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监狱发展历史

第一篇：新中国监狱发展历史

新中国的监狱工作，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创建阶段

（一）创建阶段的概况(1949年～1954年)

新中国的监狱工作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创立发展起来的。1951年5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问题。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和审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所作出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各地迅速建立了罪犯劳动改造机构，大规模地组织罪犯参加国家基本建设，如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垦荒、开矿及从事手工业、农业、副业等项生产。通过大规模地组织罪犯劳动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监狱关押的罪犯坐吃闲饭、监管场所拥挤、监狱经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确立了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

（二）创建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创建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全党高度重视，迅速将一大批罪犯投入劳动改造之中；(2)确立了监狱组织管理体制；(3)基本上解决了监狱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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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步发展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的概况(1954年～1966年)

在总结新中国监狱工作创建阶段经验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于1954年9月7日颁布实施。以此为标志，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劳动改造条例》明确规定了我国监狱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监狱工作的方针、政策，监狱的刑罚执行，改造罪犯的方法、手段以及监狱的经费等。《劳动改造条例》把我国监狱工作创建的成功经验用法规加以总结，使监狱工作及时、准确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我国监狱工作无论在罪犯的改造上还是在监狱生产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在罪犯改造上，我们成功地把日本战犯

改造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的人士，把末代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2）在监狱生产上，逐步建立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大型农场，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监狱企业体系，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在北京举办了“全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展览会”，向全国及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监狱工作的成就。

（二）初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初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制建设逐步发展；(2)确立了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原则；(3)制定了一套科学的监管制度；(4)培养了一支能吃苦耐劳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

三、遭受破坏阶段

（一）遭受破坏阶段的概况(1966年～1976年)

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国监狱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1）监狱工作方针、政策，监狱工作取得的成绩被全面否定；（2）监狱所属的工业企业、农场被大量挤占和被迫交出；（3）监狱法规遭到践踏，监狱内正常的监管秩序遭到破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监狱人民警察仍坚守岗位，忠于职守，防止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二）遭受破坏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遭受破坏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规遭到践踏，监狱法制观念有所淡化；(2)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实践证明是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队伍。

四、拨乱反正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的概况（1976年～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我国监狱系统彻底清除了各种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正常的监狱监管工作逐渐恢复和全面展开。在较短的时间内，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得到了壮大和发展，监管工作恢复了良性运转。

在监狱工作恢复、整顿的基础上，中央于198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监狱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并对监狱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新时期监狱工作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以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我国监狱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监狱工作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二）拨乱反正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拨乱反正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2)一些交出去的监狱被陆续收回；(3)监狱工作秩序逐渐恢复。

五、改革发展阶段

（一）改革发展阶段的概况(1981年至今)

“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以后，到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我国监狱工作先后推行了若干项重大改革，如办特殊学校、分押分管分教、改造工作向前、向后、向外延伸、改造生产双承包责任制等。1994年《监狱法》颁布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监、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建立现代监狱制度、实行狱务公开等涉及监狱整体性工作的改革措施，推动了监狱工作的向前发展。同时，监狱系统还广泛开展了对外交流工作，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监狱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

（二）改革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改革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制建设发展迅速；(2)监狱的各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3)逐步建立国家财政保障体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4)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第二篇：中国监狱发展历史

中国监狱的产生及其功能的发展演变

1.中国监狱的产生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人类不仅整天过着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生活，还要随时面临着野兽袭击的威胁。为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原始社会氏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结成团结协助、平等友爱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曾经对这种美好的社会制度进行过描述：“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1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成员的劳动产品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还出现了一定剩余。氏族首领利用自己分配生活用品的便利条件将剩余产品据为己有，并逐步演变为拥有特权的奴隶主阶级；氏族大多数成员则越来越贫困，慢慢沦为了奴隶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且不可调和，为维护特权利益，奴隶主阶级着手组建了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国家随之产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社会是夏朝，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说“三王始有狱”，恰好可以印证中国监狱始建于夏朝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的《史记·夏本记》也有记载：“乃召汤而囚之夏台。”作为夏桀拘禁惩罚商族首领汤的场所，“夏台”已基本具备了监狱的属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监狱曾有过不同的名称，《唐律》“断狱”篇载：“夏曰夏台，殷曰蒌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汉以来名狱”，一直沿用至元朝。明朝的监狱则被称为“监”，取其监督、监察、监管之意。清朝才正式出现监狱这个名称，“意指把犯人当作犬关在牢房中受监视看管，使之与世隔离，并常有苦人辱人之含义。”2可见，监狱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专政的工具，惩罚性是监狱与生俱来的属性。

2.奴隶社会的刑罚思想及其监狱的主要功能

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奉行的是报复刑思想，它是从原始社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抵命”的同态复仇观念发展、演变而来，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要对犯罪人的加害行为进行报复，以使罪犯从精神、肉体上感受到与受害人同样的痛苦，只是这种报复要有节制、有限度。当时的刑罚体系主要由生命刑、肉体刑、耻辱刑构成，具体形式为夏、商、周所采用的奴隶制五刑，即墨刑、劓刑、宫刑、大辟、刖刑，全都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刑罚。奴隶社会监狱关押的对象是一些未决犯及等待执行的已决犯（主要适用生命刑、肉体刑），行刑过程具有即时性、报复性、惩罚性等特征，与现代监狱的性质有天壤之别。

