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苟坝会议的历史地位及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启示
苟坝会议的历史地位及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启示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今枫香镇)平安乡(今平正仡佬族乡)苟坝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央红军继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由于现存文献资料较少,人们对苟坝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知之不多,研究甚少,苟坝会议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笔者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对其历史背景、地位作用以及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启示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人们研究苟坝会议有所裨益。
一、苟坝会议的历史背景及主要概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还有三个任务尚待解决:一是常委分工。遵义会议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负责人,但是由于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二是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在遵义会议上,只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调整党中央军事领导。遵义会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三人团,背;从东北面看,川军三个旅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两天行程就可以赶到打鼓新场投入“聚歼”红军的战斗。虽然打鼓新场只驻有黔军一个师六个团,战斗力也不强,但是,打鼓新场筑有城墙,修有碉堡,黔军完全可以坚守待援。如短时间内不能解决战斗,红军必然被打鼓新场之敌死死拖住,待援军围歼,导致全军覆没。
如此严峻局势中央是清楚的,针对蒋介石这一新部署,中革军委3月4日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以统一指挥红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然而,在遵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和“再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等口号鼓舞下,全军上下只想着打大胜仗,以至在苟坝会议上出现了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黔军,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的局面。
张闻天鉴于以前的负责人专断不好,看大家争论激烈便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20多个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并将毛泽东刚当了7天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表决掉了。
毛泽东被免职后,仍忧虑着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思考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他首先说服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人周恩来,同周恩来一起说服朱德,继而在次日的会议上说服参加会议的20余人。中央会议重新作出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这一重大决定,避免了党和红军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
苟坝会议也暴露出“原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决定军事行
者。遵义会议把毛泽东选为常委,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完成了常委分工。从苟坝会议的内容和结果来看,可以说,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至此,遵义会议后的组织整顿工作便大体完成。
三是具有求实性。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大多数人都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审时度势,把握全局,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和主张,在被表决掉前敌政治委员后,仍然为党和红军的前途着想,继续做说服工作,少数人的真理终于说服了多数人的激情。第二天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计划,第三天从实际出发,成立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
四是具有标志性。其主要标志是: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全权指挥军事,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核心的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陈云等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三、苟坝会议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启示
苟坝会议由最初讨论军事行动演变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诸多启示:
启示一:既要坚持广泛民主,也要实行正确集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没有力量在一点上的集中,就没有斗争的武器。胡锦涛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正确集中,是凝聚全党智慧、进行正确决策的
事实的高尚情怀和高风亮节。事实证明,只要耐心细致地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说明理由,讲清是非利害,是能够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改变看法和态度的,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典范。
启示三:既要注重会议决定,也要搞好个别酝酿。“会议决定”重大问题的前提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个别酝酿”是民主讨论的基础,是为“会议决定”做好准备的过程。在个别酝酿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民主讨论,有利于党委成员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克服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有利于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为正确集中、顺利形成决议创造条件。当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否定后,他首先与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进行个别酝酿,坦诚交流,讲清局势,形成共识,统一思想。说服周恩来后,两人又一起说服了前敌司令员朱德和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第二天,当他们阐明正确主张后,大家一致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为会议作出正确的决定提供了事实依据,打下了良好基础。
启示四:既要重视多数人的观点,也要尊重个别人的意见。贯彻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苟坝会议上,20多人举手表决,只有一双巨人的手始终没有举起来。从苟坝会议的实践来看,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行事,更不能动不动就搞举手表决。在尊重多数人观点的同时,也要注意充分听取少数
第二篇:2014年苟坝会议学术研讨会方案16
苟坝会议学术研讨会方案
(送审稿)
一、活动目的
按照遵义市第三届旅发大会统一安排,将此次苟坝会议学术研讨会作为其系列会议之一,并先期一个月举行,为旅发大会率先热身和造势。依托“第二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在贵阳召开的契机,邀请参加第二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部分专家及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市历史学会和党史学会专家,以“遵义会议精神与苟坝会议”为主题,对苟坝会议史实进行探讨,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二、组织机构
成立遵义会议精神与苟坝会议理论研讨会组委会。
主
任:徐
静(中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主任:覃爱华(中共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曾
瑜(中共遵义市委常委、遵义县委书记)
曾祥铣(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张黔生(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遵义市党史学会会长)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在省委党史研究。
办公室主任:覃爱华(中共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余福仁(省委党史研究室决策咨询处处长)
胡长彬(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办公室主任)雷光仁(市长征学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
张炼(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市党史学会副会长)
陈灼(中共遵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办公室副主任
大会设秘书组(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会务组(遵义县委负责)。
三、活动名称及举办单位
名
称:苟坝会议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承办单位:中共遵义县委
协办单位: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中共遵义市党史学会、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四、举办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4年9月20日-30日(待定),报到一天,正式开会一天半,共三天。
地点:遵义县枫香镇苟坝华林农庄
五、会议形式
此次研讨会主要采取参观学习和研讨交流相结合形式,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参观学习。参观苟坝会议会址、长五间旧址,枫香镇花茂“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示范点。
