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体制转型发展[五篇]

第一篇：监狱体制转型发展

监狱体制转型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受时代主流的影响，完全背离了教育、改造的宗旨，一唯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把罪犯当成了廉价创造经济效益的工具，从而造成了监管秩序混乱、改造效率不高，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司法部提出并实施了以监企分家为主要手段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扭转监狱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严重错误倾向，使监狱能够早一步走出生产与改造界限不清的误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2008年6月16日，***同志在中央政法委专题讨论班上明确指出了：“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为今后监狱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几年来监狱体制的转型与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圈内人士十分清楚：仅仅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罢了。对此，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

1、阻碍监企分家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主要是高额利润的经济利益驱动，致使地方厅、局、监狱企业均牢牢抓住监狱企业这棵摇钱树不愿撒手。2003年12月，党中央、司法部充分认识到长期以来监狱劳教系统忽视教育改造，一唯地最求经济效益，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直接影响到了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严重后果后，提出了“监企分家”的监狱改革举措。在之后的几年的付诸实施中，阻力不断、困难重重。其主要原因举个例子便一目了然：某省某劳改煤矿年产煤量为150万吨，就目前市场情况而言，吨煤售价700元，除去成本100元，年利润总计为：10.5亿元，上交省局5%为：5250万元，该劳改煤矿净剩利润9.475亿元，职工奖金、福利、年底分红，何乐而不为？省监狱局得此实惠后，也是自得其乐。故就下面领导而言，巴不得监企改革流于形式或中途夭折。于是就摆摆样子，走走过场算了。

2、监企分家不彻底，是监狱改造效率低下、管理结构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03年司法部首先提出“监企分家”后，改革举措对部分试点监狱曾大刀阔斧地推开，而此后的结果却不尽人意，特别是由于在人事处理上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化，没有能够处理好原监狱干部留入企业的后续问题，出现了部分留企干部多次上访事件，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随之以后的改革便雷声的、雨点小了。恰恰正是这种现状，造成了相关单位监管安全隐患突出、监狱企业效率低下、民警思想包袱严重、企业职工熬天混日、监狱不像监狱、企业不像企业、干部不像干部、职工不像职工的被动局面。

笔者之所以这样讲，有以下几点考虑：

⑴、作为长期处于监管改造一线的监狱基层民警，在监企改革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与现阶段从事企业工作的民警相比，同样是国家公务员、监狱人民警察，无论是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还是安全责任和思想压力都无法比拟，特别是在监管、生产安全责任方面，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作为处于监狱生产、改造一线的监狱基层民警而言，随时会有被检察院审查、起诉、脱掉警服甚至坐牢的危险。而工资待遇却相差无几。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安下心来，认真改造罪犯呢？

⑵、作为现阶段从事企业工作的民警，在监企改革前景不明的情况下，随着监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公务员职务是否能够长期保留，工资待遇是否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如何能够一谋真心为企业谋发展呢？

⑶、作为企业的许多工人，因为监狱企业依附罪犯这种廉价的劳动力，不断创造着最大化的经济效益，长期习惯于不劳而获，在监企改革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扑下身子，踏踏实实为企业创造价值呢？

⑷、作为混入监狱管理阶层的腐败分子，更加滋生了他们贪污腐化的温床。对于监狱企

业生产中所产生的利润，除上缴一少部分税收和管理经费外，地方厅局和监狱均有相当大的自主控制权。如此巨大的资金，掌控在权利集中的少数人手中。位高权重的一些腐败分子便会巧立名目，充分利用职权申报各种可干不可干的工程项目、可投不可投的监狱投资等大肆敛财、中饱私囊。

⑸、就管理机制而言，弊端更加明显。具体表现为：①管理意识的模糊化。针对近期国家煤炭安全局要求煤矿企业必须实现矿长跟班制，某监狱煤矿在矿级专业技术领导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标新立异，竟然让纪委书记、财务副矿长等全部跟班。试问纪委书记、财务副矿长能否总揽井下生产全局，长期以往，如何保证监狱长周期安全稳定？②责任推卸严重化。生产主业、监管改造、第三产业、后勤服务等等一系列工作笼统管理，责任不明、界限不清。介于这种情况，相关领导为了开脱自己、逃避责任，便会定出诸多的条条框框，把问题和责任想方设法往下推。某监狱一带班分队在带班期间打了一个盹，被狱政科科长逮个正着，当场宣布罚款1000元，后请示政委却没有通过，嫌罚得太少了。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充分反映了当今监狱系统形而上学的不良工作作风，致使60%以上的警力下沉。作为监狱一线民警，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应付于监规考试，日常规范检查。等到真正工作时，已经疲惫不堪，万般无奈下，只能祈祷上苍赐福，千万不要在自己的班上出事。

综上所述，监企改革的彻底进行，监狱机制的彻底改变，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同时，衷心预祝各位同仁好运常伴！

第二篇：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

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

摘要: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理论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为基础的,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指导下形成的,因此,该理论从整体上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也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纠纷解决的客观规律。需要对其理论体系加以调整和修正,以更好地指导民事争议解决的诉讼实践。文章对我国民事

诉讼理论体系的形成、滞后的原因以及今后理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民事诉讼;理论;发展

就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某些局部板块内容或对概念的阐释、组合而言不乏自己的独创,但从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上看,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无疑是对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参照或移植。这种理论体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环境观照,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具有极强的时代色彩。而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意识、法律观念等等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理论必须与发展的现实相适应。民事诉讼理论作为对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阐释,对民事诉讼实务的指导,同样必须与发展的社会整合,否则,不但不能指导民事诉讼的正确运行,反而会成为民事诉讼体制发展的桎梏,妨碍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以及社会普遍性公正的实现。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彼时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已逐步凸现出与当前民事纷争解决现实不相一致的缺陷。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现实也已经伸出其看不见的手,尽可能地使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从局部开始契合于现实需要。呈现了一种与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在基本框架理念上有所差异,且不断发育的新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胚胎。这种发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一种新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诞生。即是对这种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结构逻辑变异的阐述。

一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体制是我国传统民间纠纷解决方式和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的结合及发展的结果。如果单纯探究现行民事诉讼体制雏形的历史源渊的话,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事诉讼方式和程序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体制的最初发端形态。新民主主义的民事诉讼方式和程序虽然不十分严密,但其近代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框架已经形成。并且初步形成了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民事诉讼不同的诉讼方式和程序。如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和着重调解的制度等等具有其特色的诉讼制度。1这种民事诉讼的结构特色一直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民事诉讼规则以及民事诉讼法(试行)和新民事诉讼法所继受。