3.封建社会的刑罚思想及其监狱的主要功能

中国从秦朝开始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监狱行刑的内容、方式、目的及其指导思想较奴隶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特权利益的工具，其专政职能得以进一步强化。封建社会的刑罚体系中，自由刑开始出现且使用的频率有所增加，肉体刑的地位则逐渐下降，生命刑、自由刑、肉体刑构成了封建社会刑罚体系的主体，旧的奴隶制五刑也被新的、更人道的封建制五刑（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所取代。

在行刑理念方面，封建社会的刑罚以威慑刑思想为指导，其精髓就是重刑主义。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提出：“善治刑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善者，重刑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不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3显然，商鞅是企图借助严厉的刑罚来达到以刑止刑、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目的。韩非很好的继承了商鞅的重刑主义思想，并多次强调“法莫若重而必”，为政必须“重其法而严其刑”4。西晋时期的刘颂逆历史潮流，主张恢复曾在汉文帝时期废除的肉刑，他说：“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妻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禁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渊，莫善于此，非徒然也。”5可见，封建社会的报复刑思想不再追求罪刑的绝对等价，统治阶级是想借助严刻的刑罚条款、血醒的行

刑场面来达到威吓人民，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在此刑罚思想指导下，封建社会的监狱是“苦人辱人之地”，被囚罪犯身上往往戴着重重的械具，并且随时可能遭受非法刑讯。生活方面，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干净水喝，甚至夜被鼠咬，流血涔涔，在狱卒的恣意凌辱下，许多囚犯“未死于法，先死于狱”。

4.西方国家的监狱改良及其对中国近代监狱发展的影响

在18世纪之前，西方国家的监狱设施非常简陋，男女犯混居在一个监舍里，犯人缺衣少食，即使有病也很少会有狱吏过问，狱内传染病流行，许多罪犯被折磨致死或者病死。后来在启蒙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刑法学家开始对封建社会落后的旧狱制进行了猛烈抨击，主张建立一种更理性、更人道的监狱行刑制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治理人类不要采用极端的方法；我们对于自然所给予我们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国家军政修明和教育普及，还不足以证明国家文明与否；要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与野蛮，监狱是把很好的尺子”。被誉为“近代刑法学之父”的贝卡利亚则认为“滥施刑罚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6，他的罪刑法定、罪责刑相一致等新刑罚理念，对后来各国刑罚思想的变革起了积极的影响。以菲利、李斯特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最大的贡献就是首次提出了教育刑理论，认为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不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受犯罪人自身以外因素的驱使，因此国家不应仅仅对犯罪人进行惩罚，还应承担起矫正罪犯犯罪恶习，并为他们将来重返社会创造条件的责任。教育刑思想影响很大，甚至一度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刑罚思想。在实证学派之后，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提出了预防刑理论，指出刑罚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大功能，一般预防指通过对罪犯犯罪行为的回顾，使公众因看到受刑之苦而不敢实施犯罪行为；特殊预防是指监狱在行刑过程中，通过对罪犯进行矫治、教育，消除其犯罪心理，以使其出狱后不致再危害社会。但是，教育刑的实施并没有像预期那样使整个社会的重新犯罪率显著下降，反而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世纪中叶综合刑理论产生，提出刑罚既要对犯罪行为进行回顾，以实现社会正义，还要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进行教育、矫正，以实现社会功利。综合刑理论将惩罚和教育视为监狱的两大功能，既满足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又将罪犯的教育改造纳入了视野，因此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 6 张筱薇.比较外国犯罪学[M].上海：百家出版社，1996.31.上最公正的刑罚思想。西方国家的监狱改良运动及其所倡导的教育刑思想，对世界各国监狱行刑理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地位，清朝政府被迫推行新政，并着手对一些法律条文进行重新修订，监狱改良也被提上日程。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对西方国家及日本的监狱制度进行考察后，提出了“设狱之宗旨，非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的观点，在他的眼里教育感化罪犯已经上升为监狱的首要任务。1908年在沈家本的主持下，聘请了日本的小河滋次郎为顾问起草了《大清监狱律草案》，共14章241条，其中把建立以感化主义为宗旨的教诲制度作为主要内容7。《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历上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民刑不分、诸法合体”这一传统陈规，首开以教育刑作为监狱行刑指导思想的先河。鉴于沈家本在监狱发展史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他被后来的学者尊称为中国近代监狱学的鼻祖。虽然《大清监狱律草案》颁布后还未来得及实施，清政府就在幸亥革命中被推翻，但是这部法律所蕴含的教育刑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后来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刑法典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都曾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道”、“博爱”等思想观念，大谈“监狱”改良，提出要在狱吏培养、犯人教育改造等方面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然而，由于近代中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性以及反动统治阶级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富丽堂皇的规定根本不可能在实践中得以真正贯彻实施。

5.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刑罚思想及其监狱的主要功能

新中国以社会主义刑罚思想为指导，始终坚信“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是可以改造的” 理念，并将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视为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伟大历史使命的一部分。建国初期，中国就确立了“教育第一，生产第二”这一监狱工作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一大批日本战犯得以成功改造，被遣返回国后成为了促进中日友好交往的中坚力量；经过改造，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满蒙战犯、国民党战犯大多最终成为了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实现了化社会消极、破坏因素为积极、建设因素的工作目标，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4年，新中国第一部《监狱法》正式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为配合《监狱法》的贯彻实施，国务院又在1995年2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将“惩罚与改 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确定为今后监狱工作的指导方针，监狱的教育改造功能更加突显出来。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改造、狱政管理是中国监狱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所采用的三大手段。罪犯思想政治教育指通过对罪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施加一定的积极影响，以不断提高罪犯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理论素质，充分体现了中国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特色和优势，在三大改造手段中居于核心地位；劳动改造，则是通过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参加劳动实践，以克服其好逸恶劳的思想，树立劳动观念，它是成功教育改造罪犯的前提和基础；狱政管理则是通过对罪犯的改造活动进行监督、考核、奖惩等，有效地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确保监狱有一个正常的监管改造秩序，它是罪犯教育改造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

