人、事、物的歌颂和赞美之情。如郭沫若的《新中国的儿童》第一节就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的情感——“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少年的先锋队，/团结起来继承着革命的英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该诗的第二节是直接表达抒情主体对毛泽东的赞美、敬慕之情和抒情主体的决心：“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要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跟着共产党。”袁鹰的儿童诗名篇《时光老人的礼物》也是“颂歌式”的，虽然用的是第二人称，但突出的还是抒情主体对“你”（时光老人）的赞美。还有田地的《祖国的春天》、魏巍的《红领巾水库的孩子们》、梁上泉的《从北京唱到边疆》、闻捷的《河西走廊少年歌》等也是颂歌式的，诗人们以狂飙突进式的气势，急切地表达着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主流信念的坚贞。这些儿童诗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儿童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有意隐藏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情感，而表现出与社会情感的强烈一致性，因此无形中充当了“群体代言人”的角色，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文化思潮的更新，这些儿童诗渐渐失去了读者的留恋，失去了审美的意义，而仅仅保留了文学史、诗歌史的价值。

（二）个体主义——个性化多元化的儿童诗。个体主义经济时代应该从1978年开始算起，到80年代，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到1980年的时候，中国各地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方式，尽管国家计划依然起的是主导作用，但农村单干的耕作方式和商业个体户在中小城市（包括村镇）的大量出现，使整个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就是个体可以发挥自我的优势，发挥自我的个性，个体可以根据自我的需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个体可以享受个体精神自由释放的快乐。于是，文学发生了质的飞跃，众声一致的局面被打破，作家诗人们审视生活的方式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作品抒情主人公不再只是超越自我的“大我”或者“超我”的身份，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真我”。“真我”的出现意味着儿童诗回归了诗的本体，也意味着儿童诗回到了艺术的正道。即诗人们具有了明确的文体意识，认识到了儿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或一个体式，它有着自己的艺术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这种质的规定性与诗人的艺术修养、美学追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当我们审视80年代的儿童诗时，便可发现，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作都极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从挖掘题材方面，还是建构意象方面，甚至是对意境的探寻方面，都显示出诗人独到的儿童观和诗歌观。笔者在一篇论文里专门论述过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文中就指出：“这一时期，儿童诗同样遵循着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的创作原则，同时儿童诗从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心理差异与接受机制出发，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与陈规俗套，或展开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或刻画少儿青春活力，瑰丽梦幻，或表现新时期多姿多彩的儿童生活，或表现儿童对生活独特的感受。这时期的儿童诗，使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变革给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带来的变革，使人们感受到了儿童诗正朝着新的审美角度开拓的勇气。这时期的儿童诗，为90年代儿童诗走向完全多元化格局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诗人们有了个性化的创作追求，于是，80年代的儿童诗界涌现出了金波的《春的消息》、《在我和你之间》、高洪波的诗《我想》、《鹅鹅鹅》、樊发稼的《小娃娃的歌》、望安的《嘀哩嘀哩》、邱易东的《哭泣的蘑菇》、薛卫民的《快乐的小动物》、徐鲁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刘丙钧的《妈妈的爱》、白冰的《写给云》、王宜振的《夏天的苹果梦》等优秀的抒情诗，涌现出了田地的《我爱我的祖国》、尹世霖的《船长》等优秀的少儿朗诵诗，圣野的《春娃娃》、傅天琳的《森林童话》、鲁兵的《小猪奴尼》、金本的《山间的小溪》、《给你一粒种籽》、东达的《一只海龟和一个傍晚》、李华的《小鸟喳喳》等优秀的童话诗，黄庆云的《摇篮》、张继楼的《采“星星”》等优秀的儿歌和低幼诗。就抒情范式而言，这些作品除了颂歌式以外，还有倾诉式、对话式、问询式、邀唤式、独白式等等，诗歌主体的情感不再是直露的，而是隐藏的、曲婉的、甚至是朦胧的、神秘的。

