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的历史发展及阶级性的思考

第一篇：对党的历史发展及阶级性的思考

对党的历史发展及阶级性的思考

万物都有自我的阶段演变过程，不论对于社会还是自然，这都是漫长而复杂多变的。从最初的原始社会渐渐演变到存活了两千年以至于在中华大地上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最后终于在挣扎与奋斗抗争中迎来了光明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历史一层层抽丝剥茧不断演替，向我们演示了事物从萌芽到新生到融入的过程，最终验证了什么叫做历史的必然。

对于党的历史发展，似乎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理解。从最初那几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仅仅是知识青年对祖国未来的担忧而产生对祖国道路探索的状态到一个民族尊严的崛起，一段史诗般的历史引动一声世界的惊叹！这是一段浩浩荡荡，屈屈辱辱，又振奋着人心的历史，所有的包含着热度的爱国热情在那个时代得到最充分的释放。不可置否如今依然有许多人，他们入党捧着的仍是最简单入党愿望原动力，是一份简简单单而又沉甸甸的爱国情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祖国高度的代表性，把祖国从历史腐烂的黑暗与屈辱中带向了如暖春般和煦的光明。

在我的脑海里，党是两条历史长路错综复杂的交汇，一条是交织着种族斗争血与泪残酷搏杀的历史之路，另外一条则是突破浓烈封建思想牢笼伴随夹杂着强烈爱国情绪的中国斗争性历史之路。历史是那么真实的存在，原本就应该带着客观与理性去了解，去认识，去思考，去评价。历史没有所谓的真相，它是真实存在的过往。然而那是一个经历了真实而自然的演变的时代，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我们，至少在最初的认识里理性的眼里也流露出许多感性的情谊，些许感伤的色彩和振奋惊讶的呐喊。如果我们学习了，成熟了，能够更客观而理性的面对历史，了解并理解了党的历史，我想党在我们就不仅仅只是执政党那么简单的概念了。她是无数前辈在探试努力，尝透了失败与绝望的苦楚后真正带我走向光明的先锋，它不仅仅是三个代表的先锋，也是所有人民敬佩尊崇的领袖。她是多么英明、亲切，虽也像所有英雄一样也犯着许多试探性的错误，然而最终还是在苦难中指挥带领着祖国真正蓬勃的成功。

从最初还充满着幻想主义色彩的却成为震惊世界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巴黎公社开始，共产主义就一直时隐时现却又连续生长着，不断像一棵大树的根系盘综错杂生命力顽强。如果把共产主义比作一株大树的话，那树上赫赫接着两枚鲜红的果实，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是中国。前苏联就像是初生树苗努力结出的试结果，虽然青翠欲滴却始终是不能吃的果，因为它不够成熟到强大，足以支撑起一个时代的天空，历史的天空属于踏在巨人肩上成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空白由前苏联填补了，但还不够，是我们党的成熟与先进，时代给予思想的养分与机遇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据点带领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彻底迎来了新纪元。历史是复杂多变的，之所以经历了那么多的党派政府甚至政治体，最终却是共产党带领着华夏儿女从历史的纷乱洪流中开辟出了新中国并且一步步从试探性建设到达今天的高速发展，这其中包含着领袖集团的汇聚，历史时代的巨变与机遇，国家反复的社会状况等等诸多因素。然而乱世出英雄，纷乱的时代反而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英雄和领袖精英。英雄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们所深爱的土地，或战功赫赫，或流血牺牲。我们解读历史，因而怀着真挚的情谊向他们致敬。领袖，他们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时代，他们英明睿智，眼光卓越，他们才能出众却亲切可近，他们有的终日决策忧天下，有的亲切关怀心系人民。解读历史，我们更应解读他们的人生。

最终领悟了，党的历史真实解读应建立在世界之门为中国打开的时代里，她是那个时代里中国翻天覆地地汹涌出的一代才人，一代英雄和一代人民的信念坚持与血泪奋斗之史。

党的历史深深附着在祖国大地无数秀美山水与连绵山峦里，他是英雄与领袖的历史，更是人民的历史。如今的我们在祖国安宁而肥沃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时，更应该用一颗心去体会去解读历史和党，解读一个时代一代英雄一个民族的经验和屈辱，光明和温暖。