第三篇：浅谈新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发展历史

浅谈新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及其发展历史

公管院 09 行政管理03090223陈明新中国建国已逾60年，值此祖国花甲有余之际，我仅以一学生的角度浅析一下祖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进程并就“党政分开”这一政策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望老师批评和指正！

一、新中国建国以来政治制度改革侧重点回眸

（一）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开，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该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亦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销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运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先发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平党政分开哦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表明雪球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这待会儿再详细阐述。

（二）关于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按照业内专家的提法，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和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大部制体制改革有利于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有利于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有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制改革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普遍愿望。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的中国大部制改革还很不完善，首先，大部制改革还只停留于中央政府，作为统治者的共产党内部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合理的整合，而地方政府对大部制改革也反响平平，没有做出多少有实质性影响的改革；；第二，大部制改革还停留于表面，简单的把大部制改革理解为部门与部门的叠加，机构臃肿，内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并没有做到有效的权衡和分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标并没有明显的提

高，反而更类似于表面文章。对于进一步深化推进大部制改革，我自己的观点是：以法律为基石一定要落实到相关制度的精细与配套上。第一，要以法治为基础，制止权力寻租和腐败；第二，决策执行监督强调互动，以法律手段兼顾兼顾各方利益；第三，配套制度须精细，避免出现反复。因字数有限，无法展开。

（三）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哦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的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点是法律支配权力，全力服从法律。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谁辅的问题。

二、深化推进党政分开改革进程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十分强调“党政分开”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我自己曾经反复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觉得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来”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之间一定程度的制衡机制。邓小平是主张增强人大对于其他各政权机关的制衡和监督职能的，希望人大真正发挥宪法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个人认为：人大对党委、政府等政权机关的制衡应当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一）挺直腰杆子，在重大决策上发挥制衡作用

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经验表明，政党、政府都是一个总体的概念。

各级人大在设计立法和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应当设置“辩论”程序。真理愈辩愈明，通过辩论达成的认识才是真正的共识。包含充分辩论程序的决策过程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证。这样作出的决策才容易华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

全国人大代表在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应该成为反映人民心声、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模范。因为他们不仅是人民自己选出的代表，接受了人民的重托，还受到宪法的特别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五条庄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因此，在我国，加强人大对于其他权利机构的郑恒和监督作用，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无任何体制性障碍。

（二）把好国家的管位子，保证人大任命的干部不带病上岗

人们是从成克杰、陈良宇、王怀忠等曾经为重要干部的犯罪案例中开始认识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高官并非是在高官位置上实施犯罪的，而往往是在低位上就开始犯罪，那他们是如何通过人大的审核而网上爬得呢？

实践证明，在干部任免问题上，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细致的、有效的审议程序非常重要。审议程序决定审议结果。在这个审议程序中，起码应当包括审议对象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和单位对其的公众评价。只要设计一个良好的工作过程，就可以避免以往曾经发生过、本来可以避免的疏漏和失误，达到预期的工作效果。

（三）管好人民的钱袋子，国家重大预算决策需经过人大批准方可执行

公共预算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预算制度的安排反映已过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状况。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行政部门必须每年向权力机关提交预算，须经权力机关批准后，行政部门才能执行预算。立法机构对于国家财政拥有控制权，具有经费核准、拨款、审查的权力。而我国现行的政府预算偏于粗略，只有几个大类的数据，缺乏具体内容。全国人大审议时间较短，会议议题较多，用于审查预算的时间比较短，加上相当一部分代表专业知识不足，使得对于政府预算的审议往往流于形式。我国的人大预算审查工作的粗放，不仅容易造成国家财力的浪费，还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空间和土壤。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和路径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它可以从选举制度的改革开始，可以从放宽对公民言论的控制开始，也可以从预算改革开始。相对而言，我更赞同后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预算改革能够从收入和支出的源头上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可以从技术层面逐渐渗透、稳步推进政府制度创新。它将政府的行为细节展现在阳光之下，有效遏制腐败势头，改善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第四篇：新中国监狱工作政策的发展变化

新中国监狱工作政策的发展变化

列宁曾经说过：“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在我国国情特色作用下的监狱工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往往政策即法、法即政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监狱工作的发展，党的“政策意志”逐渐表现为“法律意志”，监狱的“执策意识”逐步淡化、“执法意识”逐步强化。因此，监狱工作政策也是一种法制，它是我国国情特色作用下法制建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监狱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了不同的监狱工作政策，根据其发展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策治”时期

从1951年新中国监狱创建到1981年“八劳”会议召开，为政策主导监狱工作的“策治”时期。这一时期的监狱工作政策主要有：

1、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基本精神是：分清犯罪轻重，态度好坏，讲究策略，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罪犯，孤立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2、劳动改造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其实质是改造罪犯的两个基本手段相结合。通过劳动改造，可以使罪犯认识到劳动的伟大，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劳动生产技能。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则可以转化犯罪思想，矫正犯罪恶习。二者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目的。

