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文本（样例5）

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文本

机制11 贺怀君 120113403031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当从老师那里听到《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名时，心里感到万分惊奇，因为之前还未听过此书，直到回到寝室下载了一份，略读了一番，才知道了其魅力之大，它已经成为了有成、有忧之人的公共读物。

在1856年出版的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的研究，为此他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他虽然出身于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但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这样说道：“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 本书一共三编，第一编主要讲述的是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是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为了追求自由；第二编主要讲述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平等、没有公平，一些旧的制度都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第三编主要讲述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及其后果、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该书序言中提道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主要论点归结为以下几点：

1.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它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大革命是为了废除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更新风尚与习惯。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

4.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在作者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

托克维尔还在书中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

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从托克维尔的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法国人们在大革命时期，期望平等却不要自由。而在当今社会中，平等是很难达到的，工作中人人都怕地位下降，并且都拼命向上爬。生活中，人们都怕生活地位降低，因此都拼命地赚钱，而在当时专制制度正好支持这种感情，所以助长了它的气焰。篇二：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拜读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最近正在读一本叫《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1.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近代史最著名的辛亥革命来说，在士大夫阶级倒台之后，资本的洪流必不可免的席卷了中国，而中国也必不可免的搭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班车。孙文选择了资本主义，一群留美留日学生选择了资本主义，但是这不仅仅是当权者的个人选择，而且是鉴于当时的必要选择，在全球资本的洪流下，我们无法逃脱，这是必然的。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2.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民国时代，时代了主角不是士大夫就是官僚。他们主宰者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他们决定这国家的走向。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还是辛亥革命时期，都是由这些人主导，他们是这个时代舞台上的主角，而没有文化没有权力没有金钱的农民一直处于被选择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家的构建者，一直被压在政权机器之下。他们只能被各个阶级指使，被各个阶级利用，成为各个阶级手中的武器，却没有选择的权力。这是封建时期和军阀混战时期农民的悲哀。

对于农民来说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3.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厚重的家产，但他们却对革命产生了不可缺少的帮助，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5.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好：“人们

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6.最后我们谈一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

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承认，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

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篇三：旧制度母体中的启蒙——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母体中的启蒙

——兼作心态史的分析

一．旧制度下人们的心态分析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这是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问题。我们不妨顺着他的思路继续前行。马克思看到，法国在政治上具有典型性①。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农奴制早在13世纪就已经被废除了，而在俄国，直到1861年，亚历山大一世才下定决心废除农奴制。相对来说，法国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无论怎么样衡量，在全欧洲都不会是最深重的。中、东欧随便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民、农奴，其遭遇更值得我们同情，无论是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还是在巴伐利亚，抑或在沙俄。山雨欲来前夕所积累的怨诽并不完全是出于对经济权利预期的失望②，具体的分析详见后文，此处暂不赘述。而从影响的区域来看，大革命主要是发生在巴黎及其附近地区，并未深入广阔的农村尤其是南部的边远省份。至少，说农民是革命的主力或者说是群众基础，都是值得商榷和再思考的。革命主要是市民发动的，这样的说法或许更能让人信服。大革命其波澜之壮阔，自然是有法国农民的推波助澜，但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数”，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就是“非历史的主体③”。

既然这样，那么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在他惜墨如金的名著里以一种泼墨式的手法去再现农民当时的状况和心态？而法国农民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革命的进程以及它的成果？那些“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到底与“散文化（prosaic）”的农民有多大的关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对学生来说，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在下面的几段文字中，学生试图通过对当时各阶层心态的揣摩以期接近问题的答案。法国农民的不满，我想，主要是来自于一种隐性的“走投无路”的担忧，毋宁说是一种“合理预期的失落”。在一个典型的大陆民族封建国家里，农业是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物质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生产。商业贸易的客体仅仅限于贵族阶层享用的奢侈品——香料、来自东方的珍奇等等。传统、生计使农民乃至整个社会安土重迁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的祖辈、父辈、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不得不重复和继承着这一产业。