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和程序的存在和建立并不意味着就自然相应地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的理论体系。不能否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如何解决民事纠纷已经有了某些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感性认识和诉讼观念。但这些指导思想、感性认识和诉讼观念并没有形成或上升为理论,并一步体系化。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我国逐步引进原苏联的各种法律制度,其中包括诉讼制度。比较典型的是移植原苏联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通则(草案)》。该《通则》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确定判决,确有重大错误时,须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请于再审。随着原苏联诉讼制度的引进,原苏联的诉讼理论亦随之被介绍到我国。50年代中后期一批原苏联法学家的民事诉讼法学著作和民事诉讼法典被翻译介绍给我国。其中作为体系化的民事诉讼理论教科书,当推原苏联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阿·克列曼教授的《苏维埃民事诉讼》。该书对我国建国初期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克列曼教授在该书中的理论阐述和论理方法几乎成了一种“理论范式”1。其结构体系也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的范本。专题研究方面的专著,无疑应推原苏联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顾尔维奇的名著——《诉权》一书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影响最大,可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权的研究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准与顾尔维奇的诉权研究成果是不可分的。在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影响下,我国在50年代的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形成了小小的高潮。当时已有学者论及民事诉讼法学的对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民事案件的管辖、民事诉讼证据、法院调解和民事执行等等理论与实务问题。

当时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并非完全是应民事诉讼实践需要而进行的理论探讨,不过是作为原苏联社会科学理论全盘移植过程中,法律领域内侧应性、介绍性研究而已。民事诉讼程序的最简化、柔软化是当时民事诉讼政策的基本要求,因此,粗放、简化的诉讼程序不可能对诉讼理论研究提出较高的要求。更谈不上诉讼理论的体系化研究。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命运与其他法学学科一样,在50年代画出一道不大的抛物线后,便基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在沉寂几十年后,中国法制的重建使中国民事诉讼法终于以“试行”的面目实施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实施,促进了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再生和发育。对民事诉讼法条文的阐释是民事诉讼法实施的直接准备,即使是最简单的平面阐释,也要求在理论上加以说明。由于我国本无现成的理论,此时,阐释者所依据的理论就只能借助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而且民事诉讼法立法在基本模式的构架上是以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为参照的。因此,运用与该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相适应的理论来加以

阐释也是合符逻辑的。为了满足全面阐释的需要,还要求学者们从体系上对整个民事诉讼法的内容和结构进行理论说明。因此,自觉地全盘移植原苏联民事诉讼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成为一种必要的行为。这种移植和接受的结果,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继出版的几本具有权威性的民事诉讼法教科书。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它们还显得不那么丰满和厚重,但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当时亦属不易,对于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无疑是雪中送炭。3此时,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已经完成对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到目前为止,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从基本体系结构上看并未突破这些教科书所树立的体系结构。

从传统模式而言,无论何种理论体系的建立总是希望具有自己的特色,越具有自身的特色,便越显现出该理论体系的价值。然而这常常只是人们的愿望而已,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具备诸多主客观条件,需要相当长的智识积淀,要求具备良好的理性文化环境,经过认知理论的铺垫、融合、借鉴才能够铸造出具有彼此有机内合的理论体系。因此,客观地讲,就我国的理性认知环境和条件下,独立地生成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事理论尚未体系化,不是没有道理的。4不过,所谓尚未体系化,这大概是指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没有建立起完全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二是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还存在不整合、残缺的现象。要说第一种情况,则大概在很长的时期内也无法实现。第二种情况则是在肯定已经存在体系的前提下指出其体系自身的不足,与体系是否建立没有关系。正是因为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已经存在,才使对这种理论体系的评价和对该体系变化发展的论述具有了前提。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化过程已经完成。这一过程是通过对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移植、借鉴的方法予以实现的。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其理论基础是诉和诉权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架构了原则体系理论、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讼主体理论、诉讼行为理论、诉的变化分类和种类、诉的主体和诉的客体合并理论(具体体现为共同诉讼、第三人诉讼、反诉等等具体诉讼形式)、证据理论、判决理论和执行理论,从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套理论体系是从原苏联移植而来的,但该理论体系的外壳和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则并不是在原苏联自生的。不过是因自己国家的历史延续,通过俄国对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继受扬弃了的理论体系。原苏联在保留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结构和若干理论板块的同时,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进行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改造。在形式上的改造性移植方面,对诉和诉权的理论、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的变化、分类和种类等等都予以保留,筛掉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认为比较晦涩的理论板块,如当事人适格理论、既判力理论等等。尽管按照自己的意志过滤了某些本与其他理论板块协调配套的理论板块,但还没有完全影响其民事诉讼理论的体系化。在质的改造方面,主要是以国家干预为基本指导思想,调整了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了法院作为裁判者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在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上,原苏联并没有直接抽掉该体系结构的理论基础,在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基本形式结构上,仍然大致保留了整个体系的完整性。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质的改造,具体是通过对基本原则的重新解释来实现的。基本原则虽然是一种制度性的规范,但基本原则作为民事诉讼体制中的基本规范,对民事诉讼体制的运行有重大的影响,又由于民事诉讼理论与民事诉讼体制的相互关系。因此,对基本原则的理论阐释也将对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起统合协调作用。