3、阶级斗争与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其实质是改造罪犯的两种政治手段的有机结合。对反革命犯和重大刑事犯必须实行专政，必须讲阶级斗争，只准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能乱说乱动。但同时要把犯人当人看，不打骂体罚虐待，不搞逼供信，维护和保障犯人的合法权利，关心罪犯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4、区别对待的政策就是针对罪犯的不同情况，给以不同的处理，把监狱工作做深做细，促使罪犯加速改造：(1)、在管理上，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刑期、年龄、性别，实行分管分押；(2)、在奖惩上，针对罪犯改造表现好坏，实行赏罚严明的制度；(3)、在教育上，针对罪犯的犯罪性质、认罪程度、改造表现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教育和个别教育；(4)、在劳动上，针对罪犯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技术专长，合理安排劳动。

5、给出路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其主要精神表现在：(1)、对犯罪分子，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都实行劳动改造，给生活出路、给重新做人的机会；(2)、对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及时给以减刑或假释；(3)、罪犯刑满释放后，一律不戴帽子，尽可能安排就业，政治上不歧视。

在“策治”时期实施这些监狱工作政策，其目的是分化瓦解罪犯，促使其改恶从善，早日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这些政策作用下，这个时期的监狱工作呈现出以下“五化”特点：

1、法制“政策”化即以政策代替法律法规。在时间纵跨30年的“策治”时期，颁布的监狱法规只有一部，即1954年8月26日政务院第222次会议通过，同年9月7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共9章77条，其中的条款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比较粗放、笼统，其实质是监狱工作政策的“条文化”。而指导监狱工作的政策却比较系统、全面，研究总结监狱工作的专题会议就达八次之多。毛泽东同志对监狱工作的指示和批示就达三十多次，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指导监狱工作。

2、管理经验化这一时期的监狱工作干警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是小学文化，但实践经验很丰富，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工作原则性强。他们凭着对党无限忠诚的一腔热血抓罪犯的改造，凭着对监狱事业无限热爱来搞好监狱工作。对罪犯的管理教育具有典型的“人治”特点。

3、矛盾单一化这一时期关押管理的犯人大多数是历史反革命、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和重大刑事犯，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仇视，对监狱的改造根本对立。所以在狱内矛盾中，单一的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占主流。

4、手段强制化由于时代背景和关押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监狱干警在管理罪犯时多强调专政、打击、惩罚(当然也强调教育，但侧重点放在前者)，对罪犯的义务的要求大于对权利的保障。

5、效果显著化由于监狱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监狱干警对监狱工作事业的无限热爱，由于全国大气候形成的专政态势，这一时期监狱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监管条件极差、管理干警不足、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几乎没有罪犯脱逃，很少有罪犯脱管或狱内又犯罪，罪犯违规率极低，罪犯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也很低。成功的改造了末代皇帝、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和大批刑事犯。除为国家创造出了合格的政治产品外，还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产品。其成就举世公认，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二)、“共治”时期

从1981年“八劳”会议后到1994年《监狱法》颁布，是政策和法律同时主导监狱工作的“共治”时期。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社会形势趋于稳定，监狱的关押改造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和监狱工作客观情况的变化，党对监狱工作政策做出了适当的调整。这一时期的监狱工作政策主要有：

1、惩罚管制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其实质就是监狱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两项基本任务的结合。前者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惩罚的必要性；后者体现了惩罚管制的目的性。惩罚管制是为了有效地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必须以惩罚管制为前提条件，二者必须密切配合。

2、劳动生产与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其实质是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两个基本手段相结合。通过劳动生产，可以使罪犯养成劳动习惯，掌握生产技能，并完成一定的经济任务；通过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可以转化罪犯的思想、矫正恶习、提高文化知识水平。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

3、严格管理与教育、感化、挽救相结合的政策严格管理是对罪犯实施惩罚管制的具体要求和做法，包括严格的制度、严密的组织、严细的措施、严肃的要求、严明的奖惩。教育、感化、挽救就是对罪犯进行系统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用党的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去感召罪犯、以民警的言传身教去引导罪犯、从政治上关怀罪犯、从生活上去关心罪犯，促使其改造成为新人。严格管理要做到严而不苛，管而不虐；教育、感化、挽救要做到“恨其罪爱其人”，宽而不纵、宽而不软。二者要紧密结合，寓教与管，管中有教，管教结合。

4、区别对待的政策

5、给出路的政策

在“共治”时期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目的是“改造人，造就人”，把罪犯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由于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的碰撞、封闭与开放两种观念的冲击、“策治”与“法治”两种方式的交替，这个时期的监狱工作一度出现了“实践超前、理论滞后，社会超前、监狱滞后，发展超前、观念滞后，狱情超前、手段滞后，任务超前、素质滞后，改造超前、经济滞后的“六超六滞”现象。从而使这个时期的监狱工作呈现出以下“六性”特点：

1、狱内矛盾的多重性监狱的关押改造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现象，即：“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多、青少年犯多、普通刑事犯多、反革命犯减少”。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逐步加深、开放逐步扩大。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之下，各种思想观念互相交织、冲击和作用，使监狱工作的矛盾向多层面、多领域、多方向发展。监狱工作的矛盾由“策治”时期单一的敌我矛盾为主，向“共治”时期的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多种矛盾并存的方向转化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十大矛盾”，即：监狱民警管教同罪犯改造之间的矛盾、民警之间在思想观念和管理方法上的矛盾、监狱发展同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矛盾、罪犯同群众的矛盾、罪犯与罪犯之间的矛盾、改造与生产的矛盾、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与变革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人治”与“法治”的矛盾。这“十大矛盾”的普遍存在，成为“共治”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监狱工作的基本特征。

