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非营利组织 捐赠 税法 改革
论文摘要: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涉及的面虽然较广泛,但还存在税收主体地位不明确、税法制度层次低和税制规范不完整等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导致了对公益捐赠的激励失灵,也导致了对公益捐赠的规制失效。改革这一制度,必须坚持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导向,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具体的改革措施。
“非营利组织”是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中产生的一个概念,它与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志愿组织、民间组织等概念除了使用场合和使用目的有所不同外,并无实质性的区别。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兴起,是我国培育公民社会的结果。而捐赠则是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重要行为之一,因为捐赠是非营利组织获得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实施公益性捐赠则是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随着政府职能以及财政支出范围的进一步明确,捐赠收入将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研究非营利组织就不能不重视对与之有关的捐赠行为的研究。从影响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制度环境上看,税收法律制度居于首要地位。信春鹰等学者指出:社会团体立法不是孤立的,它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持,这些法律中首先就是税法的配合和支持[1]。然而,我国目前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环境已成为制约着我国非营利组织和公益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因此,税法的范式就成为研究非营利组织和公益事业捐赠的重要视角;以此视角来审视我国公益事业捐赠行为,对于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规范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激励公益事业捐赠,均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制现状之考察
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主要涉及到两项内容:一是企业和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减免税问题;二是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受益对象的减免税问题。对于后者而言,虽然受益者接收捐赠时产生了所得,但基于实施捐赠行为是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目的,且受益者是需要接受捐赠的主体,所以各国对于该种所得,通常并不列入税法的应税所得。一般来讲,税法上的应税所得主要是指经营所得和劳务所得、投资所得和资本利得;因此,捐赠一般被各国税法排除在应税所得范围之外。无论是社团作为受益者,还是社团又把所得捐赠转给其他收益者,受益者所得到的部分都是应当免征所得税的[2];所以,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受益对象的免税问题,本文不予过多讨论,而着重讨论在我国备受争议的企业和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减免税法律制度。
到目前为止,对于企业和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减免税问题,在我国尚没有专门化的法律制度予以规范。这方面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我国税法、社团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财政部颁布的规章之中。从规范主体来看,这一制度包括对企业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政策和对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政策两类;从税种来看,这一制度涉及到所得税、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等众多的税种。具体言之,在我国,捐赠人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税收制度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empirenews.page--] 1所得税方面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与相关政策规定了慈善捐赠的优惠制度。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企业或个人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分为非全额扣除和全额扣除两类。我国所得税立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金融保险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15%的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扣除;(注:所谓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是指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这里所说的社会团体,是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组织,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减灾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青年自愿者协会、全国老年基金会、老区促进会、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阎宝航教育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孤残儿童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和中国公安英烈基金会等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社团机构以及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他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社会团体采取列名单的方法,名单与企业所得税允许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扣除的名单基本相同。 [1][2][3][4][5][6]下一页 部分扣除的包括向以下组织实施的捐赠: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阎宝航教育基金会、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孤残儿童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和中国公安英烈基金会。此外,用于支持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企业在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个人在申报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为支持文化、艺术等事业发展,纳税人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其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组织对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救济性捐赠范围,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0%以内的部分,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个体工商户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纳税人直接给受益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empirenews.page--] 全额扣除的捐赠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包括新建)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社会团体的捐赠。
2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方面 1998年8月,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救灾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办法》,该办法对海外机构和个人无偿向我境内受灾地区捐赠的直接用于救灾的物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免税进口的救灾捐赠物资按渠道分别由民政部(如涉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民政部应会同相关部门)、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负责接收、管理并及时发送给受灾地区。2001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法批准成立的,以人道救助和发展扶贫、慈善事业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可以作为受赠人,接受境外捐赠。对境外捐赠人(包括境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但不包括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扶贫、慈善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2002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进口免税暂行办法》,规定符合该办法规定并由国务院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接受境外机构、个人捐赠等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二、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制问题与效果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对非营利组织需求的增加以及非营利组织运行资金的短缺,有关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虽然我国税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但总体来说,我国对企业、个人以及个体工商户的捐赠行为的税收立法还存在一些问题。 [!--empirenews.page--] 1税法规制的非独立性 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上采用“分税立法”的模式,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分别立法;在各类别内部,各税种又分别立法。于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遗产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屠宰税等税种各有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来规范,而这些各个具体的税法或税收条例却规定得不够细致,在有关税收优惠方面的规定中往往是把各类主体放在一起,并没有把各类主体的特殊性及政策取向充分体现出来[3];特别是有关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不仅没有专门化的法律制度,而且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中也未有专章规定。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只要非营利组织有应税所得,即可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这与一般的营利组织的税法地位并无二致;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专属税收政策难以单独体现。这种法制现状,不仅与国际上对与非营利组织发展密切相关的“捐赠税收”单独作出具体规定的惯例不相符合,而且从长远看,也是不利于非营利组织和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