（三）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儿童诗。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模式转向了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第一要意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制约生产，也就是说，市场销售价值和利润是衡量生产是否成功或者有意义的主要标杆。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影响是观念的更新，就文学而言，它直接影响了作家和诗人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或精神向度，即作品是“为何而写”。过去作家诗人们思考得最多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是形而上的问题的思考，作家首先想到的是责任感、历史感和良知，他们的自我定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未来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者”，他们对创作的动机更为关注，至于对创作的结果和功效则思之甚少。可当下的作家诗人们则对创作的结果和利益极度关注，他们的题材的选取、形式的选择都服务于出版商的要求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差不多是艺术围绕市场转，而不是艺术为艺术的精神世界而存在。这种讲究实利的思维，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显在的影响是创作基本上跟着出版走，而出版则是“策略第一，艺术第二”，即根据市场行情而设计选题，设计内容，然后作家诗人在策划者的授意下或在编辑意图范围内运行自己的才情和艺术良知，这样显然使作家诗人的创作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使作家诗人们能走经济致富的捷径，但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却并未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充分自由，反而得以制约和弱化。于是，儿童诗在90年代，一方面形成了创作的多元化态势，由于诗人们文化定位的差异，他们所选择的语符和题材就各不一样，持精英立场的人文主义写作者就固守着优美语言的城垣，而持市场写作立场的就跟着刊物的定位和出版商的选题来操作语言，至于那些自由主义写作者，则完全依照自己的感觉来构造语言王国。

当然，90年代儿童诗虽然是多声部的，但这与90年代成人新诗的景观是有区别的，成人新诗在众语喧哗中几乎找不出主流的声音，由于没有“英雄”，也就几乎没有精品，因此，其文学意义在于形式，而不决定于内涵。而儿童诗虽然在商业化语境中，面临边缘化的尴尬，且诗人们或分化或放弃或逃离，但其创作的主流是人文主义的，即没有放弃对崇高品质的追求。如这一时期金波的“少儿十四行”、高洪波的幽默叙事诗、邱易东和王宜振的少年抒情诗等则立图突破传统的单纯语符，而使儿童诗更加具有现代诗的气息。有人说，90年代中国诗歌变成了市场经济的牺牲品，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不无道理。市场机制的一切必将到来，这是时代挡不住的脚步，但文学毕竟不是一般的工厂和公司的产品，其物化形态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流通并且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检验，但市场不是文学作品艺术高低的价值显示器和唯一标杆。文学是一个自足性的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则，如果外部环境强烈干预其生产和接受的话，它可能就会偏离艺术的轨道而滑入世俗的泥潭。从这一方面看来，90年代的儿童诗其实处境是非常尴尬的，艺术与市场的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使得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奈的命题。这就是90年代儿童诗之所以看似热闹，实则寂寞孤单且面临被放逐的原因，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儿童诗是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必备品，可人们偏偏又要将其置于无奈的境地。

二、当代儿童诗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

中国现代儿童诗发展之开端时颇受人重视，五四时期的诗人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就尝试并发表过一些优秀的儿童诗，如胡适的《蝴蝶》、周作人的《慈姑的盆》、朱自清的《小草》、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汪静之的《我们想》（拟儿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俞平伯的《忆》、胡怀琛的《小人国》、《大人国》、冰心的《纸船》、叶圣陶的《萤火虫》等。还有30年代后蒲风的《春天》、安娥的《卖报歌》、柯蓝的《小盲女》、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歌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篇章。五四时期评论家们也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一些报纸的副刊经常会登载一些短评，当时的语文教材也选用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诗，如1932年《小学国语课程标准》规定第一、第二学年的阅读，规定为 “生活故事、童话、自然故事、笑话等的欣赏表演”、“儿歌、杂歌、谜语的欣赏吟咏和表演”。后来“遵照修正课程标准编辑”、“民国26年12月教育部审定的”、由沈百英、赵景源、沈秉廉编校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小第一册》中，编者编写的课文，均为歌谣体，浅白生动，童趣盎然，其中的不少篇章，按今天的标准衡量，就是上乘的幼儿诗。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文学，于是许多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诗人也纷纷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因此涌现了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邵燕祥的《八月的营火》、贺敬之的《风筝》等儿童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49到90年代之间儿童文学作品极少进入语文课本，而且文学史论著作几乎不提儿童文学创作，更谈不上提及儿童诗了，好像百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压根儿不存在似的。官方报刊一般不刊用儿童文学作品，只是到了六一儿童节时才应景性地刊登一点儿童文学的评论和作品（就是这样的版面，儿童诗也几乎没有）。因此，现实的问题是，儿童诗面临着发展的极大困难。具体来说，以下三点是儿童诗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话语权的“失落者”：被拒斥于文学史新诗史门外。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儿童诗本来属于新诗，可新诗实际上成了“成人诗”，儿童诗则被排除新诗之外，而且儿童诗诗人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格局，他们不了解新诗（成人诗），他们的创作基本上不借鉴新诗，而是在狭小的“儿童诗”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于是新诗与儿童诗事实上成了两个阵容，而且这两个阵容的前者似是“强者”，它把持着诗歌的话语权，新诗作者和评论家则自然率先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而儿童诗诗人则被排斥在文学史、诗歌史之外。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定势，使得儿童诗和新诗（成人诗）的读者也发生了分化，即儿童读儿童诗，或儿童诗的读者只能是儿童；而成人读新诗，新诗的读者也只有那些成人（当然，新诗在当下已成了极少数成人阅读的东西，甚至许多新诗只有写诗的人自己在自娱自乐）。这种被拒斥于新诗话语之外的状态，无形中会削弱儿童诗的社会影响，缩小儿童诗的读者层，而且会切断儿童诗进入主流话语圈的通道，是不利于儿童诗发展的。

