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90年历史,讴歌新中国灿烂辉煌

第一篇：回顾90年历史,讴歌新中国灿烂辉煌

回顾九十年奋斗历史 讴歌新中国灿烂辉煌

5月23日，高明镇关工委、妇联与高明镇中、小学共同主办，分别在高明初中中心广场、东白池小学，召开了两场全镇中小学师生参加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报告会，给师生上了一堂深刻生动的爱党爱国政治课，大会取得了预期效果。

大会邀请大荔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报告团”团长赵勇作报告。在回顾自1921-1949年这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时，赵勇同志重点讲了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

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五次围剿、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意义深远的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延安整风运动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回顾全国解放后的历史时，赵勇同志主要讲了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初步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效安全的卫星发射技术，嫦娥一号、探月工程，特大计算机的成功研发，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的高度发展，“两弹一星”、中远程导弹发射、拦截技术，使我们有了稳定的国防，不惧怕任何外国列强的威慑和讹诈。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此于美国的全球老二。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 方针，不卑不亢，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积极贡献，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尊重。

在这次报告会上，我们还邀请高明镇司法所奚所长为师生作法制报告。作为专职法律工作者，奚所长掌握大量翔实的司法案例，她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了法律是高压线，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在法律的蓝天下健康成才。要学法、懂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需要精心呵护，也需要认真教育培养。另一方面，青少年阅历少、明辨事理能力差，只有从小培养遵守纪律、尊敬师长、文明礼貌的好习惯，培养热爱学习、积极向上的好品格，长大才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才能为社会做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在本次大会上，镇关工委常务主任张义宗同志讲了话。他呼吁整个社会都来关心爱护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成长，特别要关爱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缺少父爱或母爱的农村留守儿童，给他们以精神鼓励和经济支持。张义宗同志和镇妇联主任王欢同志把关爱基金各100元，当场交给本次关爱对象二.一班学生吕飞豹、小学四年级学生雷凯旋等五名学生手中，参会的家长无不感动，特别是雷凯旋同学的爷爷激动地把孙子搂在怀中说：“娃呀，你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才能对得起党和政府哩！”

参加大会的师生认真聆听了两个报告，作了较为详细的 会议记录。大家认为，这样的活动很及时、很必要，只有了解党的奋斗历史，才会懂得革命成功的不易，才会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才会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只有经常进行法制教育，才会懂法、守法，警钟长鸣，才能成为奉公守法的新时期的好公民；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下一代成长，才能形成比风格、比奉献的社会新风尚。

高明镇关工委 高明镇妇联 2011年5月26日

第二篇：回顾党的光辉历史,讴歌安徽发展成就。

回望安徽省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和带领全省人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实施六大战略，深入实施“861”行动计划，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功战胜多重自然灾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谱写了安徽改革发展新篇章。

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实力明显提升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以上，是“七五”以来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时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经济总量先后跨过7个千亿元台阶，今年有望突破1.2万亿元，居全国位次比“十五”末提高1位。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9万元，相当于全国比例由2005年的60.8％提高到66％左右。

二、自主创新力度加大，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自主创新成效明显。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暨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进展顺利。五年新建省级以上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255家，其中国家级22家。涌现出奇瑞、江汽、、淮南矿业等一批自主创新典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基本确立。预计今年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达到1.5％，比2005年提高0.7个百分点；获得授权专利15000项左右，增长6.5倍。

工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工业化率由2005年的34.3％提高到42％以上，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30％和29％，分别比2005年提高3.8和6个百分点；冶金、水泥、化工等原材料行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京东方六代线顺利投产，芜湖、中建材合肥光电产业基地、合肥彩虹蓝光LED等重大新兴产业项目陆续开工。

三、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小麦高产攻关、水稻产业提升和玉米振兴计划深入推进，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启动实施，粮食连续5年增产，今年产量达到616.1亿斤，创历史新高，比2005年增产95亿斤。大力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预计今年比重达到55％左右，比2005年提高30个百分点。

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基本完成8座大型水库、81座中型水库和1640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积极推进淠史杭等7个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完成了33座共18万千瓦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6.5万公里，新增农村户用沼气35万户，共解决了120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四、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

坚持以大投入带动大发展，深入实施“861”行动计划，固定资产投资先后跨过9个千亿元台阶，预计今年达到1.18万亿元以上；五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5万亿元，相当于“十五”的4.6倍，年均增长35％以上。