2税法规制的低层次性 目前,调整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行为的税收法律法规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个人所得税法》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所得税法》、《海关法》等。但是,这些法规法律在实际上却没有对捐赠行为的税收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4条、第25条和第26条对公益事业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调整都是指引性条款,优惠措施都要求“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该法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减免税、减免到何种程度等等,都没有给予明确规定[4]。我国税收行政法规虽然规定了对企业、个人以及个体工商户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但仍然属于原则性的规定,而无法直接据之予以实施;就是《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这一实施性行政法规,也不能直接实现对捐赠行为减免税,因为我国的捐赠免税是间接的,而仅仅根据该法规,享有优惠权的非营利组织是无法确定的;因此,这些税收法律法规的实施,又必须借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机构的部门规章与临时通知。这种法律适用模式,虽然符合法律层次的规范特点和分工,但有悖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立法权大量地从人大及其常委会“流失”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手中,不仅导致高层次的立法所规范的活动转而适用低层次的立法来规范,而且也侵犯了权力机关的税收立法权威;不仅如此,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以及海关总署“一事一议”的“特许制度”,也与税收法定原则不相符合,且为“寻租”预留了制度空间。 3税法规制的非完整性 完整性是一项法律制度产生实际效果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还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失。首先,对中国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向国外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问题缺乏法律规定。随着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以及中国国际交往的频繁,非营利组织在促进全球社会公益事业,诸如环境资源保护、人道主义、科学、教育、卫生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国际公益事业也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向中国境内的外国非营利组织的捐赠应当同向国内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一样,得到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待遇;对通过国内特定组织向境外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也应当允许所得税税前扣除;这是国际法对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其次,税收抵扣制度缺乏明确规定。现行税收立法对所得税税前捐赠扣除的操作性规定很不具体。在纳税期与捐赠扣除时间的问题上,企业所得税以年度为纳税期,个人所得税有十个税目分别以次、月、年为纳税期,纳税人某日发生的捐赠能够在哪一个纳税期抵扣不明确;巨额捐赠能否跨纳税期抵扣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对同一纳税人有多个纳税地点情况下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如何进行等问题没有规定;对可扣除捐赠使用的票证方面也没有统一规定。这些问题妨碍了对捐赠扣除的操作,也不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5]。 [!--empirenews.page--] 法律制度是法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严重地制约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不利于纳税人依法履行社会责任。具体来说,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进一步引发了以下两方面的后果: 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1激励不足 激励是法律制度的一大功能,对与非营利组织有关捐赠行为进行激励是各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共同取向。从本质上来看,对向非营利组织实施公益捐赠行为减免税,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向非营利组织捐赠,尤其是向具有较强社会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捐赠,具有补充公共福利不足的作用。一般来说,向社会提公共物品或公共福利是政府的职责,而具有较强社会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向社会提供服务,实际上补充了政府的职责。所以,对非营利组织实施的税收优惠,实质上是政府公共服务开支的节省,国家或政府并未因此受到税收损失;而且,税收优惠还有利于鼓励非营利组织进一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成本与价格的衡量。一般来说,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决定了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价格是低于其成本的;若对非营利组织征税或不实施税收优惠,则在客观就相当于提高了其服务的成本,等于强迫非营利组织提高其服务价格,降低其服务意愿,也就增加了受益人的负担[6]。公益捐赠虽然具有如此明显的作用,但我国法律制度对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激励却是不足的。我国每年所接受的捐款中有75%来自海外;我国有1 000多万个正式注册的国内企业,其中的99%不对社会进行慈善捐赠;我国慈善组织所管理的资金只占GDP的0.1%,而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赛拉蒙对41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的所管理的资金的统计可知,这些国家非营利组织所管理的资金占GDP的4.6%,在非营利组织比较发达的美国,其占到了国民收入总额的11%左右[5]9-10。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源于我国税收优惠制度的计划经济特色。具体看,首先,根源于享受税收优惠的非营利组织范围的狭隘性。目前,我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非营利组织仅仅是被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财政部、民政部列在名单上的那些,纳税人向名单之外的其他非营利组织捐赠,是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然而,非营利组织本身是有层次的,有的是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有的则是地区性或社区性的非营利组织。我国税法实际上将区域性非营利组织排除在税收优惠之外,大大限制了它们的筹资能力。其次,根源于享受税收优惠的捐赠扣除低比例。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的扣除比例采用纳税减除制度,即允许捐赠部分在应纳税所得额中预先扣除。这种扣除有两类:一类是全部扣除;另一类是按捐赠占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定比例来扣除。目前,我国享有前一种扣除制度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较少;而享有后一种扣除制度的非营利组织扣除数量偏低。这就不利于鼓励本国的纳税人向这些组织“慷慨解囊”。
2监管失效 非营利组织是社会分配的重要参与主体,无论是企业、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还是非营利组织管理、运用捐赠财产和从事与此相关的其他活动,都应当接受作为社会分配法律制度的税法制度的规制。但是,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法规制制度尚不完善,由此导致了非营利组织事实上不受税务部门监管的局面。尤其是在当前,企业、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积极性不高,使得非营利组织掌控的资金不多,为了解决资金的“缺口”,非营利组织便变相地甚至直接地从事经营活动以获取更多的资金;而对于非营利组织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现行法律既没有旗帜鲜明地明确其合法与否,也没有将其纳入征税和税务监管的范畴,这就造成了对非营利组织税务监管的“真空”。此外,我国的企业、个人向国外慈善机构实施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缺失,也使得税务部门对这种捐赠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 [!--empirenews.page--]
二、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制改革进路
非营利组织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意味着: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有学者指出: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内容和技术上的问题,但中国非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立法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立法缺乏理想和缺乏自信[7]。“理想”与“自信”属于价值理念的范畴;“理想”与“自信”的缺失一直是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改革与发展的“瓶颈”。所以,欲改革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税收法律制度,首先应当确立其正确的价值导向。
法的价值是指法之于人类的作用和意义;但这种作用和意义并非具体层面上的法的功能,而是在抽象层面上法所追求的理想。一般来说,法的价值有自由、秩序、安全、公平和效率等;但就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税收法律制度而言,公平和效率无疑是最值得讨论的两大价值。
1公平税收是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而社会财富在社会主体之间公平地分配,则是人类追求的理想。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论述选择经济政策的原则时说:“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应该在社会的全体人民之间比较公平地分配社会的收入和财富。”[8]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税法内涵在于: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应当公平,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因此,公平是相对于纳税人的课税条件而言的,不单是税收本身的绝对负担问题。简言之,公平价值理念要求不同条件的纳税人负担不同的税负;相同条件的纳税人负担相同的税负。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在公平价值观上,捐赠人的税负公平主要指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非营利组织所发挥的分配功能则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分配”,其目的在于弥补国家再分配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9]。目前,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的税收制度还无法满足公平价值的要求:其一,我国捐赠人的税收优惠制度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有制观念深深地渗透在这一制度之中,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捐赠人所享有的税收优惠是不同的。其二,捐赠人因其属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同,而在公益捐赠时所享有的税收优惠有较大的差别:内资企业的扣除比例为3%,超过这个比例便不享有免税待遇;而外资企业的扣除却没有比例的限制,且可以作为当期成本费用列支。其三,不同捐赠人
