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黑车的买卖合同是否拥有法律效力
北京合同律师尹泽海律师介绍：
2013年9月，陈某林以租赁汽车为名，将王某某个人所有的一辆宝马轿车骗走。2013年11月，陈某林将该车卖于被告斤 某某并签订《旧机动车交易协议》一份。2014年4月，原告在安阳市二手车交易市场从被告斤 某某手中购买该车，双方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将车以195200元价格卖于原告，过户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协助办理过户。双方当场办理了车款交接。2013年12月，县公安局民警以及车主王某某告知原告车是陈某林涉嫌诈骗案车辆，让原告好好保管，不准转卖，但原告2013年12月又将该车以200000元价格卖于苏某。该车未办理过户，行车证所有人仍登记为王某某。2014年9月，县公安局将车扣押。该案刑事判决生效后，县公安局2014年12月将该车发还车主王某某。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被告返还原告车价款195200元。
北京合同律师尹泽海律师介绍本案的法律适用及处理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认为：买卖赃车的合同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故原告可依据无效合同的规定要求赔偿损失。第二种意见认为，一方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物系赃车并不知情，双方已按协议履行，该合同应为有效；但具备合同解除条件，原告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
那么到底是哪种是对的呢？北京合同纠纷律师尹泽海律师依据《合同法》给出了这样的解答：原、被告双方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基于平等自愿原则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对买卖车辆系诈骗机动车的事实不知情，该合同是双方基于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交易行为的构成要件，原告是在支付被告合理对价后取得该车，双方均已按协议内容履行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原、被告双方2013年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但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被告对出卖车辆应保证其不存在权利瑕疵。现诉争车辆被汤阴县公安局扣押并退还车主，《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告因被告出卖的车辆存在权利瑕疵不能取得该车，造成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本院应予准许。《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95200元购车款损失应予支持。被告支付该款后，其损失可另向陈某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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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婚姻保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我国婚姻家庭中夫权地位强势，女方相对处于劣势。夫妻在家庭中分工不同，妇女在心理上对待婚姻有着较脆弱一面，在处理婚姻问题时愿意求得保证，多数婚姻保证书的签署多是由女方主动。由此，就不得不谈到婚姻保证书效力问题。
一般而言，一些当事人由于对未来婚姻不确定性的担忧，往往会在办理法定的婚姻手续之前签署婚姻保证书，以此来增加婚姻的稳定系数，这时的婚姻保证书无意义，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效力，其中以约定的夫妻忠贞条款居多。
在婚后的生活中，夫妻难免会产生矛盾，在出现危机时，当事人双方往往首选的解决途径当属私下协商，以达成婚姻保证效果。而重归于好的情况屡见不鲜。此时的婚姻保证书中会就夫妻相互之间的忠贞、家庭责任、孩子问题及惩罚措施进行约定。这类婚姻保证书的效力需要酌情而定。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权属进行约定。由此看来，当事人一方在婚姻保证书中约定有“净身出户”的条款也并非全都为法律所禁止。若签署此类保证书时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夫妻双方对其所属财产的约定，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是否有效力针对这类保证条款，法律的态度很明确，此类约定概属无效。因为涉及到子女的探望权及子女与离异父母的关系属身份关系，当事人不能约定予以排除相关当事人的权利。
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当事人认为非得要找公家评理，例如，向法院起诉。在法官的见证下，一方当事人书写的保证书会抚平对方的心理伤痕，也会促使对方反思自己的行为，其便以不伤和气的方式化解了婚姻危机。此种情形下的婚姻保证书多是一方给对方一次改过机会的书面见证，法官往往也会积极地调解促成当事人和好，此种方式当事人一般也乐于接受，在法官的见证下，其法律效力当然也有所保证。
婚姻关系的稳定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序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婚姻保证书对于维护家庭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般而言，婚姻保证书效力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是具备的。婚姻保证书能够妥善化解婚姻家庭矛盾，抚慰社会的创伤。
第三篇：仲裁调解书是否有法律效力
仲裁调解书是否有法律效力
我大学毕业后,与一家中外合资制药公司签订了5年的劳动合同。开始,领导看到我有工作的能力,且没有家庭负担,总给我安排大量的工作任务,使得我虽然努力工作但很难在八小时内完成。为此,我那时常常加班。后来时间长了,我不愿意忍受这种超负荷的工作量,要求领导减轻一些工作任务,可领导说:“工作任务不能减少,干不完就加班吧。”“前一段加班我就加烦了,我现在正式跟您讲,从今以后,我每天只干八小时,不再加班。”
没想到,领导不但不给我减工作量,反而又增加了一些。我也没有示弱,每天不管有多少活,我只保证在八小时内认真干,到了下班时间绝不加班,这一态度使得公司领导对我相当不满。最后,公司以我不服从领导,拒绝加班为由,对我做出辞退的决定。我当然不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后来在仲裁员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公司意识到不能强迫职工加班,更无权以职工拒绝加班为理由辞退员工。但我想如果再回到公司工作,领导会给我“穿小鞋”,所以我们后来达成这样的调解协议:第一,公司撤销对我的辞退决定;第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第三,公司向我支付经济补偿金3000元。仲裁委员会根据调解协议,制作了调解书,分别给了我们双方。