五、重点领域改革逐步深化，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加快，省属企业由43户调整到33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改革及“十一五”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规划任务基本完成。

文化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在全国率先全面完成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401家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省报业、出版、发行、演艺和广电传媒五大文化产业集团顺利组建，文化产品和服务输出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增加值连续5年保持30％以上快速增长。

地方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新引进汇丰、东亚、兴业、民生等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了外资银行零的突破。徽商银行成功实现增资扩股。先后组建农村银行43家、村镇银行15家、小额贷款公司201家。新增上市公司21家，总数达到66家，资本市场融资额1564亿元，均位居中部地区第2位。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在全省全面推开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公益性方向回归，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药品价格平均下降50％左右，得到国务院医改办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普遍欢迎。

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共撤并乡镇584个、行政村5000个，精简乡镇机构14899个。全面推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对农民需要办理事项实行“一站式”服务，对财政补贴资金实行“一卡通”发放、“一线实”办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土地整治整村推进有序展开。

六、承接产业转移水平提高，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

招商引资规模不断扩大。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成为我省第一个国家层面战略规划，为加速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平台。先后制定了推进示范区建设的决定、实施方案和若干政策意见，江南、江北两个产业集中区启动建设，抢滩效应逐步显现，较好地实现了一年打基础的目标。五年累计到位省外资金1.8万亿元，年均增长55％；到位外商直接投资170亿美元，年均增长50％。截至目前，共有51家世界500强境外企业落户我省。

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迈出实质性步伐。达成了《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若干事项》，全面参与长三角重点合作专题。经过努力，我省被列入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规划范围，合肥和马鞍山正式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交通、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加速形成。

七、城镇化进程加快，区域发展协调性得到改善

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35.5％提高到43％以上，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口由农村进入城镇。坚持中心城市带动，合肥城市首位度达到22％以上，比2005年提高5个百分点；芜湖、马鞍山、铜陵市经济实力明显提升，安庆、阜阳、蚌埠等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开、功能进一步完善。积极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先后批准马鞍山、芜湖等六市开展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八、节能减排成效明显，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节能减排目标顺利实现。严格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制，将主要指标分解下达并纳入政府目标考核体系。关停小火电机组305.5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炼钢、水泥产能670万吨、1362万吨和2940万吨，新增燃煤机组脱硫设施496万千瓦，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加大冶金、建材、电力等行业以节能减排为重点的技术改造步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减排有望顺利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循环经济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先后有10个单位进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开展101个省级试点，淮北、铜陵获批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

九、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民生工程顺利实施。自2007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重点民生工程，四年财政累计投入资金840亿元，惠及全省6000多万城乡居民，低收入群体“生活难、看病难、上学难”等矛盾逐步得到缓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3％和14％左右。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近8000亿元，比2005年翻了一番多。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形成了以铜陵、合肥为代表的典型经验；普通高校100所，在校生达到145万人，高等教育“双百工程”目标如期实现；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0％，比2005年提高35个百分点；中等职业学校616所，在校生96.7万人。省、市、县三级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89％，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6％。文化艺术精品不断涌现，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扎实推进。

面向未来，安徽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十二五”时期，我们将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型、加速崛起、兴皖富民为主线；坚持“双轮驱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共进、互动发展；坚持转型发展，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开放发展，构筑开放合作新格局；坚持创新发展，加快培育核心竞争优势；坚持和谐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通过“十二五”努力，使全省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力争实现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城乡居民收入“六个翻番”的目标。

第三篇：回顾党史、讴歌党业、永远跟党走

回顾党史、讴歌党业、永远跟党走

在这繁花似锦的五月，我们共同的母亲—伟大的党即将迎来了她九十周岁的华诞，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为我们的党祝福，贺寿！

今天我们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沐浴着晨曦的阳光，唱着春天的故事，我心情是那样激荡。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风雨的洗礼、历史的验证，中国共产党以坦荡的胸怀，无私的奉献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希望，引领华夏儿女踏上了崭新的征程。但是，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我们依然铭记于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那是一个无比混乱的年代，国家日益贫弱，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灾难深重，人民倍受欺凌。这时，中华民族需要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就决定了它有最坚定的斗争意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团结互助的观念。这还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信仰的政党，就决定了它有最科学的体系、最先进的思想，最革命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谱出了太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在解放战争中奏出了太多扣人心弦的交响。从八一起义到秋收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走出去，开创了美好的新时代。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港澳的回归，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发射，青藏铁路的通车运营„„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承载着艰苦卓绝，承载着荣耀辉煌。党领导中华儿女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翻开了中华民族新的篇章，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凯歌。三万两千多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子，中国共产党肩负历史的重担，争得国家的独立，抚平旧中国的沧桑，在古老的华夏沃土上颂唱了一首新的壮歌。