第二阶段:研讨交流。参观学习后,在华林农庄举行第一场研讨会,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静主持,发言人主要为北京及省外、省级专家(该部分专家只参加当天的会议,第二天一早早餐后离开)。第二天上午的研讨会仍在华林农庄举行,由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主持,发言人主要为市
场内专家。每位参会人员发言10分钟。每位参会人员会前需交论文稿秘书组。由秘书组装订成册。
六、苟坝会议学术研讨会会务组 组
长:陈
灼
副组长:杨生国
王伟强
何
健
马小松
下设综合组、后勤组、接待组、宣传组负责落实安排有关工作。
(一)综合组
组
长:杨生国
副组长:马小松
成员:县档案局2-3名,旅产办2-3名,以及市长征学学会、历史文化研究会、党史学会联系人各1人。
职
责:综合协调会务、财务支付等有关事项。
(二)后勤组
组
长:何
健
成 员:枫香镇干部若干人,县食品卫生监督所1人,派出所或交警4至5人。
职
责:负责就餐、住宿、会场布置、环境整治、安全保卫等。
(三)接待组
组
长:代淑贤
成 员:任成茂、枫香1人,礼仪若干人。
职
责:负责会务资料准备与发放、领导讲话稿、来宾报到等,对北京及省外来宾实行一对一接待(北京及省外、省级来宾住枫香温泉,其余枫香住华林农庄)。
(四)宣传组
组
长:王伟强
职
责:邀请各级媒体及安排采访报道事宜,与后勤组对接媒体人员接待、食宿事宜。
五、会议安排
(一)会前准备
在贵阳来参加全国党史论坛、同时参加苟坝学术研讨会的专家邀请函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发,其余由遵义县会务组负责(来宾100人,会务人员30人)。
(二)经费预算
由于规格较高、面较广,所需费用含前期准备、专家稿费、车辆租赁费、食宿费、宣传费、出版论文集费等共计44万元。
1.论文稿酬:标准为北京专家12人,每篇5000元,小计6万元;省外及省级专家10人,每篇3000元,小计3万元;除省级的省内专家40人,每篇1000元,小计4万元。合计13万元。
2.新闻媒体费用:3万元。
3.住宿费:80人住一晚,20人住两晚。每人每晚按劳300元计,需4万元;会务组服务人员30人,每人按150元计,约需1万元,合计:5万元。
4.生活费:8万元。5.车辆接送费:4万元。
6.会务资料费及研讨文集出版印刷费:11万元。
2014年7月15日
第三篇:思想汇报: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解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民主集中制》这节课由韩君华老师讲授。通过对本节课的学习,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首次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随后党的七大、八大都把这一概括写入了党章。1962年,***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
1979年,***同志对民主集中制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同志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作了进一步强调,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提出了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的思想,提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要求。
1997年,***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四项要求,即:要进一步发扬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党的路线和中央决策顺利贯彻执行;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更好地发挥地方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集中的前提下发扬民主,所以民主集中制的重点在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就是要在党内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来说,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生活的内在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防止和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
历史和现实表明,我们党不仅长期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创造性地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正确规范党的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形成了我们党在组织建设上的鲜明特征和强大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又通过宪法把这种科学合理的制度运用于国家政权建设,在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汇报人:好范文
第四篇:党员思想汇报《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解》
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随后党的七大、八大都把这一概括写入了党章。1962年,***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1979年,***同志对民主集中制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同志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作了进一步强调,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提出了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的思想,提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要求。
1997年,***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四项要求,即:要进一步发扬民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党的路线和中央决策顺利贯彻执行;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更好地发挥地方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集中的前提下发扬民主,所以民主集中制的重点在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就是要在党内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来说,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生活的内在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防止和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更多的相关入党思想汇报:优秀事迹学习思想汇报材料入党思想汇报写作基本思路高校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汇报第五篇: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和哲学启示
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和哲学启示
摘要:在邓小平伟大的人生旅途中,1975年整顿是其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
一。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开始,作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1975年整顿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并且在哲学层面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1975年整顿历史地位 哲学启示
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愿望产生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以为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然而“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场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极大地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持续了八年时间,“文化大革命”走进了死胡同。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萎缩,任何一个名族都不可能再继续生活下去了。制止**,进行整顿,成为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决定重新重用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于是邓小平以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在铁路、钢铁、军队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进入科技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待邓小平的态度,整顿中断。邓小平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细想,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权利高度集中的年代,注定了“这个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闪耀着极其特殊的光辉。
一、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历史地位
(一)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长期被关押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铁路运输做到安全准点,根本改变了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短短八九个月的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九年的**中解脱出来。而且在经济上,邓小平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号召、作动员,使得中国的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发展状况达到最好。1975年整顿的成功与失败,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了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邓小平1975年整顿做了这样的评价:这次整顿“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的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曾经这样总结过1975年整顿:“说道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胡乔木认为,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江泽民指出,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试验”。
