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党的建设工作成果回顾材料[5篇范文]

第一篇：新中国党的建设工作成果回顾材料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不寻常的30年，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辉煌，党的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值得大书特书。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党的建设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这30年的历史，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基于以上考虑，我今天专门讲讲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30年党的建设时间跨度长，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是一篇很大的文章。这里，我只是从有限的几个角度谈谈自己的一些初步认识和思考，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

一、30年党的建设的历史背景和伟大进程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党的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总结这30年党的建设，必须与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和伟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必须把党的建设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考察、去把握。

(一)这30年党的建设，是在世界形势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大变化大调整，这种变化和调整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最显著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终结，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种种新情况，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科技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所有这些，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实践和科技的发展相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竞争浪潮，这个浪潮涉及国家之广泛、涉及领域之全面、持续时间之长久，都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意义。如此深刻、如此巨大的变化，给我们党和党的建设带来许多新机遇，有利于我们科学、全面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紧跟时代进步潮流，有利于广大党员和干部开阔视野、树立世界眼光，焕发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改革创新精神，同时也给我们党提出不少新挑战新考验。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又好又快地发展自己，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重大课题，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对我们党的领导素质、执政能力特别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这30年党的建设，是在我国经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的国内环境中进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世界发生大变化大调整的时期，也是中国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3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到内陆，从东部到中西部，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势不可当、蓬勃向前。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巨大解放，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感召力。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发展，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且带来了党的建设的新进步，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同时必须看到，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给党注入巨大活力，也使党在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考验。如何在深化改革中结合新的实际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效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对党的肌体的侵蚀，坚定广大党员、干部正确的理想信念；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适应新要求、学习新知识、锻炼新本领，既防止外来的错误和腐朽没落思想文化的渗透，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又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

第二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回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回顾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把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准备长期艰苦奋斗”等主要内容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如何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共同富裕 政策思想 探析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观与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相结合的认识成果，是关于中国人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性主张，是解决共同富裕道路上实际问题的政策依据，深刻地影响着党的共同富裕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带领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观分析并根据我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诉求，提出了一系列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

在农村，提出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政策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把广大农民引领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党提出了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从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与当时中国农村农民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成果。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对当时中国的农民进行科学理性的认知。在马克思看来，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私有性以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处在一种分散的彼此孤立的就像一袋马铃薯那样的小生产状态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得他们安于其中。因而他们不可能自发地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只会自发地朝着个体富裕的方向发展，导致农村社会发生贫富阶层的分化。因此，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就应该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①农民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环节，就是先进性农业合作化，让他们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这样才能从小农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方法，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农民的情况，他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的根基是农民一直陷于贫穷困苦的原因，即传统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要摆脱这种个体生产分散的情况，就要实现集体化，就要走合作化。②在中国农村组织农民办生产合作社的可行性如何呢？党中央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一些地方把农民组织起来试办合作社以后实现了粮食增产的情况，毛泽东认为互助合作“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地上数以千万的农民，在生产条件极度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还要面对和克服各种自然灾害，只有通过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利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强大优越性，才能消除两极分化，才能让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的共同富裕起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其次，对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的实际进行了反复的民主讨论，确认了基本的政策问题。从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对中国农民的分析看，在中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之后，就可以通过实行合作化让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经济过渡到能够走向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并没有马上去这样开展工作，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以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行农业合作化需要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即得到工业化的支持。而在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这就使得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难以获得工业技术的支持而依然处在小生产的生活状态中。于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就在自然的逻辑中得以生长。

历史的事实也表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曾经的农业互助组没有活力，组织涣散，缺乏积极性的现象不断出现;农村又开始出现土地买卖，雇工经营，高利贷等现象。这样一来代表农民之间层次差异的中农、富农又重新出现。对此，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向华北局汇报时，建议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即扶植和增强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经济的基础。这一建议在党内展开了反复的争论。

在经过反复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党确认了基本的政策问题，即在没有完全获得工业化的物质技术支持下，中国农民能否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而走上集体经济建设的共同富裕之路。对这一问题，党的基本认识是：我国的农业生产，可以不照搬苏联的做法，先不搞农业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③于是在195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④这里“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实现合作化。

最后，在带领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一是党认为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中国农民，是经过革命实践锻炼的，他们可以通过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克服自身的小农意识，并形成共同富裕的思想观念。