党是人民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的先锋队，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在探讨党的阶级性质之前，我们应该明白党是人民的，博爱的，无私的。人民来自于不同阶级，不同阶级进而接合成人民。阶级并非单独存在，他们重合，关联，交融甚至夹杂着矛盾。

列宁也曾说过：“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段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确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因此，从国家繁荣富强的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保证去探讨去理解党的阶级性才是从本质上抓住了问题。

在抗战时期，农民工人是当最具代表最坚实的力量，可以说那时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就能代表着大部分人民的利益。因而那个时代当主要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然而时至今天，时代巨变，科技腾飞。党依然始终英明的领导，带领我们实施贯彻了以中国现实国情为出发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中国国情，我们的党跟随了时代却不盲目，发展了各个阶级也抓住了中坚砥柱力量，这是一种现实的超越，时代的超越。祖国的腾飞，人民的幸福才是党的领导核心目标，他的阶级性最终就是兼顾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各个阶级利益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

至此，仅从基础从实质探讨了党的阶级性，说明探讨的是无产阶级是人民是中国独有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阶级性。

第二篇：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

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

发布时间：2012-08-27 作者： 来源： 浏览：2

党中央在1997年8月作出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这是党中央对保密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对于党的事业、对于国家的建设事业都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的充分肯定。今天，我们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学习和总结保密工作的经验，对于继承和发扬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觉做好保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明确信息化条件下保密工作新的更高的要求，不断推进保密工作的科学发展，切实发挥好保障发展、促进和谐、服务人民的作用，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的绝对安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保密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经过了建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段，我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

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党的保密工作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在这个历史时期形成，并对我党的各项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建党初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保密工作：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为止，为建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

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两党共同缔造的第一支中国国民革命军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我党的保密工作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1.保守秘密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安全成功举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我党作为正式建党标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会前会上采取了大量的安全和保密措施。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曾三次转移会场，就处处体现了保密工作的重要。

第一会场原定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所学校。7月，学校的师生都放假了,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已到学校报到，但后来考虑到学校放假，陌生人在校内活动，必然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也不利于保密，于是决定转移会场。

第二会场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即今天的“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在这里开了7天会议（其中休会2天）。7月30日，一个法租界的侦探闯进会场,环视一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便匆匆退出。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结果扑了空,会议被迫中止。当晚代表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

第三会场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代表们以游玩为掩护,继续开会,于7月31日胜利地结束了党的“一大”。

在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密工作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保密工作做不好党就会受到挫折和损失。2.逐步制订了党的中央机关初期的保密工作规定

根据党的纲领的精神，党中央在各项工作中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后来，逐步制订了党的中央机关初期的保密工作规定。

⑴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代号。当时采用了英文缩写“C.P.”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代号，以“S.Y”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号；稍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号为“C.Y”。

⑵规定了中共中央局的代号。中央局下达的指令性文件，有时对外行文用“大学”、“钟英”、“夫子”为中央局的代号。

⑶中共中央领导人用英文签署文件。这也是建党初期保密工作一个特点。例如，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下达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的落款就是使用陈独秀的英文名字。

⑷规定了上下级联系的称谓。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即与各地区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行文关系和密切联系,同时对上下级称谓也作了规定。如中央局可称“同人”、“钟英”、“大学”、“大兄”等，中央各地方党组织可称“同人”、“诸兄”等。与此同时,各地区也将自己的通讯代号告知中央,以便上下级按代号联系。

⑸印发《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文件。1926年l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组字第3号《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文件,这是建党以来下达的第一份专门关于保密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主要提出了如下几个重要问题:保密工作必须与当前政治斗争相结合是通告的基本思想;把保守党的秘密提到是否革命的高度；秘密交通传递来往文件也用“双封制”；带头使用代号和暗语等。