（二）痛苦的“蒙冤者”：被新诗连带而遭受社会排斥。儿童诗发展受到阻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诗对读者的拒绝或者说读者对新诗的失望和抛弃。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诗界开展的“民歌运动”和政治抒情诗的风行，实际上都是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诗性的抛弃和对读者的疏离。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诗创作，特别是90年代的先锋诗（新潮诗或第三代诗）完全是对汉语语言的玩弄，一些诗人盲目模仿西方的诗歌形式，使中国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和意境美的传统置若罔闻，于是新诗成了“内容苍白”“形式怪异”的读不懂的诗，或无法卒读的诗。这实际上无形中造就了成人读者对诗歌的“成见”，这成见使得他们对现代的诗歌（那怕是真的好诗）产生了一种阅读前的拒斥心理。这种心理自然传染到了对儿童诗的看法，影响了对儿童诗的选择。因为儿童诗甚至整个儿童文学的生存某种意义上不是由儿童来决定的，而是由成人来决定的，如果成人世界否定了儿童文学和儿童诗，那么儿童文学和儿童诗就会被逼进死亡的胡同。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儿童是最需要儿童诗和儿童文学的，可儿童一般是从成人（家长和老师）那儿获得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其它体裁作品的阅读权的。

（三）自家人白眼下的“零余者”：来自儿童文学界的轻视。儿童诗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儿童文学界自家的白眼。这决不是对儿童文学界的污蔑，事实上，儿童文学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对儿童诗的忽视或者主动放弃是有目共睹的。第一，儿童诗在儿童报刊杂志由过去的真正的受重视者，变成了配角。儿童诗一般是作为点缀品出现的。一些儿童报刊根本就不发表儿童诗，即使这家刊物的主编和编辑原来就是儿童诗诗人。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儿童诗会占据版面，减少读者量。有的少儿报刊杂志不刊儿童诗，是因为编辑对诗歌不感兴趣或者本身不创作儿童诗。目前，国内纯儿童文学综合刊物只有三家：北京的《儿童文学》、江苏的《少年文艺》和上海的《少年文艺》。这三家中，《儿童文学》给儿童诗的版面最多，平均达十三、四个页码，既刊成人的创作，也用少儿的习作；上海《少年文艺》一般每期给儿童诗三、四个页码；江苏《少年文艺》过去一般儿童诗占一个页码（16开）。上海的《中国儿童文学》（原为《儿童文学选刊》）由于发行量太小，基本上是赠送几位名家，且极少关注儿童诗，所以几乎不成气候。可见刊发儿童诗的阵地显然是不够的，好在陕西的《少年月刊》、山东的《红蕾》、广东的《少先队员》等少儿综合刊物还给儿童诗较大的版面，不然，诗人们的创作只能是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第二，儿童文学评论家们几乎不关注儿童诗。50年代柯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束沛德先生及时精到的评论的鼓舞，80年代儿童诗的繁荣也包含了樊发稼等人的热心评介，可到了90年代和近二、三年，评论家们似乎再无兴趣给儿童诗深情的一瞥，包括几所有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学位点的高校的儿童文学教授们，也很少对儿童诗的创作与发展进行关注，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少年小说、童话等具有“市场效应”的文体，投向的是热闹的现象。有的所谓“专家”一篇像样的论文也做不出来，只会为出版商买的版面做点书评，拿了红包，哪怕书再烂，也吹得像朵花。而且可怕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非常轻视儿童诗，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无力解读儿童诗。儿童诗毕竟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它本身就对鉴赏者评论家们提出了美学挑战，但一个对儿童诗失去解读能力的批评家，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至少是一个素质不全面的批评家。第三、儿童读物出版界的轻视。当前儿童图书出版界完全控制了儿童文学的创作，无论儿童小说作家，还是童话作家，都挖空心思为着出版商“做”书，儿童诗的创作都被其牵制，商业化机制使得儿童诗倍受挤压，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和童话有许多丛书系列涌现，儿童诗结集出版的却很少，只有湖北少儿社、晨光出版社、海天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出版了三、四套诗丛，而且这有限的几套诗中有的还要求作者包销。单本出版的除了几位处于儿童文学权威地位的诗人外，其他的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只能束之高阁。