二是党认为中国的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是可以预期的。毛泽东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农民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⑤

三是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农业在没有完全获得工业支持的条件下，中国的农民也可以发展起来，他们可以通过采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在城市，提出了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策思想

在解决如何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问题的同时，为了使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状态中解放出来也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党提出了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策思想。从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当时中国城市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成果。

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人民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早就揭示的。根据这一点，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立即采取没收官僚资本转归国有，并在以前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公营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使国家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这样一来，就为下一步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国内环境，为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改观，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不断增强，这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控制住国民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以后，国家能够稳定国内经济局势，社会主义制度稳步确立，为人民群众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物质财富建设方面提供了坚实保障。

其次，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构想，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在马克思最初设计的宏伟蓝图里是国家实现对社会一切生产资料的占有，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矿山资源，铁路交通，生产机器等的直接占有，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⑦这样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1953年底，党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形势要求和初步具备的基本条件，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建立，它的建立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者普遍以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没有了私有制的束缚，劳动人民劳动热情高涨，劳动者共同享有社会生产资料，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使得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征。让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改变以往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剥削和压迫现状，引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乃至将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要求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才算是从根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这样才能带领城市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在何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提出了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政策思想

在解决农村和城镇两个领域如何带领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这一基本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又都面临着需要获得工业化支持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是一定要等待有了工业化支持的条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对此，党提出了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政策思想，从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

依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逻辑要求，党的一个基本认识是，鉴于我国的现代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需要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工业化建设，等到有了工业化提供的物质技术支持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经济建设发展形势，使得党必须重新思考何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1952年9月，党中央书记处在讨论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时，毛泽东根据国内形势认为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用10到15年的时间，还指出要立刻开始，从现在开始，不等待地进行过渡。这一思想里已经包含有社会革命与工业化建设并举的政策思想萌芽了。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带领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开展社会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进行技术革命，实现国家工业化。到1954年6月，第一次全国农村会议时毛泽东指出：农民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农村分散私有性质的小农经济、落后的农业技术之间的矛盾已经凸显，农业生产遇到的困难更多了。要解决这些矛盾，一个是进行社会革命，实现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的个人私有变为集体所有;一个是进行技术革命，农业生产中，逐步推行机械化。⑨实行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技术革命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地解放生产力。两种革命同时并举的政策思想，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在这样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才会不断改观，党带领人民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上，提出了需要长期艰苦奋斗的政策思想。

党在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根据国情实际清醒的认识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有保障的途径，并不意味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能很快的达到。于是，党提出了需要长期艰苦奋斗的政策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极其落后，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任务极其艰巨，要在经济文化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并非是短时期就能够达到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水平要想实现一个大的提高，需要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也非一日之功。这一过程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违背发展规律。很快实现，那是吹牛皮。⑩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艰苦奋斗，需要不懈努力，不是一蹴而就的。

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党的共同富裕政策逻辑演进。新农村建设的举措吸收了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政策思想的精华;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政策思想在当前表现为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时刻提醒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政策思想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艰苦奋斗的政策思想也是我们党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理念。

（作者分别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调研课题“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观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KL-2013-34）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页。

③《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2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496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页，第221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97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78页。

责编/张晓

第三篇：回顾党史,不忘党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回顾党史，不忘党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一个世纪一百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我从懂事时就开始唱，在今天党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再唱这首歌，回顾党走过的路，使我更加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蓬勃发展的新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翻开中国近代史，几多沧桑，几多磨难，几多屈辱，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使近代中国走向黑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使新中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九十年的艰苦奋斗，九十年的追求与探索。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走向富强，人民更加幸福。

九十年，中国共产党重新创造了中国的辉煌，从宇宙飞船到载人航天。

九十年，中国人民看到了更加灿烂的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信明天会更好。

九十年，是一幅雄伟壮观、绚丽多彩的画卷。

回顾我们党九十年的光辉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根本1 原因就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

九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广大共产党员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推进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又好又快发展，建立和谐家园的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

九十年来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将共产主义信念的火种撒向大地，把理想的火炬照彻强国之路，万里河山因此而挺拔俊秀，雄浑壮丽；历史的长河因此而波澜壮阔，在我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共产党员感人的故事。他们用平凡的人生，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无怨无悔地奋勇向前。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篇章。