3.先后明确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⑴从1923年开始由中央秘书处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1923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秘书制，秘书处是当时中央执委会三常委之一,分工管文电处理,兼管保密工作。在秘书处负责保密工作期间，为了避免党的机关在行文方面出现失泄密事故，专门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党的文件按内容分为公开、半公开、机密和绝密等几类。内容可以公开的,有宣言、告民众书等；内容需要对外保密的，有指示、决议等；内容在内部加以限制阅览的，有会议记录、工作计划等。要求文件起草人员根据文件的性质、作用，考虑文件的内容及文件名称。

文件用纸及纸张大小以有利于保密为宜。在1925年以前,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的文件,以32开纸居多，16开或64开纸次之，文件基本上是小型化的。

实行文件批签制度。建党初期,有上下行文关系,但无文件批签制度。192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发出文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样杜绝了滥发文件现象,堵塞了失泄密的漏洞。

寄送文件要求使用双信封。192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出版部通告第一号》规定：“各地以后寄出版部信件时用双信封,外面照中央写法,内信封批明交出版部字样可也”。采用双信封办法起了一定的保密作用,但也有一小部分被反动政府检查出来,造成了泄密和一定的损失。

⑵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中央组织部成立交通处，负责秘密文件材料传递业务。这是建党三年来保密工作一次飞跃性发展。

首先，开辟了国际秘密交通线。192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交通处成立后，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互送文件材料的关系。

其次，开辟了国内秘密交通线。党内文件靠邮局寄送，虽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仍不安全。交通处成立后，在国内也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使党中央与各地方党组织互送文件材料更安全。

再次，广泛建立秘密交通站。中央组织部交通处成立后不久，192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28号通告，要求各区执委会和各地委、独立支部都建立交通处，配备交通干事一人，交通员若干。中央组织部交通处实际上在当时承担了全党文件材料秘密传递任务。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从1926年7月起，又改由中央秘书处主管党的保密工作了。

4.保密教育被列为党的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

1926年1月，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号召全党认清“我党正处在反动派进攻”和“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必须牢固树立保守党的秘密的思想；保守秘密必须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相结合。

1926年5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上发表了《秘密工作常识》一文，要求全党同志努力学习,认真执行。《秘密工作常识》对保密工作提出30条要求。《秘密工作常识》在党员和工农群众中的秘密宣传，对于提高保守党的秘密的自觉性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篇：党的创建历史、发展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

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

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

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它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6月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党的一大开幕日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成果，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年表

时间

大事简记

1921 7.23-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8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

11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通告，对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作出部署。

1922 1.12 香港海员大罢工

1．21-2.2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5.1-5.6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

5.5-5.10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6.15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7．16-7.23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8．29-8.30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

10月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北京

10．16-10.26 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

1923 2．4-2.9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惨案发生。

2.27 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

4月 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回上海。

6．12-6.20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6.15 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

7.1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在广州出版。

7月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8.20-8.25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

10.20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

11.1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出版发行《向导》．《新青年》．《前锋》 等杂志。

11.24-11.25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11.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12.25 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

1924 1月初 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

2.7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

2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5．10-5.15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

6．17-7.8 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

7.3 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

7.15 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

9.10 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

11.19 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

第四篇：对劳教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其现实困境的政治思考

戴韶华

如果从劳教制度创立的政策依据──195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算起，该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了，基本伴随著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劳教制度随著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发生著变化──不断完善的变化，并表现出极强的政策性和随意性。这项土生土长的制度非常具有中国本土性，其创立和发展过程展现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和特有的政法观念。「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然而在依法治国的战略推进中，劳教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及其造1成的弊端非常明显，在国际国内经常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尽管其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至今为止没有一部法律作为其存在的支撑和显而易见的违反法律程式的事实，使得这项制度经常有「存、废、改」的争论，不得不面对几乎走到尽头的困境。根据最近的新闻报导，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劳教立法列入立法规划，名称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一消息意味著这项制度最终将走向合法化。