哈贝马斯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能够有效地推进现代社会地创造，这种交往要具有渗透性。陆地上的人口流动在统一的王权之下部分得到了实现，但这并不是社会活力充沛的象征④，这种流动不具备现代性，充其量只是空间分布上的集中与分散，在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迫于生计的盲动，甚至不能说是为了货币、资本，而只是为了物质的利益，为了生计，财产仅仅代表一种收益权，不能指望这样的流动真正对历史施加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力或者说改变未来的方向，旧制度（l’ancien régime）在流动中被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这使得法国①

② 从罗马帝国治下高卢典型的奴隶制到后来中世纪典型的分封采邑制，法国一直是政治制度的“标本”。这一论断或许对于资产阶级更为适用，必须承认，从十八世纪，经济力量开始发挥其前所未有的作用，英国法国的革命其导火索都是国家的财政危机。

的政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稳定地积累了一种典型性，犹如一个密封的罐头，而一旦透出一点新鲜空气，整个罐头内的东西就会由里到外全部烂掉。是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坚硬的金属外壳。在诸多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之甚，骑士虽然是社会上的活跃阶层，但奇怪的是，他们更多地是扮演中世纪城堡守夜人的角色。他们的不满，是其天然具有的这种观念之预期与真正结果之抵牾造成的，渐渐地他们无法承受自己的预期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中国的孟子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其实不尽然，如果所谓的“恒产”不是农民家庭自己生存发展下去的凭借，而成为一种累赘、负担、缴税的凭据、为政府所盘剥的根据①时，农民就起而对土地抱有一种憎恶感，就像英国“卢德派运动”中工人对机器的态度一样，而不会因此有“恒心”了，尽管这一阶段是短暂的；进而，他们一旦获得本阶级的觉悟，就必然经由土地而转向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乃至对整个现存的封建制产生一种群体的不满和憎恶，汇聚成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这是大革命潜在的波澜。

但大革命的风景线显然不在这散文化的平实之中。举凡历史上的社会动荡时期，若为逼上梁山，走投无路所致，这样所带来的庶几只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倒退和逆转，纯然是一种破坏，他们除了破坏性之外很难提出另外的长期的基于建设性之诉求②。倘若还有那样一个群体或曰阶层，他们拥有“恒产”，他们是旧制度的受益者，但又从旧制度的营垒中反叛出来，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这样的革命往往具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准备，并获得相当冷静的理性，摆脱了短时的功利性的束缚，因为他们经历过踌躇、比较、思考，同时又经受着旧制度下传统道德的考验和煎熬，最后才作出决定的，这之后便义无反顾。这样的革命才是颠覆性的，才能真正地进入历史，而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时间上的，事件上的重复和情绪上的积累起来的厌倦的一次宣泄。事实上，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背后是整个漫长的十七、十八世纪深入人心的启蒙运动支持着。

对财产权的重视这种观念在启蒙运动以前就已然是很普遍的了，大革命只是以法定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据当时一位出色的观察者描述，“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售出，原因是所有的居民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阶级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给个人或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摆脱了领主的桎梏。但在经营土地时却承受着更重的负担，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他们被解开了一道枷锁，但代价是又换上了一道更重的枷锁。之所以觉得无法忍受，正是由于存在某种本应减轻负担的情况。小块土地所有者与大地产主之间的差别实际是两个时代的鸿沟巨壑，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下这种差别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自耕农的自给自足是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而无地的农业工人则是从属于现代农场的规模经营的。

在法国，由于绝对王权（absolutist monarchy）在15世纪中期即已确立，长期以来，贵族已不再参与国家的治理，而由庞大的官僚机构代为统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凡尔赛宫的优容生活中乐不思蜀，成为不在地主。“虽然某些贵族个人通常担任国家的要职，指挥武装部队或出任大使，但是就整个贵族来说，政治上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③”在其领地内，作为领主也渐渐失去了实际的行政控制力。贵族的身份主要体现在昔日祖先的荣誉的珍视、地位和享有部分的特权（免税权等等）。从这一点上说，法国已向近代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① 18世纪末法国的文献告诉我们，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并不是来自他的领主，而是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如，他们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向国家交平民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什一税、人口税以及盐税等等。由于这些税目必须以货币的形式上缴，这样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又受到商人的盘剥。