九十年来为铺就强国之路，几代中华儿女披荆斩棘，奋发进取，用实践的巨笔描绘出一幅幅崭新的画卷。有无数的共产党人扎根边疆贫困地区几十年，为边疆各族群众排忧解难，真情奉献，为促进民族团结，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出了突出贡献；有为了国有企业的振兴和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技术革新，刻苦钻研，取得了显著成绩；有扎根贫困乡村，艰苦创业，坚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有怀着爱党报国的崇高情怀，投身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不断开拓创新，建功立业；有为大家舍小家，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奉献青春，屡经生死考验而忠心不改，他们都是优秀共产党人，激励着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进取。

九十年来有无数的共产党人自觉把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同坚决执行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起来，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足于我2 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完成党的任务而努力着。

当我们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就懂得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忠诚敬业，无愧共产党员在这个光荣称号。完成党的使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无比热爱，把人生的坐标构建在为党建功立业，为人民真诚奉献的基石上，以一流的业绩和崇高的品格，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由衷敬佩，为党的旗帜增添光彩。

在建党九十年之际作为一名老党员，回顾党史更要时刻牢记入党誓词，把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行动，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尺，在平凡的岗位履行着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庄重承诺。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抓紧现代科技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和民主法制知识等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爱岗敬业，争先创优，以庄严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奋发进取，争创一流业绩。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立党为公、清正廉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强国之路在探索的脚步声中不断延伸，富强的梦想一天天实现。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九十年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我们要以时代为己任，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要把实现自身的人生追求同党的事业、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九十年的奋斗,九十年的求索,九十年的沧桑,九十年的巨变,鲜红的党旗始终飘扬在我们奋斗的前方.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建设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才能克服种种困难，我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指引下，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到本世纪中，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华民族必能昂立于世界民族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2011年6月17日

第四篇：建设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当这首歌的歌声激荡在祖国的蓝天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神采飞扬，虽然我不曾专门学过，但我却会唱，因为我的心声与歌声产生了共鸣，更因为我也是龙的传人。

每当东方放出了鱼肚色，大地刚刚醒来之时，一队队少先队员，一排排青少年聚集在五星红旗下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随着那激越的歌声，我仿佛看到祖国儿女沸腾的热血，那跳动着的火红的心房。中国红是祖国的庄严与尊贵，我爱祖国，我爱祖国这鲜艳而又庄严的红色。每当红日冉冉升起，在那红色笼罩下的绿色大地——墨绿的大山，青绿的草原，碧绿的湖泊小溪，绿的是那样浓郁，那样秀丽，站在这充满生命力的绿色大地上，心中有一种汹涌的力量在冲击着我的心田，催我奋发向上，去努力，去创造，去开拓。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这浓郁而又秀丽的绿色。

晴空万里，当天空一片蔚蓝时，祖国向每一个中华儿女伸出自己的臂膀，敞开博大的胸怀，让她的儿女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干。“巡天遥看一千何”，英雄儿女杨利伟第一个登上太空，实现了千年飞天的梦想。“天宫”在太空巡游，“嫦娥”与广寒宫接吻。在人们欢呼之际，我的心中又迸发出那同一个声音：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这深沉而又神秘的蓝色。

然而，并不是每天的天空都是一片碧蓝，它有雪花纷飞，也有阴雨蒙蒙。当天空降下了铅灰色的帷幕，祖国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孩子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历史上的劫难，也不要忘记我们因发展而埋下的祸根，更不要忘记祖国虽然已初步摆脱了极贫极弱，但那些所谓的“民主战士”正虎视眈眈伺机造乱。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给予我们警策的灰色。

孩提时代，我只知道尽情地游戏，尽情地欢笑，尽情地依偎，随着跨入初中的那一天开始，通过学习《语文》、《思想品德》、《历史》------，我不由得不陷入深思，一种新的感情在心中悄悄生长，妈妈给了我生命，是为了让我分享前辈们创造的红日、蓝天、绿地，还是要我们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满足时停滞不前的表现，而奋斗是自己终生努力的方向。今天的我们学知识长本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今天我们明事理长见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坚强战士鲁迅的“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从我做起，振兴中华”建设新中国创造新辉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祖国人民对我们充满了期盼，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任重道远，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向祖国庄严宣誓：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一天并不遥远！