闭上眼睛此刻我——只感到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风雨雨。在党的90岁生日来临之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激。

回首这90年来，我们的党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出生在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九十年的征程是一部奋斗史。然而我们的党以坚韧的品质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乃至压迫，撑起了共和国的一片天空。

那一句“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可以很好地诠释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建三峡，抗天灾，收港澳，办奥运。党用慈母般的情怀，温暖着普天中华儿女的心田。

难忘文革那些岁月，中国遭受十年浩劫，是党举起党旗拨乱反正，填平路上沟壑，砍断绊脚藤葛„„。

难忘汶川大地震，百姓遭受巨大痛苦，是党举起党旗抗震救灾，抚平灾区人民受伤的心灵，重新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从九十年前的南湖上走来,带着一路的风尘,擎着永恒的旗帜;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从八一的枪声中走来,带着手上的老茧,戴着闪闪的红星;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从延安的宝塔下走来,摇着古老的纺车,穿着粗布的军装。

面对庄严的党旗，我们仿佛看见——毛泽东挥手之间，一次次拨正革命的航向，引导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秋收起义上井岗到建立延安革命圣地，从遵义会议万里长征到重庆谈判、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劈开混沌，拨云见日，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面对庄严的党旗，我们仿佛看见——邓小平抬手之间，绘就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中国人民讲述着“春天的故事”，敲响了新时代的锣鼓。20年，俯仰之际，弹指之间，赤县神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面对庄严的党旗，我们仿佛看见——江泽民举手之间，高擎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圣火。香港、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面对庄严的党旗，我们仿佛看见——胡锦涛举手之间，八荣八耻规范国民，祖国六十岁华诞，礼仪车上挥手致意，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大事不断，好戏连台。

90岁的党用其行动证明了他的能力，不知不觉中已成了我的偶像。烈士们舍生取义的精神告诉我：“死并不可怕，它并不是作为生的一种对立面而存在，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而延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中国的发展告诉我：“只有自尊自爱，只有爱护他人、尊敬他人，才能赢得尊重，赢得地位”；中国今天的成就告诉我：“只有努力，只有智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成功告诉我：“只要严于律己，善待他人，必将获得更大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写下了彪炳千秋的光辉诗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走上了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宏图伟业；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我们的党是富于创新精神、勇于开拓进取、不断与时俱进的党；是经得起各种考验，勇于在困难和挫折中奋进的党；是忠实实践“以人为本”，脚踏实地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奋斗不息的党。作为一名人党积极分子，我为此而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自豪。

今天我们在此庆祝党的华诞，既要缅怀先辈的光辉业绩，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更要时刻牢记我们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准确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市各单位都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出现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加快发展的逼人态势。不进则退，小进亦退，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形势，就会在发展中落伍。

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感慨万千。面临科技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说明人才是何等的重要，他是国际的财富，是振兴的希望。我们要勇敢地承担起世纪的重托，我们是跨越世纪的一代，是21世纪的真正主人。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时代、分类命运联系起来，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的品德，发扬创新精神，掌握实践能力，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做个新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正如我们所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新中国的儿女，看到身边巨大的可喜的变化，我们怎能不感到骄傲与自豪呢？ 一件件喜人的科技成就，一座座华美的新式高楼大厦，一片片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一间间现代化的农村民居，一张张幸福甜美的笑脸，一份份自信的希冀„„无不演奏着新中华腾飞的新旋律。养老保险的普及，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新农村建设的迅速发展，无不诉说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的中国共产党正从更新的历史起点阔步向

前！

回眸党的光辉历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着炎黄子孙在革命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顽强奋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人民的富裕拼搏奋斗。

我们难忘九十年不倦的苦苦摸索，九十年坚持不懈的精心实践，九十年不断胜利的光芒，九十年历史性的跨越！

我们坚信，拥着新的自信的希望，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定将走向新的辉煌，谱写新的鸿章。古老的华夏大地定会焕发新的曙光。一个富强的国家定会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宏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壮志在心头，扬鞭在脚下。让我们以满怀的豪情再创新世纪的辉煌。