一、超越法律的惩罚措施

劳教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却成为几种相关法律冲突的焦点，包括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刑法》等，直至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我国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今天，劳教却几乎成为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我们反思劳教制度发展的过程，50多年的时间为甚么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尽管在不断完善。考虑到我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特殊情况，即使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为甚么劳教制度还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造成今天这种情况的原因到底是甚么样的阻力，是不是反映了在高调法治建设的外表下，中国真正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是否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惯性中的根深蒂固的本土性的传统的作用──这是法治化进程中最难改变的。但究竟是现代法治产生的西方背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的原因，还是革命的历史进程所造就的观念、政治制度与法治的本义之间的磨合过程，亦或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在国际国内的批评声中，劳教制度还在有条不紊的运作著，在运作的过程中，有几个转折性的带有进步意义的变化。

1957 年国务院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劳动教养不仅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还是避免失业的措施。1982年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

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劳动教养不仅是一种强制性的教育改造措施，而且还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从而使劳动教养与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相区别。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指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这一定性在199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和劳教工作的通知〉中得到确认，通知规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

劳动教养制度在国务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下发的办法、决定、规定、通知等的依据下，但却进行著超过刑法规定的限制公民自由的处罚方式。尽管在劳教制度的定性问题上人们有很大的争论，这里我们不想过分拘泥于对其性质的争论，只是通过对劳教发展过程的梳理对这一制度发展进程中所蕴涵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资源包括正面、负面因素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为甚么劳教制度能够在长时间内「明目张胆」的在各种置疑和冲突中岿然不动呢？人们对其不足的分析不可谓不透彻，对劳教制度的改革的方法和方向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关键问题是法律在与权力的较量中，其渗入高层关注的社会力量、特定群体和特殊事件等方面没有形成特定的情境。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其实是对现代宪政制度提出了一种挑战。宪法确立的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任意剥夺的条款，对公共权力机构剥夺人身自由所作的实体上的限制在劳动教养制度中都遭到了破坏。但比劳教制度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被闲置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即使有孙志刚这样的特定事件和有被称为「宪法诉讼」第一案的齐玉苓案，也并没有达到人们想要的目标，违宪审查程式并没有被启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文也没有成为判例。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再来理解劳教制度的问题，既然我们没有违宪审查的程式，宪法也没有司法化，那么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规定，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同其他法律有冲突，又能怎样呢？

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从其最初的安置就业的目的到强制教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再到九十年代的行政处罚的定性，政治的内涵不断减弱，法律性和规范性逐渐增强，但并没有完全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国家稳定、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斗争的内容从国内秩序发展到国际人权斗争。这是因为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但又习惯以革命党姿态主宰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将宪法与法律束之高阁,「自建自毁,导致说有却无、说无却有的法律虚无状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增进对法律的尊重」 ,而且「革命可以对任何人实施任

23何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与法治是对立的。劳动教养制度作为阶级斗争与政治4运动的「革命」产物,在与宪法与法律冲突的情况下仍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改革开放以后法治进程的加快使得劳教制度也逐步规范化，但劳教制度仍然在政

府的控制下，甚至成为个别领导人打击报复的工具，程维高和慕绥新把告他们的人关入劳教所，正是利用了劳教制度在范围、物件、程式、法律依据等方面的模糊性。

劳教机关作为国家的政法机关，与国家政权有著非常密切的关联度，而这牵涉到国家的稳定和核心权力的行使，这些领域的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劳教制度正处于改革的最后的堡垒──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之内。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劳教制度中的法律法规更多的体现了一种国家对社会、公民的控制的功能。从劳教制度整个发展的过程来看，伴随著社会形势的变化，劳教的相关规则如劳教的范围、期限、自由度等都在随著形势在变化。劳教与其说是一项法律制度，其实不如说是逐渐成熟的一种处罚措施。是在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的一种对法律不完善的补充。

劳教制度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对自由的限制的法律依据与宪法和《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矛盾以及程式上不符合司法理念，时间上的不确定，这些问题牵涉到人权、自由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所引起的社会反应。建国以后的革命传统和政治氛围，使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积极的自由」。从政治经济体制和法治观念上没有一贯的连续性，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又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6目前来看，劳教制度更多的是受到学者们和一些人大代表的批评，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置疑，反对的声音较弱。这说明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社会的声音并没有真正使这项制度达到不得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而只有当这种危机可能会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和地位、合法性时，这样的问题才会像收容审查制度一样被取消。诚如伯尔曼所言：「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的，又是从社会中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缺一不可。但现实