之间的利益配置不对等。捐赠人是非营利组织财源的重要提供者,其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是其经营成果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捐赠实际上是代国家或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对那些不能享有税收优惠的捐赠人、特别是巨额捐赠人来说,单纯从经济上来看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税收改革问题上,确立公平的价值观,平衡捐赠人之间、非营利组织之间、捐赠人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公益事业捐赠税制立法的本位,是税收公平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2效率 效率是与公平相对的税法制度的另一价值理念。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就是效率。”[10]政府向企业和个人征税,既是收入分[!--empirenews.page--] 配,又是资源的配置;在此过程中,要追求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税收效率一般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税收经济效率,是指税收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它会促进经济效率或提高效益,也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税收经济效率要求:其一,税收应当尽量保持中性。作为国家经济调节杠杆的税收制度尽量不要助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应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其二,国家税收尽量不要造成或者应尽量减少纳税人应纳税额之外的经济损失。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设计的税收制度能够在保证筹集充分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使税务成本降到最低。它要求国家税收征收的成本和纳税人纳税成本最小化。在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税收制度与上述税收效率价值的基本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从经济效率上看,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税制还不能对企业和个人的公益捐赠起到良好的激励作用,致使有些纳税人的闲置资金无法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由非营利组织流转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去,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提高;从行政效率上看,我国现行税法制度整体上“多而不全,杂而不严”,致使税收条例不详,细则不细,大量的具体补充规定、办法甚至通知充斥于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税制之中,一事一议,区别对待,这不仅加大了税务机关征管的难度,也不利于纳税人、社会了解、掌握公益捐赠税法,其结果是偷逃税严重,税收征管和纳税成本大,税收效率低。因此,有必要按照税收效率价值观来改革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在立法中,尽量做到通过选择不同的税种、确定统一的税收规则以及制定适中的税收优惠比率,来避免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改善资源配置,在激励捐赠和规范征管中实现税收效率之价值目标。
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是改革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的先导,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有必要寻求 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改革的具体措施。结合上文提出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改革,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实现税收法定 税收法定是指国家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税收的主体、税基、税率、征税权、征收程序和救济等,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并且这里所指的“法律”,仅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西方国家所谓的“无代表则无税”,就是指税收征收必须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来确定。就公益捐赠的税收制度而言,应当首先体现在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法中;其内容至少包括优惠主体、优惠标准和幅度以及接受捐赠的非营利主体的一般条件。如果授权国务院规定这些问题,则授权范围不宜过大,授权时间不宜过长,且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确保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既统一税收优惠的一般规定,又在实际上扩大享有税收优惠权的纳税人和非营利组织,并切实制约财税部门的裁量权。 [!--empirenews.page--] 2捐赠税法的系统化 在国外,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一般都是在税法中设专章来规定,这虽然不足以构成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税也采取专门立法例的充分理由,但如果要突出非营利组织的税法主体地位,实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价值,则有必要实行捐赠税法的系统化。我国捐赠税法系统化也应主要采取在税法中专章化的办法,可以在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中增加公益捐赠税收制度专章;将来,待酝酿中的统一税收基本法出台后,再将其总的原则体现于其中。
3改革捐赠人税收扣除制度捐赠人税收扣除制度是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税收制度的中心问题。今后,应进一步从两方面改革这一制度:一是进一步提高捐赠额在应纳税所得中的扣除比例。在国外,对于扣除比例,个人和企业适用的标准有所不同。美国对于企业的免税额一般占其税前净收入的10%,而对个人的免税额则可达到其净收入的50%;但其扣除比例因捐赠品是货币还是其他财产、捐赠对象是公共慈善机构还是私人基金会而有所着不同。
借鉴国外的做法,笔者认为,除那些特殊的全免税的企业外,捐赠扣除比例可以提高到10%(企业)和50%(个人)。二是优化捐赠税收优惠的扣除方法。在国外,纳税人的捐赠一般是可以进行跨越纳税期进行抵扣的。美国在1965年规定,超过纳税优惠限额的捐赠甚至可以在连续5年的扣除中抵消[11]。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遵循按月来计算纳税期的制度。对于一般性捐赠,扣除期基数应当限定在当月应税所得额,特殊情况下可以顺延1-6个月,以这几个月的应纳税所得额为税基计算扣除比例。对于巨额捐赠,达到或超过年应纳税所得额一定比例的则允许加成扣除,或延长扣除年限,但最长不超过5年。
4增设向国外捐赠的税收制度 向国外捐赠的理由,除在于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之外,更是发展国家关系、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外除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向外国非营利机构捐赠不享受减免税优惠外,其他国家一般都确定了向国外非营利机构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但也设定了一定的限制。英国法规定只有英国本土的纯慈善募捐的法人以及信托实体方可享受税收优惠;加拿大法大体规定了国外受赠人的范围,但税收优惠率则与国内捐赠一致。借鉴这些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在向国外进行捐赠的税制设计上,首先,应保留间接捐赠制度,即这些捐赠必须通过国内合法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来实施;否则不给予税收优惠。其次,应当确立与向国内非营利组织捐赠相同的税收优惠比例,遵守国民待遇原则。
第二篇:非营利组织筹资对策研究
非营利组织筹资对策研究
非营利组织,也称非政府组织,是政府和企业以外的第三大社会组织,在21世纪之后得到了飞速发展并推动着社会进步。其在社会领域影响广泛,涉及公共事业、环境保护、文化、经济、农业等多个方面。
现阶段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总体呈现的特点是平均规模较小、资金严重不足、专业人才占比低等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对1508家非营利组织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有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短缺是制约其发展的最突出问题。尤其在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后,非营利慈善组织遭遇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直接导致全国捐赠总额出现首次下降,光中国红十字会当年受捐赠额就同比减少了23.68%(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由于非营利组织几乎无利可图,筹资上又缺乏政府的强制力,所以一般潜在投资人没有足够动机进行资金支持,因而对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非营利组织在调动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协调与治理社会、倡导与影响政策方面发挥着难以被替代的作用,维持并发展非营利组织事业是加快社会进程的必须之举。
如果非营利组织想要在社会中发挥更大、更深入的作用,就必须拥有良好的筹资能力,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本文以解决非营利组织的筹资问题为出发点,在确保非营利组织职责履行的前提下,对其发展现状及存在的筹资困难问题予以分析,并提出提高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非营利组织的现状及筹资方式
国外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相较于中国更早,对非营利组织的理解也更加深入,但由于各国社会在发展阶段及文化上存在差异,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也存在差别。Levitt从部门划分的角度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界定,他认为除去政府和私营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为非营利组织,它的核心使命是公共社会利益。Lester M.Salamon(2002)认为,只要一个社会组织符合以下五个性质(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中的三个即可以成为非营利组织,这个定义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国外研究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往往侧重于两点:组织使命是服务于社会;营利不应分配于私人(会员、成员),而应当留给需要其帮助的社会成员。我国并无对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明确的法律定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有公立非营利组织(又被称为事业单位,即利用国有资产从事教育、文化、体育等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两种组织均不以营利为目的,所有者不具有所有权,不得要求经济回报。
据民政部统计,1988年在我国注册登记的民间社会组织总数仅为4446个,但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比上年增长8.1%;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接收社会捐赠达470.8亿元。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非营利机构的筹资能力,是指非营利组织为其所筹建的项目进行资金募集的能力。它实际上是非营利组织与潜在的资金提供者进行沟通,引起对方的共鸣和兴趣,最终愿意为其项目进行无偿投入并不求资金回报的过程(见图1)。
一般而言,非营利组织筹集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经营及营业外收益、负债筹资与权益筹资。经营及经营业外收益主要包括经营收益、政府支持和接受捐赠。其中经营收益主要来源于会费收入、产品服务收入以及投资收益,政府支持包括政府直接投资、税收优惠以及人才输送。负债筹资主要有长、短期借款和BOT筹资。权益筹资方式在国际范围内通常受到较多限制而应用较少。
对于这些筹资方式募集资金应当维持的比例,国际上一直存在争议。联合国认为,非营利组织的资金应当有一半以上来自于其会员所缴纳的会费和支持者捐赠,而不是来自于出售的商品或服务。而Lester M.Salamon(2002)认为,非营利组织不能成为一个以私人捐赠为主要资金来源的组织,因为这样带来的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极高,应当适当地寻求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支援。目前在我国,对于非营利组织经营收益的管理较为严格,譬如2011年福建省旅游局就对在QQ团购福州站上销售“港澳游贵宾券”的海峡非营利组织研究院予以喊停,并责令其停止相关非法宣传和经营活动。但同样的行为在日本则会受到鼓励,日本政府鼓励本国非营利组织进行“服务、产品上的创造”,“努力提高营利活动收入在组织总收入中的占比”。对于政府或公共部门的扶持,各国政府均采取支持态度,但力度方面存在差异。我国经济体制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一大部分以国有资产经营的公共事业单位脱离了政府编制而进入市场,一时难以进入完全自我筹划、自我管理的阶段,这些经济实体一时难以脱离政府的直接资金支持或补贴。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研究数据,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仍然有超过50%来源于政府投入或补贴,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在美国,慈善捐赠在非营利组织筹资中占据重要地位,Druker认为,美国的志愿精神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巨大,对政府减轻赤字压力或增加盈余的效果“令人惊讶”。
二、非营利组织筹资现状
(一)筹资机制存在先天不足