让我们一起唱着国际歌，一起坚定我们的理想与信念，为了我们党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让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中华民族万岁！勇敢坚强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的一定能够不断取得一个有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民族复兴！！

经贸学院

贸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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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中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

新中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

迎宾礼仪是展示我国形象的第一窗口，是我国礼宾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来到外交部礼宾司，几十年间国宾接待、迎来送往是经常性的工作。回首迎宾往事，迎宾礼仪从大操大办，到今日科学规划，秩序井然，从容自如，反映了新中国礼宾工作不断改革完善，尽现大国风度，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诞生、前进、崛起的步伐。

我国迎宾礼仪大体上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当时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大规模、高规格

“大规模”指迎接国宾时动员大规模群众夹道欢迎，组织数万人民群众参加欢迎大会；“高规格”则是说我国出面欢迎的领导人级别高、人数多。大操大办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新中国创建之初，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时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亚非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中国对外交往范围有限，经验不足，在接待贵宾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认为高规格、大规模是对国际友人真诚友好的表现。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三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领导人决定访华，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国宾。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泽登巴尔的随行人员共四人，即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恩?拉姆苏伦、外交部总秘书长普尔布扎勒、东方司副司长都勒布尔金、泽登巴尔的秘书乌勒吉巴雅尔。另两位成员――教育部长巴?锡林迪布、驻华大使博?贾尔卡赛汗已先期在京。

虽然全团共7人，而中方到机场迎接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就有18人。他们是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

1954年10月尼赫鲁抵达北京时，从机场到迎宾馆有50余万人民群众欢迎，万人空巷。

大规模、高规格接待国宾，在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达到高潮。1956年国庆前夕，中方派专机把苏加诺从蒙古乌兰巴托接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和礼宾司司长出国前往迎接。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机场组织群众1万多人欢迎。毛主席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下榻勤政殿），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总统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均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海夹道欢迎的群众多达50万人。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自南苑机场乘坐敞篷汽车到中南海（下榻勤政殿），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数十万（有的说百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接待部门准备了中苏国旗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队伍。访问上海时，除了22万人夹道欢迎，还在文化广场组织20万人欢迎大会。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访，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四位领导人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领导人来访，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中国大规模热烈的群众场面，高规格、高礼遇以及周到细致的接待，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中国争取朋友、扩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干扰与改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迎送国宾礼仪，总是本着礼多人不怪的想法，投入了过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这种大操大办的做法，造成了浪费，滋生了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因而引起中央注意。遵照毛泽东指示，在周恩来指导下，自“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1965年起，外交部对迎宾礼仪进行了一些改进，如不再为国宾来访安排群众欢迎大会；群众夹道欢迎规模适当压缩；取消机场讲话，为节约领导人和国宾时间，仪仗队停止进行分列式表演（1985年8月恢复），外宾参观时不再组织群众迎送等。不过，这种礼宾改进势头，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一些正常迎宾规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货色”予以取消，例如国际上广为流行、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鸣放礼炮欢迎礼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即被迫停止（中国1961年起开始为来访国宾鸣放礼炮，至1966年废除，又于1983年3月恢复）。同时，又号召“立四新”，到处悬挂毛主席像，把《毛主席语录》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外宾，要求对外场所都要呈现“文化大革命”新气象和革命风貌。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1966年9月29日外交部曾规定，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穿旗袍、不穿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纯装饰用的手提包等。”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应邀来访。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位外国元首来访。为了表现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支持世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接待国宾的礼仪活动，凸显了浓厚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应赞方要求，我方派出专机，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达总统一行，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机组人员除了做必要服务外，还在专机上为客人表演歌颂毛主席的文艺节目，向赞方客人赠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更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机场欢迎仪式，安排红卫兵向客人献花，同时也献上《毛主席语录》，并当场背诵语录。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但却取消了常见的鸣放礼炮礼仪。卡翁达总统检阅的是陆、海、空军以及民兵、红卫兵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与3000名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见面，数十万群众从东单到钓鱼台国宾馆街道两旁夹道欢迎。欢迎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毛主席画像（一向是悬挂两国国旗处），而把中赞两国国旗挂到主席台对面。赞比亚贵宾对中国十分友好，未在意中方那些非常规“礼仪”安排。