2、法律制度的探索性这一时期处于监狱工作法制建设探索发展但还不成熟的时期，处于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交叉更替、共同作用的时期。监狱工作政策有了较大调整，法制建设处于探索发展阶段，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监狱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1982年2月18日颁布了《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此细则共7章137条。比较1954年颁行的《劳改条例》有了较大发展，比较系统、完善和规范。1990年11月6日司法部分别以第11号、12号部长令颁布了《监管改造环境规范》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监狱工作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3、管教方法的过渡性这一时期关押改造的罪犯年纪轻、刑期短、文化低、案情不重。既有盲动性、破坏性、难改造的一面，又有可变性大、可塑性强、易于接受教育的一面。干警的管理方法由简单落后的经验型管理向规范化、科学文明型管理过渡。由专政高压态势下的压服、强迫为主向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过渡。在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方面，采取了许多创新举措，把监狱办成改造罪犯的特殊学校，广泛开展正规化的课堂教育和灵活多样的个别教育，实行电化教育，社会教育也逐步深化。

4、监狱工作的系统性监狱是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监狱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监狱又是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6月，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同年3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使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写入了《党章》的总纲。把监狱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的基本思路是：监狱工作要实行向前、向外、向后“三个延伸”，要动员全社会都来参与、支持监狱工作，使监狱工作向系统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5、经济压力的突出性经济因素是长期困扰监狱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监狱工作方针政策能否正确贯彻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监狱具有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优惠的税收政策等优势，监狱经济困难的矛盾还不突出。在市场经济时代，监狱的上述优势不复存在。决定经济发展的诸要素中，交通、信息、管理方式等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监狱大部分建在老、少、偏、穷的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观念陈旧、经济不发达，这些都是监狱的弱势。再加之国家对监狱民警吃“皇粮”、罪犯吃“囚粮”的政策未完全落实，监狱运作经费庞大又不能全额到位，监狱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经济压力的作用下，监狱陷入了“忙于抓生产、无力管犯人”的尴尬境地，改造质量与生产任务、执法效果与经济压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6、执行政策的片面性“八劳”会议以后，监狱在监管改造罪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思想认识、民警素质和监狱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一段时期监狱片面的理解和执行政策，监狱工作出现了曲折和偏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存在三个问题：

(1)、1981年“八劳”会议到1983年“严打”为第一阶段，主要问题是“右”的偏差，存在“四种倾向”：

①、在“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问题上，忽略了必要的惩罚，片面强调思想改造，有“教育万能”的倾向。

②、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问题上，忽略了对重新犯罪活动必要的从严惩办，片面强调宽大处理，惩办畸少、畸轻，有“宽大无边”、“打击不力”的倾向。

③、在“从严管理与教育、感化、挽救相结合”的问题上，放松了从严管理，有时甚至撒手不管，片面强调感化、挽救，有“感化过头”的倾向。

④、在“劳动生产与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相结合”的问题上，放松了政治、文化、技术教育，片面强调劳动生产，有“重劳不重改”的倾向。

(2)、1983年“严打”到1984年“徐州两劳会议”为第二阶段，主要问题是“左”的极端，存在“三种对立”：

①、把“严打”同改造对立，强调打击惩办，忽视教育改造。

②、把“从重从快”同依法办事对立，强调“从重从快”，忽视依法办事。

③、把纠正“打击不力”同严格执行政策对立，强调“打击就灵，教育不行”，忽视对罪犯的“教育、感化、挽救”。

(3)、1984年“徐州两劳会议”到1986年“石家庄两劳会议”为第三阶段，主要问题是对“一个中心”的错误理解，存在“两个片面”：

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监狱工作的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但这是针对全局而言的。由于社会各部门分工不同、性质迥异，在围绕“一个中心”的前提下，其具体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只能通过改造好罪犯、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间接”的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能“直接”的把经济工作作为自己的中心。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和执行上偏差，有的监狱置自身的宗旨于不顾，在罪犯中搞集资、包产值，派罪犯外出采购经商，甚至提出“产值一千，减刑一年”。

②、片面注重罪犯的劳动改造，忽视罪犯的思想改造。这一时期监狱出现的在犯人中搞生产承包、以创造的产值多少减刑期，以及九十年代初期监狱出现的在犯人及其家属中搞“捐赠”、以“捐赠”的钱物多少减刑期，事实上形成了部分罪犯“自由改造”、“囚犯不囚”的状况，造成罪犯脱逃率、违规率上升，改造质量下降。导致这一时期监狱工作出现曲折和偏差的根本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因八性”：

1、社会因素导致的困惑性和动摇性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之下，各种思想观念蜂拥而入，良莠难辨。一些监狱民警觉得旧的观念已经不适用，对新的观念又不明白，表现为思想上的困惑性和工作上的动摇性。

2、监狱因素产生的不适性和茫然性我国监狱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监狱工作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狱内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监狱及其民警面对新旧观念相互碰撞、新旧矛盾相互冲击的变革状况无所适从，表现为工作方式方法的不适性和处置新情况新问题的茫然性。