政府的运作模式是将来自于纳税人的财政收入用于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纳税人需要公共物品所以会主动且愿意为此纳税,而且税收具有强制性。企业的运作模式是企业从投资人处取得资金,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加工再造获取利润,将一部分利润分配给投资者。投资者根据资金回报率决策是否进行投资。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模式是:非营利组织将资金提供者(政府、消费者、捐赠人)的资源进行再分配,而受益者往往与资金提供者并不是同一群体,且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任何交易。正是由于“出资人”与“受益人”的错位,导致“出资人”出资意愿完全取决于本身的财务状况、志愿精神、非营利组织的劝募能力,而非“出资人”的主要诉求―经济利益。同时当下人均收入水平依然不高、全民公益氛围尚未形成,非营利组织也缺少直接的激励方式,使得筹资机制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克服。在筹资机制不足这个问题没有明显缓解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长期筹资能力的建设非常困难。
(二)对政府直接投入依赖性较高
目前非营利组织从政府或公共部门扶持所获取的资金仍占总资金来源的51.31%,其中包括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和补贴45.33%,政府提供的项目经费5.98%。较高的筹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非营利组织从性质而言也是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组织建设、项目管理等重大决策都应由会员进行而不受其他外部力量影响。而现在大多数政府向非营利组织施以援手,必然有其政治上的考虑,政府一般会以资金支持为条件对非营利组织进行一定的干预以使其有效地配合政府。非营利组织对直接投入的依赖增加了政府转移支付的周转次数和中间成本,不仅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难以接受监督,极易发生权力寻租等圈钱交易。
(三)经营收益少
我国非营利组织经营收益占总资金来源的比重不到20%,而同期欧美国家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6%。事实上,随着公民理念的提升,购买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已经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在1995年从法律上确定了经营收益在非营利组织业务活动的合法地位,但在实务当中对于非营利组织出现超额利润的管理也相当严格。由于非营利目标和超额利润的矛盾经常受到公众与媒体的监督,导致非营利组织在营利行为的发展和营利范围的拓展上束手束脚。另外,部分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符合市场要求,设计过程从上而下,消费者无法表达其个性化需要,他就很可能选择不成为其会员,即不接受其服务。再有,资金运营能力不足,闲置资金难以通过投资增值。非营利组织对资金增值的要求较小,主要是因为其对资金的安全性进行考虑,管理者不敢随意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进行运作,导致机会成本较高。最后,非营利组织在资金运营方面的人才也较为稀缺。
(四)劝募手段单一,慈善公信力缺失
普遍认为,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应该是以慈善捐赠为主的,但由于公信力缺失、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心理(自己不捐赠且认为总有别人捐赠援助)和潜在捐赠人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我国难以具备强大的慈善捐赠条件。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劝募手段一般为组织募捐和个人捐款,一般没有稳定的捐赠金额。捐赠往往是伴随着自然灾害、社会热点、项目建设等开始或发展的,这种运动式的捐赠能在短期内聚集到大量的资金与物品,之后的分配权一般都在政府、救灾办、项目办或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手中。如果遇到巨大自然灾害很难将如此大量的物资在短期内很好地在受灾者中消化,建立日常化、稳定化的物资劝募渠道非常重要。
近年来频发的炫富、贪腐事件常常与一些大型慈善组织挂钩,部分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严重不足,这些都导致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日常管理、项目建设产生了强烈质疑,非营利组织公信力落入低谷。2011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中民慈善捐助中心发布了《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1)》,仅有8%的受调查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情况表示满意,76%的被调查公众表示未收到任何慈善组织的信息,对于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财务信息,仅有3%的受调查公众表示获得过。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我国相关的法律规范几乎没有。
三、非营利组织项目筹资对策
(一)在附有限定回报率条件下吸收权益筹资
权益筹资是企业最为常见的筹资方式,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之下,这种方式完全可以借鉴到非营利组织。我国的法律并无规定非营利组织的法人代表必须是出资人,所以非营利组织吸收权益资金是可行的。有人担心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目标会因此从追求公众福利偏向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用剩余回报率和限定经营管理权解决。
将营利组织的权益筹资模式移植到非营利组织中,可以刺激非营利组织向市场发展,积极与政府合作,以建设公共事业获取额外资源(资源回报率一般应高于当地资产回报率),在保证公益性的前提下,将业务收入在留足项目经费、留存收益后再进行利润分配。要限定股东在非营利组织中日常管理、项目建设的决策权限,设定最低投资回报率,维护股东权益。
当年股东收益=当年业务收入-当年项目经费-当年留存收益-其他
最低年投资回报率=(最低年回报额/总投资额)×100%
要限制投资回报率,使其低于同期债务投资报酬率和股权投资报酬率,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以短期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排除,确保出资人以公益为主的初衷,保证非营利组织能以社会利益为行事指南。
(二)择机采取BOT负债筹资方式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是多数用于大型工程建设的一种筹资方式。它适用于非营利组织的模式可以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授予特许权,拥有项目经营权的非营利组织委托一家或几家企业对该项目固定资产进行筹资建设,在建设完成的固定期限内这些企业拥有该项目的经营权,所经营收益归入企业,期满后无偿转让给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采取BOT筹资方式的项目一般都应用于筹资成本高、回收期长的基本设施建设。
BOT筹资方式的成功运行,能让需要得到帮助的群体在短时间内得到公共事业带来的生活质量上的提升,同时营利组织也获取了应得的经济收益。目前在我国这种新的筹资方式已经开始运用,但大多是中国企业参与他国的公共事业建设。我国非营利组织一般不具有同政府讨价还价的话语权,致使目前大量非营利组织的项目仍集中在助学建校、医疗援助方面,而较少涉及到取水工程、暖通工程等大型项目建设。
不可忽视的是,BOT筹资也常常会出现沟通成本过高、一定期限内对项目失去控制、运营难度高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非营利组织付出切实的努力,引进专业人才,提升项目管理水平,争取与政府多沟通、多合作。
(三)促进产品及服务转型,增加经营收益
会员是非营利组织生命力的源泉。非营利组织进行任何业务活动都必须要有足够数量和素质的会员。一般而言,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会要求会员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会费,一来作为项目活动的一种重要资金来源,二来也成为组织日常管理活动的经费。非营利组织在产品和服务上的设计应当以消费者为导向。为了扩大这部分收益,在遵从目标的前提下可借鉴企业的营利模式,设计相应的筹资方案。
非营利组织在为某一项目进行筹资时,往往可以伴随着某些产品和服务。比如统一服饰、优质售后服务和有纪念意义的小礼物。要从产品和服务细节入手打造非营利组织的独有形象,甚至于品牌影响力,以便能为会员企业以及会员个人带来较强的声誉提升或满足感。在前期对消费者加以区分,有侧重地选择潜在会员,使得定制产品和服务更能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为了获取持续不间断的资金来源,需要更为稳定的客户群体,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制定不同的方案,来增加客户的稳定性。
(四)利用媒体增强公信力,刺激慈善捐赠
近年来在我国不断出现的慈善丑闻打击了国内民众对于慈善捐赠的热情,甚至于倒逼政府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以求平息“民愤”,这些负面新闻加上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极大渲染导致我国慈善捐赠并没有达到它应达到的高度。因此应当建立健全慈善组织的管理体系,应一步刺激慈善捐赠,平衡非营利组织收入结构。
媒体宣传是非营利组织吸引慈善捐赠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非营利组织在面对负面新闻时,应当抱以危机处理的谨慎态度,对负面新闻内容当中所指出的当事人或事件予以详细的调查并做出合理的处理,利用微博、微信等当下热门的媒体沟通工具,随时与民众沟通,打消民众可能的疑虑,澄清谣言,给民众留下秩序井然、赏罚分明的内部控制印象。对非营利组织内不涉及国家安全等敏感区域的财务报表、重大捐赠、大额项目建设等信息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社会公众,积极运作媒体关系,保持正面、包容的姿态,提升非营利组织的形象与公信力。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第三篇: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NPO)是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从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环保等等。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这一点通常被视为这类组织的主要特性。然而,某些专家认为将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差异是:非营利组织受到法律或道德约束,不能将盈余分配给拥有者或股东。非营利组织有时亦称为第三部门,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和企业界的私部门(第二部门),形成三种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非营利组织还是必须产生收益,以提供其活动的资金。但是,其收入和支出都是受到限制的。非营利组织因此往往由公、私部门捐赠来获得经费,而且经常是免税的状态。私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有时还可以扣税。慈善团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而非政府组织(NGO)也可能同时是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兴起的原因:
非盈利组织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非盈利组织兴起的主要原因源于第一和第二部门职能和力量的欠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社会问题的多重性、复杂性是市场机制难以招架的,更谈不上合理地解决。同时,市场机制本身造成的贫富差距,增加了新的社会问题。对残疾人、城市贫困人口的救助,对社区中老年人的照顾等,也是单一的市场机制所无能为力的。同时,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单独依靠政府力量已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非盈利组织的兴起,恰恰弥补了第一、二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不足,因此,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编辑本段历史发展
二战后,一方面,人们对两次大战进行了反思,战争给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和巨大浪费;另一方面,民族间的、地区间的、国家间的差别和矛盾继续存在,并可能激化。人们发现,社会中的两大部门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活动与公共需求的平衡需要。于是,社会组织形态开始非营利组织化,逐渐出现了第三部门--非赢利性组织,也就是社会公益部门。如出现了联合国,以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世界银行,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做扶贫性质的援助性贷款工作;成立了世界卫生组织,关注支持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卫生与健康问题;WTO组织也属于这种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大大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这些公益组织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影响越来越大。