对“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多数人在思想上还是有抵触的。1972年12月，外交部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时刻，采取果断措施遏制外交系统的混乱，对礼宾工作较早摆脱极左干扰起到重要作用。

外事会议检讨了当时礼宾接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大国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弄虚作假以及礼仪繁琐、铺张浪费等现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议就改进礼宾接待工作制定了文件，并于当月被中央批准。文件指出，鉴于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必须进行改革和简化。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冬季来访，减少机场迎宾群众数量至3000-4000名（原5000-10000名，），在天安门前夹道人数减至4万5万（原10万）。冬季，除天安门广场外，不再组织夹道欢迎。当年12月9日，加纳总理来访，周恩来总理向加纳驻华大使解释说：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冬季来访，我国决定取消群众夹道欢迎。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来自南方的外宾受不了……第三不坐敞篷车……第四中国领导人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

次年，即1973年中国接待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共8起，其中冬季的2起，未组织夹道欢迎，而1974年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5起，均未组织夹道欢迎。1975年，有点特殊，朝鲜金日成主席来访，仍组织过群众夹道欢迎。甚至到了1986年10月，英国女王来访，也曾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不过，总体来说，自1979年起，我国已基本停止群众夹道欢迎的做法。

改革开放时期：迎宾改革，逐步完善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我国外交事业空前发展，为适应新形势，迎宾礼仪改革势在必行。总的方针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体现中华民族崇礼好客，注意同国际礼宾接轨。

主要改革措施：

1.停止提供专机。提供专机的做法，国际上比较少见，不但花费多（70年代，我国去非洲一架专机，至少要花费60万-70万元外汇人民币），而且我方还需承担专机安全责任。当时我国能提供的专机多为苏联产的中小型客机。起初，我国从政治上考虑较多，觉得亚非国家友好，都是穷朋友，要求我国派专机，不好拒绝。可是，进入70年代，国际民航航线四通八达，大型客机可通向世界任何角落，完全没必要再使用中国尚较落后的小型客机。1978年12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停止提供专机。

2.控制国宾访华起数，并对在华食宿交通免费招待人数和天数做了限定。鉴于国宾和其他重要外宾访华数量迅速增加（如1979年37起；1984年63起；1985年70起），每团的人数动辄超过百人，如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团181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团1 34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团130人等，自1980年起，中国曾数次限制外宾来华起数、人数。自1999年2月起，按外交部规定，每年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不超过10起，政府首脑的正式访问不超过6起。1999年7月1日，中国规定，在对等基础上招待外国贵宾5天，外国元首级限18人，政府首脑级12人，超出者自费。

3.压缩仪式规模，减少出席人数。欢迎仪式是双边活动，中国只邀请来访国贵宾的随行人员及其驻华使馆参加，自1978年10月1日起，停止邀请来宾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驻华使节参加仪式。外宾抵离，中方有关部、司级官员迎送，离京时，不再举行仪式，改由中方领导人前往宾馆话别（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话别”安排，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停止）。另外自1989年1月起，不再安排少年儿童和青年队伍参加欢迎仪式（2013年恢复安排803少年参加）。

4.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是共和国的心脏，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天气不好或冬天在大会堂内北大厅）举行欢迎仪式，突显了举国欢迎的政治含义，不仅官方重视，民众也会热情欢迎。因为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游览时，肯定会被壮观仪式场面所吸引，当听到庄严国歌和隆隆礼炮时，往往会驻足、观看、鼓掌。广大民众的热情，一定会给贵宾留下更美好印象。这项改革的实际意义还在于，欢迎仪式地点改变，避免了机场（车站）往返兴师动众折腾，节约了中国领导同志和有关迎送人员时间和大量人力、物力。这一改革不仅受到外宾的欢迎，也受到广大民众支持，有人写信称赞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后，我国领导人欢迎外国国宾仪式地点改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项改革于1980年9月实行。

欢迎仪式之后，通常是进入人民大会堂进行政治会谈、签约、宴会。这样，国宾访问的几项主要活动一气呵成，时间、地点紧凑、自然，避免了出出进进、来来去去，节约宝贵时间和精力。

5.恢复鸣放礼炮。自1984年2月起，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的为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鸣放礼炮礼仪。礼炮分别为21响、19响，与国际上接轨。