改造是直接针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两个原则——辩论原则(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处分权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完全抽掉了辩论原则的内核,对处分原则予以了实质上的否定。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约束民事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根据;其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执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得到心证,该事实仍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5尽管原苏联民事诉讼中也规定了所谓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在理论上也把这两个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原苏联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却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重述的辩论原则。其含义已经完全区别于大陆法系的辩论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当事人有权引证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处分证据;检察长有权证明案件的情况,而法院则有权调查对案件有意义的事实和收集证据,……”。6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家多勃罗沃里斯基更明确地指出:“苏联诉讼的证明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不仅当事人(原告人、被告人,参加案件的检察长或被吸收参加案件的第三人)等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能够证明自己要求的证据,而且法院也有权自己主动收集证据,以便查明当事人真实的相互关系。”7通过重新注释,获得了制度性改造。即重新调整了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原来以“亚当事人主义”基本模式为特征的民事诉讼体制改造成为以绝对职权主义基本模式为特征的民事诉讼体制,实现了两种相对基本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在原苏联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权利的国家干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法院无论在收集证据,或者在审查双方当事人关于放弃诉讼请求、承认请求以及和解等声明方面,都要进行广泛的干预,目的是要帮助当事人实现他们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国家干预在原苏联不仅成为整个法律体系的原则,具体地贯彻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中,在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也得到体现,成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家干预的原则化也是对传统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实质性扬弃的必然结果。应当注意,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理论体系所建构的认知基础是与程序规范相对应的实体法关系的性质,这种关系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私法关系。基于这一基本的认识论,原则上自然要排除国家对私权利的干预。但在原苏联的理论范式中,民事法律关系的私法性质是被予以断然否定的。这也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内实施国家干预的理论依据。因此,如果不抽掉原辩论原则的实质内含,将处分原则予以降位,就必然造成原理论体系与现有认知基础的紧张冲突。为了消除这种紧张冲突,同时又要维持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形式要求,就不得不以原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空洞化和体系内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的紧张冲突为代价。

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强烈的批判性和预设的优越性。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自然都是建立在对过去理论体系的批判之上的。由于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被预设为与原有理论体系的绝对对立面,因而这种批判性就更加尖锐和激烈。几乎在整个民事理论体系和各个具体理论板块中都可以闻到这种批判的火药味。本来理论的批判是对理论的认识和评价,但这种批判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批判自身也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论的组成部分。理论体系变为批判性的理论体系。同时基于对法律阶级论的固识,新民事诉讼体制的优越性评价也和批判性理论合璧成为新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两点在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代表人物克列曼的民事诉讼法著作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我国所移植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是一个被原苏联经过改造和加工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均存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民事诉讼法中尽管也有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但和原苏联一样,给予了重新注解,实际上是直接引用了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的解释。辩论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地位是显赫和重要的,民事诉讼中辩论原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辩论原则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是社会主义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体现,这一原则贯穿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按照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对辩论原则的一般理解,辩论原则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2.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范围包括对案件的实体方面和诉讼程序方面所争议的问题。3.辩论的形式包括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4.辩论原则所规定的辩论权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对辩论原则的这种理解和界定,实际上使当事人的辩论行为失去了对裁判者的拘束,必然使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辩论原则非原则化,成为非约束性原则。传统的辩论原则之所以能够在民事诉讼中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就在于它能够使当事人的辩论行为真正有效地拘束裁判者,从而实现当事人的辩论权。从实质上看,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的辩论原则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抽象原则,而没有具化为诉讼法上的基本原则。

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另一个拘束裁判者的基本原则——处分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中是受到限制的,其限制的目的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使裁判者摆脱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拘束。这种限制被同样认为是贯彻国家干预的需要,尽管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没有明确提出国家干预原则,但是,国家干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是被反复强调的。也就是说,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的国家干预理论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说明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模式与原苏联具有同构性。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批判性和预设的优越性虽然没有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那样突出,但这种特点同样实际存在。具体的表现方式是在具体诉讼制度论的比较中展开对他方的批判和对自我的颂扬,其批判的理论范式仍然是原苏联的理论范式。

在具体的诉讼理论方面,我国民事理论对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的移植和吸收也是比较充分的。尤以对诉权理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和判决理论的继受最为典型。原苏联的诉权理论与传统大陆法系的诉权理论相比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其诉权论的特点在于,诉权是表示多种概念的术语。“在苏维埃法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一是指程序意义诉权。它是‘为促成并坚持某一具体民事权利纠纷的法庭审理以及解决的权利,也是要求对具体民事案件进行审理的权利’。二是实体意义诉权,它是指‘处于能够对义务人强制实现的状态中的主体民事权利’。”8把上述观点整理概括就可以明确诉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这种诉权理论被称为“二元诉权说”。由原苏联著名诉讼法学家顾尔维奇所主张的上述诉权学说成了原苏联诉权的定型格局。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可以说是忠实地接受了二元诉权学说。具有权威性的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大都持这种观点②,认为诉权的涵义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程序意义上诉权。它是指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它是指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实体请求的权利。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板块部分也是全面吸收了原苏联的理论。原本起源于德国民事诉讼理论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在原苏联民事诉讼中也同样被进行了改造。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提出本来是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内在联系,在民诉领域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模式移植的结果。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中当事人与法院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这也是法律关系理论始创的初衷。然而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把法院置于民事诉讼领导的地位。按照多勃罗沃里斯基的说法,“法院在诉讼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它引导诉讼参加人的诉讼活动,并促使他们行使和履行自己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9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原苏联民事诉讼中国家干预原则和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都要求在实际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

诚然,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是对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全面吸收和移植,但亦不能否认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制中继承了我国过去民事纠纷解决的传统,并把对传统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论,并溶进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之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诉讼调解的理论。对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认知甚至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上升到对事物矛盾性质分析的高度。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对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认识,使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具有了中国的特色。这一点大概是不容置疑的。

二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全方位的嬗变。现在仍然处于这种历史性的转换时期之中。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成为社会整体变革的基本动力。经济体制的转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所有变革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进一步带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或转换,诸如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观念的转换、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促使了法制的发展和完善。从70年代末开始的最初几年里,中国法制的发展是以恢复法律秩序,重建最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来加以体现的。这种发展实际上是中国50年代法制模式的延续,是按照那时的所构想的法制蓝图来实施的。具体的法律规定也都反映了当时法律理论的观照。不管是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民事诉讼法(试行),都是如此。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莫过于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紧密的经济民事法规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必须由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巩固。法制的积极推动作用使超前性立法大量出台,形成了立法的高潮,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立法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但具有所谓超前性的法律毕竟是少数。因为具有超前性的法律要求该法律的制定能符合规制对象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充分预测将来规制过程中出现的基本情况,这就大大增加了超前性立法的难度。超前性立法更多的是在经济立法领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普遍性,使移植性经济法规的制定容易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度里实施。更多的立法属于“滞后性”和“随机性”的。即使如此,仍然有许多法律在制定时具有应时性,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但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迅速,加之法律理论研究的薄弱,往往使法律在制定后不久就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