7的问题是「一个人治与权力的文化要转向法治与人权的文化，而这一转变过程又必须依赖权力为主导，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难度决不亚于中国古代的「蜀道」。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8

二、夹缝中的生存──社会的需要与人性的复杂、体制的转型

劳教制度造成的我国事实上存在的三重处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缺陷所造成的其他两种处罚体系的不足，同时它更多的是服从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修修补补。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源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健全和社会习俗对法律的支撑的不足，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逐渐走向合法化的一种手段。在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现代的法治观念，而主要是如何更好的为国家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服务。我国的法治建设虽然有「建构论」和「本土资源论」的争论，但现实中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建构，而劳教制度显然更体现了这一点，它是国家权力支配下的一种本土化建构，现在又加入了一些西方法治化的观念和制度操作上的程式。尽管劳教制度在不断完善，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的难以定性的尴尬局面，使得它的存在有很大的争议。其处罚对象从阶级斗争中没有敌对性但政治上又无用的人，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的顽劣分子，劳教的工作物件定位在一种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地位在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意识还不强烈的政治社会，把那些被打击的人认为是敌人而没有任何疑义。但当今社会，人权、权利意识的增强，使得劳教制度的弊端无疑充分的暴露出来，而且还常常成为国际斗争中的一个把柄。虽然我国对此也做出了回应，但对劳教的行政处罚的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法律依据的混乱。国家并没有介入存废之争，但最近把劳教制度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说明劳教肯定不会废除，但改革是必然的。尽管人们对劳教制度的置疑声不断，然而，劳教的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仍然使得它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流动人口很多，犯罪率较高。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需要给公民更多的自由以充分焕发公民的活力，但另一方面，我国从总体性社会转入国家和社会、公民分离的社会，而公民的自组织能力不强，这个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形势，特别是稳定的形势就成为重中之重，劳教就必然成为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控制社会稳定的措施而存在。改革开放前，户籍制、行政制、单位制、身份制等制度把人们能够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但市场经济的逻辑所造成的广泛而充分的个人自由，使得人性中丑陋的、不道德的一面更多的暴露出来，而法律的不健全和滞后的现状、特点，使得社会上的失范行为非常普遍，改革开放过程中对社会稳定的需求和国家从全能型政府向法理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对社会的控制的需要使得劳教制度在时间、程式、手段等方面对处于社会、政治间隙中的对人的控制更便捷和易于操作。「国家用法律达到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因此，权力快捷有效的行使就是中国法律的精神。」公共安全在社会

9稳定中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当然更主要牵涉到党的群众基础的稳固和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劳教主要就针对法律和制度、政策中对人性之恶难以控制的弊端，承担起维护基本社会秩序的作用。既然有这么显著的社会需要，那么其自身的缺陷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学者们认为在客观损害程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裁轻重规格这一层面上,治安处罚与刑法处罚是相衔接的,其间并无空隙。劳教并不是在这一层面上介于它

们两者之间,而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通过行为侧重反映行为人的劣根性(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虽不严重但从行为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习深重,对社会安宁构成威胁),注重对行为人的教养处遇。于是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劳教制度与刑法形成功能互补格局。10

劳教能不能作为第三种处罚手段，更多的应该从实际的后果和事实中的作用来看待。尽管国家把劳教定性为行政处罚，但劳教事实上是一种具有刑事处罚特征的行政处罚手段。强世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为了统合社会，尤其是广大乡村社会，发明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和动员技术──权力的组织网路。这个网路包括组织技术、民主动员技术、化解矛盾的技术等一套权力技术组合。在这种技术组合中，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