② 在此无意贬低农民起义的历史性作用，然学生认为精神可嘉，能够进入历史的则实在有限。诸如中国唐代的黄巢大起义，以及近世的太平天国运动，客观上都是对正常历史进程的一次剧烈的扰动甚至打断，使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陷入无序状态。

③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69页，j.o.林赛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而古老封建社会的特征是拥有土地和统治居民合为一体。“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是一种贵族心态。“特权使得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保持着独立精神”。这句话用来形容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同样不为过。导向自由的独立精神作为贵族交往方式的重要遗产之一，在其后产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抽象的对立面”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也并非仅仅是单线递进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界定在语汇上存在一个隐性的缺陷，即缺省地认为两者是一种历时性的过渡，这使得人们忽略了两者的共时性。

大革命的见证人贡斯当提到过古代人的自由向现代人的自由之转向①。简而言之，是政治自由（公共领域的自由）向个人自由——追求个人的独立和内心的安宁，强调这个世界是外在于他的——的转变。贡斯当进一步认为，是商业改变了这一切，是她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赋予了财产新的性质——流通，正是流通给社会权力（公权力）的行动创造了一种无形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及统治者地专横意志；流通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也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壁垒了，另一个值得庆幸的是，贵族的交往方式这一旧制度为数不多的珍贵遗产由于等级观念的松弛而以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保留。换句话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绘画、音乐、阅读②这些原本专属贵族的生活方式逐渐大众化地流入了民间，教育也得到了普及；同样，可以想见，权利的内涵也有古代和现代之分。严格地说，古代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多元的，而现代人的诸多权利之间似乎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可通约的，原因也是商业的出现，使得交换变成一种可以精确核算和成本量化的理性意识。在那些等级不是很森严的社会，贵族身份和金钱之间的等价交换得到了国王权力的认可和支持，政治、宗教权利都可整合为经济权利，资本成为图腾，商品拜物教产生了，财产权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如同坐标系一样界定和标识着大革命的矢量度——它的方向和力度，从启蒙思想家对财产权起源的论证中也可见一斑。这样一种化约在大革命前后变得尤为剧烈，苛刻的捐税如土地转移和变卖税所带来的收入继续满足着佩剑贵族们的奢侈享受。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在其论述尚未完全展开之时就断言，大革命的①

② 两种自由之不同是基于“时代精神”的更替嬗变，毋宁说是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气质（ethos）不同所致。中世纪末期两个影响后世的重要活动尚未为人所关注，一个是商业，另一个便是阅读活动。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的公众是由阅读的资产阶级构成的，不包括下层人民。可见阅读在当时形成文学公共领域时的关键性，由于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不便赘述，但仍须引起注意。

③ 顺便说一下，托克维尔在1835年即已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上卷。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是在1831年5月到1832年2月之间。但是美国已有了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迄今未作大的改动，立国二百余年只按照严格的程序增加了屈指可数的几条修正案；而此时距离林肯废除蓄奴制度还有三十年时间，来自爱尔兰和中国的铁路工人在西进运动前后遭遇之悲惨史册已不能悉数记载，南方和北方之间制度的差异正酝酿着一场战争的风暴；而此时的英国，携光荣革命之余威，世界工厂如火如荼，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正在各大洲冉冉升起，但托克维尔，这个旧大陆的没落贵族的后代，却依然目光犀利和敏锐地看到了来自新大陆的民主的熹微曙色，他的预测无疑具有深刻的洞见和惊人的应验。

而法国的文官制度其实并不完善，政府的权力范围狭小，刚刚兴起的中央政府的统治管理实际并不合乎法国的传统，它的政策在地方上四处碰壁，这是革命的一个薄弱环节，古老的习俗、旧风尚，乃至种种弊端，均在妨碍着它的行动。制度层面已经出现了危机。尽管路易十四时代改善了政府体系，把政府的权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他却没有把它治理成一个合理与协调的整体（政府的行政效力显然不如普鲁士，国家的权威首先缺乏信仰和崇拜的基础，政治被当作谈资和笑话，日益失去其社会认知的严肃性）。按米拉波①的说法，政府只不过是“由一些相互不和的人群所组成的非法定集合体”。