3、罪犯因素暴露的抵触性和抗拒性罪犯在监狱服刑改造过程中，兼具善恶美丑的人格多重性。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之下，其“丑恶”的一面得以隐藏，主要表现为在思想上屈从、在行为上服从。但随着国家形势政策的变化，专政高压态势的弱化，部分罪犯错估了社会形势、曲解了监狱工作方针政策，思想上“丑”的一面和行为上“恶”的一面充分暴露发展，表现为对党的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在思想上的抵触性和在行为上的抗拒性。罪犯思想的变化使狱内矛盾趋于复杂，导致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

4、政策因素造成的摇摆性和徘徊性在新旧体制交替的变革时期，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对实际情况把握的失误，导致我们在制定监狱工作政策时左右摇摆、在执行政策时又宽严徘徊。1983年“严打”以前倾向于“右”、失之于“宽”，片面理解和执行“三个像”(像父母对待患了传染病的孩子、像医生对待病人、像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从而导致了“三个不像”(监狱不像监狱、民警不像民警、罪犯不像罪犯)。“严打”以后又倾向于“左”、误之于“严”，片面理解“严”和“打”的含义，忽视罪犯的基本权利。

(三)、“法治”时期

监狱工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偏差表明，政策虽然具有及时性、灵活性的优点，但同时又具有人治性、波动性的缺陷。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随着国际行刑趋势的变化，靠政策来指导监狱工作的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监狱工作的发展需要了；而具有稳定性和长效性的法律制度，成为监狱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1994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监狱进入了法律制度主导监狱工作的“法治”时期。根据法律制度在监狱工作中的作用大小和完备程度，“法治”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监狱法》颁布后到监狱布局调整完成前为“法治”时期的初级阶段；从监狱布局调整完成后到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三化”目标实现前为“法治”时期的中级阶段；“三化”目标实现后为“法治”时期的高级阶段。目前我国监狱正处于“法治”时期的初级阶段。

在“法治”时期初级阶段，我国监狱在法制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1、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

2、1995年9月14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编制和实施意见》的通知；

3、1999年7月8日司法部印发《监狱系统在执行罚过程中实现“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

4、2001年10月12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

5、在民警队伍建设方面，从2001年起，相继开展了执法执纪专项整顿、执法执纪专项检查、集中教育整顿、公正文明执法教育整顿等活动。从2000年起，相继对监狱民警开展基本素质教育培训、实用技能训练、岗位基本能力训练，加强民警队伍的“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这些法规、制度、活动，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补充和完善了《监狱法》。但这些法律法规和制度没有形成科学严密的体系，再加上《监狱法》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法治时期”初级阶段的监狱工作存在以下“五大矛盾”：

1、有法可依与法律法规不健全的矛盾

《监狱法》对我国监狱管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法制的转型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其缺陷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1)、与相关法律不衔接、不协调；(2)、地位不高、缺乏普遍约束力；(3)、条文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其《实施细则》至今未颁布；(4)、财政保障体制不到位，削弱了法律的效力；(5)、《监狱法》已颁行十余年了，监狱工作的客观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法律规定没有紧跟这种变化，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2、执法必严与执法效果欠佳的矛盾

由于《监狱法》可操作性不强，监狱及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效果不佳，出现了旧办法有效但不合法、新办法合法但不有效的矛盾。罪犯并不因为民警的公正文明执法而文明顺从的改造，相反蓄意挑衅、恶意对抗的事件时有发生。《监狱法》的惩罚措施层次不清、手段乏力，从而使改造措施难以落实，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民警，难倒法院”的油子型罪犯和“行政处分不怕，刑事处分不够”的癞皮型罪犯缺乏依法惩治的法律盲区。部分监狱民警在纪律制度和监管形势的双重压力之下，出现了遇事推诿、避让的消极心理。

3、依法治监与“人治”尚存的矛盾

199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正式提出了“依法治监”的法治理念，这一理念一经提出就成为监狱工作的主旋律。依法治监是邓小平依法治国理论在监狱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其目标是确保监狱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最大限度的发挥监狱工作的职能，实现监狱工作的宗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这对依法治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依法治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要处理好监狱内部的各种关系，也要正确处理好监狱与外部的诸多关系，最突出的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由于现行监狱法律法规不完备，法律的效力难以触及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这就给“人治”提供了发挥空间，而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使人们面临监管矛盾时，在“人治”和“法治”的选择上习惯首选前者。所以经常出现用“人治”手段和方法贯彻“法治”内容和目的的奇怪现象。领导的批示精神左右案件的处理、以领导的意图开展执法活动就是典型事例。

4、监狱工作高标准与民警队伍素质不高的矛盾

我国已先后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写进了宪法和十六大报告。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人权保障、民主、文明、依法执法等理念逐渐成为监狱工作的主流和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罪犯的结构趋于复杂化，涉黑、涉毒、涉枪、涉暴、涉恶“五涉”罪犯和高智能犯增多，罪犯改造难度增大。监狱开展的旨在提高民警队伍素质的各种教育活动又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分数轻效果”的“三重三轻”倾向，民警的综合素质提高不很大。我国大部分监狱地处偏远落后地区，受经济压力、思想观念和环境条件的制约，民警缺乏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外动力和内趋力。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改造罪犯的客观需要，无法针对不同类型罪犯的心理特点、人格特点、行为特点，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行为科学以及法学等学科的知识，开展有针对性的深层次的罪犯教育转化工作，监狱工作还停留在“保安全稳定”的低标准和“严防死守”的低层面上。