民事诉讼法的诞生和发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我国法律诞生和发展的一般轨迹。1982年颁布实施的民事诉讼法(试行)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规范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也是对50年代各个有关民事诉讼规范的总结和发展。民事诉讼法(试行)所确立基本体制模式是以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为蓝本的。尽管民事诉讼法(试行)在那个时期所有制定的法律规范文本当中是条文最长内容最多的,但仍然只能说是一部粗线条的法律。不过,在当时纠纷形态、纠纷的质与量、人们的诉讼观念都不能与现在相比,不可能在法制重建的初期就客观要求出台一部非常精细复杂的民事程序法典。那时,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民事诉讼法(试行)的注释。注释包括法条文语的平面展开、适用法条的技术性解释和对法律部分规定的理论说明。正如前述的那样,对民事诉讼法(试行)的理论说明所依据的理论范式是原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运用原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来阐释以原苏联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为参照的我国民事诉讼法是最自然和符合逻辑的。职权主义不仅体现在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中,也同样贯穿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同时,当时相对粗放的诉讼操作和粗疏的诉讼规则也不可能强烈要求精细的理论研究与此相适应。

社会发展之快,使民事诉讼法(试行)在颁布后仅仅几年的时间,就凸现了该法与社会发展现实的不适应性,并导致了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的制定。但新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并没有使这部民事诉讼法彻底摆脱与社会发展和现实的不适应性。在新民事诉讼法颁布后不久,审判实务界就打出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或改进的旗帜。在来不及作充分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便迅速地开始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系列动作。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也成了实务界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课题。社会发展变革不仅仅直接冲击了现行的规范和制度,也冲击了原有的理论和理论构成的理念框架体系。社会诸因素尚未有突出或激烈的变异时,原有理论或理论体系的适应性随变是一种局部修正和填补性的,表现为一种非结构性变动的完善。在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的一段时间里,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与民事诉讼实际运行、社会发展现实的不协调并未显现。但最近几年由于民事诉讼体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不适应,使得依附于既存诉讼体制的理论体系与此的这种不协调亦显突出。

最突出和明显的社会变化莫过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种变革,标志着我国将彻底摆脱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使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所有制性质的差异不会使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也只有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的平等才能保证商品交换的平等和自由竞争。在商品经济社会,大量民事争议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争议,因此争议主体之间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也是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它决定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但在过去非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相应的心理场中,这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是很难被认识的。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体制下,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国家的积极干预上升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基调就是法院的职权至上。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都是为一种职权主义的合理存在提供理性依据。

在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理论方面,以非约束性辩论原则取代约束性辩论原则,当事人的辩论完全不能制约裁判者。把辩论原则仅仅视为一种为裁判者提供争议事实信息的规范。对现行辩论原则的理论阐释虽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当事人双方辩论的权利,但辩论权的相对义务只停留在被虚化的保障行为这一层面,必然导致辩论原则的非原则化和辩论程序的空洞化。实际上辩论原则的原则性在于从宏观和整体上界定适合于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主体结构,即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中合理地位和作用。辩论原则的实质应当是通过对裁判者的约束来实现这种作用分配。具体表现为作为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应当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程序中出现的事实中提取。否则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辩论程序的价值无法得到实在的体现。由于辩论程序本身在整个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核心和中心的地位,因此,辩论程序的空洞化将感染整个民事诉讼程序,使民事诉讼程序虚无化。辩论原则的空洞化和非原则化还使其与之血肉相连的处分原则也同样丧失了它作为原则而存在的价值。在我国和原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对处分原则的认知虽然都已意识和承认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价值,但这种认识却只停留在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的作用以及诉讼法某项具体权利的支配这个方面。而没有意识和承认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诉讼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否定当事人对诉讼事实的处分权,必将否定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当事人对诉讼事实的处分常常与权利的处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事实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辩论程序中提出的事实,裁判者就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以某种绝对理念来看待所谓真实,反而使其走向该理念本质要求的反面。

由于既存民事理论体系中所贯通的绝对职权主义理念,使其理论体系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不协调,与市场经济环境下民事诉讼的质的规定性相左。这种体系性的不协调不仅表现在民事诉讼理论的原则部分,也突出反映在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板块之中。最典型的是证据理论与现实的不协调和与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背反。在证据理论中,集中体现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中作用的具体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尽管很早就提出了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观点,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举证责任制度建立的体制条件,又受理论体系中绝对职权主义的影响,在理论认知上完全误解了举证责任的真实内涵,传统民事诉讼理论对法院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的合理性的论证,反而使真正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制度无法建立。由于民诉理论的缠足自缚,以致诉讼实践不得不径自走自己的路,在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引下“摸着石头过河”,在民事审判实务中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就是这种大胆改革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证据理论因未能真正承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使传统的证据理论不仅不能指引民事审判改革的进行,反而严重地制约了民事审判改革,民事审判改革的实际需要与民诉理论的脱节和民事审判改革的实效都更加映射出民事诉讼理论的滞后与苍白。在理论界,学者们还在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时,实务界却已经冲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的羁绊,按照现实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去理解和操作。另一方面,由于民事审判改革缺乏理论的指导或清晰、完整的理论指导,改革往往凭审判人员的直感在实践中摸索,就难免使改革不走弯路,逸脱改革的初衷。其实作为民事审判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途径、改革的步骤等等问题都是民事诉讼理论上应当首先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民事诉讼理论界并没有在理论上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没有明确提出这些问题。所谓的理论成了对民事审判改革过程的注释,变形为简单的说明。在我国,由于法学理论普遍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因而一直为实务界所轻视。民事诉讼理论在民事审判改革过程中的反制约和单纯的追随,更加深和强化了这种心理。

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法治化的推进,人们的法意识和法观念也在不断强化、转化和提升。经济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意识以及相应的保护意识的加强是这种变化的最突出表现。这种意识的强化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在经济主体的经济交往中反映出这种倾向,在经济纠纷解决领域也是如此。而且民事争议的大量增加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主体权利和利益意识的加强还不仅在于实体权利和利益方面;在程序方面,利益主体的程序权利和利益意识也在不断加强。在这种意识背景下,程序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也相应被强调,并逐步被认识。然而,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却具有存在轻视程序的内力。其原因在于,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建构就是以批判对立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为前提的,其批判的矛头的主要指向之一就是诉讼程序的“繁琐”和“虚伪”。以意识形态为武器对其他法系诉讼程序的情绪化批判必将导致对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否定。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中的职权主义既是这种批判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程序价值的否定。既然程序的独立价值遭到否定,也就谈不上所谓程序性公正。程序性公正所要求的裁判者的中立性、防止突袭性裁判、给予纠纷主体与裁判者的充分对话、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权、诉讼程序操作的民主化等等,在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都没有真正得到重视和体现。相反,在逐渐被泛化和形而上学化了的哲学观念的影响下,程序性公正被视为实体性公正的“奴隶”和“附庸”。即使在现在,程序性公正的价值仍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识。