社会三大部门在社会中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分工合作,使社会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第一部门,创造先进的生产力与社会财富,是社会基础。第二部门,通过纳税和财政支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护社会公平与秩序。第三部门,通过征集社会志愿和经营处理特别公共事务,救助弱势群体,增进社会和谐与文明。
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三大部门内在也发生了变化。逐渐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进行改造和建设,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确立了平等的市场参与主体、公平透明的市场运行规则和中立的市场裁决主体。在这个市场体制中,各市场参与主体平等参加市场竞争,每一主体都可以自由选择参与和怎样参与,但必须对其选择后果负责,并按照市场规则和制度办事。其结果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丰富了社会供给、提高了商品品质、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市场化的选举竞争和规则的执行使政府腐败逐渐消除,社会服务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非赢利性组织则通过公平的竞争主体和公行的自律互律准则,促进公益市场的透明化,提升公益组织的效率,增进社会的文明与和谐。
非营利组织界定:
非营利组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非营利组织是美国广泛采用的概念,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其定义为:“符合以下特征的实体:①该实体从捐赠者处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捐赠者并不因此而要求得到同等或成比例的资金回报;②该实体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利润;③该实体不存在营利组织中的所有者权益问题”。FASB对非营利组织描述的特征①和③基本上说的是非营利组织的“志愿性”和“公益性”,当然特征①中的捐赠者绝大多数是民间个人和机构,因此FASB描述的非营利组织也具“民间性”特征,特征②说的即是“非营利性”。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正式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过。在研究非营利组织会计时,不少人常常谈到事业单位。从经营目的来说,我国的事业单位应属于非营利组织的范畴,但其具有国有属性,且多是由财政拨款的。因此,不宜将事业单位与非营利组织混为非营利组织一谈。征求意见稿规范的主要是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问题,其指出民间非营利组织应符合以下条件:①不以营利为目的;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非营利组织的所有权,收支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③非营利组织一旦进行清算,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按规定继续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可以看出,此定义借鉴了美国的定义,且更加突出了非营利性和社会公益目的。征求意见稿用列举的方式指出我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就与我国的事业单位区分开来。从法律形式上来考察,这三个单位是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条件要求的: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的,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基金会是指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因此,征求意见稿将它们作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从而做出会计规范是合适的。
非营利组织使命:
非营利组织一般是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从事商品生产、流通、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不存在利润指标在企业财务中,利润指标能为衡量企业绩效提供标准,为企业提供量化分析的方法,使企业的分权管理成为可能,也便于进行不同组织之间比较。然而,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在非营利组织财务中通常缺少利润这一指标,这使得管理的系统性受到损害:管理人员经常难以就各种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达成一致;对于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也难以确定;分权管理的操作难度加大,许多决策不宜下放给中下层管理人员;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也无法进行绩效的对比。非营利组织责权利不是十分明确,对企业而言,内部管理通常可划分为许多责任中心,对每一责任中心都明确其职责,并赋予相应的权力,在对其职责履行进行考核评价的基础上,给予其相应的利益。而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由于不存在利润指标,对各部门的职责履行的情况难于考核评价,因而对于各部门的责权利也就无法十分明确。
非营利组织作用:
(1)社会服务。为社会成员提供中介服务和直接服务。(如出国留学的咨询服务和各种养老院、民办学校)
(2)社会沟通。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充当桥梁。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企业、社会的意见、建议,为政府提供信息;另一方面,协助政府作好宣传、指导、监督等方面的工作。(如各种行业协会)
(3)社会评价。对生产、消费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如各种调查机构)。
(4)社会裁断。调解社会成员之间的纠纷,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
基本的政治作用:
(1)政府合法性的资源供给者,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人们的地位的承诺和对其命令的服从。
(2)政府权力的监督者。非赢利组织为人们的自由结社提供了自我组织的空间,这些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公众的公共意识,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
(3)民主价值观的培育者。有利于培养公众的正确的参政观。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
1、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特征:
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类: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家庭。非营利组织与其他四类社会组织的区别在于,非营利组织的大部分收入不是来自于以市场价格出售的商品和劳务,而是来自其成员缴纳的会费和支持者的捐赠。
非营利组织具有如下财务特征:
(1)顾客不是主要的资金来源。非营利组织不依靠从顾各那里获取的服务收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它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接受民间捐赠和公共部门支持。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提供的服务,其收费是低水平的甚至是免费的,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来收费。
(2)不存在利润指标。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在非营利组织财务中通常缺少利润这一指标,这使得管理的系统性受到损害:管理人员经常难以就各种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达成一致;对于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也难以确定;分权管理的操作难度加大,许多决策不宜下放给中下层管理人员;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也无法进行绩效的对比。
(3)责权利不是十分明确。对非营利组织而言,由于不存在利润指标,对各部门的职责履行的情况难于考核评价,因而对各部门的责权利也就无法十分明确。
(4)所有权形式特殊。非营利组织不能对其资财权益进行转让、出售,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按资财提供者的要求来动作、管理和处置资财。资财的提供者不期望收回或据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因而非营利组织通常不进行损益的计算,也不进行净收入的分配。
2、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主要功能: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在资金管理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降低动作的成本,提高组织动作效率,使有限的动作的成本,提高组织动作效率,使有限的动作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二是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对外树立形象,提高组织公众信度,组织的筹资管理更顺利有效。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功能:
(1)体现组织宗旨。一个组织的收入和支出项目,一目了然地体现着其组织活动是否合科宗旨。在美国,审计部门主要通过对财务收支的审计来判断非营利组织是否具有非营利组织的性质,从而决定其是否可享受免税资格。
(2)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由于非营利组织资金的有限性和目标的高尚性,通过严格的财务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必要。一个好的财务管理系统,不仅能够保障项目所需自己的收支,使组织处于安全运作状态,通过成本分析,预算监督等环节,能够提高项目资金的运作效率。
(3)防止腐败。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如何,反映着该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规范和作风。严格的财务管理将使组织的每一个环节处于透明和公开的状态,配合合理公正的奖惩制度,将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
(4)监督组织的运作。财务管理记录了组织的日常活动情况,通常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情况的监督,可以从一个侧面监督组织的运作。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成员通过定期检查财务状况,对组织运作管理进行监督。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间接地监督其活动的非营利性及合法性。
(5)争取减免税。非营利性组织可以享受各种减免税政策。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一些非营利组织税收的优惠政策。大体上有两类:一是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减税,如土地税、房产税、汽车牌照税、特殊营业税等;二是对非营利组织捐赠者的减税,我国1999年实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税收上享有一定的减免税待遇。通过更好地了解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严格编制组织的财务报告,可以争取更好的减免税待遇,对组织的发展作用重大。
非营利组织介绍:
一、台湾
一般在台湾提到非营利组织,主要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两种类型。因为人的聚集而组成的法人团体,称为“社团法人”,例如,协会(社会服务及慈善团体)、学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因人的聚集而设立,因此最高权力来源为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选出理监事若干名后组成理事会以及监事会,再分别由理事会中选出理事长以及监事会中选出常务监事,作为日常会务的主要管理以及监督等工作。一般的协会会在理监事会下设总干事或秘书长,作为主要的会务行政人员,管理协会的实际会务。
因为财物的聚集而设立组织的团体,称为财团法人,也就是一般的基金会。财团法人因为“财物”而聚集,所以重点在财物的管理(因为不一定是钱,也可以是土地等有价且可以孳息的财货)。因此在成立之初便需订定捐赠办法,设董事会,并且内置董事长、董事与监事若干人,执行这笔财物的管理,因此董事会为日常政策性决定的单位,一般会在下设一执行长,作为日常基金会行政事务的工作者。