5、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与经济制约的矛盾

为了全面贯彻实施《监狱法》，展示我国监狱的现代、文明形象，1994年1月，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1995年9月司法部印发了《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和实施意见》，把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作为我国监狱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奋斗目标。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活动开展以来，促进了监狱工作的软件和硬件建设，监狱的基础设施有所改善，监狱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要受客观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东、西部差距大，导致东、西部地区监狱在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上的差距悬殊；即使在同一个省内，地处城市和地处山区的监狱的发展水平也极不平衡。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监狱硬件设施已接近现代化，而西部内陆地区有的监狱，连日常的工作运转也觉得困难，搞“创建”就只能是零敲碎打的修修补补，不能规范化和系统化，难以从质量上根本提高。经济条件不仅制约监狱的硬件建设，也制约了监狱的软件建设，导致不同地区的监狱在管理、教育和罪犯的改造质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工作的整体效果降低。

以上矛盾的存在是“法治”时期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不能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而否认监狱法制建设的发展。在《监狱法》颁布实施十余年的初级阶段里，我国监狱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监狱工作的基本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完成了从“策治”到“法治”的过渡。

第五篇：浅析监狱医院发展

浅析监狱医院发展

众所周知监狱医院作为监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整所监狱的医疗工作，它的发展关乎整个监狱的发展。随着依法治监、构建和谐监狱的不断深入，监狱医院要更新观念、转化思维，不断适应监狱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找准自己的位置，谋求新的发展之路。

监狱医院从原来的几间平房、几名大夫、设备简陋、药品匮乏的时代一路走来，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数十名大夫、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药品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但是随着监狱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监狱医院却遭遇了发展瓶颈，成为监狱发展乐章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存在的问题及现象

一、对罪犯的基本医疗保障标准界定不清

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监狱通常遇到如下罪犯医疗标准问题。

1、疾病的时间范围。罪犯先天性的疾病，或者入狱前患上的疾病，监狱是否有责任给予治疗？监狱是否还要负担罪犯出狱后疾病后续治疗的费用？

2、疾病的种类范围。有些病严重影响人的健康和生活，有些病对罪犯生活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不治也没大碍。哪些种类的疾病是监狱应该为罪犯治疗的？

3、医疗设备、器械和药品的档次和标准。档次不同，费用往往差别很大，罪犯提出过高要求，监狱应该选择什么档次的医疗设备、器械和药品？

4、治疗的限度。有些疾病，如植

物人，继续治疗下去也不会有明显好转，有些疾病，如尿毒症，继续治疗要花费巨额的费用，监狱是否有义务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为罪犯治疗下去？

5、医疗费用的负担。监狱是否承担罪犯医疗的所有费用？罪犯应否承担费用？每个罪犯的医疗费用是否有最高限额？

6、医院的等级与地域范围。监狱应该在什么等级、什么地方的医院为罪犯病人诊治？

7、罪犯及其家属有哪些选择权？是否有选择医院、选择医疗设备和药品的权利？是否可以自己出钱看病、自己购买药品？对于这些罪犯医疗标准，法律法规规章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监狱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标准。监狱法第五十四条只明确了监狱有提供医疗保健的责任，对医疗保健的标准、如何实施等具体问题，没有涉及。司法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对个别严重的传染病（如结核病、艾滋病等）的防治有所规定，而对于罪犯的医疗保健这个一般性的问题，没有系统、详细的规定。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中有“保障罪犯的基本医疗”的规定，但何谓“基本医疗”，没有具体指标的进一步细化，监狱仍然难以把握。由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给具体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有些罪犯提出过高的医疗要求，如要求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治疗、要求使用昂贵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要求换肾、要求监狱负担出狱后继续治疗的费用等，监狱不答应，罪犯或其亲属就要纠缠，告监狱不作为、侵犯人权。有些要求显然不合理，但由于没有一个标准，回绝罪犯及其亲属，监狱不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直气壮的解释。为了化解纠纷，监狱常常是花钱买平安，承担额外的费用。此外，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监狱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武器，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二、监狱医院的整体治疗功能有限

监狱医院是为罪犯提供医疗保障的基本部门，罪犯的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首先由监狱医院提供。然而，监狱医院现状满足不了为罪犯提供医疗保障的需要。

1、经费不足。现在病犯增多，重大疾病增多，监狱医院普遍感到经费紧张。

2、医护人员匮乏。罪犯与医生的比例过低，尤其缺少全科医生。

3、分科不分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监狱医院科室看上去挺全，但大部分医务人员都不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属跨范围执业，为监狱医疗埋下了一枚隐性炸弹。

4、知识更新不够，导致医疗水平下降。医生承受的压力大，风险高，部分单位职称评定不落实，吸引人才无途径，留住人才不容易。

5、犯医犯护问题。由于医疗人才的缺乏，监狱不得不大量使用犯医犯护，但犯医犯护不具有行医资格，使用犯医犯护有一定风险。

6、医疗设备老化。老旧的医疗设备不能与监狱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相适应。

三、犯属维权纠纷增多，监狱医院处于风口浪尖

现在罪犯及其亲属在医疗上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有些人认为只要一进监狱就是监狱的人，罪犯生什么病都得给治疗，有的罪犯或其亲属提出要用贵重药品及营养品、先进设备检查治疗。当过高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有些罪犯的家属就四处上访告状，说监狱侵犯人权。对于有些罪犯，虽然监狱医院尽心尽力，已经提供尽可能好的治疗，但最终没有挽救病人的生命，罪犯家属仍然不依不饶，要求监狱承担“责任”。有些罪犯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为了让监狱承担医疗费