第五篇：新中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

新中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

迎宾礼仪是展示我国形象的第一窗口，是我国礼宾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来到外交部礼宾司，几十年间国宾接待、迎来送往是经常性的工作。回首迎宾往事，迎宾礼仪从大操大办，到今日科学规划，秩序井然，从容自如，反映了新中国礼宾工作不断改革完善，尽现大国风度，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诞生、前进、崛起的步伐。

我国迎宾礼仪大体上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当时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大规模、高规格

“大规模”指迎接国宾时动员大规模群众夹道欢迎，组织数万人民群众参加欢迎大会；“高规格”则是说我国出面欢迎的领导人级别高、人数多。大操大办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新中国创建之初，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时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亚非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中国对外交往范围有限，经验不足，在接待贵宾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认为高规格、大规模是对国际友人真诚友好的表现。

1952年，新中国成立三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领导人决定访华，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国宾。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泽登巴尔的随行人员共四人，即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恩?拉姆苏伦、外交部总秘书长普尔布扎勒、东方司副司长都勒布尔金、泽登巴尔的秘书乌勒吉巴雅尔。另两位成员――教育部长巴?锡林迪布、驻华大使博?贾尔卡赛汗已先期在京。

虽然全团共7人，而中方到机场迎接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就有18人。他们是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

1954年10月尼赫鲁抵达北京时，从机场到迎宾馆有50余万人民群众欢迎，万人空巷。

大规模、高规格接待国宾，在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达到高潮。1956年国庆前夕，中方派专机把苏加诺从蒙古乌兰巴托接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和礼宾司司长出国前往迎接。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机场组织群众1万多人欢迎。毛主席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下榻勤政殿），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总统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均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海夹道欢迎的群众多达50万人。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自南苑机场乘坐敞篷汽车到中南海（下榻勤政殿），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数十万（有的说百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接待部门准备了中苏国旗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队伍。访问上海时，除了22万人夹道欢迎，还在文化广场组织20万人欢迎大会。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访，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四位领导人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领导人来访，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中国大规模热烈的群众场面，高规格、高礼遇以及周到细致的接待，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中国争取朋友、扩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干扰与改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迎送国宾礼仪，总是本着礼多人不怪的想法，投入了过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这种大操大办的做法，造成了浪费，滋生了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因而引起中央注意。遵照毛泽东指示，在周恩来指导下，自“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1965年起，外交部对迎宾礼仪进行了一些改进，如不再为国宾来访安排群众欢迎大会；群众夹道欢迎规模适当压缩；取消机场讲话，为节约领导人和国宾时间，仪仗队停止进行分列式表演（1985年8月恢复），外宾参观时不再组织群众迎送等。不过，这种礼宾改进势头，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一些正常迎宾规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货色”予以取消，例如国际上广为流行、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鸣放礼炮欢迎礼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即被迫停止（中国1961年起开始为来访国宾鸣放礼炮，至1966年废除，又于1983年3月恢复）。同时，又号召“立四新”，到处悬挂毛主席像，把《毛主席语录》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外宾，要求对外场所都要呈现“文化大革命”新气象和革命风貌。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1966年9月29日外交部曾规定，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穿旗袍、不穿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纯装饰用的手提包等。”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应邀来访。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位外国元首来访。为了表现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支持世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接待国宾的礼仪活动，凸显了浓厚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应赞方要求，我方派出专机，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达总统一行，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机组人员除了做必要服务外，还在专机上为客人表演歌颂毛主席的文艺节目，向赞方客人赠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更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机场欢迎仪式，安排红卫兵向客人献花，同时也献上《毛主席语录》，并当场背诵语录。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但却取消了常见的鸣放礼炮礼仪。卡翁达总统检阅的是陆、海、空军以及民兵、红卫兵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与3000名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见面，数十万群众从东单到钓鱼台国宾馆街道两旁夹道欢迎。欢迎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毛主席画像（一向是悬挂两国国旗处），而把中赞两国国旗挂到主席台对面。赞比亚贵宾对中国十分友好，未在意中方那些非常规“礼仪”安排。