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肯定要解决以上问题，如果儿童面临的现实困难得不到解决，其发展就无从谈起。在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的前提下，我觉得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应该朝以下三个方向发展：

（一）走向中国文化。走向中国文化就是走向中国特色，走向儿童诗真正的民族性，走向东方美学。具体地说，走向中国文化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儿童诗要体现汉语魅力。儿童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汉语语言艺术的一员，它不是英语诗，也不是俄语诗，更不是德语诗、法语诗，它的植根于汉语文化，体现的是汉语文化的魅力。而体现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儿童诗歌创作要具有中国儿童的思维，儿童思维世界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即是原始的思维世界，它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各民族的儿童都具有这种思维的共同性，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儿童对外部生活的认识是有区别的，他们观察世界，打量成人的途径是有区别的，黑种人孩子的认知与白种人孩子的认知、黄种人孩子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他们生活在异质文化中，体会到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心理世界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儿童诗要体现这种差异性，如果儿童诗不体现这种差异性，就难以得到本民族的孩子的认可，也难以得到其他民族孩子的兴趣。因为文化的差异性，虽然有时可能成为隔膜的理由，但它却是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

（二）儿童诗要表现中国美学。中国儿童诗是诞生于中国这片具有典型的、浓郁的儒家文化的土地上的植物，它所根植的所依赖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美学观念，因此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英国的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那样具有苏格兰文化的底蕴和基督教文化色彩，不可能像瑞典诗人马丁松的《夜》那样具有北欧神秘文化的影子，也不可能像苏联的马尔夏克的《小熊学礼貌》、马雅可夫斯基的《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等诗那样具有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的背景。同样，中国的儿童诗不可能像印度的泰戈尔的儿童诗那样具有印度教的神秘主义色彩。20世纪中国儿童诗走向了艺术化的道路，21世纪的中国儿童诗要走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童诗的道路。

（三）走向精神对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之一是走向精神对话，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教育观和儿童观的影响，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曾被当作教育的工具和政治意识的传声筒之一，因此过去儿童诗不过是成人的一种倾诉，是成人的自言自说，或者成人想当然式的抒情，因此儿童诗的儿童本位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儿童诗要受到儿童的欢迎，受到社会的认可，首先，走向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走向与儿童的对话，就是一种儿童本位立场，即诗人要以儿童的视角去审视生活，去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然后用适合儿童接受的语言表现出儿童的精神世界，使儿童诗在儿童的内心引起情感的共鸣的和声，荡起美丽的涟漪。其

二、新世纪的儿童诗要走向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儿童诗与成人的精神对话，即儿童诗不但要坚持儿童本位，还要审视成人世界，儿童的生活与成长离不开成人世界的建构，一个美好的成人社会对于儿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儿童诗有观照和促进成人世界的义务和可能。此外，儿童诗有可能打通儿童与成人的审美疆域，在儿童与成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的审美空间。使儿童诗不但适合儿童而且适合成人，成为成人和孩子共同的精神栖息地。其三，新世纪中国儿童诗还应当走向与世界的精神对话。纵观中外优秀的儿童诗，能够在全世界受到欢迎的，都是能唤起各民族儿童的审美愉悦的篇章，而且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认知，来审视自然和人生的，如果中国儿童诗不能走向与世纪的精神对话，那么中国儿童诗就会成为狭小天地里的小花小草，就不可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华，展示宏大的美学空间。