我们目前的社会运行，并没有真正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因此，在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或在事实的认定上有许多问题并不完全是法律所能决定的问题，在违法、犯罪与道德之间有著巨大的空间，即使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也有很大的躲避空间，人权、权利、公民意识特别是官民之间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等这些法治运行的基础性的观念和文化并没有成为社会非常普遍的共识，人性化的措施和政治上的改革、法治的进步更多的是上层的主动与自觉以及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互动，人们普遍的法律和权利意识并没有成为社会的决定性的力量，人们分散成无意识的社会群体在不自觉的履行著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非常缺乏制度性的表达自身利益和要求的管道。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法治（而不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有序）只有在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并大致形成了秩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劳教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1

2劳动教养的合理性根据必须从其产生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建国初期，国家试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当时，个人的一切都是由党和政府来安排的，清出政府机关的旧的社会成员，总要有所安排。在当时的镇压反革命的形势下，劳动教养更多的是一种体现共产党人道主义的策略。因此，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劳动教养在执行方式上所具有的一些「人道」、「宽松」的特点，已经被其适用范围的恣意化、持续期限的长期化和适用程式的非正义性所掩盖。1957年后，劳动教养制度已完全沦为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工具,沦为执政党推行政治强权的工具。虽然在具体安排上,还有就业安置的做法,但已不是此前针对社会特殊群体的保护性做法,实际上是对所谓阶级敌人、政治对手的政治与人身的双重迫害。

当前的社会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党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一切资源和机会，国家和社会、公民相对分离，党和政府的权威更多的依赖于法律基础上的执政能力，所以，党和政府没有权力运用剥夺公民自由的强制性方法进行结构安排。如果这样作，对党和政府来说就是不正义的。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既已违反法律,又能

成为法外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制度有助于扩张政府权力,有利于政府高效率地解决社会行政管理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所以虽不够名正言顺,但仍能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14

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角色相似，劳教制度在维护权力运行和社会稳定方面，在法律不便于行使的地方充分展示其模糊性的特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规』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现行体制下惩治腐败的需要。」「我不能毫无疑问说党内的『两规』不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由此可见，『两规』之措施确实包含著党纪高于法律、『党治』高于『法治』的因数。」党的地位和宗旨决定了党一直就

15拥有这样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合理的特权。正如罗素所言，「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当前乃至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更多的需16要秩序。所以，劳教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是在政治与法律的缝隙中的一种现实合理性。

从劳动教养的「合法性」根据上看，其表现出极强的政策性，法律的限制性作用明显退缩在刑事政策之后。劳动教养可以定义为：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或者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就劳动教养物件范围而言，我国公安机关即人民政府拥有广泛的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行政权力，几乎一切给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和政府履行行政职能制造麻烦的人都可以被送往劳动教养。更本质的问题是，劳动教养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性质上的变化，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力作用方式的变化，但是，行政权力的边界的不受限制性则基本上没有甚么变化。劳动教

17养与普通的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法律界限，而处于随意游动的态势。更有甚者，一些因为证据不足而达不到逮捕条件或者被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嫌疑人，都被公安机关以劳动教养的方式做出了「处理」。

长期以来，我国处理法律和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般原则是，法律让位于政策、政策优先于法律。当然，毛泽东也曾经强调过，必须尊重革命的法制，理由在于两点：其一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其二是维护革命秩序。我国长期以来不曾有过「法治」

19意义上的法律，法律是而且始终是政策的工具。因为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不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实际上，政治始终需要并且始终会「创造」新的敌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成为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敌人，是合乎政治逻辑的。邓小平当时针对打击不力的状况明确提出，「严打」就是要把严重刑事犯罪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由此可见，「严打」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意象

20是，「严打」意味著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作为「敌人」对待，严重犯罪分子是而且始终是专政镇压的对象。既然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专政的对象，是敌人，那么那些违反

社会治安，对社会具有危害倾向的人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在八十年代，劳教作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既然整个社会强调的是秩序，那么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就大于社会的权利和公民个人的自由，即使有法律的制约，法律的落实也会受到权力的暗中阻隔和因社会力量的不足而造成事实上的权利的失落。因此，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讲，在我国，劳教制度在连接政治与法律的道路上缓慢前行。