半个月后,我发现工作非常难找,我想干脆回去干一段时间,等有了合适的工作再走不迟。不知仲裁调解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可以撤销仲裁调解,重新恢复我与公司的劳动关系?读者
读者朋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规定: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调解书自送达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仲裁委员会制作的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且一经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另外,《条例》中还有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对发生效力的调解书和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就是说,生效后的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
因此,当你收到调解书后,你已经不能后悔了。所以在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争议期间,你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行事,否则就会造成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左详琪
第四篇：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推荐）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要点提示】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应该区别对待，单纯性的“忠诚协议”的约定或承诺，例如“损失费”、“赔偿款”、“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的约定或承诺属于违约责任，应确认其有效；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如“不得离婚、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典型案例】
关于夫妻忠诚协议，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上海市闽行区人民法院的一个判例。原告曾某（男方）离婚后通过征婚，与也曾离异的贾某（女方）相识。经过短暂的接触，几个月后双方登记结婚。由于两人均系再婚，为慎重起见，2000年6月，夫妻俩经过“友好协商”，签署了一份“忠诚协议书”。协议约定，夫妻婚后应互敬互爱，对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观和责任感。协议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违约责任”：若一方在婚期内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出现背叛另一方不道德的行为（婚外情），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协议签订后，在婚姻存续期间，贾某发现曾某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2002年5月，曾某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与此同时，贾某以曾某违反“夫妻忠诚协议”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法院判令曾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依据双方达成的忠诚协议，判决曾某支付对方“违约金”30万元。后曾某不服上诉，二审中经法官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曾某向贾某支付25万元，双方握手言和。此判决一出，实际是认可了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立即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轩然大波，由此也引发了夫妻忠诚协议到底是否有效的争论。在此情形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选登
（二）》，就忠诚协议方面问题作出了回答：《婚姻法》第4条所规定的忠诚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如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一解答，实际上又否认了忠诚协议的效力。
【各方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协议有效。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并不违法，夫妻忠诚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条款，法院应当予以认可；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种意见认为协议无效。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以爱情为基础，不能通过协议设定，夫妻间应相互忠诚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责任；《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而非“必须”，“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
【律师观点】
律师查阅了大量法院判例，并与多位法学专家研讨，认为当前法律界对待夫妻忠诚协议效力上，主流观点还是趋向于有效说，但应该注意其约定而区别对待。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应该区别对待，单纯性的“忠诚协议”的约定或承诺，例如“损失费”、“赔偿款”、“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的约定或承诺属于违约责任，应确认其有效；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如“不得离婚、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一）、民法理论而言，“忠诚协议”属于私法范畴，奉行意思自治原则。夫妻双方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签署了忠诚协议，意在实现关于婚姻的某种意思自治。但这种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无边界的自由，要受到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约束，也即其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如果上述条件全部满足，则该行为应被评价为民事法律行为，并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那么在“忠诚协议”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时，该行为应当是对夫妻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