三

上述虽然未必全面和详尽地阐明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与我国社会发展实况的滞后和不一致,但已足以说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自身应当改革、调整和重构的现实必要性。即使横向地与其他相近学科加以比较,也不难看出民事诉讼法学的落后和缺乏生气。在同为程序法的领域里,刑事诉讼理论界早已对诉讼结构、诉讼模式、诉讼价值等等刑事诉讼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探讨,而民事诉讼学方面却还没有形成对相应基本问题的集中探讨的研究氛围。要使民事诉讼理论能满足转换时期民事纷争解决现实的需要,真正能够对民事诉讼实践予以指导,必须正视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实现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结构性转换。

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是“苏式”的理论体系,在结构上是以职权主义为理念框架,以国家干预为指导的,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具有“不亲和性”,自然就不能适应逐步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因此,要实现我国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转化,首先就要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民事诉讼规定性的当事人主义理念框架取代职权主义的理念框架,使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转化的具体方法是还原体现当事人主义核质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而不是仅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作为空洞的、没有约束力的只有单纯象征意义的规范。明确只有当事人在辩论程序中主张的事实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当事人不仅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处分权,对诉讼资料也同样具有处分权。在理论上要意识到,就民事权利的本质而言,民事权利的处分只能由民事权利主体来行使,作为解决民事权利争议的民事诉讼程序也必须充分尊重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诉讼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决定,诉讼程序的提起由当事人决定,案件的事实材料和证据材料由当事人决定。只有这三者的完整统一,才构成了当事人处分权的最基本内容。

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确立当事人主义的理念框架才能使有实际意义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和贯彻。而约束性辩论原则的确立使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相关理论板块之间能实现有机的统合,并具有了原则方面的根据。按照约束性辩论原则的基本要求,才能自然地派生出规范的举证责任制度和举证责任理论。“对于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直接必要的事实由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实际上就为当事人设定了一种责任——如果当事人没有主张这一事实,则法院不能以该事实为依据作出判决。其结果就自然是当事人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后果。”10如果没有约束性辩论原则作为基础,实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制度和理论是不可能建立的。正是因为过去我国理论界未正确认识辩论原则的应有的内含,没有认识到裁判者在民事诉讼中应有位置,才导致在一段时期里,理论上存在法院也有举证责任的认识误区。现在尽管在理论上已经廓清了这一错误认识,新民事诉讼法也将过去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的内容(试行第56条第2款)改为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但仍然是不彻底的,这表现在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还保留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样的内容,为法院依职权主动收集和调查证据留下了自由裁量的余地,不仅使约束性辩论原则不能贯彻,并且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审查核实证据的基本作用相冲突,最终使举证责任制度的运行或理论的整合存在障碍和缺陷(在立法中,过多的为职权行使留有自由裁量余地,以便体现法律规定的灵活性的作法,往往给该规范的实际运用造成困难,这是今后立法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在其相应的转化过程中必须注意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内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的统合和各个理论板块与体系总体理念框架的整合。前者如,诉、诉权理论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讼标的理论与当事人适格理论等等理论板块之间的统合与协调。后者指如果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理念框架实行转化,则与此相适应,与原有体系适应的理论也要相应地予以调整,否则将与转化后或转化中的体系理念框架发生冲突,使体系内部发生紊乱无序。如上述所言,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发展逻辑是重塑以当事人主义为基本理念的理论体系,并以约束性辩论原则和真正体现当事人主体地位处分原则为基本指导原则,那么,体系的各个理论板块也应该实行相应的转化和调整。例如,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权理论、程序控制理论、审判监督理论、检察监督理论等等都要进行调整,在原有的这些理论中,职权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如按照现行的审判监督理论,即使当事人没有对已经生效的判决提出再审申请,法院或检察院也可以依职权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这种理论认识显然是以国家干预和传统的绝对理念为指导的,体现了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要求。但无疑与当事人主义的理念要求相悖。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现存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整体构造的不完整。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虽然具有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基本外型框架,但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因转移植于原苏联,并因原苏联根据自己理念对原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裁剪,使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先天具有其不完整性。例如,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虽然有当事人的概念,但却没有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的理论作为其概念的存在基础,在理论上没有解决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当事人适格理论本来就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欠缺当事人适格理论必然使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出现不完整的现象。再如,判决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应的,有关判决制度的理论也是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板块。但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判决理论无疑是一块空白,尽管亦有关于判决的分类、判决效力的论述,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尤其不足的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没有关于判决效力的体系化的理论,又使我国的判决理论严重残缺。例如,由于没有既判力的概念和理论,致使在我国的理论和实务中,无法认识到判决一旦生效,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法院亦不能自行撤消或变更该判决。在我国目前关于判决效力的理论中,仅以判决的排除性、不可争议性和执行性的“三性论”的观点是不足以将既判力理论中的拘束力内容加以包容和取代的。其实在原被移植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既判力理论是判决理论的骨干和核心部分。诚然,既判力理论有人为复杂化的弊端,但对于规范和体系化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来讲,如果抛弃既判力的概念和理论,无疑等于拆掉了桥的一个桥墩一样,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诉权、诉、诉讼标的、起诉、一事不再理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和上诉等等都与既判力理论密切联系,可以说没有既判力概念和理论,上述制度和理论都是残缺不全的。

在论及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这一问题时,应当注意到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构成框架的法系属类。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类型属于比较典型的大陆法系理论体系,明显区别于以经验实证为特征的英美法系,该体系由一系列彼9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此相关成逻辑排列的理论矩阵构成,这种诉讼理论体系经过长时期地理性加工,已经自成一个系统。在移植或借鉴该体系的任何理论时,都必须考虑该理论的体系环境和受移植的环境。同时在整个理论体系的移植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能轻易或随便裁剪作为体系基础构成的理论板块。今后,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对外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借鉴和吸收都应以其理论体系具有同构性的理论为主,借鉴和吸收这样的理论对我国原有的理论体系具有“亲和性”,而不易产生排斥性。大陆法系各国对英美法系制度和理论的吸纳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异斥性就是实证。