附注：本节主要参考《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原著，冯棠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译自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tocgueville 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tocguville alexis de 二．“启蒙”的语义学勘定

福柯的《何为启蒙》②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启蒙”一词的原意为照亮③。文中援引康德对启蒙所下的定义，被作者认为是几乎完全消极的，即称之为ausgans，是为出口、出路之意。出口、出路，意味着今天与昨天的差别，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跳跃和过渡。康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彼此的差别。现在相对于过去，到底带来了怎样的跃迁？雅斯贝尔斯试图作出他自己的回答：在弱化（moderate）的意义上，这种差别意味着传统价值的稀释乃至解体，而现代的哲学试图去填补因之产生的价值的断层和真空。所谓的质的变化毋宁说是量获得了一种普遍的存在。以宗教为例，自轴心时代以来，在人类思考和写作的所有时代中，都存在着怀疑；但现在解体④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和小范围的事，正如笛卡儿所倡扬的“普遍的怀疑”，它已变成整个人群的悸动。尽管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准备失去信仰，但这种叛教从未超出人口的狭小部分。

照顾到下面的行文，不妨先完整引用一段康德对“启蒙”的著名定义。出于哲学家特有的谨慎和冷静，这个定义更多的是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⑤”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是指我们的意愿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接受某个他人的权威，以便使我们可以走向使用理性的领域。这里的“我们”，指的使包括普遍民众在内的全体人类，而所谓的“意愿”，其内涵并不在于人类的理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维水平，而意在一种普遍的理性、理智，这种普遍的理性意味着第二次轴心① 米拉波（1749～1791），大革命初期著名政治家、演说家，曾当选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和制宪会议议员，参与起草《人权宣言》，主张君主立宪，被托克维尔认为是“有能力领导革命的人”。

② 载于《福柯集》pp528~543，【法】米歇尔·福柯著，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③ 理性的阳光照彻中世纪的沉沉暗夜，这令我想起柏拉图的“洞穴”假说。

④ 见《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页149，此处的“解体”一词似乎意译为“怀疑”更好。

⑤ 参见《历史批判理性文集》pp22~31，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

时代致力于弥合前此的第一次轴心突破时代带来的个别贤哲的最高思想与大多数人之间的鸿沟①，我想这或许也是“启蒙”的另一层较少被人提及的涵义了。对此，康德的解释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指言论自由，传播的自由——引者注），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天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一点福柯也注意到了。他对康德为“启蒙”所下的定义中特别注意到了“人类”一词的使用。福柯在思考，“是否应理解为参与到‘启蒙’过程中的全体人类？若如此，应设想，‘启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它涉及到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的存在，或者是否应当理解为，这是一种变化，它影响着构成人性的东西。”既是人性，则人皆有之。所以启蒙在开始是精英文化，而它最终必然要转化为大众文化，这是它在历史存在着和构成环节的意义所在。

“启蒙”企图让公众对人之本质中的社会性有一个自觉的体悟。在古代人那里，对如何构成社会之认识是尚付阙如的，或者说是存而不论的，或者说是有一种替代性的转换。他们思考的不是个人如何构成社会，而是群体如何构成社会。柏拉图所讲的“正义”是基于国家的，其题中之义就是要社会不同等级各司其职，各尽其道。连“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都被严格地赋予三个阶层：护国者、战士和手工业者。任何一种哪怕是言论上的僭越都会被视为是对神所安排的秩序之亵渎。这种秩序的正义与中国儒家所倡扬的“礼”颇为相似。而在康德那里，则被称为对理性的“私下的运用”，这种对社会的认识依然是不够健全的，必须经过启蒙。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个概念。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他倾向于将集体看作是一个能够思维的主体（能够思维是有机体的最高特征）。社会分工，意味着社会的内部结构起来的各单元不断向异质化发展，呈现日趋复杂的态势，而分化之后各个结点之间的关联不是机械的，线性的，而是有机的，整合的，非线性的。系统的运行中潜在着一种“隐秩序”，这种隐秩序是超越这个社会之上的新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它是客观的，同时又是处处在场而不显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不可言说的。由此生发出两个问题：1.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的“失范”现象，英国学者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无疑作了一个深刻的反思。大屠杀这一非理性的结果实际就是由标榜理性的现代性一手造成的。潜在的“隐秩序”揭示了这种囚徒困境与悖论背后的必然性； 2.是什么划定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绝大分野？