（四）走向素质教育。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第三个走向是走向素质教育，即儿童诗的创作与素质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儿童诗完全可以在素质教育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首先，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为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搭建了便利桥梁。新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出台，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实现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化，如2000年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对各学段阅读都有具体的建议。其中的第一学段（1－2年级），学生的阅读文类被明确指定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这意味着儿童诗至少在小学低年级段已成为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也意味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儿童诗和整个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突出价值重新被认定，儿童诗和其它儿童文学文体作为小学语文优势教育资源的地位得到了恢复。事实上，正如青年学者陈晖所说的：“在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之间，存在目标、原则、理念、方法的全面契合，而这种契合建立在两者共同的儿童本位立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在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方面，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来自自身的优势。”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发挥了其本来的优势，也体现了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其次，中小学学生美育的呼唤给儿童诗走向素质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大的课题和新的理念，就是如何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如何让少年儿童在德、智、美、体、老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健康向上的社会最有用的人。对中小学生进行美学的主要载体是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中，儿童诗有具有情感性强、语言精炼、想象力丰富、意境高雅的特点，因此它对于培养当代少年儿童的全面素质也是颇有价值的。而且儿童诗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也非常容易为广大少年儿童所接受，假如这样的诗作能更多地出现在中小学校校园里的话，无疑会丰富广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还能让他们在接受儿童诗带来快乐的同时，接受审美教育和艺术的熏陶，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他们的心灵，塑造他们高尚的人格。

四、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发展的呼唤

前已述及中国儿童诗面临的现实难题和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但要发展，我以为必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除了儿童诗诗人增强自身的艺术修养，不断努力创新以外，还应该给儿童诗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对儿童文学界之外的机构或者人士无法指望，因此我觉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以下两个儿童文学内部的问题，在此予以呼唤，希望能引起儿童文学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一）给儿童诗更多的理论重视。近二、三年儿童文学界一心一意创作儿童诗且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的水平的诗人不到十，且年轻诗人仅有三、五人，应该珍惜他们的创作，儿童文学机构要组织力量对他们的创作在理论上加以研究，在媒体上加以宣传，让更多的青年诗人了解儿童诗，从而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借鉴；同时，让更多的少年儿童了解儿童诗，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多传诵儿童诗，从而让优美动听的儿童诗的旋律响彻中小学校的校园。王泉根教授几年前在给四川一位少年诗人的诗集的序言中就曾呼吁过要重视儿童诗歌，他认为应该让朗诵诗、科学诗等占领校园，“素质教育需要诗。”《儿童诗》丛刊主编黄亦波先生曾撰文呼吁“儿童诗要从娃娃抓起”。他还认为：“聪明的孩子爱诗，爱诗的孩子聪明”。但光靠他们的一点呼吁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的理论重视。

（二）给儿童诗的发展更多的空间。当今时代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新时代，但在“拜金主义”的驱动下，有人却为了赢利目的而大量炮制和传播粗俗文化。如流行歌坛有唱不完的风花雪月，相声小品有演不完的无病呻吟，影视剧有道不完的无聊无味；有的报刊杂志也爆炒明星私生活的秘闻丑闻，如此等等，对少年儿童的精神品质的弱化是不可低估的。而少年儿童特别是城市少年儿童，他们崇拜流行歌手追求时尚，大多被电视机、游戏机、电脑网络的强烈的音响效果、电光画面和虚拟的世界所吸引，课外阅读也只看卡通（特别是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日本卡通）、小人书和网络文学读本等，对儿童诗等文学作品兴趣不大，阅读朗诵得很少，再加上许多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缺少艺术的引导，因此也使得儿童诗的读者大大丧失。希望报刊杂志能多给儿童诗一点空间一点版面，希望教育界的人士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多给学生推荐和介绍一些儿童诗，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实业界人士能大力扶持儿童文学与扶持儿童诗，希望儿童文学界不要只重视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的儿童小说和童话等问题的发表、出版和宣传。

儿童诗不可能直接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却能起到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作用，它是当代少年儿童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儿童诗不仅仅是诗，它还是属于大众的，属于人民的，属于祖国的未来一代的营养品。我真诚呼唤新世纪会有更多优秀的儿童诗出现，呼唤有更多的执著于儿童诗创作的年轻诗人出现。假如我们的儿童文学界有一大批执著努力的诗人的话，新世纪中国儿童诗将会再次迎来极大的艺术繁荣。

第五篇：大学生命教育论

大学生命教育论

柴志明 何仁富

《大学生命教育论》是2010 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柴志明//何仁富。主要讲述了对于大学生的生命存在样态、生命教育的实践体验、生命教育从经典教育中获取智慧等。