作为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却存在轻视程序和程序性公正的倾向,会令人觉得难以理解,但这却是事实。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将实体性公正和程序性公正的关系绝对地视为主从、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与哲学上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范畴挂合。使诉讼程序和程序性公正成了单纯的手段,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往往被否定。但实际上诉讼程序和程序性公正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诉讼程序的种种规定以及这些规定的公正性要求并不仅仅是单纯为了达成实体上的公正。对程序性公正的要求是基于“程序主体权”、“听审请求权”、“司法民主权”“公正程序”等等权利。程序性公正主要体现在不排除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参与、保障当事人对权利和事实的充分陈述、当事人与裁判者的充分对话、不得实施突袭性裁判、裁判者在程序中保持中立性、不得任意支配当事人、裁判所依据的事实从辩论中产生等等。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以及具体制度而言,程序性公正可以说并未予以充分体现。因此,如何在制度构成和运行中加强程序性公正,以及在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上如何贯彻程序性公正的理念,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所面临的新课题。③

注释

：①“范式”(pardigm)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

②国内有少数学者对原苏联的二元诉权论提出了质疑,指出“由于牵强地对诉权作出这种划分(两种意义上诉权的划分),使许多著作的诉权理论体系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集中反映于:诉权定义中所确定的外延与程序意义诉权和实体意义诉权的外延相去甚远。”(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③虽然若干年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已有关于程序公正的议论,但更多的是外国有关学说和观点的介绍,没有与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相联系,更重要的是没有指出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和理论上轻视程序性公正的构造性和制度性原因。例如,没有指出传统民事诉讼体制对实现程序性公正的制约。因此,关于程序性公正的讨论未能进一步深化,也未对民事审判改革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2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2830,33.3文正邦.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467.4潘剑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综述(1993年)j.中外法学,1993,(1).510〔日〕高桥宏志.辩论主义j.法学教室,1990,(9).6〔苏〕克列曼.苏维埃民事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103.79〔苏〕多勃罗沃里斯基.苏维埃民事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200201,43

8顾培东.法学和经济学的探索学版)

③虽然若干年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已有关于程序公正的议论,但更多的是外国有关学说和观点的介绍,没有与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相联系,更重要的是没有指出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和理论上轻视程序性公正的构造性和制度性原因。例如,没有指出传统民事诉讼体制对实现程序性公正的制约。因此,关于程序性公正的讨论未能进一步深化,也未对民事审判改革产生影响。

第三篇：“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心得体会：创新经营体制实现转型发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心得体会：创新经营体制实现转型发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心得体会：创新经营体制实现转型发展近年来，得益于省粮食局的大力支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对粮食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深化粮食行业改革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在着力推动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供给侧改革、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一、提高政治站位，不忘粮食人的初心粮食人的初心，具体就体现在对粮食工作的责任，就是要干好本职工作，有一颗爱粮之心，爱农之心，奉献进取之心，不辱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业者护航的行业使命。

因此，聚焦到我们当前的重点工作，就是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找准定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的丰富内涵，（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总体要求和着力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五个着力的重点任务），确保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取得大落实。

目前，粮食系统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已经全面铺开，市县粮食部门紧紧围绕个问卷思考和谋划工作，重点突出对粮食部门如何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认真思考，年月日，市粮食局组织部分县（市、区）粮食局负责人在什邡市召开了市粮食行业融入乡村振兴研讨会，围绕推动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产业扶贫、促进农民增收的总体要求，参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就粮食行业如何有效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深入研讨，在讨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明晰了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以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的成果推进工作大落实，加快推进粮食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全力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粮食部门、粮食行业、粮食企业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顺利实现转型，在确保粮食安全、保供稳价、应急保障等方面更好发挥宏观调控载体作用，确保区域粮食安全。

二、解放传统思想，树立干事创业信心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明确了我们工作的宗旨和使命，就要积极的解放传统思想，坚决破除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坚持依靠改革激发粮食市场活力，长期以来，粮食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近年来，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对粮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国家粮食局专门部署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大讨论，粮食工作面临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我们一定要趁势而为。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粮食行业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自身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加以解决，将会严重影响行业发展甚至影响企业生存。

例如现在一些粮食流通企业，开放意识不足习惯自我封闭、习惯享受国家政策保护安于现状、习惯于沿袭过往不愿改革创新，面对企业发展后劲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人才队伍匮乏等问题无有效对策，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粮食行业终将再次陷入困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命力在于适应市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营组织体系、企业经济实力、科研能力、转型能力、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而当前我们在各方面均存在弱点。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领会粮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树立战略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增强紧迫感责任感，清醒认识不加快改革实现转型发展就会落后最终被淘汰。

要立即行动，以适应市场竞争为目标、以体制机制为重点深化改革，构建适应国家储备需要、保供稳价和应急保障需要、企业竞争需要的行业体系。

在国有粮食企业中，不乏一些思想积极开放，经营渠道广泛，经济效益显著的企业。

比如罗江国家粮食储备库，广汉国家粮食储备库等企业（表）,它们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延伸产业链条，谋发展,求效益，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发展前景广阔。

第四篇：浅析监狱医院发展

浅析监狱医院发展

众所周知监狱医院作为监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整所监狱的医疗工作，它的发展关乎整个监狱的发展。随着依法治监、构建和谐监狱的不断深入，监狱医院要更新观念、转化思维，不断适应监狱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找准自己的位置，谋求新的发展之路。

监狱医院从原来的几间平房、几名大夫、设备简陋、药品匮乏的时代一路走来，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数十名大夫、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药品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但是随着监狱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监狱医院却遭遇了发展瓶颈，成为监狱发展乐章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存在的问题及现象

一、对罪犯的基本医疗保障标准界定不清

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监狱通常遇到如下罪犯医疗标准问题。

1、疾病的时间范围。罪犯先天性的疾病，或者入狱前患上的疾病，监狱是否有责任给予治疗？监狱是否还要负担罪犯出狱后疾病后续治疗的费用？

2、疾病的种类范围。有些病严重影响人的健康和生活，有些病对罪犯生活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不治也没大碍。哪些种类的疾病是监狱应该为罪犯治疗的？