对“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多数人在思想上还是有抵触的。1972年12月，外交部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时刻，采取果断措施遏制外交系统的混乱，对礼宾工作较早摆脱极左干扰起到重要作用。

外事会议检讨了当时礼宾接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大国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弄虚作假以及礼仪繁琐、铺张浪费等现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议就改进礼宾接待工作制定了文件，并于当月被中央批准。文件指出，鉴于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必须进行改革和简化。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冬季来访，减少机场迎宾群众数量至3000-4000名（原5000-10000名，），在天安门前夹道人数减至4万5万（原10万）。冬季，除天安门广场外，不再组织夹道欢迎。当年12月9日，加纳总理来访，周恩来总理向加纳驻华大使解释说：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冬季来访，我国决定取消群众夹道欢迎。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来自南方的外宾受不了……第三不坐敞篷车……第四中国领导人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

次年，即1973年中国接待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共8起，其中冬季的2起，未组织夹道欢迎，而1974年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5起，均未组织夹道欢迎。1975年，有点特殊，朝鲜金日成主席来访，仍组织过群众夹道欢迎。甚至到了1986年10月，英国女王来访，也曾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不过，总体来说，自1979年起，我国已基本停止群众夹道欢迎的做法。

改革开放时期：迎宾改革，逐步完善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我国外交事业空前发展，为适应新形势，迎宾礼仪改革势在必行。总的方针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体现中华民族崇礼好客，注意同国际礼宾接轨。

主要改革措施：

1.停止提供专机。提供专机的做法，国际上比较少见，不但花费多（70年代，我国去非洲一架专机，至少要花费60万-70万元外汇人民币），而且我方还需承担专机安全责任。当时我国能提供的专机多为苏联产的中小型客机。起初，我国从政治上考虑较多，觉得亚非国家友好，都是穷朋友，要求我国派专机，不好拒绝。可是，进入70年代，国际民航航线四通八达，大型客机可通向世界任何角落，完全没必要再使用中国尚较落后的小型客机。1978年12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停止提供专机。

2.控制国宾访华起数，并对在华食宿交通免费招待人数和天数做了限定。鉴于国宾和其他重要外宾访华数量迅速增加（如1979年37起；1984年63起；1985年70起），每团的人数动辄超过百人，如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团181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团1 34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团130人等，自1980年起，中国曾数次限制外宾来华起数、人数。自1999年2月起，按外交部规定，每年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不超过10起，政府首脑的正式访问不超过6起。1999年7月1日，中国规定，在对等基础上招待外国贵宾5天，外国元首级限18人，政府首脑级12人，超出者自费。

3.压缩仪式规模，减少出席人数。欢迎仪式是双边活动，中国只邀请来访国贵宾的随行人员及其驻华使馆参加，自1978年10月1日起，停止邀请来宾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驻华使节参加仪式。外宾抵离，中方有关部、司级官员迎送，离京时，不再举行仪式，改由中方领导人前往宾馆话别（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话别”安排，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停止）。另外自1989年1月起，不再安排少年儿童和青年队伍参加欢迎仪式（2013年恢复安排803少年参加）。

4.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是共和国的心脏，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天气不好或冬天在大会堂内北大厅）举行欢迎仪式，突显了举国欢迎的政治含义，不仅官方重视，民众也会热情欢迎。因为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游览时，肯定会被壮观仪式场面所吸引，当听到庄严国歌和隆隆礼炮时，往往会驻足、观看、鼓掌。广大民众的热情，一定会给贵宾留下更美好印象。这项改革的实际意义还在于，欢迎仪式地点改变，避免了机场（车站）往返兴师动众折腾，节约了中国领导同志和有关迎送人员时间和大量人力、物力。这一改革不仅受到外宾的欢迎，也受到广大民众支持，有人写信称赞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后，我国领导人欢迎外国国宾仪式地点改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项改革于1980年9月实行。

欢迎仪式之后，通常是进入人民大会堂进行政治会谈、签约、宴会。这样，国宾访问的几项主要活动一气呵成，时间、地点紧凑、自然，避免了出出进进、来来去去，节约宝贵时间和精力。

5.恢复鸣放礼炮。自1984年2月起，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的为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鸣放礼炮礼仪。礼炮分别为21响、19响，与国际上接轨。