（二）、认定夫妻忠诚协议，合于夫妻忠诚义务之立法本意。我国《婚姻法》第4条
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里的“忠实”和“尊重”广义上包含互相信任和忠诚，不得欺骗、侮辱、歧视、遗弃配偶他方和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而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狭义上则主要是指在夫妻共同生活中应当保持性生活的专一性，不得从事婚外性行为，包括与他人通奸和同居等行为。“忠诚协议”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其约束的对象就是夫妻之间的身体忠诚，保护这种身体忠诚，有利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所以说“忠诚协议”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的出发点是相一致的。
（三）、并不是所有的夫妻忠诚协议都是有效的，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
1、受胁迫、欺骗情况下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无效。
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这里的胁迫应该是指比较严重的情形。
2、“不得离婚、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否主张离婚，只能是单方权利。夫妻之间“不得离婚”、“必须离婚”等约定，因违反婚姻自由的法律原则是无效的。同时，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夫妻双方事先通过忠诚协议约定或承诺“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可能损害到子女的合法权益，并以此排除或者否定了司法监督权和裁判权，该约定显然无效。
综上所述，就具体个案来说，笔者倾向于应当认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这是因为，认定利大于弊，且具明显的意义优势。同时，律师忠告那些准备付诸协议的夫妻，一定要慎重对待，不仅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不能不切实际约定过高的数额，如果显失公正，法官也不会支持。
【参考文献】
[1] 吴晓芳：《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答》，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专辑》第55页（第十六问答）
[2] 何晓航、何志：《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思考》，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3期第54页
[3] 吴晓芳：《当前婚姻家庭案件的疑难问题探析》，载《人民司法•应用》2011年第1期
第五篇：丈夫写保证书是否有法律效力
丈夫写保证书是否有法律效力
[案情]黄琳（女）与李裘自2002年5月登记结婚后，因家庭生活琐事，双方时有矛盾，李裘往往动不动便对黄琳施以拳脚。经亲朋好友多次劝解，李裘虽一再表示痛改前非，但常常事过即忘，黄琳渐渐对李裘失去了信心。
2008年7月，李裘再一次对黄琳进行打骂后，见黄琳提出离婚，为挽回婚姻，李裘向黄琳写下了一份保证书：“我保证今后不打黄琳。否则，如导致离婚，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均归黄琳一人所有。”
2009年8月，李裘在酒后又将黄琳打得头破血流，黄琳遂愤然向法院起诉离婚。事情至此，李裘对离婚并无异议，但认为保证书是为了挽救婚姻才写的，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将20余万元的财产全部给黄琳显失公平。
[审判]法院审理认为，该保证书是李裘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属的约定，它的产生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行为，也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具有法律效力，遂判决支持了黄琳“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点评]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的关键也正在于，保证书是否属于夫妻对财产归属的约定。
首先，黄琳与李裘符合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归属的实质要件。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实质要件包括：（1）缔约双方必须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
（2）缔约双方必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约定必须双方自愿；
（4）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
很明显，黄琳与李裘系夫妻，彼此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初双方均无异议，也不违法，即完全与之吻合。
其次，保证书应视为夫妻对财产约定的书面形式。鉴于针对书面形式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或强调怎样的格式、方式，也就表明书面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既可以是双方的共同签约行为，也可以是单方作出意思表示，为对方所接受。
同时，黄琳并没有对李裘实施欺诈或胁迫等非法行为，并因此导致李裘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对李裘的单方表示，黄琳愿意接受。
此外，本案并不存在显失公平。
在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基于李裘不断实施暴力，黄琳提出离婚，并非是一种优势。从李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时的情形并不是非得出具保证书不可上看，李裘也不存在缺乏经验、判断力或紧迫、草率问题，更何况系李裘自己出于维持婚姻而写保证书，但黄琳并没有要求李裘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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