三、英法精英文化的比较研究

雷蒙·阿隆说，“英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那些常常是意识形态性的冲突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美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将那些更与手段，而不是目的有关的争端转化为道德冲突；而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则是，出于一种为全人类而设想的狂妄愿望，总是忽视，并常常是恶化本民族的实际问题”。由此引发一个问题，英法两国到底是谁的文化气质中包含有更多宽容的因素？进一步问，到底什么是宽容？让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前后，英国是世界技术与文化的中心，吸引了大批欧洲大陆的人才和能工巧匠。受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而遭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有相当部分避难于英国，他们渐渐融入当地的文化，在一种宽松和备受鼓励的① 雅斯贝尔斯说，第一次轴心时代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时代。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雅斯贝尔斯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似乎包含了对“启蒙”这一人类进程的期望。他在概括世界现状的特征中特别提到，“群众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他说，“外来文化和宗教信仰世界的发现，通过比较造成了对自己信仰的怀疑，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必然导向信仰的丧失。一知半解和歪曲的启蒙运动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总体的无限的启蒙运动，才能第一次使人们听到起源之谜”。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姓 名：

性 别：学 院：学 号：手 机：电子邮箱：____邓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学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772398594@qq,com____________

撰写时间：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众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法国的普通民众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与法国各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微妙与复杂的，而大革命爆发的土壤正是来自于这些普通民众所遭受的新型压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时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紧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权扩张。普通民众对这一系列的因素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

关键词：普通民众

中央集权制

新型压迫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而且对世界其余地方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这场革命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冲突和分歧，并且笼罩在他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有些史学家把它解读为启示录似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亦有些历史学家视其为魔幻般的写真：纯粹是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都在堕落。他们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颂扬，全盘肯定，要么极端厌恶，全盘否定。而托克维尔面对这样两个极端，冷静而独到的对大革命作了观察。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事实上托克维尔一家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马勒歇布，辩护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同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期间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氛围当中。但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20岁以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而终生不渝。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线索，通过细致的社会观察，笔走于贵族，资产者，农民，王权，文人之间，演示他们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从而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画卷。托克维尔为了认识旧制度并发掘其与大革命的关系，他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虽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细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公共公告，因为托克维尔在1838年曾出任众议院议员，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制宪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这段经历使得托克维尔能够得到一些他人从未或很少见到的的资料，从这些资料里，托克维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而这些旧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阅读研究了这些第一手资料后，面对各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 讨论，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从这断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维尔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旧制度”呢？“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而在许多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维尔正是从这里突破，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释，他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制度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因为这两者无法调和，才致整个社会出现了矛盾的紧张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哪里的压迫愈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台后，法国面临着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励精图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进行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如取消宫廷中领取高额俸禄的一些闲职，压缩国王自己的开支，力求尽快摆脱财政危机，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在革命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前，法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所以，法国农民对所承受的义务就非常敏感。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由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当贵族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再大，也不会引人注意，当贵族进行统治时，他们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对此，人们不以为然，但是，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务，不再进行政治统治时，他们的特权的分量就会显得十分沉重，甚至贵族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人们变无法忍受贵族的一切特权。托克维尔说，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们把全部的积蓄用来购买土地，可以想像，当农民终于有了一小块土地是，他还要为此付税，并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无权无势的地产主，那些地产主还要强迫他们去服劳役：地产主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农民勒索通行税；农民付费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售粮；字食用的粮食必须到地产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烘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一部分旧制度被摧毁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会令人憎恨。