三、徘徊中的改革

劳教制度5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规范化的过程，其中前二十年主要是在一种阶级斗争的思路下，处理敌我矛盾中的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政策，文革后演变为一种法制化的惩罚措施。这和我国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劳教制度的发展过程既体现了我国法治进程的成果，但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法治进程的滞后和观念上、操作上的旧习惯。不能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来要求劳教制度，即使其他相对规范的司法部门及其相关的法律规范也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以及革命文化和思维所造成的观念是法治进程中需要突破，但也是必须依赖的基础。从制度上说，建立在这两种文化和思维基础上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很快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治观念。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最根本的问题是实用和为了当前和以后时期的中心工作，至于措施的合法性并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 「良性违宪」就是这种社会形势下的生动写照。党和政府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著决定性的作用，改革的深入使得权力的影响和社会、市场、企业、组织、公民的作用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权力行使的规则朝著透明、有效、受到社会的制约的方向发展。但权力关系的调整无疑是改革最深层次的改革，牵涉到权力的行使和利益的关系。因此，劳教制度改革缓慢的背后无疑体现了权力与宪法、法律之间的较量，也反映了社会的力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环境的关系。「五十年间的中国国情，构成了此间中国立法的基本环境。……立法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没有确定性，这一现象就与国情中的一些因素有直接而深刻的渊源关系，首先就是与国情因素中的人治因素相联的，就是国情中人治因素的一种表现。……人治的突出特色之一，在于它使国家活动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即使劳教制度的改革进入到有司法程式，但包括司法部门在内仍然处于政府的管制下。尽管司法独立的声音很高，但从政治上我们已经明确不照搬西方的制度，所以，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的行使和社会形势的关系。劳教制度中权力的行使尽管不完全合法律的规定，但只要有党和政府的支持作依据，就有了远大于法律的合法性。而且，现实中部门、单位的档和规定往往高于法律，并直接牵涉到个人的前途和利益，因为我国没有违宪审查和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被起诉。进一步讲，无论是从政治环境还是从和其他法律的一些关联来看，劳教制度都有很大的生存余地，尽管它和其他的法律甚

至宪法都有冲突，但宪法、法律及其操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其实足以让劳教制度不会受到甚么大的威胁。自晚清修律以来，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在体制上的区分沿袭下来了，但这种区分仅仅是功能性的。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运作的逻辑所服膺的是党政权力运作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以来有所减弱，但依然不可小觑。正如苏力所说，「一种制度得以长期且普遍地坚持，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即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因此首先应当得到后来者或外来者的尊重和理解。」 2

2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已经制订和颁布了许许多多的有关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且法律档和及其文本的文字数量可能并不少于西方的一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但当今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或者简单说，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还远远没有「入法」。

究竟是把法律视作为一种天地间之正义、人世间之公理的外在表现，还是仅把法律视作为主权者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这不仅牵涉到对过去传统中国社会演化路径及其变迁张力的深层理解，也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和走向密切相关。

不仅劳教制度如此，即使作为主要的司法部门的最高法院，在某一时期，会特别强调司法为民、保障人权、化解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这些决策往往试图从公共利益出发，以纠正市场失灵状态下资源错配而导致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决策往往并非最高法院的主动行为，而是与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相关。转型时期的最高法院是在传统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双

23重压力下寻求权力运作的空间。一方面，它努力成为「法院」，在某种意义上要坚持法院独立、被动、中立的结构－功能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它又带有强烈的政法体制色彩，是一个科层制式的能动性司法机关。[24]劳教制度和机构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在劳教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已经提出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目标，这意味著权力的行使将会更加精确和透明，因为以往因为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很多政策可能变得非常的模糊。实际上，政策越模糊，权力就越大。政府官员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时故意将政策制定得含糊不清，这样，官员的权力就会很大，越可以任意所为。现在的依法治国的方略尽管只是一个目标，但现实中政府权力的运行不能只当作一个目标，因为党和政府是否守法是取得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随著意识形态和运动法治影响的削弱，劳教制度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取得自身的存在地位，这一行政性羁押措施都应被纳入司法裁判机制的控制之下，而不应再由员警机构或其他行政机关自行决定适用。既重实体又重程式，既重结果，又重过程，重视人权、人格，改变随意性，用一部成熟的法律作为工作的依据，这是劳教制度改进的必然趋势。