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差异:前者依人而设立,所以一切权力来源为会员大会,理事长为间接选举后的最高领导人,连选得连任一次,每次任期最多不可超过4年。后者因为财物而设立,所以一切权力最高来源为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皆可连选连任。前者的重点是众人的意志,后者的重点是要把钱管好。前者有明确的法律管辖,人民团体法为其主要管理法律。后者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只有在民法内有间续性的提到,目前在台湾实行的财团法人设立管理办法,多半都只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已。
二、英国
在英国,非营利组织很少被视为一个单一类型的实体。所有善心组织都必须向慈善机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登记为慈善机构(charity)而不是非营利组织。在美国被归类为非营利组织的其他团体,例如职业团体(tradeunion),分别受到不同法规的规范。
三、非营利组织在中国
中国大陆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尚没有典型的西方意义上非营利组织。一般民众所熟知的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和对外友协等组织实际上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半官方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从雇员到资金来源都有很深的官方背景。近年来,许多和西方非营利组织近似的社会组织数量呈不断增多之势,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些组织在到政府部门注册时,要么选择挂靠某个政府部门,成为同青联、妇联一样的半官方组织,要么注册成为普通的营利性公司。许多国外的跨国非营利组织在发展它们中国业务的同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很多国外非营利组织选择注册为营利性公司,还有一些干脆选择不进行注册。编辑本段中国非赢利组织的现状
中国非赢利性组织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人均拥有量不足。非赢利性组织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和民主的发展程度,是公众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工具。据统计,我国每万人拥有的非赢利性组织的数量为1.45家,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51.79家,法国则高达110.45家),而且低于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发展中国家,非赢利性组织数量的不同,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买卖双方,还需要大量中介组织对市场交易过程进行监督和协调,还制约了社会集体福利水平的提供,非赢利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会提供集体的福利。例如,社区服务、养老等。由于这些集体物品的消费规模较小,如果政府直接提供,那么组织成本将非常高,因此,政府一般不会直接介入这类集体物品的供给,而是通过非赢利性组织来提供一定的集体物品。
(2)经费不足。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非赢利组织,都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根据2000年对非赢利组织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41.4%的非赢利性组织将它面临的主要是经费不足。
(3)能力不足。非赢利性组织的能力主要是指非赢性组织动员多种社会资源,如社会资源等来实现自己的宗旨,其不足主要表现在非赢利性组织总支出规模太小。从微观角度来看,能力不足主要体现为非赢利必组织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的个人能力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缺乏迎接新挑战的观念和知识。
(4)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公众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功能结构不合理和服务对象结构不合理。
功能结构不合理:非赢利组织一般分为政治型的(各种人民团体)、业务管理型的(各种行业协会)、利益代表型(代表某群体利益如企业家协会)、公益服务型(弱势群体保护协会)、文体联谊型(围棋协会)和学术交流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据调查表明,当前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学术交流团体,占总数的48%,其次是业务团体,占28%,利益代表和公益型的分别占约6%,非赢利组织的功能结构同社会总体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发达的民主国家,公益服务团体所占比例较大,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公益性组织的比例也非常低。服务对象结构不合理:非赢利组织的服务对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优势群体,这部分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中上阶层;中间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中下阶层;弱势群体,处于下层和最低层,当前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非赢利组织数量还较少。
(5)法制缺陷
非营利组织分类:
1.动员资源型。非营利组织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必须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随着这种社会功能日益发展和成熟,动员资源在少数非营利组织身上会逐渐专业化,出现一些以动员资源为核心功能的非营利组织,包括一些专业筹款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一些专业开展资助活动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一些专业招募、培训和派遣志愿者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可能数量很少,但专业化程度很高,有相当高的社会公信度和影响力,对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形成强有力的资源支持平台,因而在公益认定和评估,以及社会监督和监管方面都应有很高的要求和相应的约束。
2.公益服务型。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益服务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公益慈善、救灾救济、扶贫济困、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科技推广、农村和城市的社会发展及社区建设等许多领域,都是非营利组织开展公益服务较为集中的领域。随着这种社会功能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公益服务在一些非营利组织身上会逐渐专业化,出现一些以公益服务为核心功能的非营利组织,包括一些主要开展公益项目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开展各种社区服务的基层组织等。这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数量巨大,分布广泛,但是单体规模可能不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对受益者的各种需求,致力于为公众提供各种形式的公益服务并谋求社会公益;它们与各级政府和相关各个领域的政府公共服务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
3.社会协调型。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形式的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公民表达意愿、维护权益、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实现价值的最为广泛和直接的形式,这是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近年来在数量上急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这种社会功能的发展,推动社会协调、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部分非营利组织的主要功能。从机制上看,大体上有以社区为基础的横向协调型和以社群为基础的纵向协调型两种不同类型,前者如各种社区群团组织,后者则包括各种形式的商会、行业协会、工会、联谊会、同学会、消费者协会等。这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一般采取会员制的社团形式,注重社会资本,在会员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共益空间并为会员提供服务,同时强调对所在社区或社群的代表性,积极参与社会公共非营利组织事务。它们数量很大,种类繁杂,其共同特点是具有较强的自我稳定性。
4.政策倡导型。非营利组织不仅积极参与各级相关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以各种努力倡导和影响政策结果的公益性与普惠性,而且往往作为特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表达其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随着这种社会功能的发展,政策倡导成为一些非营利组织的主要功能,其中一部分成为专门从事相关政策研究并积极影响政策过程的思想库,另一部分成为积极参与社会博弈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或者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的发展成为对社会政治过程有影响的压力集团。这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明确的政策主张,较多关注社会公正,并通过积极的倡导活动影响政策过程。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
1、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特征
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类: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家庭。非营利组织与其他四类社会组织的区别在于,非营利组织的大部分收入不是来自于以市场价格出售的商品和劳务,而是来自其成员缴纳的会费和支持者的捐赠。
非营利组织具有如下财务特征:
(1)顾客不是主要的资金来源。非营利组织不依靠从顾各那里获取的服务收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它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接受民间捐赠和公共部门支持。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提供的服务,其收费是低水平的甚至是免费的,而不是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来收费。
(2)不存在利润指标。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在非营利组织财务中通常缺少利润这一指标,这使得管理的系统性受到损害:管理人员经常难以就各种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达成一致;对于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也难以确定;分权管理的操作难度加大,许多决策不宜下放给中下层管理人员;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也无法进行绩效的对比。
(3)责权利不是十分明确。对非营利组织而言,由于不存在利润指标,对各部门的职责履行的情况难于考核评价,因而对各部门的责权利也就无法十分明确。
(4)所有权形式特殊。非营利组织不能对其资财权益进行转让、出售,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按资财提供者的要求来动作、管理和处置资财。资财的提供者不期望收回或据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因而非营利组织通常不进行损益的计算,也不进行净收入的分配。
2、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主要功能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在资金管理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降低动作的成本,提高组织动作效率,使有限的动作的成本,提高组织动作效率,使有限的动作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二是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对外树立形象,提高组织公众信度,组织的筹资管理更顺利有效。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功能:
(1)体现组织宗旨。一个组织的收入和支出项目,一目了然地体现着其组织活动是否合科宗旨。在美国,审计部门主要通过对财务收支的审计来判断非营利组织是否具有非营利组织的性质,从而决定其是否可享受免税资格。
(2)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由于非营利组织资金的有限性和目标的高尚性,通过严格的财务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必要。一个好的财务管理系统,不仅能够保障项目所需自己的收支,使组织处于安全运作状态,通过成本分析,预算监督等环节,能够提高项目资金的运作效率。