如果说以上这些灾难在法国农民心中积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这种新奇的压迫让他们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纪的法国，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自17世纪初，贵族便开始抛弃农村，到18世纪则成为了普遍现象，同时，资产者为了获得免税权，也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里找一个栖身之地。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而他们本来是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于是乎，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边，“既无人想对他施以暴政，也无人试图开导它，为它服务。”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虽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并渐行渐远，农民虽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被抛弃的痛苦。于是，托克维尔叹道：“14世纪的法国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而现在，农民被禁锢在一道鼓励穷苦的深渊中，完全隔绝，彻底绝望。”

但与这个相比，中央集权的作用则更严重的加剧了各阶级的紧张关系。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中央集权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强大或者具有压迫性，而是其无所不在：中央集权下，政府承担的不是主权者的角色，而是担当‘监护人’，中央集权实行的行政监护，国王收回了贵族的领地的自治权，废除各省的自由，把他们吸引到城市，从而取代地方权力，国家升值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国王领导下的御前会议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规章，发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国王排除的总监及总监任命的总监代理管理，“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植物，有的决议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王权的扩张逐步铲除了过去许多独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团体，中央政府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实施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由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结构，而变成了国家—个人的两重社会结构，这会导致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很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的极端仇恨；其次，出现了大量的个人，随着贵族衰落，第三等级的崛起，人们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趋于平等，却为进一步的集权专制埋下了隐患。

再者，民众对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旧制度下，在为专制政权制定的许多规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贵族,资产阶级，底层教士都能通过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辩论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这些抵御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都是忍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众的集体反抗，而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时候却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又恰好出现了文人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们领导政治的动向，他们主张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样，使得“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了，而不仅仅下层民众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蛊惑和激荡，轻信凭借理性可以彻底对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造。这场改革从1787年开始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突然进行大规模革新，他“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利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该如何行动。”这使得人心变得浮动不安，而“这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的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民众无法忍受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良措施，因为他们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从无助到麻木，虽已承受过比眼前更恶劣的生存境况，但一旦被某种力量召唤起，他们便无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这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推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研究这些民众对当时旧制度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正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第三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四，五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国当今社会推荐此书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⑵冯棠.张丽.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⑶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⑷范峰松.另一种阶级叙事——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08 ⑸周静.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专题笔谈·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

⑹里景阳.张恩博.试论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继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阅读，这次看的是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也是魏老师指定的阅读书籍之一。托克维尔一生经历丰富，历经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五个时期，并且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这使他具备了很强的分析能力。从1851年起即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书出版，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使得本书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托克维尔之前，已经很多人就法国大革命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因此托克维尔没有在叙述和描写具体事实上下功夫，而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探讨大革命的根源，也就是它与旧制度的关系问题，这就使得在兼顾历史事实的同时更具理论深度。

就方法论而言，张芝联教授认为托克维尔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他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如为何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反而加速了革命，为何同样的制度下法国首先爆发革命等，有助于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现象背后的秘密，进而探寻历史发展的真相。虽然不同的人会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托克维尔力求客观分析这一历史的努力是最有成效的。他重视各国间的比较，指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考察，托克维尔认识到法国革命的独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欧洲的影响。他还重视通过辩证法来分析法国革命，一方面他强调民族特征、旧制度传统对革命兴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构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时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托克维尔认为“即使没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这是整个法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中央集权制由此得到巩固。另外，托克维尔还使用了阶级分析法，正如他所说的，“人们会拿但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他将贵族、资产者、农民等视为阶级贯穿了他的整个论述过程，通过分析阶级间的矛盾来探究整个社会的矛盾，进而发现导致社会变革的原因。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他难以摆脱的贵族性，托克维尔尽管有意识的试图客观的对大革命进行分析，但他仍然时时流露出他对贵族政治优越性的判断，认为贵族制是实现地方自治的保障，或许那些认为其是吧保守主义者的人就是从这里得出自己的论断的（与之相对的则是托克维尔也高度重视平等和自由，并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视为法国人一贯具有的特质，从这里或许还可以将其归为自由主义者）。