6.设陪同团长。外国贵宾应中国领导人邀请来访，中国主席或总理不可能全程陪同，自1983年7月起，中国设置陪同团长，全程陪同国宾访问活动。陪同团长由国务院部委正、副部级负责人担任。多年来，这一做法为确保国宾访问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是，由于陪同团长的级别，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引起一些国家使节抱怨。还有，由于各部委负责人负担重，难以应约作陪同团长，因而从1998年4月起，停止了派陪同团长的做法。此后，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抵离北京，一般由外交部领导、驻来访国大使、外交部有关司负责人迎送。

新世纪：改革继续深化

进入新世纪，中国对外交往更加频繁，来访贵宾有增无减，更显著的特点是，在中国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更多了。遵照中央“国宾来访礼仪安排要更隆重、更热烈、更多彩”的指示精神，外交部礼宾部门坚持继续深化改革，对迎宾礼仪进行了全面、科学规划，该精简的精简（如鉴于机场、宾馆两次献花，从2003年起，欢迎仪式不再安排献花），该恢复的恢复，但增加和创新的项目更令人瞩目。总之，现在的迎宾礼仪比过去更为丰富、更实用、更体现中国重礼好客的传统。

1.礼兵。增设礼兵在机场列队迎接国宾；国宾抵离钓鱼台国宾馆，东门口两侧礼兵行持枪致敬礼；国宾乘专机赴外地访问，在机场也铺红地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2013年，迎宾仪式又有新变化：国宾到达仪式现场时，我国安排3名号手吹奏起迎宾曲；曾取消数年的少年儿童队伍，在欢迎仪式上又出现了。少年儿童载歌载舞，无疑会加强仪式的欢快气氛。

2.摩托车护卫礼仪。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我国首次实行摩托车护卫。当时安排4辆摩托车，分别处于主车两侧四角。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增至9辆摩托车，呈“人”字状，在主车前及两侧排列。后来，人们看到常常有11辆出现，系因有两辆为备用车。国宾摩托车队护卫，在中国曾两度实行、两次停止。第一阶段，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因“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而停止。第二阶段，1981年9月至2004年1月，当时是为了减轻城市交通压力，停止实行。现在，对于摩托车护卫，出现了两种声音：一坚持取消。且不说会增加市内交通压力，就其摩托车队本身，不仅起不到护卫作用，而且更不安全，特别是冬天路滑，极易出事故；二要求恢复。理由是礼仪需要。至于道路拥挤问题，可科学规划，如只选择重大礼仪场合、只在长安街护卫；如冬天路滑，可不护卫等。难题是可以破解的。

3.仪仗队。迎宾仪式上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员，清一色的男性士兵。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可以有女性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4.政府代表、礼仪大使。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国际会议，是新世纪多边外交的亮点。在中国举行国际会议，迎来送往具体事务，现在由中国政府代表和礼仪大使完成。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派出11位资深外交官担任礼仪大使。每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乘坐的专机或航班抵达后，相应的礼仪大使和该国驻华大使将登机迎接，而由中国国务院各部委部长担任的中国政府代表和先期抵达的中国驻该国大使也在机场迎接。迎接仪式在首都机场新专机楼举行：现场挂欢迎横幅、铺红地毯、挂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检阅仪仗队。峰会期间，中国国务院部委18位部长或主任，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为参会的非洲各国领导人举行了42场迎接仪式和送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国务院22个部委的56位负责人作为政府代表，前往首都机场迎送313批国际贵宾。

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举行，6个成员国元首、3个观察员国元首以及阿富汗、印度、独联体、东盟领导人出席，中国由前驻俄罗斯大使和上海市政府一位领导负责迎送，并安排献花、铺红地毯。

早在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部长会议在北京举办，中国政府首次设置迎送贵宾的礼仪大使。第二年11月，在上海举办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派出3位礼仪大使，代表国家迎送与会各国领导人。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接待98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117位议长、副元首、副首脑及外长以上代表团。所有这些重大多边外交迎送活动中，礼仪大使们的出色表现，得到中外人士一致认可和好评。因为世博会时间较长，礼仪大使也是轮流开展接待工作，并不需要长驻上海。

礼宾工作永恒的主题是，追求完美，不断创新，不断规范，不断完善。

（编辑 黄艳）

（作者是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第五篇：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6月30日 10:52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0；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1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