(3)防止腐败。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如何,反映着该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规范和作风。严格的财务管理将使组织的每一个环节处于透明和公开的状态,配合合理公正的奖惩制度,将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
(4)监督组织的运作。财务管理记录了组织的日常活动情况,通常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情况的监督,可以从一个侧面监督组织的运作。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成员通过定期检查财务状况,对组织运作管理进行监督。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间接地监督其活动的非营利性及合法性。
(5)争取减免税。非营利性组织可以享受各种减免税政策。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一些非营利组织税收的优惠政策。大体上有两类:一是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减税,如土地税、房产税、汽车牌照税、特殊营业税等;二是对非营利组织捐赠者的减税,我国1999年实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税收上享有一定的减免税待遇。通过更好地了解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严格编制组织的财务报告,可以争取更好的减免税待遇,对组织的发展作用重大。
(6)预防危机。非营利组织可能面临各种困难和危机,财务上的危机可能直接导致非营利组织业务的开展,危及组织生存发展。通过健全的财务管理、财务预算和财务分析规划,可以确保组织发展的资金基础,预防和化解财政危机,谋求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7)提高公信度。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是对组织的捐赠者一个正规的书面交代,对非营利组织有特殊的意义。只有实行健全透明高效的财务管理,才能提高自身的社会公信度,增加捐赠人对组织的认同,从而获得更多的捐赠。
解决非营利组织困境的措施:
(1)建立政府与非赢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2)创造良好的环境,培育非赢利组织发展。
(3)政府制定扶持非赢利组织发展的相关法律、政策。(如改登记制为备案制,取消挂靠制,保持独立性,加强监督和引导非赢利组织的结构转型,加快公益类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非赢利组织的发展)。
(4)非赢利组织加强和提高自身素质(人员素质、知识水平、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非营利组织的局限性:
(1)非志愿性。许多国家的非赢利组织的经费开支直接来源于政府,各种非赢利组织日益专业,许多工作人员不再是志愿者而是职业受薪者,成为类似的职业官僚,志愿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培训。
(2)非独立性。由于志愿组织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或企业捐赠时,非赢利组织就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受资助者价值观和行为的引导。
(3)政府职能的虚假转移。不能有效地履行对政府的监督职能,成为准政府组织。
(4)腐败问题。由于一些大型非赢利组织决策的非公开性和非民主性,使得非赢利性组织也受到腐败和责任感缺失等问题的困扰。
非营利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区别与联系:
从概念的内涵看,非政府组织是在政治领域中定义的,它主要包括各种利益群体的组织,例如工会、妇女组织、行业协会、职业团体等。从字面意义上看,企业当然也属于非政府组织,但由于它不在政治领域中,因此从概念的内涵看,不能将它包括进来。
非营利组织则是在经济和社会服务领域定义的,它主要教育、卫生、科学、社会福利及其它福利组织。由于这些组织所的服务的受益人一般为个人,可以进行收费,有的服务还可以完全市场化,例如医疗服务中的某些项目是如此,因此这组织是介于经济与社会服务之间,有时甚至可以互换,从“产品”性质上不能完全将它与企业区别开来。而从组织目标上则可以看出二者明显的差别。企业的目标是赢利,而社会服务组织是不赢利的。
非营利组织可以收费,但其水平应低于市场价格。机构也可以有利润,但不能用于分配,而必须用于符合组织目标的服务项目。
同样,从字面上看,政府也是非营利组织,但它是政治领域范围,因此在使用非营利组织概念是,还没有人将政府包括进来。
为了强调政府、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区别,出现了第三部门概念,它包括政府与企业之外所有类型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及非营利组织都属于第三部门,这是它们的共性,但由于它们之间存在上述的区别,从评估的目的看,还是应当注意这种差别。
第四篇:非营利组织
关于中西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比较研究
摘要:志愿者是非营利组织区别于政府组织及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志愿者的加入,可以有效的降低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成本,减轻资金压力,使得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产生巨大的效力和活力。随着环境的发展和竞争的日益加剧,如何建立一支具有高度责任感和灵活性、专业基础的志愿者队伍,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是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志愿者约占总人口的7%,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一般都在40%以上,我国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工作刚起步,在这一方面与西方有一段距离。本文通过对中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双方在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问题,然后取长补短,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和办法加以解决,特别是对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中西方
非营利组织
志愿者管理
问题与解决
一、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
谈到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那么就有两个概念需要解释清楚,这两个概念分别是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谈到非营利组织的英文原文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缩写为NPO。这里,将它定义为: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和或互益性等特点,它的活动范围遍及当今社会的各行各业,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志愿者,又被称为义工,一般是指那些具有志愿精神,能够不计报酬,主动帮助他人,承担社会责任的人。
志愿者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社会资源,志愿者管理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人力资源管理体现的是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政府在人的管理上的共性的话,志愿者管理则鲜明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个性,它是非营利组织所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
非营利组织的运作与一般政府和企业不同。政府和企业有大量的员工,所以需要特定的人员和制度来处理人事问题,但是非营利组织只有少数员工,其他的人员只有负责制定政策的理事和没有薪金的志愿者,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不能完全照搬一般的企业或政府的人事管理。志愿者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独特的社会资源。志愿者管理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Stenzel & Feeney 于 1968 年指出志愿者五种不同的基本理念:志愿者并不是一个职业工作者,志愿服务 是无酬劳的,可以自由决定对组织提供多少的服务时间;志愿者所提供的服务是不支薪的,仅可以申请交 通费、餐费或参加研讨费与训练的费用;志愿者与机构内的专职人员,具有不同的责任;志愿者对于志愿 服务有不同的使命与背景,不像专职人员需要有专业的背景与学习经历;志愿者对于组织的认同程度不同,此差异呈现出志愿者的人力运用,是一特殊现象,并将走向“专业化的管理”。志愿者管理鲜明地体现了 非营利组织的个性,它是非营利组织所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在非营利组织中,志愿者是组织最大的动力 来源。没有志愿者的投入,许多非营利组织恐怕将举步维艰;但也有的组织招募了许多志愿者,却对组织 毫无帮助,反而造成了新的问题。因此有效地进行志愿者管理是极为重要的。
二、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
1、人员选择范围小
在国外,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中,中年人比例较高。35~54岁的人所占比例为55%,24~34岁的为50.8%,18~24岁的年轻人为38.4%,75岁的老年人参与比例为33.7%。然而近几年,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加快。繁重的工作使得人们闲暇时间减少,工作的负担也让更多人选择和家人在一起。这使得正处于事业发展期的广大中年人在志愿服务和休息之间左右为难。这也导致了目前志愿者可选择的范围相对有限。
2、人员流动性大
志愿者工作的特殊性可能导致大量人才的流失。由于志愿者多数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为社会提供这种志愿性服务的。工作的性质以兼职为主。当本职工作变化或工作的时间、地点发生变化时就有可能退出该组织。同时志愿组织的主力军——大量的退休人员和学生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年长的志愿者很有可能由于身体的原因无法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而学生群体也面临升学和就业的压力。以上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志愿组织人员不稳定、流动性大的特点。
3、人员培训的缺乏 志愿组织对人员培训方面的重视还远不及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既能给企业为了带来更多的利润,也符合员工的需要,成为一种员工的福利。而在有些志愿组织中,工作的专业性相对较弱,对人员的培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样既不利于志愿者知识的积累和更新,也不利于志愿者对工作产生热情,工作的积极性弱化。
4、难以留住志愿者,造成人才流失
使用过志愿者的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留住现有志愿者的问题。在1992年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发现,40%的非志愿者曾经当过志愿者,但他们最终退出了志愿者行列。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志愿者管理人员不清楚怎样留住他们。研究发现,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如下方面:
1)志愿活动的项目设计和志愿者们所期待的活动相左。2)缺乏对志愿者必要的回报,3)缺乏适当的培训与管理。
4)相对于全职工来说,志愿者感觉到差别对待。5)对工作时间的要求不合适 6)缺乏个人成就感。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
中国非营利组织与志愿者血肉相联。他们大多是依靠朴素的热情和情感从事公益事业,管理志愿者。近年来,随着志愿服务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志愿者人数与日俱增,志愿者管理却缺乏相应的发展。事实上,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的态度相当复杂:一方面,志愿者的参与,大大降低了非营利组织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多元化,如果缺乏使命认同与训练,志愿者往往成为领导或管理上的阻力,而不是助力,甚至可能影响非营利组织的公益形象。因此,与志愿者管理相关的主题就成为非营利组织关注的焦点之一。志愿活动在中国面临着宏观与微观的巨大挑战。
1、缺乏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就如何开展和完善志愿者工作建立一套完善的法规,尽管它已经在具有法规效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倡导志愿者活动。中国政府已经就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颁布了法规,志愿者活动是通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类载体进行活动的。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对于志愿者工作的政策、法规、规定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法规、部门政策、团体章程和国家领导人和部门领导人的支持。这也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法制化国家过渡时期的特色之一。