3、医疗设备、器械和药品的档次和标准。档次不同，费用往往差别很大，罪犯提出过高要求，监狱应该选择什么档次的医疗设备、器械和药品？

4、治疗的限度。有些疾病，如植

物人，继续治疗下去也不会有明显好转，有些疾病，如尿毒症，继续治疗要花费巨额的费用，监狱是否有义务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为罪犯治疗下去？

5、医疗费用的负担。监狱是否承担罪犯医疗的所有费用？罪犯应否承担费用？每个罪犯的医疗费用是否有最高限额？

6、医院的等级与地域范围。监狱应该在什么等级、什么地方的医院为罪犯病人诊治？

7、罪犯及其家属有哪些选择权？是否有选择医院、选择医疗设备和药品的权利？是否可以自己出钱看病、自己购买药品？对于这些罪犯医疗标准，法律法规规章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监狱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标准。监狱法第五十四条只明确了监狱有提供医疗保健的责任，对医疗保健的标准、如何实施等具体问题，没有涉及。司法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对个别严重的传染病（如结核病、艾滋病等）的防治有所规定，而对于罪犯的医疗保健这个一般性的问题，没有系统、详细的规定。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中有“保障罪犯的基本医疗”的规定，但何谓“基本医疗”，没有具体指标的进一步细化，监狱仍然难以把握。由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给具体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有些罪犯提出过高的医疗要求，如要求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治疗、要求使用昂贵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要求换肾、要求监狱负担出狱后继续治疗的费用等，监狱不答应，罪犯或其亲属就要纠缠，告监狱不作为、侵犯人权。有些要求显然不合理，但由于没有一个标准，回绝罪犯及其亲属，监狱不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直气壮的解释。为了化解纠纷，监狱常常是花钱买平安，承担额外的费用。此外，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监狱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武器，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二、监狱医院的整体治疗功能有限

监狱医院是为罪犯提供医疗保障的基本部门，罪犯的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首先由监狱医院提供。然而，监狱医院现状满足不了为罪犯提供医疗保障的需要。

1、经费不足。现在病犯增多，重大疾病增多，监狱医院普遍感到经费紧张。

2、医护人员匮乏。罪犯与医生的比例过低，尤其缺少全科医生。

3、分科不分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监狱医院科室看上去挺全，但大部分医务人员都不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属跨范围执业，为监狱医疗埋下了一枚隐性炸弹。

4、知识更新不够，导致医疗水平下降。医生承受的压力大，风险高，部分单位职称评定不落实，吸引人才无途径，留住人才不容易。

5、犯医犯护问题。由于医疗人才的缺乏，监狱不得不大量使用犯医犯护，但犯医犯护不具有行医资格，使用犯医犯护有一定风险。

6、医疗设备老化。老旧的医疗设备不能与监狱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相适应。

三、犯属维权纠纷增多，监狱医院处于风口浪尖

现在罪犯及其亲属在医疗上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有些人认为只要一进监狱就是监狱的人，罪犯生什么病都得给治疗，有的罪犯或其亲属提出要用贵重药品及营养品、先进设备检查治疗。当过高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有些罪犯的家属就四处上访告状，说监狱侵犯人权。对于有些罪犯，虽然监狱医院尽心尽力，已经提供尽可能好的治疗，但最终没有挽救病人的生命，罪犯家属仍然不依不饶，要求监狱承担“责任”。有些罪犯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为了让监狱承担医疗费

用，家属就是坚决不同意保外就医。有些罪犯已经刑满释放，但要求监狱承担继续治疗的费用，否则就想尽各种方法纠缠、要挟监狱。在处理以上问题时，监狱医院如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做好当前罪犯医疗保障工作的对策

一、要准确把握罪犯医疗保障标准

1、要明确罪犯医疗保障是“基本”医疗保障。各监狱应通过罪犯医疗费、罪犯部分劳务收入、社会捐助、罪犯亲属资助等途径建立罪犯医疗保障基金。不是所有的疾病都保障，国家只能保障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以及多种慢性病进行相应的治疗和管理，加强对结核等甲、乙类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提高治愈率，减少发病率。及时对危急重病人开展抢救，开展狱内疾病的预防和监测，建立医疗应急预案措施，防治医疗突发事件。罪犯自伤自残的医疗费用由罪犯本人承担。

2、对罪犯的医疗用药，应参照自治区基本药品的相关规定执行，罪犯及其家属若要求使用超范围的药品的，由罪犯自行承担或由其抚养、赡养义务人承担。考虑罪犯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在罪犯或其亲属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其在监狱医院或协作医院自费选择药品和检测设备，但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3、每个罪犯的医疗费用应该有一个限额。如果监狱所在市县有标准，监狱参照该标准执行。对于一些严重疾病，国家只能提供一个

合理的费用。超出部分的费用由罪犯自行承担或由抚养、赡养义务人承担。罪犯及其家属要求提高自己的医疗保健标准，超出部分费用自理，该标准应该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不会给监狱内的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罪犯的医疗保障，应该遵从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与当地比照，与监狱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监狱当地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相当，不能低于当地水平，也不应高于当地水平。

4、入狱时就患有的疾病，监狱应该提供医疗，监狱可以要求罪犯自己负担一部分，或罪犯亲属资助一部分。出狱后的医疗费用原则上应该由罪犯自己解决。罪犯工伤治疗费，监狱应该负担。罪犯假释、保外就医、离监探亲等离开监狱监管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罪犯本人承担。

二、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挥监狱医院的作用

首先，要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培养工作责任感和爱岗敬业精神。监狱医务工作者首先是执法者，为罪犯提供医疗是监狱的执法行为，与社会上的医务工作者的角色有所不同。医务工作者要讲政治，清正廉洁，公正执法。要提高法律素养，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办事。

其次，要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的业务素质。要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对医务工作者的培训，增加与其它医疗机构交流的机会，以利于监狱医务工作者更新知识，提高技能。要落实职称评定，提高政治待遇，设立特殊津贴，创造条件吸引医疗专业人才。要积极与人事部门沟通，招聘一批医疗专业人才，要人尽其职，坚决按照国家卫生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开展医疗业务。