注释 2 3 夏宗素：《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导论，页3。

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一种人权史的解释〉，《人民法院报》，2002.09.16。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246。4 W.Ivor.詹宁斯著，龚祥瑞,侯建译著：《法与宪法》（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89。5 张俊华：〈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检讨与现实评价〉，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5。6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页102。毛泽东此番讲话中所说的「马青天」，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庭长马锡武，他是根据地所实行的一套便利群众的巡回审判方式的创造者，群众称他为「马青天」，这一审判方式也被命名为「马锡武审判方式」。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页665。8 周永坤：〈社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法律──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中西法律的差异〉，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2006/3/20。9 周永坤：〈社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法律──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中西法律的差异〉，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2006/3/20。高轩：〈现行劳教程式的弊端及其司法化改造〉，载《广西社会科学》，2003.9.2。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页10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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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党的发展历史宣讲报告

党 的 奋 斗 历 程 宣 讲 报 告

班级

姓名

院系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对党的奋斗历程的宣讲与其说是在告诉别人东西不如说是自己在学习！

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井冈山、延安，到星星之火燃遍全国„„正是靠着先进的思想，先进的主张，先进的组织，先进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一片腥风血雨中，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90年过去，在五星红旗的辉映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亘古未有的巨变，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之路上阔步迈进。一段不平凡的历程，验证了一个光辉的结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创造了中国的新生。

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展现出光明璀璨的前景。

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回眸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艰辛历程，我们会记住三个地方：瑞金、延安、西柏坡。

瑞金：伟大的预演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 “围剿”的炮声中宣告诞生。这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红色政权。这是年仅１０岁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国家政权的首次尝试——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在创建独立武装４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以行动向世界宣示：他们要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崭新政权。

人民内务部、人民外交部„„一座不大的祠堂，装下了新生共和国的权力机构。地处瑞金城外叶坪的谢氏祠堂，今天已成为当地“红色旅游”的主要支柱。每天，成百上千的游客都会走进祠堂大厅，参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办公地——与历史古都旅游中常见的富丽堂皇的宫殿相比，被木板隔成的这１５个小房间和简陋的桌椅，带给游客们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震撼和思考。

共和国政府的办公地，简陋的似当地普通农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宣布，‘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深知中国农民疾苦的毛泽东，始终将眼光盯在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上。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农村改革的法律文件——《井冈山土地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瑞金曾一度改名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南京北京比不上瑞京”正是从瑞金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第一次获得了执政兴国的经验与教训。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机构不得不与中央红军一起踏上漫漫远征之路，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延安：希望的灯光 小小的煤油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点亮了希望。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窑洞办公室里，游客们总能看到这种不起眼的煤油灯。

1937年１月13日，走过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半年后，“七七事变”发生，侵华日军猖狂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擎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收起共和国的“大印”，将政权改编为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和打了１０年仗的敌人握手合作，这个急转弯，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和宽阔的胸怀。”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建儒说。从苏维埃政府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国民革命军，暂时放下创建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担起的是抗击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成为听令于国民党政权的边区政府，从形式上来看是退步了。然而，从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来看，却是大大的进步了。”刘宋斌说，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高度统一，这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延安，成了代表着光明与进步的圣地。

一份１９４２年５月的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２０％，投奔解放区的则达７０％。１９４１年６月，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访问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重庆和延安后，在新加坡的万人大会上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始终不变的，是人民政权的本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１９４４年，２９岁的战士张思德在劳动中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并由此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

从西柏坡到北京：伟大的起点

1949年10月１日下午３时，一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定格了那一个历史性的瞬间——历经２８载艰难考验，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创建出一个属于人民的全国性政权。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和胜利后中共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新中国虽然是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正式宣告成立，但建国的方针大计是党中央在西柏坡确定的，许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里开始的。

我们的共产党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他辉煌的历程。共和国也在日渐强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带领下，我们的明天会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