中国政府也没有对志愿者的活动和志愿者的管理提出一个系统的综合性的政策,尤其是在志愿者的培训、管理和招募方面,更是没有详细的规定。只是在各具体部门的文件和法规中分别根据各自的工作需要,对于开展志愿者活动作了一些要求。
2、志愿者认知和公众参与意识不足
我国志愿服务资源不足、志愿者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
● 公众习惯于依赖政府,尚无积极“参与自己的生活”的意愿。公众对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认知非常有限;
● 一些政府部门对发掘志愿者资源重视不够,还没有认识到动员志愿者资源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传统理念下,还缺乏培育和发展志愿者组织的完善法律、法规。由于民间志愿者组织不发达,公众缺乏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和多样化参与的选择;
● 在政策层面还缺乏积极的制度激励鼓励公众参与志愿活动。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志愿精神与志愿文化;最后,一些政府部门在推动志愿服务时仍然习惯于借助行政力量,这也制约了民间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影响了社会参与志愿服务的活力。
3、靠个人信念、魅力和热情来吸引和管理志愿者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很多都是由一些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的,成立之初基本不受过去体制内单位框架的制约,也没有固定系统的管理制度,更多的是凭着志愿者的信念、热情来工作。其基本管理理念是以组织作为一个大家庭,发起人像是家长,大家都因为认同组织的一些理想与目标而投身进来。或者因为发起人的个人魅力赢得了志愿者的拥护,使组织周围聚集着一些志愿者,而这个大家庭自然也要照顾和保护每一个成员。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织凝聚力表现之一。
4、缺少志愿者管理理论与机制
中国非营利组织志愿活动的专业管理人员和专职工作者极度缺乏。从事志愿活动的管理人员大多是兼职人士,又缺乏与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日常的管理工作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和限制;而缺乏专业人员又使志愿者的总体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兼职的志愿者流动频繁,志愿者和机构之间相互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这些因素都大大制约了志愿活动事业的发展,甚至给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志愿者组织的工作进展随着社会的大环境变化而变化,所以工作计划不完善,导致志愿者工作计划不细致,从而成果见效慢,志愿者工作热情很难持久,流失率高。志愿者管理中的很多环节,比如招募、使用、培训、管理、评估和激励等,都亟待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
综上所述,在中国,民间志愿者组织尚未能得到政府有力的政策、经济、技术和资金支持,开展活动的经费主要依靠自身努力筹集,使得志愿活动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四、改善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可行性建议
1.加大向社会宣传公益事业的力度
为了号召和动员公民发扬中华民族助人的优良传统,唤起全民的公益意识,非营利组织应该积极与新闻机构、传播媒体合作,充分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大力宣传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需求,为组织的健康发展营造优良的外部环境。2.建立、完善与志愿者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立法的法律依据来看,宪法第42条规定
“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从而为志愿服务立法提供了直接依据,从立法实践来看,我国已经尝试规范志愿者组织,比如《红十字会法》中有一项原则就是自愿服务的原则,这也是对整个志愿服务组织的规定。而且,我国许多专项法律中倡导对特殊群体实行志愿服务,如《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但根据目前我国志愿者队伍发展蓬勃之势来看,出台一部《志愿服务法》来明确志愿服务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志愿者、被服务单位和个人及志愿组织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迫在眉睫。目前,共青团中央正在为推进全国青年志愿服务立法进行不懈努力。由于立法程序极为严格,涉及的问题较多,这样一部层次较高的法律的出台之路肯定是漫长而艰辛,但通过相关法律来规范志愿者管理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此外,为了保证志愿者管理的法制化、科学化,还要完善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各类非营利组织及其相关公益事业的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3、政府应加大对志愿服务的扶持力度
2005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
“建立社会志愿服务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2008年由中央文明委牵头,团中央、民政部配合,共同建立了志愿服务的新机制,并逐渐取得了成效。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决策层对志愿服务越来越重视,已把志愿服务当作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根据莱斯特 ·萨拉蒙教授的研究结果,1995年全球2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平均40%来自于政府。我国也不例外,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非营利组织、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发展的主要经费还是来源于政府,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购买公共服务这一重要的政策工具,健全完善购买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对其进行引导,加快其专业化步伐。政府还要运用税收法律体系作为政策工具,使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获得和免税程序简单易行。此外,政府要为志愿服务大开方便之门、与志愿者开展合作,对志愿活动进行引导。4.健全、完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机制
作为志愿者生存的母体,完善志愿者管理,首先就要完善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其中包括,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自身治理,健全组织结构,规范组织行为,完善决策机制;建立制度化的评估机制,加强评估结果对于政府资金扶持和奖惩的影响力,引导非营利组织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建立科学、规范的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高效率利用资金,使有
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发挥;强制实行信息公开,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建立包括政府、舆论媒体和公民以及非营利组织之间及内部多元立体的监督体系,杜绝非营利组织出现欺诈、腐败等严重影响其威信的现象。
5.开展培训工作,提高志愿者的专业素质
非营利组织要为志愿者营造一种持续教育、终生学习的环境氛围,为志愿者提供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使他们能不断提高和完善个人素质,进而满足社会公众变化更新的各种需要。例如,对参与灾害救援的志愿者进行富有针对性的岗前培训和岗前储备机制,根据灾区需求有针对性地派遣志愿者,划分好进入灾区的工作性质类型,明确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志愿者队伍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这样才能发挥志愿者雪中送炭的作用。
6、志愿者的激励,满足志愿者的内在精神需求
激励主要是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由于非营利组织的特殊性,在传统的非营利组织的激励主要运用精 神激励。它是“结合行为科学以及交换原理,利用非经济的激励方法影响人的行为”在非营利组织物质 的激励不应该是激励的主导部分,而只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因为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具有较高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非营利组织激励志愿者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具体的激励措施有:
1)建立一种信任的气氛,鼓励志愿者发表意见。
2)注意听取建议。主管注意听取属下意见,接受志愿者的建议
3)鼓励志愿者参与建立士气的过程。
4)志愿者的上下、平行及交叉的沟通。
5)维持公平和支持的气氛。
五、结束语
代表着成熟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是现代公民精神的精髓,它所培养的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爱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近二十年左右,中国的志愿者队伍和志愿服务已有了巨大发展,相信通过完善志愿者管理体系,志愿者队伍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通过良好的志愿服务,贡献社会。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最终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志愿者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独特的社会资源,志愿者管理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鲜明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个性,是非营利组织所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通过对中外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的问题比较研究,可以明确志愿者管理对于非营利组织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我们应该从完善志愿者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社会舆论宣传认可和加强志愿者的培训、评估、激励管理等方面,完善和促进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的管理绩效提高,以实现非营利组织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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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非营利组织
非盈利组织基本属性非盈利、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或互盖性
非营利组织或非牟利机构(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是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从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环保等等。
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这一点通常被视为这类组织的主要特性。然而,某些专家认为将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差异是:非营利组织受到法律或道德约束,不能将盈余分配给拥有者或股东。因此,今日社会中,非营利组织还是必须产生收益,以提供其活动的资金。但是,其收入和支出都是受到限制的。非营利组织因此往往由公、私部门捐赠来获得经费,而且经常是免税的状态。私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有时还可以扣税。慈善团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而非政府组织(NGO)也可能同时是非营利组织。非赢利组织的局限性
(1)非志愿性。许多国家的非赢利组织的经费开支直接来源于政府,各种非赢利组织日益专业,许多工作人员不再是志愿者而是职业受薪者,成为类似的职业官僚,志愿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培训。
(2)非独立性。由于志愿组织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或企业捐赠时,非赢利组织就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受资助者价值观和行为的引导。
(3)政府职能的虚假转移。不能有效地履行对政府的监督职能,成为准政府组织。
(4)腐败问题。由于一些大型非赢利组织决策的非公开性和非民主性,使得非赢利性组织也受到腐败和责任感缺失等问题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