再次，关于犯医犯护问题，基于现实情况，监狱医院还是要继续发挥其作用，但是要加强管理。犯医犯护只是协助干警医生做些工作，处方必须由警察医生开。

第四，要充分发挥监狱医院现有医疗设备的作用，罪犯入狱时要按规定对其进行体检，以后还要定期体检，及时发现病情，避免小病发展成大病，按照相关规定引进相关设备，以增强监狱医院的诊疗水平。

三、要大力发展协作医院，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建立协作关系，对于监狱和社会医院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是医疗资源的整合。对于社会医院来说，可以扩大患者来源，提高设备利用率，增加收入，提高医院的社会形象。对监狱来说，在自身医疗人才缺乏、医疗设备落后、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加强与资源优势部门的合作，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可以使社会医院的人才、设备优势为我所用，降低医疗成本，还可以为罪犯提供及时、优质的医疗服务，降低安全风险。因此，要大力发展协作医院，要深化协作关系，签定详细的协作协议，明确协作方式、协作范围、费用支付等内容，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要创新协作方法，拓展协作领域。监狱

医院不能收治的病犯，可以送到到协作医院治疗。可以在协作医院建立特殊病房区，专门用来关押、治疗病犯。协作医院提供场所和必要的安全设施，监狱负责警卫。既可以送病犯到协作医院就诊，也可以请协作医院医生来监狱出诊，形成双向互动。有些疾病，可以在协作医院检查、治疗后，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和治疗方案，在监狱医院继续治疗，以降低外诊费用。既可以让协作医院为病犯提供医疗服务，也可以让协作医院帮助我们对监狱医院的医疗人员进行培训。

四、坚持原则，灵活应对，依法处理犯属维权纠纷

罪犯生病，监狱要以积极的态度给予治疗，要规范治疗行为，落实有关制度，尽量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医务人员对待病犯要热情、关心，认真检查，积极治疗，使病犯感受到监狱对其是重视和关心的。医务人员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医疗操作规范，详细记录病历资料，认真落实病情告知制度，需要告知病犯的事项一定要履行告知义务，不适合告知病犯本人的要告知其家人或亲属，重要的或容易产生纠纷的告知事项，告知后还应让病犯或家属签字。对监狱不能确诊或病情危重的要及时外诊，尽量不让病犯死在狱内。监狱医院还要积极主动地向驻狱检察部门通报情况。

第五篇：浅谈企业转型发展

企业转型发展系列谈

（一）加快向能力转型的工作坐标

董事长、党委书记XXX在院党委十届五次全委会上提出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特征”，包含九项指标：一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高精尖人才团队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创新型中青年领军人才的阵容。二是或规

划期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科技、专业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三是或规划期内获得有效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发明专利的数量和软件著作权的数量。四是或规划期内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国家级“四优”奖的数量和质量。五是或规划期内承揽有影响的国内外重点工程或高科技含量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六是或规划期内企业管理成果获国家级奖励、荣誉的数量和质量。七是企业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八是企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优劣，特别是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指标的贡献度。九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度与诚实度。

（二）做到四个坚持不动摇：

1、坚持三大市场开拓不动摇，提高抵御政策和行业波动风险的能力。要以勘察设计为中心，逐步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实现结构优化调整。在“十二五”期间形成“国铁、城轨市政、海外”三大市场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和“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监理”五大支柱产业齐头并进的价值实现格局。要超前思考，在认真分析市场、分析项目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进行尝试推进业务延伸，战略上要大胆突破，战术上要审慎推进。

2、坚持思想引领，构建学习型企业不动摇。如何将我院打造成国际型工程咨询公司乃至国际型工程公司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全院广大干部职工不断创新，超越自我，持之以恒地实践。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学习型一院建设，以学习力推动核心竞争力提高，以观念更新支撑能力转型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学习型企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不等不靠，不满足、不懈怠，要始终牢记：今天的不进取就是明天的不领先，明天的不领先就是今后的发展受挫。

3、坚持“三技”治企理念不动摇，突破转型中“人才、技术、管理、文化”四大瓶颈。一是人力资源管理要多维化。要围绕人才强企的战略目标，大力营造尊重人才、公开平等、知人善任的院内环境，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把能力建设作为班子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能力全面、员工满意，能够推动我院科学发展的领导干部队伍。二是技术管理要标准化。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勘察、设计、咨询工作流程的标准化管理水平；围绕市场转型，集中力量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三是综合管理要精益化。坚持宏观控制与微观管理一起抓，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控体系，通过管控提高效益，走低成本发展之路。

4、坚持安全至上、质量为本不动摇。必须要加强对勘察设计工作各环节风险管理的研究，进一步建立健全勘察设计质量安全保证长效机制，将勘察设计质量安全意识落实到日常工作常态中，真正达到提高勘察设计水平与完善管理体系的目的。抓好安全质量，关键在落实，重点在项目，根本在管理。要把管理的重点进一步转移到抓现场、抓项目、抓管理、抓落实上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筑牢基石。

（三）把握好三种关系：

如何破解我们发展中的难题，保持企业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思路只有一个，事实上这个答案早已给出，这就是“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能力转型，向建设国际型工程咨询公司的目标努力攀登”。

一、把握好三种关系

1、把握好机遇与风险的关系。要认清全院目前面临的形势，主动适应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不为传统模式和地域思维所限，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2、把握好责任与质量的关系。一是要重视源头管理。加强科学设计，一丝不苟，每个环节、每道技术都不应该出问题，也不允许出问题；二是重视过程管理。在整个研发和制造过程中始终把安全和质量摆在第一位；三是要重视人的管理。安全和质量离不开人。产品如人品，什么样的人品就有什么样的产品，而人品中最关键的是高度负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四是要重视服务管理。服务要跟上，发现问题，立即改正。全院广大干部职工必须树立高度的责任心，认真落实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建设程序、建设标准，保证勘察设计的深度和质量达到要求，要将责任心贯穿于勘察设计工作的全过程，坚持将勘察设计质量安全意识落实到日常工作常态中，确保我们勘察设计的每个项目都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牢固树立质效双优的铁一院品牌。

3、把握好传统优势区域和新开发区域的关系。要打破传统区域与优势区域观念。我们的管理者、各级行政领导包括技术领导都要更好地去适应市场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提高服务意识，将观念的转变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样才能稳固传统优势区域市场，抢占新的市场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