用，家属就是坚决不同意保外就医。有些罪犯已经刑满释放，但要求监狱承担继续治疗的费用，否则就想尽各种方法纠缠、要挟监狱。在处理以上问题时，监狱医院如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做好当前罪犯医疗保障工作的对策

一、要准确把握罪犯医疗保障标准

1、要明确罪犯医疗保障是“基本”医疗保障。各监狱应通过罪犯医疗费、罪犯部分劳务收入、社会捐助、罪犯亲属资助等途径建立罪犯医疗保障基金。不是所有的疾病都保障，国家只能保障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以及多种慢性病进行相应的治疗和管理，加强对结核等甲、乙类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提高治愈率，减少发病率。及时对危急重病人开展抢救，开展狱内疾病的预防和监测，建立医疗应急预案措施，防治医疗突发事件。罪犯自伤自残的医疗费用由罪犯本人承担。

2、对罪犯的医疗用药，应参照自治区基本药品的相关规定执行，罪犯及其家属若要求使用超范围的药品的，由罪犯自行承担或由其抚养、赡养义务人承担。考虑罪犯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在罪犯或其亲属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其在监狱医院或协作医院自费选择药品和检测设备，但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3、每个罪犯的医疗费用应该有一个限额。如果监狱所在市县有标准，监狱参照该标准执行。对于一些严重疾病，国家只能提供一个

合理的费用。超出部分的费用由罪犯自行承担或由抚养、赡养义务人承担。罪犯及其家属要求提高自己的医疗保健标准，超出部分费用自理，该标准应该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不会给监狱内的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罪犯的医疗保障，应该遵从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与当地比照，与监狱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监狱当地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相当，不能低于当地水平，也不应高于当地水平。

4、入狱时就患有的疾病，监狱应该提供医疗，监狱可以要求罪犯自己负担一部分，或罪犯亲属资助一部分。出狱后的医疗费用原则上应该由罪犯自己解决。罪犯工伤治疗费，监狱应该负担。罪犯假释、保外就医、离监探亲等离开监狱监管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罪犯本人承担。

二、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挥监狱医院的作用

首先，要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培养工作责任感和爱岗敬业精神。监狱医务工作者首先是执法者，为罪犯提供医疗是监狱的执法行为，与社会上的医务工作者的角色有所不同。医务工作者要讲政治，清正廉洁，公正执法。要提高法律素养，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办事。

其次，要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的业务素质。要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对医务工作者的培训，增加与其它医疗机构交流的机会，以利于监狱医务工作者更新知识，提高技能。要落实职称评定，提高政治待遇，设立特殊津贴，创造条件吸引医疗专业人才。要积极与人事部门沟通，招聘一批医疗专业人才，要人尽其职，坚决按照国家卫生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开展医疗业务。

再次，关于犯医犯护问题，基于现实情况，监狱医院还是要继续发挥其作用，但是要加强管理。犯医犯护只是协助干警医生做些工作，处方必须由警察医生开。

第四，要充分发挥监狱医院现有医疗设备的作用，罪犯入狱时要按规定对其进行体检，以后还要定期体检，及时发现病情，避免小病发展成大病，按照相关规定引进相关设备，以增强监狱医院的诊疗水平。

三、要大力发展协作医院，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建立协作关系，对于监狱和社会医院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是医疗资源的整合。对于社会医院来说，可以扩大患者来源，提高设备利用率，增加收入，提高医院的社会形象。对监狱来说，在自身医疗人才缺乏、医疗设备落后、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加强与资源优势部门的合作，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可以使社会医院的人才、设备优势为我所用，降低医疗成本，还可以为罪犯提供及时、优质的医疗服务，降低安全风险。因此，要大力发展协作医院，要深化协作关系，签定详细的协作协议，明确协作方式、协作范围、费用支付等内容，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要创新协作方法，拓展协作领域。监狱

医院不能收治的病犯，可以送到到协作医院治疗。可以在协作医院建立特殊病房区，专门用来关押、治疗病犯。协作医院提供场所和必要的安全设施，监狱负责警卫。既可以送病犯到协作医院就诊，也可以请协作医院医生来监狱出诊，形成双向互动。有些疾病，可以在协作医院检查、治疗后，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和治疗方案，在监狱医院继续治疗，以降低外诊费用。既可以让协作医院为病犯提供医疗服务，也可以让协作医院帮助我们对监狱医院的医疗人员进行培训。

四、坚持原则，灵活应对，依法处理犯属维权纠纷

罪犯生病，监狱要以积极的态度给予治疗，要规范治疗行为，落实有关制度，尽量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医务人员对待病犯要热情、关心，认真检查，积极治疗，使病犯感受到监狱对其是重视和关心的。医务人员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医疗操作规范，详细记录病历资料，认真落实病情告知制度，需要告知病犯的事项一定要履行告知义务，不适合告知病犯本人的要告知其家人或亲属，重要的或容易产生纠纷的告知事项，告知后还应让病犯或家属签字。对监狱不能确诊或病情危重的要及时外诊，尽量不让病犯死在狱内。监狱医院还要积极主动地向驻狱检察部门通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