《大学生命教育论:首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论文集》是首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的论文集。全书按照论文的主题相关性，分为如下专题:(1)生命使命与生命教育;(2)生命学问与生命教育;(3)生命课堂与生命教育;(4)生命实践与生命教育;(5)生命样态与生命教育;(6)生命涵养与生命教育。全书对大学生命教育的宗旨、使命、目标、学理基础、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做了系统而多元的探讨，同时对于大学生的生命存在样态、生命教育的实践体验、生命教育从经典教育中获取智慧等也做了多元探讨。全书各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建构起了大学生命教育的整体理论和实践框架。

作品目录

总序代前言大学生命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第一篇 生命使命与使命教育 让生命教育为生命插上翅膀--在“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在人间天堂建设育人天堂--在“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生命教育与大学使命--在“海峡两岸大学生命教育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人类生命二维四重性的思考--以自杀问题与人生意义问题为中心 生命自我敞现的维度与生命教育的使命 身心灵与全人生命教育的目标 实施“三生教育”的思考 论生命教育的三重境界第二篇 生命学问与生命教育 生命哲学与生命教育 建构与传导生死之学--营建一块知识的地盘

以存放死亡 生命的现代神性关怀--蒂利希宗教哲学简述 生命及人生意义探索 和谐社会与和谐生命的辩证统 生命教育:呼唤生命的觉醒 浅析生死之辩证性与互渗性 当代大学生生死观教育的基本内容探析第三篇 生命课堂与生命教育 台湾地区大学生命教育课程实施特色探讨--以彰化师大、吴凤、南华与北护为例 大学生命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大学生生命教育课程的构建与实施 高师院校生命化教育的思考与探索 对民族院校开展生命教育的几点思考 新时期高校生命教育初探 生命教育:大学生法律教育的新视域 生命教育视阈下的大学生政治理解力培养 把中医养生纳入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探索--以《中医养生与传统文化》选修课为例第四篇 生命实践与生命教育 生命无价人间有爱--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为中国大陆生命教育做些什么? 尊重生命与快乐有约 生命教育视域的心理辅导--一个心理咨询与生命辅导相结合的危机干预案例 生命的境界:从爱到仁爱--“5〃12”大地震的生命教育 从心理重建到生命提升--灾后心理重建与生命教育的实践与反思 身心灵的全面安顿--生命教育视野的灾后救助第五篇 生命困顿与生命教育 回归生活世界--以80后的生活状态为引子 大学生“郁闷”现象浅析 大学生“郁闷”现象解析 大学生自卑现象分析--以云南“三生教育”为背景 大学生爱情观管窥--以电视剧《奋斗》中米莱为例 浅析现代网络愤青现象 探析当代大学生焦虑现象第六篇 生命涵养与生命教育 从知识传授到生命涵养--经典诵读与生命教育 以经典浸润人生--以传统经典进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困境及探索 浅论生命教育与经典读诵 《弟子规》的生命教育思想--兼谈大学生行为规范养成。

生命教育的意义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是智慧、力量和一切美好情感的惟一载体。生命教育不是一门专门的课程，是要渗透到学校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科教学、专题教育、课外活动三大载体的作用。生命教育是一项涉及到学校、家庭、社区和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要注重学校、家庭与社会相结合，形成生命教育的合力。

在学校教育学生要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是学校和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学生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尊重他们的人格与个性，保证他们有相对的人格自尊与自由。他们的任务不只是“学习”，而应该是“成长”。特别是不要把他们作为我们自己的“替身”，作为我们达到或实现某种理想与目的的“工具”。应该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不要让他们成为学习的机器，给他们充足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自由、快乐和幸福的生活。

实施生命教育，需要按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整体规划生命教育的内容序列，使“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教育内容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以“认识生命”为重点教育内容，着重帮助和引导学生初步了解和认识生命现象。生命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的生命，培养学生珍惜、尊重、热爱生命的态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使学生善待生命、完康成长。可以说，生命教育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生命教育不是一门课程，而是要渗透到学校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科教学、专题教育、课外活动三大载体的作用。注重发挥自然、生命科学、社会、科学、思想品德、体育与健身等学科的优势，分层次、分阶段，适时、适量、适度地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生命教育。注重发挥音乐、美术等隐性学科所蕴涵的丰富的生命教育内容。生命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教育。在小学实施生命教育，关键是教师要具有强烈的生命教育意

识和有效实施生命教育的能力。

生命教育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生健康成长的迫切要求。只有通过多种渠道多种途径，对小学生进行生命与健康、生命与安全、生命与成长、生命与价值和生命与关怀的教育，帮助和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学习并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认识、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爱惜生命的态度，学会欣赏和热爱自己的生命，进而学会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关怀和欣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