关于改革。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中,都包含了改革的内容,例如铁路整顿要求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运输秩序;计划工作务虚会提出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对各方面的整顿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军队整顿首先解决编制和班子的问题,同时调配好各级领导班子,是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教育方面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加强数理化和外语等基础知识的教学。关于开放,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继续执行周恩来得到毛泽东赞同的从1972年初开始的“四三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扩大进出口,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为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三)邓小平理论在1975年整顿中开始酝酿。
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口号是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创造性的提出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专门为这次整顿提出);以及在整顿中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和发布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一些整顿中的讲话、谈话、指示,创造性的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复杂局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酝酿和形成的起点。
1.“三项指示为纲”:1974年8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就是这条指示的核心——安定团结;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是关于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1974年由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国民经济严重受到破坏,毛泽东做出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邓小平把这三项联系在一起,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酝酿。因为这三项指示中已经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一个基本点——安定团结,另外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虽然没有提出,但事实上却是在实行改革和开放。
2.三个著名文件:关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一条》)是邓小平领导总体战略的产物。他抓住了两个环子:一个在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一条》带动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整顿;一是在科技领域,以《汇报提纲》来指导和推动科技以及教育、文化各部门的整顿;关于《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文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这个文件由于整顿中断而没有批准下发,但是里面的内容却光芒显露;关于《论权当各项工作的总纲》,它是1975年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的“主体”,其他两个文件被称为“两翼”。这三个重要文件的产生,无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所以,较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做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二、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哲学启示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八九个月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可见有非常值得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学习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实践上,在理论上,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哲学启示。
(一)理论指导实践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邓小平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由来进行和展开。邓小平把它们概括、上升,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创造。一方面,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来治理“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以“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拥有了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进行抵制和批评的依据,“四人帮”不敢也无法名目张胆地反对。
各个方面的整顿,有些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如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党的整顿等;有些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组织调查研究,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的,如军队整顿,文艺调整等。整顿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在领导各方面的整顿中,邓小平总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七大”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联系当前实际,论述学习、贯彻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的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二)学会抓重点
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懂得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在整个整顿过程中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大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铁路整顿中着重抓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而以徐州为突破口。把徐州铁路整顿重点突破取得的经验在面上推广,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公交系统的整顿。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立即
抓住时机,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把钢铁整顿的问题进一步提上中央的日程,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要抓要害”。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要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害问题。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子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
(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1975年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同时又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尤其从铁路整顿开始,整顿的展开,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直接传达到群众中,做到家喻户晓,男女老少都知道。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非依靠群众不可。邓小平说的好:“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共同起来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整顿中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以致整个1975年整顿的胜利,都是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结合的结果,都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四)承认优秀的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邓小平懂得知人善任。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出席全国农业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的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就大胆启用“文革”以来长期挨整、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让他团结一批“笔杆子”,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担当他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还有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科学院、国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顿。这些同志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实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试验,邓小平理论也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开创。1975年整顿的巨大成就与突然中断,它的成功与失败,无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借鉴价值和深刻的哲学启示。而作为1975年整顿的主角,邓小平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畏无私,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威武辩证法的纯熟运用,将永远启迪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崛起,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