通观整本书，可以发现托克维尔的最核心观点在于大革命后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并非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集权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革命只是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到来，本书的各个篇章也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在第一编中，托克维尔首先指出法国大革命采取了一种宗教革命的形式，一方面从形式上说，它利用信仰的力量，使人们共同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追求，这里就类似宗教战争那样采取了精神力量的形式；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确实将宗教特别是教会视为其反对的对象之一，因为教会作为特权阶级，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并且阻碍了人们的发展。然而，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种采取了宗教形式的政治社会革命，因为它最终所要改变的是社会和政治，宗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由于旧制度已经生产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革命集中爆发出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并通过一种普遍的价值传播到整个欧洲。

第二编涉及更多的关于旧制度的细节问题，托克维尔通过描述旧制度中产生的新现象论证了他的核心观点，即旧制度已经产生了革命后得到巩固的中央集权制。1789年之前很长的时间里，法国就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资产者日益富裕等等。但是，尽管农民成为小地产主，他们却仍然受到日益沉重的剥削，他们要负担军役税、道路通行费、集市税、市场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等等，还要向领主交纳地租和年贡，并且仍然需要承担徭役和兵役。更遥远的过去领主和农民的矛盾还不是这么激烈，因为前者掌握着统治权时还负担着救济贫民的责任，并且他们拥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但王权集中后，一切都改变了，贵族和教士通过特权免去这些负担，资产者通过避居城市减少这些压榨，而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于是作为最穷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体，却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这必然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贵族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因为他们失去了政治权力，作为补偿他们获得免税等特权，但这只会增加第三等级对他们的嫉妒和愤恨。并且出于尊严和身份的考虑，以及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不屑于和资产者以及平民官吏为伍，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力，还失去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很多贵族日益走下坡路，变得日益贫困。教士的日子也是如此，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并且开始缴纳一些税赋。资产者由于财富日益增加，开始慢慢提高自己的势力，由于国王为增加收入而大肆卖官鬻爵，使得拥有财富的资产者得以通过这个机会进入政治统治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很快变成了行政官吏，而后来真正掌握权力的那些官吏很多都是出自这个阶级，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此还变成了新贵族。

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王权日益加强，中央专制能力不断提高，御前委员会控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而国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宰。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国王向各地派遣总督作为各省的最高管理者，而总督又派遣总督代理管理各个教区。传统的三级会议（这里朗格多克省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在作者的附录中得到清楚的描绘）或者议会等机构难以与之抗衡，而只能徒具其名。事实上，法国各个地区由于传统的原因建立了名称各异、模式多样的行政体制，但这些都在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控制下名存实亡，中央的直接控制成为唯一的行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巴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整个法国的核心，尽管国王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巴黎的扩大，但行政资源的集中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向巴黎的集聚（现在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北京的膨胀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不缓解中央对地方的强控制无法从根本上限制这些大都市的发展）。王权以及中央权力的急剧增强还导致了司法权力的萎缩，尽管经常出现国王委托司法机构立法的现象，但这只能充其量将之视为国王逃避责任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表现则是国王通过调案使得行政案件以及所有与行政有关的案件都从司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手中，这更加强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另外，正是这种单一形式的行政控制导致了法国各地方的趋同，人们变得日益相似，但正是专制权力的加强，人们逐渐丧失了自由，人们变得互不来往，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同一阶级内部都不会相互协作。而正是这种自由的丧失，使得旧制度变得难以维持，因为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旧制度的毁灭需要推手，而文人适时的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像英国文人那样干预政治，又不像德国文人那样沉湎于哲学思考中，法国文人喜欢通过文学的形式探究政治，并高度重视理性和自然法则的作用。他们的学说甚至吸引了无所事事的贵族，他们更引起广大民众的认同。而经济学派更注重实际，他们要求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对自由的追求。这个时候路易十六的改革措施尽管是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却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大的不满，因为他使人更清楚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以及他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在这里提出了后来政治科学研究发现的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随着路易十六所采取的政策日益导致不满，原本已经集聚起来的可以导致巨大社会变革的各种诱因终于集中爆发，于是法国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过托克维尔的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大革命之前许多世纪，法国就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它们为后来的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准备。历史总是相互联系的各个事件汇集而成的，没有哪个事件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能从历史上找到它的蛛丝马迹，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