6.设陪同团长。外国贵宾应中国领导人邀请来访，中国主席或总理不可能全程陪同，自1983年7月起，中国设置陪同团长，全程陪同国宾访问活动。陪同团长由国务院部委正、副部级负责人担任。多年来，这一做法为确保国宾访问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可是，由于陪同团长的级别，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引起一些国家使节抱怨。还有，由于各部委负责人负担重，难以应约作陪同团长，因而从1998年4月起，停止了派陪同团长的做法。此后，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抵离北京，一般由外交部领导、驻来访国大使、外交部有关司负责人迎送。

新世纪：改革继续深化

进入新世纪，中国对外交往更加频繁，来访贵宾有增无减，更显著的特点是，在中国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更多了。遵照中央“国宾来访礼仪安排要更隆重、更热烈、更多彩”的指示精神，外交部礼宾部门坚持继续深化改革，对迎宾礼仪进行了全面、科学规划，该精简的精简（如鉴于机场、宾馆两次献花，从2003年起，欢迎仪式不再安排献花），该恢复的恢复，但增加和创新的项目更令人瞩目。总之，现在的迎宾礼仪比过去更为丰富、更实用、更体现中国重礼好客的传统。

1.礼兵。增设礼兵在机场列队迎接国宾；国宾抵离钓鱼台国宾馆，东门口两侧礼兵行持枪致敬礼；国宾乘专机赴外地访问，在机场也铺红地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2013年，迎宾仪式又有新变化：国宾到达仪式现场时，我国安排3名号手吹奏起迎宾曲；曾取消数年的少年儿童队伍，在欢迎仪式上又出现了。少年儿童载歌载舞，无疑会加强仪式的欢快气氛。

2.摩托车护卫礼仪。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我国首次实行摩托车护卫。当时安排4辆摩托车，分别处于主车两侧四角。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增至9辆摩托车，呈“人”字状，在主车前及两侧排列。后来，人们看到常常有11辆出现，系因有两辆为备用车。国宾摩托车队护卫，在中国曾两度实行、两次停止。第一阶段，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因“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而停止。第二阶段，1981年9月至2004年1月，当时是为了减轻城市交通压力，停止实行。现在，对于摩托车护卫，出现了两种声音：一坚持取消。且不说会增加市内交通压力，就其摩托车队本身，不仅起不到护卫作用，而且更不安全，特别是冬天路滑，极易出事故；二要求恢复。理由是礼仪需要。至于道路拥挤问题，可科学规划，如只选择重大礼仪场合、只在长安街护卫；如冬天路滑，可不护卫等。难题是可以破解的。

3.仪仗队。迎宾仪式上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员，清一色的男性士兵。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可以有女性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4.政府代表、礼仪大使。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国际会议，是新世纪多边外交的亮点。在中国举行国际会议，迎来送往具体事务，现在由中国政府代表和礼仪大使完成。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派出11位资深外交官担任礼仪大使。每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乘坐的专机或航班抵达后，相应的礼仪大使和该国驻华大使将登机迎接，而由中国国务院各部委部长担任的中国政府代表和先期抵达的中国驻该国大使也在机场迎接。迎接仪式在首都机场新专机楼举行：现场挂欢迎横幅、铺红地毯、挂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检阅仪仗队。峰会期间，中国国务院部委18位部长或主任，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为参会的非洲各国领导人举行了42场迎接仪式和送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国务院22个部委的56位负责人作为政府代表，前往首都机场迎送313批国际贵宾。

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举行，6个成员国元首、3个观察员国元首以及阿富汗、印度、独联体、东盟领导人出席，中国由前驻俄罗斯大使和上海市政府一位领导负责迎送，并安排献花、铺红地毯。

早在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部长会议在北京举办，中国政府首次设置迎送贵宾的礼仪大使。第二年11月，在上海举办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派出3位礼仪大使，代表国家迎送与会各国领导人。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接待98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117位议长、副元首、副首脑及外长以上代表团。所有这些重大多边外交迎送活动中，礼仪大使们的出色表现，得到中外人士一致认可和好评。因为世博会时间较长，礼仪大使也是轮流开展接待工作，并不需要长驻上海。

礼宾工作永恒的主题是，追求完美，不断创新，不断规范，不断完善。

（编辑 黄艳）

（作者是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